第一講 詩人評說

誰是唐代最偉大的詩人^[1]

據(jù)說在江湖上有這樣一句話，叫做“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我想第二句話可能大家比較容易理解，就是武林里的人物，他們是一定要爭天下第一的，兩個武林高手碰到一起，一定要爭個你死我活。我們看金庸小說里的那些人物，已經(jīng)成為一代宗師了，東邪西毒、北丐南帝，都那樣的武術(shù)高超了，還要拼命地練，為什么呢？他一定要爭天下第一。東邪跟西毒一輩子都在爭，爭到后來歐陽鋒都發(fā)瘋迷失自我了。假如兩個詩人相遇，他們也許會較量詩藝。一方，假定是李白，另一方選一個比較差的詩人吧，在唐代詩人中，我們找一個比較差的出來，姑且是張打油。李白碰到張打油，兩人來比賽一下詩藝。李白當(dāng)然是才華橫溢，假如叫李白詠雪，他就會說“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多好的詩句！但問題是，兩個詩人比賽，它不像比武那樣馬上能分出高低來，所以這一方盡管是張打油，他也許并不服李白，你李白盡管說“燕山雪花大如席”好了，張打油照樣可以詠雪，長吟“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說不定張打油心里還不服李白。只要看看現(xiàn)在的文學(xué)界，我們就可以知道，往往水平越差的作家、詩人，越是“牛氣”，越是不服別人，連古人都不服的。好多年輕詩人不服陶淵明，不服李白，不服杜甫，誰都不服，因為他認定老子天下第一。所以我想，可能這是學(xué)文的跟學(xué)武的最大的不同之處。原因就是馬克思說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武林中是武器的批判，馬上見高低，一方當(dāng)場把另一方的性命結(jié)果了，你還能不服嗎？而文學(xué)，它是一種觀念形態(tài)的東西，它是用文本比高低，再高明的文本也不至于致對方于死地。詩人即使要爭高低，也不至于有拔刀相向的沖突。

話又說回來，這句“文無第一”，也不是完全準(zhǔn)確的。文人也是要爭高低的。我們看初唐四杰，王楊盧駱，楊炯排在第二，照我想，一個時代的文壇上有“四杰”，而你排在第二，已經(jīng)很不錯了，但是唐人的資料中間明確記載了楊炯對于他排在第二不滿意，他說我是“愧在盧前，恥居王后”。當(dāng)時有人評價說，楊炯這個人說的第一句話是謙虛，第二句話“恥居王后”才是真實的。這簡直是顛倒黑白。

照我看來，在初唐四杰里面，楊炯是應(yīng)該排在第四的，排在第二已經(jīng)抬舉他了。所以說，武林中人會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可能是認為文人爭斗的情況不太嚴重，他們是爭不出第一來的，其實文人也是要爭的。而且，如果競爭的雙方或者幾方中間有一方掌握了特別大的權(quán)力、地位特別高的話，文人爭斗的結(jié)果也會是很嚴重的，同樣會發(fā)生性命危險。我們看隋代著名詩人薛道衡，薛道衡最有名的詩就是《昔昔鹽》，《昔昔鹽》里最有名的句子就是“暗牖懸蛛網(wǎng)，空梁落燕泥”。這兩句詩真是名句，就是放到唐詩中去它都是名句。后來薛道衡被隋煬帝殺掉了，隋煬帝就說：“現(xiàn)在你還能寫‘空梁落燕泥’嗎？”就是把你的性命結(jié)果了，你就不能再壓過我了。大家如果按照編年的順序來讀鮑照的詩文的話，會發(fā)現(xiàn)鮑照的作品越到后來越不行了，有人說他像江淹一樣“江郎才盡”了，真的是“江郎才盡”嗎？不是的！鮑照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當(dāng)時的皇帝宋孝武帝非常喜歡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而且自以為天下人都不如他寫得好，鮑照就生活在那個時候，所以鮑照不敢寫得好，他故意寫些蕪詞累句，這樣可以免禍。當(dāng)然，幸虧這種情況在我們的文學(xué)史上不是很多，更幸虧唐代的帝王中很少有隋煬帝這樣喜歡和臣下比賽寫詩的，所以唐代的詩人一般還沒有這樣的危險。

現(xiàn)在言歸正傳，讓我們看看究竟誰是唐代最偉大的詩人。是誰呢？唐代詩人有沒有比賽過？比賽過！唐代經(jīng)常舉行為全國所矚目的詩歌比賽——當(dāng)然，科舉考試不算在內(nèi)。武則天時代，有一次在長安舉行詩歌比賽，武則天帶著一幫人坐在高臺上面。大臣們寫完詩就交卷上去，過了一陣，凡是落選的、寫得不夠好的，都被臺上扔下來了，紙片像雪片一樣飄落下來。大家都在下面找，這是張三的，那是李四的，找到了就趕快藏起來。為什么呢？你輸?shù)袅嗣?！最后只有兩個人的沒落下來，一個是沈佺期，一個是宋之問。過了一會，又一張紙片飄下來，大家擁上前去一看，是沈佺期的。沈佺期輸?shù)袅耍沃畣柕玫搅俗詈蟮膭倮?。在唐代，類似這樣的詩歌大獎賽是經(jīng)常舉行的，如果你能獲勝的話，是非常榮耀的。但是，這樣的大獎賽評出來的獲勝者會是唐代最偉大的詩人嗎？這個可能性非常小，因為官方舉辦的競賽往往是不夠公平的。在武則天主辦的比賽中是比不出最偉大的詩人來的。

那么，請問，我們怎么判斷誰是唐代最好的詩人？首先要問由誰來判斷。二十世紀中葉，在美國最流行的唐代詩人是寒山子，那時候寒山的詩被印在文化衫上，美國的青年人都穿著這樣的文化衫。按照現(xiàn)在有些人的習(xí)慣，只要外國人說好就是好，那么寒山就是最偉大的唐代詩人。但是我想，判斷誰是中國的某一個時期最偉大的詩人，這個話語權(quán)應(yīng)該在中國人手里，絕對不可能在外國人手里。不要說美國人——他們從十八世紀以后才開始讀我們的唐詩。就是日本人也一樣。日本人讀唐詩的歷史和我們一樣長，我們唐代的詩人剛寫出作品來，當(dāng)時的中國讀者開始讀，日本人也開始讀了。因為那個時候有大量的日本人到中國來留學(xué)，像晁衡，晁衡到唐朝來留學(xué)，他和李白、王維都是朋友。那么王維一寫詩他就看到了，他也是第一批讀者，跟唐朝人同時開始讀的。但是長期以來，日本人都認為最偉大的唐代詩人是白居易。我們要不要考慮日本人的意見？我覺得不需要。照我看來，日本人之所以最喜歡白居易，而不是李、杜，就在于他們的閱讀水平和欣賞水平只能到白居易這個層次，再上去到了李、杜，他們就難以欣賞、難以理解了。所以我說，這些意見基本上不用理睬。判斷唐詩的優(yōu)劣是我們中國人的事，我們該怎樣判斷就怎樣判斷。

那么我們中國人自己怎么判斷呢？我們先從歷史上說起，歷史上有沒有李、杜以外的人選呢？當(dāng)然有！首先就是王維。王維在很多唐人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亞于李白、杜甫的。他們?nèi)齻€人是同時代的，在最接近他們?nèi)齻€人的時代有一部非常重要的選本，就是《河岳英靈集》。在那個選本里面，杜甫的詩沒有入選，李白的詩呢，選了十三首，而王維的詩選了十五首。到了后代，也有人持這種觀點，比如清代的王漁洋，雖然不敢批評李、杜，但他心中是不以李、杜為然的，他心中最大的詩人就是王維。說王維是唐代第一詩人，雖然不大符合現(xiàn)代人的觀點，但總算比較接近。還有一些人選，現(xiàn)在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跟李、杜同時的有一個人叫吳筠，是當(dāng)時的一個道士。他曾經(jīng)推薦李白入朝。就是這個吳筠，曾經(jīng)有人說過他是唐朝最偉大的詩人。這個材料是錢鐘書先生先發(fā)現(xiàn)的，錢先生注意到，在《舊唐書》的吳筠傳里，這樣評價吳筠的詩歌：“雖李白之放蕩，杜甫之壯麗，能兼之者，其為筠乎？”就是吳筠能把李、杜各自的優(yōu)點兼而有之。所以錢鐘書就諷刺說，按照《舊唐書》編者的觀點，唐代最偉大的詩人就是這個吳筠。這肯定與我們的觀點不符，現(xiàn)在恐怕沒有人會去讀吳筠的詩吧，因為他的詩從來沒進入過任何選本。

此外還有誰呢？晚唐時有一個詩人叫薛能，這個人的名聲比吳筠稍微大一點，他也曾經(jīng)被說成是唐代最偉大的詩人。是誰說的呢？是他自己說的。薛能這個人，非?？裢源?，他出生的年代比白居易、元稹稍晚一點，他評起詩人來，當(dāng)代人是一個都不入眼，比他早一點的呢，元、白也都不入眼。他甚至說：“我生若在開元中，爭遣名為李翰林？”要是我與李白同時的話，詩壇的名聲怎么能歸于李白呢！對杜甫呢，他沒有這樣說過，但也流露過類似的意思。他到四川去，看到了海棠花，他就說，海棠花這么美，要有非常好的詩才才能形容它。他說杜甫都不敢詠，我今天就來詠一首。憑良心說，薛能的這首海棠詩寫得真是糟糕，簡直玷污了海棠花。關(guān)于薛能這個詩人，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標(biāo)題就叫《唐代最會吹牛的詩人——薛能》，后來覺得這個標(biāo)題不像是學(xué)術(shù)論文。如果投到《文學(xué)遺產(chǎn)》去，他們肯定不會錄用，于是就把標(biāo)題改了一下，叫做《大家陰影下的焦慮》。薛能這個人，被籠罩在盛唐、中唐那些大詩人的陰影里面。他非常焦慮，但又超不過前人。怎么辦呢，他就靠吹牛壓倒前人，宣稱我已經(jīng)超過他們了。這個薛能，雖然自稱超過李、杜，但我們不能說他最偉大。

剛才我們介紹了兩個人選，第一個是吳筠，第二個是薛能，顯然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把他們給排除掉。那么我們選誰呢？我們還是回到傳統(tǒng)看法上來。清代乾隆年間編了一本詩選，叫做《唐宋詩醇》?！短扑卧姶肌芬还策x了六位詩人，唐代部分選了四家，宋代部分選了兩家。宋代部分選的是蘇東坡和陸放翁，唐代部分選了哪四家呢？選了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在我看來，這基本就是唐代詩人的第一方陣。當(dāng)然，我們可以稍微擴大一下第一方陣，擴大到六位的話，就要加上王維和李商隱。在我看來，第一方陣只能是六個人。那么這六個人中間我們又選誰呢，我們看看自從唐以來歷代的詩話、評論，以及在選本中出現(xiàn)的頻率，最后恐怕只能把票投給李白和杜甫。

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李、杜的情況。自從有了李白、杜甫以來，他們兩個人的高低優(yōu)劣就成了人們討論不盡的話題。李白和杜甫到底是同樣偉大呢，還是一個高一點，另一個低一點？歷來就討論個沒完。我們首先會注意到人們一般都說“李杜”，而不說“杜李”。當(dāng)然也有例外，中唐的顧陶編了一本詩選，叫做《唐詩類選》，那本書里選了很多杜甫的詩，原書已經(jīng)亡佚了，但是它的序言還保存在《全唐文》里面。顧陶在《唐詩類選》序中的說法很奇怪，人家都說“李杜”，他偏說“杜李”，他把李白、杜甫的次序顛倒過來了。我想這也是一種價值判斷。但是一般說來，大家都是說“李杜”的。下面我們就順著“李杜”的次序來看一看他們的情況。

李白比杜甫年長十一歲，可以算是同時代的人。他們一共見過兩次，一次是天寶三載，一次是天寶四載，以后就再也沒有見過面了。天寶三載李白離開長安，在洛陽碰到了杜甫，照聞一多的說法，這是文學(xué)史上一個了不起的事件，好像太陽在天空中碰到了月亮，兩個人就開始交游了。他們曾經(jīng)到王屋山去找一個叫華蓋君的老道士，傳說老道士有長生不老之術(shù)，兩個人一起去訪問他，到那里去學(xué)長生，但是千辛萬苦跑到王屋山一看，這個老先生已經(jīng)死掉了。學(xué)長生的人怎么自己死掉了呢？但是兩個人還不覺悟，他們還是對長生充滿了信心。那個時候杜甫也很浪漫，他們是詩人啊，杜甫寫了送給李白的第一首詩：“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兩個人是一樣的思想風(fēng)貌，都對人生充滿著理想。兩個人一起游玩、一起寫詩，相處得很愉快。但是后人對兩人的關(guān)系議論紛紛，議論什么呢？就是說兩個人對對方的態(tài)度不一樣。杜甫對李白是一往情深，經(jīng)常寫詩懷念他，你看杜甫懷念李白的主要的詩，《天末懷李白》，還有兩首《夢李白》，都是在秦州寫的。那正是杜甫流落不偶、自顧不暇的時候，但他始終關(guān)心著李白。而李白呢，跟杜甫分手后也寫過一首詩懷念杜甫，說“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以后就沒有了，此后一個字也沒有談到杜甫。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李白輕視杜甫?。课蚁肟赡苡袃蓚€原因，一個就是李白比較年長，李白遇到杜甫的時候，李白已經(jīng)成名了，他已經(jīng)到過長安，當(dāng)過唐玄宗的御前詩人，已經(jīng)是一個名人。而杜甫在詩壇上還沒有什么名氣，初出茅廬，年紀較輕，所以兩人的地位有點不相稱。第二，可能兩個人的性格不一樣，我一直覺得李白有一點像美國人的性格，他會以最快的速度和你交朋友，也以最快的速度把你忘掉，不像杜甫那么執(zhí)著，那么沉郁。

李、杜二人的交往細節(jié)我們就不說了。我們要討論的是，如果只把他們當(dāng)作詩人看待的話，李、杜二人同在哪里，又異在哪里？首先，李白、杜甫在政治上都是失敗的，兩個人都在政治上自詡很高，都希望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yè)，安邦定國，但是一個都沒有實現(xiàn)。兩個人的人生遭遇也有很不一樣的地方。李白好像一輩子沒怎么受過窮，我們看李白的詩中也常寫如何不順利、理想得不到實現(xiàn)，但他很少說自己怎么窮困。杜甫則經(jīng)常說到他怎么窮困。杜甫在長安的時候，是“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這里面可能有一些夸張，不至于每天都去吃人家的剩飯，但是確實很慘。李白不一樣，李白一輩子都過得不錯。見到杜甫以前，李白在長安，唐玄宗并沒有在政治上重用他，但還是很重視他的詩才，所以唐代有很多傳說，傳說李白被召到長安后，發(fā)生了力士脫靴、貴妃捧硯等故事。這當(dāng)然可能只是傳說，但也是事出有因，不然怎么不傳說是杜甫呢？所以李白并不窮困，比如唐玄宗賞賜給他的宮錦，他到臨終前還沒有穿完呢。杜甫就不同了，杜甫終生窮困，清人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感慨說，這個老天爺是怎么回事，賜給杜甫千秋萬歲的名聲，在他生前就不給他一點糧食和布匹。當(dāng)然，也許有人會說，這正是上蒼對杜甫的玉成，如果不這樣就沒有杜甫了，就沒有我們的詩圣了。

正因為李、杜二人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相傳他們的死亡方式都不一樣。我們知道這兩個人都是病死的，李白病死于安徽當(dāng)涂，死在他族叔李陽冰家里。杜甫病死在湘江上的一葉扁舟中。從唐代開始就傳說他們兩個人有不同的死法。據(jù)說在當(dāng)涂的采石磯，一個月夜，李白穿著宮錦袍，在長江上行舟，他看到江中有一輪明月，于是“入水捉月”就淹死了。這樣一種死法，多么浪漫，多么富有詩意！分明是讀者為他編造的。再來看看杜甫是怎么死的，唐代就開始傳說他到湖南去投靠親友，到了耒陽附近，夏天發(fā)大水，船不能走了，一連幾天挨餓。然后耒陽姓聶的縣令知道了，就派人送牛肉白酒給杜甫。傳說杜甫飽吃了牛肉，一天晚上就突然去世了。這當(dāng)然也是大眾給他編出來的，大家覺得杜甫一生窮苦，又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詩人，就給他編造了一個非?，F(xiàn)實的死法。所以關(guān)于李白、杜甫不同死亡方式的傳說，其實就是一種解讀，是李白、杜甫留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當(dāng)然，李白和杜甫的思想、他們的詩歌寫作也都是不一樣的。李白的思想非常開放，有點像莊子的思想，追求絕對的自由，要擺脫一切束縛。其實李白在現(xiàn)實生活中倒是非?，F(xiàn)實的，但在詩歌中則表現(xiàn)得無拘無束。李白一生結(jié)過兩次婚，他的兩個妻子都是故宰相的孫女，一個姓許，一個姓宗，而且李白兩次結(jié)婚都是當(dāng)?shù)共彘T的上門女婿。所以，李白的婚姻還是有現(xiàn)實考慮的，因為唐代很重門第。當(dāng)然，李白極端藐視功名富貴，人世間那些不正當(dāng)?shù)墓γ毁F，他都極端看不起，“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yīng)西北流”，漢水怎么會向西北流呢，漢水就是向東南流的，是永遠不會變的，他的意思是功名富貴不會長久。

李白與杜甫的基本思想都深深地植根于儒家思想，但是李白有時候會表現(xiàn)出反叛的一面，所以他會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杜甫就不同了，后人說杜甫一生都在儒家界內(nèi)，他深深地眷戀儒家，他信奉以孔孟之道為中心的原始儒家學(xué)說。杜詩中有四十四次談到“儒”字，他經(jīng)常稱自己為“老儒”“儒生”，有時甚至稱自己是“腐儒”。在這一點上，杜甫和李白不同。李、杜的不同在詩歌中有各種各樣的表現(xiàn)，比如說用典。他們兩人說到古人的時候，杜甫詩中諸葛亮出現(xiàn)的頻率非常之高，杜甫非常尊敬諸葛亮，諸葛亮被認為是古代的一個儒臣，因為他鞠躬盡瘁，始終忠誠于蜀漢。但是李白寫得更多的是魯仲連、張良，是帶有縱橫家色彩的古人。這兩個人的詩中各自寫到了一種有名的鳥，李白寫的是大鵬鳥，杜甫寫的是鳳凰。大鵬也好，鳳凰也好，都不是自然界中真實存在的鳥，是虛構(gòu)出來的。大鵬是道家的莊子創(chuàng)造出來的，是自由精神的載體，自由的象征，它靠著大風(fēng)就從北海一直飛到南海。杜甫呢，經(jīng)常詠鳳凰，鳳凰是儒家的祥瑞。杜詩中說“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還說“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马嬴B在羅網(wǎng)，黃雀最小猶難逃”。它不是哀鳴自身，它是哀鳴世上的百鳥都套在羅網(wǎng)里無法逃脫，也就是說百姓都在受苦，他不忍心。大鵬鳥是一種出世的象征，要離開這個世界，要自我解放。鳳凰則是一種入世的象征，要拯救這個世界。

李白和杜甫在當(dāng)時詩壇上的地位也不一樣。李白生前已享有很高的名聲，所以他臨終之前把自己的詩稿托付給李陽冰，讓李陽冰幫他整理。李陽冰在李白詩集的序言中說，自從李白的集子出來之后，“古今文集遏而不行”，就他一個人的詩流行，別人的都不流行了。杜甫呢，恰恰相反，杜甫跟當(dāng)時的幾個主要詩人如岑參、高適、王維、儲光羲等都有交往，杜甫在他的詩中評價過、贊美過這些詩友的成就，可惜在那些詩人的詩中，我們沒有看到過對杜甫的贊美。因此，杜甫臨終時寫的詩中說“百年歌自苦，不見有知音”。辛辛苦苦地寫了一輩子的詩，但是沒有知音，沒有人對自己作過高度評價。

我們要想比較公正地評價一個作家、一部作品，要有耐心，要等時間來評判，時間是最公正的。到了中唐，李、杜兩人都受到了重視。從中唐的詩壇來回顧盛唐的詩，王維的地位已經(jīng)低落。中唐的元白詩派基本認為杜甫的詩要比李白更高。相反的一派，尤其是韓愈，認為李、杜同樣偉大。元白批評李白什么呢？有兩點。一是杜甫的詩寫民生疾苦，這和元白寫新樂府是一致的，而李白沒有寫這方面的詩歌。第二，他們認為李白不擅長寫長篇的排律。反正到了中唐，李、杜在詩壇上的領(lǐng)先地位已經(jīng)凸顯出來，只有他倆還在爭高低，其他詩人都已退出競爭。到了宋代，北宋人提出了“詩圣”的概念?！霸娛ァ边@個名詞是明代人提出來的，但這個概念是北宋人創(chuàng)建的。北宋詩人寫詩時，他們的競爭對象是誰呢，他們要超越的對象就是唐代詩人。正因為北宋詩人有自成一家的氣概，他們要創(chuàng)造風(fēng)格獨特的一代詩風(fēng)，想要超越唐詩，當(dāng)然要瞄準(zhǔn)唐代最偉大的詩人，一定要超越唐代最偉大的詩人才能與唐人爭高低。他們在唐代詩人中反復(fù)選擇，最終認為，杜甫比李白更高一籌。

宋人在這方面的言論非常多，我想蘇東坡說的話比較有代表性，因為蘇東坡在當(dāng)時影響最大、地位最高，他也最善于評論別人。蘇東坡認為李、杜都是很偉大的，他認為李白、杜甫之前的前代詩歌都被兩人超越了。當(dāng)然，蘇東坡后來認為陶淵明的詩歌成就最高，但他一開始是說李、杜兩人最高。然后蘇東坡又在這兩個人中間有所褒貶，他對李白有一些批評，這批評正代表著北宋人的兩種選擇。一是人品問題，在蘇東坡看來，李白的人品是有缺陷的。當(dāng)然，這一點王安石說得更絕對，他為什么不喜歡李白呢，因為李白十首詩有八首、九首是寫女人和酒的，所以不好！那么蘇東坡是怎么說的呢？蘇東坡也說李白有缺陷，說李白這個人在政治上是很糊涂的，在忠君愛國方面做得不夠。他特別指出李白晚年加入永王李璘軍隊的問題。當(dāng)時李白在廬山，永王李璘帶著軍隊沿著長江東下，唐肅宗的中央政府命令他不準(zhǔn)東下，因為肅宗已經(jīng)登基了，永王李璘卻借口他聽從玄宗的命令到東方去打擊叛軍，而不聽中央的號令。李白糊里糊涂地加入了永王的叛軍，所以后來被判了刑，被長流夜郎，中途又遇赦東歸。李白寫的“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首詩不是他青年時代剛出四川時寫的，而是走到白帝城遇到赦免時寫的。遇到赦免得以東歸，看到船行得這么快，就很高興，詩中洋溢著輕松愉快的心情。蘇東坡認為李白從永王軍在人品上是重大的缺陷。反過來，蘇東坡認為杜甫沒有這樣的缺陷，杜甫一生都忠君愛國。在唐代，在宋代，忠君愛國是全社會毫無例外、無可置疑的道德準(zhǔn)則，古人不可能說忠君不好，不可能對忠君有所懷疑，因為這就是當(dāng)時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所以東坡也是這樣，他認為杜甫好就好在他始終忠君愛國。當(dāng)然，忠君和愛國其實是兩個概念，如果連在一起則只是古人的觀念，這在古人看來是不矛盾的，是兩位一體的，因此王安石就認為杜甫最好的詩是關(guān)心天下蒼生的。王安石在詩中說“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天下赤子寒颼飗”，這是杜甫在《茅屋為秋風(fēng)所破歌》中所表達的情懷。這就是宋人在人品上選擇杜甫的原因。

另外，從藝術(shù)的角度看，宋人又是怎么樣把杜甫確立為典范的呢？我想在評判詩歌藝術(shù)高低方面，蘇東坡是最有發(fā)言權(quán)的。蘇東坡是何等人物?。克呐笥腰S庭堅說，有些年輕人寫了一首詩或一篇文章，想讓東坡判斷一下好壞，東坡用鼻子一嗅就知道了。他根本不用看，用鼻子一嗅，就知道好還是不好。這個比《聊齋》里的“司文郞”還要高明，那個和尚要判斷一篇文章的好壞，就把這文章燒了，用水泡了喝上一口，好文章喝起來味道比較好，不好的文章一喝就要嘔吐。那個辦法太麻煩了，蘇東坡的辦法更簡單，他用鼻子一嗅就知道了。所以，讓東坡來判斷藝術(shù)水平的高低那是最準(zhǔn)確的，因為他是內(nèi)行。那么東坡是怎樣判斷李、杜的詩歌藝術(shù)的呢？他說李白的詩歌當(dāng)然很好，但有一個缺點，就是有時候比較率意、隨便。東坡還指出李白的詩集傳到北宋，其中混進了一些偽作，有一些別人寫的詩混在里頭，他說原因就是因為李白的詩不夠精練，隨意揮灑，所以容易與別人的詩混淆。他認為杜甫的詩就不同了，難道有人敢去偽造杜甫的詩？那是不可能的，杜詩太經(jīng)典了，它千錘百煉，別人的詩沒法混進去。他由此判斷在藝術(shù)上面杜甫還是高于李白。應(yīng)該說，蘇東坡的判斷基本就是整個北宋詩壇的判斷。所以，到了北宋，李、杜兩個人的地位開始有了一些區(qū)別，杜甫要高一些，李白要低一些。

上面說的都是古人的看法，我們沒必要遵循它。自五四以后，尤其是1949年以來，我們的學(xué)術(shù)界、教育界，再來講文學(xué)史，再來講唐詩的話，很少采取古人的說法。我們很少說杜甫比李白好，而一般認為李白、杜甫是同樣偉大的。我個人覺得在這方面表述得最好的應(yīng)該是郭沫若。1962年，在紀念杜甫誕生1250周年的時候，那年有個國際組織叫作世界和平理事會，號召全世界人民紀念四個文化名人，其中有一個就是杜甫。所以那年北京召開了一個非常隆重的紀念杜甫誕生1250周年的大會，郭沫若是當(dāng)時的中國文聯(lián)主席，他在那個大會上作了一個講話，講得非常好。那篇講話的標(biāo)題叫“中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就是說李白跟杜甫是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對雙子星，雙星！我想這里也許沒有天文系的同學(xué)，雙星的兩顆星都是恒星，不是一顆恒星一顆行星，是兩顆恒星圍繞著它們共同的重心運轉(zhuǎn)，就是你也繞著我轉(zhuǎn)、我也繞著你轉(zhuǎn)，兩顆星星的地位是平等的。郭沫若說李白和杜甫就是這么一對雙子星，他們兩人的地位是完全一樣的，我覺得這個比喻非常好。我一向覺得在全國古跡中對聯(lián)寫得最好的地方有兩處，一處是杜甫草堂，還有一處是武侯祠。在杜甫草堂里，我最欣賞的一副對聯(lián)是誰寫的呢，就是郭沫若寫的，寫得真好，他說“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這是他對杜甫的評價，應(yīng)該是說到點子上了，又非常精練。我想這應(yīng)該是比較典型地代表了當(dāng)代人對李白、杜甫身份的一個評判。作為當(dāng)代人的我們該怎么看待李白、杜甫的高低優(yōu)劣呢？在我看來，我們只需關(guān)注李白和杜甫給我們帶來的閱讀感覺如何。我覺得明朝的王世貞說得很好，他說，我們讀李白和杜甫的詩，假如讀得很少，只讀十首以內(nèi)，那么比較容易接受的是李白。他的原話是“十首以前，少陵稍難入”，意思就是杜甫的詩比較難于進入。但是如果你讀得比較多，讀到一百首以上，那么“青蓮較易倦”，李白容易使你產(chǎn)生厭倦，而杜甫不會使你產(chǎn)生這種厭倦。作家汪曾祺也有類似的看法。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我們怎么來理解這個問題：為什么杜甫的地位后來越來越高呢？我想這只能從他們兩人對后代詩歌史所起的實際影響來看。一言以蔽之，李白不容易學(xué)，而杜甫比較容易學(xué)。李白是靠天才來作詩的，天才怎么學(xué)?。刻觳攀菦]有辦法學(xué)的！所以李白盡管當(dāng)時名聲那么大，身后的名聲也一直很高，但是我們看整個唐詩發(fā)展的過程，從盛唐一直到唐末，有幾個人學(xué)李白，或者說能學(xué)得成功？很少看見！我們一定要舉例子的話，那也許會注意到一些不著名的詩人。大家知道他嗎？李赤！肯定不是很有名的詩人。中唐詩人李赤有幾首詩，到北宋時混進了李白的詩集里，蘇東坡一看到這幾首詩就拍手大笑，說：“假貨！假貨！”這些詩是對李白詩的拙劣模仿，但確實有點像。還有一個中唐詩人，也有點像李白，他叫張碧，字大碧，李白、李太白，張碧、張大碧，名與字有點像。但是張碧的詩也不是很像李白。杜甫就不是這樣了，歷代有很多人從學(xué)習(xí)杜詩吸取營養(yǎng)，然后自成一家。中唐兩大詩派，元稹、白居易學(xué)杜甫樂府詩的精神，反映民生疾苦，他們學(xué)得非常好：韓愈和孟郊學(xué)杜甫的雄勁筆力，善于描寫健峭的氣象、雄奇的景物，也學(xué)得非常好！到了晚唐，學(xué)得最好的是李商隱。李商隱的七言律詩，特別是非愛情題材的七言律詩，學(xué)杜甫真是學(xué)得到家了。他的《安定城樓》，“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游。永憶江湖歸白發(fā)，欲回天地入扁舟”，真是像杜甫，意境渾融，語言精練。到了北宋，杜甫被稱為江西詩派“一祖三宗”的“一祖”，認為他是“祖”，這樣的情況在李白的影響史中沒有發(fā)生過。因為杜甫容易學(xué)習(xí)，影響巨大，所以后人對杜甫的評價就越來越高。

說了這么多，最后回到這個問題上來：誰是唐代最偉大的詩人？我們檢索歷史，發(fā)現(xiàn)后人曾經(jīng)舉出過這個詩人，或是那個詩人，到最后大家一致認為是李、杜。在李、杜兩人中間，從北宋開始又有很多人認為是杜甫，李白要稍微差一點。到了現(xiàn)代，我們一般都認為李、杜同樣偉大。那么，我個人怎么看？我想說李白、杜甫都是唐代最偉大的詩人！如果只給我一張選票，那么我首先選杜甫。作為一個讀者，我覺得杜甫就在我們身邊，而李白好像在云端，有點高高在上的意味。安史之亂時唐朝的人民經(jīng)受了那么多苦難，但是在李白的詩中是怎么表現(xiàn)的呢？就是“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我從天上看洛陽川啊，胡人的軍隊在那里茫茫地走，然后才說“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這首詩是《古風(fēng)》五十九首中的一首，它的前半部分說我跟著仙人一起飛上青天，我從云端里往下看，看到地上的老百姓都在受苦，這分明是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而杜甫一直就在人民中間，他在安史之亂時就夾在難民群中一起逃難，跟老百姓一起接受顛沛流離的生活，所以他就在我們身邊，離我們更近。但是拋開感情立場，把李、杜作為兩個古代的詩人來看，我認為他們是同樣偉大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強迫我一定要在李白和杜甫中間選一個，這是一種兩難的選擇！我覺得他們兩人都是唐代最偉大的詩人！沒有李白，唐詩就缺了重要的一塊：當(dāng)然，沒有杜甫，唐詩也缺了重要的一塊！李、杜兩個人是互補的，李、杜互補才構(gòu)成了唐詩的最高峰。

詩仙李白

一、詩國天空中的耀眼彗星

李白其人，是中國古典詩歌史上的一個謎。他像一顆彗星突然劃過詩國的長空，光彩奪目，不可逼視。他像一個從天而降的謫仙人，萍蹤飄忽，蹤跡難尋。李白寫詩多為情緒化的宣泄，想落天外，似真似幻，迷離恍惚。所以李白的生平留下了許多疑問，比如說李白的身世如何？他的出生地是哪里？他的婚姻情況如何？他一生進過幾次長安？他何時將一雙兒女安置在東魯？他流放夜郎是半途遇赦嗎？凡此種種，幾乎每個問題都使學(xué)者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本書只能把學(xué)界認同程度較高的說法介紹給讀者。

綜合各種史料和歷代學(xué)者的考證，李白的身世大概如下：其先世在隋末因罪流放到中亞的條支都督府，武后長安元年（公元701年），李白出生在碎葉城。那個地方當(dāng)時屬于大唐帝國的安西都護府管轄，是個多民族雜居的地方，現(xiàn)在名叫托克馬克，在吉爾吉斯斯坦境內(nèi)。李白五歲那年，其父帶著全家返回內(nèi)地，在綿州昌隆縣（今四川江油）居住。李白的父親不知叫什么名字，史書上稱他為“李客”，就是姓李的客人，可見李家是流寓之人。蜀中并不是李白真正的故鄉(xiāng)，但是李白五歲就到了江油，二十四歲才離開，江油被稱為“李白故里”，還是當(dāng)之無愧的。

顯然，李白的家庭既不是官宦世族，也不是耕讀之家。有人認為他父親是個富商，從李白青年時富有錢財來看，不失為合理的推測。正因如此，李白沒有像杜甫那樣接受儒家思想的嚴格教育，他在《贈張相鎬》中自稱其學(xué)習(xí)過程是“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六甲”就是古人計數(shù)所用的六十甲子之類的知識，“百家”是諸子百家的各類雜書。李白當(dāng)然也熟讀儒家經(jīng)典，但是他涉獵的范圍相當(dāng)廣泛，其知識結(jié)構(gòu)和思想淵源比較復(fù)雜。他不但深信道教，還受到了西域胡族文化的影響。李白在蜀中生活了二十來年，除了讀書學(xué)習(xí)之外，也廣交朋友，并游覽了蜀中山川。峨眉山、青城山等蜀中名山，都留下了李白的游蹤，也留下了李白的詩篇。蜀中乃多民族雜居之地，民風(fēng)勇武，李白也沾染了南蠻文化及豪俠習(xí)氣。二十四歲那年，李白仗劍出蜀，經(jīng)三峽而東下，從此離開蜀地，再也沒有回去過。

李白出蜀以后，就在吳楚等地漫游，《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自述：“南窮蒼梧，東涉溟海。”李白的漫游，一方面游覽名山大川和通都大邑，另一方面則廣事交游，結(jié)交名流。他生活豪縱，揮金如土，尤喜接濟落魄的士人，也主動結(jié)識地方長官。大約三年以后，李白來到安陸，隱于壽山。安陸是古代云夢澤的所在地，李白早從鄉(xiāng)人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中聞知其名，遂來尋訪。不久，李白入贅當(dāng)?shù)氐暮篱T許家，其妻是高宗朝宰相許圉師的孫女?；楹蟮睦畎兹匀凰奶幝?，但基本定居于安陸，正如《秋于敬亭送從侄耑游廬山序》中的自述：“酒隱安陸，蹉跎十年。”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前后，李白前往長安，一住數(shù)年。他曾在終南山隱居，并前往玄宗之妹玉真公主的別館訪問。他也曾在長安結(jié)識名士賀知章、崔宗之，以及一些達官貴人。但是李白的長安之行并沒有引起朝廷的注意，于是又往四方漫游。其間曾一度在嵩山隱居，與道士元丹丘結(jié)為好友。

開元末年，許氏夫人去世，留下一對兒女：女名平陽，子名伯禽。李白原是以贅婿的身份在許家生活，喪妻之后，不宜再居許家，于是攜帶兒女移家東魯。由于兒女幼小，李白又常年飄蕩在外，為了有人照料孩子，他曾與一位姓劉的女子以及一位不知姓氏的女子先后同居，生活頗為潦倒。到了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等人的薦舉，玄宗終于下詔征李白入京。詔書送抵南陵（今山東曲阜城南），李白揚眉吐氣，放聲大笑，作《南陵別兒童入京》以表歡欣：“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李白終于如愿入朝了！他終于有機會實現(xiàn)曾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表示的“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qū)大定，?？h清一”的宏偉理想了！可惜事與愿違。李白入京之初，確實受到唐玄宗極為隆重的接待，一時聲華炫赫，榮耀無比。然而玄宗詔李白入朝，不過是想借其詩才來點綴升平，他并不想在政治上對李白委以重任。李白入朝后擔(dān)任翰林供奉，只是一個文學(xué)侍從之臣，除了偶爾起草國書之外，他的任務(wù)就是替玄宗寫詩。有一次宮中演奏音樂，玄宗為了記其盛況夸耀后世，立命召李白前來，當(dāng)場以《宮中行樂詞》為題作五言律詩十首。還有一次，宮中牡丹盛開，玄宗和楊貴妃一起賞花，命李龜年率梨園弟子唱歌。剛要開唱，玄宗忽然說：“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于是立召李白前來寫新歌詞，李白酒醉剛醒，就揮翰寫了傳誦一時的《清平調(diào)》三首。假如換了一個貪圖富貴的平庸詩人，能得到皇帝如此的恩寵，能成為皇帝賞識的御用詩人，肯定會心滿意足，自慶三生有幸。然而李白卻深深地失望了。他的理想是登輔弼之位，行治國平天下之事，豈是當(dāng)一個御用詩人而已！所以時隔不久，李白就從奉詔入朝之初的興奮得意中清醒過來了。他開始冷眼觀察盛世外表下的種種黑暗現(xiàn)狀，他開始以沉湎酒鄉(xiāng)來掩蓋內(nèi)心的失望和牢騷。在《古風(fēng)五十九首》之二十四中，他揭露長安城中宦官及斗雞之徒囂張奢侈之丑態(tài)：“路逢斗雞者，冠蓋何輝赫！”在《古風(fēng)五十九首》之十五中，他悲嘆賢才被棄的社會悲?。骸爸橛褓I歌笑，糟糠養(yǎng)賢才?！倍鸥υ凇讹嬛邪讼筛琛分忻鑼懤畎自陂L安的醉態(tài)是：“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比绱丝癜敛获Z，分明是滿腹牢騷的外露。李陽冰的《草堂集序》則說李白在長安“浪跡縱酒，以自昏穢”，又說“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shù)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連朝中列官都明白李白的“不得意”，何況李白本人？

蓋世高才容易受到眾人的嫉妒，目中無人的狂傲舉止更會受到小人的忌恨，李白很快成為朝中權(quán)貴的眼中釘。翰林學(xué)士張垍妒忌李白的過人才華，宦官首領(lǐng)高力士記恨李白讓他脫靴的恥辱，紛紛向玄宗進讒言。李白的好友任華在《雜言寄李白》中說：“權(quán)臣妒盛名，群犬多吠聲?！笨梢姰?dāng)時讒毀李白的小人，也不知有多少。李白再也無法在朝廷里待下去了，天寶三載（公元744年）春天，李白上書玄宗，請求還山。玄宗對李白的狂傲也不耐煩了，就賜給李白一些錢財，準(zhǔn)其歸山。李白懷著失意和牢騷離開長安，他的政治理想破滅了。他在《書情贈蔡舍人雄》中說：“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睂τ诶畎椎恼紊膩碚f，長安三年當(dāng)然是一個悲劇。但是對于詩壇和詩史而言，李白被放還山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李白離開了朝廷，重新回到民間，從此他不需要浪費其絕代才華來寫《清平調(diào)》之類的無聊頌詩了，他轉(zhuǎn)而歌詠壯闊的人生和壯麗的河山。從此李白不需要再與虛情假意的權(quán)貴們作無聊的應(yīng)酬了，他轉(zhuǎn)而結(jié)交杜甫、高適等詩人，并與桃花潭邊的村民汪倫、五松山下的農(nóng)婦荀媼無拘無束地交往。一句話，李白離開了狹小的宮廷，回到了廣闊的民間。那才是李白施展絕代才華的寬廣天地！

李白在各地游歷多時，又回到汴州，入贅宗家，其妻是武周朝宰相宗楚客的孫女?；楹罄畎着c宗氏夫人的感情很好，但畢竟是入贅貴門，諸多不便，所以他仍然經(jīng)常出游，他的一雙兒女也仍然寄養(yǎng)在東魯。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fā)。叛軍勢如破竹，很快打到洛陽一帶。此時李白正在汴州，就攜帶宗氏倉皇逃難。他先是西奔入秦，次年春天又轉(zhuǎn)向東南，逃往江南。李白的《扶風(fēng)豪士歌》中展現(xiàn)了兵荒馬亂的景象：“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云四塞道路賒。”逃到江南以后，李白又流寓多地，最后來到廬山，暫隱于屏風(fēng)疊。至德元載（公元756年）年底，永王李璘率舟師順江東下，路過廬山時派人上山禮聘李白。李白正為報國無路而憂慮，就視此為建功立業(yè)的好機會，即刻下山，興高采烈地登舟而去。沒想到李璘雖是奉玄宗之命率軍平叛的，但此時其兄肅宗早已登基，且下令李璘歸覲于蜀。李璘拒不從命，肅宗便視為叛逆，調(diào)動軍隊圍殲之。李璘的軍隊剛走到丹陽（今江蘇鎮(zhèn)江）一帶，遇到朝廷所遣軍隊的阻擊，軍無斗志，一觸即潰。天真的李白本圖建立奇功，沒想到反而落了個附逆的罪名，他匆匆逃到彭澤，隨即自首，被拘于尋陽獄中。雖然得到崔渙、宋若思等大員的援救，李白仍受到長流夜郎（今貴州正安）的嚴重處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春天，李白在尋陽辭別匆匆趕來的宗氏夫人，啟程前往夜郎。次年三月，李白剛走過三峽，適遇朝廷大赦，他即刻順流東下，作《早發(fā)白帝城》：“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回到江南以后，李白暫居宣城。他雖然屢經(jīng)挫折，但壯志未滅。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聽說大將李光弼出鎮(zhèn)臨淮，李白還想前往從軍，行至半途因病折回。其后李白貧病交加，乃往當(dāng)涂投靠正任當(dāng)涂令的族叔李陽冰。臨終前，李白將自己的手稿托付給李陽冰，請他編集。寶應(yīng)元年（公元762年）十一月，李白卒于當(dāng)涂。一顆光芒照人的彗星從長空中永遠消逝了。正如杜甫《夢李白》中所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李白身后頗為凄涼，因家貧，只得暫葬龍山東麓。直到四十五年以后，李白故人范倫之子范傳正出任當(dāng)?shù)亻L官，訪得李白的兩個孫女，得知李白的遺愿，便將其墓遷往李白生前喜愛的“謝家青山”。此外，在距此不遠的采石磯畔，也留下一座李白的衣冠冢，當(dāng)是后人因民間有李白醉后入江捉月而死的傳聞而修建的。從此，青山之麓的李白墓和采石江邊的李白衣冠冢，都成為后人憑吊李白的歷史遺址。青山永存，江水不竭，李白將與他熱愛的壯麗山川一道永世長存。

二、意氣風(fēng)發(fā)的進取精神

李白其人，自許極高。在政治上，他以輔弼之材自居，動輒自比張良、諸葛亮、謝安。在文化上，他以斯文宗主自居，時時自比孔子。即使他想隱居了，也曾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自詡是“巢由以來，一人而已”。在李白看來，建功立業(yè)像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名垂青史是他必然的宿命。所以他終生保持著旺盛的進取精神，從未因遭受挫折而消退雄心。從青年時代的仗劍出蜀，到殘暮之年的投軍自效，李白始終是意氣風(fēng)發(fā)的雄豪之士，嘆老嗟卑的習(xí)氣是與李白絕緣的。

李白最大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他自己說得很清楚：“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qū)大定，海縣清一。”這與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基本一致，正是封建時代的讀書人共同的人生理想：安邦定國、治國平天下。在唐代，讀書人要想進入仕途，最通常的道路便是參加科舉。但是李白自負于個人的才華，不愿意走循規(guī)蹈矩的科舉之路。他希望頃刻之間就能實現(xiàn)其政治理想，用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xué)士李公新墓碑》中的話說，便是“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其漸陸遷喬，皆不能也”。不應(yīng)科舉而想入仕，李白采取了兩種方法，一是干謁求名，二是隱居求名。早在蜀中的時候，李白就曾求見蘇颋。蘇颋是朝中名臣，當(dāng)時正任益州長史。李白自述求見蘇颋的過程是“于路中投刺”，也就是在路上向蘇颋遞上名片，顯然這是主動上前以事干謁。蘇颋對李白大為贊賞，說他“天才英麗，下筆不休”。李白對此事非常得意，后來把蘇颋的話寫進《與安州裴長史書》中，還說“四海明識，具知此談”，這清楚地說明李白干謁名人貴人的目的，就是顯揚自己的名聲。李白三十四歲那年，在襄陽晉謁荊州長史韓朝宗，寫了著名的《與韓荊州書》，開頭便說：“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瘟钊酥澳剑恢劣诖艘?！”由此在漢語中增添了“識荊”這個詞匯，成為后人結(jié)識他人的專用詞語。《與韓荊州書》中還自稱“遍干諸侯”“歷抵卿相”，可見李白并不諱言自己曾廣事干謁，在他看來，這是實現(xiàn)理想的一條途徑，是光明正大的行為。

李白采取的另一種方法是隱居求名。李白在蜀中就開始了隱逸生活，他曾與一個叫“東巖子”的人一起隱居于岷山之陽，當(dāng)時的廣漢太守還曾聞名前往求見。出蜀以后，李白更是有意識地隱居求名。他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自稱“逸人”，徑直以隱士自居。但就在同一封書信中，他又聲稱要“奮其智能，愿為輔弼”。在他看來，隱居與做官不但并無矛盾，而且前者正是后者的必要準(zhǔn)備。于是李白曾與元丹丘一起隱居在嵩山，又曾與韓準(zhǔn)、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在山東的徂徠山，號稱“竹溪六逸”。但是他從未真正甘心在山林里清心寡欲地當(dāng)一輩子隱士，他只是希望像東晉的謝安那樣暫隱東山，一旦朝廷有事，就出山入朝，建功立業(yè)。李白在詩歌中反復(fù)詠及謝安，決非偶然。他在《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中說：“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彪[居得名，然后出山，就是李白理想中的隱居模式。像李白那樣一心想著要使寰區(qū)大定、?？h清一的人，像李白那樣熱血沸騰、生命力格外旺盛的人，怎么可能做一個終老林泉、忘懷世事的隱士呢？

李白為自己設(shè)計的人生道路在當(dāng)時有可能付諸實施嗎？回答是肯定的。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唐代都是一個相當(dāng)多元化的時代?？婆e制度雖已確立，但朝廷用人不拘一格。唐太宗貞觀年間，一介布衣馬周代中郎將常何上條奏事，深得太宗賞識，當(dāng)即召見，從此步入仕途，次年就任監(jiān)察御史，后來官至中書令。天寶末年，布衣張鎬因楊國忠推薦，釋褐拜左拾遺，后來官至宰相。而李白投書求謁的韓朝宗也曾推薦崔宗之、嚴協(xié)律等人，都順利地進入了仕途。所以李白廣事干謁，決非徒勞之舉。至于隱居求名，也是當(dāng)時進入仕途的一條捷徑?！敖K南捷徑”這個成語的產(chǎn)生時間，就在李白出生前后。當(dāng)時有名盧藏用者，初舉進士，不調(diào)，就隱居終南山。他表面上隱居在山中，眼睛卻始終盯著朝廷的動靜，人稱“隨駕隱士”。不久盧藏用應(yīng)詔入朝，從此在官場里度過一生。據(jù)劉肅《大唐新語》記載，盧藏用曾對道士司馬承禎說終南山中“大有佳處”，司馬諷刺他說：“以仆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薄敖K南捷徑”這個成語，后人常用來諷刺心懷魏闕的假隱士。但在唐代，它并沒有多大的諷刺意義。其實諷刺盧藏用的司馬承禎本人也是個出入朝廷的顯赫道士，據(jù)李白《大鵬賦序》所云，李白剛出蜀時就在江陵見過司馬承禎，司馬還贊揚他有“仙風(fēng)道骨”，說不定李白曾從司馬那里聽說過“終南捷徑”的故事并從中得到啟發(fā)。

那么，上述兩類行為會不會影響李白的清譽呢？不會，因為李白的目標(biāo)不是入仕所帶來的榮華富貴，而是要實現(xiàn)其宏偉的人生理想。正因如此，李白才會不厭其煩地廣事干謁。也正因如此，李白才會不斷地轉(zhuǎn)移隱居的地點。李白入仕的道路如此曲折，入朝后的遭遇又如此令他失望，但他的雄心壯志并沒有隨之消減。即使被玄宗放還歸山以后，李白仍然孜孜不倦地尋找著建立功業(yè)的機會。安史之亂爆發(fā)后，眼看著河山破碎，人民遭殃，李白心頭燃起了從軍平叛的希望之火。永王李璘起軍時曾廣征名士，當(dāng)時蕭穎士、孔巢父等人皆逃避不應(yīng)，宗氏夫人也規(guī)勸李白不要應(yīng)聘，但李白仍然應(yīng)聘入幕，原因就是他好不容易盼來了一個立功報國的機會，豈肯輕易放過？與其說這反映出李白在政治上不夠敏感，不如說體現(xiàn)了他有異常強烈的進取精神。李白入幕后作《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說：“卷身編蓬下，冥機四十年。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浮云在一決，誓欲清幽燕。愿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他是多么希望親赴平叛前線，建立魯仲連那樣的不朽功績啊！

李白的進取精神還體現(xiàn)在敢于直面黑暗的現(xiàn)實，非但不逃避，反而勇起抗?fàn)?。天寶六載（公元747年），也就是李白離開長安三年以后，大唐帝國的政治生活中發(fā)生了嚴重的事件，口蜜腹劍的奸相李林甫為了維持其權(quán)位，一方面誘導(dǎo)唐玄宗沉溺享樂，另一方面不擇手段地排斥賢良。北海太守李邕和刑部尚書裴敦復(fù)，都是有正義感的官員，公稱士林領(lǐng)袖。李林甫為了打擊士氣，就用殺雞儆猴的手法，對李邕和裴敦復(fù)痛下毒手。李邕和裴敦復(fù)慘遭杖斃，這個事件在當(dāng)時的影響非常大，它摧殘了整個士大夫階層的士氣，一時朝議噤若寒蟬。李白卻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發(fā)出了公開的抗議：“君不見李北海，英風(fēng)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鐘鼎疏?！边@是李白與黑暗政治拒絕合作的公開宣言。按理說，這樣的詩很容易寫得低沉壓抑，因為詩人心中非?？鄲?。但是李白畢竟是李白，即使在這首詩中，他依然豪氣如虹，激情似火。他以無比輕蔑的語氣批判黑暗勢力，表示決不與他們同流合污。他以無比自豪的氣概宣布自己的理想，決心遠離污濁的塵世，回歸純樸清靜的自然。本來是退出政治的內(nèi)心獨白，卻寫成了聲討黑暗勢力的檄文。本來是痛苦心情的宣泄，卻變成了豪邁情懷的頌歌。全詩激情噴涌，具有排山倒海的氣勢，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一個高傲不屈、堅定不移的詩人形象。顯然，這樣的詩帶給讀者的決不是消沉、萎靡，而是激昂、奮發(fā)，因為批判社會、抨擊黑暗本是進取精神的一種體現(xiàn)。

李白的人生道路并不一帆風(fēng)順，而是充滿著坎坷和挫折，但他從不灰心喪氣，從不妄自菲薄。“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就是懷著這樣的堅定信念走完人生道路的。人生在世，難免會遇到坎坷和挫折，意志不夠堅定的人往往因此而失去信念。李白則不然。李白寫過三首《行路難》，其二中悲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可見其境遇是多么不順利。然而他的完整想法則見于其一：“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fēng)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庇纱丝磥?，李白詩歌的意義不止于鼓勵讀者努力奮斗，爭取建功立業(yè)，還在于即使人生道路多般不順，也要保持人生的信念。換句話說，我們在任何境遇下都不應(yīng)喪失志氣和希望，在人生的任何階段都應(yīng)該保持意氣風(fēng)發(fā)、勇往直前的精神狀態(tài)。在這個意義上，李白的詩歌是永遠激勵我們前進的“勵志詩”。

三、平交王侯的人格尊嚴

李白天性狂傲，在任何權(quán)貴面前也決不低下高貴的頭顱。據(jù)《唐才子傳》記載，李白曾醉中騎驢誤入華陰縣的縣衙，縣宰喝問來者何人，李白具供狀說：“曾令龍巾拭吐，御手調(diào)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边@四句話有實有虛，李陽冰《草堂集序》中明言玄宗初見李白，曾“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diào)羹以飯之”。即使稍有夸飾，亦離事實不遠。中唐人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則記載說：“李白名播海內(nèi)，玄宗于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即使是出于當(dāng)時的傳聞，也是事出有因。至于“龍巾拭吐”，則是“御手調(diào)羹”引起的合理聯(lián)想?！百F妃捧硯”雖不大可能，但李白確曾應(yīng)召當(dāng)場作詩歌詠楊貴妃之美貌，貴妃站在一旁觀看他揮毫落筆，也是情理中事。上述行為生動地體現(xiàn)了李白不向權(quán)貴低頭的狂傲性格。讓高力士這個太監(jiān)脫靴，今人或許以為沒什么大不了。其實不然。要知道高力士不是一般的太監(jiān)，他鞍前馬后地跟隨玄宗幾十年，深受寵信。當(dāng)李白入朝時，高力士已實封冠軍大將軍、渤?？す?，權(quán)傾一時，炙手可熱。李白為什么有膽量讓高力士脫靴？原來他天性狂放，平交王侯是他的固有姿態(tài)。他在《少年行》中聲稱：“府縣盡為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彼€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斥罵那些佞幸小人說：“董龍更是何雞狗！”高力士太監(jiān)一個，在李白眼中不過是個奴才而已。在皇帝面前讓奴才脫一次靴，又有何妨！

李白平交王侯的底氣來自哪里？就來自他對權(quán)貴與富貴的無比蔑視。李白雖然在政治上勇于進取，但他與那些名利之徒有著根本的區(qū)別，就是目的不同。試以盧藏用為例。盧藏用進入仕途后，先是依附權(quán)貴太平公主，差點被唐玄宗殺掉。后來又弄權(quán)貪贓，聲名狼藉?？梢姳R藏用走終南捷徑的道路，不但手段不正，其目的也不可告人。李白則不然。李白進入仕途的目的不是富貴榮華，而是施展政治抱負。他曾再三表白這番心思，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李白表示其理想是：“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后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州，不足為難矣?！笨梢娎畎壮錾街熬椭贫斯Τ缮硗?，隱遁江湖的人生規(guī)劃，功名富貴并不是他的終極目標(biāo)。李白入翰林供奉后作《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xué)士》說：“功成謝人間，從此一投釣?！笨梢娝M入朝廷后并未受到榮華富貴的蠱惑。李白對魯仲連、張良等歷史人物再三表示敬意，正是著眼于他們功成身退的表現(xiàn)。

正因如此，在世人眼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在李白看來卻是一錢不值。李白既蔑視富貴，也蔑視權(quán)貴。富貴與權(quán)貴本是互相依存的一對怪胎，李白對它們投以無比輕蔑的目光。李白年輕時就有揮金如土的豪爽舉動，這當(dāng)然與他家庭富裕有關(guān)，但更重要的是他視金錢如糞土的價值觀。他還在《將進酒》中聲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fù)來?！崩畎子植皇巧倘?，怎么可能“千金散盡還復(fù)來”？事實上李白并沒有陶朱公那樣的致富天賦，他不過是表示對財富的輕蔑罷了。李白又在《江上吟》中鄭重宣布自己關(guān)于人生價值的看法：“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yīng)西北流！”蔑視富貴的人一定能傲視權(quán)貴，孟子把這個道理說得非常清楚：“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诒苏?，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我何畏彼哉！”李白堪稱孟子所倡導(dǎo)的大丈夫精神的身體力行者。帝王將相所以驕橫可畏，無非因為他們掌握著財富和權(quán)力，李白既已視富貴榮華如糞土，又有什么必要在權(quán)貴面前卑躬屈膝？無怪他謁見地方長官以求薦舉只行長揖之禮，也無怪他能在《夢游天姥吟留別》中公然宣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李白雖然傲上，但決不倨下。由于人生經(jīng)歷的不同，李白沒有寫過像杜甫的《三吏》《三別》那樣關(guān)注民生疾苦的名篇。但當(dāng)他在江南丹陽偶然看到纖夫冒著酷暑拖船過壩的艱辛?xí)r，即在《丁都護歌》中寫下了“心摧淚如雨”和“掩淚悲千古”的沉痛詩句。安史之亂爆發(fā)后，李白也關(guān)心兵荒馬亂、生靈涂炭的現(xiàn)實，在《古風(fēng)》中描寫過“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的人間慘狀。更重要的是，李白對勞苦大眾抱有親切的態(tài)度，與他們平等地交往。宣城有個善于釀酒的老翁死了，李白作《哭宣城善釀紀叟》：“紀叟黃泉里，還應(yīng)釀老春。夜臺無曉日，沽酒與何人？”銅官冶（今安徽銅陵）五松山下一個農(nóng)婦用一盤菰米飯款待李白，李白作《宿五松山下荀媼家》以示謝：“跪進彫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管?！睕芸h村民汪倫與前來游覽的李白結(jié)為好友，李白臨走前寫了千古名篇《贈汪倫》：“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痹谥袊诺湓姼枋飞?，除了紀叟、荀媼和汪倫以外，還有幾個平頭百姓的姓名被寫進過詩歌？幾乎沒有。這是李白的獨特之處。要知道，當(dāng)李白寫這些詩的時候，他可是曾在金鑾殿上當(dāng)著皇帝、貴妃之面揮毫潑墨的大詩人啊。

李白雖曾榮任翰林供奉，但前后不足三年，他的一生主要是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參加社會活動的。他在《與韓荊州書》中自稱“隴西布衣”，唐玄宗接見他時也說“卿是布衣”，李白在《贈崔司戶昆季》中回憶自己待詔翰林的經(jīng)歷還說“布衣侍丹墀”，可見“布衣”就是李白的公開身份。然而這是一個多么狂傲的布衣！清初的遺民中有所謂“海內(nèi)四大布衣”之說，李白真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大布衣”。他蔑視權(quán)貴，平交王侯，在《玉壺吟》中宣稱“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竟然要與皇帝、大臣平起平坐，隨意談笑。李白即使向人投書求薦，也不肯犧牲尊嚴。韓朝宗以獎掖識拔后進有名于時，李白作《與韓荊州書》以自薦云：“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云耶？”詞氣昂揚，何嘗有半點低首下心的可憐狀？李白的狂傲，其本質(zhì)是一種放大的自尊，是布衣之士為維護自身人格尊嚴采取的自衛(wèi)手段。李白在作品里宣示自身的人格尊嚴，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中國古代社會里，一向注重群體價值，而缺少對個體價值的尊重。君君臣臣的封建制度和等級觀念抹殺了思考個體尊嚴的可能性，更不用說提倡和維護它了。平交王侯的李白堪稱維護平民人格尊嚴的典范。后人為什么愛讀李白那些豪氣干云的詩篇？李白使高力士脫靴的傳說為什么流傳千古？其深層的原因是大家從心底里敬佩李白的嶙峋傲骨。

四、沖決羈絆的自由意志

李白的思想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絕不局限于某家某派。有人說李白反儒，其實李白是尊崇儒家的，因為他那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正是儒學(xué)的核心內(nèi)容。對于儒學(xué)的祖師孔子，李白十分敬佩，將他看作自己的人生楷模。他在《書懷贈南陵常贊府》中說：“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圣猶不遇，小儒安足悲？”認為自己的才能頗似孔子，并認為孔子的遭遇可以給懷才不遇的自己帶來安慰。他在《古風(fēng)》中談到自己的文學(xué)事業(yè)時說：“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币彩怯每鬃诱斫?jīng)典的事跡來激勵自己，希望能像孔子那樣以不朽著作來映照千秋。當(dāng)然，即使是這樣的詩句，把自己與孔子相提并論，在旁人看來就不免狂妄。何況李白還有更為大膽的表示，他在《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中聲稱：“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痹诳鬃右驯蛔馂槲男醯臅r代，這樣的句子是驚世駭俗的。李白對儒家的真實態(tài)度是尊崇但不迷信，他作《嘲魯儒》嘲諷那些但知章句之學(xué)的儒生：“魯叟談五經(jīng)，白發(fā)死章句。問以經(jīng)濟策，茫如墜煙霧?！痹凇缎行星矣潍C篇》中，他甚至認為：“儒生不及游俠人，白首下帷復(fù)何益？”

李白對道家的崇尚不遜于儒家。道家睥睨萬物、高蹈塵外的超越態(tài)度，以及批判禮法、擺脫傳統(tǒng)的解放精神都非常符合李白的性格，所以李白自幼熟讀老、莊之書，詩中常見檃栝《莊子》之語。李白與道教也結(jié)緣很深，據(jù)其《大鵬賦序》所云，他年輕時得見著名道士司馬承禎，聽到對方稱自己“有仙風(fēng)道骨”，李白深為得意。他還曾在齊州請道士高如貴為自己親授道箓，從此列名道籍，成為一名正式的道士。李白對道教的煉丹、服藥等追求長生的手段也深信不疑，他熱衷于學(xué)道求仙，甚至在《下途歸石門舊居》中幻想白日飛升：“何當(dāng)脫屣謝時去，壺中別有日月天”，也曾在《登峨眉山》中希冀此夢：“儻逢騎羊子，攜手凌白日！”

除了儒、道之外，李白對縱橫家、神仙家、佛教等思想也都有所汲取。這說明李白決不盲從任何權(quán)威，他追求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意志，他的思想來源極其復(fù)雜。此外，李白熱切地希望立功報國，他的愛國之心與屈原一脈相承。他熱愛自由，故向往神仙家遺世獨立、超越時空局限的理想境界。他豪蕩不羈，故認同破壞既有秩序、蔑視現(xiàn)世權(quán)威的游俠精神。清人龔自珍在《最錄李白集》中說：“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為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為氣，又自白始也?！边@幾句話說得非常準(zhǔn)確?？梢哉f，在整個中國古代，像李白那樣思想解放、精神自由的詩人是絕無僅有的。李白的詩歌熱情洋溢，風(fēng)格豪放，像滔滔黃河般傾瀉奔流，正是其精神世界的自然表露。與杜甫經(jīng)常歌詠鳳凰不同，李白常常自比大鵬鳥，例如《上李邕》中說：“大鵬一日同風(fēng)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fēng)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贝簌i鳥本是《莊子》中自由精神的象征，李白就是詩國中獨來獨往的大鵬鳥。

李白的生活形態(tài)非常復(fù)雜，他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的自我形象也具有多面性。李白是一心報國的志士，也是唾棄富貴的隱士。李白是豪情萬丈的俠客，也是風(fēng)流倜儻的文士?！赌狭陝e兒童入京》中的李白振臂高呼：“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山中問答》中的李白卻微笑不語：“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俠客行》中的李白豪氣沖天：“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薄渡街信c幽人對酌》中的李白則心靜如水：“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崩畎椎纳羁偸遣话捕ǖ模苌匍L期定居在某個地方。李白既無官職在身，又不事產(chǎn)業(yè)，他有什么必要拋妻別子，獨自漂泊呢？原來他有一顆躁動不安的心靈，他無法使自己安靜下來，他只能永無休止地四處漫游，上下求索。李白是永遠在天地之間四處流浪的一個漂泊者。

李白的一生，幾乎大半時間都在漫游之中。李白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和自然風(fēng)物，他以敏銳的審美眼光對這些美好事物予以熱情的歌頌。所以李白的漫游總是伴隨著吟詠，凡是他游覽過的名山大川，都成為其詩歌中的優(yōu)美意象。李白不以山水詩人著稱，但他的山水詩成就并不亞于王維、孟浩然。一來李白游蹤廣泛，他又特別鐘情于壯麗奇?zhèn)サ拿酱蟠?，所以李白的山水詩意境更加開闊，風(fēng)格更加雄偉：二來李白胸襟闊大，情感熱烈，他用滿腔熱情去擁抱山川風(fēng)物，他的山水詩的抒情意味格外濃烈。李白筆下的自然景物幾乎都染上了他個人的情感色彩，是其他詩人的山水詩所少有的。滔滔奔流的黃河，是李白最喜歡的一個自然意象?！秾⑦M酒》云：“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fù)回。”《贈裴十四》則云：“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边@是在說黃河，還是詩人勇往直前、氣吞斗牛的氣概？青天上的一輪明月，也是李白格外喜愛的物象。他常將月亮寫成動態(tài)的意象，比如《關(guān)山月》：“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長風(fēng)幾萬里，吹度玉門關(guān)?！庇秩纭栋丫茊栐隆罚骸叭伺拭髟虏豢傻茫滦袇s與人相隨?！边@分明是李白的情感特征影響了筆下的明月意象，故使本來偏于陰柔美的月亮帶上了幾分陽剛的氣質(zhì)。

李白寫了許多山水名篇，它們神思飛揚，詞采壯麗，那一幅幅煙云明滅、變幻莫測的神奇山水是詩人用驚人的想象力展現(xiàn)出來的。與其說這是人間的真山實水，倒不如說它們是李白心中的理想境界。例如《蜀道難》，這首長詩的主題引得千古的讀者議論紛紛，至今沒有公認的解說。原因就是李白在這首詩里投射了太多的個人情緒，他不是客觀地描寫山水。否則的話，一首山水詩怎么會這樣撲朔迷離？為何山水詩要運用許多夸張、想象的手法，甚至穿插進許多神話場景？所以《蜀道難》中展現(xiàn)的不僅是千里蜀道的壯美山川，而且是李白悲壯歷落的主觀情志?！笆竦乐y難于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cè)身西望長咨嗟！”這哪是普通的山水詩所能具有的強烈情緒！又如《夢游天姥吟留別》，詩中描繪的景物似真似幻，恍惚迷離，自然間何處有如此景象？神仙群現(xiàn)，熊虎畢至，這到底是在天上還是在人間？此詩的末尾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又哪是一般的詩人面對青山綠水時會產(chǎn)生的滿腹牢騷！像《蜀道難》和《夢游天姥吟留別》這樣的山水詩，不但展現(xiàn)出了神奇壯偉的景色，而且傾瀉著詩人的情思，展現(xiàn)著詩人的胸懷，把奇?zhèn)バ蹓训纳酱L(fēng)物和超凡脫俗的精神氣概融為一體。這是王維、孟浩然的山水詩中從未有過的奇特境界，這是李白對山水詩的莫大貢獻。李白雖然遍訪名山大川，仍嫌游蹤不廣。既然現(xiàn)實世界的空間有限，李白就騰身青云，神游天外。對李白來說，游山也好，求仙也好，都是擺脫塵俗糾纏的有效手段，都是對自由境界的不懈追求。雖然李白的游蹤遍布神州大地的名山大川，但就其本質(zhì)而言，那是一種上下求索的精神漫游。

李白的一生，瀟灑倜儻，無拘無束，飄飄然有神仙之慨。他在長安初識賀知章，后者就稱之為“天上謫仙人”。李白還有兩個廣為人知的稱號，一是詩仙，二是酒仙?！霸娤伞比菀桌斫?，李白錦心繡口，出口成章，詩風(fēng)又飄逸奔放、瀟灑絕俗，非仙而何？那么“酒仙”呢？必要條件當(dāng)然是豪飲。更重要的是，李白的飲酒是一種包含精神追求的文化活動，并且常與寫詩緊密結(jié)合。正像杜甫所說“李白斗酒詩百篇”，飲酒使李白熱血沸騰，心潮洶涌，處于一種亢奮、昂揚的精神狀態(tài)，那正是他寫詩的最佳時機。酒醉激發(fā)了李白的批判意識和反抗精神，使他增添了控訴黑暗現(xiàn)實的勇氣，也助長了抒寫磊落胸懷的豪情。正是在酣醉的狀態(tài)下，李白伸出腳去讓高力士脫靴。也正是在酣醉的狀態(tài)下，李白奮筆直書，痛罵“董龍更是何雞狗”。醉后的李白思緒激蕩，靈感如潮，妙趣橫生。要不是把酒對月，李白怎會在《把酒問月》中想入非非地詰問“白兔搗藥秋復(fù)春，嫦娥孤棲與誰鄰”？要不是酩酊大醉，李白怎能在《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中聲稱“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尼采說古希臘的酒神專管音樂藝術(shù)，日神才掌管詩歌。李白的例子說明中國古代的酒神與詩神是兩位一體，不可分離的。我們?yōu)槭裁匆x李白的飲酒詩？當(dāng)然不是要像他一樣終日酣醉，而是要從中獲取強烈的精神感染和深刻的思想啟迪。因為那些詩歌創(chuàng)造了超凡脫俗的神奇境界，蘊含著上天入地的探索精神，多讀此類詩歌，可以鼓舞我們的人生意志，提升我們的人生境界，可以使我們在日常行為中保持意氣風(fēng)發(fā)而消除萎靡不振，在人生境界上追求崇高雄偉而唾棄卑微庸俗，在思想意識上堅持自由解放而拒絕作繭自縛，這是李白留給我們的巨大精神財富。請讀他的《將進酒》，這可是千古最妙的祝酒辭：“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fù)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fā)，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尊空對月！”

詩圣杜甫

一、動蕩時代中的苦難人生

杜甫生于唐玄宗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卒于唐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跟李白不一樣，杜甫出生在一個以儒學(xué)為傳統(tǒng)的家庭里，他在《進雕賦表》中追述他的家庭傳統(tǒng)：“自先君恕、預(yù)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yè)矣。”杜恕是杜甫的十四代祖先，杜預(yù)是十三代祖先，從他們開始，杜甫家族的祖先世世代代都遵守儒學(xué)傳統(tǒng)，都是官宦人家。杜預(yù)是杜甫家族史上著名的歷史人物，他是西晉的名臣，文武雙全。他還是研究儒學(xué)經(jīng)典的一個專家，他撰寫的《春秋左氏經(jīng)傳集解》是關(guān)于《左傳》的經(jīng)典著作，所以他是一個對儒學(xué)有重大貢獻的歷史人物。杜甫說這是我們杜家的光榮傳統(tǒng)，我不能放棄這個傳統(tǒng)。杜甫的祖父杜審言代表著家族的第二個傳統(tǒng)，就是詩歌的傳統(tǒng)。杜審言是武則天時代的著名詩人，在當(dāng)時的詩壇上與宋之問等人齊名。杜審言對唐代律詩格律的確立做出過重要的貢獻。杜甫對祖父的詩歌成就感到非常自豪，他說：“吾祖詩冠古?！保ā顿浭裆偳饚熜帧罚┣嗄陼r代的杜甫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他讀萬卷書，也行萬里路，曾漫游吳越，也曾放蕩齊趙。雖然他二十四歲時曾應(yīng)試落第，但這個挫折并未影響其情緒，他仍樂觀瀟灑，對人生充滿信心。他期盼著攀登絕頂、俯視群山的一天：“會當(dāng)凌絕頂，一覽眾山??！”（《望岳》）

古話說：“艱難困苦，玉汝于成。”仿佛是老天有意要用苦難來磨煉杜甫，天寶五載（公元746年），也就是唐玄宗已經(jīng)冊立楊貴妃且日益昏憒荒淫，李林甫已經(jīng)排斥異己獨攬朝政的時候，杜甫來到長安。也仿佛是命運的有意安排，在那個以詩賦取士的時代，杜甫偏偏屢次落第。天寶六載（公元747年），杜甫參加了制科考試?！爸瓶啤本褪欠浅？频目婆e。可是宰相李林甫為了排擠賢才，竟然授意讓當(dāng)年的考生全部落榜，還向唐玄宗上表祝賀，說是“野無遺賢”，意思是已經(jīng)沒有賢才留在民間了。杜甫非常失望，無奈之下，他曾多次向達官貴人獻詩，又向朝廷獻賦，希望得到賞識，但都像泥牛入海，毫無消息。其父杜閑去世以后，杜甫的生活日益困頓，有的年頭甚至要靠政府供應(yīng)的低價米才能維持生計。后來他干脆把妻兒都送到外地寄養(yǎng)，孤身一人留在長安城里尋找機會。直到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十月，才被任為河西縣尉。杜甫不愿為五斗米而折腰，改任右衛(wèi)率府兵曹參軍，是個從八品下的小官，職務(wù)是管理府內(nèi)衛(wèi)士名單賬目和驢馬等物。杜甫得官后即往奉先縣探看寄養(yǎng)在那里的妻兒，此時安祿山造反的漁陽鼙鼓已經(jīng)動地而來了！

安史叛軍不久就攻陷洛陽，逼近潼關(guān)。杜甫帶著家人混雜在難民群中倉皇逃難。天寶十五載（公元756年），杜甫把家人安頓在鄜州的羌村，只身前往靈武，去投奔剛在那里登基的唐肅宗。中途被叛軍俘獲，押往淪陷的長安。次年春，杜甫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穿過官軍與叛軍對峙的戰(zhàn)場，逃歸朝廷臨時所在地鳳翔。朝廷念其忠誠，任命他為左拾遺。當(dāng)年年底，杜甫隨朝廷返回長安。因性格忠鯁，直言進諫，杜甫觸怒了肅宗，在鳳翔時已被疏遠，回到長安后又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關(guān)中大饑荒，杜甫的薄俸不足養(yǎng)家活口，剛好對朝廷政治也深深地失望了，就棄官不做，攜帶家人逃往秦州（今甘肅天水），三個月后又南逃至成都，從此在“成都草堂”里一住就是五年。成都雖然遠離戰(zhàn)火紛飛的中原，但地近邊陲，游牧民族騷擾不斷，地方軍閥的叛亂、割據(jù)也時有發(fā)生。杜甫在草堂里也住不安穩(wěn)，寶應(yīng)元年（公元762年）成都兵亂，杜甫避亂而流寓綿州（今四川綿陽）、梓州（今四川三臺），第二年又往閬州，然后返回成都。到了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對杜甫照顧頗周的地方軍政長官嚴武去世，杜甫隨即攜家出蜀。他好不容易在成都郊外經(jīng)營了一座草堂，卻總共居住了不到四年，又要重新登上漂泊之途，難怪他不勝感慨地說：“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guān)塞阻，轉(zhuǎn)作瀟湘游？”（《去蜀》）

離蜀以后，杜甫先是乘舟沿岷江南下，經(jīng)嘉州（今四川樂山）稍作盤桓，然后沿長江東下，經(jīng)戎州（今四川宜賓）、渝州（今重慶市）等地，至云安（今重慶云陽）因病留滯半年，于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到達夔州（今重慶奉節(jié)）。大歷三年（公元768年），杜甫離開夔州，出峽東下。抵達江陵（今湖北江陵）后逗留了半年，又移居公安（今湖北公安），歲末到達岳陽（今湖北岳陽）。次年，杜甫過洞庭湖，沿湘江南下，先至潭州（今湖南長沙），復(fù)往衡州（今湖南衡陽），全家一直生活在一葉扁舟之中。大歷五年（公元770年）夏，杜甫欲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投靠親戚，舟至耒陽（今湖南耒陽）遇阻于江水暴漲，一連五日沒有食物，后得耒陽令送來酒肉，才免于餓死。因阻水無法南行，乃掉轉(zhuǎn)船頭北歸。那年冬天，杜甫病倒在湘江上的一葉孤舟中，彌留之際寫絕筆詩《風(fēng)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對瘡痍滿目的人間表示了最后的哀痛：“戰(zhàn)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因家貧無力歸葬，杜甫的靈柩旅殯于岳陽，四十余年后才由其孫杜嗣業(yè)歸葬故鄉(xiāng)偃師的首陽山下?！扒锶f歲名，寂寞身后事！”這兩句詩本是杜甫對李白命運的不平之鳴，竟然成為李、杜二人共同命運的確切寫照！

介紹了杜甫的生平以后，必須看看他所處的時代。任何文化巨人都是時代的產(chǎn)物，杜甫也不例外。時代背景對杜甫的影響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先看第一個方面，杜甫的一生，適逢從開元盛世到安史之亂的大轉(zhuǎn)折時代，就是大唐帝國由盛轉(zhuǎn)衰的關(guān)鍵時代。唐玄宗統(tǒng)治的前期，也就是開元年間，一共二十九年。那時的唐玄宗勵精圖治，又有姚崇、宋璟等賢臣的輔弼，政治清明，國家富強，史稱開元盛世。唐玄宗統(tǒng)治的后期，也就是天寶年間，一共十五年。從開元末年開始，唐玄宗逐漸萌發(fā)了驕侈淫逸之心，貪圖享受，不理國事。李林甫、楊國忠等奸臣乘機弄權(quán)，政治日趨黑暗，國勢逐漸衰弱，終于釀成安史之亂的大禍。直到八年之后，安史之亂才算基本平定，但是大唐帝國從此就一蹶不振了。這兩個時期總長約五十年，就是從公元713年到763年，而杜甫的生活年代是從公元712年到770年，兩者基本一致。也就是說，杜甫的一生，正是大唐帝國由盛轉(zhuǎn)衰的大變動時期。他目睹了天寶年間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社會現(xiàn)實，又親身遭遇了安史之亂。杜甫最早從盛唐詩人的浪漫群體中游離出來，開始冷靜地觀察社會，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杜甫又親身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造成的兵荒馬亂、生靈涂炭的大動亂，寫出了《三吏》《三別》?？梢哉f，正因杜甫經(jīng)歷了開元盛世，看到過人民安居樂業(yè)的景象，他才對儒家的政治理想深信不疑，并始終希望實現(xiàn)這個理想。正因杜甫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前后的動蕩社會，他才對封建社會種種不合理的弊端看得更為清楚，才能寫出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寫實詩歌。優(yōu)秀的詩人都是社會的晴雨表，他們能比常人更敏銳地感受到時代的脈搏。時代的疾風(fēng)驟雨在杜甫心頭引起了巨大的情感波瀾，杜詩中充滿了哀傷憤怨、激昂慷慨。杜詩沉郁頓挫的風(fēng)格特征，其內(nèi)在本質(zhì)正是內(nèi)心抑揚起伏的情感波瀾。古語說：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用這句話來解釋杜甫與其時代的關(guān)系，是再確切不過了。

再看第二個方面。杜甫的一生，在詩歌史上適逢從盛唐到中唐的轉(zhuǎn)折時代。人們公認天寶末年是唐詩的轉(zhuǎn)折點，其前為盛唐，其后為中唐。清人葉燮和今人聞一多等甚至認為天寶末年也是整個古典詩歌史的一個分水嶺。天寶末年杜甫四十五歲，幾乎就是他三十年詩歌創(chuàng)作生涯的中點。杜甫上與李白等人同屬盛唐詩人群體，下為元白等中唐詩人的先驅(qū)。從漢魏六朝到盛唐，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績已有豐富的積累，從題材內(nèi)容到藝術(shù)形式，都達到了百花齊放的繁盛局面。杜甫在此時崛起于詩壇，以集大成的姿態(tài)對前代詩人留下的遺產(chǎn)進行全面的繼承，并予以發(fā)揚光大。舉一個例子：七言律詩的形式在杜甫之前已基本定形，但一來平仄常有失粘之病，二來題材多局限于應(yīng)制之類，正是杜甫從格律的精嚴化與題材的豐富化兩個角度對七律進行了改進，才使它達到了與五律等詩體同樣高的水準(zhǔn)。當(dāng)然，更重要的是杜甫在題材內(nèi)容上為唐詩開辟了新的發(fā)展方向。盛唐詩人各有題材特點，如王、孟多詠山水田園，高、岑多寫邊塞生活。李白主要是抒寫其內(nèi)心情思，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不夠全面。杜甫則不然，他幾乎全面繼承了前代詩歌所有的題材走向，從朝政國事到百姓生計，從山川云物到草木蟲魚，幾乎涵蓋了包括社會與自然的整個外部世界。杜詩中的外部世界與詩人的內(nèi)心情思結(jié)合無間，所以被后人評為“地負海涵”。如果說盛唐詩歌以描寫具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境界為主，那么杜甫的詩開始轉(zhuǎn)向以反映社會現(xiàn)實為主，風(fēng)格上也從高華飄逸轉(zhuǎn)向樸實深沉。所以從整個唐詩發(fā)展史的角度來看，杜甫正是由盛唐轉(zhuǎn)向中唐的關(guān)鍵人物。宋人頌揚杜甫是詩史上的集大成者，集大成的意義既在于總結(jié)前代，也在于開啟后代。

所以說，杜甫所處的時代在社會學(xué)和文學(xué)兩個維度上都是大轉(zhuǎn)折的關(guān)鍵時刻，是一個呼喚偉大詩人的時代，杜甫就是應(yīng)運而生的偉大詩人。

二、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懷

唐代是一個思想相當(dāng)解放的時代，儒、道、佛三家思想都受到朝廷的重視和支持，思想界呈現(xiàn)百花齊放的繁紛局面。盛唐詩人的思想既復(fù)雜，又活躍，王維信佛，李白好道，都是明顯的例子。杜甫則與眾不同。杜甫在青年時代一度醉心于道教，對仙丹靈芝及長生仙界頗感興趣，那只是世界觀尚未確立時的浪漫幻想。杜甫壯年以后對佛教產(chǎn)生了好感，是由于頻遭挫折心生苦悶，想從佛教得到一點慰藉，并非真想遁入空門。杜詩中有一個有趣的例子：“重聞西方止觀經(jīng)，老身古寺風(fēng)泠泠。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保ā秳e李秘書始興寺所居》）他在寺廟里聽到高僧講經(jīng)，講得很好，但他表示先要回家解決妻兒的吃飯問題，等以后有空再來聽講。佛家主張割斷凡間的情感，對人間的摯愛是杜甫皈依佛門不可逾越的障礙。所以就其主要思想傾向而言，清人劉熙載的論斷非常準(zhǔn)確：“少陵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nèi)?！?/p>

杜甫出生在一個以儒學(xué)為傳統(tǒng)的家庭里，從小接受了嚴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終生服膺儒學(xué)。杜甫詩中出現(xiàn)過四十四個“儒”字（有一處是“侏儒”應(yīng)予剔除），其中有一半是他的自稱。杜甫經(jīng)常自稱“儒生”“老儒”，甚至“腐儒”。杜甫偶然也發(fā)發(fā)牢騷，說什么“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甚至說：“儒術(shù)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醉時歌》）但那只是在極端悲憤的情境中的牢騷話而已。事實上杜甫對儒家思想的遵循已達到孔子所說的“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的程度，就是倉促匆忙時也不離開，顛沛流離時也不離開，真是終生不渝，死而后已。杜甫喜歡以儒家的祥瑞鳳凰自比，他“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壯游》），直到臨終前一年，還寫了一首《朱鳳行》以見志。杜甫念念不忘的那個鳳凰，正是詩人自己的化身。

儒家關(guān)注的對象是人生與社會，他們的人生態(tài)度必然是積極入世的。孔子奔走列國，棲棲惶惶，為的是實現(xiàn)其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孟子游說諸侯，力辟楊墨，為的是實現(xiàn)以仁義為核心的政治主張。他們對自己的事業(yè)充滿了信心，而且懷有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在儒家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杜甫也是這樣。杜甫對于人生抱有堅定的信念，他把安邦定國視為自己的使命。青年時代的杜甫早已胸懷大志：“會當(dāng)凌絕頂，一覽眾山?。　钡?dāng)時他對自己的人生道路還沒有作深沉的思考，他的壯志還缺乏具體、確定的內(nèi)涵。待到長安十年，杜甫一面體驗著人生的艱辛，一面觀察著人民的疾苦，終于確立了堅如磐石的人生信念。三十九歲那年，杜甫首次自述其志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五年之后，杜甫再述其志：“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前者著眼于君主，后者關(guān)注的重點轉(zhuǎn)到自身。寫前一首詩的時候，杜甫還是一介布衣。寫后一首詩的時候，杜甫剛剛得到一個從八品下的微職。然而他的口氣是如此狂傲！他的志向是如此高遠！什么叫“致君堯舜上”？有人以為那就是忠君意識的體現(xiàn)，這個說法需要稍作辨析。杜甫當(dāng)然是忠君的，宋人蘇軾甚至說他“一飯未嘗忘君”。蘇軾的說法并不是無中生有，杜詩《槐葉冷淘》就是一個證據(jù)。杜甫晚年流落夔州，初次品嘗到當(dāng)?shù)氐囊环N涼面“槐葉冷淘”，于是興致勃勃地作詩描寫一番，最后忽然念及遠在長安的君主：“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這不是“一飯未嘗忘君”又是什么？然而杜甫的這種想法只是偶一為之，他的忠君意識最主要的表現(xiàn)就是“致君堯舜上”，是希望君主變得像堯、舜一樣賢明。在封建社會中，實行仁政的首要條件是君主賢明，否則一切都是空談。堯、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是儒家用自己的政治觀念塑造出來的理想人物。杜甫希望皇帝效法堯、舜，其實質(zhì)就是希望他們實行仁政。這是杜甫實現(xiàn)遠大政治抱負的必要步驟。

什么叫“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意思是我對自己的期許是不是有點笨啊，我私下把自己比作歷史上的兩個人物，一個是稷，還有一個是契。稷與契是誰？稷，《左傳》里面有記載，又稱之為后稷，他從小就喜歡種莊稼，后來成為舜的大臣，主管天下農(nóng)業(yè)，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農(nóng)業(yè)部長。契則是協(xié)助大禹治水的大臣，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水利部長。杜甫自比稷、契，是不是自許太高？明末清初的王嗣爽解釋得很好，他說：“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不知稷契元無他奇，只是己饑己溺之念而已?！笔裁唇凶觥凹吼嚰耗纭保俊睹献印るx婁下》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边@是對于天下對于全社會的責(zé)任感。這是一種偉大的胸懷，一種高尚的政治情操，所以王嗣爽說杜甫己饑己溺，這一點都不奇怪，它是一種信念，一種人格精神。其實在盛唐時期，大唐帝國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在唐玄宗前期又出現(xiàn)了開元之治，士人說要做稷和契，只是一個普通的政治觀念?！敦懹^政要》記載說，唐太宗的時候，魏徵就說過，最好的政治就是“君為堯舜，臣為稷契”。君主要以堯舜為榜樣，臣子要以稷契為榜樣。所以“致君堯舜上”也好，“竊比稷與契”也好，在杜甫所生活的那個年代里，并不是不切實際的空談，而是表白他的政治理想。當(dāng)然，由于杜甫一生中根本沒有得到實現(xiàn)抱負的機會，所以他的人生信念都處于虛擬的狀態(tài)。正因如此，后人譏評杜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有人認為杜甫的人生信念“迂闊”。其實，凡是理想，總與現(xiàn)實有一定的距離。理想越是遠大、崇高，它與現(xiàn)實的距離也就越大。即以孟子而言，他游說諸侯，人們也認為他“迂闊于事”。魏徵勸唐太宗行仁政，也被人攻擊為“書生未識時務(wù)”?！坝亻煛币辉~，又何足為杜甫之??！人之立志，貴在高遠。假如所立之志非常卑庸，與社會現(xiàn)實沒多少差距，“迂闊”的缺點倒是避免了，但那樣的人生信念又有什么價值可言！然而稷也好，契也好，他們身居高位，本來就承擔(dān)著國家的重任，他們有這樣的責(zé)任感是理所當(dāng)然的。杜甫則不同，他只是一介微臣，甚至是一介布衣，按照“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常理來說，杜甫本來是不必懷有此種責(zé)任感的。然而杜甫竟然自許稷、契，竟然以“己饑己溺之念”為人生目標(biāo)，這真是崇高、偉大的人生信念！

正因為杜甫心懷天下，所以他對于國家的隱憂看得特別清楚，對社會的弊病診斷得特別準(zhǔn)確。儒家一向認為社會最大的禍患不是貧窮，而是貧富不均。對于貧富不均，儒家一向是譴責(zé)的，歷代詩人也一向是譴責(zé)的，從古到今，凡是有正義感的詩人都譴責(zé)這個現(xiàn)象，杜甫以后的白居易，一直到清代的吳嘉紀，都寫過類似的作品。但是古往今來，沒有哪首詩像杜甫這兩句詩那樣驚心動魄，那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直到今天，只要我們說到貧富不均的話題，首先想到的便是這兩句杜詩。正因如此，后人推崇杜甫，主要著眼點便是杜甫憂國憂民的情懷。有一個鮮明的例子。北宋后期，有兩位大詩人不約而同地寫了題杜甫畫像的詩。王安石是新黨的領(lǐng)袖，黃庭堅屬于舊黨，他們的政治觀點完全不同，但是對于杜甫的看法卻是完全一致。王安石寫了一首《杜甫畫像》，高度評價杜甫的偉大胸懷：“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妨四海赤子寒颼飗?！辈⑶冶硎境缇吹男那椋骸八砸姽瘢侔萏殂袅??！秉S庭堅寫了一首《老杜浣花溪圖引》，也是題杜甫畫像的詩，這幅像畫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醉中騎驢的狀態(tài)，詩中說：“中原未得平安報，醉里眉攢萬國愁?！闭f杜甫即使喝得酩酊大醉的時候，眉間依然凝聚著憂國憂民的表情。后面又說“常使詩人拜畫圖”，意思是后代的詩人常常膜拜杜甫的畫像。從這兩首詩可以看出，對于杜甫具有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懷，千古讀者已達成共識。

三、仁愛精神的詩語表述

現(xiàn)存杜詩共1458首，內(nèi)容非常豐富，從山川云物到草木蟲魚，從國家政治到百姓生計，用古人的話說，就是“地負海涵”。但是杜詩的核心精神，或者說杜詩最耀眼的閃光點，就是儒家仁愛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xiàn)。杜甫用一雙仁愛的眼睛來觀察社會，也用仁愛的精神來描寫人生。要是讓我用一句話來概括杜詩在思想內(nèi)容上的特征，那就是仁愛精神的詩語表達。杜詩的深刻意義，杜詩的強烈感染力，其原因都在這里。

在儒學(xué)的發(fā)展史上，曾出現(xiàn)過兩個高潮，它們分別在漢代和宋代，所以儒學(xué)的兩大流派分別被稱為“漢學(xué)”與“宋學(xué)”。儒學(xué)史上的唐代夾在這兩個高潮之間，實際上處于一個低潮階段。唐代的儒學(xué)前不如漢人，后不如宋人。那么儒學(xué)的發(fā)展在唐代停頓了嗎？唐代有沒有值得注意的儒學(xué)代表人物？當(dāng)然是有的，其中之一就是杜甫。錢穆在《中國史學(xué)發(fā)微》中稱杜甫為唐代的“醇儒”，非常準(zhǔn)確。那么在何種意義上，我們能夠說杜甫對唐代的儒學(xué)發(fā)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杜甫不是儒學(xué)經(jīng)典的注疏者，他對儒學(xué)的服膺主要體現(xiàn)于實踐，他身體力行地將儒學(xué)原理付諸行為，從而在儒學(xué)發(fā)展史上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不但如此，杜甫還用他一生的實踐、行為，用他的整個生命，來豐富、充實了儒學(xué)的內(nèi)涵。從本質(zhì)上說，儒學(xué)原是一種實踐哲學(xué)，它非常重視人的行為。所謂的百姓日用人倫，是儒學(xué)最為關(guān)心的核心內(nèi)容?？鬃右埠?，孟子也好，當(dāng)他們年富力強的時候并不忙著著書立說，他們棲棲惶惶，奔走天下，要從實踐的角度推行他們的仁愛之道。等到最后覺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是暫時行不通了，年紀也大了，才靜下心來著書立說，把他們的思想用著述的形式傳給后人。從本質(zhì)上看，儒學(xué)最強調(diào)的是實踐，強調(diào)人們生前的行為，強調(diào)在實際生活中的建樹。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說杜甫正是最好地體現(xiàn)儒家精神、發(fā)揚儒家精神的一個歷史人物。

儒學(xué)千頭萬緒，其核心內(nèi)容就是仁愛思想，主張在天下推行以仁愛之心為出發(fā)點的仁政。眾所周知，儒家的仁愛精神跟西方的博愛精神是貌同神異的。一般說來，西方的博愛精神，最初的來源就是宗教。儒家的仁愛之心則與神靈無關(guān)。儒家強調(diào)“仁義理智根于心”，一切的愛心都是從人們的內(nèi)心自然生發(fā)出來的。孟子有一個很好的闡釋，他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边@是一種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的自然的情感流動。由這樣的程序生發(fā)出來的仁愛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實可行。它既不是好高騖遠的空想，也不是違背人性的矯情。它不是強制性的道德規(guī)范，更不是對天國入場券的預(yù)付。杜甫對儒家的這個核心精神心領(lǐng)神會，他的詩篇，他的行為，時時刻刻都在闡釋這種理念。杜甫感情深厚誠篤，被后人譽為“情圣”。他深深地愛著他的妻子、兒女和弟妹，一生中始終與妻兒不離不棄，相依為命。他與楊氏夫人伉儷情深，白頭偕老。當(dāng)他被叛軍扣押在長安時，曾對著月亮懷念遠在鄜州的妻子：“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月夜》）當(dāng)他與家人隔絕時，就格外思念幼小的孩子：“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保ā肚才d》）杜甫對友人情同兄弟，時時寫詩懷念。他四十八歲那年流寓秦州，全家生計瀕于絕境，卻在短短三個月內(nèi)寫了三首思念李白的名篇，其中如《天末懷李白》云：“涼風(fēng)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yīng)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敝列灾燎?，感人肺腑。杜甫還將仁愛之心推廣到素不相識的天下蒼生。當(dāng)杜甫到奉先縣去探親的時候，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的幼子已因挨餓而夭折了。他當(dāng)然悲痛萬分，但是與此同時，他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還有很多比他更困苦的人：“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yè)徒，因念遠戍卒?！保ā蹲跃└胺钕瓤h詠懷五百字》）“失業(yè)徒”就是失去田地的農(nóng)民，“遠戍卒”指在遠方戍邊的戰(zhàn)士，他們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劇烈。于是杜甫就把關(guān)愛之心從家庭擴展到整個民族，整個社會。在一個秋風(fēng)秋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大風(fēng)刮破了，雨水漏下來了，床上都潮濕了，杜甫徹夜不得安眠，此時此刻，他想到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fēng)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風(fēng)所破歌》）可以說，這是歷史上最早提出的“安居房”概念。杜甫甚至莊嚴許愿：只要有千萬間“安居房”突然出現(xiàn)，即使自己獨自受凍而死也心甘情愿！杜甫的思考過程，他的感情流向，也是由近及遠，由親及疏，這分明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精神的具體闡發(fā)。

儒家仁愛之心的最高體現(xiàn)形式是實行仁政，孟子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還指出仁政的最低限度是讓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杜甫對此完全贊同，他用詩歌表示了同樣的希望：“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谷女絲行復(fù)歌?！保ā缎Q谷行》）他滿心希望朝廷薄賦輕徭，讓人民休養(yǎng)生息：“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提封》）他譴責(zé)急征暴斂，指出苛政是逼迫人民鋌而走險的根本原因：“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在國家統(tǒng)一不受損害的前提下，杜甫堅決主張息兵罷戰(zhàn)。唐帝國發(fā)動對南詔的戰(zhàn)爭，屢戰(zhàn)屢敗，甚至全軍覆沒，杜甫作《兵車行》揭露朝廷的窮兵黷武，以及無辜百姓埋骨荒外的悲慘命運：“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杜甫不但愛自己的同胞，他還把仁愛之心擴展到更大的范圍，甚至包括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時期，經(jīng)常發(fā)生邊境戰(zhàn)爭，以唐帝國為一方，以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權(quán)為另一方之間經(jīng)常發(fā)生戰(zhàn)事。這些戰(zhàn)爭的性質(zhì)多種多樣，有時是唐帝國防御外族的侵擾，也有時是唐帝國為了開邊拓土而主動進攻他國。杜甫雖然堅決主張保衛(wèi)國家不受侵擾，但同時也主張反擊不必過度，他說：“挽弓當(dāng)挽強，用箭當(dāng)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前出塞九首》之六）這是富有人道精神的戰(zhàn)爭觀，也是對儒家仁愛思想的發(fā)揚光大。

杜甫對儒家的仁愛精神還有更重要的獨特貢獻?？?、孟等早期儒家提出的仁愛之心，其思考對象是人類，《論語》中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泵献觿t舉例說明人們的仁愛之心的來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边@是人心中本來就有的同情心，是惻隱之心。但是孟子所說的這種惻隱之心、仁愛之心，它的關(guān)注對象是人，沒有包括其他生命。杜甫卻把它從人延伸到其他生命。杜甫對于動物，對于植物，對于世界上的一切生物，都有一份關(guān)愛之心，他用更加廣博的仁愛精神去擁抱整個世界。杜詩寫到天地間的一切生靈都出以充滿愛撫的筆觸：“筑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保ā稌鹤“椎蹚?fù)還東屯》）“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保ā肚镆拔迨住分唬┰诙鸥π哪恐?，天地間的動物、植物都與人一樣，應(yīng)該沐浴在仁愛的氛圍中。杜甫在成都草堂的周圍種了許多樹，其中有四棵小松，他避亂梓州時非常惦念它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保ā都念}江外草堂》）等到他返回草堂重見小松，竟然像見到久別的兒女：“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保ā端乃伞罚┒鸥τ绕潢P(guān)心那些處境欠佳的動植物：“白魚困密網(wǎng)，黃鳥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保ā哆^津口》）古人本有“數(shù)罟不入洿池”的習(xí)慣，“數(shù)罟”就是密網(wǎng)，因為網(wǎng)眼太密的漁網(wǎng)會把小魚都打上來。如今杜甫看到江上竟然張著密密的漁網(wǎng)，大小魚兒都困在網(wǎng)里，頓時產(chǎn)生了惻隱之心。有人認為杜詩中寫到動物、植物，往往有比興寄托的意味，這話不錯。比如杜甫喜詠雄鷹和駿馬，在它們身上寄托著詩人的雄心和豪氣。又如在成都寫的《病橘》《病柏》《枯棕》《枯楠》，分別詠害病的橘樹和柏樹，枯萎的棕樹和楠樹，杜甫為什么專挑病樹、枯樹來寫？后代的注家都認為這是比喻，這是用樹木來比喻在苛捐雜稅的壓制下奄奄一息的老百姓，這話不錯，這四首詩確實有比喻意義在里面。但是杜甫寫植物、寫動物的詩不全是這樣，他有的時候就是關(guān)愛弱小生命的自身。比如《舟前小鵝兒》，這是杜甫在梓州寫的，他坐在船里，船在河里走，對面游過來一群幼鵝，幼小的鵝是乳黃色的，杜甫覺得它們真可愛：“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焙竺嬗终f：“客散層城暮，狐貍奈若何。”他對幼小的動物有一種關(guān)愛之心，關(guān)心它們的安全，希望它們好好地活著，健康成長。這首詩中并沒有以鵝喻人之意，充溢在字里行間的只是對弱小生命的由衷愛憐和關(guān)切。杜甫關(guān)愛一切生命的情懷是對儒家仁愛思想的重要發(fā)展，比如《題桃樹》：“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饋貧人食，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詩中把桃樹寫得深通人性、有情有義，對乳燕、慈鴉也流露出一片愛心，清人楊倫評論說：“此詩于小中見大，直具‘民胞物與’之懷，可作張子《西銘》讀，然卻無理學(xué)氣?！卑讶蕫壑膹娜送茝V到普通的生物，本來是儒學(xué)內(nèi)在的一種發(fā)展方向。到了宋代，理學(xué)家張載提出了一個有名的命題：“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边@句話被后人壓縮成“民胞物與”四個字，意思是人們都是同胞兄弟，生物都是人類的朋友。這種精神在理論上要等到宋人才闡發(fā)出來，但是在文學(xué)上，唐人杜甫早就用他的美麗詩篇生動地予以弘揚了。這是杜甫對于儒學(xué)思想的一大貢獻。

四、詩史與詩圣

杜詩被后人尊為“詩史”，杜甫被后人尊為“詩圣”，這是歷史授予杜甫的兩頂桂冠。

何謂“詩史”？這個概念始見于晚唐孟啟的《本事詩·高逸第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dāng)時號為‘詩史’?！鳖櫭剂x，“詩史”就是用詩歌寫成的歷史。當(dāng)然，杜詩的功能并不是客觀地記錄歷史，它是對歷史的價值評判，是歷史的暴風(fēng)驟雨在人們心頭留下的情感波瀾的深刻抒寫。清人浦起龍《讀杜心解》中說得好：“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大唐帝國在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發(fā)生了由盛轉(zhuǎn)衰的劇變，它對人們的精神面貌產(chǎn)生了怎樣的嚴重影響？安史之亂在唐朝人民的心頭留下了何等深重的創(chuàng)傷？這些內(nèi)容在史書中是讀不到的，即使有所涉及也是不夠真切的。例如安史之亂使唐帝國的人口急劇減少，《資治通鑒》中有詳細的記載：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大唐帝國的總?cè)丝谑?288萬，到了廣德二年（公元764年），這個數(shù)字下降為1690萬。短短十年間，全國的總?cè)丝诰谷粶p少了三分之二！史書中雖然記載了詳細的人口數(shù)，但是它們只是兩個冷冰冰的數(shù)據(jù)，沒有細節(jié)，沒有過程，沒有告訴我們那么多的百姓是如何死于非命的。杜甫晚年所作的《白馬》，其中說：“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在太平年代，人們的死亡方式是比較單一的，或是壽終正寢，或是染病身亡。但是在兵荒馬亂的時代，人們以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死亡。這是多么沉痛的句子！安史之亂時百姓遭受的苦難到底有多深，他們是死于鐵騎的蹂躪，還是死于逃難的折磨，或是死于兵火之后的饑荒？只有“三吏”“三別”以及《彭衙行》《哀王孫》等杜詩才給出了深刻的解答。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杜詩，在客觀上就是新、舊《唐書》的必要補充，在主觀上就是杜甫留給后人的歷史警示錄。歷史是我們的集體記憶，是民族的精神血脈，是集體價值觀的記載和傳承，它必然會對中華民族的現(xiàn)在和將來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杜詩在記錄歷史事實時滲入了深沉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它不但讓后人了解歷史，而且啟發(fā)后人感知歷史、思考歷史，進而從歷史中汲取經(jīng)驗和教訓(xùn)，從而更好地前進。就這一點來說，杜詩與孔子的《春秋》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我們應(yīng)該高度評價杜詩的“詩史”價值。

何謂“詩圣”？這個名稱始見于明人費宏的《題蜀江圖》：“杜從夔府稱詩圣?！敝撩髂?，誓不降清的王嗣奭夜夢杜甫，乃作《夢杜少陵作》，深情地說：“青蓮號詩仙，我翁號詩圣?！鳖櫭剂x，“詩圣”就是詩國中的圣人，與此類似的概念其實早在北宋就已提出來了。秦觀引用孟子的話“孔子，圣之時者也?？鬃又^集大成”，然后說：“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韓愈論》）可見在秦觀心目中，杜甫就是詩國中的圣人，不過沒有拈出“詩圣”二字而已。秦觀此說實為當(dāng)時人的共識，蘇軾就曾多次表述此意。宋人推崇杜甫，是沿著兩個價值判斷的維度而進行的：一是審美判斷，也即詩歌造詣的維度：二是道德判斷，也即人格意義的維度，宋人在這個維度上對杜甫的推尊具有更深遠的歷史意義。南宋評論歷史人物極為苛嚴的理學(xué)宗師朱熹將杜甫與諸葛亮、顏真卿、韓愈、范仲淹一起譽為“五君子”?！拔寰印敝谐硕鸥σ酝獾乃奈蝗宋铮荚谡畏矫嬗兴?，或是功業(yè)彪炳的政治家，或是為國捐軀的烈士。惟獨杜甫根本算不上一個政治家。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樹，幾乎沒有什么值得提起的事跡，除了在肅宗的朝廷里偶然仗義直言，從此被朝廷疏遠以外，他始終是默默無聞的小官員，很多時候還是飄泊江湖的一介布衣。杜甫在政治上根本沒有得到過施展抱負的機會，他要報效祖國，他堅決反對叛亂，但是歷史沒有給他提供表演的舞臺。終生不遇的杜甫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贊揚？為什么在朱熹看來，杜甫可以在從諸葛亮到范仲淹的這份君子名單中占有一席之地？朱熹說得很清楚：“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保ā锻趺废募颉罚┰瓉怼拔寰印钡墓餐c在于他們都有一顆偉大的心靈，他們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的人，都是在人格上具有楷模意義的人。由此可見，宋人高度認可杜甫的人格意義，高度評價杜甫憂國憂民的思想境界，認為杜甫在道德上已經(jīng)達到超凡入圣的崇高境界。

那么，由宋人和明人共同奉獻給杜甫的“詩圣”桂冠，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否具有普遍的意義呢？或者說，它對現(xiàn)代的中國人是否具有引領(lǐng)、啟迪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中華民族的先民非常重視個體的道德修養(yǎng)，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儒家認為，一個高度發(fā)達的文明社會，它的基礎(chǔ)就是文明的個體，是具有道德自覺的個體。杜甫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仰的人格風(fēng)范，這一點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前的圣人在普通人心目中都是神圣乃至有幾分神秘的，都是高不可攀、敬而遠之的。杜甫用其實踐使圣人的概念從神壇回歸人間，從而消除了長期蒙在圣人身上的神秘光環(huán)，也拉近了圣人與普通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杜甫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躋身于圣賢的行列，這為普通人努力進德修身并朝著崇高的人格境界前進，提供了可以仿效并逐步靠近的典范。

布衣身份的杜甫成為公認的圣賢，其實質(zhì)就是對平凡人生的巨大超越。在物質(zhì)生活的層面上，杜甫流落饑寒，窮愁潦倒，終生處于極為低下的水平。然而他在人格精神上達到了崇高的境界，他以憂國憂民的偉大胸懷超越了嘆窮嗟卑的個人小天地，他以宏偉遠大的精神追求超越了捉襟見肘的物質(zhì)環(huán)境，從而將充滿苦難的人生提升到詩意盎然的境界。一部杜詩，展示了崇高的人格境界，蘊涵著充沛的精神力量。后人閱讀杜詩，在獲得巨大審美享受的同時，也獲得了深刻的精神啟迪。這種精神啟迪不同于理論性的德育教材，它的教益是伴隨著審美感動而來的，它像“潤物細無聲”的春雨一樣沁入讀者的心肺，悄無聲息，卻淪肌浹髓。在杜甫身后，無數(shù)后人從閱讀杜詩入手走近杜甫，感受其偉大心靈的脈動，接受其高尚情操的熏陶。自從有杜詩以來，讀者就將它視為人生的教科書，視為照亮人生道路的一盞明燈。正如聞一多所說，杜甫是我們“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詩王白居易

白居易的詩歌雅俗共賞，在他生前就獲得了巨大的名聲，其影響甚至深入到社會底層與大唐的鄰國。到了晚唐，張為在《詩人主客圖》中稱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正是著眼于其影響之大。到了近代，人們稱頌白居易為“詩王”。白詩作品多達3000首，如按內(nèi)容分類，可分成“感傷詩”“諷喻詩”與“閑適詩”三大類，下面從這三個角度對白居易進行評說。

一、身世坎坷的多情才子

白居易身世坎坷。他的祖父白鍠是明經(jīng)出身，曾長期在河南一帶做低級的地方官，所以后來把家安在鄭州的新鄭縣。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也是明經(jīng)出身，做過蕭山縣尉、宋州司戶參軍等小官。公元772年，白居易出生于新鄭。由于父親常年在外地做官，經(jīng)常調(diào)動，居無定所，幼年的白居易就隨著母親住在新鄭縣，是在他的外祖母和母親的教導(dǎo)下成長起來的。當(dāng)時雖然安史之亂早已平定，但是由此造成的藩鎮(zhèn)割據(jù)卻綿延不斷，此起彼伏，局部地區(qū)甚至烽煙時起。而朝廷里宦官專權(quán)、朋黨惡斗的政局則使得朝政黑暗，國勢衰弱。在這樣的局勢下，百姓生活痛苦不堪。即使是出身于小官僚家庭的白居易，也在青少年時代過著動蕩不安且相當(dāng)貧困的生活。白居易在二十八歲寫了一首有名的七言律詩，后來被選進《唐詩三百首》，那首詩有一個很長的標(biāo)題，其中說：“自河南經(jīng)亂，關(guān)內(nèi)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睉?zhàn)亂和饑荒，就是白居易青少年時代的特征。飽經(jīng)離亂的經(jīng)歷使白居易對社會下層的真實情形有較深的了解，對民間疾苦有較深的同情，這種閱歷是那些長于富貴之家的紈绔子弟所缺乏的，是成就一個偉大詩人的重要條件。

為什么說白居易是多情才子呢？因為白居易的朋友就是這么說的。白居易二十九年那年考中進士，三十一歲通過了“科目試”，三十五歲又考中了制科，他憑著自己的刻苦讀書“三登科第”，從此進入仕途，被任命為盩厔縣的縣尉。他在盩厔的兩年間雖然沒有什么重要的政績，但是寫出了千古流傳的《長恨歌》。原來盩厔距離馬嵬坡很近，當(dāng)?shù)亓鱾髦S多關(guān)于楊貴妃的故事。一次，他在當(dāng)?shù)亟Y(jié)識的朋友王質(zhì)夫向白居易敬酒，勸他寫一首歌行來詠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王質(zhì)夫說這么好的題材，一定要一位大詩人才能寫好。他說白居易是“深于詩，多于情者”，一定能勝任這個任務(wù)?！吧钣谠姟笔呛翢o疑問的，因為白居易在十多歲時就寫出了“野火燒不盡，春風(fēng)吹又生”的千古名句?！岸嘤谇椤庇衷鯓又v呢？白居易結(jié)婚很晚，直到三十七歲才與楊氏夫人結(jié)婚，主要原因便是他早年曾愛上一位名叫湘靈的姑娘，但是兩人門第不同，限于當(dāng)時的禮教和習(xí)俗，不能正式成婚，所以拖延耽誤了自己的婚事。湘靈其人，我們對她的生平知道得很少，但是她的身影曾多次在白居易的詩歌中閃現(xiàn)。白居易有幾首詩是直接點明她的名字的，比如《寄湘靈》《冬至夜懷湘靈》等。綜合各種材料，我們大概可以知道湘靈是居住在徐州符離的一位姑娘。白居易幼年時期曾跟隨父親在符離生活過一段時間，湘靈可能是與白家相鄰的一個尋常百姓家的姑娘，她成了白居易的初戀情人。我們能從白居易的詩歌中感受到他對湘靈的真摯愛情。請看《感情》一詩：“中庭曬服玩，忽見故鄉(xiāng)履。昔贈我者誰，東鄰嬋娟子。因思贈時語，特用結(jié)終始。永愿如履綦，雙行復(fù)雙止。……人只履猶雙，何曾得相似？可嗟復(fù)可惜，錦表繡為里。況經(jīng)梅雨來，色黯花草死?！边@首詩一向不受重視，其實它是一首情深意長的愛情詩，非?？少F。請大家注意，這首詩作于四十六歲，此時白居易已經(jīng)人到中年，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險惡的宦海風(fēng)波，也早已結(jié)婚生子。但是他在晾曬衣服時偶然看到一雙舊鞋，卻依然情難自已。詩中的“東鄰嬋娟子”就是家住符離的湘靈姑娘。大家知道，親手縫制一雙鞋子贈給情郎，本是民間女子表示愛情的一種習(xí)慣行為。湘靈本是個小家碧玉，她為了對白居易表示愛情，就親手縫制了這雙鞋子?？上У氖敲\使他們勞燕分飛，如今鞋子雖然還是成雙成對，兩個情人卻各奔東西，形單影只?！叭酥宦莫q雙”這句詩，字面上平平淡淡，其實浸透著失戀者的辛酸淚水。請大家注意，人到中年的白居易對青年時代的舊情人如此念念不忘，一個早已進入仕途而且早已結(jié)婚的人，卻把一雙舊鞋始終攜帶在身邊，這不是“多于情”又是什么呢？

正因如此，白居易是最有資格寫好楊貴妃故事的詩人，他果然不負眾望，寫出了傳誦千古的《長恨歌》。當(dāng)然，白居易更好的感傷詩是《琵琶行》，那也是需要“多于情者”才能寫成的好詩?！杜眯小分忻鑼懙哪莻€身懷絕技的琵琶女姓甚名誰？白居易并沒有告訴我們。但是有人說她名叫裴興奴。元代劇作家馬致遠寫了一個有名的雜劇，題為《江州司馬青衫淚》，內(nèi)容的梗概是：白居易在長安為官時與擅長琵琶的歌妓裴興奴相愛，后來經(jīng)歷一番悲歡離合。裴興奴，唐代確有其人，她是一位胡女，而且的確是一位琵琶高手。但是裴興奴與白居易戀愛的事情則純屬虛構(gòu)，這是古代的“戲說”，不足為據(jù)。其實《琵琶行》中說得清清楚楚，那位在潯陽江頭夜彈琵琶的女子與白居易素昧平生，所以白居易才會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慨嘆。而且正因為《琵琶行》的主題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它才能感動千古的讀者。要是所寫的是一個才子佳人悲歡離合的老套故事，它的意義就要大打折扣了。

《琵琶行》究竟好在哪里？它的內(nèi)容其實很簡單，謫居江州的白居易江邊送客，邂逅一位長安歌女，并請她彈奏一曲琵琶，這件事情并無重大的意義，也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jié)，它怎么會引出一首千古絕唱呢？或者說，《琵琶行》的成功之奧秘究竟在于何處呢？我們首先會想到的原因是其高超的藝術(shù)技巧。無論是敘事，抒情，還是描寫，《琵琶行》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化境。《琵琶行》在敘事上層層深入，環(huán)環(huán)相扣，引人入勝。《琵琶行》全詩沉浸在一種濃郁的傷感的抒情氛圍之中。即使是小序中的那段文字，也富有抒情意味，讀來感人肺腑?！杜眯小分凶畛錾拿鑼懏?dāng)然是琵琶聲。眾所周知，音樂之妙，本是難于訴諸文字的，因為它們畢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藝術(shù)門類。簡而言之，詩歌是訴諸視覺的，是有相當(dāng)具體的物象的：而音樂則是訴諸聽覺的，是相當(dāng)抽象的。用詩歌來吟詠音樂，當(dāng)然具有相當(dāng)?shù)碾y度?！杜眯小分袑ε寐暤拿鑼懀喼背錾袢牖?，使人仿佛親臨其境，親聞其聲。我相信凡是讀過《琵琶行》的讀者都永遠不會忘記這一段奇妙入神的句子：“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guān)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dāng)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什么叫“繪聲繪色”？《琵琶行》中的描寫就是繪聲繪色！

盡管《琵琶行》的藝術(shù)成就如此之高，我還是認為它之所以會感動千古讀者的奧秘并不在此。高超的藝術(shù)水準(zhǔn)會使讀者由衷欽佩，但不能使讀者深受感動。感動讀者的惟一因素只能是作品中蘊含的情感。那么，《琵琶行》使我們深受感動的究竟是什么情感呢？簡單地說，就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琵琶女是一個長安故娼，她年少時曾名動京師，生活中充滿了歡笑。待到人老珠黃，嫁為商人婦，只能獨守空船。兩種生活狀態(tài)之間存在巨大的落差，從而在她的心理上產(chǎn)生了巨大的失落感。白居易則是一位才高志大的士大夫，他曾在朝廷里擔(dān)任翰林學(xué)士的重要職務(wù)，如今卻被貶到偏遠的江州當(dāng)一個司馬的閑差，他的心里也充滿著失意和漂泊的情愫。琵琶女只是一個供人娛樂的歌妓，白居易卻是身為朝廷命官的士大夫，兩人的身份本來是天差地別的。可是“異質(zhì)同構(gòu)”的命運使他們偶然相逢，也使他們之間產(chǎn)生了真誠的同情與共鳴。當(dāng)琵琶女最后用琵琶聲訴說心事，彈奏出“凄凄不似向前聲”的時候，為什么“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原因就在這里。同情是一切善良的人們都能具備的本性，共鳴則是有著相似經(jīng)歷的人們都能產(chǎn)生的情感，社會地位的高下，文化修養(yǎng)的高低，貧富貴賤，都不會從根本上阻止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情感交流。一千二百年前的白居易與琵琶女之間就產(chǎn)生了這樣的情感交流，這種情感與男女之愛沒有關(guān)系，與功利目的更是毫不沾邊，所以它純潔、真摯、感人。我堅信，《琵琶行》最感動我們的就是這種同情心，全詩最有意義的警句就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親愛的讀者朋友，即使你漂泊到天涯海角，即使你感到舉目無親，只要你懷著善良的情懷，你就一定會在陌生的人群中發(fā)現(xiàn)共鳴，得到同情。讓我們永遠牢記“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動人詩句吧！這種美好的情懷會給陌生的環(huán)境增添一絲亮色，會給孤獨的心靈帶來一縷暖意，我們真該為了這兩句美好的詩句而對白居易說一聲謝謝！

二、剛直敢言與民生疾苦

三十七歲那年，白居易被任命為左拾遺，那是他政治生涯的真正起點。“左拾遺”的官品是從八品上，是一個低品級的官職。不過其職責(zé)倒是相當(dāng)重要的：“言國家遺事，拾而論之”，也就是凡是國家大事或朝廷措施有什么遺漏的地方，左拾遺都應(yīng)予以指出。在白居易以前的唐代大詩人中，陳子昂曾任右拾遺，杜甫曾任左拾遺，他們都曾經(jīng)誠心誠意地對朝政拾遺補闕，沒有辜負“拾遺”的名稱，白居易在《初授拾遺》這首詩里表示要以杜甫與陳子昂為榜樣。剛當(dāng)上京官的白居易躊躇滿志，政治熱情空前高漲，他決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根除對國家有害的種種弊政。首先，白居易對當(dāng)時驕橫不法的權(quán)豪重臣進行了毫不留情的尖銳抨擊，在短短的三年時間里，他先后上書彈劾多位節(jié)度使貪暴不法的行為，這些節(jié)度使大多擁兵自重，在所領(lǐng)方鎮(zhèn)對百姓橫征暴斂，對朝廷或拒交貢賦，或以賄賂等手段邀寵，甚至勾結(jié)朝臣或宦官來干擾朝政，成為中唐時代國家政治肌體上的一顆顆毒瘤。白居易對這些權(quán)臣深惡痛絕，奮不顧身地上書揭露他們的種種不法行為，反對朝廷對他們姑息養(yǎng)奸，即使為此得罪皇帝也在所不顧。例如荊南節(jié)度使裴均，是唐憲宗的心腹大臣。白居易曾上書反對任命他為尚書左仆射、判度支，也就是事實上的宰相，后來又專門上書揭露其狼子野心。其次，白居易堅決反對宦官擅權(quán)。中唐政治最大的弊病就是宦官專權(quán)，宦官頭子掌握著左右神策軍，連皇帝自身的命運都被控制在他們掌中，更不用說朝政了。在這種政治氛圍中，白居易敢于無所忌諱地接連抨擊俱文珍、吐突承璀等大宦官，體現(xiàn)了忠心報國、不顧自身安危的高尚品質(zhì)。對于這些位高權(quán)重的大宦官，白居易不但在朝廷里上書抨擊其弄權(quán)誤國，而且在詩歌中無情地揭露其暴虐害民的罪行。白居易有一首詩題作《宿紫閣山北村》，揭露吐突承璀指揮的神策軍搶奪平民財物的暴行。第三，白居易的目光不僅盯著高高在上的不法權(quán)臣，也注視著社會下層的民生疾苦。對于朝廷里那些虐民害物的苛政惡法，白居易沒有保持沉默。當(dāng)時有一項政策叫“和糴法”，這條法令的基本內(nèi)容是朝廷在豐收年頭糧價低賤時加價買糧，到災(zāi)年欠收糧價飛漲時則減價賣糧，以此來平抑糧價。但是日久弊生，到了中唐貞元以后，這項措施已經(jīng)變得面目全非：官府不論年成如何，按戶口分配定額，強行賤價征購農(nóng)民手中的糧食，使農(nóng)民不堪其害。白居易憤然上書，揭露了當(dāng)前“和糴法”的實質(zhì)是：“號為和糴，其實害人！”白居易的這道奏狀是在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上奏的，過了三年，朝廷總算下詔京兆府減免當(dāng)年折糴糧二十五萬石。雖說白居易沒有能力徹底根除這項弊政，但他的仁政愛民思想是難能可貴的。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白居易針對當(dāng)時貧民因欠官租而被囚在獄，至死不見天日的慘狀，上書陳情。白居易憤怒地指出：“自古罪人，未聞此苦。行路見者，皆為傷痛！”因此他請求朝廷降旨予以釋放，清除此類冤獄。白居易的《歌舞》一詩中所說的“豈知閿鄉(xiāng)獄，中有凍死囚”，可以與此奏狀對讀?？傊?，白居易身為諫官，確實做到了忠于職守。從三十七歲到四十歲的三年多時間，是白居易在政治上奮發(fā)有為的時期。他不顧自己官位低下的實際處境，也不顧勇于進言可能帶來的不測之禍，積極地為朝廷獻計獻策。他的一系列奏狀，系統(tǒng)地體現(xiàn)了儒家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也充分展現(xiàn)了儒家殺身成仁的政治風(fēng)范。在當(dāng)時的社會條件下，這種思想是最能體現(xiàn)人類理性和人道主義精神的思想。即使不當(dāng)諫官了，白居易仍然關(guān)心朝政，敢于直言進諫。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凌晨，主張討伐割據(jù)藩鎮(zhèn)的宰相武元衡被某些心懷不軌的節(jié)度使派出的刺客在上朝的途中刺死，他的顱骨也被割下來帶走了，刺客竟然逃之夭夭，這真是朝廷的奇恥大辱。當(dāng)時擔(dān)任太子左贊善大夫的白居易怒不可遏，迅速作出反應(yīng)，在事發(fā)當(dāng)天的中午就上書言事，要求朝廷迅速捉拿刺客，查明幕后主使，予以嚴懲。白居易的奏狀遞上后，兩天之內(nèi)就傳遍了整個長安城，可見朝野都很重視這道奏狀。可是朝中的宦官和權(quán)臣們卻大為不樂，他們原來就對白居易心懷不滿，對白居易這次越級言事更是十分惱火，便尋找罪名把他貶到江州任司馬。這是白居易仗義執(zhí)言付出的嚴重代價。白居易用他的實際行為表明他對儒家思想不但由衷信從，而且付諸實踐。儒家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不事空言，而見諸日用人倫。白居易的行為正是儒家風(fēng)范的具體體現(xiàn)。

白居易在朝中勇于言事，他在詩歌寫作上也有類似的表現(xiàn)，那就是大量寫作以美刺為目的的諷喻詩。白居易的諷喻詩共有172首，這些作品基本上都寫于在朝為官的十年期間，其中以《新樂府》50首和《秦中吟》10首為代表作。雖然世人最看重的白居易詩歌也許是《長恨歌》和《琵琶行》，但白居易本人卻根本不同意這種看法。白居易在寫給元稹的信中說得很清楚：“今仆之詩，人之所愛，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庇捎诎拙右讓戇@封《與元九書》時還沒有寫《琵琶行》，所以信里只說到了《長恨歌》。就是說他本人對自己詩歌的評價與世人不同。那么白居易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作品呢？首先是“意激而言質(zhì)”的諷喻詩，只要看白居易自己所編的詩集中，從卷一到卷四都是諷喻詩，就可以明白這一點。那么，白居易為什么這樣重視諷喻詩呢？白居易諷喻詩的價值到底如何呢？簡單地說，白居易寫作諷喻詩，其主要價值取向在于政治，而不在于文學(xué)：在于社會功效，而不在于個人抒情。正因如此，白居易大張旗鼓地揭示了著名的詩歌綱領(lǐng)：“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蔽恼戮褪俏膶W(xué)，歌詩就是詩歌，“為時”就是為了時代，“為事”就是要以具體的事實為寫作對象。有些后人批評白居易的觀點抹殺了詩歌的個人抒情性質(zhì)，其實白居易的這兩句話是針對其諷喻詩而說的，并不包括感傷詩、閑適詩等其他作品。換句話說，白居易并不是不理解詩歌的個人抒情功能，能寫出“吊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的白居易，能寫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白居易，難道還不是抒情高手！只是白居易寫作諷喻詩之時，他格外強調(diào)這類作品的社會意義和政治功能罷了。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寫作諷喻詩，不但在時間上與他大量寫作諫書相重合，而且兩者的內(nèi)容也是互相呼應(yīng)的。白居易認為諷喻詩的內(nèi)容是“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也就是有關(guān)民生疾苦，可以裨補朝政，卻很難落實為具體的進諫對象的內(nèi)容，就寫進諷喻詩。所以，在白居易看來，他的諷喻詩與諫書具有相同的本質(zhì)，都是為了反映輿情，揭露弊政，從而警誡朝廷，改善朝政。兩者的區(qū)別僅僅在于：諫書是直接的抨擊，而諷喻詩則是間接的諷刺。白居易的諷喻詩無情地揭露了中唐社會的種種弊端，反映了人民的悲慘生活和不幸遭遇，批判了統(tǒng)治者荒淫無恥、不恤民情的真實嘴臉。這樣的詩歌表達的是人民的心聲，這樣的詩人是人民的代言人。相傳白居易的詩風(fēng)通俗易懂，連不識字的老奶奶都一聽就懂。風(fēng)格通俗的基礎(chǔ)是內(nèi)容的切近民眾，只有與廣大人民的實際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詩歌才會得到他們的理解和欣賞。那么，白居易的諷喻詩到底涉及了哪些社會內(nèi)容呢？

首先，白居易悲憫地注視著社會的各個角落，觀察到民間疾苦的方方面面，從而毫發(fā)無隱地揭示了中唐普通百姓極其悲慘的生活狀態(tài)。《杜陵叟》記錄了一個世世代代居住在杜陵的老農(nóng)民的憤怒控訴：他年復(fù)一年地辛勤耕種著一頃有余的薄地，可是今年的年成實在不好。三月里正當(dāng)麥子抽穗的季節(jié)，卻遭逢大旱，麥苗枯死。九月里稻子還沒成熟，卻嚴霜早降，顏色還沒變黃的稻穗就干枯了。夏收、秋收都幾乎是顆粒無收，可是官吏們依舊逼著農(nóng)民交納租稅。農(nóng)民被逼得沒辦法，只好抵押自家的桑樹，又出賣自家的土地，換得一些錢財來交租。官府這樣做，簡直就是剝奪我穿在身上的衣服，搶奪我將要進嘴的口糧??！官吏們這般殘害百姓，他們簡直就是豺狼，何必要長著鐵鉤般的爪子和鋸子般的牙齒，真的來吃人肉！在所有譴責(zé)苛政的古典詩歌中，這首《杜陵叟》的語氣是最為激烈的。孔子早就說過“苛政猛于虎”的名言，但是白居易的“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等句子卻更為尖銳、犀利。更加值得重視的是，此詩中還對皇帝的假仁假義作了一針見血的揭露，這在當(dāng)時需要多大的勇氣??！

如果說《杜陵叟》所批判的急斂暴征還算是封建社會中合法的剝削的話，那么《賣炭翁》所揭露的“宮市”就是無法無天的公然搶劫了。請看那個燒炭老翁的悲慘遭遇：老翁長年在終南山里伐木燒炭，滿臉塵灰，十指烏黑，不知經(jīng)歷了多少艱辛。他沒有別的謀生手段，全靠賣炭得錢來維持生計。木炭當(dāng)然是天氣嚴寒時才需要的東西，可憐這位穿著單薄衣裳的老翁，為了讓他的木炭賣個較好的價錢，竟然一心盼望著天氣嚴寒！“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這兩句詩，真的是一字一淚！總算天如人愿，夜降大雪，老翁趕著牛車，運著千余斤重的木炭來到長安市場?？墒莾蓚€太監(jiān)騎著馬走來了，他們不由分說就搶過牛車，趕往宮中?！顿u炭翁》的題下自注說：“苦宮市也。”其批判矛頭直指這項弊政惡法，也直指宦官和他們身后的皇帝本人。請問這樣的詩歌，與那些直言無忌地揭露時弊的諫書又有什么不同？要說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諫書是給皇帝看的，最多只能起到一點諷諫作用。而詩歌不但寫給皇帝看，也是寫給廣大讀者看的，詩人代表不幸人民對苛政所作的控訴，字字血淚，永遠感動著千古讀者。

白居易的諷喻詩義正詞嚴，疾惡如仇，真正起到了反映民情、干預(yù)政治的良好作用，這是文學(xué)社會功能的最好體現(xiàn)。從《詩經(jīng)》、漢樂府到杜詩，中國古典詩歌有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就是直面社會現(xiàn)實、揭露民生疾苦，白居易繼承了這個傳統(tǒng)，而且有所發(fā)揚光大。在這個意義上，白居易的諷喻詩不但堪稱唐詩中的精品，而且是整個古典詩歌中不可多得的精華部分。描寫風(fēng)花雪月的詩歌當(dāng)然也是有其價值的，但是就整個文壇來說，絕對不能只有風(fēng)花雪月而缺少對民生疾苦的關(guān)注。在這個意義上，白居易的諷喻詩至今仍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三、樂天知命故不憂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都要面臨一個人生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選擇出仕，還是退隱？早在先秦時代，士人們就對“出”還是“處”的問題有了深入的思考。所謂“出”，就是出去做官：所謂“處”，就是居家不仕。所以“出處”問題也就是關(guān)于出仕和退隱的思考。也就是說，擺在古代讀書人面前的人生道路只有兩條，一條是出仕，另一條就是退隱，除此之外別無他途，這是他們面臨著的兩難選擇。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丹麥王子哈姆雷特說：“生，還是死？這是個問題。”換了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就應(yīng)該問自己：“出仕，還是退隱？這是個問題?！蹦敲?，對于古今士人誰都無法逃避的這個“千古一問”，白居易給出的又是怎樣的答案呢？白居易的答案是兩個字：“中隱?！?/p>

《中隱》是白居易五十八歲時寫的一首詩，那年他正在洛陽任太子賓客分司。詩中說，像東方朔那樣隱居在朝廷或鬧市中，未免過于喧囂。而像傳統(tǒng)的隱士那樣生活在山林里，則又未免過于冷落。既然如此，不如采取“中隱”的方式，就是雖然做官，但不在朝廷里做大官，而是像自己那樣，在洛陽任一個閑職。這種“中隱”的方式，既像是出仕，又像是退隱：既不是忙忙碌碌，也不是無所事事。在這首詩的后面，白居易還進一步說明了“中隱”的種種好處，比如既有充足的俸祿，又無繁忙的公事，所以不但可以免于饑寒，而且可以悠閑度日。這樣的做法是否屬于投機取巧？這樣的人生態(tài)度是否有點庸俗？首先我們應(yīng)該注意到，白居易寫《中隱》時，已經(jīng)人到暮年，難免會產(chǎn)生比較消極的思想。事實上白居易的消極思想早在貶為江州司馬時就產(chǎn)生了。他在武元衡遇刺的第一時間向朝廷上書，完全是出于正義感和責(zé)任感，卻反而受到誣陷、打擊，不但無人為他伸張正義，而且有人落井下石，這給白居易的心靈造成了難以痊愈的創(chuàng)傷。正巧此時白居易已經(jīng)人到中年，他覺得人生短促，就算自己能活到七十歲，也只剩下二十六年的余生了，又何必再自討苦吃？從此他的政治熱情逐步消減，“中隱”的思想在他心中逐漸占據(jù)了上風(fēng)。其次，白居易選擇“中隱”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為了回避政治風(fēng)波引起的不測之禍，他也確實達到了目的，“甘露事變”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案事妒伦儭卑l(fā)生的那年，白居易六十四歲，正在洛陽，任“太子少傅分司東都”的閑職。事變發(fā)生后，白居易在第一時間就在詩歌中有所反應(yīng)，這首詩的標(biāo)題就叫《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九年”就是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就是“甘露之變”發(fā)生的日期。全詩如下：“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dāng)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yīng)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這首詩的意思并不難懂，一、二兩句是說人們的災(zāi)禍和幸福都是很渺茫的，是無法預(yù)料的。盡管如此，但是大凡及早從官場急流勇退的人，似乎有先見之明，因為他們由此而避免了禍患。三、四兩句把自己與“甘露之變”中罹難的朝官進行對比，“白首同歸”是一個典故，指西晉的潘岳與石崇兩人同歸于盡，白詩所說的“君”指當(dāng)時被害的所謂“甘露四相”，也就是李訓(xùn)、賈餗、舒元輿和王涯四人，意思是當(dāng)你們在朝中同歸于盡的時候，我正獨自前往青山。這兩句詩決沒有幸災(zāi)樂禍之意，因為白居易本人一向堅決反對宦官專權(quán)，他雖然與“甘露之變”沒有直接的關(guān)系，但在感情上肯定是站在朝官一邊的，他怎么會對朝官遇害幸災(zāi)樂禍！所以，這兩句詩中確實有慶幸之意，但那只是對自己因急流勇退而免遭災(zāi)難的慶幸，至于對那些遇害的朝官，白居易是滿懷同情的。白居易的這種人生態(tài)度，是不是人們經(jīng)常說到的“明哲保身”？當(dāng)然是的。在現(xiàn)代人看來，“明哲保身”是一種消極的人生態(tài)度，它還曾經(jīng)受到十分嚴厲的批判。其實在古代，“明哲保身”并不是一個貶義詞。這個詞源于《詩·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卑凑湛追f達的解釋，“明哲保身”決不是同流合污，“明哲保身”的人并不缺乏正確的價值判斷，他們完全能夠明辨是非善惡的區(qū)別，只是選擇了遠離禍患的安全處境來保全自己而已。當(dāng)然，“明哲保身”不是積極有為的人生態(tài)度，但是在一個政治生態(tài)極其惡劣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里，除了少數(shù)特別剛烈的英雄人物之外，一般的人很難做到以死抗?fàn)?，此時“明哲保身”也是一種可取的人生智慧。

白居易字樂天，“居易”的名取自《禮記》的《中庸》篇：“君子居易以俟命。”意思是君子自處于平安的境地以聽天任命。“樂天”這個字則是源于經(jīng)典《周易》中“樂天知命故不憂”的句子，意思是樂于順應(yīng)天命，所以沒有憂慮。白居易的人生中確實體現(xiàn)出了樂天知命的態(tài)度，那么，我們又該如何評價這種人生態(tài)度呢？我們先從后人對白居易的評論說起。白居易知足常樂的思想，曾受到朱熹的嚴厲批評。朱熹說：“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保ā吨熳诱Z類》卷一四〇）朱熹認為，白居易是假清高，他嘴上說淡泊名利，心里卻想著高官厚祿。所以白居易在詩歌里一說到富貴，就連口水都淌下來了。朱熹對白居易的批評是否準(zhǔn)確，是否公正呢？應(yīng)該說不夠公正。白居易在朝任職時曾經(jīng)多次奮不顧身地上書言事，甚至不惜得罪執(zhí)政的宰相乃至皇帝本人，連身家性命都在所不顧了，哪里還說得上愛什么官職！那么，朱熹的話是否純屬無中生有的肆意誣蔑呢？倒也未必。因為白居易的詩歌中確實經(jīng)常說到官職，不但說到官職，還進而說到與官職有關(guān)的俸祿與品服，不過并沒有達到“口津津地涎出”的程度。清人趙翼在他的《甌北詩話》中專設(shè)兩條，一條專論白居易詩歌中記載俸祿收入的內(nèi)容，另一條專論白居易詩歌中記載官品服色的內(nèi)容。第一條中，趙翼舉了白詩中的八個例子，分別記載了白居易在當(dāng)校書郎、盩厔縣尉、京兆戶曹參軍、江州司馬、太子賓客分司、刑部侍郎、太子少傅七個職位上的俸祿收入，以及以刑部尚書的身份退休后的“半俸”的金額。對我們來說，值得注意的不是這些具體的金額，而是白居易在說到這些俸祿時的態(tài)度，比如他在盩厔縣當(dāng)縣尉時寫的《觀刈麥》一詩中說：“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念此私自愧，終日不能忘?！边@是白居易面對農(nóng)民終年勞苦仍然食不果腹的窘境，從而對自己坐享官祿而感到慚愧。隨著官位的升遷，白居易的俸祿也越來越高。等到他當(dāng)上平生最高的官職太子少傅時，俸祿也達到了最高的等級：“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白居易對這樣高的俸祿本身是心滿意足的。白居易的此類詩句，是否就是“口津津地涎出”呢？我覺得不是。就像現(xiàn)代的公務(wù)員領(lǐng)取國家規(guī)定的工資一樣，這是合法的收入。一位官員沒有貪污受賄，除了薪俸之外沒有其他的收入，他在詩中說說自己的薪俸收入又有什么關(guān)系呢？現(xiàn)在人們對公布官員收入的呼聲越來越高，白居易簡直是古代官員主動向社會大眾申報個人收入的模范，我看不但不應(yīng)受到指責(zé)，反倒應(yīng)該得到表揚才對。

那么，知足常樂的白居易的實際生活到底是否快樂呢？或者說他的人生是否美滿幸福呢？明代的袁宗道曾稱白居易是“世間第一有福人”，說白居易的物質(zhì)生活過得很好，但那只是中唐時代一位高級官員的實際生活水平。白居易既不是像陶淵明那樣躬耕鄉(xiāng)里的隱士，也不是像杜甫那樣的亂世飄泊者，他官至二品，七十一歲才真正退休，他當(dāng)然能享受相當(dāng)優(yōu)裕的物質(zhì)生活。我覺得重要的不是白居易的實際生活過得怎么樣，而是他對物質(zhì)生活持什么態(tài)度。應(yīng)該說，白居易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普通人，他對于物質(zhì)享受既不拒絕，也不刻意追求。他在江州司馬任上，可算是失意透頂，但是他在給元稹的信中自稱在江州的生活有“三泰”，第一“泰”是合家團聚，“得同寒暖饑飽”：第二“泰”是江州物產(chǎn)豐富，自己的俸祿足夠養(yǎng)家，“身衣口食，且免求人”：第三“泰”就是蓋了一座廬山草堂，“可以終老”。全家團聚，且能溫飽，這對于一個官員來說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水準(zhǔn)，白居易卻自稱其中有“三泰”，這顯然是知足常樂的生活態(tài)度的具體表現(xiàn)了。白居易的知足思想是怎么產(chǎn)生的？后人往往把它歸結(jié)為中庸思想的影響，或是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響，具體的情況比較復(fù)雜，我在這里只想對這種思想做一個通俗的解釋，我認為白居易的知足常樂其實是經(jīng)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尤其是“比下有余”的思維方式而得出的結(jié)果。白居易曾經(jīng)以古人為相比對象，當(dāng)然，他是專門把自己的處境與那些在某些方面遭遇不幸的古人相比，他自稱：“富于黔婁，壽于顏淵，飽于伯夷，樂于榮啟期，健于衛(wèi)叔寶?！保ā蹲硪飨壬鷤鳌罚?）第一比是“富于黔婁”。黔婁是春秋時代著名的隱士，家里一貧如洗，死后用一條布被覆蓋遺體，“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本褪巧w住頭則雙腳露了出來，蓋住腳則頭會露出來。相比之下，白居易當(dāng)然富裕多了。第二比是“壽于顏淵”。顏淵就是顏回，他三十二歲就夭折了，是著名的短壽之人，白居易的壽命當(dāng)然要長得多了。第三比是“飽于伯夷”。伯夷不食周粟而餓死在首陽山，白居易當(dāng)然要比他飽得多。第四比是“樂于榮啟期”。榮啟期自稱有人生三樂：是人，是男人，活到九十。除了第三樂即長壽以外，其余的二樂真是太一般了。所以白居易認為自己要比榮啟期更快樂。第五比是“健于衛(wèi)叔寶”，這是“五比”中最有意思的一比。衛(wèi)叔寶是個弱不禁風(fēng)的美男子，只活了二十七歲，時人說他是被人“看殺”的，所以白居易認為自己比衛(wèi)玠更健康。請注意，白居易盡找那些不幸之人的弱點來與自己做對比，比如衛(wèi)叔寶這個對象其實有兩個特點，一是病弱，二是貌美。假如白居易與衛(wèi)叔寶比相貌，當(dāng)然是必敗無疑。但是白居易不跟他比相貌而只比健康，于是大獲全勝。比來比去，白居易總比別人優(yōu)越，總比別人幸運，所以他怎么會不知足呢？這種比下有余的思維模式，使得白居易無往而不勝，所以無往而不樂。正因如此，白居易在洛陽的晚年生活是相當(dāng)愉快的，他在《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游龍門，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中說：“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濟獨善難得并。不能救療生民病，即須先濯塵土纓。況吾頭白眼已暗，終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開口笑，龍門醉臥香山行?！痹诩鏉煜路矫嬉呀?jīng)無可作為的前提下，白居易只能以獨善其身為人生目標(biāo)。況且已至衰暮之年，與其終日悲戚，不如愉快度日。白居易的這種人生態(tài)度，當(dāng)然有點消極。如果是著眼于國家或民族的前途，我們不能小富即安，而應(yīng)該不斷前進。即使是對待個人的事業(yè)，我們也應(yīng)該奮發(fā)圖強，力爭上游。但是如果是對待個人的生活水平，尤其是物質(zhì)生活，則白居易知足常樂的觀點還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因為無論在什么方面，我們普通人永遠處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處境，只有“比下有余”的生活態(tài)度才能讓我們獲得安寧、愉快的心境。假如你老是關(guān)注“比上不足”，你的眼睛老是盯著比你更幸運、更成功的人，你將會永遠處于焦躁、煩惱之中。只有“比下有余”的態(tài)度才能讓我們保持安寧、愉快的心境。這是白居易的閑適詩給讀者留下的最大啟迪。

【注釋】

[1]2007年11月19日在安徽師范大學(xué)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