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浙東”的范圍及其人文形態(tài)完整性的確認是本研究的基礎。一般來講，作為行政區(qū)劃的“浙東”既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概念，文化的浙東基于地理浙東的穩(wěn)定。只有這種穩(wěn)定的歷史形態(tài)得以延續(xù)和保留，它作為“史”的一個研究對象才具有立腳點。

浙江一帶春秋戰(zhàn)國之際曾經(jīng)分屬越、楚；秦代主要屬會稽郡，部分入閩中郡；漢代又入揚州；唐際屬于江南道治下，后置江南東道；五代時屬于吳越；宋代設兩浙路，即浙東、浙西；元代歸入江浙行中書省；明代為浙江布政使司，和周邊省份的交叉已經(jīng)逐步厘清；至清代則以今天的地域為主設立了浙江省。歷史上這種人為的行政切割，造成了“浙江”這個區(qū)域表面上的不穩(wěn)定，但以上的變動影響僅僅局限在兩個方面：一是主要區(qū)域在政權(quán)更迭下隸屬關(guān)系的變化；二是今日浙江邊緣地區(qū)在同一個政權(quán)之下出現(xiàn)的暫時歸屬權(quán)的變化，如秦代浙南部分地區(qū)曾經(jīng)劃歸閩中郡等。但是，以當今地理范圍為主的這個地域無論歷史上如何區(qū)劃，其主體卻基本上都以一個統(tǒng)一體的姿態(tài)存在，具有地域統(tǒng)一性和文化共同體的特征。后世“浙江”行省的確定，也基本上是對這種地理穩(wěn)定與文化認同的行政確認。

“浙東”這個概念始于宋代兩浙路的設立，其中浙東路下轄地域，即以今日金華、紹興、寧波、臺州、舟山、溫州、衢州等地為核心，同樣是一個有著高度文化共性的區(qū)域，尤其宋代浙東學術(shù)興起之后，其歷史的綿延性、地域面目鮮明的文化追求都強化并提升了“浙東”的精神內(nèi)涵，熔鑄為中華民族文化系統(tǒng)中具有獨到品位的單元，并獲得了高度的社會認同、學術(shù)認同。由此看來，從隸屬變異的表面現(xiàn)象中走出，以今天“浙東”的區(qū)劃與名義進行文學理論批評史的研究，沒有割斷歷史的延續(xù)性與原生態(tài)，也沒有違背歷史的基本真實，是具有可行性的。

關(guān)于“浙東文人”的確認問題也是本書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江浙一帶歷史上有著眾多外地文人遷居，以晉室南渡、宋室南渡時期為最，而隨后明清時代，異地遷來的文人也數(shù)量龐大，與此同時還有一批文人遷出浙江，僑居異鄉(xiāng)。以前史書或者論著在確定文人歸屬的時候，經(jīng)常論郡望或者原籍，如晉代南遷的北方文人，史書之中多數(shù)仍以其原籍定其后人的歸屬。這個方法有一定的缺陷，很多文人南遷以后，其后人出生在南方，生活在南方，繁衍在南方，如王羲之雖然原籍山東瑯邪，但其后人在浙江生存繁衍，理所當然屬于浙江人。另如南宋大詞人張炎，清代龔翔麟辨析其所屬云：

其先雖出鳳翔，然居臨安久，故游天臺、明州、山陰、平江、義興諸地，皆稱寓、稱客，而于吾杭必言歸，感嘆故園荒蕪之作，凡三四見，又安得謂之秦人乎？

張炎祖居陜西鳳翔，后隨宋南遷，居住杭州，至張炎所生活的南宋末年已經(jīng)上百年，再以鳳翔人相稱，的確不合情理。類似者如周密，祖籍濟南，曾祖時期就隨宋室南渡，定居湖州，自當視為湖州人。

在祖籍、占籍、出生地等問題上的糾纏，造成了各地動輒爭搶名人的現(xiàn)象。為此，本書在這一問題上采取以下的統(tǒng)一標準：

僑居浙東者，視其僑居時間而定。如果是異地出生后遷來，尤其成人以后遷來，其主要文化熏陶在原先舊地，則不視為浙東文人，其著述不納入討論；而祖上異地遷來，本人出生在浙東或成長于浙東，接受了本地文化的熏染，則當視為浙東文人。

從浙東遷出的文人，也要看遷出的時間。如果是本人之前父祖輩已經(jīng)離開，自己也出生在外地，生長在外地，接受了外地文化的影響，自然不能納入討論范圍；但如果是出生于斯，成長于斯，成人之后遷出，其精神氣質(zhì)都已經(jīng)在浙東培育而就，則自當仍視為浙東文人。

總之，對文人歸屬的探討，把握兩個標準：一是出生在哪里，生活在哪里；二是主要接受的是哪里的地域文化影響。

就文學理論批評的歷史實踐而言，《浙東文學理論史要》的構(gòu)建不是隨意的命題，而是有著堅實的依托。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浙東一帶從漢代至近代，文學理論批評隊伍龐大，名家碩儒輩出。

其次，文學理論批評的對象囊括了所有的古代文學體裁；理論批評體式完備，詩話、詞話、賦話、曲話、文話，以及小說、文章、戲曲、詩歌、時文的評點均非常齊備。詩話之中又包含詩說、詩問、詩品等形式。

再次，浙東文學理論批評對其他地區(qū)的文學理論批評以及文學流派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以元明清之際的文壇為例：楊維楨《趙氏詩錄序》中“得古人之性情神氣，則古之詩在也”的觀點，直接影響到了明代前后七子的風神格調(diào)說。七子之外，唐宋派矯其“文必秦漢”說，主張師法唐宋韓、柳、歐、蘇、曾、王諸家，而宗唐宋之說明代實則始于浙東宋濂、方孝孺等，茅坤隨后成為其中堅。胡應麟《詩藪》將繪畫等領域的“神韻”范疇引入詩學論述，全書中“神韻”一詞出現(xiàn)共達二十余處，且賦予了特定的內(nèi)涵，影響到了清代的神韻派。屠隆論詩主興趣、性情，推崇立于清虛之境的“靈明”，其源頭一是禪宗，一是王陽明的心學；而靈明和性靈異曲同工，他比袁中郎早五年去世，其文學活動與公安派大致同時，且與袁中郎私交甚密，袁中郎稱屠長卿無半點塵俗氣，因此其思想對公安派有一定的影響。而較他更早的徐渭，被袁中郎從廢紙堆中發(fā)現(xiàn)，欽佩有加，專門為其作傳，對公安派的影響同樣巨大。而影響深遠的清代桐城派的古文理論，以事信言文、約以義法為綱領，同樣是方苞受到浙江史學大家萬斯同影響而開創(chuàng)的。

梳理整個浙江文學理論批評的歷史，還會發(fā)現(xiàn)一個更為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浙江文學理論批評的揭幕與謝幕，竟然可以完整地移作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的開篇與結(jié)尾，并不因為其地域性而在整個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減了光輝。依照羅根澤先生的論述，王充是第一位對文學進行具有學科建設意義批評的文人，他對文人的分類，是最早的自覺文學批評的顯現(xiàn)，如果追溯文學理論批評這門學科的開拓者，應該定位在浙東的王充。謝幕階段的王國維、章炳麟、魯迅等幾乎都是震古爍今的大師，他們的相關(guān)理論，又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結(jié)尾不可或缺的。有學者曾經(jīng)將梁啟超、章炳麟、王國維三人的文學理論并列為新文學重要的啟蒙理論，具體到浙東，魯迅、周作人等更是新文學理論的直接開拓者之一，魯迅以尼采為偶像在沉悶之中發(fā)出的對藝術(shù)的禮贊、蔡元培依托康德美學思想確立的美感說等，不僅對文學理論批評，而且對中國文化的進程與方向都產(chǎn)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就浙東文學理論批評的歷史來看，大致呈現(xiàn)為以下四個審美特點：一是有著濃厚的儒學、理學等學術(shù)背景；二是有著深厚的貫通古今、容納眾有的史學背景；三是顯現(xiàn)了商業(yè)文明、城市經(jīng)濟繁榮條件下的通俗文化需求；四是有著自我完善的自足特性。

第一，儒學、理學等學術(shù)背景下的文論。在現(xiàn)有的文獻之中，浙東文學理論批評有不少文學理論思想是通過經(jīng)典闡釋獲得的，因此如《詩經(jīng)》類的著述格外豐富，其中不乏創(chuàng)調(diào)別解。僅以南宋為例，著名者如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戴溪的《續(xù)呂氏家塾讀詩記》、楊簡的《慈湖詩傳》、王柏的《詩疑》、王應麟的《詩考》、黃震的《讀詩一得》等。這些研究一方面是對經(jīng)典的參研，另一方面是集中對具體問題的討論，或者申說，或者集納眾多資料進行辨析，很多文學理論思想由此得以體現(xiàn)的同時，又展示了嚴謹?shù)膶W術(shù)精神。由于經(jīng)學研究傳統(tǒng)的滲透，所以浙東文人對文學理論的揭示，并不局限于感受性批評，而往往視之為專門之學。

另如“詩問”這種論詩形式，本身就是學術(shù)參研的重要方法，從佛學的主客問答到理學之中師徒問答，采取的都是這種形式，以學術(shù)形式論詩，自然是將詩視為學問來研究了。在傳世不多的“詩問”著作中，浙江文人的著述占了一大部分，如周維德先生箋注的《詩問四種》，其中三種與浙江文人有關(guān)，這其中的兩種又為浙東文人參與著述：《修竹廬談詩問答》，平湖陸坊問，武康徐熊飛答；《竹林答問》，寧波陳詩香問，寧波陳僅答；《答萬季野詩問》，寧波萬斯同問，江蘇吳喬答。

這種以文學研究為專門學問的傳統(tǒng)，在對小說的批評上也有體現(xiàn)。寧波鎮(zhèn)海姚燮批評《紅樓夢》，重視每回故事發(fā)生的年月，并撰成《讀紅樓夢綱領》，將小說中各類人事分類摘編排列，諸如“兩府中上下內(nèi)外出納之財數(shù)”等，以證明賈家“花錢如流水”：已經(jīng)是典型的定量分析，近于今人以量化統(tǒng)計來作研究。

由于這種較為嚴格而成熟的學術(shù)精神，因此浙東文人的理論批評往往有很精微且理性的成果，如元代陳繹曾《文章歐冶·漢賦譜》論漢賦的體制，就歷代屢屢提及的“體物大賦”之“體”給予了剖析，他認為體含有實體、虛體、象體、比體、量體、連體、影體七項。其中通過虛實二體辨析對象體的闡發(fā)體現(xiàn)了很高的審美洞察能力——

實體：“體物之實形，如人之眉目手足，木之花葉根實，鳥獸之羽毛骨角，宮室之門墻棟宇也。”

虛體：“體物之虛象，如心意、聲色、長短、動靜之類是也。心意、聲色為死虛體，長短、高下為半虛體，動靜、飛走為活虛體。”

象體：“以物之象貌，形容其精微而難狀者，縹、爛漫乎、浩然、皇矣、赫兮、巍哉、翼如也、申申如也、峨峨、崔嵬之類是也。有碎象體，有扇象體，有排象體，變化而用之。”

以上實體、虛體、象體的劃分以及說明，文字簡潔，區(qū)劃清晰。象體屬于虛體的范圍，即虛象，它不僅含有單一的心意、聲色、長短等象，而且更含有這些象組合后所形成的給人帶來的外在審美感受與評價。

第二，深厚史學背景下的文論。這個特征從宋代浙東學派肇始便逐步形成，和浙東學派本身所具有的史學背景有直接關(guān)系，從呂祖謙、陳亮到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再到近代深受浙東學派影響的浙西學人章太炎等，多是從史學之中獲得滋養(yǎng)。尤其是經(jīng)世致用，由于這個標尺是從史學鑒戒功能之中生發(fā)而出的，因此這些具有史學大家身份的學者文人便往往以和歷史的關(guān)系、對現(xiàn)實的作用等視角論文論詩；即使是對《詩經(jīng)》的研究，也有這個特點，如具體命題之中，“詩亡然后春秋作”從宋代開始就成為眾多浙東文人探討的熱點，文人們從中梳理出了詩與史的關(guān)系，并將詩對現(xiàn)實的書寫納入這個關(guān)系系統(tǒng)，進而最終匯入了具有一定影響的詩史理論，黃宗羲就是這種詩史觀的積極倡導者。另外，這些文人又以史學包納古今、囊括宇宙的胸襟來觀照文學，因而往往呈現(xiàn)出融通而不滯的學術(shù)精神。這從章學誠《文史通義》這個“通”字上能得到具體說明。章學誠這個“通”來源于其“六經(jīng)皆史”的史學意識，具體表現(xiàn)為：

通不同領域。打通文史是最表面的，《與陳鑒亭論學書》中論及考訂、義理、文辭，《答沈楓墀論學》以三立統(tǒng)一之：“主義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訂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辭者，著述之立言者也……德不虛立，即在功、言之中，亦猶理不虛立，即在學、文之中也?！庇谑橇x理、考據(jù)、辭章便成為“道中之一事”而不可拆分。

通不同時代之不同文章現(xiàn)象、文章觀?！对老隆吩疲骸拔恼轮?，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备鞣N效用之追求，最終歸之于明道，歸結(jié)的根據(jù)在于事理分屬陰陽，而一陰一陽之謂道，因此通過文章述事明理也便可以成道，也應該成道。

又：“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于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即為高論者，以為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為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為之治而奏熏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圣賢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詠嘆抑揚之致哉？”此通不得已為文與悅娛聲情之為文。

在致用之外，這個源自史學包納性的“通”是浙東文學理論批評的重要特征，也可以稱之為兼容并包，因此集大成的特點便格外突出：浙東學派雖然立足于史學，但作為其基礎的宋代永嘉派，就是在接受了程門道學派、王安石經(jīng)術(shù)派以及蘇軾等議論派的影響后形成的。這種兼容性就具體的批評家、理論批評著作而言多是如此。以明代越中曲派為例：徐渭《南辭敘錄》重視文人創(chuàng)作的《琵琶記》，又重視民間創(chuàng)作；王驥德《曲律》本就是集大成之作，其中涉及了南曲北劇創(chuàng)作理論的方方面面；呂天成《曲品》和祁彪佳《遠山堂曲品》、《遠山堂劇品》等，兼容眾多流派。尤其對沈璟、湯顯祖才詞與律調(diào)之爭的態(tài)度，這種通融包納的立場更為明顯：呂天成主張“合之雙美”；王驥德講“法與辭兩擅其極”；祁彪佳《遠山堂曲品敘》云：“賞音律而兼收詞華。”孟稱舜《古今名劇合選序》稱無論尚諧律還是尚工辭，“二者俱為偏見”，意思也是應該兼收而并蓄。當然，兼容是一種理論開放態(tài)度，有時它也體現(xiàn)為理論折中與調(diào)和，如前七子之中著名的何景明、李夢陽之爭：李夢陽認為詩當依照法式，不可舍筏而登岸；何景明則稱詩當天機自流，神情領會，達岸則舍筏，反對過于依賴法度依傍形跡。對這種論爭，胡應麟便明確表示，何李二人之論都不當廢棄：“仲默此論，直指真源，最為吃緊。舍筏云云，亦以獻吉多擬則前人陳句進規(guī)耳，非欲人廢法也。李何二氏之旨，當并參?！?/p>

明清之際，浙東出現(xiàn)了一批經(jīng)史子集貫通的集大成式學者型文人，這一批學者型文人于文學理論批評又多沒有道學氣和頭巾氣，表現(xiàn)出了鮮明的思想個性與通融近情色彩，其中以黃宗羲、全祖望、章學誠為代表。黃宗羲重視文學的道義之用但不否定閑情雅致；全祖望強調(diào)深情孤詣又講魏晉之神韻；章學誠文史兼論直探本源，則是傳統(tǒng)語境下給中國文學理論批評樹立的標尺，是對傳統(tǒng)中國文學文史哲渾融一體之本來狀態(tài)的復原。這種融會的學術(shù)風尚與商業(yè)文化發(fā)達的經(jīng)濟格局互相影響，形成了文化胸襟的開放性，這既體現(xiàn)在包容異端，還體現(xiàn)在很多學者自覺吸納不同文明下的成果，從而熔鑄自我的文學理論批評范疇、框架。這在近代表現(xiàn)最為突出，魯迅、周作人、蔡元培等，都有著重要的探索。

第三，商業(yè)文明城市經(jīng)濟繁榮背景下對通俗文藝的理論關(guān)注。浙東一帶，從六朝時期崛起，隨后一直是經(jīng)濟繁榮之地，城市經(jīng)濟比較發(fā)達，市民階層壯大；地域富庶，城鄉(xiāng)業(yè)余生活需求旺盛：由此催生了適應于文化消費特征的通俗文學、大眾文藝，如戲曲和小說以及笑話。王國維在《錄曲余談》中曾說過：“至明中葉以后，制傳奇者，以江浙人居十之七八；而江浙人中，又以江之蘇州、浙之紹興居十之七八。”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文人們對文學的批評便往往站在這種大眾立場、受眾視角上。曲論之中，明清兩代可圈可點的大著作，浙東文人占了相當一部分，從《曲律》到《閑情偶寄》，都對觀眾作了細致入微的研究；李漁甚至對戲曲演出的具體實踐給予了理論提升，如習練、化妝、角色分配等等。

小說也是一樣，以《三國演義》而言，現(xiàn)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評論文章出自金華的蔣大器（號庸愚子）。他如李漁對娛眾理論的闡發(fā)，都有著面向世俗的追求。雖然其中不乏逐利的目的，但作為一種文化立場，通俗和民間的納入，無疑是對文學精英路線的挑戰(zhàn)或者豐富，也是對詩詞文賦在發(fā)展到難以革新地步之際的拯救。章太炎、魯迅對新文學的推動，在學習西方文學理論的同時，不約而同取資于俗的文學，則是這個潮流結(jié)出的碩果。

當然，由于對民間立場大眾審美的俯就，在小說戲曲之類的創(chuàng)作上便有一些誨淫的傾向，從徐渭到屠隆，甚至王思任等，浙東詞曲創(chuàng)作小說創(chuàng)作中時時透露出這種文人的情趣。王驥德評價呂天成的劇作也提到這個毛?。骸扒谥谱魃醺?，至摹寫麗情褻語，尤稱絕技。世所傳《繡榻野史》、《閑情別傳》，皆其少年游戲之筆。”可怪的是，王驥德對這種傾向不僅沒有批評，還贊為絕技，并對其中的污穢之處以少年游戲回護，這就在理論上對艷情的放縱減少了必要的警醒。李漁撰寫《肉蒲團》等淫穢之作，又從理論上自道為曲終奏雅的現(xiàn)身說法；其中當然有率真性情之意，但才子之恣肆積習也難免作怪。

第四，另一個比較鮮明的審美形態(tài)是自足性。由于文化、經(jīng)濟繁榮，商業(yè)發(fā)達，兼以浙東一帶海外的貿(mào)易較早開拓，開放的文化氛圍在浙江一直比較濃厚。因此，在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流派、學術(shù)流派、文學社團之外，通過與外地文學的交流，對其他文學思想、理論的傳播也很成規(guī)模。這些不同的理論之間交流、碰撞，使得浙東的文學理論批評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即不同的理論之間時有交鋒，浙東人對浙東人的理論也并非一味恭維，理論在批評當中彼此獲得彌補和提升，維持了理論批評界鮮活的生機。如葉適在南宋卓然為一大家，他為了矯宋詩之弊而提倡晚唐體，對四靈也有賞評，但俞文豹卻批評道：“自葉水心喜晚唐體，世遂靡然從之，凡典雅之詩，皆不入時聽?！?sup>王驥德與呂天成有交往，但《曲律·雜論》仍然批評呂天成的《曲品》“門戶太多”、評騭失當、和光同塵之論過多：皆一針見血。

綜上所述，浙東文學理論批評不僅是浙江文學理論批評，也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組成部分，而且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就浙東、浙西相較而言，在諸多共性之外，有一點差異至為突出：浙東從藝術(shù)哲學維度入手對文學理論細致探索的詩文理論著述要少于浙西。詩學內(nèi)精深的專門之作是浙東的短板，如詩學聲韻的研究就是浙江文學理論研究極具有學術(shù)意味的內(nèi)容，從德清沈約聲病理論開始，隨后擅長此學者代不乏人，但浙東除了如南宋鄞人袁文，《四庫全書總目》評其《甕牖閑評》“音韻之學尤多精審”之外，相關(guān)著述了了。至于詞學，無論創(chuàng)作還是理論研究更是難以望浙西項背，不論浙西詞話的繁盛，單就詞律研究而言，清初浙西海寧查繼超輯《詞學全書》共收錄浙人詞學關(guān)乎聲律的著述四種，皆浙西文人之作：杭州毛先舒的《填詞名解》、杭州王又華的《古今詞論》、杭州賴以邠的《填詞圖譜》、杭州仲恒的《詞韻》。此外，清初西泠十子中的沈謙有《詞韻略》、柴紹炳有《古韻通略》。

究其原因，浙東文學理論批評受到經(jīng)世致用以及理學思想的影響更為深遠，因此保持著拙樸持守的特色，而浙西則于此少了羈絆，于是更加爛漫飛揚。明末清初呂留良曾將此歸結(jié)為沉著與浮靡的差異。

1. 龔翔麟：《山中白云詞序》，金啟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頁。按：本書注釋于文獻第一次出現(xiàn)時注明版本信息，后出相同者不另注；其中一些常見文獻于第一次出現(xiàn)時出注，后出者不再注。
2. 李振聲：《作為新文學思想資源的章太炎》，《書屋》2001年7—8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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