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作者簡介

《讀通鑒論》，明清之際學者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nóng)，號姜齋，又號夕堂，晚年自署船山病叟，故學者多稱其為“船山先生”，湖廣衡州府衡陽縣（今湖南衡陽）人。他自幼聰敏好學，在父兄的指導下博覽群書，關注政治時局和社會現(xiàn)實，格外用心研究歷史。崇禎五年（1632）十三歲的王夫之即考取秀才，到二十二歲時又考中鄉(xiāng)試。崇禎十六年（1643）春他北上參加會試，然而此時農(nóng)民起義的烽火已經(jīng)燃遍中原，赴京的道路被阻，他無奈返鄉(xiāng)，其后還一度身陷于張獻忠起義軍之手。一年后，甲申巨變，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禎帝自縊身亡。時年二十五歲的王夫之，聽聞巨變，椎心泣血，數(shù)日不食，作《悲憤詩》一百韻。

隨后清軍入關，天下鼎沸，明朝殘存的宗室紛紛在各路官員擁立下稱帝，王夫之滿懷復國熱忱，積極參加抗清武裝斗爭，并加入了南明永歷政權，獲封行人司行人，負責傳達命令和信息。但永歷政權內部充斥著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王夫之深陷其中，險些丟了性命。他看透了永歷朝廷根本無法承擔反清復明的重任，深感失望，決意隱遁。盡管如此，他也不向清廷屈服，誓不剃發(fā)，藏身于山野密林之中，以躲避清軍搜捕，同時堅持高強度的閱讀與思考，即使斷糧幾日，仍手不釋卷。從抗清到流亡，經(jīng)過這段坎坷生活的考驗和鍛煉，王夫之得以廣泛接觸社會，積累了一些政治和軍事方面的經(jīng)驗，思想日益趨于成熟。

晚年，王夫之在衡陽石船山麓定居，潛心從事著述。其著作涉及哲學、政治、歷史、文學各方面，多達百余種，較重要者有《周易外傳》《黃書》《尚書引義》《永歷實錄》《春秋世論》《噩夢》《讀通鑒論》《宋論》等?？滴跞荒辏?692）正月，王夫之與世長辭。生前他已為自己撰寫了墓志銘，稱“有明遺臣行人王夫之，字而農(nóng)，葬于此”，“其銘曰：抱劉越石（劉琨）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張載）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于茲丘，固銜恤以永世”，對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負和學術活動作了自我鑒定和總結。王夫之逝世百余年后，其思想價值和學術貢獻逐漸受到后世學者的重視，被贊譽為“南國儒林第一人”，與顧炎武、黃宗羲并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

二 成書過程

《讀通鑒論》是王夫之晚年的史學代表作之一，也是其最受推崇的史論著作。梁啟超認為，該書和《宋論》雖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評一類書里頭，可以說是最有價值的”。根據(jù)《船山公年譜》，該書始撰于1687年，那一年王夫之已經(jīng)六十九歲了，久病纏身，但他仍傾盡心血，在研讀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現(xiàn)實，系統(tǒng)地評論自秦至五代之間千余年的歷史，分析歷代成敗興亡、盛衰得失，臧否人物，總結歷史經(jīng)驗，闡述自己的見解、主張和思想認識。直到其離世前一年，即1691年，這部六十余萬字的煌煌巨著才宣告完成。從時間上看，該書與《宋論》（成書于1691年）是王夫之生命最后階段完成的兩部作品，可謂是王夫之一生思考的最后成果，因而特別值得后人重視和研究。

王夫之逝世后，此書同他的其余作品一并被收入《船山遺書》，但其子王敔在湘西草堂所刻《船山遺書》部帙不全，僅有零種單行，其板早絕，因而《讀通鑒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湮沒無聞，僅有一些抄本零星流傳。清道光年間，王夫之的后裔王世全試圖匯刻整部《船山遺書》，由湖南新化學者鄧顯鶴主持其事，但只刻成經(jīng)部十八種，旋即因戰(zhàn)亂而毀板。到同治初年（1862），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又在金陵設局刊印較完備的《船山遺書》，由劉毓崧、張文虎等參與校讎，《讀通鑒論》亦在校讎刊刻之列，于同治四年（1865）告竣，《讀通鑒論》至此正式面世。囿于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書中凡觸及當時政治忌諱的文字，或加改竄，或留空格。此金陵書局刻本《讀通鑒論》問世后，誦習者眾多，流傳頗廣，坊間多有翻刻，石印、排印不一而足，皆以金陵書局刻本為底本。進入民國后，較重要的印本尚有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太平洋書店《船山遺書》本等。1975年，中華書局出版繁體字本，系由舒士彥先生以金陵書局刻本為基礎，參考衡陽劉氏、邵陽曾氏等《船山遺書》抄本若干種，復加校補整理而成，是目前最為完整的通行版本。

三 本書的性質與主要內容

《讀通鑒論》全書共約六十余萬字，分為30卷，其中秦1卷，西漢4卷，東漢4卷，三國1卷，晉4卷，宋、齊、梁、陳、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敘論》4篇于卷末。

就性質而言，《讀通鑒論》首先是王夫之閱讀另一部歷史巨著《資治通鑒》的筆記。一方面，《資治通鑒》所載史實是王夫之撰著的出發(fā)點和基本依據(jù)，書中每一節(jié)內容均為針對《資治通鑒》所載某一段史實而發(fā)的議論，若不參照《資治通鑒》而單讀《讀通鑒論》，就很難全面準確地理解王夫之的觀點、把握其思想和旨趣。另一方面，《讀通鑒論》的撰述具有明顯的歷時性，并非下筆之初即有定論，而是隨著閱讀與寫作的進程不斷迸發(fā)出思想的火花，故而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不斷豐富化、立體化，呈現(xiàn)出動態(tài)色彩；即使書中所論有前后齟齬或重復之處，王夫之也均未加以修裁規(guī)整，“寧為無定之言，不敢執(zhí)一以賊道”，保持著本書作為筆記的基本樣貌。

其次，《讀通鑒論》毫無疑問是一部卓越的歷史評論著作。書中圍繞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而展開議論，在突出的問題意識引領下，議題設置廣博，涉及歷代王朝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立論精當，新見迭出，筆勢縱放，文采飛揚。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對具體史實的評論中，王夫之始終能夠將歷史的整體趨勢作為參照坐標與基準，再經(jīng)由個案與整體的互動，不斷深化對于歷史整體趨勢的理解與闡釋，并在此基礎上去體認和揭示貫穿于歷史之中的“道”與“理”。同時，他也非常警惕這種提煉總結流于死板、教條的潛在風險，強調“就事論法，因其時而酌其宜”，絕不試圖“立一成之侀”，“強天下以必從其獨見”。

再者，《讀通鑒論》也具備歷史解釋著作的性質。如臺灣學者杜維運所指出的那樣，該書具備極為高明的歷史解釋藝術，接近于西方史學中的歷史解釋。王夫之對于歷史問題的解釋路徑，“一曰淵源之追溯也，二曰原因之闡釋也，三曰背景之分析也，四曰變遷之縷述也，五曰影響之探究也”，五者的有機結合，使其解釋兼具廣度與深度。王夫之尤其擅長闡述歷史因果關系，致力于“推其所以然之繇，辨其不盡然之實”，常能洞察幽微、啟人益智，而因果關系的認定、評估和解釋，正是歷史學所要處理的最重要問題之一。當然也必須承認，《讀通鑒論》也存在解釋體系不夠嚴密、完整的弱點。

最后，《讀通鑒論》也是一位思想家的歷史沉思錄。王夫之經(jīng)過明清之際血與火的洗禮，將對家國命運與時代變遷的深邃思考融入《讀通鑒論》的撰述之中，希望能“推本得失之原”，以燭照后世，服務于“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因而書中處處反映著王夫之各方面的思想傾向，處處浸透著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也寄寓著對于未來道路的思索與展望。某種意義上，本書建構起了一條歷史與現(xiàn)實乃至未來的對話渠道，從而使讀者得以不斷借助此書聆聽這一對話，獲取智慧、受到啟迪。

就內容而言，《讀通鑒論》所關注和討論的對象，主要包含四個層次：

其一是“人”。馬克思曾說，人是歷史的劇作者，又是歷史的劇中人。王夫之對歷史的考察與評論，首要的著眼點就在于“人”這一歷史活動的主體。他既關注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帝王將相，著力分析其功過、品評其得失；也關注下層民眾，注意展現(xiàn)其疾苦與訴求，揭示人心向背的力量與影響；還格外留意自身所屬的士人群體，反復探討士人面對不同的歷史環(huán)境，應何以自處、何以有所作為。在評論歷史人物時，王夫之既注重對其行跡、作為的評判，也十分重視對其心理、情感的描摹與剖析，將人的動機、欲望視為重要的歷史驅動力。這樣自然就能夠展現(xiàn)出歷史進程中人的主觀能動性所發(fā)揮的巨大作用，從而詮釋“吉兇之消長在天，動靜之得失在人”的真意，不使歷史評論淪為空洞抽象的教條。

其二是“事”，主要體現(xiàn)為措施與制度。《資治通鑒》本身即以記述歷代制度得失、提供國家治理之鑒戒為要旨，《讀通鑒論》深得此中精髓，對歷代王朝的各項制度設施加以認真細致的考察，舉凡封建、郡縣、田制、賦稅、選舉、學校、禮樂、兵制之事，皆被納入本書的討論范圍。王夫之對于制度設施的考察，絕非片面和靜態(tài)的分析，而是“因其時，度其勢，察其心，窮其效”，將制度設施置于具體的歷史情境和變動的歷史進程中加以全面審視。在他看來，一項制度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只有合適與否，不存在完美和普適的制度，制度的訂立者是否能因應時代特點、民眾訴求而靈活變通，才是決定制度成效的關鍵。

其三是“勢”。王夫之重視具體的“人”與“事”，但同時也沒有因一時一事的瑣碎而忽視對整體歷史進程的考察與闡釋。恰恰相反，從歷史流變過程的整體來看待具體的歷史始終是王夫之論史的底色。“勢”，即歷史演進的宏觀趨勢與潮流，既是王夫之在本書中審視具象歷史的參考坐標系，也通過眾多具體的“人”“事”而顯現(xiàn)，并經(jīng)由王夫之的剖析而得到闡發(fā)和詮釋。同時，在王夫之的認知體系中，“勢”也并非一成不變，“時移勢易”“勢異局遷”，王夫之在閱讀《通鑒》、撰寫筆記的過程中，自身也時刻在感知、捕捉這種變動的“勢”，將恒常與流變之間的張力帶入了《讀通鑒論》書中。

其四是“理”，即貫穿于歷史之中的客觀規(guī)律和道理。王夫之相信，“理”內在于歷史進程之中，具有隱蔽性，“不可得而見”，也非“一成可執(zhí)”之物，只有充分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通過身體力行的求索與體認，才能夠認知。故而他在書中對于“理”的追索與揭示，始終是與對“勢”的考察與闡發(fā)相伴的，即所謂“于勢之必然處見理”。透過這種考察，王夫之看到，“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者矣”，“理當然而然，則成乎勢”，“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正是基于二者關系的深刻體察與領悟，王夫之提出了其歷史哲學中最為核心的觀點——“理勢合一”。

四 本書的主要價值

《讀通鑒論》一書的核心價值在于其思想性。中國古代史學昌盛發(fā)達，史家眾多，但是具有思想家地位的人則很少。許多以思想家著稱的人，在歷史方面未必有非常重要的著作或建樹。一般認為，孔子曾加工和刪訂《春秋》，這是思想家從事史學撰述的最早、最經(jīng)典案例，但是孔子和《春秋》是不是肯定存在直接而緊密的關系，學界其實還存在爭論。司馬遷可以稱之為思想家，但他的思想散落在《史記》當中，零散而不易歸納。司馬光也稱得上是思想家，但《資治通鑒》中所體現(xiàn)的他的思想，相對比較平面化，不夠立體和豐富，他顯然并沒有將自身思想的精髓完全貫注于《通鑒》中。南宋朱熹毫無疑問是大思想家，他的《資治通鑒綱目》影響也很大，但這部書主要是采取《春秋》筆法來表達他的觀點，正面、系統(tǒng)的思想論述相對較少。相較而言，有公認的思想家地位，且對中國古代歷史發(fā)表過系統(tǒng)而正面論述的，當首推王夫之。作為一位思想家、哲學家，王夫之對中國歷史的看法，與一般史家存在明顯的不同，這正是《讀通鑒論》一書中最值得讀者關注的地方。

《讀通鑒論》一書問世后的遭際，也能充分說明該書作為思想淵藪的價值：最初以曾國藩為首的一批晚清士人重視王夫之及《讀通鑒論》，主要是因為王夫之總體來說屬于“程朱理學”派學者，反對“陸王心學”，而曾國藩本人也是程朱理學的信徒，覺得王夫之理學水平比較高，對很多歷史、思想問題探討比較深入，就開始推崇他。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反清的革命黨人則發(fā)現(xiàn)王夫之具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思想，《讀通鑒論》等書中很重視“華夷之辨”，而且持論相當激烈和嚴格，這與他們反清反帝的訴求若合符節(jié)，因而認為他值得表彰。再到20世紀前期，一批左派思想家，包括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的不少學者、思想家，都推崇王夫之和《讀通鑒論》，是因為王夫之被認為具有唯物主義思想。新中國成立以后，《讀通鑒論》被當作學術研究的對象，許多學者從各自學科、領域的視角和立場出發(fā)，對于《讀通鑒論》的思想進行了梳理和發(fā)掘，認為該書在史學、哲學、政治、經(jīng)濟、軍事、倫理等方面都具備很高的思想價值；也有學者從整體著眼，將《讀通鑒論》中王夫之的思想歸納為經(jīng)世思想、民族思想、演進思想、人道思想。綜上可見，《讀通鑒論》具備豐富的思想面相，從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內容與價值，所以連續(xù)幾代人都推崇此書，這是相當難得的。

相較于中國古代其他的史論著作，《讀通鑒論》有四方面的突出優(yōu)長：

一是兼具廣度與深度。王夫之頗具宏觀視野，研究歷史問題不拘泥于局部或斷代，往往把眼光放得很長，善于做長時段的分析，因而能擺脫就事論事的窠臼；同時王夫之自身具備深厚的經(jīng)學和子學功底，對于儒學的精通自不待言，對于老莊、申商、楊墨之學，盡管并不贊同其主張，卻仍有深入的把握和理解。由于對這些中國傳統(tǒng)文化核心內容做過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王夫之對于傳統(tǒng)文化與社會的理解遠比其他人深刻，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也就能夠充分運用這一長處，其見解往往給人以犀利和通透之感。

二是具備敏銳的問題意識與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王夫之的思想嗅覺非常敏銳，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問題，故而《讀通鑒論》在議題的選取和設置方面常常出人意料，每每于讀者讀史“不疑”之處拋出問題，發(fā)人所未發(fā)，言人所未言。而且，《讀通鑒論》中提出的問題并不是泛濫無歸的，所有的問題實際上都圍繞著“上下古今得失興亡之故”而展開，無不浸透著王夫之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映射出一位明朝遺民面對現(xiàn)實劇變而生發(fā)出的深沉困惑與對答案的執(zhí)著探尋。這自然使《讀通鑒論》得以擺脫其他史論作品所慣有的無的放矢、炫博立異、淺薄空洞等弊病。

三是具備極強的思辨能力。作為一位哲學家，王夫之擅長討論抽象問題，能夠辨明古代哲學范疇中的諸多概念，并嫻熟地運用這些概念工具服務于自己的歷史闡釋。在《讀通鑒論》中，他從“理”與“勢”開始，上溯“天”與“道”，下連“時”與“幾”，并聯(lián)系其他范疇如“象”與“數(shù)”、“隱”和“顯”、“?！焙汀白儭钡龋M成了一個博大而精密的解釋體系，由此得以超越一般史論的碎片化困境，將歷史評論與解釋提升到了哲學的層次。

四是強烈的批判意識和質疑精神。王夫之不迷信史書，經(jīng)常以懷疑和批判的態(tài)度看待歷史記載，甚至表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后現(xiàn)代意識。對于《資治通鑒》、二十四史等史書中的記載，他會首先考慮作者的身份、地位和所處社會環(huán)境對記載的影響，注意剝離史書作者的主觀因素，從而更為客觀地作出評判。其次，他還會考慮邏輯和情理，從而指出歷史記載中不合邏輯、不近情理之處。正因為這種拒絕“聽人穿鼻”的懷疑精神和批判能力，《讀通鑒論》得以避免人云亦云、老調重彈，從而為認知中國古代歷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觀點。

以上四點是《讀通鑒論》超越古代其他史論的地方。不過，《讀通鑒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較為突出的有三點：

一是常站在后見之明的立場上苛責古人。王夫之重視歷史的整體趨勢，常以“勢”作為坐標和參照系來評判具象歷史，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有時候難免出現(xiàn)把握不好尺度的情況，將自己所看到的歷史演進趨勢強加于古人身上，反過來指責身在歷史現(xiàn)場的古人看不清趨勢、逆潮流而動；或者干脆“倒放電影”，以事件的結果為基準來揣測身在事中的歷史人物的動機，并加以批判。這都導致王夫之在評價歷史人物方面標準過高、缺乏同情之理解。

二是囿于自身思想傾向而持論偏激。較為突出的，首先是民族（種族）主義情緒太過強烈，過于強調華夷之辨、夷夏大防，并將夷夏大防作為超越其他標準的歷史評判準則，時常過分貶損少數(shù)民族政權和人物；其次對女性存在嚴重的歧視和不信任，尤其激烈地反對女性參政或干政，甚至不惜使用侮辱性的詞匯。

三是有時會過度發(fā)揮、偏離本題。王夫之的宏觀視野本來是優(yōu)點，但在具體問題的討論過程中，也會出現(xiàn)思維跳躍性過大、天馬行空的情況，使論述變得浮夸枝蔓，最終偏離預設主題，令讀者如墜云里霧里。

當然，《讀通鑒論》的這些缺點，有的是王夫之個人原因造成的，更多的則是時代環(huán)境的局限造成的，也不宜苛責。整體而言，瑕不掩瑜，無損于《讀通鑒論》的價值和地位。

五 整理與注譯說明

筆者本次注譯《讀通鑒論》，以舒士彥先生的整理本（即中華書局繁體豎排本）為底本，另參考岳麓書社2011出版的《船山全書》（修訂版）第十冊中的《讀通鑒論》，吸收其部分?？背晒?。中華書局本目錄僅以帝王為次第，而無其下之篇目，清末湖南經(jīng)元書局、大文書局、澹雅書局之刻本中曾存在一共同細目，系將每一帝王之下各論另標題目，岳麓書社《船山全書》本修訂版目錄即系據(jù)此細目加以校訂補充，較為完善。為便利讀者閱讀檢索，本書亦吸收、采納這一修訂補充過的細目。

本次注釋翻譯，也發(fā)現(xiàn)了中華書局整理本和岳麓書社《船山全書》本中均未能糾正的一些錯誤，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其一，原文中的形近錯訛字，尤以年號、地名、姓名居多。如卷七“安帝一五”條：“建元中，守相坐贓，禁錮二世。劉愷以謂‘惡惡止其身，《春秋》之義，請除其禁’，持平之論也?！睎|漢并無“建元”年號，漢安帝倒是有年號為“建光”。查《資治通鑒》卷五十“建光元年”條目，下有記載云：“甲子，以前司徒劉愷為太尉。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錮二世。至是，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朝廷欲依光比；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可知此“建元”確為“建光”之誤。“光”與“元”字形相近，或為傳寫、刊刻之誤。又如卷七“安帝一”條：“殤帝夭，慶子祐終嗣天位。”慶子祐，指劉慶之子、漢安帝劉祜?！暗v”當為“祜”，《后漢書》《后漢紀》皆載安帝名“祜”，此處顯系王夫之筆誤或傳寫、刊印致誤。對于這類錯誤，本書在原文中仍保留原貌，而在注釋中予以改正和說明。

其二，王夫之因記憶疏失而導致的用典錯誤。如卷四“宣帝一三”條云：“舉四海耕三余九之積，用之一隅，民雖勞，亦不得不勞?！闭Z本《禮記·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兇旱水溢，民無菜色?！贝颂帯案嗑拧憋@為“耕九余三”之誤。又如卷二十八“五代上一二”條：“中行衍說匈奴不貴漢之繒帛……然其以貽毒中國者，不如中行衍之強匈奴即以安漢也?！贝硕帯爸行醒堋睉獮椤爸行姓f”。據(jù)《劉向·新序》，中行衍乃先秦時期傳說中的人物，與匈奴并無關聯(lián)；而中行說，據(jù)《史記·匈奴列傳》，系西漢文帝、景帝時人，原為宮廷宦官，后來因漢文帝強迫中行說陪送公主到匈奴和親，對漢王朝懷恨在心，轉而投靠匈奴，成為老上單于、軍臣單于的謀主。結合文意，王夫之這里本意顯然是指“中行說”而非“中行衍”。對于這類錯誤，同樣保留原文原貌，在注釋中予以說明，以便讀者理解。

其三，因語意理解不當而導致的標點錯誤。如卷二“文帝十”條中有“文帝赦而徙之，與蔡叔、郭鄰之罰等”一句，這是誤以為“郭鄰”是人名，實際上“郭鄰”是地名，《尚書·蔡仲之命》云：“囚蔡叔于郭鄰?！彼源颂庮D號應略去。又如卷二十六“宣宗四”條：“傷哉斯言！所以懲李相、朱崖之禍，而嘆宣宗之不可與有為也?！贝颂帯袄钕唷⒅煅轮湣睉獮椤袄钕嘀煅轮湣?。李相指李德裕，朱崖并非人名，而是地名，即今海南瓊山，泛指海南。朱崖之禍，指李德裕被宣宗貶為崖州（今海南三亞）司戶。對于這類標點錯誤，一律直接予以改正，不出校記，也不予以專門說明。

此外，本書在簡繁轉換方面基本上以中華書局簡體橫排版為準，但也有個別地方的處理與其不完全一致。如中華書局簡體橫排本版中“讎”字皆作“仇”，但“讎”字同時也是“酬”字的通假字，這層含義顯然非“仇”字所能囊括，故而本書中“讎”字皆保留原字；又如“柰”字是“奈”的異體字，中華書局簡體橫排版保留了“柰”字，本書則為規(guī)范計，按照異體字一般取最常見字的原則，一律改作“奈”。

注釋方面，以人名、地名、專有名詞、相關制度和史實為重點，字詞只注難解者，虛詞一般不出注。同一卷內，同一字詞一般不重復出注。相隔較遠而重復出注者，亦不再注音。翻譯方面，盡量依照原文字句加以直譯，但王夫之行文中多有省略，其語法與現(xiàn)代漢語的表達方式也有很大不同，完全直譯有時不便于讀者理解，所以在翻譯中也會把原文省略的內容加以適當補充，視情況調整語序。注釋翻譯過程中參考了伊力先生主編的文白對照全譯《讀通鑒論》、劉韶軍先生譯注的《宋論》，以及“汴水觀魚”博客的部分博文內容，在此一并謹致謝忱！張桂、趙亞軍等同志，或參與了本書的文字校對，或對部分內容提出了中肯的意見，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筆者深表謝意！

王夫之的思想廣博精深，文筆深奧，思維和行文的跳躍性強，所以其書向以難解著稱。筆者雖反復揣摩文意、斟酌字句，以求忠實傳達王夫之的意圖和思想，但限于自身水平，難免有諸多差誤，懇請學界師友和讀者朋友們批評指正！

注譯者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