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學史概念，“20世紀中國文學”被視為一種常態(tài)的時間意義，從而能夠包容更加豐富的內涵和更加復雜的文學形態(tài)?！靶挛膶W”和“現代文學”兩個研究階段都含有強烈的排他性和斗爭性（“新文學”反對的是傳統(tǒng)的“舊文學”；“現代文學”含有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學”的屬性，排斥了特定政治立場下的“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文學）。但是，我們在現代化進程的基礎上構筑起常態(tài)的時間意義的“20世紀中國文學”，就是要避免各種排他性的內耗，搭建一個多層面的平臺，將各類不同觀念和形態(tài)的文學現象并置于同一個文學史平臺之上，比較客觀地來評價其價值得失，以此來闡釋20世紀文學發(fā)展中懸而未決的各類問題。

這當然只是一種文學史的理想?，F代文學的內在沖突是客觀存在的，新文學運動一開始就是在排斥形形色色的舊傳統(tǒng)文學的論戰(zhàn)中發(fā)生的，現代文學學科也是在維護“新文學運動—左翼文藝運動”核心價值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現在要淡化歷史形成的鴻溝，把各種不同甚至對立的文學現象并置在一起給以客觀評價，必然會構成文學史敘述的困難。因此，如何克服價值觀互相矛盾的拼湊式的文學史敘述，建構新的文學史理論話語，是文學史寫作面對的最大挑戰(zhàn)。解決文學史理論問題需要深入的探討和展開學術爭鳴，這不是本教程所能夠完成的任務。本教程只能以編者研究文學史的一得之見，通過本教材的思路與結構，嘗試回答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些重要問題，大致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在晚清到民國的文學大潮中，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以及如何看待新文學傳統(tǒng)與整個20世紀文學的關系？

在以往新民主主義革命為核心價值的文學史敘述中，“新文學運動—左翼文藝運動”具有毋庸置疑的權威性，它既是現代文學史螺旋型發(fā)展的起點，也是價值判斷的基本標準；“新文學運動—左翼文藝運動”對立面的文學，均受到排斥和批判，現代文學史敘事正是圍繞這些批判斗爭而展開的。但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現代化進程逐漸成為文學史敘事的核心價值，晚清西學東漸思潮逐漸成為現代文學史的發(fā)生起點。海外漢學對于晚清接受西方影響的文學翻譯、通俗小說、戲曲改革以及其他各種現代文化因素，做了大量的有價值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在晚清到民初文學之間構成了新文學以外的另一個文學場域，它一直延續(xù)到抗戰(zhàn)以前的市民大眾文學和戰(zhàn)爭期間的淪陷區(qū)文學。這個文學場域與新文學場域之間存在著長期的沖突和互動，彼此消長，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比翼雙飛和諧發(fā)展，而是在不同審美觀念的沖突中向對方轉化，達成部分的融合。如：民國時期市民大眾文學不僅繼承了晚清文學中的許多現代性因素，而且也從新文學那里認同了反對強權、尊重人權等因素；而新文學在排斥通俗文學的同時，也努力采取大眾化的手段來吸引市民讀者。到了抗戰(zhàn)發(fā)生、民族危亡之際，新文學排斥通俗文學的傾向逐漸收斂，在民族形式討論以后，這兩個文學場域達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在這樣一個從沖突到融合的過程中，新文學的一方始終占據話語的主導權。這是不容懷疑的。

那么，當文學史敘述放棄了昔日的批判思維和斗爭模式，以客觀的態(tài)度把以往不見諸文學史或者僅僅扮演了被批判角色的某些文學現象，諸如傳統(tǒng)舊文學形式（舊體詩、文言文等）、市民大眾文學與新文學一起展示于現代文學史，人們不禁要問：新文學當初的斗爭意義在哪里？它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承擔了怎樣的意義？新文學運動與從傳統(tǒng)自然發(fā)展而來的文學現象構成了怎樣一種關系？這是本教程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為此，本教程引入兩個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關鍵詞：先鋒與常態(tài)。⁽¹⁾

“先鋒”，指的是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中產生先鋒意義的文學因素，首先是體現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先鋒文學是20世紀初的世界文學現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意大利首先出現未來主義（Futurism）文學思潮，后來又蔓延到俄羅斯；緊接著，法國出現了達達主義（Dadaism）、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等先鋒詩歌，德國出現了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的文學，等等。先鋒文學區(qū)別于19世紀末流行的后期象征主義（Symbolism）、唯美主義（Aestheticism）、頹廢派（Decadence）等文學思潮，更加強調對現實的批判和斗爭，企圖通過對文學自律的調整來達到文學推動社會生活的目的。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先鋒文學不惜采用批判、否定傳統(tǒng)文化的強硬態(tài)度，以及夸張變形的現代藝術手法。先鋒文學的政治態(tài)度是激進的，往往自覺地與現實中的激進政治團體相結合，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在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進入成熟階段的特定環(huán)境中，西方的先鋒文學思潮必然是短暫的，它很快就會發(fā)生分化，其最激進的部分融入激進的政治運動中去。從中國20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政治環(huán)境來看，一方面是晚清激進主義革命余波的回蕩，另一方面是民國初年顢頇混亂、烏煙瘴氣的共和政治，兩者沖撞激蕩起思想文化領域的先鋒思潮，有其必然的原因?！拔逅摹毙挛幕\動中包含了先鋒性，它起先來自社會下層的激進主義思想力量，與主流政治團體和權力階層沒有太深的聯(lián)系，所以才能夠形成對社會政治的深刻批判和對傳統(tǒng)文化的全然否定。新文化運動是不完全的先鋒運動，它的思想內涵具有復雜的知識淵源和文化背景，但是其主導思想，尤其是由此派生的新文學運動，體現在語言革命、文體形式革命以及思想內容的尖銳性和批判性，構成了先鋒文學的主要成分。

“五四”新文化的先鋒性決定了：現代文學史發(fā)展進程不再是依據社會生活的現代化進程漸進演變，它是通過對自身處境的深刻反省和歷史追問，造成文化傳承的斷裂，從而把被認為是先進的外來文化揳入其間，建立起一個文化發(fā)展的新坐標。新文化運動中大量西方文化的輸入和引進，迅速改變了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發(fā)展模式，同時也迅速改變了中國人傳統(tǒng)的思維模式，包括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一般社會主義思潮在內的西方先進文化直接推動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也推動了中國革命，使之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文學運動不僅僅普及了現代世界文化知識，而且以其自身的先鋒性，通過歐化語言改造了傳統(tǒng)中國人的語言模式和思維習慣；通過引進西方文學新形式，激活了現代漢語的表達和抒情能力，營造符合現代人精神需要的審美觀念；通過嶄新的為人生的文學內容，使文學批判與社會生活的進步緊密相關。文學不再是被動地因循社會變化而變化，而是走到了生活的前面，引領和推動社會進步，成為一面英姿颯爽、獵獵作響的風旗。

“五四”新文學運動本身是由各種社會進步力量組合起來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它以先鋒性因素為核心，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樹立旗幟、引領風氣、推動進步，成為整個20世紀文學發(fā)展的核心力量。新文學的先鋒性因素與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學現象（也包括新文學自身的非先鋒性因素）的關系，構成一種先鋒與常態(tài)的關系。所謂“常態(tài)”的文學，也就是隨著社會生活發(fā)展而逐漸發(fā)生演變的文學現象，它包含了傳統(tǒng)文化因循沿革的傳承（如舊體詩詞、古典白話小說、文言文、駢體小說、傳統(tǒng)戲曲的改良等等）、相隨現代器物更新而出現的新文學形式（如電影、新劇、副刊、翻譯等等），以及與大多數市民農民的審美習慣相符合的通俗文學，甚至包括這些文學所隱含的權力運作下的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常態(tài)的文學是大多數人能接受的文學，因為常態(tài)文學的對象包含了多層面的接受者。常態(tài)文學也是多層面的，它的最高層面與新文學是同一的。這也就是說，新文學與作為一種先鋒的新文學運動還是有所區(qū)別的。新文學的核心是超前的先鋒文學，但它也包含了常態(tài)的文學因素，如新文學也追求大眾性和普及性，也有一部分新文學創(chuàng)作并不是那么激烈和超前，尤其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先鋒文學逐漸被社會的主流體制所接受，或者被都市時尚文化所容納，新文學的先鋒性漸漸地為大眾性所取代。這時候，要么出現更加激進的文學思潮來更新先鋒的意義——譬如左翼文藝運動，要么就使原先的先鋒因素消融于常態(tài)的大眾文學。永遠站立在先鋒立場上不斷擊進的大勇者，終究是少數的先驅者，譬如魯迅。魯迅參與了20世紀上半葉的兩場文學先鋒運動，并且發(fā)揮了引領的作用。

常態(tài)文學表現出來的是文學的常態(tài)，它是以多層面的形態(tài)出現于文學史。除了最高層面的常態(tài)文學屬于新文學的一部分（如市民文學的杰出代表老舍的小說，抗戰(zhàn)時期無名氏、徐的言情小說，淪陷區(qū)張愛玲的小說，以趙樹理為代表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小說等）外，大部分常態(tài)文學還是與新文學保持了距離，有的還相去甚遠。雖然在現代性框架下，各類文學都有可能展示于文學史體系的不同層面，但是從內涵來說，畢竟還是五花八門、百鳥齊鳴、豐富而復雜。民國都市通俗文藝和新媒體文藝（如電影廣播、報刊連載、說書、戲曲改編、連環(huán)畫等等）代表了市民大眾文化市場的主要產品，是常態(tài)文學的主體部分；在國統(tǒng)區(qū)和淪陷區(qū)（包括偽滿洲國、日據下臺灣等地區(qū)）體現統(tǒng)治者權力意志的官方文藝也是常態(tài)文學的一個特殊層面；還有距離新文學更遠的如前清遺老遺少的舊文學創(chuàng)作（舊體詩詞、筆記小說等），多樣的文學內容，構成了常態(tài)文學的多層面性，也決定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豐富復雜的多元形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