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小品”原是佛家名詞。北朝后秦高僧鳩摩羅什翻譯佛經(jīng)《般若經(jīng)》，詳本27卷稱為“大品般若”，10卷略卷稱為“小品般若”。東晉南朝玄談與佛教融合，士大夫大多讀小品經(jīng)，“小品”概念隨之流行，其涵義便是精要短小。作為一種文體，“小品文”其實并非古來傳統(tǒng)分類名稱，而是起于現(xiàn)代的一種觀念，其涵義即為短文，此外并無任何特殊要求。因而從內(nèi)容分，可有政論小品、抒情小品、山水小品、風俗小品、科學小品等等不一；從形式看，可有散文小品、駢文小品、韻文小品等等。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面卻極為寬廣，大小事情，均可涉獵。藝術(shù)表現(xiàn)也是多種多樣的。優(yōu)秀的小品文除了篇幅短小、語言精煉外，一般寓意深刻，語言雋永，頗具情致，讀來發(fā)人興味，耐人思索，別具美感。所以，魯迅認為小品文既有“仗著掙扎和戰(zhàn)斗”，起到匕首和投槍作用的；也有能“給人愉快和休息”，增長知識和帶來美的享受的；還有一類吟唱風月，精雕細琢，表現(xiàn)閑情逸趣的“小擺設(shè)”。他認為有活力、生存著的小品文終究還是那些反映社會現(xiàn)實，針砭時弊的第一類作品(見魯迅《南腔北調(diào)集·小品文的危機》)。

晚唐小品文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朵奇葩，魯迅譽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它們以抨擊時弊、諷刺揭露晚唐黑暗統(tǒng)治而獨樹一幟，以其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刻性和廣泛性及出色的諷刺藝術(shù)而大放異彩，形成了小品文創(chuàng)作的一個高潮，在古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晚唐小品文是一個時代的產(chǎn)物。唐帝國末期的七八十年，是一個政治十分黑暗腐敗，社會極度動蕩不安的年代。自“安史之亂”后，強藩逆亂，兵連禍結(jié)。到了晚唐，朝廷甚至軟弱到放任藩鎮(zhèn)割據(jù)的地步。貫穿在這一時期的主要矛盾是南衙(宰相官署)北司(宦官辦公地)之爭及朝官間朋黨之爭，其中尤以宦官專權(quán)為突出現(xiàn)象。他們專橫跋扈，不可一世，排擠朝官，任意廢立皇帝，造成了政局的動蕩。如文宗大和九年(835)，宰相李訓等人謀去宦官，不幸敗露?；鹿俪鹗苛嫉嚷时笏翚⒙境?，并族誅十余家，殺死六七百人，一時朝野震駭，這就是“甘露之變”。從此，宦官權(quán)勢更盛。與此同時，官僚士大夫之間爭權(quán)奪利的幫派斗爭也未曾稍息。尤其是以牛僧孺、李德裕為首的牛李黨爭蔓延不絕，長達四十年之久，把朝廷上下弄得烏煙瘴氣。唐王朝的統(tǒng)治處于分崩離析、風雨飄搖之中。武宗即位后雖立志有為，意圖平定軍閥，但又年幼暴卒。此后諸帝，既昏庸無能，又殘暴驕奢。唐懿宗迎佛骨，窮極奢靡。有人勸諫，他竟說：“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其女同昌公主病死，歸罪醫(yī)官，誅殺三百多人，暴虐無道。凡此種種，不勝枚舉。而大小官吏的盤剝榨取、貪贓枉法，更是司空見慣。再加上荒旱相繼，連年戰(zhàn)亂，廣大人民走投無路，只得鋌而走險。自宣宗大中十三年(859)裘甫起義以來，各地大小農(nóng)民起義接連不斷，終于在僖宗乾符元年(874)，爆發(fā)了以王仙芝、黃巢為首的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爭戰(zhàn)達十年之久，大大動搖了唐王朝的統(tǒng)治。晚唐小品文正是產(chǎn)生在大唐帝國漸趨衰亡的時代。

封建制度的衰變，是晚唐小品文繁榮活躍的更為深刻的歷史原因。古代封建社會在唐玄宗開元盛世達到上升發(fā)展的顛峰。從安祿山、史思明叛亂之后，開始走向衰落。中唐以來，封建愛國的志士學者，面對多種政治、經(jīng)濟、思想文化的衰敗現(xiàn)象，進行思索，試圖革新。唐德宗到憲宗朝，從整頓漕運、改革稅制等財政經(jīng)濟變革開始，革新思潮遍及朝野。終于在政治上發(fā)生了唐順宗短命的“永貞革新”及唐憲宗時的“元和中興”，而在思想文化上便產(chǎn)生了韓愈、柳宗元為首的“古文運動”和以元稹、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運動”。韓愈高唱“道統(tǒng)”，復(fù)興儒學；白居易“救濟人病，裨補時闕”，其實質(zhì)都是假復(fù)古以求革新，存?zhèn)鹘y(tǒng)以謀發(fā)展，借思想文化運動推動政治體制變革。然而一切努力都無濟于事，唐帝國的政治日益腐朽，封建痼癥并發(fā)潰爛。革新思想變?yōu)橥鰢鴳n憤。于是李商隱唱出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挽歌；杜牧胸懷一腔憂憤，發(fā)出了“商女不知亡國恨”的悲嘆；而許渾更敏銳覺察“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唐帝國已經(jīng)在風雨飄搖之中。

終于，當唐文宗、武宗朝的最后努力化為泡影后，愛國士大夫們的亡國憂患意識一變而為憤怒抨擊弊政，深入向封建體制進行批判的行動。他們不再關(guān)心李家王朝命運，紛紛以各種方式表達對人民的同情及對腐敗政治的憤怒。他們奮筆疾書，從揭露苦難、鞭撻罪惡、諷刺丑惡，發(fā)展到大膽懷疑，激烈批判，觸及了封建體制。如杜荀鶴憤怒指斥貪官污吏晉官加爵，“便是生靈血染成”；皮日休始則痛心疾呼“吾聞田成子，詐猶自王”，認為統(tǒng)治者連假仁假義也不要了，終至憤而投筆，參加了黃巢起義軍。而于尖銳諷刺：“衛(wèi)霍徒富貴，豈能清乾坤”，“凌煙閣上人，未必皆忠烈”，對傳統(tǒng)忠烈功臣，一概懷疑；邵謁悲天憫人：“天地普施恩，施恩強者得”，痛感這是一個恃強凌弱的不正義的社會；曹松的名句“一將功成萬骨枯”，更揭示了封建王侯的榮興是建立在士兵和平民百姓的尸骨之上的。

如果說晚唐詩歌主要表達詩人的情緒，那同時代的散文則側(cè)重剖析和批判現(xiàn)實，無情暴露它的黑暗丑惡，揭示了封建制度逐漸顯露的痼癥病兆。尤其是應(yīng)運而生的小品文，更如匕首投槍，刺向現(xiàn)實，層層面面，不拘一例，嘻笑怒罵，皆成文章。顯而易見，較之詩歌，短小精悍的小品文更利于議論諷刺，是更便當?shù)膽?zhàn)斗武器。因而晚唐許多詩人，同時又是小品文作家。

晚唐小品文的興盛，還有文學自身發(fā)展的原因。韓、柳古文運動在文學上反對駢文，實質(zhì)上是在倡導先秦散文的精神，要求在唐代生動活潑的口語基礎(chǔ)上，提煉開創(chuàng)一種新鮮典雅的書面語言，以便更為有效地表達思想感情，發(fā)揮宣傳功能。這就是后來流傳千年的“文言文”。從這個意義說，古文運動又是一場文學革新運動。而對散文來說，先秦之后，漢魏六朝視為語言藝術(shù)的文學是辭賦駢文及詩歌，奇句單行的散文不屬藝術(shù)，或史或筆，不涉情韻，都無文采。唐代以來，詩賦取士，駢文盛行，應(yīng)試制藝，奏章上疏，宴集題序，都取四六。韓、柳古文寫作，使奇句單行的散文起而取代駢文，成為一種新鮮活潑的文學語言，成為一個語言藝術(shù)的文學樣式，因而北宋蘇東坡說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在晚唐，散文在兩個方面尤其獲得了顯著的發(fā)展。一方面是各類題材的短文和傳奇小說迅速發(fā)展，大量涌現(xiàn)。這是由于大唐帝國垂亡，封建制度衰變，不少作家對作為帝國統(tǒng)治的儒家道統(tǒng)不抱希望，更關(guān)注現(xiàn)實政治和國家人民的苦難，因而力圖以各種鋒利明快的文學樣式來反映現(xiàn)實，表現(xiàn)情緒愿望所致。另一方面，便是小品文的興盛。當唐帝國垂亡，封建衰變之際，一部分作家繼承韓愈古文運動傳統(tǒng)，堅持恢復(fù)道統(tǒng)，復(fù)興儒學，如孫樵、皮日休等。而面對動蕩的時局、災(zāi)難的國家，短小精悍、鋒利明快的小品文，便成為他們得心應(yīng)手的武器。他們運用這個武器，從各個角度，對現(xiàn)實進行揭露、諷刺、批判和鞭撻。所以小品文的發(fā)展也是文學散文發(fā)展的結(jié)果，是古文運動的一個直接成果。

晚唐小品的思想內(nèi)容尖銳深刻，現(xiàn)實性強，反映生活面廣，突出表現(xiàn)在下列幾個方面：

腐敗的吏治，是晚唐小品文作家所極力揭露和抨擊的一個重要方面。有相當數(shù)量的小品揭露了貪官污吏魚肉人民的情景。他們將所轄州縣當成臨時過往的驛站，“當愁醉，當饑飽鮮，囊帛櫝金，笑與秩終”(孫樵《書褒城驛壁》)，做官成為他們搜刮民脂民膏填飽私囊的絕好機會，全無勤政愛民之心。而面對貪官污吏的巧取豪奪，老百姓卻無力違抗，防不勝防，正如來鵠在《貓虎說》中深刻指出的那樣，“為鼠迎貓，為豕迎虎，皆為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這群貪婪兇暴的大小官吏，本質(zhì)上都是些自私平庸之徒。他們在做官前，高喊“通達后以匡國致君為己任，以安民濟物為心期”(羅隱《越婦言》)。一旦顯達，這一切卻都拋之腦后。他們“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只不過是些“纓弁言語之土木”（陸龜蒙《野廟碑》)，于國于民無一利而有百害。貪官污吏成為侵食唐王朝大廈的一群蛀蟲，因而，小品文對他們的譏諷和鞭笞也是辛辣和不留情面的。

晚唐小品還大膽地將批判矛頭直指封建社會最高統(tǒng)治者?；实鄣能浫酢⒒栌购突囊╈?，都被予以充分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權(quán)臣當?shù)?、刑法不明之時，“有國者”不是采取嚴厲措施抗暴救民，而是聽之任之，無所作為(陳黯《御暴說》)。至于歷史上一些顢頇昏亂、喜好奉迎的愚庸之君，也在晚唐小品文中出現(xiàn)，其意在于借古諷今。皮日休的《原謗》奏出了抨擊君主專制的最強音，在他看來，“后之王天下，有不為堯舜之行者，則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為甚矣！”言辭激烈，石破天驚，可謂道前人之所不敢道。

強藩逆亂，軍閥割據(jù)，禍國殃民，是唐朝自“安史之亂”以后一直存在的嚴重問題。那些獨霸一方的軍閥打著“吊民伐罪”的幌子，將戰(zhàn)爭的重負轉(zhuǎn)嫁到人民身上，橫征暴斂，愈演愈烈，給人民帶來沉重的災(zāi)難。對此予以揭露和批判，也是晚唐小品文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李甘《濟為瀆問》中那個自負強大、暴虐恣肆、禍害民眾的黃河形象就是強藩的寫照。他的《竄利說》更為深刻地指出，“長人”們之所以殘忍地屠殺人民，“小不忍而大忍”，其原因就在于“羈于利”，為了實現(xiàn)個人利欲，什么傷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羅隱則抓住項羽、劉邦這些歷史上的所謂“英雄”，抓住他們在目睹秦始皇窮奢極侈的排場時無意間流露的艷羨之言，將他們的“盜國”實質(zhì)揭露無遺。

大凡一個朝代處于末世，社會風氣的敗壞總是難免，晚唐也是如此。道德敗壞者有之，欺世盜名者有之，薄情寡義者亦有之。晚唐小品文對這種種丑惡的人情世態(tài)都有所反映。如羅隱有感于世風日下，友情淡漠，趨炎附勢之徒增多，寫下了《刻嚴陵釣臺》。借古人“富貴不易節(jié)”、“窮達無所欺”的高風亮節(jié)，諷刺當時社會上那些“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骨肉親戚已有差等”的勢利小人，暴露他們的丑惡靈魂。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晚唐小品文是時代的一面鏡子。不僅如此，它們還真實反映出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們在唐王朝漸趨衰亡過程中心靈振蕩的軌跡，展示了他們是怎樣對現(xiàn)存政權(quán)由稍存希望到猛烈抨擊，終至完全悲觀絕望的過程。在唐王朝開始江河日下的時候，杜牧、李商隱等作家雖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并感到十分憂傷，但內(nèi)心深處卻并未泯滅改革弊政的愿望，還是希望能夠有所作為的。如杜牧在《送薛處士序》里，叮囑薛處士，身為處士，也要時常惦念朝政，想著國家，不應(yīng)做一個純粹的世外人。而《塞廢井文》則表達了他改革弊政的決心。李商隱有感于當時君王的優(yōu)柔寡斷和權(quán)臣的庸碌誤國，提出了“斷非圣人事”、“讓非賢人事”，似乎有意給世人樹立一個可資借鑒的榜樣，指明一條可行的道路。而晚于杜牧、李商隱的許多小品文作家面對更為嚴酷而絕望的現(xiàn)實，由悲觀失望而生出滿腔憤怒。羅隱、皮日休、陸龜蒙等便是如此。他們身經(jīng)亂世，歷盡坎坷，于是冷眼旁觀，看得更為透徹，也更憤世嫉俗。因而他們作文態(tài)度鮮明，語言犀利，極盡嘻笑怒罵之能事。從皮日休《原謗》、陸龜蒙《野廟碑》及羅隱那些“幾乎全都是抗爭和憤激之談”(魯迅《小品文的危機》)的作品中都能很切實地感受到這一點。這構(gòu)成了晚唐小品文的主流。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士大夫雖對窮途末路的唐王朝十分效忠，但自知大勢已去，便消極哀嘆，力圖逃避現(xiàn)實。司空圖就是其中之一。他對唐王朝忠心耿耿，聽到唐哀帝被殺的消息，絕食而死。他的小品文反映的是一種逃避現(xiàn)實的思想，如《說魚》，表達了作者避禍遠害、清高全身的愿望。

晚唐小品文的藝術(shù)成就和特色都很顯著。主要體現(xiàn)為作家輩出，杰作泉涌，且個性鮮明，風格各異，多姿多彩，蔚為壯觀。如上所述，從中晚唐之際到唐王朝滅亡，前后作家心態(tài)不都一律。前期的杜牧、李商隱都懷亡國憂憤，而心存希望，欲有作為。杜牧志銳情激，議論明確，體現(xiàn)為一位憂憤激揚的愛國志士形象；李商隱沉淪下寮，體驗深切，才思敏捷，而情感傷，體現(xiàn)為一位憂國傷感的才士形象。后期的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晚唐小品文的主要代表作家，則都從失望而至于絕望，進而生出滿腔憂憤。他們力圖對現(xiàn)實中的丑惡事物予以揭露諷刺，抨擊批判，并且追究根源，以求剔疣除患。皮日休嚴肅認真，冷靜剖析，諍諍于言，耿耿于心，是一位嚴峻的儒者，敢為的志士；陸龜蒙僻居甫里，深知民心，熟悉底層，博學多才，談古論今，娓娓動聽，是一位淵博的學者，機敏的論者；羅隱則歷經(jīng)坎坷，玩世無畏，才華洋溢，敏銳過人，出語中的，吐字如砭，嘻笑怒罵，都成文章，是一位憤世的智者，疾俗的才士。文如其人。作家們的不同個性，反映在他們的作品中，便使得晚唐小品文呈現(xiàn)出多姿多彩的藝術(shù)風格。

晚唐小品文的諷刺藝術(shù)最為出色，鋒芒畢露，一針見血，而整體形象又往往耐人尋味，不乏含蓄。例如皮日休《讀司馬法》借議論兵書，發(fā)哀民之情，峻直痛切，發(fā)人深思。其開篇之言“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從民命”，便是總結(jié)古來帝王術(shù)的異同，精辟激烈，如當頭棒喝。陸龜蒙《記稻鼠》記述吳興旱災(zāi)，群鼠嚙稻，群吏逼租，敘事刺時，引經(jīng)據(jù)典，讀來有味，耐人咀嚼。其結(jié)論曰：“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zhuǎn)徙，聚而為盜，何哉！”從古來貪官如鼠的事實而引出官逼民反的實質(zhì)，痛快淋漓。他如劉蛻《山書》之八中說：“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觸及封建等級制度；孫樵《書褒城驛壁》的感慨：“嗚呼，州縣真驛耶！”揭露貪官上任無不盤剝的嚴酷事實，鞭辟入里。諸如此類，都是直抒胸臆，不加華飾，而其辛辣深刻使人驚心動魄。

晚唐小品文的表現(xiàn)手法多樣，藝術(shù)技巧靈活，語言樸直明快。大多數(shù)作家都運用古今對照的手法，借古諷今。也有就時事或某一事物抒發(fā)感慨的，往往夾敘夾議，既有形象性，又能給人以思想啟示。他們從容嫻熟，仿佛信手拈來，即成妙文，而立意謀篇，整體構(gòu)思，又都各有獨創(chuàng)，自具特色。皮日休小品文高度概括，結(jié)構(gòu)謹嚴，邏輯性說理性較強?！对r》一文為了說明國君不施仁政，人民就可以將他打倒這一道理，先說人民怨君，堯舜這樣的明君都在所難免，又說當今君王不如堯舜，那么推翻他是理所當然的了。通篇脈絡(luò)分明，行文流暢，平易洗煉。羅隱小品文則另具一種風采，才情洋溢，筆調(diào)清新，生動形象，字里行間含有詩的韻味。即使嚴肅的議論，辛辣的諷刺，也都不乏情味。他形容天雞是“毛羽彩錯”、“峨冠高步，飲啄而已”，一語雙關(guān)，活脫脫地勾勒出一個徒具華麗外表而傲慢無能的官僚士大夫形象。而《刻嚴陵釣臺》，節(jié)奏鏗鏘，飄逸灑脫，語句工整而流暢，充分抒發(fā)了作者思古之幽情。陸龜蒙小品文的獨到之處在于擅長對具體形象作細致的描寫，以表述抽象的概念，并繼承和發(fā)揚了中唐柳宗元以來的寓言創(chuàng)作，《蠹化》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至于巧于比喻，善于興寄，形容鋪張，說理精要，等等，則是晚唐小品文的一般特點，處處可見。晚唐小品文的語言，一般都質(zhì)直樸實、通俗暢達、簡潔明快，沒有雕琢痕跡。雖然有的作家如孫樵被認為作文奇崛險奧，但他的小品文卻平實流暢。如《讀開元雜報》一文，通篇客觀列舉事實，娓娓道來，質(zhì)樸無華。其他小品文作家的作品大體也都是這種風格。

在歷史上，晚唐小品文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頗遭冷落。作者大多以詩人及士大夫身份，而不以小品作家入史。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宋以后封建國家機器日益強化，思想禁錮日趨嚴厲，鋒芒畢露、措詞激烈、帶有反叛精神的晚唐小品文對統(tǒng)治者構(gòu)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脅，為他們所不容。二是晚唐小品文不加掩飾的諷刺藝術(shù)不符合封建社會“溫柔敦厚”的作文傳統(tǒng)，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直到“五·四”以后，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舊中國陷于黑暗深淵之中，才使能起到匕首和投槍作用的小品文又一次大放光彩。以魯迅先生為代表的一批斗士，用豐富的雜文創(chuàng)作形成了戰(zhàn)斗的小品文的又一高潮。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中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并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彼麑ν硖菩∑肺牡脑u價中肯而又深刻，晚唐小品文由是開始日益受到重視。

本書選了十八位晚唐作家的四十九篇小品文，加以注釋、翻譯并有簡要提示。選目是在遍查晚唐作家文章的基礎(chǔ)上斟酌而定的，力求大致反映晚唐小品的整體風貌，盡量收取那些思想內(nèi)容充實、寫作技巧高超的作品。有別集的選文盡量依據(jù)別集，沒有別集的則依據(jù)《全唐文》、《唐文粹》等總集，加以?？保瑩裆贫鴱?。文章編排次序大體按作者的生卒年代，生卒年不詳?shù)膭t參考及第年份。由于譯注者水平有限，錯訛失當之處，還望讀者批評指正。

顧歆藝（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