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唐詩發(fā)展的浪潮由盛唐瀉入中唐后，出現了九曲回環(huán)、九派分流的局面。大歷年間的相對低潮過去之后，貞元、元和之際再度掀起了濤飛浪卷的洪峰。作為這一時代驕子，白居易、元稹、韓愈、孟郊、李賀、劉禹錫、柳宗元等詩人皆具有強烈的創(chuàng)新意識和開拓精神。他們紛紛將探求的觸角和耕耘的犁頭伸向新的領域，力圖出以戛戛獨造的藝術面目，從而使中唐詩壇繼盛唐之后，再度出現百花齊放、姹紫嫣紅的奇觀。

在中唐詩壇上，韓愈、白居易是開宗立派、領袖群倫的詩人，劉禹錫與他們均有深厚的交誼，且時相唱酬。難能可貴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劉禹錫能始終保持自己獨立的藝術品格，沒有在韓、白兩種詩風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喪失本真。憑借其深厚的藝術修養(yǎng)和勤奮的藝術實踐，最終于韓孟、元白兩大詩派之外獨標一格，自張新幟，從而贏得了“詩豪”與“國手”的美譽。從劉禹錫現存的詩作中，我們不僅可以洞見一位輔時濟世、澄清天下卻又命途多舛、歷盡坎坷的時代精英的獨特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風貌，而且可以覓得一位富于藝術探索的熱情與才略、力圖獨出機杼、別開生面的詩壇名家的審美趣尚和創(chuàng)作趨向。

“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劉禹錫是唐代杰出的樸素辯證唯物論者，所謂“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等，便都是他經過哲理思索后得出的充滿辯證觀點的精粹認識。唯其如此，他的詩歌更多地表現為“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的豪邁和“不因感衰節(jié)，安能激壯心”的亢奮，以及“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的昂揚。豪邁的情調、壯闊的境界、雄奇的想象和剛健的語言，共同構成了劉禹錫詩豪健雄奇的藝術風格。

對題材領域的拓展和發(fā)掘、對傳統(tǒng)主題的深化與反撥、對詩歌體式的變革與完善，這三個方面體現了劉禹錫的詩歌成就及主要貢獻。他所致力描繪的農業(yè)勞動場景，盛唐山水田園詩派幾乎未曾涉筆；他對巴蜀風情與風俗的描繪與展示，也是其他唐代詩人筆下罕及的；他不僅在詠史與詠懷的結合上效法左思，而且繼杜甫之后，將詠史詩導向“懷古”、“述古”、“覽古”、“詠懷古跡”的方向，從歷史勝跡和地方風物起筆來評論史事、抒發(fā)感慨，因而其取材更為廣泛。同時，他還常常借古人之針砭，刺現實之痼疾；征前代之興亡，示不遠之殷鑒。這樣，他對題材的發(fā)掘，也就較前人及時人更深一層。他不僅擴大了“詠物”的范圍，而且強化了詠物詩的敘事功能，創(chuàng)造出詠物寓言詩的新形式。

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許多為歷代作家遞相沿襲的傳統(tǒng)主題，如悲秋主題、傷春主題、嘆老主題、嗟卑主題、別離主題、相思主題等等。劉禹錫在表現傳統(tǒng)主題時，雖然依循其既有的思維定勢及情感指向，作順向的引申與推闡，卻力圖深化其情感內涵，強化其思想力度，從而使之達到新的更高的層次。更能見出詩人藝術獨創(chuàng)性的還有他對傳統(tǒng)主題所作的種種既出人意表又令人振奮的反撥，故意違逆?zhèn)鹘y(tǒng)主題既定的情感指向與思想趨歸，力圖從相反的方向對其偏頗之處有所匡補或撥正，顯示出作者前無古人的胸襟氣魄和迥異于流俗的卓越識見。它突出地表現為：一反“悲秋”主題，不畏“衰節(jié)”，唱出意氣豪邁的秋歌；一反“嗟卑”主題，不懼“播遷”，唱出正氣凜然的壯歌；一反“嘆老”主題，不服“老邁”，唱出朝氣蓬勃的暮歌。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稱劉禹錫“無體不備，蔚為大家”。無論是五七言古詩、五七言絕句、還是五七言律詩，他都能得心應手地駕馭、嫻熟自如地運用，表現出較時輩更為全面與深厚的功力。劉禹錫在七言絕句上的造詣，被王夫之《薑齋詩話》贊為“小詩之圣證”，李重華《貞一齋詩說》則云“李白、王昌齡后，當以劉夢得為最”。如此等等，受到后人的普遍推崇。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劉禹錫還將民歌的聲情融入七絕之中，成功地創(chuàng)制出“含思宛轉”的民歌體樂府詩，對詩歌體式進行了“變革”的嘗試。由此，我們完全可以看出，劉禹錫確實無愧為與韓孟、元白相頡頏的中唐名家。

劉禹錫以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卓著成就和杰出的貢獻，既贏得了同處貞元、元和時期的韓愈、白居易、柳宗元等人的推許，也受到了稍后于他的杜牧、溫庭筠、李商隱等晚唐詩人的欽仰。宋代詩人對劉禹錫其人其詩同樣不勝愛慕，并樂于取法。他在詩中樹立了一個正道直行、守志有恒、自強不息的人格典范，給后代的文人以莫大的激勵與鞭策。他創(chuàng)作的《竹枝詞》不僅流播遐邇，而且歷代都有仿作、擬作者，可謂衣被百代。其《董氏武陵集紀》倡導的“境生于象外”，是后來“韻外之致”、“象外之象”等命題的濫觴。《劉賓客嘉話錄》中“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的告誡，也曾被主張“無一字無來處”的黃庭堅援以為據，并發(fā)揮到了極端。劉禹錫詩歌不僅垂范于后人，而且曾流惠東鄰，成為日本平安朝縉紳詩人摹擬的藍本之一。

劉禹錫文備眾體，《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其文章成就，以為“其古文恣肆博辯，于昌黎、柳州之外，自為軌轍”。正如他在《祭韓吏部文》中所說：“子長在筆，予長在論?！弊钣形膶W價值的當推論文和雜文，如哲學政論《天論》三篇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著名觀點，《華佗論》、《辨跡論》等既具史識復饒史才。此外，其祭韓愈、柳宗元二文，以感情真摯深沉著稱；《問大均賦》、《秋聲賦》等或承屈騷余緒，或與詩中頌秋“壯歌”聲氣相通；千古傳誦的《陋室銘》則可能是柳宗元所稱賞的“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猶子蔚適越戒》一文引）的范例。

長短句的詞是唐五代興起的一種配合音樂歌唱的新詩體。它在隋唐之際即已產生于民間。不過，文人填詞之風卻始于唐中葉。中唐時期，較早填詞的詩人有張志和、韋應物、劉長卿、白居易等，而劉禹錫亦預其列。其《憶江南》題下自注云：“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边@是我國文學史上有關依曲填詞的最早記錄，標志著詞已由“選詞已配樂”的萌芽形態(tài)發(fā)展到“由樂以定詞”的成熟階段。他的《竹枝詞》、《楊柳枝》等作品，有人歸之于詩，有人歸之于詞，常無確定的界限，表現了詞體初備階段的特點。這些創(chuàng)作對于晚唐五代日益熾烈的填詞風氣，具有不可忽視的倡導、示范之功。

吳喬《圍爐詩話》云：“夢得佳詩，多在朗、連、夔、和。”其中每一階段都有不同的創(chuàng)作成績，因此，為了照顧到選篇的均衡，將朗州、連州所作列為一期，夔州、和州各列一期，其后詩作總為一期。在詩歌編年及史實考證上多參考卞孝萱、吳汝煜諸先生成果，而講評中亦曾融通眾說，未能一一注明，敬希諒解。因篇幅所限，劉禹錫的文、賦等不再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