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李炳海

培友博士的新著《兩宋理學家文道觀念及其詩學實踐研究》即將付梓，囑予為之作序。我在欣然應諾之際，也有幾分犯難。雖然對宋代詩文有所瀏覽，但是，對宋代理學卻未曾有過鉆研，實在不知從何談起。唯一能加以彌補的方式，就是認真閱讀這部著作。我懷著先睹為快的喜悅，通讀了這部書稿，確實有許多啟發(fā)和感受，略陳于下，以與培友博士及學術(shù)同道交流。

一

這部著作的名稱是《兩宋理學家文道觀念及其詩學實踐研究》，顧名思義，是以兩宋理學家的文道觀念為中心展開論述，屬于專題研究著作，是名副其實的學術(shù)專著。它的可貴之處，很大程度上在于成功地進行了專門研究。

中國古代社會思潮與文學的關聯(lián)，是近代以來學術(shù)研究的熱門話題，主要涉及兩漢經(jīng)學與文學、魏晉玄學與文學、兩宋理學與文學等。其中魏晉玄學與文學的研究起步較早，已推出一系列頗有創(chuàng)見的成果。而其他幾個領域的研究，卻至今未能取得實質(zhì)性突破。魏晉玄學與文學的研究，近期亦處于停滯狀態(tài)。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缺少深入的專門研究。無論是研究生的學位論文，還是各類社科基金項目，這類課題往往追求覆蓋面的廣闊、體系的宏大，而忽略個案的專題研究。結(jié)果是大而無當、浮泛空疏，所作的論述流于浮光掠影、蜻蜓點水，學術(shù)亮點甚少。培友博士的這部著作則別開生面，聚焦于兩宋理學家的文道觀念及其詩學實踐。至于兩宋理學與文學相關的許多其他問題，則暫時擱置，或是必要時略作交代，而不加以擴展。這就使得全書有一以貫之的線索，能夠集中力量作深入的探討。

這部著作總體上屬于專題研究的類型，具體到各個章節(jié)，也有許多專題研究的內(nèi)容。從標題上看，第四章是理學家文道觀的類型、特征的專題研究，第五章是兩宋理學家文道觀之“文”、“道”內(nèi)涵及其與道器觀的矛盾性問題的專題研究，第六章是文道關系思維特征的專題研究，第八章是文道觀念與詩學范疇、詩歌品格建構(gòu)等關系的專題研究。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可以把文道觀念與詩學實踐這個專題拆解成幾個小板塊，分門別類地加以探討，從而使得所作論述更加具體和深入。然而，這部著作專題化的運作方式，并不是到章的層面為止，而是還在繼續(xù)深入，落實到許多個案的處理上。即以第八章為例，第一節(jié)集中論述朱熹的“氣象近道”的理念，第三節(jié)集中破解“觀物”與理學詩的類型化主題及程式化表達等問題，都是專題研究的典范，新見頗多。而在論述朱熹“氣象近道”理念一節(jié)，又專門以韋應物的詩為例加以闡釋，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這部著作專門化的運作方式，實際上是一個深加工、精加工的過程。對于所要解決的問題條分縷析，深入開掘，從而避免了論述的浮泛空疏。全書由不同層次的專題研究作支撐，既有牢固的地基，又有可供不斷提升的臺柱，形成了立體研究的架構(gòu)，這是非常難得的。

二

馮友蘭和金岳霖先生分別是著名的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前者稱自己治學路數(shù)是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后者則稱自己是把簡單問題復雜化，概括得頗為精到。對于文學和文化研究而言，這兩種方法都是需要的，關鍵是能否運用得恰到好處。

培友博士這部著作以兩宋理學家文道觀念及詩學實踐為研究對象，在具有普通古代文學常識的人看來，理學家的文道觀無非是文以載道、文以明道之類的命題，涉及的是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的關系，是比較簡單的問題?？墒?，這部著作對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并沒有作簡單化處理，而是從多個側(cè)面揭示出它的復雜性、豐富性。這在第一章、第四章到第七章體現(xiàn)得特別明顯，僅從章節(jié)標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文道觀方面，宋代理學家有的主張“重道輕文”，有的主張“作文害道”，有的主張“文道兩分”，還有的主張“調(diào)和文道”。在道器觀方面同樣有多種看法。至于理學家文道觀念與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實踐，也往往出現(xiàn)相背離的現(xiàn)象。上述差異和矛盾不但體現(xiàn)在不同的理學家之間，即使是同一位理學家，他的理論體系，他的觀念和創(chuàng)作實踐，也往往自相矛盾，無法協(xié)調(diào)一致。全面揭示兩宋理學家文道觀念及詩學實踐的復雜性、豐富性，是培友博士這部著作的重要貢獻，也是它具有很高學術(shù)價值的原因之一。

邵雍、周敦頤、程顥、朱熹等都是宋代理學家，這是他們身份的相同之處?？墒牵麄兊奈牡烙^及詩學實踐卻各有特色、不相一致，彼此存在差異。對于宋代理學家的文道觀及詩學研究實踐，既看到相同之處，把他們與文章之士、傳統(tǒng)儒學之士區(qū)別開來，同時，又揭示他們文道觀及詩學實踐存在的差別，這種兼顧同和異的思維方式，是學術(shù)上成熟的重要標志。在當下的許多學術(shù)論著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或是求同而忽視異，或是關注差異而忽略一致性的傾向，認識上出現(xiàn)片面、偏執(zhí)，得出的結(jié)論很難令人信服。總之，把簡單問題復雜化，是一門學術(shù)功夫，也是辯證思維的具體運用。

這部著作在揭示宋代理學家文道觀及詩學實踐的復雜性、豐富性方面用力頗多，并且取得良好效果，確實展現(xiàn)出眾多理學家在文道觀及詩學實踐方面的不同走向。即以程顥和朱熹為例，兩個人的差異就很鮮明。程顥時而強調(diào)文以載道，時而又把圣人氣象作為道體的表現(xiàn)。而朱熹的道與文的本末之說，倒是比較一貫的。再從詩歌創(chuàng)作來看，朱熹認為“文皆是從道中流出”，他的代表作《觀書有感二首》之一：“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边@首詩闡發(fā)的是《孟子·離婁下》心源有本的理念，他的這首詩確實是從道中流出。培友博士這部著作把程顥詩概括為“程顥欲靜中體貼天地萬物，與人生機打成一片，常常強調(diào)以‘吟風弄月’、‘體貼生意’為手段，以詩歌的‘感興’來求‘道’”，他的理學詩代表作《偶成》、《春日偶成》確實是這種境界。其中《偶成》詩結(jié)尾兩句：“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彪m然是化用《孟子·滕文公下》的句子，但具體取向與朱熹的《觀書有感二首》之一明顯不同?？傊?，這部著作在揭示宋代理學家文道觀及詩學實踐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方面亮點頗多，對以往同類著述實現(xiàn)了歷史性的超越。

三

這部著作第六章，把宋代理學家處理文道關系的思維特征概括為正名和歸元，得出的結(jié)論頗為精到。由這個專題研究的性質(zhì)所決定，其中有許多正名和歸元案例可供探討，有時二者可以結(jié)合在一起加以辨析。

這部著作第八章用相當大的篇幅對宋代理學家所說的氣象加以辨析，揭示出它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如果進一步從源頭上加以追溯，就會發(fā)現(xiàn)氣與象連言并非偶然，而是與先秦的道論密切相關?！吨芤住は缔o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的載體是陰陽，而陰陽指的是氣?！独献印返谒氖聦懙溃骸叭f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是沖虛之氣，亦即陰陽二氣，這是秉持氣本元論的理念?！吨芤住は缔o下》又寫道：“是故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边@里的坤、乾，分別指陰和陽，亦即作為道體的沖虛之氣。沖虛之氣的顯現(xiàn)為象，成形為器。象、器都是由作為道體的陰陽二氣所派生，因此，氣象連言、道器對稱也順理成章。宋代理學家以氣象論道，運用的確實是歸元思維，帶有正名的性質(zhì)。

這部著作第四章第一節(jié)提到邵雍的如下主張：“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這段話的后半段出自《老子》第五十四章，如何理解《老子》原文的本義，對于闡釋邵雍的觀物理念至關重要。對于《老子》第五十四章所說的“以天下觀天下”，王弼注：“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闭沾苏f法，《老子》上述一段話所強調(diào)的，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加以審視，后代及當下基本都是作這種解釋，帶有唯物學派認識論的味道。從《老子》一書整個體系考察，上述解釋是一種誤讀，不符合原文本義?！独献印匪f的“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xiāng)觀鄉(xiāng)，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指的是內(nèi)視、自我觀照，是收視反聽的內(nèi)里功夫，觀照主體和觀照對象同為一體，沒有主客之分。邵雍的觀物理念，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繼承《老子》的學說。這部著作第六章第四節(jié)引述邵雍《觀物內(nèi)篇》的如下話語：“人亦物也，一物當兆物?！薄笆ト酥阅芤蝗f物之情者，謂能反觀也。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以物觀物之謂也?！边@段話說得很透徹，他是從反觀意義上借鑒《老子》的論述，對原文的理解是正確的，遠勝諸多注家。沿著這個思路去解釋邵雍的理學詩，必定會開辟出新的學術(shù)天地，同時也實現(xiàn)了歸元和正名。

在宋代理學家中，把文和道相對立的當首推程頤。他認定為文是玩物喪志，作文害道。他的這種看法，如果作追本窮源的探索，很容易從《老子》第十二章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的論證中找出源頭。可是，如果進一步追尋，還會發(fā)現(xiàn)這種觀念與中土早期佛教的關聯(lián)?！陡呱畟鳌肪砥哂腥缦掠涊d：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瓘啬晔霃]山，造見遠公?！谑峭遏⑽|(zhì)，從遠受業(yè)。遍學眾經(jīng)，尤精波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攀松而嘯，于是清風遠集，眾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咨遠：“一吟一嘯，可得為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庇墒悄酥?。

釋僧徹有文才，在他身上先前體現(xiàn)出的是魏晉名士風度?？墒?，經(jīng)東晉高僧慧遠的一番教誨，他便與詠嘯絕緣。把慧遠的話語與程頤的文以害道之論相比，二者極其相似。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該部著作進行歸元研究，還有廣闊的空間可供拓展。

這部著作第五章第一節(jié)提到魏了翁的如下話語：“凡物之相錯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這里對于文所下的定義，同樣具有歸元的性質(zhì)?！吨芤住は缔o下》稱：“物相雜，故曰文?！薄秶Z·鄭語》稱：“色一無文?！表f昭注：“五色雜，然后成文。”中國古代早期所說的文，指的是不同因素的相互錯雜，是構(gòu)成要素的多樣性，屬于廣義的文。宋代理學家魏了翁把文明、文化都稱為文，實際上是向“文”字原始本義的回歸，亦屬于歸元系列，同時也是在正名?？傊?，宋代理學家在文道觀方面歸元正名的思維方式，許多有價值的因素有待深入發(fā)掘。培友博士這部著作已有較好的開端，也預示著更加美好的學術(shù)前景。

四

當今是信息網(wǎng)絡時代，學術(shù)信息的獲取已經(jīng)是輕而易舉之事。能否搜集、閱讀較為全面的文獻資料，已不再是學術(shù)研究的主要障礙。學術(shù)研究的成敗、學術(shù)著作價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已由學術(shù)資料的獲得，轉(zhuǎn)向為對學術(shù)信息的處理加工。培友博士此部著作在這方面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jīng)驗可供借鑒，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學術(shù)之路上不斷前行的足跡。

我有幸參加了培友博士的博士論文開題報告和答辯。當時他的論文是以宋初百年文學總體走勢為研究對象，覆蓋面很廣，直接征引的古代文獻多達數(shù)百種。與會專家不約而同地提出這樣的問題，那就是對如此眾多的學術(shù)信息能否進行妥善的處理，是否具備披沙揀金、集腋成裘的能力。當時的場面，至今記憶猶新，歷歷在目。培友博士當年撰寫博士論文所遇到的最大困擾，就在于此。

和當年的博士論文相比，這部著作對學術(shù)信息所作的處理，已經(jīng)擺脫困擾，顯示出比較嫻熟的技巧。這部著作涉及數(shù)量眾多的文獻，而以宋代理學家的原典居多。盡管如此，作者對密集的學術(shù)信息處理得頗為得當，充分地發(fā)揮出它們的效應。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關鍵詞的篩選和闡釋做得很到位。這部著作全書有它的關鍵詞，各章節(jié)及段落也有它們的關鍵詞，總計多達百余個。關鍵詞的選擇，體現(xiàn)的是學人的見識?；垩圩R珠，才能從浩如煙海的文獻中發(fā)現(xiàn)有學術(shù)價值的關鍵詞語和句子。這部著作所選擇的關鍵詞語和句子確實很有代表性，有許多是理學和古代文學核心概念、經(jīng)典命題，這種選擇本身就是高水平學術(shù)著作的起點。

近些年來，關鍵詞研究已經(jīng)成為一個專門領域，已有《西方文論關鍵詞》、《文化研究關鍵詞》等成果問世。但是，把關鍵詞作為研究對象，并不是要編纂詞典，而是要對它進行具體深入的闡釋。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

倘若我們是要對中華文化原典進行關鍵詞研究而不是對中華文化進行詞匯/術(shù)語匯總集釋的話，那么必須明白，我們不是在為諸如“道”、“氣”、“仁”等等詞語進行原典層面疏證、定義，而是要透過這些詞的生成、建構(gòu)和擴張、變異的歷史透視中國文化的隱秘結(jié)構(gòu)。

培友博士這部著作對數(shù)量眾多的關鍵詞所作的研究，一是進行動態(tài)把握，把它們放到歷史的生成、流變中加以考察；二是對關鍵詞的內(nèi)涵、意蘊等進行深入挖掘。正因為如此，這部著作沒有流于表面的描述，也沒有煩瑣的詞義考釋，而是在揭示隱秘結(jié)構(gòu)方面投放主要精力，因此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這部著作由宋代理學家的文道觀發(fā)端，進而由文道觀延伸到詩學實踐。論述詩學實踐，又依次深入到思維方式、詩學范疇、詩格建構(gòu)。這部著作以關鍵詞為架構(gòu)的體系，水到渠成，流轉(zhuǎn)自然，對學術(shù)信息所作的加工編排是很成功的。

金風送爽，稻谷飄香，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收獲季節(jié)。培友博士的學術(shù)研究正處于人生的黃金時段，同時也迎來了豐收的喜悅。在我為這部著作書寫序言之際，他的另一部著作《宋詩品格與兩宋文化生態(tài)》也行將出版。我期待這兩部專著能夠作為學術(shù)雙璧同時推出，盡早問世，以饗學人，以慰吾心！

2015年9月1日于北京頤和山莊寓所

1. 馮黎明：《關鍵詞研究之“關鍵技術(shù)”》，《粵海風》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