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2

楊樹增

記得在本世紀初，一位同齡的人文社科學者對我感慨地說：“我們這一代人算是出不了學術大師了！”我不以為然地反駁說：“為什么這樣說呢？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信息網(wǎng)絡化時代，一臺小小的電腦一上網(wǎng)，就可獲得無法計量的學術信息，幾個小小的移動硬盤就儲存了圖書館所藏的你所需要的圖書資料。從國家到教育部，從省市到本教學科研單位，都設立了社科基金項目，給學術研究者提供了豐厚的基金資助。并且整個社會已形成寬松的良性學術環(huán)境，提倡思想解放、學術自由爭鳴，鼓勵創(chuàng)新已蔚然成風。再無過去那種所謂的‘政治運動’的干擾，學者完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學術研究之中，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優(yōu)越的學術環(huán)境，為什么就不能出學術大師呢？”

那位學者說：“你所說的優(yōu)越的學術環(huán)境與學術條件，確實如此，不過，這樣優(yōu)越的學術環(huán)境與學術條件不就是近幾年才開始形成的嗎？我們這一代人，遇到這學術大好時代時，都已經(jīng)步入中老年時期。一般人文社科學術大師，往往需要四五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學術積累，可是我們在精力最旺盛的年輕時期，恰逢‘文化大革命’的厄運，有的上山，有的下鄉(xiāng)，即便分配到教學、科研部門也不能進行正常的學術研究，一荒廢就是十幾年。人生本來苦短，我們這一代人從學術積累上失去了優(yōu)勢，現(xiàn)在不過是極少數(shù)人偶然有幸搭乘上了大好時代的‘末班車’，優(yōu)越的學術條件，我們能享受多長時間？何況優(yōu)越的條件，也并非沒有弊端。比如各種類型的社科項目，一旦申報成功，不僅給人帶來可觀的基金資助，而且也給人以一定的學術聲譽。這無疑激發(fā)了許多人的名利心，這種名利雙收的誘惑，大概你我都恐求之不得吧。所以為了社科項目的申報成功，人們懷著如同應試期盼‘中榜’一樣的心情，不再靜下心來進行知識積累，而是一門心思放在申報項目的論證上。每一申報項目都必標榜具有學術創(chuàng)新價值，甚至宣稱填補了‘某一學術研究領域的空白’，事實上，具有創(chuàng)新價值的究竟有多少呢？有的將舊說改頭換面充當新說，有的將主觀臆斷強命之為創(chuàng)新，有的以大而無當為學術視野宏闊，有的以玄談為理論高深。如果把名利看得過重，怎能實事求是地從自己的學術實力出發(fā)，用平和的心態(tài)，以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來從事學術研究？又怎肯從事難以立項的人文社科普及推廣工作？而這些又恰是學術大師的重要特征。再如我們的學術管理機制，十分重視科研項目的立項、科研成果的獲獎、刊載論文報刊的類型級別，不僅給予不同的物質獎勵，而且成為晉升技術職稱或繼續(xù)保持技術職稱的重要標準。為了多立項、多獲獎、多在重要刊物上發(fā)文章，定期考核，年年評聘，標準逐年加碼。所以只有‘短平快’式的‘快餐’成果，才能適應這種獎勵制度與考核要求，而缺少‘十年磨一劍’的精品，而十幾年甚至一生磨礪精品正是學術大師的重要標志。由于誘惑太多，獲取豐富的學術信息再容易，可是誰愿意長期甘于寂寞、忍受孤獨、穩(wěn)坐冷板凳來認真攻讀經(jīng)典？多是為了產(chǎn)生‘短平快’的作品，或為了申報項目與完成項目，才去讀書、獲取學術信息，而不是扎扎實實地進行知識積累。知識基礎不扎實，古今中外不貫通，怎能成為學術大師……”

這位老兄喋喋不休還要說下去，我打斷了他的話。我說：“如果這樣挑剔，何種學術管理體制與獎勵制度、評聘條例不存在弊端呢？如果學術研究者自己保持純潔的人格操守，具備正確的學術研究動機與良好的學風，對他們來說，這樣優(yōu)越的學術環(huán)境又能產(chǎn)生什么弊端呢？我們在青春時期雖蹉跎了十幾年的歲月，但也得到了社會的磨礪，積累了一定的人生感悟，這也是一種知識的積累?！?/p>

我們爭論了好久，雖然各自都難以說服對方，但基本達成如此的共識：我們這一代人確實出不了多少學術大師，充其量是個歷史過渡人物。但我們這一代人又多數(shù)不太世俗，甘愿做后學的鋪路石與階梯，或如教育界常說的甘愿做一支“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后人。為時代培養(yǎng)學術大師，不也是對歷史的一種貢獻嗎？我們的學生，從小就沒有荒廢學業(yè)，估計今后不會再遭遇被廢止學術研究的厄運。生下來就幸遇如此優(yōu)越的學術環(huán)境，他們之中不可能不出學術大師。我們寄希望于他們，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養(yǎng)他們的教學工作中去。

在我指導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中，比較起來，培友突出的特點是勤于苦讀、敏于思索，因此大有培養(yǎng)前途。2002年，我從遼寧大連來到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任教，給培友這一年級的研究生講授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的專業(yè)課。有一天，培友來我的住所請教問題，發(fā)現(xiàn)我的書架上放著一本我與趙敏俐教授合著的《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他翻了幾頁便提出借去細讀。據(jù)他說，此書他認真讀了好幾遍，還書時還交給我一份萬余字的讀書心得。這使我很驚異，在我所指導的研究生中，要么給我上交我所布置的作業(yè)，要么拿來他準備投稿的文章讓我審閱修改，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一個研究生主動交來如此下功夫寫的讀書心得。我看了這份心得后，更驚訝的是他對眾多古典文獻的熟知，對唯物辯證法的正確把握，所以對《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這部書的精髓理解得十分準確到位，提出的一些新見可以補充此書的不足。

后來由我來指導他的碩士學位論文。他的學位論文題目是《〈韓詩外傳〉研究》，可能就以此為出發(fā)點，確定了他今后一步步深入探討儒學（經(jīng)學、理學）與詩詞關系的研究思路。培友在碩士研究生還未畢業(yè)時，就以這篇學位論文參加了北京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并在會議上宣讀了此文，受到與會專家的普遍贊賞，此文也被選入會議論文集中公開出版。培友工作多年之后考取曲阜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其專業(yè)素養(yǎng)、外語等主要由力學、自學得來。他有現(xiàn)代學人很少具有的家學背景，因此其知識構成有些與眾不同。入學時，與同窗學友相比，培友年齡偏大，外語水平偏低。準備考博時，一些老師及同年級同學都沒有看好他。但在2005年考取首都師范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時，他的外語成績是這一年首都師大非外語類專業(yè)考生中最好的，由此可見培友的先天稟賦，以及平日里的勤奮好學。

2005年，培友考取了首都師范大學博士生，師從趙敏俐教授。他所作的博士學位論文是《北宋前中期詩詞風貌與文化生態(tài)》，基本上由此確定了此后長期的研究重點與研究方向。2008年獲得博士學位后，培友又到北京語言大學跟隨韓經(jīng)太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所研究的重點是宋代理學與詩歌的關系?？梢钥闯?，培友的治學理念、研究方法是一以貫之的。

趙敏俐與韓經(jīng)太兩位教授是國內著名的學者，在他們長期悉心的指導下，培友不僅學養(yǎng)更加厚實，而且樹立了很高的人生志向與純正的治學理念。從2005年到如今，短短的十年時間，培友在學術上取得了令人欽慕的成果，這些成績的取得固然是他個人勤奮努力的結果，但也凝結著趙、韓二教授言傳身教的辛勞，其中自然包括這部《兩宋理學家文道觀念及其詩學實踐研究》。因為在這部著作中，能明顯看到培友師承了趙、韓二教授的許多學理觀念，甚至某些論證思路、筆法的運用，還透露著趙、韓二教授的學術“氣息”。

趙敏俐、韓經(jīng)太兩位教授學術造詣頗深，是學界公認的中國古代詩歌研究領域的頂尖人物。我雖比趙、韓兩位教授年齡稍大一些，但我們的人生經(jīng)歷大致相同，都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蹉跎過寶貴的青春歲月。我們三人的研究生起點是一致的，我了解他們二人是怎樣一步步攀登到國內著名學者這一高點的。也深知他們今日的“道行”，是如何一天天修煉出來的。培友雖然學有所成，成果頗豐，但要達到趙、韓二教授的學術水平，還需經(jīng)過長期磨煉。不過，我堅信：只要堅持不懈，培友到“知天命”年齡段時，在學術上趕上或超過趙、韓二教授，是有可能的。我如果能長壽一些，是會看到這一現(xiàn)實的。那時，我會感到無比的欣慰，同樣也會有一種成就感。

關于《兩宋理學家文道觀念及其詩學實踐研究》的特色及其學術價值，我的師兄李炳海教授已作了精準的介紹。在這方面我無多少新見，于是就拉拉雜雜地說了這些“題外話”，就算我為《兩宋理學家文道觀念及其詩學實踐研究》這部著作寫的序言吧！

2015年7月1日于曲阜師范大學儒家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