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書信作為文體之一種

一、書信的定義與書信的起源

首先應對“書信”這一研究對象做一概念上的明晰。古代，“書”、“信”各有其意，書，指書信或書寫之動作。信，則指信使，送信的人。書，書，《說文解字》這樣解釋：“箸也，從聿者”，與“筆”同部。側(cè)重于書寫之動作。人類發(fā)明文字以后，既有地域之隔，自有信息之阻，則必有書牘之達。查先秦的各種典籍，唐堯禹舜夏商周時期已有某些文字或即書信，則上古書牘文獻，猶有存焉。上古時代，以文字元號記事、記言的東西統(tǒng)稱為書。凡著于簡冊、上報下命，往來聲問之文字，原先通稱為“書”。書之為體，起于實用，它一開始就顯示出其固有的特征：對象性、敘述性和傳遞性。而“信”在古文中有音訊、消息之義，如“陽氣極于上，陰信萌乎下”（揚雄：《太玄經(jīng)·應》）。“信”的本意也有信用，可信之意，也從側(cè)面說明了書信的“真實”的特征。

至周代，訊傳之事發(fā)展為愈趨完備的“傳遽”制度?！皞鳌睘轶A傳之車，其字取義于“轉(zhuǎn)”，為“?！敝俳瑁弧板帷睘轶A傳之馬。專置“行夫”之官掌邦傳遽之事，特設(shè)“置郵”（驛站）以“傳命”。又據(jù)《禮記·曲禮下》、《詩經(jīng)·小雅·大東》、《國語·周語中》等，可知周代在道路修建與保養(yǎng)方面更有規(guī)模性要求?！兑住ぢ谩分袛⑸倘诵新?，已有止宿的“處”、“所”即旅館之便?！吨芏Y·地官·遺人》載，“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倉廩委積供羈旅艱厄之用。由此，可以想見當時驛制之規(guī)模。一般情況下，信件由驛道一站一站傳遞，遇有緊要之事，則派特使專送?！蹲髠鳌の墓吣辍罚骸班嵶蛹覀鲌?zhí)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倍抛?，“執(zhí)訊，通訊問之官?！笨资瑁骸笆箞?zhí)訊，使之行適晉也?！逼溆崅髦憬菘梢?。這說明在周代，書信往來，訊息通達就已經(jīng)初見雛形。之后，關(guān)于“書”、“簡”的文字記載開始見于先秦古籍。從《詩經(jīng)·鄭風·子衿》“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中的“嗣音”可見當時書信已經(jīng)成為民間交往的重要媒介之一。

秦漢以后，書信體制和觀念有了變化，一方面由最初的“書”嬗演出“章、表、奏、疏”；另一方面又從“奏疏”一類文體中分化出“箋啟”，而又復歸于書信。按照外在形式又可稱為“函”；欲密奏為防宣泄故封板稱“封事”；若欲大張討伐之旗，或是出師獲勝報捷，便“書辭于帛，建諸旗桿之上”，“露布不封，播諸視聽”，這種類似于公開信的文字，則稱“檄書”，或稱“露布”。劉勰《文心雕龍》中云：“（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本褪钦f，把想要說的話寫在簡冊上，于是語言變成了文字，這正是“書”的原始含義?！瓣愔啝钡摹瓣悺弊?，還應有以簡牘上的文字相“陳”受信者的意思，如此，則劉勰的釋義就已包含了書信這個概念的基本內(nèi)涵。

從書信體在劉勰《文心雕龍》中所占的篇章看，劉勰對書信一體非常重視。劉勰論述書信的篇章主要集中在《書記》一篇，但并不局限于此?！稌洝芬黄婕?0余種文體，主要談論的是書信體，其他24體都是書信體的附錄?！稌洝分猓对t策》、《章表》、《奏啟》、《議對》四篇所談論的也屬于書信體。劉勰對于書信一體非常重視，他不僅對書信作出了細致的分類，而且概括了書信的總體特征和不同類型的特征，強調(diào)了書信體的文學特征，描述了歷代書信體的流變，評論了書信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從而在中國書信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書信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劉勰看來：“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于夬，貴在明決而已。”“文藻條流，托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sup>，簡牘最大的功能是使人“明決”、“乃察”，是人們交流思想、傳遞情感的重要工具之一。

但是，劉勰的書信觀也有其時代的局限性，他過分強調(diào)了君臣書信，將皇帝的詔書放在了至高無上的位置。另外，依據(jù)古代書信寫信人與收信人之間的關(guān)系，書信可以分為這樣三類，一是君臣之間的書信，二是士人之間的書信，三是家書?？梢钥闯鰟③恼撌龅闹攸c在第一類。

姚鼐編《古文辭類纂》序其“奏議類”云：“蓋唐虞三代圣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為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頌之?！毙颉皶f類”又云：“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一也?！?sup>從文體上來解讀書信，探究書信的文體學特征，是對書信的解析方法之一。現(xiàn)在仍沿用這種對書信的解釋，《辭?！穼Α皶钡慕忉屩粸椤靶拧?，如“家書”，對“信”的相應解釋為“書信”?；疚从瓒x?！冬F(xiàn)代漢語詞典》中，對“書信”的解釋為“信”，與“書”的第四個解釋項相同，“書”，即“書信”，舉例為“家書”、“信札”；對“書札”的解釋為：“〈書〉書信”，書信的書面用語。對“信”的解釋為“按照一定習慣的格式把要說的話寫下來給指定對象看的東西；書信”，舉例為“送信”、“介紹信”、“證明信”；對“信札”的解釋為“書信”。

以出土文獻為證，在甘肅出土的簡牘文書中，其記錄的內(nèi)容，除與漢塞守備、防御和郵驛有關(guān)的資料外，還有私人書信。這些私人書信真實地反映了漢代的社會生活場景。在漢代縣泉置遺址出土的一件帛書，不僅保存完整，而且文字清晰，提供了漢代私人書信的完美標本。

自釋文可知，信中涉及買沓、買筆、買鞭、刻印、寄錢諸事。“伏地再拜”、“請”、“善毋恙”、“幸甚”諸詞為當時的常用語。帛書的內(nèi)容為：

元伏地再拜請：

子方足下善毋恙苦道子方發(fā)元失候不侍駕有死罪丈人家室兒子毋恙元伏地愿子方毋憂丈人家室 元不敢忽驕知事在庫元謹奉教署時元伏地愿子方適衣幸酒食察事幸甚謹?shù)罆攺耐投鼗头匙臃剿苍蛔酝庠缸臃叫覟樵I沓一兩絹韋長尺二寸筆五枚善者元幸甚錢請 以便屬舍不敢負愿子方幸甚留意沓欲得其厚可以步行者子方知元數(shù)煩擾難為沓幸甚幸甚 所因子方進記茬次孺者愿子方發(fā)過次孺舍求報次孺不在見次孺夫人容君求報幸甚伏地再拜子方足下所幸為買沓者愿以屬先來吏使得及事幸甚·呂子都愿刻印不敢報不知元不肖使元請子方愿子方幸為刻御史七分印一塊上印曰呂安之印唯子方留 意得以子方成事不敢復屬他人·郭營尉所寄錢二百買鞭者愿得其善嗚者愿留意。

自書所煩以市事幸留

意留意毋忽異于它人。

這一珍貴的出土文獻形象地為我們提供了書信的樣本。應該指出的是，古代“書信”連用并不普遍，如晉王羲之《雜帖》中“朱處仁今何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又《晉書·陸機傳》：“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賚書取消息不。’”而今之“書信”實際上正如《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實際已成為一個偏義名詞，其實指的就是“信”了。

古人對書信有很多不同的稱謂、別稱，以“尺牘”最為常見，這個名稱最早見于西漢典籍。在紙未發(fā)明以前，人們常削竹片和木片作為書寫載體，竹片稱“簡”，木片稱“牘”，長度約為一尺。故書信被稱為“尺牘”，司馬遷《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后寧。”又《漢書·陳遵傳》云：“（陳遵）瞻于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sup>后世文人輯其書札或選編書體文字，亦喜以尺牘命名。此外，因其書寫工具、材料或方式而得名的，如“簡”、“帖”、“箋”、“札”、“牘”，因題材而分為“簡”、“札”、“啟”、“箋”、“帖”（或作“貼”）、“表”、“疏”、“函”、“上書”、“奏議”、“封事”、“尺牘”、“尺素”、“尺翰”等等。也有用素絹、帛、縑等織物寫信的，如“尺素”，晏殊《蝶戀花》：“欲寄彩箋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蔽簳x以后流行用紙、帛作為書寫材料，剛開始用紙時，一般是每頁墨書八行，故書信也叫“八行”。孟浩然有《登萬歲樓》詩云：“今朝偶見同袍友，卻喜家書寄八行。”又有代指，“鯉魚與鴻雁”，它們不僅借代了書信，而且這些豐富的同義語境也是漢語文化的結(jié)晶，具有文化價值。

此外，流傳下來的尺牘墨跡，名人手跡也有相當部分的內(nèi)容屬于書信，如陸機的《平復帖》，王羲之的《喪亂帖》、《孔待中帖》等，至于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名人尺牘，更為眾多。這又涉及書法藝術(shù)傳統(tǒng)。由此而生發(fā)出的藝術(shù)收藏傳統(tǒng)，也使書信更具豐富性。收藏家中有專門搜集書信尺牘的，例如鄭逸梅，自稱有藏札癖，“寸縑尺素，廣事收羅”，曾集名家信札數(shù)百家，有《鄭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一書問世。鄭逸梅的好友彭谷聲，月積年累，所得自宋司馬光信札始，以及元、明、清、民國等歷代信札十萬通之數(shù)。其子彭長卿，也有《名家書簡百通》一書問世。著名的藏札家還有吳式芬編成的《昭代名人尺牘》一書，石印問世，影響廣泛深遠。之后信札印本，著名者有吳長瑛的《清代名人手札》印本、裴景福等的《明清名人尺牘墨寶》印本、謝行惠的《謝氏家藏同光諸老尺牘》印本、龍伯堅的《近代湘賢手札》印本及《董香光手札墨跡》印本、《王文敏手札墨跡》印本、《翁覃溪手札墨跡》印本、《劉石庵手札墨跡》印本、《陳曼生尺牘墨跡》印本、《翁松禪手札墨跡》印本、《袁忠節(jié)公遺札》印本等等。包括近現(xiàn)代學人的手札信函，很多也是書信藝術(shù)珍品，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與欣賞價值。因此，原版影印的留真版也是體現(xiàn)這一藝術(shù)價值的出版手段。

看似簡單的書信，包含著眾多互相浸透又各自生長、發(fā)展的傳統(tǒng)，文學的、歷史的、藝術(shù)的，如何條分縷析，保持清晰的研究思路，既不能將其割裂，又不能陷入混沌，這是書信研究當中應予以注意的問題。

二、書信的構(gòu)成與修辭、語體特征

從書信的定義看，主要是從其作為人交流思想、表情達意、傳遞信息的應用文體來定義，因此下面簡單討論書信從文體角度的構(gòu)成及文體特征。

1．書信的構(gòu)成

書信由“箋文”與“封文”兩部分構(gòu)成?！肮{文”即寫在信箋上的文字，也就是寄信人對收信人的稱呼、問候、對話、祝頌等等，也是書信的正文部分。“箋文”是書信內(nèi)容的主體，書信的繁簡、俗雅及至其他方面的風格特征，幾乎都由內(nèi)容主體決定。“封文”即寫在信封上的文字，也就是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和寄信人的地址、姓名等等。封文是用于郵遞的，萬一投遞不到，能將信退還給寄信人。完整的書信應包括箋文與封文。

雖然，書信是一種個性很強的文體，寫法上也比較靈活，但在寫法上仍應該遵循一定的要求，最基本的可概括為以下兩點：①必須合乎規(guī)范；書信寫作規(guī)范突出地表現(xiàn)為兩個方面，一是書寫格式的規(guī)范，二是書信語言的禮儀規(guī)范。②言之有物，真實可信；“信”字本身含有信任、信用之義，這要求書信不論寫給誰看，所述之事都要真實，言之有物。

根據(jù)交際目的，書信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專用書信，由單位間使用，如介紹信，證明信等，統(tǒng)稱為公務書信。另一類是由個人之間日常用于交際溝通、傳遞信息，稱為社交書信，是人際傳播中的重要渠道之一。即使在儲存交流信息的物質(zhì)手段高度發(fā)展的今天，書信依然是人際交往的常用手段，其私密性、靈活性及傳遞思想的快捷性都是其他現(xiàn)代化手段難以完全替代的。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也在進行重新建構(gòu)，書信的使用另有一新的發(fā)展動向，便是原先私函類中因為個人需要而向政府機構(gòu)、企事業(yè)單位、知名學者等個人所發(fā)的事務性的信件，這一類信件的使用量逐漸增多，值得注意。

2．書信的修辭特點

書信體語言作為人類歷史悠久的一種語言交流活動，經(jīng)過數(shù)千年的歷史積累，已形成了特有的修辭特點。

針對性：任何一種言語活動，總是在一定對象、范圍、情境下為實現(xiàn)某種目的而展開，書信的聽讀者往往是確定的或單一的，并與寫說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社會關(guān)系。最重要的是，雙方具有“共知的條件和思想感情上的相通因素”，因而使得這種信息交流很易完成。書信往來雙方因為這種心靈上的默契，能夠自然、輕松地使用獨立語、縮略語，甚至是只有雙方通曉的秘密語、雙關(guān)語等。而其他文體需要考慮大眾的接受程度。針對性在于怎么寫還要根據(jù)聽讀者的身份、年齡、學歷等有針對性地選擇措辭，具體應該堅持貼切、廣泛、逼真的原則，依據(jù)對象的不同分別選擇通俗、文雅、嚴肅、幽默等不同風格的詞匯組句。另外，書信中的上下款稱謂、首尾敬頌辭等也是頗有講究的。

得體性：修辭的最高原則就是得體性原則。得體性的要求，一方面是，要求說話人（寫作者）必須注意、重視、保持自我；另一方面則是，說話人（寫作者）必須注意、重視、適應交際對象。話語同說寫者自己的身份、風格和教養(yǎng)保持一致，“從修辭的角度講，它不僅僅是語言文字的技巧運用問題，也是一個人的文化修養(yǎng)、個性、氣質(zhì)，風度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

私密性：有助于融洽交際雙方的情感，縮短對話的距離。一時難以啟齒的，書信可以沖破“心理場”使交際成為可能；言不盡意的，書信可以讓人從容自如，淋漓表達。因此，書信的情感表達較之口語交際更為細膩淋漓。

對于書信體語言的修辭，研究者們多給出的是一些性質(zhì)上的描述，是定性的研究。也有的研究者以語料統(tǒng)計的研究對書信語體的特征進行分析，很有新意。該統(tǒng)計、比較研究是將書信體語言與文藝語體散文相比較，以表1的統(tǒng)計結(jié)果看，書信語體語言中辭格的運用效率大大低于散文，證明“書信語體不以細致描寫見長而執(zhí)意追求接近口語色彩言語描述的特征”。從表2的統(tǒng)計結(jié)果看，可以看出書信語體的語言中句式變化的頻率平均高于其他語體，書信體語言自由靈活，省略句能簡短明晰地傳遞信息，變式句能靈活自由地體現(xiàn)豐富的話語含義，非主謂句能精巧干練地表達出出人意料的諺語效果，緊縮句洗練濃縮能表示周密的語義組合。這些句式在談話語體中運用較多，顯示了人們自然的語言狀態(tài)。從而得出結(jié)論，“總之，書信體語在語音、詞匯、語法、修辭等多方面都顯示了自己作為日常談話語體中分語體的特點?！?sup>

為能形象地展現(xiàn)這一量化研究的成果，特將兩表顯示如下：

表1 語言材料分析表

表2 語言材料分析表

當然這一研究也存在著不少問題，首先選擇的研究語料都是現(xiàn)代書信，大量的古代、近代書信材料未加運用。在我國的文學傳統(tǒng)中，白話與文言、口頭與書面有語體的問題，同時也是文學發(fā)展的軌跡，如果書信體研究只關(guān)注現(xiàn)代、當代書信，就放棄了相當范圍的研究范圍。第二，語料選擇中如何避免以個體代表整體，由于書信這種文體自由、私密，寫作者可以在最大范圍內(nèi)發(fā)揮自己的個性，如何避免這些個性的偏差對整體的影響，因此選取語料要特別慎重，而不能像該文都從程國政主編的《中外名人書信導讀》（晨光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中選取例子，難免以偏概全。因此，對書信語體的研究還有不少領(lǐng)域等待研究者不斷努力。

三、書信在人際傳播中的作用

“人際的”（interpersonal）一詞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在漢語里，“際”字有“彼此之間”、“回合”與“交際”之義，突出建立交往所需要的根基、背景與空間、表示人與人可以在此相遇、相關(guān)、會合、召喚，甚至發(fā)生相互的傷害。個體交往者也可以通過傳播、彼此聯(lián)系，獲得和諧的、困厄的、深刻的、膚淺的，甚至無從解釋的傳播關(guān)系。人際傳播是在兩者或兩者以上之間進行的，面對面的或憑借簡單媒介如電話、書信等非大眾傳播媒介的信息交流活動。包括面對面?zhèn)鞑ズ头敲鎸γ鎮(zhèn)鞑?，前者如面談、演講等，后者如書信往來、電話交流等。一般來說，人際傳播具有個體性、參與性強，易于反饋，可控性高和富于人情味等優(yōu)點，缺點是傳播面窄。人際傳播是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的基礎(chǔ)。

人們尋求人際傳播的動機可以表現(xiàn)為四個方面：

（1）獲得與生產(chǎn)、生活和社會生活有關(guān)的信息從而進行環(huán)境適應決策。也就是說，人們要能在社會中生存與發(fā)展，就需要了解環(huán)境的變化，并以此為依據(jù)來調(diào)整自己的行為。而要獲得關(guān)于環(huán)境的信息，人們常常要借助人際傳播。

（2）建立社會協(xié)作關(guān)系。通過了解他人，和讓他人了解自己，來達到協(xié)作目的。而有效的渠道，就是人際傳播。

（3）自我認知和相互認知。自我認知常常是通過與他人的互動形成，即通過他人對自己的評價、態(tài)度等這面“鏡子”來認識和把握自己。相互認知更是離不開人際傳播。而這兩方面是建立社會協(xié)作關(guān)系的必要條件。

（4）滿足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guān)系，擁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和伙伴，可以讓人產(chǎn)生愉快的心理反應。

我們依此理論來探討書信在人際傳播領(lǐng)域中的應用，書信是由“寫”與“讀”雙方交互的傳播行為。有時是僅限于兩者之間、雙方之間的傳播，有些則是公開的、多方的傳播，例如公開信或是小范圍傳看的信件。獲取信息，建立社會協(xié)作關(guān)系，自我認知，獲取精神與心理上的滿足，這四個方面的動機在傳播過程中得到滿足，也是書信在人際傳播中所起到的作用，這也是本研究開展的內(nèi)在線索與研究理路。

在這種人際傳播過程中，需要遵循幾項最基本的原則。首先，就是合作原則。這是人際交流最基本的原則，它是書信交際獲得成效的前提。交際雙方只有互相配合，密切合作，才能展開正常的交際。

其次，是語境原則。任何一種言語活動，總是在一定對象、范圍、一定情境下，為著實現(xiàn)某種目的而展開的。人——寫作者、閱讀者，則是構(gòu)成語境的一個重要方面。年齡、文化、階層、個性、氣質(zhì)、身份、經(jīng)歷、處境等方面的不同特點，對交際活動有著制約作用。

第三，禮貌原則。對于書面人際傳播而言，禮貌原則更為講究。尤其是古代書信，在長期寫作歷史中，形成了一套約定俗成、極其豐富、自成體系的格式。如上下款稱呼，因人而異；首尾致敬祝頌之辭，多有許多習慣用語；抬頭空格，也有通行款式。譬如對收信人稱謂，依對方身份而選擇不同的用語，對尊長，如長輩、老師、官高位尊者，此類收信人概不寫名，一般也不稱其字，直接用相應稱謂，且使用敬辭?！跋ハ隆睂Ｓ糜诟改?，“函丈”專用于老師，“麾下”、“節(jié)”專用于將帥、督撫。通用的敬辭有：鈞座、道席、座下、尊前。至于現(xiàn)代書信，也十分講究文明禮貌、道德風尚，語言力求文雅、和氣、謙虛。

第四，情感原則，書信交際的禮貌原則有助于維持或加強交際雙方的社會關(guān)系，而情感原則有助于融洽交際雙方的情感，縮短對話的距離。

四、書信的權(quán)屬：從著作權(quán)角度的審視

前文對書信從定義、來源、文體、在人際傳播中的作用進行了綜合性的介紹，下面本研究從著作權(quán)的角度對書信進行重新的審視與考量。因為從著作權(quán)角度的解析關(guān)系到書信的權(quán)屬、發(fā)表、整理等諸多方面，尤其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受到日益關(guān)注的今天，這些審視與考量具有特殊的價值。

書信由矛盾的多維構(gòu)成，既可以是私密的，又可以是公開的，既包含私人書信，又不乏一些向公眾公布信息的應用文。如果從權(quán)屬角度來審視書信，應該將私人書信與公開信等分開。如何定義私人書信？筆者贊同安玉萍、沙莎在《私人書信作品發(fā)表權(quán)論析》中的定義。

私人書信是指私人之間，多是作者與其親朋好友之間的往來信件，內(nèi)容大到社會時事政治、工作學術(shù)研究，小到家庭子女教育、朋友之間的文宴酬唱以及人情世俗交往，不適用于官方的文件、信函和涉及國家利益的文獻、書信。

這一定義可以將用于公共領(lǐng)域之內(nèi)的公開信函等與私人書信分別開來，這樣討論其權(quán)屬也更為方便。關(guān)于書信的權(quán)屬，首先，是討論書信是否具有著作權(quán)？私人書信是否是受著作權(quán)保護的“作品”，我國《著作權(quán)》并未明文規(guī)定，但在有些國家著作權(quán)法中明確規(guī)定是作品。如《意大利版權(quán)法》第六章第95條對書信作品作了特別規(guī)定：前面各條適用于受版權(quán)保護的書信，即使該書信已進入公有領(lǐng)域，但不適用于官方的文件和信函，以及涉及國家利益的文獻和書信。

我國《著作權(quán)法》所稱的“作品”，是指“文學、藝術(shù)和科學領(lǐng)域內(nèi)，具有獨創(chuàng)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創(chuàng)造成果”。一般認為，作品要成為著作權(quán)客體，須具備獨創(chuàng)性和可復制性兩個條件。對于書信作品，可復制性是不言而喻的。所謂獨創(chuàng)性，是指由作者獨立構(gòu)思而成的，作品的內(nèi)容或表現(xiàn)形式不是或基本不是同他人已發(fā)表的作品相同，即不是單純摹仿、抄襲、篡改他人的作品。那么，私人書信只要是作者直接創(chuàng)造的，是作者思想感情的體現(xiàn)，不是單純摹仿或抄襲他人的作品，就完全符合我國著作權(quán)法對于作品的特定要求，應該可以成為我國著作權(quán)法保護的客體的。筆者認為，在符合作品獨創(chuàng)性條件下，私人書信屬于受著作權(quán)法保護的作品，根據(jù)《著作權(quán)法》的規(guī)定，私人書信作品的作者享有著作權(quán)，包括發(fā)表權(quán)、保護作品完整權(quán)、署名權(quán)、修改權(quán)，并能具有對作品的使用權(quán)和獲得報酬權(quán)。

由于書信作品具有作品原件發(fā)生轉(zhuǎn)移的特殊性，著作權(quán)與原件所有權(quán)分屬不同的所有者，這就引發(fā)了第二個問題，書信的物權(quán)應該屬于誰？在承認私人書信屬于著作權(quán)法的保護范疇的前提下，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quán)法實施條例》第十七條規(guī)定，“著作權(quán)法第十八條關(guān)于美術(shù)等作品原件所有權(quán)的轉(zhuǎn)移，不視為作品著作權(quán)的轉(zhuǎn)移的規(guī)定，適用于任何原件所有權(quán)可能轉(zhuǎn)移的作品?！?sup>因此，私人書信作品的著作權(quán)人應是作者，無論書信的郵寄、投遞、保存等過程中發(fā)生何種變化。那么信件郵遞給收信人之后，所有權(quán)是否享有所有權(quán)呢？“英美法系國家認為：如果所有權(quán)歸發(fā)信人所有，對于收信人而言，所有權(quán)原則就會要求收信人的利益而保留書信”。

“如果從大陸法系的物權(quán)理論來分析，則僅能依法律行為來解釋：即發(fā)信人將書信投郵的行為，是贈與行為，是作出贈與的意思表示，而當收信人收到信件，便發(fā)生了物權(quán)的轉(zhuǎn)移，而由收信人享受書信的所有權(quán)，即享有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sup>但收信人作出贈與的意思表示，收信人作為作品載體所有人，其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與著作所有權(quán)是不同的，前者強調(diào)對實物的直接占有和處置，僅僅含有財產(chǎn)因素的內(nèi)容，得物獲權(quán)，物去權(quán)去。收信人可以憑其對書信享有的所有權(quán)而轉(zhuǎn)讓書信，按照一般財產(chǎn)的用途使用該書信，可以再轉(zhuǎn)讓、展覽、長期占有，或銷毀、丟棄之。例如現(xiàn)代女作家林徽因在去世之前將自己收藏的信件毀掉了，不少研究者深覺可惜，認為這些書信都是現(xiàn)代文學史的重要史料，毀之可惜。但也應對林的書信所有權(quán)予以尊重。

如果這些書信不毀掉，而是予以公開，就涉及第三個問題，書信的發(fā)表權(quán)屬于誰？因為私人書信作品多是對現(xiàn)實中真人真事的描述和真實觀點的流露，其內(nèi)容往往牽扯到當事人的隱私、名譽與聲望，因而其是否發(fā)表、何時發(fā)表、何地發(fā)表、如何發(fā)表對于當事人來說非常重要。因此，其發(fā)表權(quán)的行使與一般作品有諸多不同。

書信作為一種交流的工具，發(fā)信人將自己的隱私透露給收信人，主要是出于對收信人的信任，如果將展覽權(quán)賦予收信人，則容易引起侵權(quán)，不利于對權(quán)利人的保護。如果發(fā)信人已在書信中表明可以將信件公開，收信人才可以行使其展覽權(quán)。如胡適在寫給楊聯(lián)陞的信中，曾經(jīng)多次提到將信件交給他人傳閱。否則，即使發(fā)信人已于書信原件所有權(quán)轉(zhuǎn)移前公開其隱私或商業(yè)秘密，收信人未經(jīng)寫信人同意仍然不能展覽該信件。收信人作為原件的所有者，并不享有類似于發(fā)表權(quán)的展覽權(quán)。然而，由于書信作品的發(fā)表有可能涉及收信人以及其他人的個人隱私，因此，從維護作者以及原件所有人和第三人的人格利益考慮，私人書信作品的發(fā)表權(quán)應受到限制，其發(fā)表應需要經(jīng)過作者及收信人的許可。《意大利版權(quán)法》第93條規(guī)定：凡具有機密性質(zhì)或涉及個人生活隱私的書信、書信集、家庭和個人便箋及性質(zhì)類似的書寫物，未經(jīng)作者及收信人的許可，不得發(fā)表、復制或用任何方式公之于眾。另外，對于涉及第三人的人身權(quán)利的書信作品的發(fā)表，還要征得第三人同意。前蘇聯(lián)、烏茲別克等都有此種規(guī)定。

有學者將投郵書信視為一種附加條件的贈與行為，收信人取得所有權(quán)就必須遵守所附條件，一般認為所附條件包括妥善保管、保密以及寫信人在書信中明確表示收信人應當遵守的條件。根據(jù)修正后的著作權(quán)法，我國對展覽權(quán)的范圍有所限制，它僅包括美術(shù)作品和攝影作品的原件或復印件，排除了其他文字、音樂等作品。因此，書信作品的發(fā)表權(quán)歸寫信人所有，收信人對原件的所有權(quán)是一種受限制的權(quán)利。

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關(guān)于書信的權(quán)屬問題。首先，只有作者能夠接觸到作品，才能行使發(fā)表權(quán)，尤其是書信作品。書信作品的接觸權(quán)，有的國家的著作權(quán)法要求美術(shù)作品的買主承擔義務為作者復制（至少是以拍攝方式復制）其作品有的國家規(guī)定了作者接觸作品的權(quán)利。如原聯(lián)邦德國著作權(quán)法規(guī)定：“如果為制作復制物或改作且不損害占有人的合法權(quán)益，著作人可向占有著作原件或復制物的占有人要求讓他接觸原件或復制物?！蔽覈吨鳈?quán)法》并無相關(guān)規(guī)定。從保證作者合法權(quán)益得以實現(xiàn)的角度出發(fā)，規(guī)定原件發(fā)生轉(zhuǎn)移的作品的作者享有作品的接觸權(quán)是有必要的。其次，書信作品原件的返還請求權(quán)，書信返還請求權(quán)是對原件所有人所有權(quán)的一種限制。許多國家的著作權(quán)法不承認作者享有作品原件返還請求權(quán)。我國《著作權(quán)法》沒有確認作者享有作品原件返還請求權(quán)。

五、書信的研究價值

關(guān)于當代學術(shù)史研究的推進，目前最大的瓶頸因素恐怕就是史料建設(shè)的嚴重不足。通常我們看學術(shù)刊物上的相關(guān)文章，還有坊間的各種學人傳記或者特定專題的研究性專著，感覺太多的一般性層次的重復和泛泛之論。不少作品缺乏扎實的史料根基，不僅某些斷言或引用缺少必要的出處標示，而且當讀者查考到原始文獻后才能發(fā)現(xiàn)那樣的斷言或引用經(jīng)常屬于曲解原意或斷章取義。因此，有學者指出，“做學術(shù)史研究，一個最基本的工作便是史料建設(shè)”。史料的建設(shè)包括年譜的編定，政府以及教育或研究機關(guān)發(fā)布的有關(guān)學術(shù)制度的法令及規(guī)則、重要會議的原始記錄、學人書信、日記、談話錄等等。

1．書信作為思想史、學術(shù)史的史料

葛兆光著《中國思想史：思想史的寫法》中在處理史料的問題上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碑刻、書畫、信札、日記、公文、書籍等等，是否也可以作為分析文本進入思想史的視野？”答案無疑是肯定的，但問題在于“思想史家如何去吸納和詮釋這些文本，也在于如何去改變過去習慣的敘述方式”。他認為經(jīng)典文獻在進入學者的敘述之前，他們已經(jīng)在選擇、編輯、寫作、評述的歷史中，經(jīng)過“意識形態(tài)”（政治性的價值觀念）、精英意識（傳統(tǒng)的對精英歷史資料的關(guān)注）、道德原則（例如，何為文明、何為鄙野的判斷）和歷史學敘述（觀察、剪裁和修飾）這幾重篩子的過濾，已經(jīng)未必那么真實可靠了。而考古發(fā)現(xiàn)和作為文物的那些文字資料，如有名或無名的碑刻、藝術(shù)性的書畫題跋、大量敘述家常與禮節(jié)問候的書信以及民間流行的各種通俗讀物，反而并沒有經(jīng)過這種有意識的篩子，倒有可能有利于重建或呈現(xiàn)思想的真實歷史語境。

以筆者所見，復旦大學歷史系廖梅博士在其博士論文《汪康年：從民權(quán)論到文化保守主義》（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對《汪康年師友書札》中的書信材料使用頗為嫻熟，仍以日記、書信等多種材料互證，駕馭得當。而廣州的《東方文化》雜志在2003年第2期推出的日記專題與第4期推出的書信專題也在對史料的運用上提供了有價值的模板?！度沼浿械拿癯跛枷?、學術(shù)與政治》、《夏濟安日記的“陰暗面”》、《閱罷即焚的書信——汪大燮的生平與晚清歷史》、《親切的自敘傳形象的編年史——朱自清日記》、《1949年里的出版家張元濟》……僅從這些日記與書信研究文章的題目來看，它所傳遞的信息就很豐富，日記和書信作為史料的重要價值和功能，于此也可見一斑。

廖梅博士在《閱罷即焚的書信——汪大燮的生平與晚清歷史》文中擷出汪康年的族兄汪大燮與汪康年的200余封往來書信，這些書信，主要涉及一些生活和政治事件，當我們隨著作者一起閱讀它們時，覺得晚清政治家汪大燮的形象仿佛向我們走來，血肉豐滿、鮮活可觸；而對晚清歷史的了解于檔案、論著之外，一種更為感性、更容易把握的途徑被啟用，兩者之間的互滲使歷史更完整、也更為貼近其本來的面目，使汪大燮這個資料非常少的晚清的一個重要人物，以他的書信作為第一手資料，其個性化的內(nèi)容特征，為后世了解他的生平及思想，起到了關(guān)鍵的作用。這些無疑都為我們提供了如何合理使用書信材料的范本。

2．書信作為還原生活的史料

從書信中了解這些學人的家庭背景、求學過程、師友關(guān)系及人際脈絡，以求索各種可能對研究對象的學術(shù)思想造成影響之因素，也同樣具有重大意義。以個人為研究對象，還原彼時彼刻的真實學術(shù)場景，將其置于當時的學術(shù)環(huán)境中，通過書信往來觀察、研究學者處于同一學術(shù)空間內(nèi)，是如何通過書信進行交往而互相影響，又如何借著彼此的交往而激蕩出學術(shù)研究的新路向。論學書信是人物研究的重要資料，是對學術(shù)論著、回憶文章、日記、自傳等重要資料的補充。

在這一點上，我很欣賞劉夢溪先生提出的“歷史的現(xiàn)代時”的概念。他在《柳如是別傳》的介紹文章中提到，“天壤之間，有了《別傳》這部新人耳目的奇書，活的史學，有生命的學術(shù)，歷史的現(xiàn)在時，由是而成為事實”?；蛟S可以這樣理解，書信正是再現(xiàn)“歷史的現(xiàn)代時”的重要手段之一。

綜合兩方面的重要作用，書信可以為我們解決很多問題。以王國維書札的整理為例，不只可以補訂《王國維年譜》的某些誤漏，它本身就是王氏學說思想，學術(shù)活動的系統(tǒng)實錄。王國維從入時務報社到逝世的三十年間，先后經(jīng)歷了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北伐戰(zhàn)爭等政治的歷史大劇變。“他對時政的種種關(guān)切，對國家民族之所憂患；對人事進退的好惡，對交游向背的去取；直至師友間的學術(shù)討論、文字切磋，無不表述于書札。因此，王國維書信對研究王國維及有關(guān)的諸問題，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對于羅是否將王作據(jù)為己有這一段懸案，在書信中更有著明確的答案。

羅振玉和王國維自1898年結(jié)識訂交，即相伴相偕，共歷30載之久，共同的經(jīng)歷與事業(yè)，加上清朝遺民的共同的心態(tài)，成為了維系他們的友情、學術(shù)情、親情等終身交往的前提條件。然而，由于王國維曾任教于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擁有一批素質(zhì)很高的以國學為事業(yè)的入室弟子，使他在學術(shù)史上的地位迅速得到了充分的確認，加之自沉殉難的行為使其獲得身前身后名，而羅振玉自幼立志要做命世名臣，在晚清從民間入仕途，辦新農(nóng)業(yè)，辦教育，希圖革故鼎新，教養(yǎng)天下，一生涉足黨爭，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不僅以頑固的清朝遺老身份處世，晚年更有一段出仕偽滿的不光彩的歷史，所以在學術(shù)界也往往得不到公正對待?！耙至_抬王”的基調(diào)使羅長期蒙受不實之指。

后來經(jīng)歷兩次史實的新發(fā)現(xiàn)，前述是非不辨的情形才得以部分澄清。第一是古文字學家陳夢家發(fā)現(xiàn)了《殷墟卜辭考釋》一書的原稿，證明并非羅振玉購買王國維的書稿。第二則是羅氏后人羅繼祖在80年代初公開發(fā)表王于1926年10月間致羅的3封信，以及不久后結(jié)集出版的《王國維全集·書信卷》，這使流傳甚廣的“逼債”一類謠言不攻自破了。這一例子表明了書信的重要價值。

羅繼祖（羅氏后人）在為羅振玉與王國維往來書信所寫的《跋觀堂書札》中這樣寫道，“書信的內(nèi)容，論學、論時事、論人以及生活瑣屑幾于無話不談，但以論學部分為最多。用王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兩人書中雖有他事，而言學問者約居其半，中國恐無第二人’。這幾句話并不夸大。所談的大都是王先生自己治學的心得，盡管其中大部分后來已著成專文，剩下的可能只是一時未定之論，經(jīng)過再三研究終于成了廢棄的糟粕，但如果把它作為某一學者治學經(jīng)歷的自述來看，還是有它一定的價值的”，當為不虛之言。

第二節(jié) 中國古代的書信論學傳統(tǒng)

一、從論“文”到論“學”

書信是一種很有趣的文體，既可以很正式，也可以很私密，既可以將其視為文學作品，又可以看做是真實的生活寫照。在我國悠久的文學傳統(tǒng)中，書信得到了相當?shù)闹匾??？梢赃@樣說，從書信的內(nèi)容上也可反映出我國文學發(fā)展的潮流。在戰(zhàn)國時，游說盛行，名札紛呈，縱橫開闔，文采斐然，如樂毅的《報燕王書》、蘇代的《遺燕昭王書》、李斯的《諫逐客書》、魯仲連的《遺燕王書》等，行文排比鋪張，曲折起伏。兩漢時，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憂國幽思，比之《離騷》。李陵的《答蘇武書》，激情委曲，扣人心弦。及至魏晉，崇尚清淡，書信以抒情擅勝，如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信筆揮灑，孤高自負。六朝時盛行駢文，書信也多務詞采，審音調(diào)，如吳均《與宋元思書》，陶弘景《與謝中書書》等駢體美文，寥寥數(shù)筆，勾勒山川之美，音調(diào)和諧，朗朗上口。到了唐宋，倡導古文運動，書信同樣由駢而散，筆力雄健，或談對政治、對文學的見解，或談生活的遭際，表達己見，流暢明快。單從唐宋八大家來看，如韓愈的《與孟東野書》、歐陽修的《與尹師魯書》、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蘇轍的《上樞密韓太尉書》等，都為人傳誦。迄于明代，書信沿襲唐宋傳統(tǒng)，出現(xiàn)了一批如宋濂、高啟、王守仁、唐順之、宗臣等名家名篇。隨著晚明小品文的興起，書信亦以雋永，公安派三袁書札，即為一例。在清代初期和中期，書信繼承先秦以來的傳統(tǒng)，格局嚴謹，不少作家作品，表達了反清復明的思想，希望擺脫異族的壓迫。如黃宗羲、顧炎武、戴名世、方苞等尤為突出，能以犀利的文筆，從各方面抨擊時弊。將書信內(nèi)容作為審美對象的文學傳統(tǒng)中，重視的是書信作為文章的聲韻氣勢、布局謀篇、語詞篇章之美。

與之并行的是，書信的應用文體性質(zhì)，以書信來發(fā)表自己的主張，發(fā)揮其在思想史、學術(shù)史上的重要作用。同樣是在南北朝時期，沈約與陸厥關(guān)于音韻的往來書信，充分體現(xiàn)在辯論中不斷豐富、客觀的學術(shù)觀點。針對沈約“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的觀點，陸厥心平氣和地指出“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眾賢，似不都諳此處，而云‘此秘未睹’，近乎誣乎？”，舉出證據(jù)，“美詠清謳，有辭章調(diào)韻味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問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而沈約在《答陸厥書》中也相應做了回復，“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征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睹’者也?！?sup>并修正自己的觀點。這是較早的學術(shù)爭論，也從一個側(cè)面體現(xiàn)出書信的發(fā)展，由于其文體的特殊性，多種傳統(tǒng)并行。

書信在中國古代通常被認為是散文的一種。從內(nèi)容上看可分為政治公文及私人書信。劉勰《文心雕龍·書記》篇中說：“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這指的就是用于政治用途的書信公文系統(tǒng)。從源流上看，春秋以前，政務簡單，后列國紛爭，交往日多，書信隨之而生。如《左傳》所載：“文公十七年，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zhí)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痹趧③摹段男牡颀垺分袑@種政治公文類的書信有比較細致的分類與闡釋，臣子給帝王的上書包括“章表”、“奏啟”、“議對”，帝王寫給臣子的公文信件則為“詔書”，各種政治公文也有其特殊的寫作要求，這里就不一一詳述了。

與前者相比，普通士人之間的信件就顯得平等、自然了。“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yōu)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sup>（《書記》）這一段話實際上是對書信文體的基本要求，書信的首要目的在于“盡言”，即交流思想感情，彼此之間的書信交流可以改善情緒，表現(xiàn)個人的文采，傳遞彼此的心聲?！皸l暢任氣”、“優(yōu)柔懌懷”、“文明從容”12個字反映了劉勰心目中理想的書信觀。

介乎兩者之間的，是士人與政府重要官員及皇室成員有關(guān)的信件，“箋記”。劉勰說：“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箋記之分也。”

對書信的風格流變，《文心雕龍》也做了闡述與評價，“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戰(zhàn)國以前，君臣同書”、“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nèi)，亦稱奏書……迄至后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奉箋?！薄皾h來筆札，辭氣紛紜。”（《書記》）“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后漢察舉，必試章奏?！保ā墩卤怼罚?sup>“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保ā蹲鄦ⅰ罚?sup>“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fā)言盈庭……”（《議對》），這些都從歷史縱的角度來梳理了書信體的發(fā)展演變以及特點。

隨著文學意識的不斷發(fā)展，開始出現(xiàn)了一些書信體名家，如在劉勰的《文心雕龍·書記》中所列舉的不少以書信見長的好手：“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離，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古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他們的書信擴大了寫作范圍，把書信寫作由以公文為中心轉(zhuǎn)變到以抒發(fā)個人情感、傳播觀點等多元的功能，把一種實用性為主的文體開始呈現(xiàn)出以抒情、議論，陳述等多種表達方式的應用文體。

劉勰不僅對書信作出了細致的分類，而且概括了書信的總體特征和不同類型的特征，強調(diào)了書信體的文學特征，描述了歷代書信體的流變，評論了書信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可謂是進行書信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劉勰對于書信一體的重視由此可見，或者也可證明在魏晉時期書信體已經(jīng)受到了普遍的關(guān)注。

由于書信內(nèi)容的豐富，開始出現(xiàn)了以“論學”為主旨的書信——論學書信。起初，討論的“學”的內(nèi)容還比較模糊，以一種學習的精神、態(tài)度為主，與荀子《勸學》中的“學”頗為神似。如在諸葛亮的《誡子書》中，“夫?qū)W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其中的“學”意指抽象的學習精神、態(tài)度及狀態(tài)，在信中提出“靜以修身，儉以養(yǎng)德”，寧靜澹泊的處事原則與人生態(tài)度。這種籠統(tǒng)意義上的“學”可以理解為求學精神、向?qū)W之道，在之后的書信內(nèi)容也一直有所體現(xiàn)，如顧炎武的《與人書一》中的“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基調(diào)相當統(tǒng)一。

而這個“學”從務虛層面的態(tài)度與精神落實到具體的內(nèi)容，就要看“學”本身的發(fā)展與普及了。從書信的內(nèi)容上來看，所謂的“論學書信”是在“學”不斷發(fā)展、普及和推廣的過程中共同發(fā)展的。這些論學書信從論“文學之道”的文學理論開始，隨著“學”的不斷豐富與深入，不斷生發(fā)出佳作。

例如，從文學的功能上看，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qū)柳冕就響亮地提出“教化中心說”，認為“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亂，系于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與徐給事論文書》）。裴度說，文章的作用在于“激情教義”，“理身、理國、理天下”（《答李翱書》）。白居易更明確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應該很好地起到“補察時政，泄導人情”（《與元九書》）的作用。宋代的學者繼承了這些傳統(tǒng)觀點，提出文學應該“有益于世”，有益于“禮教治政”（王安石《上人書》），并把它具體為十大作用，即“發(fā)圣人之微旨”，“摘諸自之異端”，“陳仁政之大紀”，“斥功利之末術(shù)”，“覺千古之未寤”，“正一時之得失”、“揚賢人之先烈”、“寫下民之憤嘆”，“陳天人之去就”，“述國家之安危”（孫復《答張洞書》）。至明清，“文”與“道”之間的關(guān)系更受到重視，如顧炎武將文學的功能歸結(jié)為“明道”、“救世”兩大目的（《與友人書二十五》），錢大昕又把它概括為“明道”、“救世”、“闡幽”、“正俗”四大任務（《與友人論文書》）。

從文學的內(nèi)容和形式問題上看，范曄的《獄中與諸甥侄書》中提出“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文學主張，為人“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杜牧在《答莊允書》中認為“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采章句為之兵衛(wèi)”，黃庭堅在《與王復觀書》中主張文學應“以理為主”，認為“理得而辭順，文章則自然出類拔萃”，張耒主張文學應“以理為主”，認為“以言語句讀為奇”，“以缺句斷章為奇”，“以脈理不續(xù)接為奇”，甚至“以取古書訓詁稀于見聞者為奇”，都是舍本逐末（《答李推官書》），柳宗元將“務富文采，不顧事實”的文風比作是“文錦復陷井”（《與吳武陵論國語書》），朱熹說“葩藻之辭勝，而言志之功隱矣”（《答楊宋卿書》），呂南公說“言以道為主”，“文以言為主”（《與汪秘校論文書》），方苞說在內(nèi)容上要“言有物”，形式上要“言有序”（《與程若韓書》）。

這些書信是彼此學術(shù)觀點的交流與辯駁，同時也是著述；是文學理論的宣言，也是古代文論研究的重要材料。除了文學理論，論學書信涉及的面隨著古代學術(shù)內(nèi)容的不斷豐富而發(fā)展，不斷地擴大其涵蓋面，因為學術(shù)需要學者來研究，而學者需要通過書信來進行交流。

這里我們不妨以《傳習錄》為例，著重分析一下論學書信與著述的關(guān)系?！秱髁曚洝肥敲鞔枷爰彝跏厝实闹匾鳌！八簧霾欢?，正德十三年（1518），薛侃初刻《傳習錄》三卷，后鄒守益等人刻《文錄》、《文錄續(xù)編》等，隆慶六年（1572）浙江巡撫謝廷杰匯集王守仁的著作刊為《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一至三卷為《傳習錄》，是王守仁在教習弟子時的語錄，包括重要的學術(shù)書信來往，由其弟子徐愛編纂整理；四卷而后，均為其書、序、記、說、雜著、奏疏、公移等；三十二至三十八卷為其弟子及時人所撰寫年譜等資料”。

《傳習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有典范意義的文本，一個有著代表性的文化標本?！熬砩稀狈譃椤靶鞇垆洝?、“陸澄錄”、“薛侃錄”，是王守仁的弟子徐愛等記錄王守仁的言行錄，這種獨特的論學文體，其實是對《論語》的模仿與沿襲，這種獨特的文體以記錄師生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舉止來闡發(fā)其志向、主張以及旨趣，不單包括語錄體，更有對生活中的事件與待人接物之真實記錄，這是典型的非正式交流渠道，會晤、面談、言行舉止、書信等?！熬硐隆钡摹瓣惥糯ㄤ洝?、“黃直錄”、“黃修易錄”、“黃省曾錄”、“黃以方錄”等體例基本與“卷上”相同。

“卷中”則是王與六家的來往書信選。與他書信論學的有顧東橋、周道通、陸原靜（《與陸原靜書（一）》、《與陸原靜書（二）》）、歐陽崇一、羅整庵、聶成蔚等。在錢德洪序中說：“……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為難。二書姑為調(diào)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试其洖橄聝灾渍?，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復錄?！?sup>說明他對南元善刻《傳習錄》中所選書信的刪改調(diào)整情況以及原因。并對所選書信有評價，“……其余指‘知行之本體’，莫詳于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為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于答羅整庵一書?！?sup>“……此孔、孟已來賢圣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詳于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簡潔，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詳于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袼ト。弥畷r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于其間也”。說明對南元善舊本進行取舍，是考慮到當時的需要，并不是有意標新立異，對舊本的隨意添加或刪減。

從結(jié)構(gòu)上講，以《答顧東橋書》為例，基本采用“來書云”加上回復的格式，如第一節(jié)就采用這樣的格式：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nèi)，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p>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圣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系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不同于后人編的往來書信選，《傳習錄》對來信的處理只是截取了討論主題的那部分內(nèi)容，主要是引出王守仁個人觀點、主張的闡發(fā)。從內(nèi)容上看，這也并不是一封書信的往來，而是多封論學書信的輯錄。第一節(jié)的往來論學的內(nèi)容很短，有的段落則很長，如關(guān)于“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xiāng)愿之辭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證，又焉適從？且于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歷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后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的回復就有3，000多字。而回信也并沒有一封信的完整格式，如抬頭、敬語等，可以看做是由“來書”而引發(fā)的議論與主張的闡發(fā)。

而《答周道通書》的開頭則保留著書信的味道，“吳、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qū)區(qū)誠不能無負于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shù)語?；膽|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shù)節(jié)，略下轉(zhuǎn)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又頗像引言，敘述由來。

從來信人的身份來看，多數(shù)是王的弟子，如周道通、歐陽崇一，也包括當時的學者，甚至與他有學術(shù)的分歧，如羅整庵，他曾著有《困知記》，對于陸王與程朱均有批評。但在王與羅的通信中，王很高興甚至感激羅的關(guān)注與來信?！岸鴶?shù)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復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zhí)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同如哉！”回信的語言也相當謙和，心平氣和地作了駁論，“凡執(zhí)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nèi)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于反觀、內(nèi)省之為，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于綱領(lǐng)本原之約，而脫略于支條節(jié)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于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于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于圣門，獲罪于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于執(zhí)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zhí)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于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tǒng)括于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厘之差耳。無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于此，不可不辨”。

并提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雖同于己，適損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損于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于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這段話說得相當有力道。道是天下的公道，學是天下的公學，不屬于哪個私人所有。也不能因為自己的好惡來判斷別人的言論，“君子之過”我們不妨把它看做是“學術(shù)的爭論”，學術(shù)的爭論不以個人的好惡或利益為立場，即使有失當?shù)牡胤剑恼艘矔苋俗鹁?，這種治學的態(tài)度，相當令人欽佩，也為《傳習錄》中的學術(shù)爭論奠定了正確的學術(shù)立場，創(chuàng)建了一種友好的爭鳴氛圍。“卷中”另含《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教約》，都是對教育方法的探討。

《傳習錄》的附錄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論》，由王陽明做序并輯錄的朱子書信，“轍采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于吾說，而圣學之明可冀矣！”這些朱子書信包括《答黃直卿書》、《答呂子約》、《答潘叔昌》、《答潘叔度》、《與呂子約》、《與周叔謹》、《答陸象山》、《答符復仲》、《與吳茂實》、《答張敬夫》、《答呂伯恭》、《答周純?nèi)省?、《答竇文卿》、《答林擇之》（另《又》）、《答梁文叔》、《答潘叔恭》、《答林充之》、《答何叔景》、（另《又》《又》）《答林擇之》、《答楊子直》、《與田侍郎子真》、《答陳才卿》、《答劉子澄》、《與林擇之》、《答吳德夫》、《答或人》、《答劉子澄》等書信。可見王陽明自己對于書信的重視以及對書信材料的輯錄。

《傳習錄》并非個別的例子，在明清時期對書信的重視還體現(xiàn)在很多方面。明末清初，涌現(xiàn)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相互間多有聯(lián)系和交往，互贈著作，互有評論。如顧炎武在給黃宗羲的信中說：“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弊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庇终f他自己有《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這封信不僅對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做了高度評價，同時也表明了他與黃宗羲思想的異同，顯然是對黃宗羲的著作進行了一番研究之后而得出的結(jié)論。

再如黃宗羲為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所作的《序》中說：“淮海閻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方成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jīng)史者，皆足以祛后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jīng)”。黃宗羲對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的評價，幾乎成為日后評論閻若璩此書的定論，也奠定了閻若璩在清初經(jīng)學史及考據(jù)學中的地位?！邦愃祁櫻孜?、黃宗羲這些論學的書信和序、跋還大量散見于當時學者的著述之中，都應看做是研究清代學術(shù)思想史的第一手寶貴的歷史資料。”

二、清代的書信論學傳統(tǒng)

隨著學問的不斷深入，交流對于學術(shù)的影響日益顯著，學者們也開始逐漸認識到學術(shù)交流與傳播的重要性。前文所引清代學者顧炎武在《與人書一》中“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是一例，梁啟超說“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獨，獨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強”，也是同理。朋友師長之間的交流，書院學堂的演講與聚會，都受到了學者的重視。所以，作為學術(shù)傳播的手段之一——書信論學在清朝頗為盛行，成為清代學術(shù)風氣的代表之一。如果從學術(shù)傳播的角度來解析，它填補了沒有學術(shù)期刊的缺憾，拓展了學術(shù)交流的空間，是古代學術(shù)傳播體系中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同時也是人際傳播中的重要渠道之一。

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講學，又非如今之歐美有種種學會學校為聚集講習之所，則其交換知識之機會，自不免缺乏；其賴以補之者，則函札也。后輩之謁先輩，率以問學書為贄，——有著述者則媵以著述?！容呉暺淇山陶?，必報書，釋其疑滯者而獎進之。平輩亦然。每得一義，轍馳書其共學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嘗不盡其詞。凡著一書成，必經(jīng)摯友數(shù)輩嚴勘得失，乃以問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類函札，皆精心結(jié)撰，其實即著述也。此種風氣，他時代亦間有之，而清為獨盛。

這是梁啟超在《清代學術(shù)概論》中所描述的清代學術(shù)風氣之一——函札的應用，并對此大加贊賞。其中所說的“札記”，指的是“大抵當時好學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記冊子’，每讀書有心得則記焉”，“推原札記之性質(zhì)，本非著書，不過儲著書之資料，然清儒最戒輕率著書，非得有極滿意之資料，不肯泐為定本，故往往有終其身在預備資料中者?！?sup>艾爾曼（Benjamin A．Elman）在《從理學到樸學》的第五章《江南地區(qū)的學術(shù)交流網(wǎng)絡》中，利用“新文化史”的方法，把社會史和思想史結(jié)合起來，從新的角度來審視“乾嘉學派”與清代的考據(jù)學，文中被稱作“江南學術(shù)共同體”，他們依靠官方、半官方及私人的資助，憑借書院的講學、書信的切磋、部分著作的刊刻等在學界傳播他們的學術(shù)，贏得學者的認可和一定的名聲，從而在一部分文化人中形成了考據(jù)學風氣。其中提到了當時以札記為主的著作方式、更廣泛更嚴格的資料意識與方法，他還特別談到了當時學術(shù)傳播方式中的書信往來，這使我們意識到清代中期學者之間書信的學術(shù)價值，因為他們并不是那么容易獲得必要的學術(shù)信息，得到有效的學術(shù)討論，發(fā)布自己的學術(shù)發(fā)現(xiàn)。

書信論學最寶貴的態(tài)度不外是在學問上的求真精神與討論過程中的心平氣和態(tài)度，這也是后來學者向往的一種境界，也是清代學者普遍認可的學風。

以錢大昕的一通書札中為例：

得手教，以所撰述于昆山顧氏、秀水朱氏、德清胡氏、長洲何氏間有駁正，恐觀者以詆呵前哲為咎。愚以為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guī)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后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此余無足觀”耳。鄭康成以祭公為葉公，不害其為大儒；司馬子長以子產(chǎn)為鄭公子，不害其為良史。言之不足傳者，其得失固不足辯，既自命為立言矣，千慮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貽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當樂有諍友，不樂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誠誤耶，吾雖不言，后必有言之者，雖欲掩之，惡得而掩之！所慮者，古人本不誤，而吾從而誤駁之，此則無損于古人，而適以成吾之妄。王介甫、鄭漁仲輩皆坐此病，而后來宜引以為戒者也。

其中“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guī)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后學”正是他的學術(shù)立場，“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是他所持的態(tài)度，并且批評了“一有差失，此余無足觀”的以偏概全的說法，提出“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這正是學術(shù)批評與爭鳴的積極態(tài)度。在梁啟超概括“正統(tǒng)派之學風”中“七、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和“八、辯詰以本問題為范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這在書信論學中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段玉裁是戴震的學生，但在戴震研治音韻學時，他自己已發(fā)表了一系列音韻學論著。戴震在致段玉裁的信中，批評段把古韻分為17部的做法，解釋了自己把古韻先后分為10部及24部的原因。他回顧了顧炎武、江永的古音研究，建議段玉裁注意方法論。他認為自己和段的研究只是提高了古音研究的精密度。他說：“顧氏于古音有草創(chuàng)之功，江君與足下，皆因而加密?！?sup>

在清儒顧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錢大昕諸家的文集中，這樣的論學書信比比皆是。大衛(wèi)·尼維森指出，18世紀，中國學者的書信得到廣泛傳播、傳抄，最終刊行出版。傲擇·瓦萊（Arthur Waley）認為，18世紀還沒有學術(shù)期刊。學術(shù)同行之間的書信交流彌補了這一缺憾，袁枚等許多學者把書信當做一種進行某些不宜以專著或論文形式發(fā)表的臨時性研究的方式。后來，人們把學術(shù)信件收集起來，或編入作者的文章，或單獨成集出版。例如，錢大昕與戴震、段玉裁等樸學家的書信匯集成《潛研堂書信》。學者之間的私人通信會晤對17世紀、18世紀個人之間的資料交流發(fā)揮過重要作用。錢大昕向以著述卷帙浩瀚、內(nèi)容宏博著稱，他常以通信方式委婉地指出同行、朋友出現(xiàn)的學術(shù)失誤。1754年，他在北京見到戴震后，給他寫信，婉轉(zhuǎn)地指出他在歷算論著中發(fā)現(xiàn)的錯誤，其他學者極少敢這樣糾正戴震的學術(shù)失誤。此外，錢大昕還致函段玉裁，言辭懇切地指出段《今文尚書考證》中出現(xiàn)的失誤。而其他學者也常以這種方式和錢大昕通信，經(jīng)常提供他進一步研究所需的資料和信息。

這時的論學書信更近乎著述，其私人信件的特性已經(jīng)不被強調(diào)了。各種論學信件及文稿（有時是著作，有時是草稿）常為朋友傳抄，甚至交給他人閱讀、討論?！霸S多學者都借助這種方式可以得到學術(shù)界的中肯評價、認可和廣泛注意。許多資深學者通過書信交換的方式，如梁啟超所言，開始和需要解答疑難的學術(shù)新秀建立聯(lián)系，與此同時，這些新秀也附帶呈上他們的新作。”

這里，我們不妨以章學誠為例，他的《文史通義·卷九外篇三》中收錄了與他人的通信，基本都是論學書信，其中收錄了與黃大俞、邵二云（邵晉涵）、周永清、史余邨（舊寫）等書信，還包括家書，家書也以指導子弟如何讀書為內(nèi)容。艾爾曼在論及章學誠致邵晉涵的信，“主要討論歷史編纂學和目錄學的問題”，其實內(nèi)容不限于此，“古人記言與記事之文，莫不有本。本于口耳之受授者，筆主于創(chuàng)，創(chuàng)則期于適如其事與言而已；本于竹帛之成文者，筆生于因，因則期于適如其文之指，或錄成文而無所更易，或就字句而小作更張”，談的就是關(guān)于創(chuàng)作的文論問題。在與《與邵二云論學》中，“古人朋友之道，久不相見，則考訂學業(yè)有無長益，見解有無商質(zhì)，不僅述寒溫，溯離合，甚或嗟貧而嘆老，相與作楚囚之泣也”，談到朋友之間的溫情與學術(shù)上的切磋增益，頗為動人。信中還對邵的《爾雅正義》做出了評價，“功賅而力勤，識清而裁密，仆謂是亦足不朽矣”，這是學人之間著作交流并給予評價的例證。在信的末尾有“此言并示余村，策以及時勉學”，信首在談及自己近況時有“移家一事，已詳余村書中，可便省之”，由此可見，這些書信本來是向朋友圈子小范圍公開的，而之后將其刊刻出版就是大范圍公開——向所有的讀者公開了。

論學書信中的內(nèi)容相當豐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對學者與作品的評價，這些都可輔助后人對當時的學術(shù)界有真實、正確的認識，而且書信內(nèi)容往往與學者所持的學術(shù)觀點保持著高度一致，可互相引證。以章學誠為例，針對當時有學者將學術(shù)分為義理、考據(jù)、辭章三者，他持反對意見，在《文史通義外篇三·與吳胥石簡》中直接詰問，“古人本學問而發(fā)為文章，其志將以明道。安有所謂考據(jù)與古文之分哉？學問文章，皆形下之器，其所以為之者道也?！痹凇段氖吠x內(nèi)篇四·說林》又說：“學問所以經(jīng)世，而文章期于明道，非為人士樹名地也?！倍沃^“道”，這是章學誠所持的一個核心概念，他認為，“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原道》），他在《章學誠遺書》卷二十九《又與正甫論文》有將這一觀點繼續(xù)闡發(fā)，“記誦名教，搜剔遺逸，排纂門類，考訂異同，途轍多端，實皆學者求知所用之功力爾。即于數(shù)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闡古人精微下啟后人津逮，其中隱微，可獨喻而難為他人言者，乃學問也。……學問中之功力，萬變不同。爾雅注蟲魚，固可求學問；讀書觀大意，亦未始不可求學問，但要中有自得之實耳?！?/p>

清代學者劉臺拱（1751—1805）生前雖然未出過學術(shù)專著，但和204位著名學者（如阮元、臧庸、段玉裁）經(jīng)常通信，交換對經(jīng)學研究的看法，對當時的許多知名學者產(chǎn)生了影響。劉臺拱與段玉裁、王念孫最為親密。段氏《經(jīng)韻樓集補編》中所載《與劉端臨書》，多達三十多通。

盧文弨，因為專精?？倍蔀榭甲C學者，在他通信交往的朋友中有汪中、王念孫、周永年。他在信中常和他們交流資料，闡明自己對許多文獻考證問題的學術(shù)觀念，確立?？睂W從整體上為考據(jù)學服務的方式。他認為，?？睂W是一種集體性事業(yè)，能以深入校訂為基礎(chǔ)提供更為可信的文獻版本。他在信中討論的許多技術(shù)性問題顯示出相當?shù)膶W術(shù)造詣，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達到這樣的學術(shù)造詣，就須精通典籍及其注疏和使用的考據(jù)方法。正因為這樣良好的學術(shù)氛圍，使書信論學這一學術(shù)傳統(tǒng)得以發(fā)揚。

按照葛兆光的說法，那時“文化人實際上使用的是三種不同的‘話語’”，一種是在公眾社會中使用的“社會話語”，尤其通行在官場、文書、禮儀、社交的場合；“一種是在學術(shù)圈子里使用的‘學術(shù)話語’，它是以知識的準確和淵博為標準的，只在少數(shù)學者之間通行，由于它的使用，這些學術(shù)精英彼此認同，彼此溝通，但它并不是一個流行的話語”；還有一種是在家庭、友人之間使用的“私人話語”，這種“學術(shù)話語”也就是當時書信論學賴以存在的“語境”。清代學術(shù)開始逐漸出現(xiàn)職業(yè)化傾向，學術(shù)傳播體系初見雛形（具體內(nèi)容可詳細參見第二章），但因其涉及的人物有限，學術(shù)交流渠道也受到諸多限制（到底逃不出師承、地域之限），較之后來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學術(shù)研究還存在很大差距。誠如葛兆光所言，“（清代考據(jù)學）這種知識性的學術(shù)活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到人們的思想，使他們在人生理想、社會政治、道德意識即終極性的價值層面上發(fā)生動搖，使傳統(tǒng)思想產(chǎn)生根本性的瓦解？這涉及了一個學術(shù)研究與思想表述、學術(shù)史與思想史之間的老話題。”

三、書信論學傳統(tǒng)的繼承與發(fā)揚：以胡適為例

學者對書信論學的重視，在晚清民國時期得到了充分的繼承和發(fā)揚。其時，中西學術(shù)碰撞，學人輩出，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建立，清代學者書信論學的傳統(tǒng)得到了近現(xiàn)代學人的繼承與發(fā)揚。這里，我們以胡適為例。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lǐng)袖，胡適始終秉持科學理性態(tài)度，強調(diào)一切拿證據(jù)來，主張重新估定既有價值，以審視的目光打量傳統(tǒng)思想、文化、制度、風俗、人物，而不是盲從和迷信。胡適最重視對清代學者治學方法的總結(jié)，因此對清儒書信論學肯定有所留意。胡適記日記時，是有意地要為后人留下一份史料，他寫探討學問的論學書信時，也有意地將書信作為著述，在他的“文存”中，論學書信數(shù)量就有不少。胡適喜歡寫信，恐怕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現(xiàn)在的電子郵件、教學平臺、BBS等多種網(wǎng)絡溝通方式更讓人與書信傳統(tǒng)漸行漸遠）?！霸谒倪z稿中保留了一份1918年8月21日至11月21日的‘來往信簿’中，寄出信件三百三十八封，收到信件四百封，平均一天至少寫三封信”。據(jù)初步統(tǒng)計，僅1949年他離開大陸去美國之前，留在北京寓所里的個人書信就有600余通，他人來信有1萬余通。

胡適在著述及公事之余，又有細心保存書信的習慣，所以許多書信保存完好。特別是他喜以書信為著述，樂此不疲，故對于研討各種學術(shù)問題的書信更是倍加珍惜。凡是比較重要的論學書信，他都盡量抄存底稿，有時因為實在太忙來不及留底稿者，也往往要求收信人閱后退還。他對別人的來信，也同樣愛護備至，例如，有封錢玄同的來信，不知何故中間破損了一塊，胡適細心裱糊后，又親筆把損壞的字一一添補上。胡適曾說他保存這些書信的目的，就是要為后世學人保存一些原始資料；所以在他的一些著述與日記中，經(jīng)?？梢钥吹接性S多往來書信夾在其中，有時還在報刊上公開發(fā)表。這些書信中的論學書信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可以參見《胡適來往書信集》、《胡適書信集》和《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

總體看來，胡適是將清人書信論學傳統(tǒng)發(fā)揚光大，他的學術(shù)進程在書信中歷歷可見，而在他與顧頡剛、陸侃如、孫楷第、吳晗的往來書信中，胡適的學術(shù)影響也是有跡可尋，“據(jù)胡適秘藏書信，現(xiàn)存陸侃如致胡適書信有34封，顧頡剛致胡適書信有136封，胡適與日本學者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數(shù)量雖不多，但意義卻非同一般。而時間稍晚一些，王重民致胡適書信有35封，其中心就是胡適的《水經(jīng)注》考證，而最近出版的胡適與楊聯(lián)陞自1943年至1962年往來書信205封，這批書信著述的意味也更加明顯”。

1．論學書信與“八不主義”的產(chǎn)生

從胡適留學期間，他就喜歡與朋友們通過書信來爭論問題。我們可以看到胡適從“我至今回想當時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樂趣，覺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钡臅磐鶃碇?，樂趣之外又獲得了什么？在《嘗試集自序》中，他說，“我對文學革命的一切見解，所以能結(jié)晶成一種有系統(tǒng)的主張，全都是同這一班朋友切磋討論的結(jié)果”，也正是這篇序言，明確地闡明了“八不主義”產(chǎn)生的過程。錢基博在《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中也表示，“其中可以考見胡適文學革命思想之歷程者，蓋莫如《嘗試集自序》”。

《嘗試集自序》中敘說了一段書信因緣，而這段因緣直接成就了胡適關(guān)于“詩界革命”的主張。1915年（民國4年），因胡適要到紐約進哥倫比亞大學，梅光迪要去哈佛大學，在與朋友們離別酬唱中，送給梅光迪一首長詩，任叔永（鴻雋）把這些外國字連綴起來，做了一首游戲詩，胡適在火車上依韻和了一首，寄給叔永諸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戮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p>

因“梅覲莊誤會我‘作詩如作文’之句”，寫信來辯論。梅說：

……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足下以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于詩，即謂之革命，謂之改良，則不可也?！云涮滓滓?。

胡適在自序中這樣說，“這封信逼得我把詩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來。我的答書不曾留稿，今鈔答叔永書一段如下”，在這封信中提出了“詩歌革命”的主張，“詩界革命當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求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質(zhì)救文之弊也?！?sup>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主張也直接源于這些爭論，他在這篇《〈嘗試集〉自序》中坦承“那時影響我個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說的‘歷史的文化進化觀念?！@個觀念是我的文學革命論的基本理論?！?sup>其間，與朋友爭論“文學革命”的書信不斷。

針對1916年7月12日，任叔永寄給胡適的一首《泛湖即事》詩。詩中有“言棹輕楫，以滌煩屙”和“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句，胡適回信說：

……詩中“言棹輕楫”之“言”字及“載笑載言”之“載”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謎賭勝，載笑載言”兩句，上句為二十世紀之活字，下句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襯也。

而梅光迪看了這封信，寫信駁斥，語氣相當不客氣：

足下所自矜為文學革命真諦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詩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為非“二十世紀之活字”。……

夫文字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然此非盡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語白話代之之謂也。

足下以俗語白話為向來文學上不用之字，驟以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價值。

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為創(chuàng)獲，異矣。

批評可謂嚴厲，但這些關(guān)于文學主張的爭論并未損傷朋友的感情，而是據(jù)理力爭，且心平氣和。胡適因此做了一首長約一千多字的白話游戲詩來應答，“一半是朋友游戲，一半是友誼試做游戲詩”（《嘗試集自序》），其中有“今我苦口饒舌，算來卻是為何？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拿來鍛煉，拿來琢磨，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出幾個白話的囂俄，和幾個白話的東坡，那不是‘活文學’是什么？那不是‘活文學’是什么？”，這是對白話詩的嘗試，也是對與之討論詩歌革命的朋友的直接交鋒。

梅光迪與任叔永接到這首白話詩之后，分別寫信駁斥。梅光迪信中說：“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外人之命者……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今之歐美狂瀾橫流，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sup>任叔永寫信說：“足下此次試驗的結(jié)果，乃完全失敗是也……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于詩。……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sup>

對于他們的來信，胡適“最不承認的”是梅光迪“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和任叔永“白話自有白話用處，然不能用之于詩”，他不斷地寫信給朋友們，闡發(fā)自己的觀點，并在信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觀點?！鞍自捴懿荒茏髟?，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而在吾輩實地試驗”，這段寫給任叔永的信件內(nèi)容被胡適稱為“文學的實驗主義”，在同一封信中，“……我輩生于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jīng)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游》文字?！蝗缱饕粋€‘實地試驗’、‘旁斜逸出’，‘舍大道而不由’的胡適。……吾志決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詩詞”，這也是胡適第一次宣布不做文言詩詞。在之后致任叔永的信中“……我此時聯(lián)系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上ы殕紊砥ヱR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jié)伴同行。然我去志已決?！?sup>

在其與朋友激烈的辯論當中，仍希望有同志結(jié)伴而行，這種平等友好的論學氣氛使他們的思想觀點互相激發(fā)。觀之胡適與梅光迪等朋友的往來信件，激烈的爭論與平等論學的友誼并不相悖，如在梅致胡適1916年10月5日的信中就有這樣的描述：“足下將弟前片擲還本無足怪，因弟之諷刺慣習固不宜施之好友如足下者也。正擬作自解，復來手片作道歉之語，足下之待友可謂真切大度矣，誠喜誠喜！”朋友之間敞開心扉，又互為自己的不當行為檢討道歉，這種論學氛圍與清代論學風氣可謂一脈相承。他們討論的基本立場就是對中國的文學進行改良，爭論的核心在于怎樣改，梅光迪在信中說得好，“來片言：‘但有是非，何問新舊！’正得我心。今世之人若能奉行此語，弟又有何說”，這一點是他們進行討論的平臺。

在胡適下定決心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的時候，“心里只有一點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須“單身匹馬而往”，“我平時所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去探險。但是我若沒有這一班朋友和我打筆墨官司，我也絕不會有這樣的嘗試決心?！肚f子》說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當時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樂趣，覺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對文學革命的一切見解，所以能結(jié)晶成一種有系統(tǒng)的主張，全都是同這一班朋友切磋討論的結(jié)果”。這段自序?qū)艑τ趯W術(shù)觀點的激發(fā)闡述得相當細致、深刻。

在1916年8月19日胡適答朱經(jīng)農(nóng)時比較完整地提出了文學八事，這也是《文學改良芻議》的雛形：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字俗語。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一方面。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須語語有個我在。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nèi)容）的一方面。

1916年冬，應《新青年》主編陳獨秀來信約稿，胡適將其提倡的這八條關(guān)于新文學的要點歸納為“八事”，寫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發(fā)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1917年1月1日出版）。很快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章太炎的弟子錢玄同寫信給《新青年》支持文學改良：

頃見六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辟……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jié)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者若何咒罵。

陳獨秀收到這封信非常高興，在2月份就刊出是函，并附上自己的回信，“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學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對于遠在美國留學的胡適來說，錢的來信更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胡適到晚年還印象深刻，“錢氏原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炳麟）的門人。他對這篇由一位留學生執(zhí)筆討論中國文學改良問題的文章，大為賞識，倒使我受寵若驚?！?sup>胡適在口述自傳中，也一再強調(diào)錢氏在文學革命中的態(tài)度，對新文學運動具有重大意義。他說：

錢玄同教授則沒有寫什么文章，但是他卻向獨秀和我寫了些小批評大捧場的長信，支持我們的觀點。這些信也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錢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對我們有如此同情的反應，實在使聲勢一振。

由此，我們也可體會書信的支持、鼓勵作用。

胡適的白話詩歌創(chuàng)作也在積極地創(chuàng)作。在他1917年4月19日寫給陳獨秀的信中，他這樣描述這段經(jīng)歷，“白話詩乃蒙選錄，謝謝。適去秋因與友人討論文學，頗受攻擊，一時感奮，自誓三年之內(nèi)專作白話詩詞。私意欲借此實地試驗，以觀白話之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蓋白話之可為小說之利器，已經(jīng)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實地證明，不容更辯；今惟有韻文一類，尚待吾人之實地試驗耳?！痹?920年3月，在胡適自誓三年的限期內(nèi)《嘗試集》終于出版，這是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第一部白話詩集。

上面大量摘錄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與《嘗試集》產(chǎn)生的過程中所涉及的書信往來，我們可以從中得出兩個結(jié)論，首先是之后刊載于《新青年》使胡適“暴得大名”的《文學改良芻議》是在朋友之間不斷的思索、爭論、辯解中誕生的，在往來書信的不斷爭論中，“新文學”的“八不主義”逐漸構(gòu)建，不斷地豐滿、成熟。這個以胡適、梅光迪、任鴻雋、楊杏佛等留學生構(gòu)成的話語圈共同關(guān)心著中國文學的命運，針對現(xiàn)狀開出個人的藥方，并在不斷的爭論中進行探索。其次，雖然爭論激烈，但平等友好的論學氣氛始終貫穿其中，顯示了這個交際圈中成員所擁有的優(yōu)良學風及個人品質(zhì)，這也是書信論學傳統(tǒng)得以發(fā)展的重要條件。

2．書信論學與學術(shù)交流

在此之后，胡適利用書信進行學術(shù)交流的例子就更豐富了。如余嘉錫對胡適的《水滸傳》考證中的疏漏予以指正：其一，胡適誤解《癸辛雜識》“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中的“傳寫”，以為是英雄傳奇故事中的傳抄，余嘉錫以為“高、李乃當時畫工傳寫者，謂傳神寫照也”，此于被省略的下文“余少年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可以推知；其二，胡適據(jù)《水滸傳》中李逵、燕青在京城一家勾欄聽人說《三國志》關(guān)云長刮骨療毒的故事，遂推斷出《水滸》的改定必在明朝初年成書的《三國志》之后。余嘉錫認為此推斷不準確?！澳媳彼蚊耖g平話喜說三國，早成風氣，不必待至羅貫中《三國演義》成書以后。若說《三國志》便是說演義，則羅貫中當為五代、宋初人，而后可刮骨療毒事。陳壽《三國志·關(guān)羽本傳》敘之甚詳，初非貫中所杜撰。但國志醫(yī)者無姓名，演義付之華佗耳?！端疂G傳》只云刮骨療毒，不云華佗，則無以見其所說之必為羅書也?！庇嗉五a又就胡適未曾道及宋江征方臘一事，作考證一篇，并繕一清本寄給胡適以求指示改正。

又如對于《紅樓夢》的考證。胡適從考證《紅樓夢》作者的身世開始，提出《紅樓夢》是一部作者隱去真事的“自敘體”的新觀點。關(guān)于《紅樓夢》的考證，胡適雖先發(fā)其端，而具體的考證工作并非他一人之力，在《胡適口述自傳》一書里曾提到：“我在尋找作者身世這項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許多學生的幫助。這些學生后來在紅學研究上都頗有名氣。其中之一便是后來成名的史學家顧頡剛；另外一位是俞平伯，平伯后來成為文學教授。這些學生——尤其是顧頡剛——他們幫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痹凇逗m論學往來書信選》里，所收存有關(guān)顧頡剛、俞平伯等先生與胡適為尋找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的往來書信就多達60余通。顧氏在大量的通信中為胡適提供材料，使得胡適的考證工作能夠順利進行。這些書信，對于了解他們?yōu)榭甲C《紅樓夢》所付出的艱辛勞動、所采取的治學方法，以及“新紅學派”的開創(chuàng)與影響等，都提供了較為完整而珍貴的原始材料。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學生顧頡剛。

魯迅先生在所著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曾對胡適《紅樓夢考證》中的觀點予以評論：“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敘，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后?！屎m做考證，乃較然彰明”，并肯定胡適的“自敘說”，“實是最可信的一說”。雖然“五四”之后，胡適和魯迅存在著“政治上的分化”，但并不妨礙兩人在學術(shù)上的交流。胡適、魯迅兩人的學術(shù)交流正是建立在共同的學術(shù)興趣之上，胡適的章回小說考證和魯迅中國小說史的建構(gòu)正是研究中局部與整體的關(guān)系。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1923年）和《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1924年）至少有九處參考胡適的研究成果，而胡適的小說考證至少有七處引用魯迅的論點，如《〈三國演義〉序》（1922年5月16日）一文就注明是參用周豫才的《小說史講義》稿本。至于在1924年2月9日魯迅致胡適的信中提及可購買百廿回本《水滸傳》的消息，胡適在《百二十本〈忠義水滸傳〉序》中有記載：“民國十二年左右，我知道有三四部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出現(xiàn)，涵芬樓得了一部，我自己得了一部，還有別人收著這本的?！卑俣乇局?，似與魯迅有關(guān)。

王重民，則是胡適《水經(jīng)注》研究中的一個關(guān)鍵人物。王重民與胡適有大量的論學通信，為胡適的學術(shù)工作提供了許多基礎(chǔ)性援助。在《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里，尤以胡適與王重民關(guān)于重勘“水經(jīng)注案”的往來書信為最多，有150余通，約20萬言。從這些書信中，不僅可以看到胡適為重堪此案，在王重民夫婦的大力幫助下，從各個方面、各種渠道搜尋《水經(jīng)注》的各種版本，查找有關(guān)《水經(jīng)注》的各種原始資料，以及撰寫諸多篇考證文章等多花費的大量精力及在學術(shù)史上的重要貢獻；同時值得一提的是胡適在校勘此案時所采取的治學方法，對王重民及后世學人都產(chǎn)生過有益的影響。

論學書信的影響是相互的，胡適從王重民那里得到的是無私的援助，王也從胡適那里得到了方法上的影響。胡適在重勘《水經(jīng)注》案中所推崇的考證學方法，就是宋代學者李若谷所說的“勤、謹、和、緩”四字。他在與王重民的書信中，曾多次提到這四個字在考證學與?？睂W中的重要性。他在1943年5月30日的信中說：“勤”，即是“眼勤手勤”、“此是治學成敗第一關(guān)頭；凡能勤的，無論識大識小，都可以有所成就?！薄爸敗保凹词遣黄埱遥稽c一筆不放過，一絲一毫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jié)論，都不茍且，即謹?！薄昂汀?，“即是‘武斷’的反面，亦即是‘盛氣凌人’的反面?！瓛仐壋梢姡淖C據(jù)，舍己從人，和之至也?！薄熬彙?，“其意義只是從容研究，莫匆遽下結(jié)論?！薄胺膊豢蠎叶粩嗟娜?，必是不能真做到勤、謹、和三個字的?！彼衷?944年3月23日的信中說：“我到中年以后，才知‘勤、謹、和、緩’四字之中，‘緩’字最難，‘緩’字包含時間。”

同時他也對王重民的許多來信與所寫文章中，只記書寫時的月日，不寫年份，認為不妥，應當寫全年月日期，才能便于自己與別人查考。特別是對王重民有時在文章中不注明引文的出處，提出勸告說：“隨筆添注所依據(jù)的書籍，以便后來自己可以復勘，并且可供后人的復勘。此為舊日史館成規(guī)，亦是世界學人通例?！珏X賓四所記趙東潛生卒年，他當時若隨筆記出處，何至使孟心史、鄭天挺諸君與你我費那么多的時力去尋檢？”這些都潛移默化影響到了王重民的研究。

胡適能和他人從容論學，取決于他對學術(shù)的態(tài)度。他說“研究學術(shù)史的人更當用‘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標準去批評各家的學術(shù)。學問是平等的。發(fā)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fā)現(xiàn)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皩W問是平等”在此有兩層含義，一是在學問面前人人平等，胡適可以質(zhì)疑王國維、章太炎、梁啟超等前輩學者，而比他晚一輩的學者也可與他商榷；二是學問上的發(fā)明無大小之分。

在1929年胡適寫給陳寅恪的信中提到，“鄙意吾兄作述學考據(jù)之文，印刷時不可不加標點符號；書名、人名、引書起訖、刪節(jié)之處，若加標點符號，可省讀者精力不少，又可免去讀者誤解之危險。此非我的偏見，實治學經(jīng)濟之一法，甚望采納?！?sup>雖未對研究內(nèi)容提出什么意見，但標點符號的問題對于讀者閱讀、傳播還是很有影響的。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后，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特別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適推薦王國維為清華研究院的導師（“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胡適為何如此推崇王氏，胡適本人對王氏的學問就很敬重。1923年12月16日，胡適拜訪了王國維，所談的問題中最重要的是關(guān)于戴震（東原）的學問與哲學的傳人問題。第二天，王國維回訪了胡適。從此，兩人建立了良好的學術(shù)關(guān)系，胡適在王國維的啟發(fā)下開始研究戴震，并著《戴東原的哲學》一書。他編注一本新的《詞選》，實際上是他上述整體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編注此書的過程中，每遇到疑難之處，胡適都要虛心及時地向王國維寫信請教，同時，他也往往能得到相應的圓滿答復。1924年7月4日、10月10日、10月21日、12月9日，胡適都為詞學上的問題寫信向王氏請教，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兩代學人之間的學術(shù)關(guān)系。胡適的論文《詞的起原》初稿寫完后，立即呈送王氏，請他指正。王氏的兩封答書，被胡適收在該文的后面，作為文章的有機部分，一并刊出。胡適向?qū)W界充分表明，他的詞學研究成果中，有王國維的直接介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通信雙方甚至多方共同構(gòu)成的交際圈，或是“學者社會”的構(gòu)成，以胡適為例，丁文江、丁聲樹、王國維、任鴻雋、朱經(jīng)農(nóng)、孫楷弟、汪原放、吳晗、楊聯(lián)陞、張元濟、陸侃如、陳垣、陳獨秀、陳寅恪、周汝昌、周作人、陶行知、梅光迪、錢穆、錢玄同、顧廷龍、顧頡剛、梁啟超等，他們與胡適往來論學的書信，不僅數(shù)量多，內(nèi)容豐富，而且涉及學術(shù)領(lǐng)域許多重要問題，對了解20～40年代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的概況及發(fā)展動態(tài)，都提供了一些珍貴的新資料。

3．與青年學子書信論學

胡適是當時文化界學術(shù)界的中心人物，他能以這種態(tài)度對待前輩學者，又能耐心與晚輩商量學問，積極鼓勵后學，無疑有一種極大的鼓動作用。胡適還與許多不知名的青年學子保持著經(jīng)常聯(lián)系與真摯的友誼。由于胡適在“五四”時期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lǐng)袖人物，許多青年都把他當做學習的楷模、指路的明星，而予以崇拜。如，青年張汝舟在1922年4月21日寫給胡適的信中說：“天生了先生這一副聰明才力，不是徒然的，是特派來負一種責任，指導我們青年走他能走的路，享他能享的福。我常私自喜幸，生在先生指導之下，這番有了疑問，不求解決，豈不是坐以自誤嗎？”又如，青年教師吳文祺在1922年10月30日給胡適的信中說，：“我是最佩服先生的人，我的思想行為，受先生的影響也最大。早四年前，我是一個舊文學的信徒。后來讀了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和《建設(shè)的文學革命論》，使我不得不信仰白話文有‘至高無上’的價值。”“我讀了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我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了?！薄拔易x了先生的《論國故學》，我又知道整理國故的重要?！边€有明史專家吳晗先生，在他初涉明史之時，曾得到胡適的指教。他在1931年8月26日給胡適的信中說：“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幾項，讀后恍如無邊的曠野中，夜黑人孤，驟然得著一顆天際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要“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下去?！敝劣趯懶耪埥谈鞣N學術(shù)問題，要求幫助審閱各種文稿、指導各種研究課題，提供各種參考書目等書信就不勝枚舉了。故有人說胡適“影響了一代青年學子”，看來并非過譽之詞。

胡適的《〈鏡花緣〉的引論》（1923年寫）問世后，引起江蘇海州人的關(guān)注，吳魯星撰《〈鏡花緣〉考證》一文，以為《鏡花緣》不是李汝珍所作，而是當?shù)貍髡f中的許喬林、許桂林兄弟所作。孫佳訊看到吳文以及許氏兄弟所著書后，作《〈鏡花緣〉補考》，斷定李汝珍為作者，同時補正胡適文中的幾處錯誤。孫佳訊文在《秋野》第二卷第五期上刊出，胡適讀后，即寫信給孫，“高興的是你尋得了許多海州學者的遺著，把這位有革新思想的李松石［汝珍］的歷史考的更詳細了；感謝的是你修正了我的許多錯誤?！?sup>胡適在信中還請孫佳訊允許將著書以及許氏兄弟所作《〈鏡花緣〉補考》作為《〈鏡花緣〉的引論》的附錄。

孫佳訊回信說：“接讀你的信，使我十二分喜悅；我那篇《補考》，僅是零碎的雜記，不意竟引起先生的注意！”受胡適的鼓勵，孫佳訊于當年寫了一篇《海屬鏡花緣傳說辨證》（后刊于《青年界》第四卷第四期）。1935年又有《再辨鏡花緣傳說》之作（后刊于《學術(shù)》第三期），到1980年重審《鏡花緣》作者疑案，撰《鏡花緣作者的疑案》（刊于《中華文史論叢》第三輯），至1984年孫佳訊出版《〈鏡花緣〉公案辨疑》（齊魯書社1984年版），終了結(jié)此公案。斷斷續(xù)續(xù)有五十余年，此中當然有他自己的治學興趣，但也決不能排除胡適的肯定與鼓勵的影響，這對一位剛走上學術(shù)之路的青年來說，顯得尤為重要。

這些論學書信，對于胡適而言是源頭的活水，是學術(shù)的資源，是友情的承載，同時也是他學術(shù)理想的寄托，著述的方式之一。

在現(xiàn)代學人中，利用書信論學這一傳統(tǒng)進行學術(shù)交流的，胡適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歷史學者陳垣在撰成《明季滇黔佛教考》后，在寫給陳樂素的信中說：“文成必須有不客氣之諍友指摘之。惜陳［寅?。?、胡［適］、倫［明？］諸先生均離平，吾文遂無可請教之人矣，非無人也，無不客氣之人也?！?sup>充滿了無人商榷學術(shù)的遺憾之情。應該說當時整個學術(shù)界書信論學的風氣都很濃厚，也能夠心平氣和地站在學術(shù)立場上進行討論，由此而結(jié)成的學誼頗為我們現(xiàn)在所欽羨。以前文提到的胡適與陳垣為例，1930年11月，胡適攜眷至北平，在米糧庫4號租定新宅，而陳垣從1932年8月也搬至米糧庫1號，直至盧溝橋事變，兩人做了近5年的鄰居，他們之間的論學書信往來很是頻密，尤以1933年、1934年為突出。住得這么近為什么采用書信的方式，而不是對談的方式，很是有趣。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書信的方式可以更為系統(tǒng)地闡述看法，并能保存，事實上這些都可以作為著述或是著述的準備。陳智超在《陳垣與胡適》文章中說：“他的一般信稿都寫在用過的紙張背面，謄清發(fā)出后即不予保留。但5日函卻保留了謄過的底稿，可見他對這次討論的重視。同時他又為有胡適之這樣直諒多聞的諍友而高興，他在信中盛贊胡‘絕頂聰明’、‘研究態(tài)度及方法亟當師法’，是極少見的，也都不是謙辭?！?sup>在1933年4月1日至10日的十天當中，兩人圍繞《四十二章經(jīng)》的問題，往來書信達8通之多，而且基本都是長信，并對研究方法進行了討論，胡適對此次討論相當重視，將《四十二章經(jīng)考》一文及4月5日兩人來往函、6日致陳函都收入他自編的《胡適論學近著》一書中，公開發(fā)表，“此次所論，問題雖小，而牽涉的方法問題頗關(guān)重要”，是展示他“此次所論，問題雖小，而牽涉的方法問題頗關(guān)重要”，是展示他的“歷史演變的觀點”的一個實例。

他們的書信論學猶如一場精彩的友誼比賽，實力伯仲、旗鼓相當，達成一致的地方心有默契，未能達成一致的地方，經(jīng)過辯論、不斷補充論據(jù)，使自己的觀點更加嚴密，在學術(shù)上平等、坦率，用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智慧的交鋒、學問的切磋，令人欽敬。

1. 黃維華．書信的文化源起與歷史流變．江海學刊，1996（3）：170。
2. 黃維華．書信的文化源起與歷史流變．江海學刊，1996（3）：171。
3. 書記篇，劉勰著，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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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吳士海．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書信別稱．檔案與建設(shè)，2000（5）：55。
11. 如周亮工《尺牘新鈔》系集明末清初文人的短札；《秋水軒尺牘》則是清末許思湄自己的往來應酬之作成集，皆可為證。
12. 薛海蘭．個人書信與修辭說略．平頂山師專學報，2004（8）：68。
13. 吳式芬（1796—1856），號誦孫，山東海豐人，1835年進士，后為內(nèi)閣學士，善書法。其弱冠時即喜舊人信札，40年里經(jīng)眼者數(shù)萬計，在他62歲時，編就《名家書簡百通》，包括清代顧炎武、黃宗羲、傅山、宋曹、王時敏、王鑒、邵彌、陳洪綬、肖云從、項圣謨、王鐸、孫承澤、周亮工、梁清標、笪重光、朱耷、龔賢、查士標、程邃、王原祁、吳歷、朱彝尊、高士奇、汪士慎、金農(nóng)、丁敬、鄭燮、袁枚、劉墉、翁方綱、梁同書、王文治、錢灃、羅聘等在內(nèi)六百余家、七百三十余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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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希杰．修辭學導論．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466。
16. 薛海蘭．個人書信與修辭說略．平頂山師專學報，2004（8）：68。
17. 李敏紅．試論書信語體的語言特征．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01（2）：28－31。
18. 李敏紅．試論書信語體的語言特征．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01（2）：28－31。
19. 王怡紅．人與人的相遇：人際傳播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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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玉萍，沙莎．私人書信作品發(fā)表權(quán)論析．青海社會科學，2004（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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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吳漢東．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學．北京：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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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賀衛(wèi)方．史料建設(shè)．云夢學刊，2006（4）。
29.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思想史的寫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135。
30. 痛哭古人，留贈來者，《柳如是別傳》的撰述旨趣，見：劉夢溪．學術(shù)思想與人物．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115。
31. 保存于羅家后人手中的王國維的信既已陸續(xù)發(fā)表，而羅振玉的信則因王東明女士幾次談及其父焚燒羅信的情節(jié)，久傳業(yè)已毀失。其實絕大多數(shù)還保存著，在王身后由趙萬里整理粘貼，捐贈北京圖書館了。具體可參看《王國維羅振玉往來書信集》。
32. 可參看《中國近代文學大系·書信日記一》序，上海書店，1992：2－3。
33. 羊春秋，何嚴編．歷代治學論文書信選．長沙：岳麓書社，1982：27。
34. 羊春秋，何嚴編．歷代治學論文書信選．長沙：岳麓書社，1982：33。
35. 書記．劉勰著．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233。
36. 書記．劉勰著．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233。
37. 書記．劉勰著．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233。
38. 參見：書記．劉勰著．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233—242。
39. 章表，劉勰著．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206。
40. 奏啟．劉勰著．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213。
41. 議對．劉勰著．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222。
42. 書記．劉勰著．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231。
43. 羊春秋，何嚴編．歷代治學論文書信選．長沙：岳麓書社，1982：6。
44. 可參看羊春秋，何嚴編．歷代治學論文書信選．長沙：岳麓書社，1982：3－10。
45. 序言，見［明］王陽明著．張懷承注譯．傳習錄．長沙：岳麓書社，2004。
46. 錢德洪序．［明］王陽明著，張懷承注譯．傳習錄．長沙：岳麓書社，2004：121。
47. 錢德洪序．［明］王陽明著，張懷承注譯．傳習錄．長沙：岳麓書社，2004：121。
48. 錢德洪序，［明］王陽明著，張懷承注譯．傳習錄．長沙：岳麓書社，2004：122。
49. 答顧東橋書，［明］王陽明著，張懷承注譯．傳習錄．長沙：岳麓書社，2004：124。
50. 答周道通書，［明］王陽明著，張懷承注譯．傳習錄．長沙：岳麓書社，2004：164。
51. 顧東橋，顧璘，南都上元人，工詩文。周道通，周衡，號靜庵，江蘇宜興人，從學于王陽明，后又從學湛若水，其學合會王、湛兩家。陸原靜。歐陽崇一，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王陽明弟子，為江右王門的重要代表人物。羅整庵，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江西泰和人。明代著名理學家，著有《困知記》，對于陸王與程朱均有批評。少宰，次長，他曾任吏部侍郎。聶文蔚，號雙江，江西永豐人。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傅。為江右王門歸寂派的倡導者。
52. 答羅整庵少宰書，見［明］王陽明著，張懷承注譯．傳習錄．長沙：岳麓書社，2004：212－213。
53. 答羅整庵少宰書，見［明］王陽明著，張懷承注譯．傳習錄．長沙：岳麓書社，2004：215－216。
54. 教讀，社學的教師，劉伯頌為教讀之一。這是講兒童教育的基本原則。
55. 顧炎武．與黃太沖書．顧亭林詩文集·佚文輯補．北京：中華書局，1983。
56. 黃宗羲．古文尚書疏證序．《南雷文定》三集卷一，北京：商務印書館。
57. 王俊義．二十世紀清代學術(shù)思想史研究之回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7（3）。
58. 梁啟超著．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shù)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4。
59. 梁啟超著．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shù)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2。
60. 錢大昕．答王西莊書．見：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九卷，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603。
61. 梁啟超著．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shù)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7。
62. ［美］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140。
63. ［美］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139。
64. ［美］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141。
65. ［美］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140。
66. 章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清朝乾嘉時代的著名學者。《文史通義》闡發(fā)作者迥然不逐流俗、究心史學義例以救當時學風之弊的治學志向和“六經(jīng)皆史”的著名見解以及一生治學所得。自晚清以來，以《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廣為學人重視。
67. 章學誠．答邵二云．文史通義．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264。
68. 章學誠．與邵二云論學．文史通義．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265。
69. ［美］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140。
70. ［美］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141。
71. 葛兆光．十八世紀的學術(shù)與思想．讀書，1996（6）。
72. 葛兆光．十八世紀的學術(shù)與思想．讀書，1996（6）。
73. 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4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145。
74. 參看：前言，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75. 北大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胡適書信集》三冊，集錄了胡適1907—1933年書信，按年編目，其中有許多家信，是考研胡適生平及思想發(fā)展的重要史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了《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上下兩本，收集了1910—1948胡適學術(shù)往來書信700余件80萬字，以書信來往入編目，對研究胡適的學術(shù)思想和現(xiàn)代文學史的發(fā)展有很大的價值。中華書局版的《胡適來往書信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中華書局1979年6月出版，上中下三冊，首印2萬冊，內(nèi)部發(fā)行。
76. 徐雁平．胡適與整理國故考論：以中國文學史研究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94。
77. 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書店，2004：384。
78. 胡適．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詩．見姜義華編．胡適學術(shù)文集：新文學運動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326。《自跋》中說：“此詩凡用十一外國字：一為抽象名，十為本名。人或以為病。其實此種詩不過是文學史上一種實地試驗，前不必有古人，后或可詔來者，知我罪我，當于試驗之成敗定之耳。”這也是胡適一生中所寫的最長的一首詩。
79. 原詩為：“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索虜與霍桑，‘煙士披里純’。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倍紴楹m原詩中的外來字。見姜義華編．胡適學術(shù)文集：新文學運動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372。
80. 此段可參見《與梅覲莊論文學改良》等文章，見姜義華．胡適學術(shù)文集：新文學運動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372－373。
81. 胡適另填一首《沁園春》詞，題目為“誓詩”?！案粋?，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yè)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qū)馳。”此詞填于1915年4月13日，可以看做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文學宣言。
82. 胡適，《嘗試集》自序，見姜義華．胡適學術(shù)文集：新文學運動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372－373。
83. 胡適．《嘗試集》自序．姜義華．胡適學術(shù)文集·新文學運動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377。
84. 胡適．《嘗試集》自序．姜義華．胡適學術(shù)文集·新文學運動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377。
85. 胡適．一首白話詩引起的風波．姜義華．胡適學術(shù)文集·新文學運動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344。
86. 見胡適致任叔永7月26日信，姜義華．胡適學術(shù)文集·新文學運動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346。
87. 胡適．再答叔永．姜義華．胡適學術(shù)文集·新文學運動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347。
88. 胡適．《嘗試集》自序．姜義華．胡適學術(shù)文集·新文學運動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380。
89. 胡適．《嘗試集》自序．姜義華．胡適學術(shù)文集·新文學運動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380。
90. 胡適．《嘗試集》自序．姜義華．胡適學術(shù)文集·新文學運動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380。
91. 見《新青年》2卷6號，通信欄，胡適研究者周質(zhì)平在《胡適與錢玄同》一文中指出，“錢玄同對中國近代文學的貢獻，應從他支持胡適白話文的主張開始”，“雖然胡適與錢玄同在個性上不盡相同，但絲毫不妨礙他們友誼的發(fā)展，也不影響兩人在學術(shù)研究上的切磋合作。從白話文、新詩到標點符號、注音符號的提倡，以至于古史的考辨，胡適與錢玄同始終是并肩作戰(zhàn)，互相支持的?！绷硗?，胡、錢的學術(shù)爭論也有相當?shù)牟糠衷凇缎虑嗄辍返摹巴ㄐ拧睓谥谐尸F(xiàn)。具體可參見周質(zhì)平．胡適與中國現(xiàn)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92. 陳獨秀．答錢玄同．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68。
93.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75。
94.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76。
95. 余嘉錫致胡適函1929年2月19日．見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641。
96. 徐雁平．胡適與整理國故：以中國文學史研究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97。
97. 胡適．論國故學（1919年8月16日）．見胡適文存．合肥：黃山書社，1996：321。
98. 選自陳寅恪保存的胡適信札．轉(zhuǎn)引自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762。
99. 參見：前言，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
100. 胡適．胡適文存，第三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429。
101. 陳垣致陳樂素函（1940年1月7日），見：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28。
102. 陳智超，陳垣與胡適．陳智超自選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216。
103. 具體可參看陳智超，陳垣與胡適．陳智超自選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205－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