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為自己豎起了一座紀念碑”
作家紀念物和作家崇拜

我當如何說起普希金？一個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

（安德烈·別雷^[5]，1925年）

在最初通過紀念碑接觸到普希金的俄國人中，有一位就是詩人瑪琳娜·茨維塔耶娃。1890年代她還是個孩童時，常常被保姆帶到“普希金那兒”去散步，也就是那座普希金雕塑，坐落在環(huán)繞著莫斯科老城中心的那些林蔭道內環(huán)?！耙粋€比誰都要高大黝黑的黑人”，他標記著那些孩童漫步的“終點和邊界”。

圖2 位于莫斯科普希金廣場上的普希金雕像（A. M.奧佩庫申，1880年）。這座雕像深受俄羅斯百姓喜愛，周圍總有鮮花裝飾：列夫·托爾斯泰覺得這座雕塑上的普希金像個男仆在向主人宣布“上菜了”，此話一出，照例讓俄國人憤怒不已

普希金的那座雕塑低著頭，一只手放在胸前，姿態(tài)和面部緊張專注的表情暗示他正靈感奔涌。那是個典型的浪漫主義形象，是詩人自己在他的短篇小說《埃及之夜》（1833）中喚起的“即興詩人”和“夢想家”的形象。在那部短篇中，一個頭發(fā)蓬亂、聲名狼藉的外國人來到圣彼得堡，受邀參加一種上等人客廳里的文學游戲。女士們和先生們在小紙條上寫下題目，扔進一個花瓶里，外國人把花瓶作為一種摸彩袋，從中取出紙條，看自己須根據(jù)怎樣的題目作詩。最終，他即興作詩的題目是克萊奧帕特拉和她的情夫們：

然而，即興詩人業(yè)已感到神明附體……他示意樂師們奏樂……他的臉色十分蒼白，渾身戰(zhàn)栗，像打擺子一樣，一雙眼睛燃燒著奇異的火光。他抬手將垂下額頭的黑發(fā)攏上去，掏出手絹擦一擦冒出汗珠的高高的額頭……然后向前跨了一步，雙手在胸前抱成十字……音樂停止，即興詩人的朗誦開場。

這里，我們看到一位藝術家正處在浪漫主義靈感乍現(xiàn)的瞬間。不過最好不要輕率地把這一段當成普希金隱而不宣的自傳。無疑，《埃及之夜》中沒有哪一處文字明確鼓勵我們認定，這則天降靈感構思創(chuàng)作的強力神話是普希金的生平真事。而詩人的草稿表明，他的作品絕非一蹴而就，而總是在最終完稿之前經過一再的大幅修改。普希金追求的精妙聲音效果需要費些力氣才能達到，而既要話語直白平實，又要避免過于露骨，這樣一項復雜的任務就意味著在一次次的修改中，對詩歌主題或論調的表達變得越來越隱晦。然而那個關于詩人–夢想家的傳說深入人心：普希金原本是個勤奮的寫作者，但這一事實似乎就是沒有“普希金是個快活的天才、他的每一份詩思都是天賜靈感”那么撩人遐想。后來的俄國作家，包括阿赫瑪托娃和納博科夫，往往用鉛筆和橡皮而非鋼筆來寫作，為的是他們的第一、第二乃至第四十四稿不至成為讓后世幻滅的佐證以及多事的學術研究的資本。用詩人葉蓮娜·施瓦茨（生于1948年）^[6]的話說，“沒有什么改動。我的詩都是一氣呵成。我無須努力，通常都是在浴缸里完成一切創(chuàng)作的”。

如果說這座雕像所選擇的形象說明了浪漫主義對俄羅斯文學文化的持久影響，該雕像的建造卻是普希金崇拜制度化的一個里程碑，在很多方面堪比英國的莎士比亞崇拜。普希金崇拜最早出現(xiàn)在1879—1880年詩人70周年誕辰^[7]的紀念活動上，在1899年詩人百年誕辰慶典上愈演愈烈，到1911年普希金就讀的皇村中學建校100周年時再次達到高潮，結果不僅筑造了多座雕像和多塊紀念匾，還產生了不少詩歌、頌詞和畫作。在最后這一類中，著名的有當時首屈一指的歷史畫家伊利亞·列賓的巨制。那幅畫作紀念的是1815年的一次著名事件——普希金朗誦自己的詩歌《皇村回憶》，據(jù)說促使年邁的新古典主義詩人加夫里拉·杰爾查文夸贊他為自己的接班人。列賓幾乎把那天的場景處理成了一個俗世的圣像畫。普希金的姿態(tài)，他年紀輕輕便才華洋溢與老邁的杰爾查文的連連驚嘆形成鮮明對比，這些都取材自教堂里的耶穌畫像，表現(xiàn)的是年輕的耶穌在神學辯論中的口才令賢明的圣人們瞠目結舌。然而聽眾——除了起身探向普希金的杰爾查文之外——的面孔卻是一幅幅貪婪、自私和愚蠢的漫畫，取材自弗拉芒人和荷蘭人描繪的對耶穌的嘲笑。它們暗示著另一個強大的神話，即政治和社會當權者充滿敵意的不解能夠摧毀藝術天才的神話。

圖3 《普希金在1815年1月8日的皇村中學畢業(yè)典禮上朗誦自己的詩歌〈皇村回憶〉》，伊利亞·列賓

除了在雕塑家、作家和畫家的作品中占據(jù)一席之地，到1880年代，普希金崇拜還產生了商業(yè)價值，類似于如今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8]或霍沃思^[9]的日常景象。當然，當時還沒有商家出售“高加索的俘虜”桌墊、“葉甫蓋尼”和“達吉雅娜”馬克杯或“巴赫奇薩賴汗宮的淚泉”餅干，但已經有了普希金鋼筆、普希金巧克力包裝紙和普希金雪茄盒，乃至普希金伏特加酒瓶。很多希望俄羅斯文學遠離商業(yè)市場的專業(yè)作家和評論家看到商家營銷普希金，無不感到震驚和厭惡。這似乎成了一個身處商業(yè)價值觀威脅之下的文化的諸多癥狀之一。西吉斯蒙德·利布羅維奇在1889年的紀念活動之后出版了一套普希金肖像畫冊，在他看來，“對詩人備受愛戴的容貌的褻瀆”恰恰說明了“廣告，用魏勒的話說，可謂‘無遠弗屆，無知無畏，六親不認，無孔不入’”。

俄國作家對重商主義的厭惡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常態(tài)；它的影響還將繼續(xù)，納博科夫對爵士樂和雜志廣告的抨擊就是一例，他甚至還極富創(chuàng)意地在《洛麗塔》中寫到亨伯特·亨伯特對美國流行文化的令人作嘔的迷戀。悖論是，有時最前衛(wèi)和政治思想最激進的作家，對商業(yè)壓力反而最不敏感。馬雅可夫斯基在1920年代中期環(huán)游俄羅斯做巡回詩朗誦時，就一心要斥責書店老板們在銷售他的書時態(tài)度懶散、力度不夠。1932年以后，蘇聯(lián)的文化集權把“商業(yè)文化便意味著低水準”作為官方信條。文化產品（書籍、繪畫、音樂會、芭蕾表演）物美價廉成了讓人自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