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適文存》，約計有一百四五十萬字。我希望少年學生能讀我的書，故用報紙印刷，要使定價不貴。但現(xiàn)在三集的書價已在七元以上，貧寒的中學生已無力全買了。字數(shù)近一百五十萬，也不是中學生能全讀的了。所以我現(xiàn)在從這三集中選出了二十二篇論文，印作一冊，預備給國內的少年朋友們作一種課外讀物。如有學校教師愿意選我的文字作課本的，我也希望他們用這個選本。

我選的這二十二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組。

第一組六篇，泛論思想的方法。

第二組三篇，論人生觀。

第三組三篇，論中西文化。

第四組六篇，代表我對于中國文學的見解。

任北大教授時的胡適

第五組四篇，代表我對于整理國故問題的態(tài)度與方法。

為讀者的便利起見，我現(xiàn)在給每一組作一個簡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們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徑。

一、第一組收的文字是：

演化論與存疑主義

杜威先生與中國

杜威論思想

問題與主義

新生活

新思潮的意義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jù)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了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故我選前三篇介紹這兩位大師給我的少年朋友們。

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能合作一條聯(lián)合戰(zhàn)線。這個希望是錯誤的。辯證法⁽²⁾出于黑格爾的哲學，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方法。實驗主義是生物進化論出世以后的科學方法。這兩種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為中間隔了一層達爾文主義。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就是教我們明了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由于一點一滴的變異，所以是一種很復雜的現(xiàn)象，決沒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變。辯證法的哲學本來也是生物學發(fā)達以前的一種進化理論；依他本身的理論，這個一正一反相毀相成的階段應該永遠不斷的呈現(xiàn)。但狹義的共產(chǎn)主義者卻似乎忘了這個原則，所以武斷的虛無一個共產(chǎn)共有的理想境界，以為可以用階級斗爭的方法一蹴而就，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階級專政方法把持不變。這樣的化復雜為簡單，這樣的根本否定演變的繼續(xù)便是十足的達爾文以前的武斷思想，比那頑固的黑格爾更頑固了。

實驗主義從達爾文主義出發(fā)，故只能承認一點一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靠的進化。我在《問題與主義》和《新思潮的意義》兩篇中，只發(fā)揮這個根本觀念。我認定民國六年以后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再造中國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徑全靠研究一個個的具體問題。我說：

文明不是籠統(tǒng)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tǒng)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xiàn)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tǒng)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tǒng)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都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都是一點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頁六八)

我這個主張在當時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當時(民國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國內正傾向于談主義，我預料到這個趨勢的危險，故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警告。我說：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據(jù)于一生的經(jīng)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y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經(jīng)驗學問，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思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應該可以有什么樣的效果，更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最滿意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jīng)過這三步工夫來的。(頁三六)

我又說：

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待證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jīng)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fā)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yǎng)成人類的創(chuàng)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于抽象名詞的迷信。(頁五○)

這些話是民國八年七月寫的。于今已隔了十幾年，當日和我討論的朋友，一個已被殺死了，一個也頹唐了，但這些話字字句句都還可以應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現(xiàn)狀。十幾年前我所預料的種種危險—“目的熱”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詞，把主義用做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都顯現(xiàn)在眼前了，所以我十分誠懇的把這些老話貢獻給我的少年朋友們，希望他們不可再走錯了思想的路子。

《新生活》一篇，本是為一個通俗周報寫的；十幾年來，這篇短文走進了中小學的教科書中，讀過的人應該在一千萬以上了。但我盼望讀過此文的朋友們把這篇短文放在同組的五篇中重新讀一遍。赫胥黎教人記得一句“拿證據(jù)來”，我現(xiàn)在教人記得一句“為什么”。少年的朋友們，請仔細想想：你進學校是為什么？你進一個政黨是為什么？你努力做革命工作是為什么？革命是為了什么而革命，政府是為了什么而存在？

請大家記得：人同畜生的分別，就在這個“為什么”上。

二、第二組的文字只有三篇：

《科學與人生觀》序

不朽

易卜生主義

這三篇代表我的人生觀，代表我的宗教。

《易卜生主義》一篇寫的最早，最初的英文稿是民國三年在康奈爾大學哲學會宣讀的，中文稿是民國七年寫的，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的精華；故我這篇文章只寫得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這篇文章在民國七八年間所以能有最大的興奮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為它所提倡的個人主義在當日確是最新鮮又最需要的一針注射。

娜拉拋棄了家庭丈夫兒女，飄然而去，只因為她覺悟了她自己也是一個人，只因為她感覺到她“無論如何，務必努力做一個人”。這便是易卜生主義，易卜生說：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種真實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于你的事最要緊，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阋胗幸嬗谏鐣詈玫姆ㄗ幽绨涯阕约哼@塊材料鑄造成器?！械臅r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頁一三○)

這便是最健全的個人主義。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會。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把自己鑄造成了自由獨立的人格，你自然會不知足，不滿意于現(xiàn)狀，敢說老實話，敢攻擊社會上的腐敗情形，做一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鐸曼醫(yī)生。斯鐸曼醫(yī)生為了說老實話，為了揭穿本地社會的黑幕，遂被全社會的人喊作“國民公敵”。但他不肯避“國民公敵”的惡名，他還要說老實話，他大膽的宣言：

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這也是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真精神。

這個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一面教我們學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一面教我們學斯鐸曼醫(y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zhàn)。少年的朋友們，不要笑這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陳腐思想！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歐洲有了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shù)愛自由過于面包，愛真理過于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現(xiàn)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科學與人生觀>序》一篇略述民國十二年的中國思想界中一場大論戰(zhàn)的背景和內容(我盼望讀者能參讀《文存三集》里《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的吳敬恒一篇，頁一五—一八六)。在此序的未段，我提出我所謂“自然主義的人生觀”(頁九二—九五)。這不過是一個輪廓，我希望少年的朋友們不要僅僅接受這個輪廓，我希望他們能把這十條都拿到科學教室和實驗室中去細細證實或否證。

這十條的最后一條是：

根據(jù)于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個人—“小我”—是要死滅的，而人類—“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為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zhèn)€人謀死后的“天堂”“凈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這個意思在這里說的太簡單了，讀者容易起誤解。所以我把《不朽》一篇收在后面，專說明這一點。

我不信靈魂不朽之說，也不信天堂地獄之說，故我說這個小我是會死滅的。死滅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現(xiàn)象，不足怕，也不足惜，但個人自有他的不死不滅的部分：他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大小，無論善惡，無論是非，都在那大我上留下不能磨滅的結果和影響。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許可以毀滅一村一族。他起一個念頭，也許可以引起幾十年的血戰(zhàn)。他也許“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善亦不朽，惡亦不朽；功蓋萬世固然不朽，種一擔谷子也可以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可以不朽。古人說：“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我們應該說：“說一句話而不敢忘這句話的社會影響，走一步路而不敢忘這步路的社會影響?！边@才是對于大我負責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

這樣說法，并不是推崇社會而抹煞個人。這正是極力抬高個人的重要。個人雖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動都在社會上留下不朽的痕跡，芳不止流百世，臭也不止遺萬年，這不是絕對承認個人的重要嗎？成功不必在我，也許在我千百年后，但沒有我也決不能成功。毒害不必在眼前，“我躬不閱，遑恤我后！”然而我豈能不負這毒害的責任？今日的世界便是我們的祖宗種的德，造的孽。未來的世界全看我們自己種什么德或造什么孽。世界的關鍵全在我們手中，正如古人說的“任重而道遠”，我們豈可錯過這絕好的機會，放下這絕對重大的擔子？

有人對你說：“人生如夢?！本退闶且粓鰤袅T，可是你只有這一個做夢的機會。豈可不振作一番，做一個痛痛快快轟轟烈烈的夢？

有人對你說，“人生如戲?！本驼f是做戲罷，可是，吳稚暉先生說的好：“這唱的是義務戲，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誰便無端的自己扮作跑龍?zhí)?，辛苦的出臺，止算做沒有呢？”

其實人生不是夢，也不是戲，是一件最嚴重的事實。你種谷子，便有人充饑；你種樹，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涼；你拆爛污，更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燒死。你種瓜便得瓜，種豆便得豆，種荊棘便得荊棘。少年的朋友們，你愛種什么？你能種什么？

三、第三組的文字，也只有三篇：

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tài)度

漫游的感想

請大家來照照鏡子

在這三篇中，我很不客氣的指摘我們的東方文明，很熱烈的頌揚西洋的近代文明。

人們常說東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質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來的謠言，用來遮掩我們的羞臉的。其實一切文明都有物質和精神的兩部分：材料都是物質的，而運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木頭是物質；而刳木為舟，構木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器物越完備復雜，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鍋爐，一輛摩托車，一部有聲電影機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們老祖宗的瓦罐、大車、毛筆多得多了。我們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萬噸大汽船是物質文明。

但物質是倔強的東西，你不征服他，他便要征服你。東方人在過去的時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點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懶惰子孫得過且過，不肯用手用腦去和物質抗爭，并且編出“不以人易天”的懶人哲學，于是不久便被物質戰(zhàn)勝了。天旱了，只會求雨；河決了，只會拜金龍大王；風浪大了，只會禱告觀音菩薩或天后娘娘?；哪炅耍缓锰踊娜?；瘟疫來了，只好閉門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許愿。樹砍完了，只好燒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對著嘆氣。這樣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huán)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所以我說：

這樣受物質環(huán)境的拘束與支配，不能跳出來，不能運用人的心思智力來改造環(huán)境改良現(xiàn)狀的文明，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頁一五四)

反過來看看西洋的文明。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的環(huán)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人類最大多數(shù)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頁一五五)

這是我的東西文化論的大旨。

少年的朋友們，現(xiàn)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動你們的夸大狂，天天要你們相信中國的舊文化比任何國高，中國的舊道德比任何國好。還有一些不曾出國門的愚人鼓起喉嚨對你們喊道：“往東走！往東走！西方的這一套把戲是行不通的了！”

我要對你們說：不要上他們的當！不要拿耳朵當眼睛！睜開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不要怕模仿，因為模仿是創(chuàng)造的必要預備工夫。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因為絕大多數(shù)人的惰性已經(jīng)夠保守那舊文化了，用不著你們少年人去擔心。你們的職務在進取，不在保守。

請大家認清我們當前的緊急問題。我們的問題是救國，救這衰病的民族，救這半死的文化。在這件大工作的歷程中，無論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們起死回生，返老還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應該充分收受。我們救國建國，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應用，不管他來自何方。

四、第四組的文字有六篇：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嘗試集》自序

文學進化觀念

國語的進化

文學革命運動

《詞選》自序

這里有一部分是敘述文學革命運動的經(jīng)過的，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對于文學的見解。

我在這十幾年的中國文學革命運動上，如果有一點點貢獻，我的貢獻只在：

(1)我指出了“用白話作新文學”的一條路子。(頁一九四—二○三；頁二三八—二四○；頁二七七—二八三)

(2)我供給了一種根據(jù)于歷史事實的中國文學演變論；使人明了國語是古文的進化，使人明了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什么地位。(頁二四二—二八四；頁三○四—三○九)

(3)我發(fā)起了白話新詩的嘗試。(頁二一七—二四一)

這些文字都可以表出我的文學革命論也只是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一種實際應用。

五、第五組的文字有四篇：

《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

古史討論的讀后感

《紅樓夢》考證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這都是關于整理國故的文字。

《季刊宣言》是一篇整理國故的方法總論，有三個要點：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研究的范圍。

第二，用系統(tǒng)的整理來部勒研究的資料。

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這一篇是一種概論，故未免覺得太懸空一點。以下的兩篇便是兩個具體的例子，都可以說明歷史考證的方法。

《古史討論》一篇，在我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論。這里面討論了兩個基本方法：一個是用歷史演變的眼光來追求傳說的演變，一個是用嚴格的考據(jù)方法來評判史料。

顧頡剛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中曾說他從我的《<水滸傳>考證》和《井田辨》等文字中得到歷史方法的暗示。這個方法便是用歷史演化的眼光來追求每一個傳說演變的歷程。我考證《水滸》的故事，包公的傳說，貍貓換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用這個方法。顧先生用這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史，曾有很好的成績。顧先生說得最好：“我們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jīng)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后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其實對于紙上的古史跡追求其演變的步驟，便是整理他了。

在這篇文字中，我又略述考證的方法，我說：

我們對于“證據(jù)”的態(tài)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jù)。但史家要問：(1)這種證據(jù)是在什么地方尋出的？

(2)什么時候尋出的？

(3)什么人尋出的？

(4)依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

(5)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偽(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頁三四八—三四九)

《<紅樓夢>考證》諸篇只是考證方法的一個實例。我說：

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著者”和“本子”兩個問題上著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后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我在這篇文章里處處想撇開一切先人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jù)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jù)，讓證據(jù)做向導，引我到相當?shù)慕Y論上去。(頁四一一—四一二)

這不過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際應用。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名”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

試舉曹雪芹的年代一個問題作個實例。民國十年，我收得了一些證據(jù)，得著這些結論：

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約公元1765)……我們可以猜想雪芹大約生于康熙末葉(約1715—1720)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頁三八三)

民國十一年五月，我得著了《四松堂集》的原本，見敦城挽曹雪芹的詩題下注“甲申”二字，又詩中有“四十年華”的話，故修正我的結論如下：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他死時只有“四十年華”，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年(1719)。(頁四二○)

但到了民國十六年，我又得了脂硯齋評本《石頭記》，其中有“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的話。壬午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當公元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和我七年前的斷定(“乾隆三十年左右，約公元一七六五”)只差一年多。又假定他活了四十五歲，他的生年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

這也和我七年前的猜測正相符合。(頁四三三)

考證兩個年代，經(jīng)過七年的時間，方才得著證實。證實是思想方法的最后又最重要的一步。不曾證實的理論，只可算是假設；證實之后，才是定論，才是真理。我在別處《文存三集》(頁二七三)說過：

我為什么要考證《紅樓夢》？在消極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謬說。

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證據(jù)而后信。

我為什么要替《水滸傳》作五萬字的考證？我為什么要替廬山一個塔作四千字的考證？我要教人知道學問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貫的。……肯疑問“佛陀耶舍究竟到過廬山?jīng)]有”的人，方才肯疑問“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過一個塔的真?zhèn)蔚乃枷肓晳T，方才敢疑上帝的有無。

少年的朋友們，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這些都只是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這些文字中，我要讀者學的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tài)度，一點科學方法?？茖W精神在于尋求事實，尋求真理?？茖W態(tài)度在于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jù)走?？茖W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jù)，只可懸而不斷；證據(jù)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后，方才奉為定論。

少年的朋友們，用這個方法來做學問，可以無大差失；用這種態(tài)度來做人處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著眼睛牽著鼻子走。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里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抱著無限的愛和無限的希望，我很誠摯的把這一本小書貢獻給全國的少年朋友！

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時，將離開江南的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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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0年12月上海亞東圖書館《胡適文選》初版序言。

(2)胡適原文，所有“辯證”二字，皆寫作“辨證”，為符合現(xiàn)代閱讀習慣，本書統(tǒng)改為通用的“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