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為什么編寫這本書？

我這一生，自大學畢業(yè)，一直在研讀魯迅，從業(yè)余到專業(yè)，迄今五十二年?！白釉唬骸?，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樂之”而閱讀，是人生一大快事。我樂于研讀魯迅。研讀魯迅使我感到充實，感到痛快，感到希望。雖然，當我想寫點魯迅，卻又感到?jīng)]有什么話還要我來說了。

魯迅是新文化先驅(qū)，是終身守護新文化，創(chuàng)造新文化，為掃蕩妨害新文化成長的謬見而不遺余力、奮斗不息的一個先驅(qū)，又是新文化先驅(qū)中最富思想、最有思想業(yè)績的一個。

新文化的濫觴，我認為是陳獨秀發(fā)表于當年《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因為他提出了對于舊文化的根本挑戰(zhàn)。他指出：“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綱，則民于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于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于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孝，曰節(jié)，——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人間百行，皆以自我為中心，此而喪失，他何足言？奴隸道德者，即喪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義由己起，附屬他人以為功過者也。自負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奮斗以脫離此附屬品之地位，以恢復獨立自主之人格！”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孔子和他的之徒安身立命的學說精魂，是儒家學說的根基，是“不可得與民變革”的根本特質(zhì)。這一點，在《禮記·大傳》中說得斬釘截鐵：“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庇H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三綱”的精髓。朝代可以更迭，它是“不可得與民變革”的。正是這“三綱”，自孔子以來兩千多年成為我國的“正統(tǒng)思想”—“主流思想”—“統(tǒng)治思想”。挑戰(zhàn)儒家的“正統(tǒng)思想”，反對儒家的“正統(tǒng)思想”，是新文化的立意、主旨，也是新文化提出的根據(jù)。新文化是對人的奴隸地位提出挑戰(zhàn)、堅決反抗的文化，是呼喚人格獨立的文化，是爭取人成為人的文化。

在中國，現(xiàn)代的人的覺醒，現(xiàn)代的人道的訴求，興起于晚清。魯迅并不是最早的。魯迅是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二十七歲的時候，在日本作《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和《破惡聲論》，才提出了“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文化偏至論》）的“立人”思想，確立了“立人”思想的基礎框架。但那時人們追求的是暴力革命，是用武力外抗強權，內(nèi)革清廷，魯迅提出的這一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如“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吶喊〉自序》）。不合時宜，惟有寂寞。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結(jié)束了綿延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制度，建立了民國。但五年過去，“五族共和”的、“民主”的政黨政治混亂不堪。陳獨秀有鑒于此，作《一九一六年》，一面挑戰(zhàn)儒家“正統(tǒng)思想”，一面挑戰(zhàn)“政黨政治”。風云際會，第二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2月，陳獨秀接著發(fā)表《文學革命論》，再一年，魯迅發(fā)表《狂人日記》，對于儒家設計并實行了兩千多年的“家族制度”的弊病，“憂憤深廣”地予以暴露。新文化—新文學沖破儒家“正統(tǒng)思想”的牢籠，競走于神州大地。

還是魯迅，早在1912年7月，中華民國成立剛過半年，在《哀范君三章》中，就表達了對于政治的失望，他寫道：

風雨飄搖日，余懷范愛農(nóng)。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世味秋荼苦，人聞直道窮。奈何三月別，竟爾失畸躬！

海草國門碧，多年老異鄉(xiāng)。狐貍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故里寒云惡，炎天凜夜長。獨沈清泠水，能否滌愁腸？

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猶茗艼，微醉自沈淪。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故人云散盡，我亦等輕塵！

“狐貍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是異常敏銳的政治洞察力。有學者認定新文化的興起是追求“文化解決問題”，這是沒有細心考察新文化的文獻，完全不顧新文化先驅(qū)者隨后的分道揚鑣，有的熱衷政治、有的組織政黨的事實的結(jié)論。

魯迅參與新文化的建設，接續(xù)著他青年時期“立人”的思想。1918年4月發(fā)表《狂人日記》，暴露儒家的“仁義道德”的根本特質(zhì)是“吃人”；呼喚“真的人”；呼吁“救救孩子！”7月發(fā)表《我之節(jié)烈觀》，痛批儒家鉗制與摧殘婦女的“節(jié)烈觀”。9月發(fā)表《隨感錄二十五》，暴露儒家“父為子綱”，把子女當作“福氣的材料，并非將來的‘人’的萌芽”的根本特質(zhì)，呼喚“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魯迅和陳獨秀一樣，首先集中反抗的是儒家的“正統(tǒng)思想”，即儒家的“三綱”。

然而，歷史歸歷史，孔子歸孔子，孔子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位偉大的思想家?？鬃拥膫ゴ?，我認為：

一、在他的思想不但傳承了兩千多年，歷遭攻擊而不衰敗，不斷分化而保持著根本特質(zhì)，顯示出驚人的生命力。

二、主要在孔子抓住了人類社會穩(wěn)定的三個根本問題，即男女問題、父子問題、君臣問題，為此提出了他的處置方法。人類男女異體，為優(yōu)化傳宗接代，而有夫婦；有夫婦而有子女；人類群居，在家庭之外，進入社會，是各種群體的人際關系，最高即君臣。在君臣這一體系、這一本位之中，是各級“頭頭”。這三種根本關系如何處理？如何求得穩(wěn)定？最簡單的原則就是一方服從一方，不得有異議，不得有異動。于是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被設計出來。這是為強者設計的方案，為權勢者設計的方案。弱者一方是被壓迫、被鉗制、被束縛的一方，是被迫的人身依附，失去了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的一方。我曾經(jīng)指出，這是繼承動物的法則、森林的法則、“弱肉強食”的法則。但是，在兩千多年前，在人類的童年、文明社會的“初級階段”，是勢所必至的。

三、孔子是一個有理想的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人，在為權勢者設計治國的方案之外，對于人生諸多問題提出了一些原則，可供后人借鑒，有可資借鑒的寶貴的思想在。

不過，孔子畢竟是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代的人物。他的根本性的思想已嚴重阻礙中國人民族性的現(xiàn)代化。當中國進入20世紀，人的覺醒早已是世界潮流、蔚為大觀的時候，我中國人還保守著儒家的“三綱”，讓大多數(shù)人沒有人身自由，沒有人格獨立，沒有思想獨立，是無論如何沒有道理、沒有合法性的了。新文化是順應世界潮流的產(chǎn)物，是合乎人情、人心、人性的文化。

新文化的誕生，快要一百年、快要一個世紀了。十年前，一股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思潮興起，幾乎席卷全中國。新文化被指責為“徹底反傳統(tǒng)”，割斷文化傳統(tǒng)，敗壞人心，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魯迅是毀滅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民族罪人。這是完全違背事實、違背新文化根本特質(zhì)的不實之論。一種呼喚人的覺醒，倡導人道，倡導人格獨立、思想自由，尋求“理想的人性”（魯迅語）的文化，怎么會是滅絕人道、摧毀文化的“大革命”的思想資源呢？

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一種歷史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是單一的嗎？我華夏大地，春秋戰(zhàn)國時代，即有“百家爭鳴”。到漢武帝，才強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輿論一律”。即使這樣，老子的思想，莊子的思想，法家的思想，時起時伏，并未斷絕，難道他們的思想遺產(chǎn)不算傳統(tǒng)文化嗎？佛教傳入中國，經(jīng)過“漢化”，漢傳佛教也歷經(jīng)艱辛，站穩(wěn)腳跟，得到發(fā)展與傳承，難道不算傳統(tǒng)文化嗎？我們土生土長的道教，難道不算傳統(tǒng)文化嗎？孔子，儒家，不過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端，被統(tǒng)治者欽定為“正統(tǒng)”的一端而已，豈有他哉?！罢y(tǒng)”之外必有“異端”；“異端”也是一種傳統(tǒng)。把“正統(tǒng)”當作惟一的傳統(tǒng)，當作“中華文化的標志”，于事實不合，于理也不安。何況倡導新文化的先驅(qū)們，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鐘情的傳統(tǒng)文化，姑不論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nóng)，即如最嚴厲抨擊儒家正統(tǒng)，“絕望于孔子和他的之徒”的魯迅，不是也輯校了大量古籍，搜集了大量石刻拓片，撰寫了《中國小說史略》嗎？清朝翰林、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挽魯迅聯(lián)寫著：“著述最謹嚴，豈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難道清朝的翰林，對于“國學”“儒學”，不如當今的教授、學者嗎？

更有甚者。遙想當年，在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下生活，翻譯、創(chuàng)作和輯校古籍的魯迅，高歌“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亥年殘秋偶作》）。而80年代末的一場“風波”，卻是“無邊落木蕭蕭下”！少的老的識時務者，紛紛譴責新文化，特別著重譴責魯迅“激烈”、“激進”、“極左”。一群年輕的俊杰高呼“五四是弒父！我們要弒五四！”要填補五四斷裂了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上?，他們沉迷于書本，悠然于書房，完全忽視了社會的現(xiàn)實，忘記了文化是人們行為的規(guī)范，文化是化人的東西；文化的存在與斷絕，要看現(xiàn)實社會人們的思想、行為。掙扎了近一百年的新文化，成功是很有限的，最大、最顯著的，是用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儒家的“三綱”，除了在大城市，即使在“首善”之都，也只在一部分人中，實行了一點“男女平等，自由戀愛”之外，我們的農(nóng)村還在“初級階段”。即使是“男女平等”，即使在大城市，對于女性的歧視，從被受胎的性別鑒定，“做掉”，到上學歧視，就業(yè)歧視，同工不同酬，還多得很。至于其他，何嘗有多少實質(zhì)性的改變？“必也正名乎”？新詞換舊詞而已矣！談什么“斷裂”？“弒”什么“新文化”！毀什么魯迅！

而且，魯迅是最痛恨專制的一人，最洞察專制的禍害的一人。魯迅早年即指出：“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保ā段幕琳摗罚叭罕妼Ｕ迸c魯迅水火不相容。魯迅歷數(shù)各種專制的惡果是：

約翰彌耳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卻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wèi)道有效，這才漸近于正經(jīng)的活人。（《忽然想到（五至六）》）

約翰穆勒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小雜感》）

更何況，魯迅在回應對他的批判中闡釋他的革命觀，是：“再則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膳碌氖?，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的文化，魯迅的思想，魯迅的左翼文學思想，能夠?qū)е隆拔幕蟾锩眴?？誰是中國文化的“民族罪人”？捫心自問吧！

為了檢視魯迅和孔子這兩位漢族偉大思想家的思想的根本特質(zhì)，為了探查“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底細，我決心編寫這本書。我之所以敢于以《魯迅與孔子》為書名，是因為我發(fā)現(xiàn)，孔子的偉大，在掌握著人際關系中君臣、父子、夫婦的三個根本關系，在人際關系中定位人的社會地位，規(guī)范人的社會生活。孔子的這三種關系，是封閉性的，家長制的，服從性的，抹殺個性、扭曲人性的，甚至于達到“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男的隨意三妻四妾，休妻，而女性只能“從一而終”，守寡，乃至殉夫的地步。

而魯迅的偉大在“立人”，為“立人”掌握著人一要生存并不是茍活，二要溫飽并不是奢侈，三要發(fā)展并不是放縱；在以人的每個個體的生存為本位，然后在人際關系中定位人的社會地位、社會生活，發(fā)展個性。而且，生存、溫飽和發(fā)展，是開放性的，有最廣闊的自主性的選擇空間，獨立的，平等的，最切合人性與人情；“不是茍活”，“不是奢侈”，“不是放縱”，在更高的層次追求“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見《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追求“理想的人性”。

正是在人的“生存、溫飽、發(fā)展”這樣三個根本問題上，魯迅與孔子，有充分的可比性。而且，對于人的這三個根本問題的思考、思想，才是文化的根基；才顯示出思想的根本特質(zhì)。

于是，我斗膽做了。

我為什么這樣編寫這本書？

第一，我要把資料一一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請讀者自己閱讀原資料，自己思索，自己判斷。研究問題不能從原則出發(fā)，從預設的結(jié)論出發(fā)，從自己的好惡出發(fā)，只能從事實出發(fā)，從資料出發(fā)，公開全部資料最有利于和讀者交流。

第二，我要請讀者看看魯迅對于人生的根本問題到底說了什么？孔子又說了什么？有比較才能鑒別?！氨容^是醫(yī)治受騙的好方子?！保斞浮峨S便翻翻》）

第三，我嚴重懷疑當今的明星教授大講特講的《論語》。我記得魯迅的意見，他說：“清朝的考據(jù)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后，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保ā恫『箅s談之余》）我的懷疑是：當今明星教授大講《論語》而《論語》亡。我要請出四位大家的《論語》譯文，和明星教授所講的來比較比較。

第四，對于我國還有的數(shù)目嚇人的文盲，我無能為力。雖然，據(jù)說，高中生有所謂“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的頭痛經(jīng)，但是，他們被裹脅在“國學”的熱潮中，我懇望他們在應試教育中的偷閑時，為清醒自己的頭腦，翻翻這本書，看看前輩學者關于《論語》的譯文，看看魯迅關于我們“當務之急”的意見。已經(jīng)從中學、從大學、從研究生畢業(yè)的青年朋友，在謀生的余暇，也翻翻這本書，想想當今之世的社會。畢竟是年輕的一代又一代，肩負著中國的希望。

我的期待

孔子當今在中國的復活，并且不是“乘桴浮于海”，不是只有一個“由”跟隨著他，而是乘風破浪，舉國護駕，落戶世界各國，似乎真的要在彼岸開建“中華文化標志城”的樣子了。然而，孔子的核心思想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嗎？那個預言21世紀是我中華文化的世紀的長者，不是明確坦承“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嗎？既然“三綱”是中華文化的“定義”，我期待今天的國學家不要“王顧左右而言他”，而直截了當?shù)仃U釋這“三綱”的內(nèi)涵、意義、作用，對誰有利，為什么今天還是治國的寶典，國家的“軟實力”？為什么世界各國將會信奉孔子，并改弦易轍實行孔子和他的之徒的“三綱”？

我期待青年朋友，想想孔子和他的之徒的“三綱”，想想魯迅向青年建議的當下的三個當務之急，冷靜地想一想：在當今之世，什么是可以信奉的？什么對于我們自己的生存和成長有益、有利？

我期待讀者給我指教和批評。凡是有以教我者，我都感激，不勝感激之至。

王得后

2009年8月5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