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學者散文漫議
◎柳鳴九
“本色文叢”現(xiàn)已出版三輯,共二十四種書,在不遠的將來,將出齊五輯共四十種書。作為一個散文隨筆文化項目,已經(jīng)達到了一定的規(guī)模,也大致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是以“有作家文筆的學者”與“有學者底蘊的作家”為邀約對象,而由于我個人的局限性,似乎又以“有作家文筆的學者”為數(shù)更多;二是力圖弘揚知性散文、文化散文、學識散文,這幾者似乎可統(tǒng)稱為“學者散文”。
前一個特點,完全可以成立,不在話下,你們邀哪些人相聚,以文會友,這是你們自家的事,你們完全可以采取任何的稱呼,只要言之有據(jù)即可。何況,看起來的確似乎是那么回事。
但關(guān)于第二個特點,提出“學者散文”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易于帶來若干復雜性的問題,要說明清楚本就不容易,要論證確切更為麻煩,而且說不定還會有若干糾纏需要澄清。所有這些,就不是你們自己的事,而是大家關(guān)心的事了。
在這里,首先就有一個定義與正名的問題:究竟何謂“學者散文”?在局外人看來,從最簡單化的字面上的含義來說,“學者散文”大概就是學者寫的散文吧,而不是生活中被稱為“作家”的那些爬格子者、敲鍵盤者所寫的散文。
然而實際上,在散文這個廣大無垠的疆土上活動著的人,主要還是被稱為作家的這一個寫作群體,而不是學者。再一個明顯的實際情況就是,在當代中國散文的疆域里,鋪天蓋地、遍野開花的畢竟是作家這一個寫作者群體所寫的散文。
那么,把涓涓細流的“學者散文”匯入這個主流,統(tǒng)稱為散文不就得了嘛,何必另立旗號?難道你還奢望喧賓奪主不成?進一步說,既然提出了“學者散文”之謂,那么,寫作者主流群體所寫的散文究竟又叫什么散文呢?雖然在中外古典文學史中,甚至在20世紀前50年的中國文學界中,寫散文的作家,大多數(shù)都同時兼為學者、學問家,或至少具有學者、學問家的素質(zhì)與底蘊。只是在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界中,同一個人身上作家身份與學者身份互相剝離,作家技藝與學者底蘊不同在、不共存的這種傾向才越來越明顯。我們注意到這種現(xiàn)實,我們尊重這種現(xiàn)實,那么,且把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由純粹的作家(即非復合型的寫作者)創(chuàng)作的遍地開花的散文作品,稱為“藝術(shù)散文”,可乎?
似乎這樣還說得過去,因為,純粹意義上的作家,都是致力于創(chuàng)作的,而創(chuàng)作的核心就是一個“藝”字。因此,純粹意義上的作家,就是以藝術(shù)創(chuàng)作為業(yè)的人,而不是以“學”為業(yè)的人,把他們的散文稱為藝術(shù)散文,既是一種應該,也是一種尊重。
話不妨說回去,在我的概念中,“學者散文”一詞其實是從寫作者的素質(zhì)與條件這個意義而言的?!八刭|(zhì)與條件”,簡而言之,就是具有學養(yǎng)底蘊、學識功底。凡是具有這種特點、條件的人,所寫出的具有知性價值、文化品位與學識功底的散文,皆可稱“學者散文”。并非強調(diào)寫作者具有什么樣的身份,在什么領(lǐng)域中活動,從事哪個職業(yè)行當,供職于哪個部門……
以上說的都是外圍性的問題,對于外圍性的問題,事情再復雜,似乎還是說得清楚的,但要往問題的內(nèi)核再深入一步,對學者散文做進一步的說明,似乎就比較難了。具體來說,究竟何為“學者散文”?“學者散文”究竟具有什么特點?持著什么文化態(tài)度?表現(xiàn)出什么風格姿態(tài)?敝人既然闖入了這個文藝白虎堂,而且受托張羅“本色文叢”這個門面,那也就只好硬著頭皮,提供若干思索,以就教于文壇名士才俊、鴻儒大家了。
說到為文構(gòu)章,我想起了卞之琳先生的一句精彩評語,那時我剛調(diào)進外文所,作為他的助手,我有機會聽到卞公對文章進行評議時的高論妙語。有一次他談到一位年輕筆者的時候,用幽默調(diào)侃的語言評價說:“他很善于表達,可惜沒什么可表達的。”說話風趣幽默,針砭入木三分。不論此評語是否完全準確,但他短短一語畢竟道出了為文成章的兩大真諦:一是要有可供表達、值得表達的內(nèi)容,二是要有善于表達的文筆。兩者缺一不可,如果兩者具備,定是珠聯(lián)璧合的佳作。這個道理,看起來很簡單、很樸素,甚至看起來算不上什么道理,但的的確確可謂為文成章的“普世真理”、當然之道。對散文寫作,亦不例外。
就這兩個方面來說,有不同素養(yǎng)的人、有不同優(yōu)勢與長處的人,各自在不同的方面肯定是有不同表現(xiàn)的,所出的文字,自然會有不同的特點與風格。一般來說,藝術(shù)創(chuàng)作型的寫作者,即一般所謂的作家,在如何表達方面無一不具有一定的實力與較熟練的技巧。且不說小說、詩歌與戲劇,只以散文隨筆而言,這一類型的寫作者,在語言方面,其詞匯量也更多更大,甚至還能進而追求某種語境、某種色彩、某種意味;在謀篇布局方面,烘托鋪墊、起承轉(zhuǎn)合、舒展伸延、跌宕起伏、統(tǒng)籌安排、井然有序。所有這些,在中華文章之道中本有悠久傳統(tǒng)、豐富經(jīng)驗,如今更是輕車熟路,掌握自如;在描寫與敘述方面,不論是描寫客觀的對象還是自我,哪怕只是描寫一個細小的客觀對象,或者描寫自我的某一段平常而普通的感受,也力求栩栩如生、細致入微,點染鋪陳,提高升華,不怕你不受感染,不怕你不被感動;在行文上,則力求行云流水,妙筆生花,文采斐然,輕靈躍動;在閱讀效應上,也更善于追求感染力效應的最大化,宣傳教育效應的最大化,美學鑒賞效應的最大化??偠灾?,讀這一種類型的散文是會有色彩繽紛感的,是會有美感的,是會有愉悅感的,而且還能引發(fā)同感共鳴,或同喜或同悲,甚至同慷慨激昂、同心潮澎湃……
我以上這些淺薄認識與粗略概括是就當代與學者散文有所不同的主流藝術(shù)散文而言的,也就是指生活中所謂的純粹作家的作品而言的。我有資格做這種概括嗎?說實話,心里有些發(fā)虛,因為我對當代的散文,可以說是沒有多少研究,僅限于膚表的認識。
在這里,我不得不對自己在散文閱讀與研習方面的基礎(chǔ),做出如實的交代:實事求是地說,20世紀前50年的散文我還算讀過不少,魯迅、茅盾、冰心、沈從文、朱自清、俞平伯、老舍、徐志摩、郁達夫、凌叔華、胡適、林語堂、周作人等人的散文作品,雖然我讀得很不全,但名篇、代表作都讀過一些。這點文學基礎(chǔ)是我從中學教科書、街上的書鋪、學校的圖書館,以至后來在北大修王瑤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期間完成的。在大學,念的是西語系,后又干外國文化研究這個行當,從此,不得不把功夫都用在讀外國名家名作上面去了。就散文作品而言,本專業(yè)的法國作家作品當然是必讀的:從蒙田、帕斯卡爾、笛卡兒、伏爾泰、狄德羅、盧梭,到夏多勃里昂、雨果、都德,直到20世紀的馬爾羅、薩特、加繆等。其他專業(yè)的作家如英國的培根、德國的海涅、美國的愛默生、俄國的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也都有所涉獵。但我對中國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散文隨筆就讀得少之又少了,幾乎是一窮二白。承深圳海天出版社的信任,張羅“本色文叢”,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專業(yè)不對口”,只是為了把工作做得還像個樣子,才開始拜讀當代文壇名士高手的散文隨筆作品。有不少作家的確使我很欽佩,他們在藝術(shù)上的講究是頗多的,技藝水平也相當高,手段也不少,應用得也很熟練,讀起來很舒服,很有愉悅感,很有美感。
不過,由于我所讀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的散文名家,以及外國文學中的散文作家,絕大部分都是創(chuàng)作者與學者兩重身份相結(jié)合型的,要么是作家兼學者,要么就是我所說的“有學者底蘊的作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耳濡目染,自然形成我對散文隨筆中思想底蘊、學識修養(yǎng)、精神內(nèi)容這些成分的重視,這樣,不免對當代某些純粹寫作型的散文隨筆作家,多少會有若干不滿足感、欠缺感。具體來說,有些作家的藝術(shù)感以及技藝能力、細膩的體驗感受,固然使人欽佩,但是往往欠于思想底氣、學養(yǎng)底蘊、學識儲蓄,更缺雋永見識、深邃思想、本色精神、人格力量,這些對散文隨筆而言,恰巧是至關(guān)重要的東西。當然,任何一篇散文作品是不可能沒有思想,不可能不發(fā)表見解的,但在一些作家那里,卻往往缺少深度、力度、雋永與獨特性。更令人失望的是,有些思想、話語、見識往往只屬于套話、俗話甚至是官話的性質(zhì),這在一個官本位文化盛行的社會里是自然的、必然的。總而言之,往往缺少一種獨立的、特定的、本色的精氣神,缺乏一種真正特立獨行而又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文精神。
以上這種情況已經(jīng)露出了不妙的苗頭,還有更幫倒忙的是藝術(shù)手段、表現(xiàn)技藝的喧賓奪主,甚至是技藝的泛濫。表現(xiàn)手段本來是件好事,但如果沒有什么可表現(xiàn)的,或者表現(xiàn)的東西本身沒有多少價值,沒有什么力度與深度,甚至流于凡俗、庸俗、低俗的話,那么這種表現(xiàn)手段所起的作用就恰好適得其反了。反倒造成裝腔作勢、矯揉造作、粉飾作態(tài)、弄虛作假的結(jié)果。應該說,技藝的講究本身沒有錯,特別是在小說作品中,乃至在戲劇作品中,是完全適用的,也是應該的,但偏偏對于散文這樣一種直敘其事、直抒胸臆的文體來說,是不甚相宜的。若把這些技藝都用在散文中間的話,在我們的眼前,全是豐盛的美的辭藻,全是綿延不斷、絕美動人的文句,全是至美極雅的感受,全是絕美崇高的情感……在我看來,美得有點過頭,美得叫人應接不暇,美得叫人透不過氣來,美得使人有點發(fā)膩。對此,我們雖然不能說這就是“善于表現(xiàn),可惜沒有什么好表現(xiàn)的”,但至少是“善于表現(xiàn)”與“可表現(xiàn)的”兩者之間的不平衡,甚至是嚴重失衡。
平衡是萬物相處共存的自然法則,每個物種、每個存在物都有各自的特點,既有優(yōu)也有劣,既有長也有短,文學的類別亦不例外。藝術(shù)散文有它的長處,也必然有與其長處相關(guān)聯(lián)的軟肋。對我們現(xiàn)在要說道說道的學者散文,情形也是這樣。學者散文與藝術(shù)散文,當然有相當大的不同,即使說不上是涇渭分明,至少也可以說是各有不同的個性。我想至少有這么兩點:其一,藝術(shù)散文在藝術(shù)性上,一般地來說,要多于高于學者散文。在這一點上,學者散文有其弱點,但不可否認,這也是學者散文的一個特點。顯而易見,在語言上,學者散文的詞匯量,一般地來說,要少于藝術(shù)散文。至于其色彩繽紛、有聲有色、精細入微的程度,學者散文顯然要比藝術(shù)散文稍遜一籌;在藝術(shù)構(gòu)思上,雖然天下散文的結(jié)構(gòu)相對都比較簡單,但學者散文也不如藝術(shù)散文那么有若干講究;在藝術(shù)手段上,學者散文不如藝術(shù)散文那樣多種多樣、花樣翻新;在閱讀效果上,學者散文也往往不如藝術(shù)散文那么有感染力,能引起讀者的悅讀享受感,甚至引起共鳴的喜怒哀樂。其二,這兩個文學品種,之所以在表現(xiàn)與效應上不一樣,恐怕是取決于各自的寫作目的、寫作驅(qū)動力的差異。藝術(shù)散文首先是要追求美感,進而使人感染、感動,甚至同喜怒;學者散文更多的則是追求知性,進而使人得到啟迪、受到啟蒙、趨于明智。
這就是它們各自的特點,也是它們各自的長處與短處。這就是文學物種的平衡,這就是老天爺?shù)墓馈?/p>
講清楚以上這些問題之后,我們再專門來說說學者散文,也許就會比較順當了,我們挺一挺學者散文,也許就不會有較多的顧慮了。那么,學者散文有哪些地方可以挺一挺呢?
近幾年來,我多多少少給人以“力挺學者散文”的印象。是的,我也的確是有目的地在“力挺學者散文”,這是因為我自己涂鴉出來的散文,也被人歸入學者散文之列,我自己當然也不敢妄自菲薄,這是我自己基于對文學史和文學實際狀況的認知。
從文學史的發(fā)展來看,無論中外,散文這一古老的文學物種,一開始就不是出于一種唯美的追求,甚至不是出于一種對愉悅感的追求;也不是為了純粹抒情性、審美性的需要,而往往是由于實用的目的、認知的目的。中國最古老的散文往往是出于祭祀、記述歷史,甚至是發(fā)布公告等社會生活的需要,不是帶有很大的實用性,就是帶有很大的啟示性、宣告性。
在這里,請容許我扯虎皮拉大旗,且把中國最早的散文文集《左傳》也列為學者散文型類,來為拙說張本?!蹲髠鳌分械纳⑽膸缀醵际菙⑹拢河涊d歷史、總結(jié)經(jīng)驗、表示見解,而最后呈現(xiàn)出心智的結(jié)晶。如《曹劌論戰(zhàn)》,從敘述歷史背景到描寫戰(zhàn)爭形式以及戰(zhàn)役的過程,頗花了一些筆墨,最終就是要說明一個道理:“夫戰(zhàn),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不敢說曹劌就是個學者,或者是陸遜式的書生,但至少是個儒將。同樣,《子產(chǎn)論政寬猛》也是敘述了歷史背景、政治形勢之后,致力于宣傳這一高級形態(tài)的政治主張:“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此一政治智慧乃出自仲尼之口,想必不會有人懷疑仲尼不是學者,而記述這一段歷史事實與政治智慧的《左傳》的作者,不論是傳說中的左丘明也好,還是妄猜中的杜預、劉歆也罷,這三人無一不是學者,而且就是儒家學者。
再看外國的文學史,我們遵照大政治家、大學者、大詩人毛澤東先生的不要“言必稱希臘”遺訓,且不談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僅從近代“文藝復興”的曙光開始照射這個世界的歷史時期說起,以歐美散文的祖師爺、開拓者,并實際上開辟了一個輝煌的散文時代的幾位大師為例,英國的培根,法國的蒙田,以及美國的愛默生,無一不是純粹而又純粹的學者。說他們僅是“學者散文”的祖師爺是不夠的,他們干脆就是近代整個散文的祖師爺,幾乎世界所有的散文作者都是在步他們的后塵。只是后來由于各種復雜的歷史原因,到了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里,才有藝術(shù)散文與學者散文的不同支流與風格。
這幾位近代散文的開山祖師爺,他們寫作散文的目的都很明確,不是為了抒情,不是為了休閑,不是為了自得其樂,而都是致力于說明問題、促進認知。培根與蒙田都是生活在歐洲歷史的轉(zhuǎn)變期、轉(zhuǎn)型期,社會矛盾重重,現(xiàn)實狀態(tài)極其復雜。在思想領(lǐng)域里,以宗教世界觀為主體的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逐漸失去其權(quán)威,“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思潮與宗教改革的要求,正沖擊著舊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推動著歷史的發(fā)展。他們都是以破舊立新的思想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他們的目標很明確,都是力圖修正與改造舊思想觀念,復興人類人文主義的歷史傳統(tǒng),建立全新的認知與知識體系。培根打破偶像,破除教條,顛覆經(jīng)院哲學思想,提倡對客觀世界的直接觀察與以實驗為基礎(chǔ)的科學方法,他的散文幾乎無不致力于說明與闡釋,致力于改變?nèi)藗兊恼J知角度、認知方法,充實人們的認知內(nèi)容,提高人們的認知水平。僅從其散文名篇的標題,即可看出其思想性、學術(shù)性與文化性,如《論真理》《論學習》《論革新》《論消費》《論友誼》《論死亡》《論人之本心》《論美》《說園林》《論憤怒》《論虛榮》,等等。他所表述所宣示的都是出自他自我深刻體會、深刻認知的真知灼見,而且,凝聚結(jié)晶為語言精練、意蘊雋永、膾炙人口的格言警句,這便是培根警句式、格言式的散文形式與風格。
蒙田的整個散文寫作,也幾乎是完全圍繞著“認知”這個問題打轉(zhuǎn)的,他致力于打開“認知”這道門、開辟“認知”這一條路,提供方方面面、林林總總的“認知”的真知灼見。他把“認知”這個問題強調(diào)到這樣一種高度,似乎“認知”就是人存在的最大必要性,最主要的存在內(nèi)容,最首要的存在需求。他提出了一個警句式的名言:“我知道什么呢?”在法文中,這句話只有三個字,如此簡短,但含義無窮無盡。他以懷疑主義的態(tài)度提出了一個對自我來說帶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對自我“知”的有無,對自我“知”的廣度、深度和力度,提出了根本性的質(zhì)疑;對自我“知”的滿足,對自我“知”的權(quán)威,對自我“知”的武斷、專橫、粗暴、強加于人,提出了文質(zhì)彬彬、謙遜禮讓,但堅韌無比、尖銳異常的挑戰(zhàn)。如果認為這種質(zhì)疑和挑戰(zhàn)只是針對自我的、個人的蒙昧無知、混沌愚蠢、武斷粗暴的話,那就太小看蒙田了,他的終極指向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宗教世界觀、經(jīng)院哲學,以及一切陳舊的意識形態(tài)。如此發(fā)力,可見法國人的智慧、機靈、巧妙、幽默、軟里帶硬、靈氣十足,這樣一個軟綿綿的、謙讓的姿態(tài),在當時,實際上是顛覆舊時代意識形態(tài)權(quán)威的一種宣示、一種口號,對以后幾個世紀,則是對人類求知啟蒙的啟示與推動。直到20世紀,“Que sais–je”這三個簡單的法文字,仍然帶有號召求知的寓意,在法國就被一套很有名的、以傳播知識為宗旨的叢書,當作自己的旗號與標示。
在散文寫作上,蒙田如果與培根有所不同,就在于他是把散文寫作歸依為“我知道什么呢?”這樣一個哲理命題,收歸在這面懷疑主義的大旗下,而不像培根旗幟鮮明地以打破偶像、破除教條為旗幟,以極力提倡一種直觀世界、以科學實驗為基礎(chǔ)的認知論。但兩人的不同,實際上不過是殊途同歸而已,兩人的“同”則是主要的、第一位的。致力于“認知”,提倡“認知”便是他們散文創(chuàng)作態(tài)度的根本相同點。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們的筆下,散文無一不是寫身邊瑣事,花木魚蟲、風花雪月、游山玩水,以及種種生活現(xiàn)象;無一不是“說”“論”“談”。而談說的對象則是客觀現(xiàn)實、社會事態(tài)、生活習俗、歷史史實,以及學問、哲理、文化、藝術(shù)、人性、人情、處世、行事、心理、趣味、時尚等,是自我審視、自我剖析、自我表述,只不過在把所有這些認知轉(zhuǎn)化為散文形式的時候,培根的特點是警句格言化,而蒙田的方式是論說與語態(tài)的哲理化。
從中外文學史最早的散文經(jīng)典不難看出,散文寫作的最初宗旨,就是認識、認知。這種散文只可能出自學者之手,只可能出自有學養(yǎng)的人之手。如果這是學者散文在寫作者的主觀條件方面所必有的特點的話,那么學者散文作為成品、作為產(chǎn)物,其最根本的本質(zhì)特點、存在形態(tài)是什么呢?簡而言之,就是“言之有物”,而不是“言之無物”。這個“物”就是值得表現(xiàn)的內(nèi)容,而不是不值得表現(xiàn)的內(nèi)容,或者表現(xiàn)價值不多的內(nèi)容,更不是那種不知愁滋味而強說愁的虛無??傊?,這“物”該是實而不虛、真而不假、厚而不淺、力而不弱,是感受的結(jié)晶,是認知的精髓,是人生的積淀,是客觀世界、歷史過程、社會生活的至理。
既然我們把“言之有物”視為學者散文基本的存在形態(tài),那就不能不對“言之有物”做更多一點的說明。特別應該說明的是,“言之有物”不是偏狹的概念,而是有廣容性的概念;這里的“物”,不是指單一的具體事物或單一的具體事件,它絕非具體、偏狹、單一的,而是容量巨大、范圍延伸的:
就客觀現(xiàn)實而言,“言之有物”,既可是現(xiàn)實生活內(nèi)容,也可是歷史的真實。
就具體感受而言,“言之有物”,是言之由具象引發(fā)出來的實感,是滲透著主體個性的實感,是情境交融的實感,特定際遇中的實感,有豐富內(nèi)涵的實感,有獨特角度的實感,真切動人的實感,足以產(chǎn)生共鳴的實感。
就主體的情感反應而言,“言之有物”,是言之有真摯之情,哪怕是原始的生發(fā)之情。是樸素實在之情,而不是粉飾、裝點、美化、拔高之情。
就主體的認知而言,“言之有物”,首先是所言、所關(guān)注的對象無限定、無疆界、無禁區(qū),凡社會百業(yè)、人間萬物,無一不可關(guān)注,無一不應關(guān)注,一切都在審視與表述的范圍之內(nèi)。這一點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對關(guān)注與表述的對象所持的認知依據(jù)與標準尺度,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是遵循科學方法的。更更重要的是,要有獨特而合理的視角,要有認知的深度與廣度,有證實的力度與相對的真理性,有耐久的磨損力,有持久的影響力。這種要求的確不低,因為言者是科學至上的學者,而不是感情用事的人。
就感受認知的質(zhì)量與水平而言,“言之有物”,是要言出真知灼見、獨特見解,而非人云亦云、套話假話連篇?!把灾形铩保且猿瞿突匚?、有嚼頭、有智慧靈光一閃、有思想火光一亮的“硬貨”,經(jīng)久雋永的“硬貨”。
就精神內(nèi)涵而言,“言之有物”,要言之有正氣,言之有大氣,言之有底氣,言之有骨氣??偟膩碚f,言之要有精、氣、神。
最后,“言之有物”,還要言得有章法、文采、情趣、風度……你是在寫文章,而文章畢竟是要耐讀的“千古事”!
以上就是我對“言之有物”的具體理解,也是我對學者散文的存在實質(zhì)、存在形態(tài)的理念。
我們所力挺的散文,是“言之有物”的散文,是樸實自然、真實貼切、素面朝天、真情實感、本色人格、思想雋永、見識卓絕的散文。
我們之所以要力挺這樣一種散文,并非為了標新立異、另立旗號,而是因為在當今遍地開花的散文中,艷麗的、嬌美的東西已經(jīng)不少了;輕松的、歡快的、飄浮的東西已經(jīng)不少了;完美的、理想的東西已經(jīng)不少了……“凡是存在的,必然是合理的”,請不要誤會,我不是講這些東西要不得,我完全尊重所有這些的存在權(quán),我只是說“多了一點”。在我看來,這些東西少一點是無傷大雅、無損勝景、無礙熱鬧歡騰的。
然而相對來說,我們更需要明智的認知與堅持的定力,而這種生活態(tài)度,這種人格力量,只可能來自真實、自然、樸素、扎實、真摯、誠意、見識、學養(yǎng)、雋永、深刻、力度、廣博、卓絕、獨特、知性、學識等精神素質(zhì),而這些精神素質(zhì),正是學者散文所心儀的,所樂于承載的。
2016年9月2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