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穆拉特·庫爾納茲的清白

我坐在德國北部城市不來梅一家旅館樓上的房間里，俯視著學校運動場。當時是二〇〇六年，穆拉特·庫爾納茲，這個土耳其裔德國人，剛從被監(jiān)禁了五年的關塔那摩監(jiān)獄[104]釋放。他在不來梅出生，長大，并且在此接受了教育。在被關進關塔那摩之前，他先是在巴基斯坦被捕，以三千美元的價格賣給了美國人，于坎大哈[105]美國審訊中心關了兩個月，遭受了電擊、無故毆打、水刑，以及被懸掛在鉤子上等各種折磨，這讓身體強壯的他幾乎喪命。然而，羈押在關塔那摩監(jiān)獄一年之后，他的美國和德國審訊員——兩名來自BND，一名來自德國國內(nèi)安全情報局——都判定他無害、無辜，對德國，美國或以色列的利益不會構(gòu)成任何威脅。

盡管如此，其中所存在的悖論卻讓我感到難以釋懷，難于理解，更別說去評判了。在與庫爾納茲結(jié)識的時候，我還完全不了解漢寧博士，不了解這位和我一起在波恩受邀參加大使晚宴的同伴，這位請我參觀普拉赫的東道主。他在掌控庫爾納茲命運的一連串行動中擔當了各種不同角色。而漢寧博士本身就是個擁有絕對重要意義的顯赫人物，這點更不必說。如今我聽說，就在幾個星期前，在德國高階公務員與情報局首腦的每周會議中，BND局長漢寧博士斷然拒絕了局內(nèi)人士提供的建議，投票反對讓庫爾納茲返回德國。如果庫爾納茲非要去某個地方，那么就回到他所屬的土耳其吧。更為曲折的是，并不能認定庫爾納茲在過去階段并非恐怖分子，也并不能信任他將來不會成為恐怖分子：這很明顯就是漢寧的杰作。

在二〇〇四年，庫爾納茲仍被關押在關塔那摩監(jiān)獄期間，不來梅警方和情報機構(gòu)宣布，因為庫爾納茲并未重新申請居留許可，而他的居留許可又恰在此時到期——你肯定認為這不過是個可以原諒的小疏忽，畢竟關塔那摩的籠子里又沒有筆墨、郵票或者信紙——因此，他從此以后就必須離開自己母親的房子，并將被驅(qū)逐出境。

盡管法院迅速推翻了不來梅方面的命令，漢寧卻直到今天都沒有公開表示要改變立場。

不過，回想起六十年前的冷戰(zhàn)時期，當時地位卑微的我也曾經(jīng)被請去判決這類難辨好壞的、某幾個類別的人群——曾經(jīng)對共產(chǎn)黨員表示過同情的人、有著可疑旅伴的人、持有秘密政黨黨證的人等等——我發(fā)現(xiàn)自己也會陷入同樣的困境之中。從表面上看來，年輕的庫爾納茲理論上確實要被打上許多勾勾。在不來梅，他所去的那座清真寺以傳播激進主義思想而聞名。在啟程前往巴基斯坦之前，他蓄起了胡子，鼓勵他的父母對教義更加身體力行。出發(fā)時，他行蹤隱秘，甚至沒有告知他的父母——這可不是個好開端。他的母親已有所警覺，并且報了警，聲稱她的兒子被阿布伯克爾清真寺的激進主義給洗腦了，不僅閱讀了“圣戰(zhàn)”戰(zhàn)士的文獻，還打算親自到車臣或者巴基斯坦去參加“圣戰(zhàn)”。不來梅其他的土耳其人，不管動機如何，全都挺身而出，講述了類似的故事。他們當然會這么做。猜忌、絕望和相互指責撕裂了他們所屬的群體。當年摧毀雙子塔的陰謀，不正是他們的穆斯林同胞們在不遠處的漢堡所籌劃的嗎？而根據(jù)庫爾納茲自己的說法，他堅稱自己到巴基斯坦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要繼續(xù)接受穆斯林教育。那些打鉤的項目里沒有哪一個真正造就了恐怖分子，不過都是些歷史問題罷了。庫爾納茲沒有犯下任何罪行，卻因為他的清白遭受了無法形容的痛楚。不過，倘若讓我回到過去的年代，面對與這些相同的打鉤疑點和相似的恐怖氛圍，我無法想象自己會奮不顧身地去捍衛(wèi)庫爾納茲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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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舒服服地坐在不來梅的旅店里，啜飲著咖啡，我問庫爾納茲他是如何與關在鄰近牢房里的獄友進行溝通的。單從規(guī)定上來看，那里所有的交流行為都是被嚴令禁止的，一旦發(fā)現(xiàn)會即刻遭受毆打，并被剝奪自由，關起禁閉。這種懲罰對庫爾納茲而言尤為嚴重，鑒于他頑強的性格和龐大的體格，一旦被關進這種跟身體一般大小的籠子，一天里有二十三個鐘頭都是既不能站也不能坐的。

你一定要很小心，他在沉默了一會兒，仔細想了想之后說道（我已經(jīng)慢慢習慣了他這樣的講述方式）。不只是要小心獄警，還要提防其他的囚犯。絕對不要問別人是因為什么被抓進來的。絕對不要問他們是不是“基地組織”的成員。反正，當你夜以繼日地像動物一樣蹲在籠子里，距離其他囚犯也只有幾英尺的距離時，你遲早會想辦法與他人接觸的。

起先，是運用一只非常小的盥洗盆，但這其實是最普通的一種接觸方法了。在某個約定好的時間——他不肯說這個時間具體是如何約定的，因為他還有許多反抗敵人的盟友至今仍舊在押[106]——他們并不在盥洗盆內(nèi)用水，而是盡力壓低聲音，對著盥洗盆的出水塞孔低語。你實際上是聽不清楚確切語句的，但傳遞回來的隆隆聲卻可以給予自己并不孤單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