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安派是晚明崛起的一個文學流派。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由于袁氏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世稱公安派，并把袁氏兄弟稱為公安三袁。

（一）

袁宗道，字伯修，號石浦，在公安三袁中是長兄。他生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卒于萬歷二十八年（1600）。十二歲入學，十九歲中鄉(xiāng)舉，二十七歲中進士，授庶吉士，翰林院編修。萬歷二十五年（1597）充東宮講官，任春坊中允、右庶子等職。

伯修是公安派的帶頭人。清人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說：“公安一派實自伯修發(fā)之。”《明史·文苑傳》中也有記載：“先是王（王世貞）、李（李攀龍）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

伯修的思想，深受思想家李贄的影響。他受教于李贄，主要在禪學方面。他很早就鉆研心性之說，并試圖“以禪詮儒”，尋求釋儒兩家的合一。他的弟弟小修在《石浦先生傳》中說：“七、八年間，先生屢悟屢疑。癸巳（1593），走黃州龍?zhí)秵枌W，歸而復自研求?！北绕饍晌坏艿?，他的儒家思想要更濃一些，對儒家的“中庸”思想極感興趣。他的為人也比兩位弟弟穩(wěn)實嚴謹。中郎在《出燕別大哥、三哥》詩中，形象地描寫了他這位長兄的性格：“長兄見老成，勸余勉為吏。錢谷慎出入，上下忌同異?！辈迱勰桨拙右住⑻K軾，因此為自己的書齋起名“白蘇齋”。著有《白蘇齋類稿》二十四卷。

在公安三袁中，伯修的文學創(chuàng)作，從數(shù)量到成就都不及他的兩位弟弟。他為人平恕，自甘淡泊，因此他的詩文也都有質樸、淳厚、溫雅的氣度，顯露出他獨特的“性靈”。小修評論他的創(chuàng)作“詩清潤和雅，文尤婉妙。然性懶不多作”。（見袁中道《石浦先生傳》）

（二）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生于隆慶二年（1568），卒于萬歷三十八年（1610）。中郎“年十六為諸生，即結社城南，為之長，間為詩歌古文，有聲里中?！保ㄒ姟睹魇贰の脑穫鳌罚┒畾q中舉，二十五歲中進士。

萬歷二十三年（1595），袁宏道任吳縣知縣，時年二十七歲。雖然順從了當時世俗的成規(guī)，從科舉而進入仕途，陷入官場的羈絆，但是以風雅倜儻自居的袁宏道，不久就對這種生活厭倦了，這種情緒在他任吳縣職期間，與親友的書信中多有表露。他在給友人丘長孺的一封信中說：“弟作令備極丑態(tài)，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糧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嘣?！毒哉！”這里道出一任七品知縣，不得不曲意周旋于形形色色的差使之中的苦處。他在吳縣僅作了兩年官，便于萬歷二十五年（1597）辭職。這時期創(chuàng)作的詩文收在《錦帆集》中。

辭官后的袁宏道，懷著擺脫羈絆的欣喜心情，縱情山水，“走吳越，訪故人陶周望諸公，同覽西湖、天目之勝，觀五泄瀑布，登黃山、齊云。戀戀煙嵐，如饑渴之于飲食。時心閑意逸，人境皆絕。”（見袁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以下簡稱《中郎先生行狀》）這個時期，袁宏道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詩文，都收在《解脫集》中。

他三十一歲（萬歷二十七年）起任順天府（今北京市）教授。當時宗道也在京作官，中道入了京都太學。兄弟三人在城西崇國寺建了蒲桃社，時常與朋友論學賦詩，并遍游幽、燕名勝。這時期所創(chuàng)作的詩文，收在《瓶花集》中。

萬歷二十八年（1600），袁宏道請假回到故里公安，不久伯修下世，他很傷感，也無意再作官。于是家居六年，“時于城南（指公安縣城南）得下洼地，可三百畝，絡以重堤，種柳萬株，號曰柳浪。先生偕中道與一二名僧共居焉。潛心道妙，閑適之余，時有揮灑，皆從慧業(yè)流出，新綺絕倫。而游屐所及，如匡廬、如太和、如桃花源，皆窮極幽遐，人所不至者無不到?！保ㄒ姟吨欣上壬袪睢罚┰甑谰恿损^六年，除了游歷，便專門讀書，研究佛學。至此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思想更臻于成熟圓通。這時期他創(chuàng)作的詩文收在《瀟碧堂集》中。

萬歷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三十九歲，第二次入京作官，起任吏部郎官。這時期他曾到陜西作過主考官，遍游秦中諸名勝，所創(chuàng)作的詩文收在《華嵩游草》中，這一次作官也不到四年，便請假南歸，途中與中道游百泉（在今河南輝縣西北），遍游襄中諸名勝（袁中道在《南歸日記》中較詳細地記載了這段歷程）。這時他的故鄉(xiāng)公安遭了水災，于是移居江陵沙市。袁宏道在沙市修了一座樓，起名硯北樓；在硯北樓前又蓋起一座三層小樓，可以瞭望長江，起名卷雪樓。這里就是他最后的歸宿，萬歷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卒于此。

袁宏道縱情山水，灑脫豪放，是一位風雅瀟灑的名士。他也是一位干練廉潔的官吏。在吳縣為官廉正，政績卓著，深得百姓的擁戴，連當時在朝的宰相申時行也曾感嘆“二百年來，無此令也”。他是公安派的領袖。在反對前后七子的復古主義，建立公安派的理論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明代文學史上有著不可低估的功績。他與李贄交往甚密，自稱為李贄弟子，思想和文藝主張都深受李贄的影響。

袁宏道的創(chuàng)作有《袁中郎全集》。他的散文的成就遠遠超過了他的詩歌，尤其他的山水游記，大都文筆婉麗清秀，“靈動俊快”，寄寓了他的理想、情懷，顯露了才情。他的尺牘也寫得很好，大都感情真摯，語言親切平易而富于風趣，不乏傳世精品。

（三）

袁中道，字小修，生于隆慶四年（1570），卒于天啟三年（1623）。在袁氏兄弟中，小修年壽最長，但是科場中卻不如兩位兄長那般順達。他歷盡科場的辛酸，直到四十六歲，才考取進士。授徽州府教授，遷國子博士，歷任南京禮部主事，吏部郎中等職。

中道在少年時代就顯露了文學才華，十多歲便寫了《黃山》、《雪》兩篇賦。青年時的袁中道以豪俠自命，走馬擊劍，飲酒娛樂，縱情山水，“足跡所至，幾半天下”。中年以后，由于科場失意，更加嗜酒縱欲。這時他寫的詩文，多反映了這種傷感的情緒。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中這樣描寫他的弟弟：“蓋弟既不得志于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嘗貧；而沉湎嬉戲，不知樽節(jié)，故嘗?。回殢筒蝗呜?，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fā)之于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p>

中道最崇敬的兩位人物，是中郎和李贄。他的思想、風度、文藝主張都與中郎相近，而又不及中郎那般鋒芒畢露。所以他能對公安派的理論及創(chuàng)作，作出較客觀的評價。

袁中道的創(chuàng)作，數(shù)量上超過他的兩位兄長。現(xiàn)存的詩文，包括《珂雪齋前集》、《珂雪齋近集》、《珂雪齋選集》，以及《游居柿錄》，都是他在世時刻印出來的?，F(xiàn)合為一集，總名為《珂雪齋集》。小修的散文成就也超過他的詩。他寫的傳記《李陵溫傳》、《梅大中丞傳》、《趙大司馬傳》、《江進之傳》，都很出名，刻畫人物生動而傳神。他的山水游記寫得很美，因為他精于鑒賞書畫，藝術造詣很高，所以他的游記，多用畫家重筆渲染的筆法，把山光水色描繪得瑰麗多姿，充滿了詩情畫意。

（四）

時代造就了公安三袁，也造就了公安派。中國封建社會到了明代中葉，資本主義生產(chǎn)的萌芽，開始在封建制度的母體內(nèi)孕育產(chǎn)生。新的經(jīng)濟因素的誕生，不可避免地引發(fā)出新的文化精神與舊的文化傳統(tǒng)反復較量。這一時期的復古主義的高漲與反復古主義的斗爭，正是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思想文化領域矛盾斗爭的一種反映。

明代中期復古主義的文藝思潮，具體地體現(xiàn)在明代文學復古主義運動上。其代表人物是前后七子?！扒捌咦印敝该骱胫危?488—1505）年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文學派別。他們針對明初文壇被“臺閣體”束縛的詩文創(chuàng)作和文風萎弱的時弊，以復古為號召，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取“臺閣體”而代之，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矯枉過正，走向形式模擬的歧途?！昂笃咦印笔侵讣尉福?522—1566）到隆慶（1567—1572）年間以王世貞、李攀龍為首形成的文學派別，他們是繼“前七子”之后，明代文壇的又一股復古主義流派。他們推崇何（何景明）、李（李夢陽），效法秦漢盛唐，提倡格調(diào)、法度，其復古主張基本與“前七子”一致?！昂笃咦印弊笥颐鞔膲_四十年之久，其聲勢極盛，追隨者極多，以致當時詩文模擬成風。

前后七子在明代文壇統(tǒng)治了將近一個世紀，他們復古模擬的形式主義的文學主張，一度給文藝創(chuàng)作帶來了普遍衰退的后果。也遭到一些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到了明代晚期萬歷年間，進步思想家李贄、焦竑、徐渭、湯顯祖等人的一系列主張就代表了反復古主義的思潮。他們的文學主張和創(chuàng)作實踐，對公安派理論的形成有直接的影響。

李贄（1527—1602）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藝理論家。他對程朱理學提出批評，反對以封建倫理道德扼殺人的欲望。李贄文藝理論的核心是“童心說”。（見《焚書》卷三《童心說》）他強調(diào)作家要保持純真美好的心靈，掙脫世俗傳統(tǒng)思想的束縛，敢于把自己對于社會生活的真實感受和見解寫出來。這一主張顯然和復古派的文藝觀背道而馳，它反映了明代中葉以后，要求個性解放的進步思想。湯顯祖（1550—1616）既景仰李贄，又與袁氏兄弟多有交往。他提倡文藝創(chuàng)作應重“情”，重“意趣神色”，并對通俗文學、小說、戲曲的地位給予了積極的肯定。

公安派的理論，是適應時代的發(fā)展要求，受李贄、湯顯祖、徐渭等人進步思想影響，在同復古主義的斗爭中建立起來的。

一、公安派反對復古，提出了“世道既變，文亦因之”的文學發(fā)展觀。袁宏道在《雪濤閣集序》中指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彼牡艿苤械涝凇痘ㄑ┵x引》中說：“天下無百年不變的文章?！彼麄冋J為文學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變化，不同的時代就應該有不同的文學?！笆赖兰茸儯囊嘁蛑?，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這里所說的“勢”，就是隨著社會的進步變革，文學的發(fā)展也必將不斷推陳出新的客觀規(guī)律；違背了這個規(guī)律就是復古倒退。

二、公安派從文學的發(fā)展觀出發(fā)，在創(chuàng)作中反對因襲模擬，倡導創(chuàng)新。

明代中葉以后，由于復古主義文藝思潮的影響，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模擬因襲成風，形式主義泛濫?！胺灿幸徽Z不肖古者，即大怒，罵為野路惡道?！保ㄒ娫诘馈墩撐纳稀罚┰诘涝凇墩撐摹分屑怃J地批評了這種形式主義的弊?。骸八抉R遷之文，其佳處在敘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處，彼尚未夢見也，而況能肖子長乎？”這段文字還可以看出，三袁所反對的是形式主義的模擬古人，而不是籠統(tǒng)地一概排斥古人。袁中道就曾告誡他的侄子祈年和彭年：“若輩當熟讀漢魏及三唐人詩，然后下筆?！保ā剁嫜S集》卷三《蔡不暇詩序》）袁宏道更明確提出學古不必泥古的觀點。他們主張“見從己出”，倡導文章要有“精光不滅”的創(chuàng)見。

三、三袁發(fā)展了李贄的“童心說”和湯顯祖“唯情論”的文藝思想，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chuàng)作論。

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中，贊揚小修的詩“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第一次提出了這一文學主張。“獨抒性靈”，就是要求文學創(chuàng)作以抒發(fā)自己的真性情為主。他們認為各人的“性靈”是不相同的，因此文學創(chuàng)作應從各自的“性靈”出發(fā)，“不拘格套”，“信心而出，信口而談”（袁宏道《與張幼于》），作品就會有自己的真面目，就有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作個性。

袁氏兄弟的“性靈說”，除了真性情的涵義外，還包含著“靈”的一層涵義。“靈”即指“慧黠之氣”，對于作家來說，就是“才氣”“美感”。因此，三袁提出的“獨抒性靈”的創(chuàng)作論，不僅要求作家表現(xiàn)真實性情，而且還要表現(xiàn)這種天生的“靈氣”。同時他們還強調(diào)在文學作品中表現(xiàn)“趣”：“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tài)。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保ㄒ娫甑馈稊㈥愓募罚┰谶@段話中，袁宏道已經(jīng)對“趣”作了解釋，那就是人對美的欣賞領悟。作家在作品中表現(xiàn)這種“趣”，必須不受限制地抒發(fā)自己的喜怒哀樂，嗜好情欲，聰明才智。三袁在他的山水游記中，充分地體現(xiàn)了這種“趣”。

四、三袁與李贄、湯顯祖一樣，對通俗文學給予了高度的贊揚。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中極力稱贊民歌《擘破玉》、《打草竿》，在《徐文長傳》中贊美徐渭的雜劇《四聲猿》，在《觴政》中把儒家經(jīng)典與小說戲曲相提并論；他還把《西廂記》推為元曲之首，并盛贊小說《金瓶梅》、《水滸傳》等。在晚明統(tǒng)治者強調(diào)道統(tǒng)，而鄙視小說、戲曲一時成風的情況下，三袁對通俗文學的卓識，同樣具有離經(jīng)叛道的色彩。

（五）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是三袁文藝思想的核心，他們的詩文創(chuàng)作實踐，也基本體現(xiàn)了這種文學主張，從內(nèi)容和形式上形成了三袁文學創(chuàng)作的獨特風格。

一、“獨抒性靈”是三袁社會理想在創(chuàng)作主張上的體現(xiàn)。由于“性與俗違，官非其器，萬念俱灰冷，唯文字障未除”（袁宏道《與朱司理》），因此“任情而發(fā)”，“任意歌詠”，“獨抒性靈”這些才是他們致力于詩文創(chuàng)作的真正意圖。

在三袁的詩文中，雖然大量的是有關山水題材的作品，但是他們涉及社會現(xiàn)實的創(chuàng)作，也是很值得重視的。三袁作品中的人物傳記，就明顯地表現(xiàn)了三袁思想的叛逆特色。如袁宏道的《徐文長傳》，袁中道的《李陵溫傳》、《回君傳》等，這些傳記作品中富有個性的人物，大都是在封建社會的沉重壓抑下，或離經(jīng)叛道，或科場失意，懷才不遇，或窮困潦倒，作者深刻地揭示了這些人物與社會的尖銳沖突。袁宏道為徐文長寫傳，他顯然不僅僅限于寫徐文長的奇人奇事，而是慨嘆于許許多多失意者的共同遭際，這也正是袁宏道真實感情的流露。這類作品描寫的視點與傾向性，明顯地表達了作者的社會理想，與作者自我舒展個性的人生理想是相一致的。

三袁詩文的重點，是描寫自然山水的作品。他們的社會理想、個性在現(xiàn)實中得不到施展，只能通過縱情山水和山水題材的作品，曲折地表現(xiàn)出來。也就是“借山水之奇觀，發(fā)耳目之昏聵；假江河之渺論，驅腸胃之塵土”。（袁宏道《與陶石簣》）因此三袁山水題材的作品，總是鮮明地表現(xiàn)了作者擺脫社會束縛的喜悅，從大自然中探尋人生的樂趣，慰藉苦悶的心靈，從而追求個性人生的自由。因此，三袁的詩文，不是對自然山水純客觀的描摹，不是僅僅追求自然形態(tài)的逼真，而是在湖光山色的描繪中，展現(xiàn)出作者濃郁的主觀情趣，從而達到一種“情與景會”的藝術境界。

這種“情與景會”的藝術特色，首先表現(xiàn)在三袁山水詩文的寫意性上。這一點在袁宏道的山水游記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他往往信手寫來，輕輕著筆，淡淡點染，而性靈流溢，情趣盎然。如他在游記《西湖二》中，寫了西湖初春的桃李爭妍，并且極力地贊美西湖傍晚的山容水色，雖只寥寥數(shù)筆，讀后卻使人感受到“別是一種趣味”的風致，它既是一篇游記，又是優(yōu)美的抒情散文。這種“情與景會”的藝術境界，還表現(xiàn)在作者對自然山水的偏愛上。如在《爽籟亭記》中，袁中道有一段聽泉的描寫。他在對泉水作了富于變化的描繪中，展現(xiàn)了聽泉愛泉的豐富感受，乃至把聽泉的感受與對人生的思考統(tǒng)一起來。把作者陶醉于自然山水的情懷，表現(xiàn)得惟妙惟肖。又如袁宏道游飛來峰，“直窮蓮花頂，每遇一石，無不發(fā)狂大叫。”游五泄，發(fā)現(xiàn)奇石“相顧大叫”，“跳吼大石上”，游桃花源而留連忘返，無不表現(xiàn)了他們這種對山水的癖好。

從三袁自然山水題材的作品所描寫的對象來看，也具有它的特色。其一，作者所偏愛的，進入詩文的自然景物，或自然質樸；或變幻多姿，富于生機；或新奇而富有個性。這種選擇提煉的傾向性，與三袁反對傳統(tǒng)束縛，追求個性自由的思想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其二，三袁筆下的自然景觀，富于世俗生活的情趣。在對山水景物的描寫中，穿插了世俗的生活情景，并使之交融統(tǒng)一。如袁宏道《虎丘》，并沒有更多地著筆于山水，而是出色地描繪了蘇州人中秋之夜游覽虎丘的盛況，以及賽唱吳歌的情景，是一幅展現(xiàn)吳中風俗的精美圖畫。在《靈巖》中，對“響屧廊”和“西施履跡”的一段描述，以及僧人的“瞪目不知所謂”，仆人的“徘徊色動”，也充分表現(xiàn)了世俗之樂，給人以鮮明的印象。

二、從表現(xiàn)形式上，三袁的詩文具有樸素自然、通俗淺近，不拘格套的特色。這也是受晚明時期通俗文學，以及市民階層審美趣味影響的結果。

在語言上，三袁強調(diào)“本色獨造語”，也就是不加粉飾、不事雕琢、不蹈襲古人，用作家自己的語言，去抒寫自然趣味和心靈感受。在此基礎上，他們進一步強調(diào)口語化，甚至提煉俗語俚語，使之入詩入文。這一特點在三袁的詩文創(chuàng)作中有著普遍的表現(xiàn)。這種通俗淺近的語言風格，是作者追求形式上“不拘格套”的一個方面，也是對當時僵化摹古文風的突破。

三袁“不拘格套”的創(chuàng)作特色，還表現(xiàn)在體裁的多樣化。而且他們通過自己出色的創(chuàng)作，使許多不被當時文人重視的體裁，煥發(fā)出生氣。如三袁的尺牘、日記、題跋、隨筆，或抒情，或議論，或敘事，都寫得揮灑自如，而又簡潔凝煉，很有特色。

三袁的詩文創(chuàng)作，受明代中、晚期反理學、反復古主義思潮的深刻影響，在思想內(nèi)容和形式風格上，都有新的開拓。對明代以及后來進步文學的發(fā)展，有積極的影響。但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公安三袁的創(chuàng)作成就又是有限的，他們并沒有造成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新高峰。這與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有關，也有三袁主觀方面的原因。三袁所倡導的“獨抒性靈”，從一個方面說，由于回避了藝術與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就易于導致文學創(chuàng)作脫離社會現(xiàn)實，追求個人情趣的傾向。因此表現(xiàn)在他們的創(chuàng)作中，多偏重于抒寫個人的閑情逸致，積極的人生追求較少，往往缺乏深刻的社會意義。

本書選目以能反映公安派的思想及創(chuàng)作特色為標準，并收錄了歷來流行的名篇，照顧到這套叢書的普及性、通俗性特色，因此所選散文部分多于詩歌，而散文部分，又以山水游記為主。入選詩文原文主要依據(jù)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白蘇齋類集》、《袁宏道校箋》、《珂雪齋集》，并參閱了一些注釋本，吸收了一些有關研究成果。本書在注譯過程中，得到武漢大學中文系李健章先生、唐福齡先生的指教；武漢大學古籍所的陳世饒先生審閱了全稿，并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武漢大學古籍所所長宗福邦先生復審了書稿；武漢大學古籍所資料室的汪波同志提供了寶貴的圖書資料。在此謹致謝意。

任巧珍（武漢大學文學院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