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978～1983 冰山下的暗流

1978：北國之春

木蘭花開山崗上，

北國的春天，

啊，北國春天已經(jīng)來臨。

——井出博：《北國之春》，1978年

1978年3月18日，某軍用飛機制造廠33歲的技術員任正非到達了人民大會堂，跟隨著6000人的洶涌人潮，他在后排找到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座位，然后落座，攤開面前早已擺好的會議流程，開始聆聽來自主席臺上的講話。

在參加大會的6000人里，年齡在35歲以下的僅僅有150人，從這個角度來看，任正非能夠有此資格，實在是一樁了不起的殊榮，而讓他得到這份殊榮的原因，則來自于他剛剛獲得的全軍技術成果一等獎。

不過，此刻的任正非并沒有多少心思來享受這份殊榮，文革中被打倒的父親能否平反、以及他本人能否如愿入黨的問題，都正在困擾著他，然而，這種惆悵的情緒卻在突然之間被來自主席臺的講話打斷了。

在他的回憶里，那是第一次聽到“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的論斷。自打文革開始，報紙廣播一張嘴就全是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地位實在是不值一提，而現(xiàn)在如果說科學技術第一，那知識分子也就是第一，這實在是讓人吃驚不小。

從歷史資料上來看，日后創(chuàng)辦了風生云起的華為集團的任正非，在記憶上并沒有出現(xiàn)什么差錯。因為那一次的科學大會，乃是鄧小平擔任政協(xié)主席、真正主導中國命運之后主持的第一個大會，在會議上專門闡述了科技與發(fā)展的關系，著名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的論斷，以及那篇富有革命浪漫色彩、入選了中學課本的《科學的春天》，都是在那次大會上出現(xiàn)的。

除此之外，國家領導人還承認，中國在許多領域都落后世界水平至少15年，為此還專門提出了一個氣魄雄渾的發(fā)展規(guī)劃，將108個項目作為全國科研重點攻關項目，目的是“到本世紀末趕超世界水平”。

事實證明，這一目標實在是帶有太大的浪漫色彩而顯得不那么切實，因此也就沒可能完全實現(xiàn)，不過，有沒有實現(xiàn)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當時它確實讓所有與會者，甚至是全中國的精神都為之抖擻，更有那么一批人，感覺似乎要從那種混沌、無序、渾噩中掙脫出去，切入到另一條看上去前景廣闊的新軌道中來。

對于現(xiàn)代中國來說，1978年的重要性，恐怕要遠遠凌駕于其他年份之上。在此之前，中國的封閉自守程度，甚至超越了過去的任何一個朝代。像這樣一個龐大的經(jīng)濟體，卻和世界經(jīng)濟體系基本“絕緣”。

不唯如此，即便就內部而言，這輛在計劃軌道上運行已久的經(jīng)濟列車，也顯示出一種暮氣沉沉的疲態(tài)來——從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間，中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只有區(qū)區(qū)4元，農(nóng)民比這更少，只有2.6元，物資供應的狀況，在許多地方已經(jīng)不能用緊缺來形容，這還僅僅是一種宏觀的描述，實際上，任何一個從那個時代度過的讀者，都會對這種現(xiàn)狀感觸頗深。

在經(jīng)歷了一些觀察之后，許多外國評論家都對中國當時的狀況感到悲觀，多年積貧、混亂后瀕臨崩潰的社會經(jīng)濟，打倒“四人幫”后的一年里，仍然不見變化的政治空氣，以及落后而殘破的工廠、礦山，這些因素與事實結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讓人灰心喪氣的環(huán)境。

在日本評論家山川曉夫的觀察中，他發(fā)現(xiàn)武漢鋼鐵廠在經(jīng)歷了文革之后，幾乎已經(jīng)成為了一篇沼澤地，前往參觀的日本技術人員，甚至不得不穿上高腰膠靴，才能勉強在泥濘中行走，這個事實讓山川感到震驚，因為在同時期的日本，鋼鐵廠全部實現(xiàn)了公園式建筑，并且已經(jīng)在使用電子計算機管理。

類似的事實也被《讀賣新聞》駐香港記者松永二日注意到，在6月份，他應邀參觀了上海的一家集成電路工廠，在回來之后他寫道：“日本的集成電路工廠干凈整潔、一塵不染。相比之下，上海這家工廠簡直是馬路工廠。工廠方面聲稱，產(chǎn)品一多半不合格，賣不出去。”

在山川曉夫的估計中，這一年中國的恩格爾系數(shù)，幾乎只相當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這十年的水平，從一些經(jīng)濟數(shù)據(jù)的對比中，他甚至得出了“中國從1966年到1978年，人民生活絲毫沒有改善”的結論。而此時的中國，人均國民生產(chǎn)總值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美國的三十分之一，在最后，山川曉夫評論道：“中國的經(jīng)濟已經(jīng)處在崩潰邊緣，文革開始后的十幾年里，留給中國的只是一片空白?！?/p>

說起來，這種不抱希望的評論，倒未必是發(fā)達國家的評論員們故意為之，也不是受意識形態(tài)所驅，不自知地戴上了有色眼鏡，在那個時代的許多國人眼中，希望的確是像黑夜中的螢火一樣，有那么若隱若現(xiàn)的一點點，但更多的，還是漫長而無邊無際的黑暗。

后來創(chuàng)立了麥科特集團的王銘利回憶說，“那幾乎是一個空前的大泥潭，而且大家都站在里面，既前進不得，又要忍受那種沉悶，剛亂哄哄地度過十年，從心底來說，其實本來毫無希望可言，卻又總是想著，未來是不是會好一些？”帶著這種對未來的茫然與不可測，王銘利成為了一名援藏干部，在那里一呆6年，然后便回到內地，隨即轉身南下深圳，幾年后，麥科特集團的摩托車，一度占據(jù)了中國輕型摩托車市場的半壁江山。

在同一年的四川成都，當時正在師范專科學校讀書的劉永行，在宿舍的一次“臥談會”里和同學也談到了未來，這個未來的標準，則被這一幫年輕人設定在了2000年。

在各自暢想憧憬了一番之后，有一位同學說道：“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的工資可能會漲到200塊吧？”這個時候，一向少言寡語的劉永行卻突然說了一句：“我覺得應該會到2000塊?！贝搜砸怀?，所有的同學都把它當成了一句笑談，要知道的是，當時一個剛進工廠的學徒工，一個月只有18塊錢的工資，即便是他們這樣的大學生，畢業(yè)后的工資也只有40塊，如果說翻五倍到200塊尚且可以憧憬，那么把劉永行的“2000”當成笑話，實在是情理當中的事情。

事情有時候就是這么奇妙，在這些大學生們所設想的未來——2000年，全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年收入達到了6208元。達到了他們所希望的2.5倍，當然，更奇妙的是，根據(jù)2000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統(tǒng)計，這一年劉永行及其弟劉永好所擁有的個人財富，達到了86億元人民幣。

未來是什么樣子呢？在1978年這個特殊的年份里，這個問題屬于全體中國人，而悲觀的情緒，卻在更大的世界范圍內傳播。

在1978年新年前夕，路透社的一位記者在文章里這樣寫道：

“對于世界經(jīng)濟來說，這是令人焦急的一年，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會出現(xiàn)人們所期盼的恢復。大部分國家的通貨膨脹（率）仍然很高，這使得商店物價上漲，造成了不安全的氣氛，使人對未來喪失信心。人們無不擔心，世界可能會回到停滯狀態(tài)中，還會有更多的人失業(yè)……”

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在滿目灰暗、充耳悲戚的環(huán)境里，中國卻開始靜悄悄地醞釀著一場變化，它始于這一年的元旦。

按照一般的傳統(tǒng)，黨政軍幾大報刊在元旦或春節(jié)時，總是會出于宣傳需要，刊登一首詩詞，而且一般會選擇“慶春澤”、“東風第一枝”、“春風裊娜”這類不常用的詞牌，原因則純粹是因為詞牌名字的貼切。但是，在1978年的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志、以及《解放軍報》卻一改形式，共同發(fā)表了社論《光明的中國》。

在這篇題目寓意很明顯的社論里，秉承著那個時代一貫的政治腔調，然而卻在結尾處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

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種各樣的人，包括我們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們的敵人，都密切地注視著中國，在失去了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失去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和朱德委員長之后，在粉碎了“四人幫之后，中國會向何處去？”

很明顯，在一向被視為政治風向標的三大報刊中出現(xiàn)這樣的社論，如非有高層授意，實在是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而對于決策層來說，“向何處去”這樣的問題，既來自外部的質詢，也同樣來自內心的試探。

有趣的是，當這篇《光明的中國》以鋪天蓋地之勢，向全世界發(fā)出“中國向何處去”的聲音時，兩個曾經(jīng)發(fā)出過同樣吶喊聲的人，卻依舊要為此在監(jiān)獄里度日。

在湖南長沙，31歲的楊曦光已經(jīng)坐了整整十年監(jiān)獄，從1968年2月開始，他就開始承受這場囹圄之災，原因就是他在當年寫出了一篇洋洋萬言的《中國往何處去》，言辭之間不乏對國家命運的憂慮，然而卻被當時的“文革”領導人康生先后三次點名，最終獲刑十年。出獄之后，改名為“楊小凱”的他考取了社科院研究生，卻因為政治審查始終不能過關，遲遲無法入學，在他的四處奔走之下，時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胡耀邦對他的冤案親自批示中央組織部，他才得以在政治上“恢復清白”，卻仍然厄運連連，甚至無法獲得一份正式的工作，直至被普林斯頓大學錄取為博士生，后來，此人成為了當代最富于現(xiàn)實批判精神的經(jīng)濟學家，兩次被提名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值得玩味的是，他終身再未踏上中國的土地。

比起楊小凱，另外一個寫了《中國往何處去》的人，命運則顯得更為波折，他就是來自四川萬縣的牟其中，一個縣玻璃廠的普通燒爐工人，在1971年，已界而立之年的牟其中響應時代號召，在老家成立了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兩年之后，他又把這一小組升級為“馬列主義”研究會。

在1974年，因為在他的《中國往何處去》中批判“文革”，提出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chǎn)體系”，同樣獲罪入獄，被冠以當時最嚴重的罪名“現(xiàn)行犯革命”，甚至被“內定”為死刑，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發(fā)文進行全省范圍的大批判。只是因為案子一拖再拖，才終究幸免于難。

值得玩味的是，牟其中在出獄后，并沒有選擇像楊小凱一樣，走一條專業(yè)學術的道路，而是向人借了300塊錢轉投商海，成立了一個小小的“貿易信托服務部”，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曾經(jīng)極度輝煌，一度成為“中國首富”，也曾二次入監(jiān)，被描述成“中國首騙”的形象，最終在1999年第三次被關進監(jiān)獄。

光明究竟來自何方，在今天看來，這似乎根本不是個問題，它或許來自十年浩劫過后的喜悅，或者來自對未來的期盼，或許干脆是一種象征性的說法，但是在當時的那種環(huán)境下，決策層中能夠提出如此試探性的問題，能夠發(fā)出如此聲音，對于億萬還生活在茫然之中的中國人來說，的確是一個非比尋常的舉動。

在這一年，盡管執(zhí)行極左政治路線的“四人幫”已經(jīng)被打倒兩年之久，但從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層向下，卻依然存在著僵化強大的體制，以及刻板的理論體系，譬如“兩個凡是”的政治主張，就依然在政治和經(jīng)濟的雙重領域里，實行最具意識形態(tài)化的管制，延續(xù)著過去的統(tǒng)治力。

如果說《光明的中國》這篇社論的出現(xiàn)，僅僅代表了中共決策層一種“投石問路”的心態(tài)時，那么，接下來發(fā)生的變化，則正代表了“問路”之后所跨出的第一步。

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后來在經(jīng)濟領域所發(fā)生的變革，竟然是從意識形態(tài)領域首先發(fā)端的，這種“先政后經(jīng)”的變化模式，在此后幾乎成為一種中國式的慣例，貫穿于我們三十年來的整段商業(yè)史中。而更讓人沒有想到的是，這場足以載入史冊、轟轟烈烈的驚天變化，其源頭竟開始于一封普通的來信。

在《光明的中國》發(fā)表后的第十四天，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收到了一封信，寫信的人則是《光明日報》的編輯。在半年之前，胡福明曾經(jīng)利用在醫(yī)院陪床的空暇時間，趴在長椅上撰寫了一篇八千字的文章，隨后投寄給該報哲學版，卻如同石沉大海，遲遲沒有收到回復。

在胡福明后來的回憶里：當時的來信中還附上了一份清樣，正是他那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信里的大概意思，則是希望胡福明能夠按照建議修改文章，把道理講的再清楚一些、完整一些，不要讓人產(chǎn)生馬克思主義已經(jīng)過時的感覺。從那之后，稿子就來來往往好幾個來回，反復修改、反復推敲。到了后來，來信的要求又變化了，調子變得更高，讓他寫得更鮮明一點，要更有針對性、要更有批判力……

在這樣你來我往了4個月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題目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繼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華社等媒體紛紛全文轉載。在這片文章的結尾。作者斬釘截鐵地得出結論：“凡是有超越于實踐并自奉為絕對的‘禁區(qū)’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p>

文章一經(jīng)發(fā)表，當即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在當時政治氣氛最為沉悶窒息的東北和上海等地，有人甚至給它扣上了“荒謬”、“砍旗”、“違反中央精神和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一時之間，討伐之聲隆隆四起。

時隔三十年后，胡福明對于那段日子仍舊印象深刻：當時斥責者有之，贊其“東風第一枝”、“摧毀四人幫反動思想體系的重磅炸彈”者亦有之，眾說紛紜，爭論四起。在他看到報紙上批評的消息之后，回家對妻子說：“我已經(jīng)有思想準備了，我準備要坐牢?！逼拮踊卮鸬溃骸拔乙磁隳阋黄鹱危刺焯焖惋埖侥愠隼?。”

胡福明的擔心并沒有成為現(xiàn)實，不僅如此，在4年之后他便調入江蘇省委工作，從此仕途一帆風順，直至出任江蘇省政協(xié)副主席。他并不清楚的事實是，在當時的最高決策層中，有一個人正在試圖用自己的影響力，推動中國人思想解放，推動中國命運變革。在這個人與這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共同作用下，中國發(fā)生變革的思想基礎就此奠定。

這個奠定了中國變革思想基礎的人，就是鄧小平，而在我們這部下海史的前半程中，我們越來越會感受到他在關鍵時刻的作用，感受到他對整場變革節(jié)奏的把握，以及他賦予中國商業(yè)社會怎樣的影響。

5月19日，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的時候，專門談到了這篇文章，認為該文是符合馬列主義的，甚至說：“文章符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扳不倒嘛?！痹陔S后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他再次以此文為題，對教條主義展開了批評，號召全黨、全軍、全國“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在他看來，這場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是非常有必要的。

于是，從6月到11月的數(shù)月時間里，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絕大多數(shù)省市的負責人，都紛紛發(fā)表文章和講話，一致認為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具有相當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所產(chǎn)生的影響，并不只停留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在經(jīng)濟的領域當中，這場討論所產(chǎn)生的結果，就是成功地建立了一種全新的商業(yè)思想環(huán)境，以及為大家普遍接受的商業(yè)倫理。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時間里，這種“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思維模式，不僅主導了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還衍生出“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穩(wěn)定壓倒一切”、“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黑貓白貓，抓住老鼠是好貓”這一類政治格言，更在無數(shù)下海者的頭腦中深深打下印痕，使得他們在后來的商業(yè)運營中把實際效果放在第一位，許多或悲或喜的故事，正是因此而被孕育出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從此之后，中國再很少有學術文章，能夠像這篇文章那樣引起高層領導和理論工作者的重視、如此多次的修改，也絕少有任何一篇學術文章能夠像它這樣，如此深刻地影響現(xiàn)代中國歷史的進程。因為那種特定的歷史條件，幾乎是不可能復制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如此特殊時期出現(xiàn)的《實踐》一文，注定要在歷史的舞臺上扮演一個孤獨而又偉大的角色。

1978年的中國，究竟有著怎樣的商業(yè)環(huán)境，也許我們可以從一些史實中讀出幾分。

就在那場大討論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距離北京500多公里，山東省的一個偏僻小村落里，一戶農(nóng)民被當成了“資本主義暴發(fā)戶”的典型，不得不接受殘酷的批斗，說起來有些匪夷所思，批斗的原因竟然是，村里除了這戶農(nóng)民之外，其余各家各戶都背井離鄉(xiāng)，外出討飯。

從1月底到2月初，鄧小平開始了尼泊爾的出訪之行，在途經(jīng)四川成都的時候作短暫停留，在聽取了四川省省委的工作匯報之后，鄧小平突然評論道：“農(nóng)村和城市都有個政策問題，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yǎng)三只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yǎng)五只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的很！”

這些非常細微的小事件，在當時聞者甚少，更不為新聞報道所注意，人們所關心的，往往只集中于那些具有宏大政治意義的事件，然而當我們今日回頭看的時候，就會發(fā)現(xiàn)以鄧小平那種深思慎行的性格，絕不可能在未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情況下，便輕易提出主張。正因為如此，那些曾經(jīng)被人遺漏的細節(jié)，才顯得格外有價值，每當一個細節(jié)出現(xiàn)的時候，其歷史意義是絕對深遠的。

就在鄧小平嘗試著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嘗試著在中國的經(jīng)濟領域內進行一場變革的時候，卻有許多人已經(jīng)在既未得到政策鼓勵，又未得到輿論支持，更未見社會環(huán)境好轉的情況下，悄無聲息地開始了他們的商業(yè)之旅，不知不覺地或主動、或被動走上個體工商戶的道路，不僅為他們日后的下海之路埋下伏筆、積累下原始資本、也初鑄了中國最初的商業(yè)形態(tài)。

在山西運城川口村，一個叫做李海倉的23歲青年，此時正盤算著要開始自己的事業(yè)，這份機緣則來自于他在三年前的發(fā)現(xiàn)。

在1975年的時候，自幼在晉南大地上長大的李海倉，忽然感覺到了一點門道——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許多生活物資都奇缺無比，就連人們常用的肥皂都難以買到，只能用味道很大的豬油胰子、皂角水代替。那么，如果能自己生產(chǎn)肥皂，那么起碼在晉南地區(qū)銷路不成問題。

于是，帶上父親給的30元錢，李海倉踏上了前往運城的道路，在運城火車站的候車室睡了一夜后，他找到了當?shù)厣a(chǎn)肥皂的糧油加工廠，卻不巧正好趕上那里中秋節(jié)全廠放假。一心想要學做肥皂的李海倉，居然愣是從收發(fā)室里找到一個退休的老技師，用兩盒月餅和一頓酒學到了配料、熬制這些技術。

回到家里，拿著自己做出的肥皂，李海倉找到了川口村的大隊干部，要求大隊給他投資。川口村地處晉南，向來是貧瘠之所，自然沒辦法提供他所急需的資金，唯一能拿的出來的，就只有幾百斤小麥和一口大鐵鍋，并且要他和隊里簽訂協(xié)議“第一年交出6000，第二年交1萬”。

于是，李海倉把小麥賣掉，在場院里支起大鍋，就這樣辦起肥皂廠來。在當時的中國，6000塊實在是一個不小的數(shù)目，李海倉能夠冒如此大的風險，實在需要非凡的氣魄和膽量。好在工廠把肥皂一生產(chǎn)出來，立刻供不應求，一年之后，李海倉便如數(shù)上交了6000元。小肥皂廠也如雪球一般越滾越大，最終成為了山西省最大的民營企業(yè)——海鑫集團的前身。

其實，假如我們把視野放得再廣闊一些就可以發(fā)現(xiàn)，在當時的中國，李海倉這樣的人，其實并不孤獨。在廣東，普寧縣流沙公社，一個名叫陳凱旋的農(nóng)村青年在三年前來到廣州務工，最初在廣州化工研究所做建筑工，隨后跟著包工隊去清拆舊樓，還在黃埔港挖過一段時間的排水工程，這些都是需要出力的體力活，對于那段日子他一生記憶深刻，“那些都是苦力活，而且只能求溫飽，不求其他。實在是很苦，但是也受用無窮?！?/p>

幾個月后，陳凱旋開始了“單干”的生涯，起初只是做一些規(guī)模很小的買賣，只要有利潤，幾乎無孔不入。直到有一天，正在大街上東游西逛的陳凱旋忽然想到，自己的家鄉(xiāng)物資奇缺，而消費需求卻相當旺盛。

于是，在這一年的春節(jié)里，陳凱旋拿出了3000元積蓄，裝了滿滿兩大箱子洗衣粉、洗發(fā)水之后踏上了回家的道路，從此，他每周都要奔波在廣州與潮汕地區(qū)之間，來回倒騰日常洗化商品，幾年之后，幾乎跑遍了潮汕地區(qū)所有鄉(xiāng)鎮(zhèn)的陳凱旋，終于積累起一筆不小的財富，然后便創(chuàng)辦了立白集團，它后來成為了中國洗滌行業(yè)里最具實力的企業(yè)之一。

在內蒙古，一個叫做牛根生的青年人，此刻正遭遇父喪。說起來，他實在是一個苦命的孩子，出生后的一個月，他就被親生父母從鄉(xiāng)下賣到了城里，據(jù)說只賣了50塊錢，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為他的養(yǎng)父從抗美援朝結束后便一直在養(yǎng)牛，所以讓他也姓了牛，十四歲的時候，他的養(yǎng)母去世了，現(xiàn)在則是他的養(yǎng)父。

和陳凱旋、李海倉等人“單干”不同的是，在料理完喪事之后，牛根生成為了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廠的一名養(yǎng)牛工，從此不必挨餓受凍，而他的下海故事，以及那一連串關于“蒙牛”、“伊利”的傳奇經(jīng)歷，則要等到二十一年后才會正式上演。

在當時的中國，有著許多像陳凱旋、李海倉這樣的人，他們能夠做出如此“出格”、如此“大膽”的事情，多半是受到貧窮的驅使，而之所以能夠在后來被寫入中國的企業(yè)史，則在于他們日后的輝煌。當大家從近乎癲狂的政治狂熱中清醒過來的時候，貧窮就變得如芒在背，讓人無從忍受，盡管它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我們必須要承認，生存的確能讓人動作得更快更早。

事實上，當鄧小平在發(fā)表自己主張的同時，一些有著敏銳政治感覺的人，便已經(jīng)開始察覺到中國經(jīng)濟風向的微妙變化。他們和李海倉、陳凱旋這樣的人不同，這些人多為鄉(xiāng)村、鄉(xiāng)鎮(zhèn)的基層干部，中國特有的官本位文化，使得他們習慣于時刻留心、時刻揣摩最高權力階層中，核心領導人所說的每一句正式、非正式的言論，每一句話里所包含的玄機，都被他們反復玩味，從中品讀、引申出更深遠的意義；反過來，他們所處的基層管理者位置，又能夠給予他們更多可施展抱負的權力與空間，以及相對城里更自由的環(huán)境。

在這一年的12月7日，新華社向全國播發(fā)了一篇稿件，題目是《農(nóng)民熱愛這樣的社會主義》，第二天，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幾乎以整版的篇幅看出了此稿，同時在頭版右上方那個顯要的位置上，還配發(fā)了一篇《華西的經(jīng)驗說明了什么》的評論員文章，隨后，全國所有的省級、直轄市級報紙，都在顯著的位置刊登了這篇通訊。

可以說，這是中國新聞界當年給夠給予的最高規(guī)格報道，之所以有如此待遇，原因則是因為華西村這個舊日典型的身上，再一次煥發(fā)出了新的光芒。

早在60年代，華西村就是“農(nóng)業(yè)學大寨”的全國典型，它的村黨委書記吳仁寶，則被描述成為一名“陳永貴式”的好干部，風光及地位一時無二，早在這次報道之前，《人民日報》就曾經(jīng)用充滿激情的筆調描寫過華西村：“華西大隊認真學大寨十一年，過去糧食畝產(chǎn)超一噸，今年可達2400斤……吳仁寶同志還向全省代表講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種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規(guī)劃，他把自己的藍圖編成了一首詩：九十萬人民心向黨，七十萬畝田成方，六萬山地換新裝，五業(yè)發(fā)展六畜旺，社員人人喜洋洋?！?/p>

如果說這樣的報道還僅僅是一種“政治樣板”的話，那么新一輪的宣傳，則更多地反映了另一個層面上的變化。

這一年的華西村，雖然還沒有達到紅遍全國，富甲天下的極盛程度，但在當時的中國，華西村確實是一種絕無僅有的存在。在這一年里，華西村總計實現(xiàn)產(chǎn)值萬元，創(chuàng)造利稅萬元，固定資產(chǎn)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外還存有三年的口糧，人均分配水平達到220元；200多戶社員全部住進了村里新建的瓦房，甚至還建成了當時蘇南地區(qū)大部分縣城都沒有的五層樓房，用來辦托兒所和中小學，老人或五保戶不僅供應口糧、燃料、蔬菜，每月還會發(fā)給零用錢。

類似于這樣的成績，自然不可能僅憑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來完成，事實上，早在幾年前，吳仁寶在高調跟隨中央“農(nóng)業(yè)學大寨”的同時，又在干著一些“見光死”的事情。從1969年的時候開始，吳仁寶就抽調了20個膽大心細的人，在村子的一片澤地中辦起了小五金廠，周圍四處是茂密的林木，他還讓人在工廠的四周筑起圍墻，窗戶掛上厚窗簾，勒令所有人對外守口如瓶。

“當時可千萬不能讓外面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呢。”后來頂替了吳仁寶職務的他的第四個兒子吳協(xié)恩回憶說。當蘇州地區(qū)的“大寨學習會”在華西村召開時，各地區(qū)領導、媒體記者蜂擁而至華西村，無奈的吳仁寶只好做出了“舍小利，保大利”的決定，下令工廠關門，工人放假，等會議結束之后立即開工，加班加點彌補損失。

在吳協(xié)恩的回憶里：“田里紅旗飄飄，喇叭聲聲，檢查的通知走了，我們轉身也進了工廠?！敝匀绱嗣半U搞工業(yè)，原因就是種田實在賺不到錢，當時全村人拼死拼活，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只有24萬，而只有20個人的小五金廠，三年后就達到了24萬的產(chǎn)值。在吳仁寶看來，既然農(nóng)業(yè)本身難以積累到足夠的資金來發(fā)展，那么就有必要另辟蹊徑，有必要“圍繞農(nóng)業(yè)辦工業(yè)，辦好工業(yè)支農(nóng)業(yè)?！?/p>

事實上，辦工業(yè)是真，支持農(nóng)業(yè)卻未必是最終的目的，在此后的幾年里，吳仁寶在華西村搞的那些地下小工廠一直在偷偷運轉，而正是這些作坊式的小工廠，日后卻成為了中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最早的雛形。

如果說吳仁寶的嘗試是借助模板效應，順勢而為的話，那么，同樣是在1978年，在距離江蘇上千公里之外的吉林省四平市紅嘴村，則發(fā)生著另外一種模式的變革，它是一種堅持與體制對抗的模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不受政府認可，紅嘴村的當家人盧志民甚至差點被關進監(jiān)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從地下轉到地上的民營企業(yè)模式。

紅嘴村地處吉林東遼河畔，雖然依山傍水，卻貧瘠窮困，當?shù)厣踔辆幊龈柚{“光棍四五十，干活沒分值，牲畜沒草料，家家沒糧吃”。盧志民耳聞目睹，對這種貧困的體驗自然格外深刻，想要脫離這種現(xiàn)狀的愿望自然也更加強烈。他初中畢業(yè)后返鄉(xiāng)務農(nóng)，22歲那年，他當上了紅嘴村生產(chǎn)二隊的隊長，從此開始帶著一群社員搞副業(yè)，剛剛有了一點起色的時候，卻不料恰好趕上“基本路線教育工作組”進了村。

稍微年輕一些的讀者，可能會對這個所謂的“教育工作組”不甚了解，然而在當年，這個名稱看似溫和的工作組，卻可以隨時給人冠以“背離黨基本路線”的罪名，要知道，這樣的罪名似有似無，可大可小，嚴重起來足以將人置于死地。果然，經(jīng)過一番所謂的走訪調查后，盧志民被認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只認錢，不認路線，被關進牛棚進行批斗，108天后才被釋放出來，荒唐的是，連黨員都不是的他，一夜之間竟然成為了“黨內正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被放出來之后，盧志民在家呆了兩年，思前想后還是決定要辦一個翻砂廠。盡管78年的政治環(huán)境已經(jīng)有所好轉，但是就當時而言，人們的思想?yún)s仍然未能從“文革”的桎梏中脫離出來，更重要的是，辦廠所需的條件，盧志民可以說是一樣也不具備，最大的麻煩是，他的翻砂廠始終無法得到來自“上邊”的支持，以至于辦廠經(jīng)費只有區(qū)區(qū)一百元。

盧志民辦廠，可以說是從一窮二白起家，工廠沒有地方買設備，他就四處尋覓游說，看見哪里有塊破鐵板破鐵皮，哪怕是擋豬圈用的，也要說服人家讓出來；沒有鼓風機，就蹬著輛破自行車到四平市里，在鐵鍬廠的廢料庫里買下一臺報廢的；沒有電動機，就搬來一臺碾坊磨米用的舊電機，白天工廠生產(chǎn)用，晚上再還給社員磨米。一切因陋就簡，拼拼湊湊，然而卻在年底達到了萬元產(chǎn)值，超額一倍多完成指標。

紅嘴村翻砂廠的成就，開始引起了上級部門的反感，甚至于某個公社領導在公開場合宣布：“盧志民吃一百個豆不嫌腥，搞資本主義差點沒進班房子，一解放出來，就整翻砂廠。他怎么整起來，我怎么給他平了。”此外，還有一些人給省里寫匿名信，告發(fā)“紅嘴村大搞資本主義復辟”。在這樣的氣氛中，盧志民一邊想辦法維持生產(chǎn)，一邊頂著壓力躲過重重暗箭，這樣的日子足足持續(xù)了一年多，直到“民營企業(yè)”不再是一種卑微的象征時，盧志民的命運才開始向不同的方向駛去，當然，這還需要數(shù)年的時間才能實現(xiàn)。

對于太多人來說，1978年都是改變命運的一年，因為正是在這一年里，全國性的高校招生統(tǒng)一考試恢復了。

從64年開始，到79年完事，《毛主席語錄》一共印了十億九千一百萬冊，77年高考出了一件事，因為報名的實在太多，結果印卷子的紙不夠了。然后老鄧拍板，《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先不印了，拿這紙印卷子。我說這事沒別的意思，主要是老胖子的書印得實在太多了，文革期間那誰的書印了十八億七千二百四十萬冊，這里面大約有十億一千萬冊語錄，兩億五千萬冊文選，五億兩千三百萬冊選集，八千五百萬冊詩詞。

帶著積聚了十年之久的夢想，610萬考生從四面八方涌入了考場，在全世界范圍內，一場有史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考試就此開始了。頗值得玩味的一個細節(jié)是：因為參考人數(shù)太多，加之國民經(jīng)濟的破壞嚴重，國家竟然一時調集不出足夠的紙張用來印刷試卷，于是不得不做出決定，調用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在當時的政治氣氛當中，這樣的決定意味著什么，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在教育部公布的數(shù)據(jù)中，1978年全國高考有610萬人報考，錄取了40.2萬人。在這次高考過后，許多人的命運都發(fā)生了變化，有許多在農(nóng)村插隊的青年，在這一年里都如同鯉躍龍門，成為了大學校園中的一員。

在杭州出生的張征宇，考上了后來的北京理工大學，在博士畢業(yè)之后于1987年自創(chuàng)公司，開發(fā)出了中國第一代掌上電腦“商務通”，北京176中學的老師段永基考上了后來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后來繼萬潤南之后成為了四通的掌門人。更為神奇的是，有三個農(nóng)村來的青年人，同時考上了廣州的華南工學院無線電專業(yè)，他們的名字是黃宏生、李東生和陳偉榮，這三個穿著解放鞋走進教室的農(nóng)村青年，日后分別創(chuàng)建了創(chuàng)維、TCL和康佳三家彩電企業(yè)，不需要任何數(shù)據(jù)來幫助，我們都對這三家企業(yè)極盛之時的名聲記憶猶新。

事實上，當這些青年人剛剛開始他們的學業(yè)時，已經(jīng)有那么一批人，已經(jīng)在大學里度過了一年的時間，早在此前的1977年，高考制度已經(jīng)部分恢復，這批青年人抓住了這個機會，成為了最早一批的體驗者。在當時，大學生是擁有干部編制，并且可以領取相對于工人來說不菲的工資，許多大學生在外出校園時，大都會戴上?；?，以彰顯自己的特殊群體身份。大概是過于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機會，在日后的下海大潮中，77乃至78級的大學畢業(yè)生，仍然舍不得丟掉這份寶貴的待遇，這也是今日著名民營企業(yè)家中，77、78兩屆大學生極少的原因。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在其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令人感到熟悉的名字。

和全國所有大學一樣，江蘇工學院也迎來了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學生，在動力工程系中，一位名叫顧雛軍的18歲男孩并不顯眼，每天只是倔強地鉆研課程，盡管這與當時的學風吻合，但更多的則來自于顧雛軍慣有的氣質；少年時代的顧雛軍就酷愛讀書，在那個時代，農(nóng)村的娛樂活動極為稀少，每逢電影放映隊下鄉(xiāng)的時候，總是會引得全村人圍觀，然而即使是這樣的熱鬧場面，顧雛軍也從來不參加，他總是會選擇躲在家里安靜讀書。更有意思的是，少年時代的他對機械設備也同樣感興趣，曾經(jīng)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偷偷地把村里唯一一臺柴油機拆開，再原封不動地裝好。

不出意料，當1977年部分恢復高考的時候，18歲的顧雛軍一舉從所在公社的370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在四年之后，他又考入了天津大學的研究生。在研究生階段的科研工作里，他發(fā)明了一套熱力循環(huán)理論，直接命名為“顧氏理論”，在這個時候，顧雛軍倔強性格中的自傲成分發(fā)揮了作用，他對師弟放言：“我搞的東西，導師能明白一半就不錯了。”

當時國內最有影響力的經(jīng)濟類報紙、新華社旗下的《經(jīng)濟參考報》在頭版頭條刊發(fā)了他的發(fā)明消息，并且配上了一篇非常具有誘惑力的評論《快搶財神顧雛軍》。然而，盡管受到了媒體的一致贊譽，這項發(fā)明卻不被當時蓬勃發(fā)展的電冰箱行業(yè)看好，找不到合適買家的顧雛軍一怒之下，找朋友東挪西借了10萬元，下海創(chuàng)辦了一家注冊資金為10萬元的小公司。

在10年之后，顧雛軍所創(chuàng)辦的格林柯爾公司，最終成為制冷家電龍頭企業(yè)科龍集團的第一大股東，手中握有的電冰箱年生產(chǎn)能力達到800萬臺，在全球行業(yè)中僅僅遜于伊萊克斯；然后又在數(shù)年之后，從創(chuàng)利6億元到巨虧36.93億元，在這里面，他那種倔強而強勢的性格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此中的跌宕起伏，以及與其相關的另外一位傳奇人物的故事，將會在后面的篇幅中一一記述。

和顧雛軍同一年進入大學的還有黃鳴，這位皇明太陽能集團的創(chuàng)始人考上了中國石油大學的機械設計系，在第一節(jié)課上，聽到教授告訴他們：“世界的石油大概只夠用五十年，中國的則會更短?！甭劼牬搜缘狞S鳴異常激動：“難道等不到七十歲，我學的專業(yè)就毫無用處了？”此后黃鳴在能源利用領域的成就，以至于成為中國能源環(huán)境立法的推動者，實在不能不說與此大有關系。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輕人，都能像上面這些人一樣幸運。

在江蘇常州，后來成為中國英語培訓教父的俞敏洪，在1978年的高考過后黯然失利，英語只考了33分的他，不得不選擇回家種地喂豬；在復習了一年之后，頗具信心的俞敏洪再次參加了高考，孰料那一年的分數(shù)線水漲船高，滿懷希望的俞敏洪不得不再次鎩羽而歸，落寞地回到村里，繼續(xù)著一邊務農(nóng)，一邊復習的生活。

對于上面這些人而言，高考給各自命運帶來的變化，其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對于另外一部分人來說，是否成為莘莘學子中的一員，已經(jīng)沒有太大的意義，他們的著眼之處更遠，要求改變命運的愿望也更為強烈。

公元1978年6月的一天，一個普通而又與眾不同的中年人，悄悄地踏上了香港中環(huán)碼頭。說他普通，是因為他只帶了簡單行裝和一張單程通行證，和一般人別無二致；與眾不同的地方則是：他叫榮智健，來自曾經(jīng)顯赫百年的無錫榮家。

無錫榮家，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里，始終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商賈大戶，榮家的印染、紡織工廠在一段時期內，甚至囊括了中國紡織工業(yè)的大半。在1949年之后，和共產(chǎn)黨關系密切的榮家，自然在政治上熠熠生輝。1953年開始的公私合營運動里，榮家所持股的廣州第二紡織廠，成為全國第一家遞交公私合營申請書的私營工廠，其示范作用非比尋常，而這更是讓榮家第三代掌門人榮毅仁仕途坦蕩。

在1957年的政協(xié)二屆二次會議上，作為工商界報喜隊代表的榮毅仁，被贊許為“民族資本家的首戶”。隨后，榮毅仁參選上海副市長，曾任上海第一任市長的陳毅親自為之助選，其中意義不言自明，榮毅仁的當選也自然不在話下，兩年之后，榮毅仁又擔任了紡織部副部長。自此，榮家在政治上已經(jīng)達到了工商界人士中一時無二的頂峰。

然而在“文革”期間，一切卻急轉直下，榮毅仁被當做“資產(chǎn)階級頭面人物”，成為當時的專政對象，在長達幾年的時間里，一直在全國工商聯(lián)機關打掃廁所，與他一起遭此噩運的還有同為民族資本家、時任工商聯(lián)副主席的經(jīng)叔平，此人在后來被譽為“中國民營經(jīng)濟的形象代言人”，我們在后面還會說到這個話題。

受到父親的連帶，榮智健的遭遇自然不會太好，他被流放到四川涼山的一個小水電站做抬土工。在六年的時間里，一直在地圖上都難覓蹤跡的荒山野嶺中艱難度日。而在四人幫下臺之后，盡管榮毅仁重新在政治上恢復光芒，但榮家在大陸的資產(chǎn)卻早已不復存在，于是，每天無所事事，卻又不安于水電部工作的榮智健將南下香港，當成了改變自身命運的最好選擇。

在榮智健后來的回憶中，到達香港那天，是一個潮濕而又平淡的夏日，來迎接他的，是他的兩個堂兄弟，榮智謙、榮智鑫。當他們建議榮智健先到國外深造一下，學成之后再來香港創(chuàng)業(yè)發(fā)展時，他的回答是“已經(jīng)三十六歲，不想再虛度光陰?！庇谑牵值軟Q定合資辦廠，股本占三分之一。

兩位堂兄自解放后一直在港，籌集資金自然沒有問題，唯有榮智健兩手空空，不得已之下，一封求援信寫到了父親榮毅仁手中。

在中央文獻研究室所著的《榮毅仁》書中這樣描述：“1949年后，榮毅仁留在大陸，他的錢在工商業(yè)改造中都合營給了國家。但是，榮智健創(chuàng)業(yè)的錢從哪來？他們家在香港有一些股份，30年沒領過股息，30年后兒子要創(chuàng)業(yè)，榮毅仁讓他去算一算，結果算出來還有600萬港幣，也就是說這錢是他的，30年都沒挪窩，30年后還是他的?！?/p>

就這樣，榮智健在父親的指點下分別結算，靠著這筆不菲的資金，榮智健開始了激蕩香江的生涯。在這一年的12月，總股本100萬元港幣的愛卡電子廠開業(yè)，具體的業(yè)務則是將香港的電子表、半導體等廉價電器向大陸販賣。

在今天看來，以愛卡這樣的規(guī)模，這樣的業(yè)務范圍，根本算不上一家入流的企業(yè)，但是在那個特定的時代里，對于一家港資企業(yè)而言，能夠獲得“大陸販賣權”，則是一筆無法估量的財富。在這個過程里，榮智健的官方背景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恐怕只有當事人才能說得清。

果然，三年之后，這家“榮記”小電子廠就被美國的Fitelec公司以1200萬美元的高價收購，從100萬港幣到1200萬美元，榮智健只用了三年時間，此后他一路高歌，直至榮登“中國首富”的寶座，回首歷程，起點當始自那個潮熱的夏天。

在兒子闖蕩香港的同時，擔任了全國副主席的榮毅仁，則開始了他商業(yè)人生中的第二次輝煌，在這一年，榮毅仁向鄧小平提議：“從國外吸引資金，引進先進技術，似有必要設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集中統(tǒng)一吸收國外投資，按照國家計劃、投資人意愿，投入國家建設?！庇谑?，這家即將創(chuàng)辦的公司名為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即為后來為大家所熟知的中信。

比起兒子，榮毅仁對政治資源的利用更加徹底，你很難分清楚，他究竟是一個官員還是一個企業(yè)家，他是政協(xié)的副主席，是國家領導人之一，是為數(shù)不多的能決定這個國家命運走向的人，在中信的成立過程中，鄧小平“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負全責”的托付，無疑令他幾乎可以毫無限制地擁有一切權柄。與此同時，他又是一家國有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jīng)理，中信從開始時的十幾個人發(fā)展到后來集生產(chǎn)、技術、金融、貿易、服務五位一體的國際化超級央企，一方面可以看做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之一，而在另一方面，無疑是制度與資本結合的果實——中信所擁有的開發(fā)權，擁有的資金渠道無可比擬，我們很難用普通的眼光來看待這種類型的“下海”，也無法說這是否符合“創(chuàng)業(yè)”的定義，在很大的程度上，它就像是一個社會改革的試驗場，直到今天，這種能夠集權力與資本于一身的角色，都是中國企業(yè)家在內心深處羨慕并暗自追求的對象。

對于這一年的中國而言，政治上的變化無疑是巨大的，這不僅僅體現(xiàn)在內部，更體現(xiàn)在對外關系的一系列轉變上，在這一年里，以鄧小平為首的主要領導人紛紛出訪，并且做出了一系列政治色彩很強的舉動，在7月3日，中國政府停止了對越南的援助，13日則宣布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經(jīng)濟與技術援助，在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北京那所著名的中日友好醫(yī)院，此后不久即在日本政府的無償援助下奠基建設，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中國設備最先進，最優(yōu)秀的醫(yī)院之一。12月16日，中美發(fā)布聯(lián)合建交公報……

這些舉動帶來的政治抉擇自然不言而喻，與此伴隨的則更多的是經(jīng)濟發(fā)展的戰(zhàn)略，在建交之前的夏天，一批來自中國大陸的科技工作者，就已經(jīng)踏上了美國的土地。在這些人當中，有一位名叫陳春先的44歲教授，作為中科院的派出代表，也成為了訪問者的一員。

陳春先是中科院出名的科研精英，早年留學蘇聯(lián)的他，曾經(jīng)因為成績優(yōu)秀，受到過斯大林的特別接見。在回國之后，成為了中國托克馬克核聚變裝置的奠基人。在中科院評聘第一批十名教授級研究員里，他和數(shù)學家陳景潤同時上榜。

在帶回美國先進的科技知識的同時，陳春先教授也帶回了一些當時國人還無法理解的東西，在美國著名的硅谷，陳春先在感受高科技公司繁榮的同時，更感受到了那種獨特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而在他這代留蘇人員的身上，強烈的報國心立即使他想到——中國同樣應該有自己的硅谷，同樣應當嘗試著把實驗室里的科技成果變成生產(chǎn)力，變成具有市場價值的商品。于是在回國之后，陳春先開始了他的呼吁，號召在中國建立一個同樣的“硅谷”，地點就在他工作的中關村。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陳春先的想象在數(shù)年后成為了現(xiàn)實，在沒有任何國家投資的情況下，中關村赫然成為了當時中國最著名的“電子一條街”，并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新技術試驗區(qū)，到1993年的時候，這里的民營科技公司已經(jīng)達到了5180家，許多著名的企業(yè)都脫胎于此，國家科委隨之啟動了著名的“火炬計劃”，而這一切的開始，應當說都源于陳春先在這一年里產(chǎn)生的設想。

在鄧小平的這一些外交訪問中，新加坡之行理當在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一些專業(yè)的研究中，人們往往關注于這些訪問在政治上的意義，卻忽略了鄧小平在經(jīng)濟改革方面的新思考，如果說這種思考是他早已開始醞釀的，那么在新加坡數(shù)日里，這種思考的層次無疑更上一個臺階。

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回憶錄中這樣記述：“鄧小平離開幾個星期之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報》刊登的有關新加坡的文章給我看。報道的路線改變了，紛紛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說這里的綠化、公共住房和旅游業(yè)都值得考察研究。我們不再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鄧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么利用外資。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首先，外國企業(yè)根據(jù)凈利潤所交的35％稅額歸國家所有；第二，勞動收入都歸工人；第三，這些都是國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到的最基本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p>

這種思維變動的意義無疑是巨大的，它讓外資有可能開始進入中國，在那些土地稀缺而勞動力充裕的地區(qū)，閑散的民眾得以開始進入工業(yè)制造領域，在積累了技術與經(jīng)驗之后，開始轉入商業(yè)來尋找新的機會，于是，在另一個層面上，這些人的出現(xiàn)誘發(fā)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萌芽，如果說中國民營企業(yè)有一個起點，那么在根源上，這種思維變動則明顯提供了一種推動的力量。

盡管一切看起來都像是個美好的開始，但并非所有人都已經(jīng)做好準備，對于我們后來將要講述的許多主角而言，1978年還是一個很普通的年份，不僅距離他們日后的成就很遠，甚至僅僅停留在夢想的階段。

在深圳的一間破工棚里，一個名叫王石的青年，此時剛剛度過他27歲的生日，幾個月前，他剛剛從蘭州鐵道學院畢業(yè)，被分配到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擔任每個月42元工資的給排水技術員，隨后便跟隨工程五段，來到了深圳羅湖橋頭參加沿線土建工程。在他后來的回憶錄里寫道：

“筍崗北站施工現(xiàn)場十分簡陋。睡覺休息的臨時宿舍就搭建在鐵路旁，三十幾號人擠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雙層鐵架床，我選擇睡在上鋪，掛上蚊帳，鉆進去，編制工程進程表、決算書，看書，睡覺。廣東蚊子專門欺負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紅腫起疙瘩，癢疼難忍，掛蚊帳防蚊叮，還要防蒼蠅的困擾；晾衣服的繩子或燈繩上隨時被蒼蠅占據(jù)，密密麻麻的，讓你渾身起雞皮疙瘩?！?/p>

“工作之余，我總會捧著一本書，在晚飯后獨自一個人關在房間里做讀書筆記，直至凌晨……工程在繼續(xù)，我盼望盡早結束工程，遠離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p>

從這些后來的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在這一段歲月當中，王石正陷入一種對生活的迷惘。事實上，王石的迷惘絕非文學青年式的幻想，而是由現(xiàn)實引發(fā)，實實在在的困惑。

深圳當時的名字還叫做寶安，那個后來聞名于世的經(jīng)濟特區(qū)，此時還僅僅停留在子虛烏有的階段，要等到第二年三月份才能成立，即便是有關于此的構想，也要等到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伴隨鄧小平“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的理論一起誕生。而1978年4月的深圳，正如同王石在自傳里描寫的那樣：“路軌旁拋著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空氣中彌漫著牲畜糞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氣……與香港毗鄰的沙頭角有一條彎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間一塊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過，中方一側僅有的兩間店鋪里，擺放著極普通的日用雜貨。”

生活的清苦貧瘠，環(huán)境的惡劣單調，讓王石這個出身于高干家庭的青年開始對現(xiàn)實產(chǎn)生些許困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既有對這個社會的未知，也包含著對個人前途的不測，他或許不會想到，在三十年后，他會以另外一種心態(tài)來看待深圳，在這三十年里，他將經(jīng)歷人生中最為傳奇而輝煌的一段歲月。

比起王石的這種迷惘，日后同為地產(chǎn)界風云人物的潘石屹，此時的處境則要更為艱難。

1963年的秋天，潘石屹出生在甘肅天水的農(nóng)村，之所以會在那里出生，完全是受到了“右派”父親的影響。我們不難想象，在那個至今仍然貧窮的地方，作為一個右派子女的潘石屹，會有著何等貧苦的童年生涯。即便是在1978年父親平反，全家人從農(nóng)村戶口變成城鎮(zhèn)戶口之后，這種狀況仍然沒有多大改變。

在回城之前，潘家必須將家里所有的糧食拉到縣城糧站交公，換成通用的全省糧票，于是，這個重任自然落在了潘家長子潘石屹身上，200多斤的糧食裝在一輛平板車上，當時只有一米四幾的“小潘”拉著這樣一車糧食，竟然要走上20多里土路，他后來回憶說：“當時的艱辛沒法形容，有兩個上坡怎么也拉不上去，只好站在路邊，等人過來幫忙?！敝钡剿诘诙昕既肓颂m州一所名叫培黎學校的中專之后，才略微望到了人生的曙光。

盡管如此，在我們這些后來的下海者當中，潘石屹的遭遇仍然不是最苦的，在浙江的溫州，只有13歲卻身為長子的南存輝，此時則要挑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擔。

父親的意外骨折，讓這個家庭失去了唯一的收入來源，母親身體則一直孱弱，于是，初二還未念完的南存輝，不得不背上一堆工具，輟學成為了一名走街串巷的小鞋匠，在他的回憶里：“補鞋稍不留神，錐子就深深地刺進手指，鮮血頓時涌出，只好找片破紙包上傷口……那陣子，我每天賺的錢都比同行多，憑的就是自己的速度快，修的用功，質量可靠一點?！痹?年之后，這個昔日的小鞋匠辦了一家名為“求精”的開關廠，在20年后，這家開關廠成長為正泰集團，在這個過程中，質量即市場的道理始終伴隨著他，而這也可以用來解釋，正泰為何在后來激烈的低壓電器大戰(zhàn)中能夠殺出一條血路，并成為中國最大的私營公司之一的原因。

盡管對絕大多數(shù)人來說，現(xiàn)實是那么的殘酷，未來又是那么的不確定，但是假如能夠將這一年的大事梳理成線，找到一條發(fā)展脈絡的話，我們會發(fā)現(xiàn)，有關中國的商業(yè)史，是在這一年里才翻開了新的篇章。

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層獲得了國家的領導權后，科學大會的召開，正式確定了現(xiàn)代化建設的基調；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第五條里規(guī)定：“國家允許非農(nóng)業(yè)的個體勞動者在城鎮(zhèn)或者農(nóng)村的基層組織統(tǒng)一安排和管理下，從事法律許可范圍內，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北M管這條條文還帶有著明顯的“革命意味”，但“允許個體勞動”的規(guī)定，卻無疑等于在巍巍冰山上鑿下一角，從此暗流奔涌，勢無可擋。

隨后，在5月份掀起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中，人們在思想上得到了解放，有關現(xiàn)代化建設與改革的思想，成為了人們的共識；在隨后的一系列外事活動中，中國開始逐步向外界敞開了大門；在11月份，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革命行動，那些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人們，從此將開始逐步平反，無疑相當于卸下了他們心頭的最大負擔。這種逐步漸進的變化，在一點一滴改變現(xiàn)狀的同時，也逐漸為中國未來的走向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畫卷。

如果將這三十余年來的中國商業(yè)史，比作一場波瀾壯闊的大戲，那么作為第一幕，1978年的高潮，則應當歸屬于一次具有特別意義會議的召開。

在這一年的年底，從12月18日到22日，中國當代史、同時也是中國商業(yè)史上最重要的回憶之一——中國共產(chǎn)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

值得尋味的是，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只有一個：“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在這個議題之下，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在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口號，也就成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或許對于當時來說，這種變化并沒有深深地觸動人們的內心，但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將會越來越清楚地發(fā)現(xiàn)，在中國人的生活當中，政治與“革命”將不再是最重要的價值觀念，經(jīng)濟發(fā)展重新成為了這個民族前進的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在兩年前，執(zhí)行極左路線的“四人幫”已經(jīng)被打倒，但是中國真正開始擺脫桎梏，真正開始自己的新路途，卻是從1978年12月18日這一天開始的。

對于中國人來說，許多變化的發(fā)生，其實是需要歷史的感召的，正是在這種感召的熱情下，許多原本應當兢兢業(yè)業(yè)、默默無聞一生的人，紛紛開始從各自的崗位上離開，或主動、或被動地走上個體工商戶的道路，開始了他們的商業(yè)人生。

在20多年后，創(chuàng)辦了了聯(lián)想集團的柳傳志回憶說：

“記得在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于如何養(yǎng)牛的文章，讓我激動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一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爭，全是社論。在當時養(yǎng)雞、種菜全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yǎng)牛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p>

事實上，感受到政治氣氛變化的，并不僅限于柳傳志這樣一批敏銳的人，即便是在政府的許多高層官員中間，也都感受到了明確的方向，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的態(tài)度何去何從，實則上是一個非常叵測的命題。

在中央電視臺《改革開放二十年》的紀錄片中有過這樣的一段記述：在1978年12月初，當時擔任國家經(jīng)委主任的袁寶華，與政治理論家鄧力群，經(jīng)濟學家馬洪一起到日本訪問，在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道：“袁先生，中國允不允許外國去投資建廠？”袁左問鄧力群，閉眼不答，右盼馬洪，緊嘴搖頭。最后他只好硬著頭皮說：“記者先生，你提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們要認真考慮。”

在中國的當代史上，1978年的確是一個標志性的轉折點，從許多的領域上，我們都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細微的變化，讓人感受從政治狂熱中解脫出來，將視線停留在一些對于國人來說還很新穎的東西上。

在那一年的高考中，作文題目是《速度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比起1977年的《心中有話向黨說》，其中的區(qū)別不言自明。在這一年的新華書店里，除了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語錄之外，還破天荒地出現(xiàn)了少數(shù)幾本外國文學名著，這在過去的十多年里，幾乎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在一向被視為黨內第二大理論報刊的《解放日報》上，居然專門用極大的篇幅來介紹當時絕大多數(shù)國人還都很陌生的超市；在《人民日報》上，第一次出現(xiàn)了與電視機有關的漫畫；在公園里則出現(xiàn)了牽手的情侶，在這一年的“五一勞動節(jié)”后，北京在十年來第一次演出了西方的芭蕾舞。

美國著名的政治評論報紙《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這一年報道稱：“雖然單調的灰色藍色衣服仍然是標準的服裝，但是婦女們已經(jīng)開始涌向百貨商店，從有限的供應品種中選購衣料。在城市，新時興卷發(fā)和電燙發(fā)型，在北京，排隊最長的地方恐怕就要屬理發(fā)店了。”

在此后的幾年中，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進行，那些西方國家、港臺、日本的流行元素，開始逐漸滲透進中國。年輕人開始穿色彩鮮艷的衣服，以蜷曲的“雞窩頭”為最時髦的標志。稍后一年，臺灣歌手鄧麗君的《甜蜜蜜》被創(chuàng)作出來，盡管被大陸的媒體輿論斥為靡靡之音，卻已經(jīng)有許多青年男女正在偷偷傳唱。

不過，此時的中國人，可能還需要數(shù)年的時間，才會真正地習慣于追求那些物質財富，已經(jīng)擁有接近十億人口的中國，在此刻似乎還不適應這種新氣氛。人們顯得那樣單純而天真，甚至有一些無知。美國華人協(xié)會的一名秘書在這一年來到中國，在一些學校里做有關美國人生活方式的報告，最后，一位青年學生呆呆地問道：“聽說，在美國他們可以用鐵管子把牛奶接到家里來，是真的嗎？”

和這個青年一樣，我們那些已經(jīng)出現(xiàn)、或是尚未出現(xiàn)的主角們，在此刻也大多顯得蒙昧而遲緩，他們的思維、他們的能量、他們的智慧還都處在一種尚未萌發(fā)的階段，以至于想要從這一刻就觀察到他們的全貌是那么的困難。但是隨著時日推移，你會發(fā)現(xiàn)這些人都開始呈現(xiàn)出大家印象中的風格，這種風格越來越清晰，隨著對這個國家、這段歷史中發(fā)生過的大事小情的逐漸還原，在許多年后，他們都將擁有屬于自己的形象。

很明顯，這是一個令人神往的開始。在這一年將要結束的時候，西方的圣誕夜里，中國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學的訪問學者踏上了飛機。在前一天的平安夜里，法新社駐北京記者比昂尼克發(fā)表了一篇新聞評論，由這個外國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978年劃上了句號在這篇名為《中國人民進入正常的充滿希望的時代》中，比昂尼克說，中國人民日常生活發(fā)生變化的可能性很大，盡管達到這個目標可能要費若干年的時間。從明年起，經(jīng)濟將同政治處在同等地位，將把重點放在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方面搞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大規(guī)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jīng)基本結束”。

1978年，走好。

商業(yè)史人物：紅旗不倒吳仁寶

華西村給人的印象，大概就是它的富庶了。財富的印記在村子里隨處可見，你會發(fā)現(xiàn)，在村子里停放著許多重量級的豪車，即使是二十多歲的年輕村民，也有奧迪、別克這一檔次的私家車，比豪車更多的，是村里到處遍布著寬窄不一的長廊，將每家每戶的別墅以及廠區(qū)之間連接在一起，之所以這么做，是為了達成當年立下的“雨天出門不打傘”的目標。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大概是這個村子的最高決策者吳仁寶的簡樸，盡管華西村的大飯店比比皆是，但吳仁寶的飲食幾十年來似乎并沒有什么變化，一碗清湯面，一碟小青菜、再剝兩只茶葉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黃。在他居住的房間里，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家具，曾經(jīng)有記者細致地描寫道：“吳書記房間里擺著一張老式的木床，被褥都已陳舊，外間兩個單人沙發(fā)，看起來竟像是上世紀80年代的樣式，扶手上的皮革脫落?！碑敱挥浾邌柕綖槭裁床蛔『梅孔拥臅r候，吳仁寶往往會幽默地回答：“墻上這幾百張照片，就是最好的裝飾?！痹谒澈螅菑纳鲜兰o60年代到現(xiàn)在，與幾乎每個時期國家領導人的合影。

吳仁寶與政府關系的融洽，早已經(jīng)不是什么新鮮事了，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吳仁寶就非常注意維持與政府的關系，同時，他也極善于運用這種良好關系來為華西村服務。為了能夠把握政治風向，這個只念過幾天私塾的人熱衷于讀報，在電視出現(xiàn)后，他每天無論風吹雨打，都要準時收看新聞聯(lián)播。于是我們看到，在他執(zhí)政華西村的48年時間里，那里幾乎是新中國所有歷史時期的農(nóng)村典型，從“浮夸風”時代的高產(chǎn)村，到農(nóng)業(yè)學大寨的“一面紅旗”，從科學種田典型，到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典型、農(nóng)村支教典型、扶貧先進典型、精神文明建設典型等等。

對于這一個個政治上的榮譽，吳仁寶的態(tài)度十分淡然，他甚至還對媒體坦言：“有些典型是靠作假和唱高調換來的”。他的這種說法并不是虛構的，比如1958年的浮夸風，他就帶頭虛報過產(chǎn)量。而在他退休之前，正值中央提倡“三個代表”，吳仁寶立即指示華西村藝術團，專門創(chuàng)作三個劇本，用來歌頌“三個代表”。

吳仁寶的這種舉動，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叫做“以政治優(yōu)勢來為經(jīng)濟建設服務”，在這一點上，“華西村從來沒有動搖過?！?/p>

吳仁寶獨創(chuàng)的這種“政治經(jīng)濟學”，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屢試不爽，在60年代舉國農(nóng)村學大寨的時候，被豎為“樣板大隊”的華西村，其地位和風光幾乎直追陳永貴的大寨，但在表面文章之下，吳仁寶這位“陳永貴式”的好干部，卻悄悄地在村子里辦起了小五金廠、鐵匠鋪和紡織作坊，在那個“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吳仁寶的先進身份，自然是這種“見不得人”勾當?shù)淖詈醚谧o。

7年過后，文革結束，大寨很快被斥為“假典型”和無視科學的反面教材，那些學大寨的先進單位無不舉目四望，心思茫然，折騰多年卻一無所得。與此同時，華西村盤點家底，小小的五金廠卻積下了固定資產(chǎn)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以及三年的口糧。

吳仁寶的這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做法，在當時一度曾被人揭發(fā)出來，然而他靠著平時與政府積累下的良好關系，輕而易舉地將事情不了了之。

一位長期研究華西村的學者評論道：“吳仁寶的高明之處，不僅在于他注意到了中國政治和經(jīng)濟的關系，這要歸結為他的敏銳，這一點許多人都能夠做到，但能夠對每一條中央政策都作出正確的解讀，舉目全國也沒有幾個”。

我們回顧吳仁寶的所作所為，就會發(fā)現(xiàn)這樣的評價并不夸張，在上世紀80年代初，土地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剛剛推行，中央大力號召“分田到戶，土地承包”的改革措施。但吳仁寶卻并不認為這種政策適合華西村，在他看來，華西村的800畝耕地，就算是一年兩熟，“把田繡出花來也只能混個肚子圓”，而中央的意圖無非是讓農(nóng)民富起來，只要不違法亂紀，怎么達到這個目標并不重要。于是，他決定把800畝耕地全部劃給幾個種田能手承包，剩下的村民則馬上參與創(chuàng)辦一個農(nóng)藥噴霧器廠。四年之后，這個廠又帶來了200萬的利潤。

吳仁寶的這種政治解讀能力，在讓華西村獲得了安定的發(fā)展環(huán)境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寶貴的發(fā)展機遇，在那個政策反復無常的時代，前瞻者往往會得益頗豐，另一位同樣精于此道的企業(yè)家柳傳志則補充說：“跟不上趟的人只能在后面吃土?！?/p>

很明顯，吳仁寶和華西村從來都不是那個“吃土者”，事實上，在改革開放的絕大多數(shù)時間里，華西村都依靠政策捷足先登，成為絕對的吸金機器，日后華西村300億的產(chǎn)值，很大程度上都是用這樣的方式積聚起來的。

華西村最著名也最令人稱羨的一次原始積累，發(fā)生在鄧小平92年南巡期間。

當時，在南巡講話公開發(fā)表之后，從2月19日開始，《深圳特區(qū)報》就連續(xù)發(fā)表了《要搞快點》、《要敢闖》等8篇文章，吳仁寶據(jù)此判斷，全國經(jīng)濟大發(fā)展的時刻即將到來。據(jù)一位村黨委委員回憶，當時吳仁寶在凌晨兩點將村里的全部干部和企業(yè)領導召集起來，情緒高昂地宣布：“根據(jù)最近搜集到的信息和多年的經(jīng)驗，鄧小平出來講話了，經(jīng)濟發(fā)展的浪潮馬上就要到來，經(jīng)濟一大上，原材料就吃緊漲價，我們要趕緊籌錢先把糧草買了”。這一次，從無負債的華西村破天荒地借款1000萬元，而吳仁寶究竟動用了怎樣的關系，從銀行“火速”貸來了多少錢，最后又賺了多少錢，則是一個永遠不可能知道的謎。其子吳協(xié)東后來透漏說，當時買了萬噸鋼坯、千噸鋁錠，其他材料無數(shù)，光鋁錠一項，就凈賺1200萬的差價。

上世紀70年代曾在華西村插隊，后任江陰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姜憲回憶說：“老吳很善于‘兩面討好’，上面的政策總是弄得很明白，村子的利益常揣心頭?！辈贿^，這句話顯然還不夠完整，這個當了48年村支書，最高曾任江蘇省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的吳仁寶，絕不僅僅只會“把政策弄明白”，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苦心，讓華西村所擁有的影響力異乎尋常。甚至在某些已經(jīng)超越了一個企業(yè)所能擁有的最大限度。

在1995年前后，眼見褚時健的云南紅塔集團，每年可以從香煙的生產(chǎn)與專營中得到超額利潤，吳仁寶則開始了自己的動作。他動用多年積累下的高層關系，竟然硬是弄來了生產(chǎn)“華西村牌”香煙的批文，然后交由淮陰卷煙廠生產(chǎn)，由華西村總經(jīng)銷，再由江陰市煙草專賣局專賣。整條環(huán)節(jié)，華西村一分不出，每年卻可以從中提取2000萬元的純利潤。以一個村辦企業(yè)，竟然能夠參與國家壟斷行業(yè)，吳仁寶的政治影響力究竟有多大，便可以從中知曉了。

無論是在政治運動時代，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吳仁寶的政治能量似乎始終未見削弱，甚至還越來越強，那些與他同時代的“紅人”們紛紛落馬、或被人逐漸淡忘，而吳仁寶卻能夠保持“五十年紅旗不倒”，目睹其人其景，令人不勝感慨。

在這一問題上，江陰市的一位官員透露了一點內情：“吳仁寶在官場上很少樹敵，即使是鎮(zhèn)里的領導到華西村去，吳仁寶也從不因其官小而輕慢。”在這一點上，與華西村并稱“北大南華”的天津大邱莊當家人禹作敏則表現(xiàn)的截然相反，從一開始，禹作敏走的就是靠沖撞體制來獲得利益，這在厲行改革的年代自然平安無事，但當改革思路驟變，“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歲月到來時，它卻會成為外界攻訐的借口，加之與政府關系的惡劣，使得危急時刻，高層官員再無人肯出面為之緩頰解困。相比之下，吳仁寶的每一步棋，靠得都是和政府的緊密配合來完成，在獲得政治庇護的同時也獲得了經(jīng)濟上的豐厚回報。這種關系甚至為當?shù)卣J可，并注意加以維護，據(jù)說，江陰市每一屆領導班子在上任之初，都會和吳仁寶進行交流溝通，以方便日后“展開工作”。

和吳仁寶“五十年紅旗不倒”同時令人驚訝的，是在長久以來，吳仁寶都保持著對華西村的絕對控制權，他既是華西村的最高行政決策者，同時又是集團公司的董事長，在政治和經(jīng)濟上同時執(zhí)掌權柄，卻從未遭到過村民的反對，也未遭到過外界的質疑。在他未退休之前，四個兒子與一個女兒就已經(jīng)成為了華西村新一代領導的核心人物，在他退休之后，整個華西集團的產(chǎn)業(yè)被傳給了他的孩子們，大兒子吳協(xié)東主管建筑裝潢公司，二兒子吳協(xié)德主政鋼鐵產(chǎn)業(yè)，三兒子吳協(xié)平負責旅游服務公司，女兒吳風英負責服裝公司，小兒子吳協(xié)恩則接了他的班，擔任華西村的黨委書記、華西集團董事長，這樣看來，集體性質的華西集團，似乎正在以一種家族企業(yè)的面貌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

2005年，吳仁寶正式退休，忙碌一生的他，仍然習慣在村子里和廠區(qū)間轉來轉去，也仍然習慣在凌晨兩點起床，去各個工廠里巡視一周，因為“那個時間往往是工人最困的時候，不去看看不放心”。不過在他看起來，自己還是有變化，也享到了福，因為他“可以到村里的賓館，吃點自己想吃的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