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李蕙仙^[1]
［1899年5月3日］

蕙仙鑒：

三月三日來書具悉。家居愁悶，此是意中事。然境遇如此，無可如何，惟望善自排遣而已。來同居之說，我初接來信時亦有此意，因橫濱開女學校，欲請薇君為教習，故我之意欲令卿與同來也。惟昨日忽接先生來一書，極言美洲各埠同鄉(xiāng)人人忠憤，相待極厚，大有可為。而金山人極仰慕我，過于先生。今為大局計，不得不往，故又不能接卿來矣。

廣東人在海外者五百余萬人，人人皆有忠憤之心，視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聯絡之，則雖一小國不是過矣。今欲開一商會，凡入會者每人課兩元，若入會者有一半，則可得五百萬元矣。以此辦事，何事不成？今即以橫濱一埠論之，不過二千余人，而愿入會者足二千人，其余各埠亦若此耳。此事為中國存亡之一大關鍵，故我不辭勞苦以辦之。美洲各埠情形，先生來信詳之，可向仲策取閱也。

先生與我，志在救世，不顧身家而為之，豈有一跌灰心之理。望以此意寫信告十四哥，并言吾因避嫌不寫信與彼云云可也。

岳母年高，卿之鄉(xiāng)思，不問可知。今大人及家人皆團聚澳門，卿雖離膝下，亦無不可。惟此時安得有人送卿歸寧乎？若再以勞諸令兄，竊恐甚難，若能有人來接，則歸寧甚善也。我已稟諸大人，惟須卿寫信往問定乃可耳。寄來照像一片，衣冠雖異，肝膽不移，貽此相對，無殊面見矣。

注釋：

[1]此函《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無，錄自《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二十七歲”，末署“三月二十四日”，當1899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