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綱宋詩批評的歷史意義

華南師范大學 蔣寅

翁方綱（1733—1818）才學博贍，詩、文、書、畫兼長，又精于金石鑒賞，今人張舜徽《學林脞錄》將他與姚鼐、章學誠并稱為三通儒。他的著述雖然多涉及經學或金石學，但這并不妨礙他在乾隆朝名列詩學著作數量第一，堪稱是乾、嘉時期在詩學上用功最深的人。他在詩學方面的著述之多、形式之多樣，在乾隆詩壇罕有儔比。除了撰有傳統(tǒng)的詩話、詩選、筆記之外，校訂、箋評前賢的詩學著述是他開的先例，文集中數量豐富的專題論文更是他論詩的獨到之處。

翁方綱雖然科舉成名甚早，但詩學活動要到乾隆三十年（1765）出任廣東學政才開始活躍，是年他在廣州度歲，與選拔諸生在藥洲亭論詩，撰有《藥洲詩話》若干則。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在雷州看《全唐詩錄》，錢、劉之后，隨手取五古；李杜以前，以《唐賢三昧集》《唐詩選十種》相印證。十二月，又讀黃庭堅詩，自覺“今年才于各家各體略見真徑路，是以所得較往年稍多”。這一認識上的飛躍很可能是由黃庭堅與唐詩的對比中獲得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詩風讓他感受到唐宋兩大詩學傳統(tǒng)的差異，同時體會到兩者的異量之美。翌年他將視學粵東以來巡試諸州與幕中諸子論詩語加以整理，編成《石洲詩話》六卷，后又增入兩卷元好問、王漁洋《論詩絕句》的評析，刊刻行世。這八卷詩話內容雖很豐富，但也有一個缺陷，那就是多系研究某些專書的札記，而非廣泛閱讀、研討的心得。前兩卷論唐人，可能是研讀王漁洋唐詩選本的札記；三、四兩卷論宋人，像是讀吳之振《宋詩鈔》所記；卷五論金、元人詩，又像是讀元好問《中州集》、顧嗣立《元詩選》所記；卷六為漁洋評杜摘記，系據海鹽張宗柟輯《帶經堂詩話》摘錄；卷七為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中十八首箋說；卷八為王漁洋《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中十六首箋說。全書既沒有先唐詩歌評論，也沒有明代（高叔嗣、徐禎卿是例外）及本朝詩歌批評，說明他的詩歌批評更接近學者式的鉆研而非詩論家的批評。學者式的鉆研給他的詩話帶來濃厚的專業(yè)色彩，而非詩論家的批評則又造成討論問題的非系統(tǒng)性和偶然性。盡管如此，書中還是留下了他詩學嬗變的軌跡——逐漸由獨尊唐詩轉向唐宋兼師^a，從而以杜為宗確立起杜、韓、蘇、黃、元的宗法譜系。翁方綱的詩歌批評，雖不像他的詩歌理論那么受到關注，但關于正面實作、逆筆、傖等問題已有一些研究^b，我在其他論文中也曾略有觸及。不過從清代中葉詩學的流變來看，其中蘊含的詩學史意義還有待于進一步揭示。

一 重塑以杜為宗的觀念

生當唐人之后，如何創(chuàng)新是每個時代都不能不面對的問題。宋以后人學唐詩的得失及其與唐詩的異同一直是南宋以來詩家熱議的話題。翁方綱的看法是，“宋人精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唐人也。然此外亦更無留與后人再刻抉者，以故元人只剩得一段豐致而已，明人則直從格調為之。然而元人之豐致，非復唐人之豐致也；明人之格調，依然唐人之格調也。孰是孰非，自有能辨之者，又不消痛貶何、李始見真際矣”^c。如此說來，宋以后學唐者分為三路，一為宋人之深刻，二為金元之豐致，三為明人之格調。其中明人的格調是他極力排斥的——他評價詩人通常就按是否模擬格調來褒貶進退；宋人的深刻則為他所宗尚；金元的豐致他也有所取法，蓋豐致又可稱風調：“大約自元遺山而降，才氣化為風調，逮乎楊廉夫、顧仲瑛之屬，一唱百和，殘膏剩馥，一撇一拂，幾于人人集中有之。即后來西泠、云間諸派風調所沿，其源何嘗不出自唐賢，詎可以相承相似而廢之耶？”^d此后可取者只有國初前輩中由唐人入手而出入于宋元的王漁洋和朱竹垞，這兩家也是他心目中最能獨辟蹊徑的詩人。王漁洋講神韻，尤系“合豐致、格調為一而渾化之”。但這樣一來，一個尖銳的問題就擺在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乾隆詩人面前：“漁洋先生則超明人而入唐者也，竹垞先生則由元人而入宋而入唐者也。然則二先生之路，今當奚從？”他的答案是：“吾敢議其甲乙耶？然而由竹垞之路穩(wěn)實耳！”^a王漁洋的超明人而入唐，即仍走學唐的道路，只不過絕非停留在明人那種字句摹仿的表面，而是要深度體得唐詩的美學精神；朱彝尊的由元人而入宋而入唐則是改由宋、元入手，由宋、元上溯唐人的境界。翁方綱權衡斟酌的結果是朱彝尊更值得取法，或者說在今日走朱彝尊的路更容易成功，而這就不可避免地又觸及融合唐宋的問題，必須考慮如何在唐宋之間找到一些溝通點。

到乾隆時代，經過從葉燮迄袁枚的有力論辯，唐宋詩的藝術價值之爭已被超越，剩下的問題是從師法策略得出的對唐宋詩典范性的不同判斷。清初錢謙益、王士禛之提倡宋詩，曾使唐詩的典范性受到很大沖擊，尤其是杜甫有些被冷落，這是沈德潛和翁方綱都深切感覺到的問題。如何使唐宋詩的藝術精神得以溝通，如何維護杜甫的典范性不至失墜，成為翁方綱詩學的一個基本出發(fā)點。問題的復雜性就在于，生當詩歌傳統(tǒng)的接受視野已極大豐富的乾隆時代，究竟該如何確認杜詩的典范性及師法途徑呢？就像翁方綱在《蘇齋筆記》中說的：

詩必以杜為萬法歸原處，詩必以杜為千古一轍處，學者皆知此義也。而無如博稽古今，見《選》體以上，若似乎五言必力追杜以前矣；又見宋元以后諸家格調之變、家數之不同，若似乎未能專以杜為定程者。是以詩道紛歧，無又率循也。^b

針對這兩個使人猶豫不定的疑惑，翁方綱舉出“杜以敘述亂離為長”和“杜不長于絕句”兩個最經典的評價，說明學詩不可貌取而必須從精神上領會?！拔┎灰悦踩?，而后知上而風雅頌之典則，即皆杜詩也；下而宋元明之流別，即皆杜詩也。于是乎真詩學出焉矣！”^c不只是杜甫，繼杜甫開宗立派的蘇東坡，也只有如此理解，才能透悉他和杜甫的血脈相通之處：“宋之有蘇詩，猶唐之有杜詩，一代精華氣脈全泄于此。蘇亦初不學杜也，然開卷荊州五律何嘗不從杜來？其后演迆宏肆，令人不能識其詣所至耳?！?sup>a為此他不無自得地啟發(fā)后學說：“竊嘗為喜讀蘇詩者進一辭，曰：能知杜法，則蘇詩皆真詩矣，皆無一處之滋弊矣。持此說以讀蘇、黃，皆此義也；持此說以上下千古，該遍百家，皆此義也。”^b這樣，他就為建立杜、韓、蘇、黃、元這一祖四宗的宗法譜系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 正面實作：溝通杜甫與蘇東坡

將蘇東坡與杜甫相比擬，乃是翁方綱很獨特的看法。這基于他對唐宋兩大詩歌傳統(tǒng)的基本體認。翁方綱清楚地看到，詩壇對唐宋兩大詩歌傳統(tǒng)的認識明顯存在著偏差：“今論者不察，而或以鋪寫實境者為唐詩，吟詠性靈、掉弄虛機者為宋詩?！?sup>c這樣的區(qū)分當然是不靠譜的，甚至恰好說反了唐宋詩的特征。應該說寫實境才是宋詩所長，只不過這種長處恰是由李白、杜甫詩歌中的正面鋪寫傾向發(fā)展出來的。翁方綱在《與友論太白詩》一文中曾特別推崇李、杜兩家正面鋪寫的能力，說：“大約古今詩家，皆不敢直擂鼓心，惟李、杜二家能從題之正面實作，所以義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w非具此胸次者，亦無由而知也?！?sup>d這種能力在他看來又與魄力之大分不開：“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于正位卓立鋪寫，而愈覺其超出；其聲音既大，故能于尋常言語，皆作金鐘大鏞之響?！?sup>e韓愈與蘇軾正是在這一點上有了高下之分。兩家同作有《石鼓歌》，翁方綱認為：“蘇詩此歌，魄力雄大，不讓韓公，然至描寫正面處，以‘古器’‘眾星’‘缺月’‘嘉禾’錯列于后，以‘郁律蛟蛇’‘指肚’‘箝口’渾舉于前，尤較韓為斟酌動宕矣。而韓則‘快劍斫蛟’一連五句，撐空而出，其氣魄橫絕萬古，固非蘇所能及。方信鋪張實際，非易事也。”^f陸游在摹寫正面一點上相比蘇軾又不免遜色：“竹垞嘗摘放翁七律語作比體者，至三四十聯。然亦不僅七律為然，放翁每遇摹寫正面，常用此以舒其筆勢，五古尤多。蓋才力到正面最難出神彩耳，讀此方知蘇之大也。”^a翁方綱看出，陸游無論在內容上、在藝術表現上都學杜甫，只不過生活在南宋那個詩歌語境中，氣運所被，終究不能擺脫當時流行的平熟之風，但相比明人之尺摹寸擬，他畢竟有自己的面目。^b由此可見，與其學唐而流于模擬，還不如學宋而自成面目，這就是他認同朱彝尊而放棄王漁洋的理由。

對于翁方綱這樣崇尚以學問為詩的人來說，作詩的要害當然不在于妙悟，而在于鋪陳、排比，更難的則是鋪排而后能化?；桥c“大”相聯系的概念，也是區(qū)分天工和人巧的境界，所謂“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其李（白）之謂也”^c。在他心目中，李白五律是“自然入化”的代表，此外還有蘇東坡《夜泛西湖五絕》“以真境大而能化，在絕句中，固已空絕古人矣”。^d以善寫真境而達到化的境地，蘇東坡所以成就其超越古今的大家地位，也成為翁方綱終極的理想。事實上，能不能超越時代，的確是大家、名家所以成立的重要標志。^e翁方綱談到宋人不祖蘇而祖黃的現象，曾指出：“宋詩之大家無過東坡，而轉祧蘇祖黃者，正以蘇之大處，不當以南北宋風會論之。舍元祐諸賢外，宋人蓋莫能望其肩背，其何從而祖之乎？”^f他不僅看出蘇東坡在宋代正像杜甫在唐代一樣，有著難以位置的超越性，而且更認定這樣的大家必有難以效法的獨絕之處，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仿效王漁洋之取道于黃庭堅。

三 逆筆：溝通杜甫與黃庭堅

在翁方綱重定的典范譜系中，元好問是他夙所心儀、一再推崇的七古大家，韓愈則是被葉燮與杜甫、蘇東坡相提并論的古今三大家之一，惹人注目的只有黃庭堅的入圍。^a郭紹虞先生曾說：“漁洋雖不廢宋詩，卻不宗宋詩中之江西詩派，而覃溪所得則于山谷為多。”^b這里指出翁方綱多得力于黃庭堅，大體不錯；但要說王漁洋不宗江西派，卻又不盡然。王漁洋恰恰是清代最早力挺黃庭堅詩的重要人物，門人查慎行更是使黃詩流行于世的重要推手，曾宣稱：“涪翁生拗錘煉，自成一家，值得下拜。江西派中無第二手也！”^c其難弟嗣瑮也有詩響應：“后五百年誰再到，香留一瓣待涪翁?！?sup>d黃庭堅的聲價由此扶搖日上，穩(wěn)踞宋詩的代表詩人之位。

自清初以來，黃庭堅詩盡管已獲得較高評價，但要說典范性在哪里，或他與杜詩的淵源在哪里，其實并不清楚。翁方綱對黃庭堅的研究和推崇，不僅闡明和提升了黃庭堅詩的典范性，還在文本的具體層面揭示了他與杜甫的共同特征，以“逆筆”說溝通了兩者的淵源。翁方綱首先指出，黃庭堅藉逆筆求新，以突破東坡藩籬的創(chuàng)新，體現在逆筆和用事兩方面：

詩至坡公，才力之雄肆，風格之深厚，殆無可以復變矣。是以山谷用逆筆矯變出之，實即坡詩之小變，遂以蘇黃并稱。又，其使事工于運用，無□鞴之跡而肌理所從出，則實仍杜法也。^e

現在看來，翁方綱之傾倒于黃詩，似乎不是由鉆研王漁洋詩學而窺入山谷境界，倒像是受到錢載的啟迪，從而體會到黃庭堅逆筆的魅力。前人論文章向有用逆之說，清初文章批評家呂留良曾說：“文之一氣呵成者，必用逆不用順。蓋用逆勢，則一句磬一句，一層剝一層，澗翻云涌，勢不可遏，讀至終篇，恰如一句方佳。”^a錢載論詩，最忌順滑而重視逆筆，就是要嚴防筆輕滑之弊。他批翁方綱《七榕行》“此珠當已歷百年，百年前事憑誰溯”一聯曰：“此句放手即不入調，軟而俗、輕而滑矣?！迸洞喝账幹揠s詠十首》其一又曰：“此首順而滑，刪之?！?sup>b參照批《題朱竹幛子》“少逆筆，則輕滑不免”^c之說可見，順滑之弊是緣于無筋骨，因此他批《王右丞畫江南初冬欲雪時歌》有“熟極而清瀉，無鉤勒之筋骨”^d的說法。翁方綱《七言詩歌行鈔》曾引錢載說“山谷純用逆筆”^e，他很可能就是由此受到啟迪，而專門寫作了《黃詩逆筆說》，將逆筆解釋為李后主的撥鐙法：

逆者意未起而先迎之，勢將伸而反蓄之。右軍之書勢似欹而反正，豈其果欹乎？非欹無以得其正也。逆筆者，戒其滑下也?；抡唔槃菀?，故逆筆以制之。長瀾抒瀉中時時有節(jié)制焉，則無所用其逆矣。事事言情，處處見提掇焉，則無所庸其逆矣。然而胸所欲陳，事所欲詳，其不能自為檢攝者，亦勢也。定以山谷之書卷典故，非襞積為工也。比興寄托，非借境為飾也。要亦不外乎虛實乘承、陰陽翕闢之義而已矣。^f

陳偉文研究清代前中期黃庭堅詩接受史，曾論及逆筆，就其節(jié)制筆勢的作用做了很好的闡發(fā)，唐蕓蕓也續(xù)有闡發(fā)。^g但張健指出逆筆的節(jié)制意在蓄勢，也是很值得重視的見解。^h翁方綱曾經在《與友論太白詩》中，以李白《圮橋》為例闡明逆筆“勢蓄而不瀉”的原理。在翁方綱看來，黃庭堅的逆筆源于學杜。他認為歷來學杜“不必與杜合而不容不合”者，只有李商隱和黃庭堅兩人，而兩人得力處又各有不同：“義山以移宮換羽為學杜，是真杜也；山谷以逆筆為學杜，是真杜也?！?sup>a關于逆筆，他除了在評論山谷詩時提到之外，還曾與法式善交流過自己琢磨黃庭堅詩用逆法的心得，見于法式善《陶廬雜錄》記載：

覃溪先生告余云：“山谷學杜所以必用逆法者，正因本領不能敵古人，故不得已而用逆也。若李義山學杜，則不必用逆，又在山谷之上矣?！贝私栽娂颐孛钫嬖E也。今我輩又萬萬不及山谷之本領，并用逆亦不能。然則如之何而可？則且先咬著牙忍性，不許用平下，不許直下，不許連下，此方可以入手。不然，則未有能成者也。^b

在此，翁方綱不僅注意到黃庭堅喜用逆法，而且試圖揭示其背后的動機，經與李商隱對照，他頗有說服力地闡明了前人技巧上師法承傳的復雜情形。這的確是心得之談，對認識、比較杜甫、李商隱、黃庭堅詩歌藝術的異同很有啟發(fā)。值得注意的是，他說李商隱學杜不必用逆的看法后人并不認同。姚瑩曾指出：

七言律詩，五、六兩句最難工，以上四句雄駿直下，至此力竭，氣難轉運故也。昔人論此，推義山《馬嵬》一首，其五、六云：“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鄙w用逆挽法也。然此法亦本少陵。《諸將》第一首云：“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钡诙自疲骸昂鷣聿挥X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義山實本于此。蓋以鎖上斗轉，更開收結，章局既變化，而氣骨益見開拓。^c

這并不是姚瑩一個人的看法，其他詩論家也有類似的見解。許印芳評杜甫《奉濟驛重送嚴公》“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一聯，即指出：“第四句乃逆挽法，老杜慣用此法，學杜者亦多用之，不獨溫、李二家?！?sup>d這里的逆挽法就是逆筆。雖然無論怎么說，逆筆只是章句調運的一種模式，盡管能營造獨特的藝術魅力，與大家之“大”尚無必然聯系。翁方綱再三推崇黃庭堅的逆筆，無非是尋覓可覓的路徑，借鑒可鑒的藝術手法，可以視為現實的取法策略。但他這一論說客觀上起到通過黃庭堅溝通唐宋兩代詩學的作用，坐實了黃庭堅作為杜甫正宗傳人的地位。

事實上，王漁洋提倡黃庭堅詩雖有助于其地位的提升，但還不足以賦予黃詩以典范的品位，可與杜、韓、蘇相提并論。乾隆前期秦武域稱邊連寶“以杜為主，韓、蘇為輔，斯道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舍先生其誰與？”^a黃庭堅還沒有進入宗師行列中。要經過翁方綱的具體闡發(fā)、剔抉，乃至在不同場合的一再表彰，他才得與杜、韓、蘇共享俎豆。前引翁方綱《粵東三子詩序》告誡后學“吾學侶宜博精經史，而后其詩大醇。詩必精研杜、韓、蘇、黃以厚根柢，而后其詞不囿于一偏”^b，雖然宗旨仍不離質厚二字，但已填充了具體的典范譜系和取法路徑，與蔣士銓、姚鼐對黃庭堅的推崇相呼應，最終奠定乾隆中葉以后詩歌取法的基本走向。^c這到乾隆末年，在崇尚性靈抒發(fā)的袁枚眼中已是很無奈的現實：“今之士大夫，已竭精神于時文八股矣；宦成后，慕詩名而強為之，又慕大家之名而挾取之。于是所讀者，在宋非蘇即黃，在唐非韓則杜，此外付之不觀。”^d不光是他不理解，至今我也覺得很難說清，究竟是一股什么樣的力量，將清代詩歌的趣味和藝術取向推到了這一方向。

四 揭示宋元詩的負面特征——“傖”

我們知道，相對清奇雅正的唐詩美學主流，日益走向日?；⑸罨?、口語化的宋詩仿佛天生帶有粗鄙的原罪。自從錢謙益倡導宋元詩風，就不斷招致詩壇的抵斥。時人斷言：“詩必襲唐，非也。然離唐必傖?！?sup>e傖也就是粗野，在內容上意味著與文雅相對的鄙俗，在風格上意味著與細膩相對的粗糙。事實表明，學宋元詩的確難免流于傖即鄙俗粗糙的結果。但問題是，誰也無法否認，這些“傖”的苗頭都是在杜詩中萌生的，翁方綱也注意到杜詩以紹古之緒“雜入隨常酧酢布置中”，首開日常應酬之風的趣向，但出于尊杜的價值觀，縱然注意到杜詩這種世俗色彩，也沒影響他對杜甫這部分詩作的評價，反而是宋元詩人一再被他目為“傖”^a。從蘇舜欽“尚不免于孱氣傖氣”^b，到元代玉山唱和中楊維楨原唱與諸公和作“縱集妍麗，皆不免傖俗氣耳”^c，“傖”仿佛是一個時期詩歌的通?。?/p>

張耒：氣骨在少游之上，而不稱著色，一著濃絢，則反帶傖氣，故知蘇詩之體大也。^d

唐庚：其詩有“滿引一杯齊物論”之句，然新而帶傖氣矣。^e

陳與義：蓋同一未得杜神，而后山尚有樸氣，簡齋則不免有傖氣矣。^f

周必大：未能免于傖俚，已入楊誠齋法門矣。^g

范成大：《巫山圖》一篇，辨后世媟語之誣，而語不工。且云“玉色赪顏元不嫁”，此更傖父面目矣。^h

楊萬里：（詠秦檜詩）篇末用杜語，亦帶傖父氣。ⁱ

楊萬里：（進退格寄張功甫姜堯章）叫囂傖俚之聲，令人掩耳不欲聞。^j

陳唐卿：亦有打渾處，然傖俚矣。打渾最要精雅。^k

王彧：《和二宋落花詩》，頗傖劣。^l

劉因：純是遺山架局，而不及遺山之雅正，似覺加意酣放，而轉有傖

氣處。^a

傖既然意味著內容的鄙俗、風格的粗糙，那么翁方綱目為粗的評價，也等于是傖的另一種說法。如《石洲詩話》卷四云：

清江三孔，蓋皆學內充而才外肆者，然不能化其粗。正恐學為此種，其弊必流于真率一路也。言詩于宋，可不擇諸！^b

清江三孔博學多才，自然不會有鄙俗之氣，所不能消除的粗只能是肌理之粗，聯系《詩話》同卷所舉王令“肌理亦粗”、唐庚“肌理粗疏”、周密“肌理頗粗”之類的批評^c，可信他所感覺到的宋元詩之“傖”很大程度是和肌理之粗相聯系的。這其實是宋元詩的通病，而且很大程度上與學杜不當有關，清初馮班即已斷言：“今人學杜甫者，只欠細潤?！?sup>d到乾隆間紀曉嵐評《瀛奎律髓》中宋詩，更不離粗、野、鄙、俚、滑、俗等字，就是蘇、黃兩家也未能幸免，質言之仍不出一個“傖”字。翁方綱出于為尊者諱，矛頭避開了兩人——既然要樹他們?yōu)榈浞?，又豈能不維護典范的尊嚴？但對宋元詩整體的評價卻不容寬假，因為這同時意味著師法的界限。不劃清這一界限，隨意學宋元詩的粗率之風，最后必將流于傖的結局。翁方綱上文用“真率一路”指傖，或許矛頭指向主率意言情的袁枚性靈派。眾所周知，袁枚性靈說的直接源頭是南宋楊萬里，《隨園詩話》開篇第二則就舉楊萬里的說法，表示深愛其言：“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sup>e而上舉兩則詩話表明，楊萬里在翁方綱眼中恰恰是不脫傖父俚氣的作者。這樣看來，他提醒學宋詩者留意宋元詩之粗，實際上也就是要將南宋、元詩排除在詩史傳統(tǒng)的視野之外，以免學者沾染其“傖”氣，重蹈宋元詩的流弊。

翁方綱論詩慣于在詩歌史的大背景下把握具體詩人、具體作品的得失和意義，這是他詩歌批評的一個重要特點。憑藉博學和透徹的歷史眼光，他論宋詩也不乏精彩見解，但從詩學史的意義來說，還是這三點最為重要：（一）鞏固了蘇東坡的宋詩宗師地位。蘇東坡在詩歌史上雖擁有遠比黃庭堅更具有說服力的大家地位，但除了騁才使氣和熔鑄雅俗這兩種讓人佩服卻未必欣賞的能力外，似乎也沒有更多強硬的優(yōu)點。繼王漁洋發(fā)掘蘇東坡七古聲律的典范性之后，翁方綱更由正面實作溝通了蘇詩與杜甫的關系，就使得蘇東坡作為大家的內涵有很大充實。（二）提升了黃庭堅詩歌的典范性。通過逆筆之說，實現了黃庭堅與杜甫的溝通，從而使黃庭堅順理成章地與杜甫、韓愈并列為清代后期詩壇的不祧之宗，同時也擴大了宋詩在嘉道以后詩風中所占的份額。（三）以“傖”的評價限制了南宋、元詩的典范值，甚至將其排除在典范序列之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袁枚性靈詩學對楊萬里的推崇，使宋詩傳統(tǒng)的影響源僅限于北宋，并以杜、韓、蘇、黃、元的典范譜系對嘉、道以后詩歌以杜、韓、黃為宗主的師法路徑有所啟迪。當然，我還沒看到這些見解在嘉、道以降的詩論中被祖述和稱引，但能感覺到它們溶解在當時的詩學主流中。我想這很大程度上是伴隨著宋詩的普及，與桐城派的文法觀念融匯交織在一起，隨著桐城派文學教育的強大影響普及和滲透到詩學中去的。將翁方綱的逆筆說與方東樹的頓挫說聯系起來看，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消息潛通之處。

a 韓勝：《清代唐詩選本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頁。

b 有關翁方綱的宋詩批評，可參見吳淑鈿：《近代宋詩派詩論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8頁；陳偉文：《清代前中期黃庭堅詩接受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108頁；張高評：《翁方綱〈石洲詩話〉論宋詩宋調——以蘇軾、黃庭堅詩為核心》，載《文與哲》第22期，第403—440頁；張然《說“傖”氣——從一個角度談翁方綱的詩論與創(chuàng)作》，載《江漢論壇》2006年第10期；唐蕓蕓：《逆筆：翁方綱論黃庭堅學杜》，載《云夢學刊》2011年第1期；吳中勝：《翁方綱與近代宋詩派：以陳衍為中心的討論》，載《中國文學研究》2012年第4期。

c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7頁。

d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68頁。

a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27頁。

b 翁方綱：《蘇齋筆記》 卷九，《復初齋文稿》，《清代稿本百種匯刊》，臺灣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8657頁。

c 翁方綱：《蘇齋筆記》卷九，第8658頁。

a 翁方綱：《蘇齋筆記》卷十，第8687頁。

b 翁方綱：《蘇齋筆記》卷十，第8690頁。

c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29頁。

d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十一，《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82冊，第117頁。

e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375頁。

f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07頁。

a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38頁。

b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自后山、簡齋抗懷師杜，所以未造其域者，氣力不均耳。降至范石湖、楊誠齋，而平熟之逕，同輩一律，操牛耳者，則放翁也。平熟則氣力易均，故萬篇酣肆，迥非后山、簡齋可望。而又平生心力，全注國是，不覺暗以杜公之心為心，于是乎言中有物，又迥出誠齋、石湖上矣。然在放翁，則自作放翁之詩，初非希杜作前身者，此豈后之空同、滄溟輩但取杜貌者，所可同日而語！”《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39頁。

c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373頁。

d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08頁。

e 這個問題我曾在《家數·名家·大家——有關古代詩歌品第的一個考察》（《東華漢學》15輯，2012年6月）一文中略有闡述，可參看。

f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26頁。

a 有關翁方綱對黃庭堅詩歌的接受，可參見邱美瓊：《由求同到證異：翁方綱對黃庭堅詩歌的接受》，載《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10期。

b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七十三節(jié)“翁方綱肌理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92頁。

c 查慎行：《初白庵詩評》卷下，乾隆四十二年張氏涉園觀樂堂刊本。

d 查嗣瑮：《送同年陳秋田之官長寧三首》其二，《查浦詩鈔》卷十，乾隆刊本。

e 翁方綱：《蘇齋筆記》卷十，第8693頁。

a 曹鍴輯：《呂晚村先生論文匯鈔》，俞國林：《呂留良全集》第2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597頁。

b 潘中華、楊年豐：《〈錢載批點翁方綱詩〉整理》，《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36輯，第276頁。

c 潘中華、楊年豐：《〈錢載批點翁方綱詩〉整理》，《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36輯，第277頁。

d 潘中華、楊年豐：《〈錢載批點翁方綱詩〉整理》，《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36輯，第282頁。

e 翁方綱：《七言詩歌行鈔》卷十，蘇齋叢書本。

f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十，第105頁。

g 陳偉文：《清代前中期黃庭堅詩接受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108頁；唐蕓蕓：《逆筆：翁方綱論黃庭堅學杜》，載《云夢學刊》2011年第1期。

h 張?。骸肚宕妼W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708頁。

a 翁方綱：《同學一首送別吳谷人》，《復初齋文集》卷十五，第158頁。

b 法式善：《陶廬雜錄》卷二，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頁。

c 姚瑩：《識小錄》卷五，黃山書社1991年版，第143—144頁。

d 李慶甲輯：《瀛奎律髓匯評》卷二十四，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8—1029頁。

a 邊連寶：《病余長語》卷七，齊魯書社2013年版，第256頁。

b 《嶺海樓黃氏家集》卷首，廣州富文齋刊本。

c 這一點陳偉文已指出，見《清代前中期黃庭堅詩接受史研究》，第104—105頁。關于翁方綱對蘇、黃的具體評價，可參見張高評：《翁方綱〈石洲詩話〉論宋詩宋調——以蘇軾、黃庭堅詩為核心》，載《文與哲》第22期，第403—440頁。

d 袁枚：《隨園詩話》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頁。

e 孫廷銓：《梁蒼巖蕉林近稿序》，《沚亭文集》卷下，康熙刊本。

a 有關翁方綱詩論中的“傖”，張然《說“傖”氣——從一個角度談翁方綱的詩論與創(chuàng)作》（《江漢論壇》2006年第10期）一文曾有專門討論，可參閱。

b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03頁。

c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72頁。

d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22頁。

e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31頁。

f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32頁。

g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34頁。

h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35頁。

i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36頁。

j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37頁。

k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40頁。

l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45頁。

a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48頁。

b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21頁。

c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43頁。

d 馮班評方回評張祜《金山寺》，《瀛奎律髓》卷一，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

e 袁枚：《隨園詩話》卷一，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