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筆者準備在這本小冊子里,對我國唐代文學家、思想家韓愈的散文創(chuàng)作藝術,做以初步的探討和評介。
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市)人,生活于中唐時期的代、德、順、憲、穆宗朝。他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算是一個有重大影響、有突出貢獻的人物。作為文學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詩、文兼擅;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取得了獨特成績,而尤以散文創(chuàng)作成就更大。他處于中唐那種矛盾叢生、世道漸衰的大變動時代,思想上、政治上都顯得矛盾、復雜。因此,后人對他的評論,也是異說歧出。但不管這些評價如何不同,對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一般是給予肯定的。他在生前就受到“學浪詞鋒壓九州”(王建《寄上韓愈侍郎》,《全唐詩》卷三○○)的贊譽。蘇軾更說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文公廟碑》,《經(jīng)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這雖然都不無溢美的成分,但也確實表明了他引領一代文壇、改變一代文風的巨大貢獻,以及他在時人、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散文上,他不僅有卓越的創(chuàng)作成果,而且有較系統(tǒng)的理論建樹。他更誘掖后學,倡導“古文”。在他與柳宗元等人的努力之下,把唐代已有長期發(fā)展歷史的文體改革和散文革新推進到一個新階段,造成了中國散文史上的一個高峰。他們倡導的“古文”,一時間形成了席卷文壇的聲勢,出現(xiàn)了名家輩出、名作如林的局面。而他本人的散文創(chuàng)作,更影響當代,沾丐后人,成了寶貴的藝術財富流傳至今。從而他也就成為一代文壇宗師、中國散文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韓愈創(chuàng)作散文,倡導“古文運動”之得以取得成功,主、客觀因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條件,也是他的很大的長處,就是他十分重視散文寫作藝術,努力于散文藝術的完善與提高。他的文章千余年來代代相傳,影響深遠,原因也很多,而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們具有高度的藝術水平和巨大的美學價值。在一定意義上說,他的散文是達到了思想性與藝術性、內(nèi)容與形式的完美的統(tǒng)一的。韓愈追求“文以明道”。對于他所“明”之“道”的內(nèi)容與價值,歷來就有爭議,今天批評更多。但他的文章的藝術技巧,一般總是得到承認并被給予很高評價的。魯迅先生論及文學創(chuàng)作中藝術方面的重要,曾精辟地指出:“其實,口號是口號,詩是詩,如果用進去還是好詩,用亦可,倘是壞詩,即和用不用都無關?!保ā吨虏天尘?,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二頁,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這就意味著,文學作品之作為藝術創(chuàng)作,首要的它得是文學,它得具有文學特有的藝術特征。這與評價文學作品的政治效果首先要看它的思想內(nèi)容好壞是兩碼事。韓愈是主張張揚儒道的,他對于衛(wèi)道有極高的熱忱;但他寫的多是文學散文,又很講究寫作藝術。結果盡管他思想上有很多局限,但他在散文創(chuàng)作上卻取得了巨大成功。這樣,研究韓愈,就必須重視研究他的散文藝術。然而從韓愈生前到如今,對他的散文推重的人很多,學習的人也很多,從理論上對它們的寫作藝術加以細致分析、評價的卻不多。明、清以來不少人評點韓文,評點人不乏見解精審者,評點內(nèi)容也不乏真知灼見,但他們用的不是科學的方法,所見也多在枝枝節(jié)節(jié)。這樣,研究韓愈散文創(chuàng)作的藝術方面,就是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這方面,近年已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并出現(xiàn)一些有價值的成果。筆者不揣淺陋,擬在前人與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韓愈散文藝術加以探討。見解肯定是淺薄粗疏的,但愿與喜讀韓文者共同賞析、商量,愿向前輩與同道請益。這是筆者動筆的第一個用意。
再者,韓愈作為中國散文史上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創(chuàng)作所表現(xiàn)出的藝術特征及其內(nèi)在矛盾具有很大的典型性。認識和理解這些特征與矛盾,對于加深理解中國古典散文的特點與規(guī)律,會有一定的助益。中國散文形成、發(fā)展的歷史,在整個世界文學中顯然有其獨特處。因此它在藝術形式與創(chuàng)作方法上,與另一些國家的散文,如西歐各國的就很不相同。譬如,早期中國散文是與學術、政令結合在一起的,從而形成了以后發(fā)展中高度政治性與實用性的傳統(tǒng)。這就造成了一個按現(xiàn)代文學觀念如何區(qū)劃中國散文界限的問題。具體到韓愈研究上,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他的“古文”哪些算作文學散文?《原道》那樣的哲學著作是不是散文?大量的碑、傳、書、序等實用文章算不算散文?這也涉及到六朝以來對“文”的看法的長期紛爭。直到清末,阮元提倡新“文筆論”,還在否定“古文”之可以稱為“文”。他說過:“凡說經(jīng)講學,皆經(jīng)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為文,況名之‘古文’乎!”(《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后》,《揅經(jīng)室三集》卷二)這就完全否定了“古文”作為文學散文的價值。而清初桐城派古文家方苞則認為“至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學者以先秦盛漢辨理論事、質(zhì)而不蕪者為‘古文’,蓋六經(jīng)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余肆也”(《古文約選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后來的姚鼐更提出義理、考據(jù)、辭章并重的文章觀。這就又把“古文”視為中國“文”的正統(tǒng)。近年來,人們用形象思維的標準來衡量古典散文,對韓文的文學價值又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看法。研究一個課題,明確它的對象是個根本出發(fā)點。散文界限不搞清楚,也就談不到研究散文藝術,而這就關系到中國散文特點的根本問題。結合韓愈這樣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創(chuàng)作實際,我們來分析他的散文的藝術特征,對于認識整個中國散文的特殊規(guī)律,會是有益的。涉及到中國古典散文的文體問題、語言問題、表現(xiàn)方法問題,也是如此。所以,分析韓愈散文藝術的成就,將有助于探討中國古典散文的規(guī)律。筆者想在這方面做點工作。這是寫作本書的第二個用意。
第三,中國散文的悠久而優(yōu)秀的歷史傳統(tǒng),是近、現(xiàn)代散文發(fā)達的前提條件之一。正是在這種傳統(tǒng)的哺育下,才出現(xiàn)了魯迅那樣偉大的散文家?,F(xiàn)代和當代文壇上的代表人物,如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人,幾乎無一不是卓越的散文大師。“五四”以來,散文在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中起著巨大的作用,對革命事業(yè)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直到現(xiàn)在,散文仍是廣大群眾喜愛的文學形式之一,發(fā)揮著巨大的社會作用與教育作用。今天,提高散文的藝術水平,有一個批判地繼承歷史傳統(tǒng)的問題。通過對韓愈這樣取得高度藝術成就的散文大師的研究,會為當代散文創(chuàng)作實踐提供很好的借鑒。從中國新文學史發(fā)展看,現(xiàn)代散文創(chuàng)作受到西歐與日本散文的影響。連“散文”一語也是從外語翻譯過來的,和中國傳統(tǒng)上與駢文對待的“散文”意思上完全不同。這種西方的影響對于中國散文的發(fā)展自然是積極的、有益的。但中國現(xiàn)、當代散文,從根本上說,是古代散文的歷史的發(fā)展。它也應當在歷史傳統(tǒng)中更多更好地汲取營養(yǎng)。我們讀魯迅《紀念劉和珍君》等哀祭文字,從中自然會體認出韓、歐等人哀祭文字的影響。所以,研究韓愈散文藝術,會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繼承中國散文的歷史經(jīng)驗,發(fā)展今天的散文創(chuàng)作。這是寫作本書時的又一個想法。
以上三個方面,涉及的問題太廣了,題目是太重大了。完成這些任務,對于筆者來說,只能是一個奢望,一次初步的嘗試,或者,只是提出一些問題,拋磚引玉,求得指教。
筆者對古典散文有點“偏愛”。宋代以前,詩與文一直是中國文學的兩大主流。宋代以后,小說、戲曲等漸趨繁榮,古典詩文逐漸僵化與衰落。但是,后者也并不是沒有成績。在衰落的潮流中是有曲折、有反復,也時有高潮激起的。但從近年來的古典文學研究看,對散文所做的工作,比例太不相稱了。就是韓愈這樣的大家,從作品的出版與普及到專門的研究,成果還是很有限的。與地位相似的詩人、小說家以至戲劇家的情形簡直不可比擬。筆者雖然學疏才淺,但有志于在這方面略盡綿薄。謹以這本拙作奉獻給讀者,期望有更多的人對古典散文藝術加以關注,并寫出更好的論著來。這也算做筆者寫作本書的最后一個用意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