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佐平先生遺著印好了，同志們又把王蓉清先生的《海濱集》付印，這是先生手寫定本，幾經(jīng)刪訂，不像佐平的斷簡殘篇。所以看了佐平遺著，決不能說就可以窺見祝佐平的學問；而看了《海濱集》，就同親聆王先生談論一樣，他所學所行，本末燦然具在，原用不著吾們替他吹……或宣傳。無奈當不起申甫先生三番五次，親來督促，只得胡亂寫些廢話：

先生死前一月，在圖書館和我討論《禹貢》、碣石，我說碣石早已淪沒在汪洋大海中，許多經(jīng)生，不曉地學原則，和山東半島積漸陸沉的事實，以致聚訟紛紛，各逞!說，所謂“可憐無益費精神”耳!先生瞿然問故，我把地盤升降的學理，當代地學家考定的斷案，源源本本告訴他，他恍然說道：我曾做過一篇辨碣石地望的文，自信折衷諸家，差可算作定論，聽你所說，覺得翳障一空，更信考古也不可不知科學，我的《海濱集》，不日可以寫定，要煩你仔細看過，倘有類似于此的錯誤，請勿客氣，老實指出，我不憚改訂。那時正值盛夏，彼此在休假期間，原是聚首論學的絕好機會。不料沒有幾天，我給人家邀往上海，尤不料去了不到旬日，驀地得著先生死耗!歸后即在圖書館搜出稿本，知就在吾們別后的旬日間，先生已手錄完畢，翻開一看，那篇碣石辨赫然在目!追想他老人家當時藹然虛己之度，猶在昨日，而又如隔世!萬不料倉猝小別，竟成永訣，真使我感愴不已!

先生和我論學，始于宣統(tǒng)庚戌，那年秋間，吾從蘇州帶了一部《楞嚴經(jīng)》歸里，先生急急前來借去，看后，極端贊嘆佛法精微廣大，從此他開始博覽佛典(他六十自述紀此事在民元，微誤)。他深嗜竺好，而勤奮誦習的功夫，遠過于我，我才聳然驚異!后來和先生漸熟曉得他生平于學問，一向如此；至于終身，未常不如此?！@是我對他最先所得到的印象。

論人本同畫小照或拍相一般，“貴得其真”，可是談何容易!我覺得茫茫天壤，要幾個好朋友，尚還不難，若要得個真知己，可就曠世難逢!——“好朋友”和“真知己”怎的竟然不同，人家不免笑吾講瘋話，奈這個玄妙，說來話長，礙于體裁，限于篇幅，恕吾不贅，——即就對于王先生的批評而論，歸納起來，不外兩種說法：(一)說他不但是國民黨人，而且屬……黨；(二)說他是一位桐城派古文家。這兩種極端的觀察，好像把王先生放在交易所里拍價，不獨早晚市價，相去太遠，而且連貨色也不會弄清楚!——吾們還用不著辯……黨的是非邪正——不是我小覷王先生，以他的才性，決不會有做……黨的野心，尤決沒有做……黨的魄力。至于古文家呢，說者也許是好意推崇，我卻要替他叫屈，——如果王先生于四五十歲時候死了，別人上了他這一個尊號，我僅可相對的承認，還不免口是而心非地暗暗說道：“怕還夠不上一點罷!”——王先生做起文章來，固不免現(xiàn)出一副像煞古文的面目，到老未變，然而未必自以為成家。至學問方面，思想方面，他于五十歲以后，早已離開所謂桐城派，越走越遠，何啻“千萬里而遙”。唉!“鳳皇已翔于寥廓，而羅者猶視夫澤藪”!古今同慨!何足怪呢!

然而一般社會，說他什么黨什么家，卻“也事出有因”，且不能說(查無實據(jù))，正惟其說“似是而非”，所以要把它細細分析解剖，再下判決，倍覺困難。吾們妄想用尼采“重新估價”的眼光，求得到先生之(真)，就不能免于(詞費)。

如果推崇先生太過，怕引起一種反響，吾們?yōu)橛仙鐣睦碛嫞蝗缧枷壬淖餇睿箍梢圆┰S多先生們的掌聲。只可惜我和先生，二十年來毫無人事的關(guān)系，惟不時邂逅，論學談藝，只覺其人不過是一位好學不厭的書生，和厚坦白的長者而已。后來聽說他一變而為黨人，與一般“少不更事”的青年為伍，這在先生，是生平最奮斗活躍的時期，而吾們路絕萬里，不相聞問，使吾不能得他的罪證，羅織成獄，也算一種遺憾。只約略聽說：他以老輩而思想左傾，講學授徒，大有“妖言惑眾”之嫌，門下疏附既多，魚龍曼衍，激進色彩濃重的分子，不免“青出于藍”，造成“相驚伯有”的恐怖。于是眾口鑠金，指目先生為作俑之第一人，持平論調(diào)的一流，還不過說先生教育的結(jié)果，恰如古人所說“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至痛恨先生的，便老實不客氣說：他是崇明的洪太尉了!倘然替他辯誣，連我也要蒙“黨逆”……之嫌!不道吾歸國后，重挹他的言論豐采，覺得他依然是書生本色，長者面貌，或者因吾是肉眼凡夫，看不出他的狐貍尾巴，只好向讀此序文諸公道歉罷了!

吾的話似乎離題太遠，卻因此引出一個很大疑問——照先生出世的時代，和崇明的環(huán)境，這位八股出身的老秀才，怎的成為搖身一變的孫行者，一變再變……七十二變，變到似乎……一類人物呢？試看同他老人家年輩相后先的士流，不少八股專家，策論好手，決不會像他這樣不安本分？間有一二聰明醸踔的優(yōu)秀分子，于時文之外，稍知有所謂“舊學”，簡直是鳳毛麟角了。至于舊學之外，還有什么叫做新學，那何消說得，必是“異端”而已，殊不值大人先生們的一盼。但是他們才氣科名，遠出先生之上，如今把來相提并論，免不了褻瀆他們的罪過。再回頭來看學校大興以后，先生到老不過一個中小學教師，而經(jīng)手造成的專門人才，大學畢業(yè)，出洋留學生，轉(zhuǎn)眼已滿坑滿谷，新學正統(tǒng)，已自有傳人。像他這種半路出家的老新學家，更不值戴方帽子穿洋裝司的克克羅克先生們的一盼，所以吾們替先生捧場，而于新舊雙方都說不響嘴!何況一般先生們，于科舉帖括學校教科，和新舊學有何分別？原不求甚解，勉強解釋，怕同(秀才碰著兵)一樣，為避麻煩計、只可說先生所學，雖不算高明，卻和士子預備考取功名的敲門磚，或?qū)W生在學校騙取文憑的課程，略有不同。以受過八股洗禮的老秀才，何以不受時代和環(huán)境的束縛，而想知道些翰林進士舉人或洋翰林……洋舉人所不必學的東西，這就是他特殊的個性，最值得注意。也許即是他晚年受疑謗的主因。他若是才調(diào)縱橫，氣概不可一世，倒也不足為奇，然而他卻是很平庸碌碌無所短長的人物。

他比眾不同的地方，只在“求知欲”較為強烈，而能絕(意必固我)，既得的知識，不以為已足，而常自視欿然，不自以為是，執(zhí)著不化，而不恤舍己從人，日知其所亡。見一新書，得一新學說，如同得一件新寶貝、也許有人說：此不過好奇喜新之癖性而已。實則他非經(jīng)一番研究考慮，得了真知灼見，決不貿(mào)然胡亂盲從，不論新舊學問，若有疑竇，不恥下問于后生小子，常恨“吾生有涯而知無涯”!終身孜孜不倦，探索真理，這種“不知老之將至”的海精神，“朝問道夕死可矣”的態(tài)度，我所見老輩中，只有他一人。濱文因為他“人老心不老”，才能和青年們沆瀣一氣，老輩眼中自然看集不慣，覺得他“非我族類……”了!不幸而王先生成這一點性格，竟可說就是他的“壞處”。他思想越進，離社會越遠，平日言論越易驚世駭俗，一傳十，十傳百，大可為捕風捉影的資料，于是書生的王蓉清，一變而為白衣秀士王倫了。然而他的見解，大概具于《海濱集》內(nèi)，在極端的新派人物看來，必定覺其平淡無奇，說句“不過如此”而已。

古人云“文如其人”看了先生作的文寫的字，真就可以推知他的“人”，當聽得藐視他的說，他為文有骨無肉，味同嚼蠟，一般心目中自然以為不及八股策論專家，崇重他的，說它簡潔有法度，一字不茍，得桐城薪傳，兩說都非無見，然所謂桐城派，于舊學內(nèi)本已無位置，何況現(xiàn)代，難道先生要靠幾篇“俯仰于桐城道左”的文章以傳么？先生死于一九二十九年，活了六十九歲，以前四十年，恰為十九世紀人物，正他沉酣于古文及舊學之時期。此后已是另外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思想學識，與年俱進，若只知斤斤計較他古文的工拙，委實像“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把他在時代上的價值，降至零度，那還成二十世紀的王先生么。

夠了!如果要我贊頌王先生，我只能如此說法，如果要我罵他，也只能如此罵。否則過與不及，都會失真。先生最講究紀述文字，亦最嚴格，平日吾們談論，常常說：名家作傳，以瑕瑜互見，毫無諱飾的，為最上乘。隱惡揚善，已為曲筆。但如確有善可揚，才好著筆。現(xiàn)在文人“諛墓”，愈趨愈下，真正斯文掃地!所謂哀啟、行述，惡濫達于極點，真要令人作三日嘔!明明嫫母、無鹽，而必要形容他的先人，有閉月羞花之貌，沉魚落雁之容，西施再世，王嬙重生，這不是和尊親開玩笑!替自己留笑柄么？奉勸世間孝子，這種不足為榮，徒自玷辱的無聊行為，何必多此一舉？——先生生前主張如是，我難道還可效顰流俗，使他地下之靈，痛罵我么？我固然沒有傳神阿堵的本領，卻極愿替先生忠實地描一幀“精神”的小照，雖不敢說惟妙惟肖或者不至如羅兩峰為袁簡齋畫像，吃他一頓冷嘲熱諷，惜乎先生之不能見也!

陳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