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胡士明　李祚唐

中國古代的散文，如同中國古代詩歌一樣，源遠(yuǎn)流長，作品繁富，一般人要遍讀所有作品，幾乎無此精力，而且也沒有必要，于是就有了選本的產(chǎn)生。由于讀者的需要，這類選本也日見其多。但真正稱得上名家名選，分門別類溯源探流、申明義法的，當(dāng)以清代乾隆年間姚鼐的《古文辭類纂》為首選。

姚鼐（1731—1815），字姬傳，又字夢谷，書齋名惜抱軒，世稱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進士，歷任山東、湖南鄉(xiāng)試副考官、刑部郎中、四庫館纂修官。曾主講于揚州梅花、安慶敬敷、歙縣紫陽、南京鐘山等書院。通經(jīng)學(xué)，善古文辭，為桐城派最主要的作家和理論家。著述有《惜抱軒詩文集》、《九經(jīng)說》、《老子章義》、《莊子章義》等；除《古文辭類纂》外，另選有《五七言今體詩鈔》、《唐人絕句詩鈔》等書。

《古文辭類纂》初纂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后三十多年中，姚氏本人又隨時修訂，至晚年才定稿。全書七十五卷，分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贊頌、辭賦、哀祭十三類。選文七百十五篇，上自先秦、兩漢，下迄明、清，而以唐、宋八家為主，八家之后，明取歸有光，清取方苞、劉大櫆，以繼八家之緒，表明了姚鼐所推崇的古文傳統(tǒng)。

《古文辭類纂》卷首有姚氏《序目》一篇，論述文體分類、各類文體的特點、功用以及各文體的選錄標(biāo)準(zhǔn)。最后總結(jié)學(xué)習(xí)為文的方法，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的八字之說，神、理、氣、味即文章的精神、脈理、氣勢、韻味，屬于“文之精”；格、律、聲、色即文章的篇章結(jié)構(gòu)、句法、音節(jié)、辭采，屬于“文之粗”，并指出了兩者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強調(diào)為文應(yīng)由粗到精、由表及里、遺貌取神，達到“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的境界，不能停留于形式的模擬。所以他特別肯定韓愈學(xué)古而善于變化，無跡可尋，對揚雄、柳宗元效法古人而形跡過似略有微辭。這篇《序目》，可以看作是姚鼐重要的文體論和文論，其中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的八字之訣，與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相兼及陽剛、陰柔之美的論說一樣，構(gòu)成了桐城派散文理論的重要部分。

作為一部巨型選本，《古文辭類纂》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文體分類。自《昭明文選》以來，文體分類大多流于繁瑣，有的分到數(shù)十類之多，往往既無理論意義，又無實用價值。即以《文選》而言，選錄先秦至梁各體詩文，分為三十八類，辭賦類中又分賦、騷、七、對問、設(shè)論、辭、符命、連珠等名目，其中賦再分十五小類，故姚鼐譏評說：“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保ā豆盼霓o類纂序目》）因此他編《古文辭類纂》時，有意要糾歷來文體分類之弊，根據(jù)文章的功用，將各體古文約之為十三類，顯然比較合理簡明，因而為后采的編集者廣泛接受，曾國藩的《經(jīng)史百家雜鈔》、黎庶昌的《續(xù)古文辭類纂》、蔣瑞藻的《新古文辭類纂》、吳曾祺的《涵芬樓古今文鈔》等，其分類或與之相近，或徑依姚氏之例。這是姚鼐對文體分類學(xué)的一個貢獻。

二是選材。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目的是為學(xué)習(xí)古文的人提供一種作文門徑，選材上除了有意要標(biāo)榜自己的文統(tǒng)外，同時還表現(xiàn)了一個選家的卓識。唐、宋散文是中國散文發(fā)展的黃金時代，群星璀璨，佳作如林，極一時之盛，歷代有眼光的選家，無不從中披沙揀金?！豆盼霓o類纂》選文主于唐、宋，從兩朝代表作家八家之中，選取四百馀篇，占了整個選本篇幅的半數(shù)以上。八家之中，又特重韓愈，選其文一百三十篇，為八家之首。這表明姚鼐對唐、宋散文特別是八家之文成就的高度推崇，也表明其對韓愈學(xué)古而能遺貌取神及其為文氣勢雄健的陽剛之美的特殊欣賞?！豆盼霓o類纂》還特立辭賦類，選錄屈原、宋玉、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一大批作家的相當(dāng)數(shù)量的辭賦，并指出“《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楚王問遺行》皆設(shè)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從中可見姚鼐對散文創(chuàng)作中音韻、辭采等藝術(shù)手段的重視和對藝術(shù)虛構(gòu)的肯定。對于明代歸有光的文章，方苞曾批評為內(nèi)容貧乏，文辭近俚而傷于繁，姚鼐卻認(rèn)為歸文能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fēng)韻疏淡，深得《史記》筆法，錄其文三十篇，超過了八家中的曾鞏、蘇洵、蘇轍，幾與柳宗元相等，其識力顯然為方苞所不及。在《古文辭類纂》所選錄的七百馀篇文章中，名篇佳作占了相當(dāng)大的部分。所謂文因書傳，是指某文因某書而得以保存，或某文因某書而得到廣泛傳播，不過這些名篇佳作，倒并不是沾了《古文辭類纂》的光，它們能夠歷久常新，為讀者百讀不厭，自有本身的思想和藝術(shù)價值，但同時也可以從中看出姚鼐卓越的文學(xué)眼光。

作為舊時代的一部總集，《古文辭類纂》自然也免不了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憾，如“古文辭”名義的確定問題，入選作品是否得當(dāng)?shù)膯栴}，取材的寬窄問題，圈點評注是否正確的問題等等，前人多有論及，這里不作復(fù)述。而且，這些問題，也僅是各家見仁見智之說，不能據(jù)以為準(zhǔn)。要之，這是一部瑕不掩瑜的大型古文選本，它對于今人學(xué)習(xí)中國古代文學(xué)遺產(chǎn)、考察文章源流演變，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古文辭類纂》最初以抄本形式流傳，至嘉慶末年，始有姚鼐弟子康紹庸據(jù)李兆洛所藏抄本刊刻，世稱“康本”。康氏所刊，為姚氏乾隆年間訂本，七十四卷，有姚氏本人的評注和圈點?？当締柺篮?，曾被多次翻刻，故流傳較廣。道光五年（1825），又有姚鼐門人吳啟昌取所錄姚氏晚年主講鐘山書院時訂本，與管同、梅曾亮、劉欽讎校后開刻，世稱“吳本”。此本原無方苞、劉大櫆之作，按姚氏意見刻入，又悉去原有圈點。康本第二十二卷，吳本析為兩卷，故全書為七十五卷，篇目與康本也稍異?？?、吳兩種本子，雖均據(jù)姚氏訂本，但仍各有脫訛，均未精善。光緒年間，滁州李承淵得姚鼐晚年傳其幼子姚雉之圈點本，又取康、吳二本詳勘一過，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開刻，歷時五載，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秋刻成，因李氏寓所名“求要堂”，世稱“求要堂本”。

我們這次校點整理，即以李氏求要堂本為底本，參以康本、吳本，遇有疑誤處，據(jù)通行各篇所出原書訂正。為撙節(jié)篇幅，不出校記，同時刪除姚氏的評注。凡古體、異體字，一律改為今體、正體字，通假字一般不改。為便于閱讀，各篇據(jù)文意酌予分段。書后原有李氏《?？庇洝啡舾?，今刪去。書中題下及正文中的圈點，因排印不便，也一律刪去。校點整理或有不當(dāng)之處，歡迎讀者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