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北魏是鮮卑族拓跋部落建立的政權(quán)。拓跋氏是鮮卑族中位于東北的一支,“統(tǒng)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yè)”(1)。相傳為黃帝之子昌意之后,居住在大興安嶺北段頂峰東端的嘎仙洞,以游牧為生,在不斷的南遷中逐漸發(fā)展壯大。西晉建興三年(315),猗盧被西晉封為代王,后為前秦所滅。北魏登國元年(386),拓跋珪利用前秦淝水之戰(zhàn)失敗的間隙,聯(lián)合舊部復(fù)國,史稱北魏。永熙三年(534),在經(jīng)歷爾朱榮之亂后,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從此“北魏”這個稱號便不復(fù)存在了。
從歷史層面而言,北魏存在了一百四十九年,是北朝歷時最長的王朝。若要探究北魏文學的起止,則需仔細斟酌。在現(xiàn)有學術(shù)研究中,從未有學人給北魏文學確定明確界限。周建江先生在《北朝文學史》中說:“如果加上北魏前身‘代’國(338—376),北魏的歷史應(yīng)該是186年?!?sup>(2)在談及北魏文學分期時,周建江先生有“前半個世紀”“之后的五十年”“再之后的近五十年”的說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周建江先生是將北魏文學等同于北魏歷史,換句話說,北魏文學與歷史的時間起止是等同的。高人雄先生認為北魏文學“從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滅后燕、進兵中原開始”(3),事實上是從北魏開國歷史算起。筆者認為,這些說法都值得商榷。
在討論北魏文學時,我們必須明白,北魏文學實質(zhì)上就是以拓跋鮮卑文學為主體、融合其他各民族文學發(fā)展演化的歷史。因此,我們首先要弄清楚拓跋鮮卑文學的本源,然后再看它在與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中的變遷。拓跋鮮卑文學與漢族文學一樣,始于神話傳說。就《魏書·序紀》來看,拓跋鮮卑最早的文學是“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4)的歌謠。這十四個字是什么意思?李開元、管芙蓉二先生詮釋云:“這首短詩告訴我們,鮮卑族在進入匈奴故地時,還處在父系氏族公社時期,女子尋找男子做配偶,孩子歸父親所有。女子對孩子沒有所有權(quán),也不承擔撫養(yǎng)和教育的任務(wù)與責任?!?sup>(5)這其實是對這首歌謠的誤讀。關(guān)于這首歌謠,《魏書·序紀》中有美妙的傳說:“初,圣武帝嘗率數(shù)萬騎田于山澤,欻見輜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wèi)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焱瑢嬎?。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fù)會此處?!越K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fù)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yǎng)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王?!Z訖而去。子即始祖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6)詰汾皇帝的皇后為天女,故曰“無婦家”;力微皇帝的母親是天女,故曰“無舅家”。這個美妙的神話故事是發(fā)生在詰汾率眾南遷之時,具體時間已不可考。力微卒于西晉元康元年(291),享年104歲,則其生于東漢中平五年(188),這則歌謠大約流傳于此年,這就是拓跋鮮卑民族文學的開始。
北魏歷史終結(jié)于永熙三年(534),若以此年來劃定北魏文學的最后界限,似乎不妥。因為此時北魏后期成長起來的一代文學家正是文壇的主力,此年溫子昇四十歲,邢邵三十九歲,魏收二十九歲,陽休之二十六歲等,他們主宰著北朝文壇,大量的文學作品亦在此時創(chuàng)作出來,若此時戛然而止似乎難以令人接受。故而筆者主張將北魏文學的下限順延至西魏大統(tǒng)十三年(547),此年溫子昇卒,此前裴伯茂、李諧、邢昕已卒,邢邵已進入暮年,魏收專注修《魏書》,北魏后期成長起來的文學家基本退出了歷史舞臺。新一代文學家諸如顏之推等人已在文壇嶄露頭角,標志著文學舊時代的結(jié)束和新時代的開始。
由此可以看出,北魏文學跨度為三百六十年左右,遠遠超出了北魏歷史年輪。那么,北魏文學的風貌如何呢?《北史·文苑傳》對此有精辟的評述: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guān)、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后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艷藻獨構(gòu)。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diào)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潤古雕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lián)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翻、河內(nèi)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鬃釉唬骸安烹y?!辈黄淙灰玻坑跁r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勃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雕琢瓊瑤,刻削梓,并為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并自孤寒,郁然特起。咸能綜采繁縟,興屬清華。比于建安之徐、陳、應(yīng)、劉,元康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7)
這段文字從魏初、太和年間、孝明帝朝三個時期,對北魏文學進行了簡要評述,基本上符合北魏文學發(fā)展的實際。然而遺憾的是,這段文字的評論僅限于詩歌,對北魏數(shù)量最為龐大的散文不置一詞。同時,對北魏久負盛名的酈道元《水經(jīng)注》和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只字未提,故其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
若從流傳至今的作品來看,北魏文學的數(shù)量是非常豐碩的。據(jù)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與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所錄,詩歌一百四十五首,散文一千三百六十七篇。這些作品是戰(zhàn)爭時代的產(chǎn)物:“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于戰(zhàn)爭之間,揮翰于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然皆迫于倉卒,牽于戰(zhàn)爭。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于世。非其才有優(yōu)劣,時運然也?!?sup>(8)由于戰(zhàn)爭的原因,北魏文學成就主要在于“章奏符檄”,而不在于“體物緣情”。因此,現(xiàn)存北魏文學,詩歌多為諺語、歌謠、樂府詩、仙道詩、酬答詩之什,散文多為詔、令、策、表、教、書之篇。此外,還有酈道元游歷祖國大好河山撰成的《水經(jīng)注》,楊衒之重游洛陽而寫成的《洛陽伽藍記》,平齊民劉孝標南歸后撰成的《世說新語注》。這些作品很難與普遍流行的純文學相提并論,但作為北朝時間跨度最長的王朝,其文學現(xiàn)象是值得關(guān)注的。
北魏文學研究主要散見在各種文學史中,大多是只言片語。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在論及北魏文學時說:“北朝文壇的復(fù)興,實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之后。在此之前,‘稍僭華風’的太武帝時代,崔浩、高允等人的創(chuàng)作,使荒蕪的文壇顯現(xiàn)轉(zhuǎn)機,他們堪稱北朝文學的先驅(qū)?!?sup>(9)袁行霈先生僅提及崔浩、高允二位文學家的名字,文學作品僅全文收錄溫子昇《搗衣詩》,而且沒有明確揭橥“北魏文學”。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云:“北魏初期的文章,較之十六國時代確實大為遜色……北方文學的正式興起始于魏孝文帝元宏即位以后。”(10)曹著與袁著對北魏文學的評價大致相同,不同之處在于曹著第一次標出“北魏文學”,可以看作是文學理念的一次新變。介紹到的北魏文學家隊伍亦有所擴大,提及崔浩、高允、段承根、張淵、元宏、元勰、王肅等十六人,節(jié)錄詩歌十二篇、賦一篇、《水經(jīng)注》一部。周建江《北朝文學史》對北魏文學論述較詳:“北魏文學經(jīng)歷了一個曲折的發(fā)展過程……北魏朝的前半個世紀……軍國文章是文學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之后的五十年……有一些吟詠心性的作品問世……再之后的近五十年……北魏文學進入全盛期,出現(xiàn)了大作家、大作品,絲毫不遜色于南朝梁文學?!?sup>(11)雖然周建江先生用了“前半個世紀”“之后的五十年”“再之后的近五十年”這樣的提法,實質(zhì)上與曹著、袁著觀點一致,即魏孝文帝元宏即位之后是北魏文學的全盛期。介紹到的文學家有孝文帝、元萇、元輝業(yè)、元熙、張淵、程駿、韓延之、劉昶、胡叟、段承根、宗欽、高允、許謙等二十六人,詩、賦、文章四十六篇,文學作品及作家隊伍略有擴大。李開元、管芙蓉《北魏文學簡史》是迄今惟一的北魏文學史,該書認為北魏文學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深刻地反映著時代的變遷”,“緊密地結(jié)合政治斗爭,為社會的政治服務(wù)”,“有著豐富的內(nèi)容和民族特點”,“康健、清新、高亢、激越、質(zhì)樸、真摯、熱情、奔放”(12)四個特點,對北魏文學的介紹是諸種文學史中最為詳盡的。
在目前出版的兩部北朝文學研究專著中,部分論及北魏文學。高人雄《北朝民族文學敘論》(13)第五章對拓跋鮮卑散文、詩賦、碑志進行了分析,疏于簡略。盧有泉《北朝詩歌研究》第二章“北朝詩歌的發(fā)展歷程”中分析了“從平城到洛陽——北魏詩壇”(14),亦有過于簡單之闕。
北魏文學研究的專篇論文,據(jù)中國知網(wǎng)著錄,僅二十八篇。其中,直接研究北魏文學的論文僅十篇。曹道衡《論北魏詩歌的發(fā)展》對北魏詩歌的發(fā)展歷程進行了簡要概括,并指出“在典章制度以及學風丕變之際,士大夫們對南朝文學更是熱心仿效”(15)。馬立軍《北魏詩歌研究三題》(16)在對北魏現(xiàn)存詩歌甄別的基礎(chǔ)上勾勒詩歌發(fā)展軌跡,并分析了剛健、樂觀、質(zhì)實的詩歌風貌。李清霖《民族融合視閾下的北魏詩歌》(17)在民族融合的情境下,對北魏樂府詩、文人詩,以及民歌與謠諺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與闡述。周建江《北魏皇室文學述論》將北魏皇室文學分為前后二期,認為前期“以政治文章為主體……基本沒有我們今天意義上的文學”,后期“是在孝文帝時期才走上了自覺的階段,產(chǎn)生了一些可讀頌的作品”(18),皇室文學成就總體上是很有限的。張泉《北魏行人的文學表現(xiàn)》著重探索北魏行人的文學成就,認為他們出使南朝,學習南朝優(yōu)秀的文化,而其創(chuàng)作則“表現(xiàn)出比較獨立的北方品格”(19)。賀玉萍《北魏洛陽時期“說唱文學”成熟期考》研究了北魏故事變相畫的成就,并稱“北魏洛陽說唱藝術(shù)與說唱文學形式完備且大體成熟”(20)。徐中原、陳娟《北魏初期散文述略》認為北魏初期散文是“清一色的軍國文翰,篇章短小,文風質(zhì)樸,主題無外乎戰(zhàn)爭和建國”(21)。筆者《孝文帝與北魏后期多民族文學的繁榮》(22)《北魏河北地區(qū)的文學繁榮》(23)《北魏書信體散文的文化意蘊與多元風格》(24)三篇文章,對北魏書信體散文、河北地區(qū)文學、孝文帝文學進行較為系統(tǒng)的闡述。其余十八篇是從文學的外部因素來研究北魏文學,如筆者《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與文學精神》(25)《平城時期的文化交融與北魏文學的復(fù)蘇》(26)兩篇文章,以及袁濟喜、李俊《論北魏后期兩代士人文學旨趣》(27)、張鵬《北魏儒學與文學》(28)、金前文《北魏后期儒釋道三教的發(fā)展及其對文學的影響》(29)《拓跋氏的文化心態(tài)與北魏前期的文學發(fā)展》(30)《經(jīng)學的接受與北魏皇族的文學創(chuàng)作》(31)等文章從思想文化對文學的影響層面展開研究,富有開創(chuàng)意義;王勇《北魏文學與佛教文化的關(guān)系及其對隋唐文學的影響》(32)、陳未鵬《論北魏文學對南朝文學的接受》(33)、楊曉斌《北魏、北齊對初唐文學的影響——從王績、王勃詩歌創(chuàng)作談起》(34)、張澤咸《試論五胡諸國和北魏前期文學》(35)等論文從文學接受的角度來研究北魏文學,拓展了研究的范圍;林莎、王佃春《孝文帝在北魏文學進程中的作用》(36),金前文《孝文帝與北魏后期的文學的發(fā)展》(37),宋燕鵬《北魏洛陽時期文學風氣的外在表現(xiàn)》(38),宋燕鵬、吳克燕《論北魏后期的文學活動》(39),王麗珍、李建棟《論北魏初創(chuàng)階段代北士人的境遇及其文學發(fā)展狀況》(40)等文從孝文帝或士人活動的角度切入,為北魏文學的研究開拓了更大的空間。
從整體看,北魏文學的研究成果不多,而且只是僅有的幾個片段,很難勾勒出北魏文學的全貌。如果據(jù)此來給北魏文學以總體評價,則難免偏頗。那么,為什么學術(shù)界熱衷于從文學外部因素去研究北魏文學,而不直接切入主題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北魏缺少文學大家,以及傳統(tǒng)意義上的純文學作品?;蛘呖梢哉f,北魏文學整體上成就不高。如果仍然去探究其思想或藝術(shù)成就,就會覺得價值或意義不大,結(jié)論也很難令人信服。因此,目前的北魏文學研究,其癥結(jié)并不在于成果少,而是缺少一種解決問題的思路或方法。如果能夠從一個角度切入,以此帶動整個北魏文學研究,則是最好不過的抉擇了。筆者以為拓跋鮮卑不斷南遷,士人亦隨之遷徙。若以此為突破口,或許有可喜的結(jié)論。
(1) 《魏書》卷一,中華書局,1974年,第1頁。
(2) 周建江《北朝文學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69頁。
(3) 高人雄《北朝民族文學敘論》,中華書局,2011年,第132頁。
(4) 《魏書》卷一,第3頁。
(5) 李開元、管芙蓉《北魏文學簡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頁。
(6) 《魏書》卷一,第2-3頁。
(7) 《北史》卷八三,中華書局,1974年,第2779頁。
(8) 《周書》卷四一,中華書局,1971年,第743頁。
(9)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8頁。
(10)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87—292頁。
(11) 周建江《北朝文學史》,第71頁。
(12) 李開元、管芙蓉《北魏文學簡史》,第3頁。
(13) 高人雄《北朝民族文學敘論》,第130—196頁。
(14) 盧有泉《北朝詩歌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1頁。
(15) 曹道衡《論北魏詩歌的發(fā)展》,《文史知識》1990年第3期。
(16) 馬立軍《北魏詩歌研究三題》,寧夏大學2005屆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為張迎勝教授,中國知網(wǎng)。
(17) 李清霖《民族融合視閾下的北魏詩歌》,廣西民族大學2009屆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為楊寧寧教授,中國知網(wǎng)。
(18) 周建江《北魏皇室文學述論》,《西北師范大學學報》1993年第5期。
(19) 張泉《北魏行人的文學表現(xiàn)》,《福建論壇》2002年第3期。
(20) 賀玉萍《北魏洛陽時期“說唱文學”成熟期考》,《洛陽理工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
(21) 徐中原、陳娟《北魏初期散文述略》,《現(xiàn)代語文》2008年第3期。
(22) 柏俊才《孝文帝與北魏后期多民族文學的繁榮》,《民族文學研究》2016年第5期。
(23) 柏俊才《北魏河北地區(qū)的文學繁榮》,《華中學術(shù)》2017年第4期。
(24) 柏俊才《北魏書信體散文的文化意蘊與多元風格》,《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
(25) 柏俊才《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與文學精神》,《中國海洋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26) 柏俊才《平城時期的文化交融與北魏文學的復(fù)蘇》,《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
(27) 袁濟喜、李俊《論北魏后期兩代士人文學旨趣》,《求是學刊》2011年第2期。
(28) 張鵬《北魏儒學與文學》,西北大學2008屆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韓理洲。本論文201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29) 金前文《北魏后期儒釋道三教的發(fā)展及其對文學的影響》,《渝西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
(30) 金前文《拓跋氏的文化心態(tài)與北魏前期的文學發(fā)展》,《湖北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
(31) 金前文《經(jīng)學的接受與北魏皇族的文學創(chuàng)作》,《湖北工業(yè)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32) 王勇《北魏文學與佛教文化的關(guān)系及其對隋唐文學的影響》,《雁北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33) 陳未鵬《論北魏文學對南朝文學的接受》,《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34) 楊曉斌《北魏、北齊對初唐文學的影響——從王績、王勃詩歌創(chuàng)作談起》,《河北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35) 張澤咸《試論五胡諸國和北魏前期文學》,《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期。
(36) 林莎、王佃春《孝文帝在北魏文學進程中的作用》,《岱宗學刊》2006年第3期。
(37) 金前文《孝文帝與北魏后期的文學的發(fā)展》,《湖北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38) 宋燕鵬《北魏洛陽時期文學風氣的外在表現(xiàn)》,《石家莊鐵道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
(39) 宋燕鵬、吳克燕《論北魏后期的文學活動》,《蘭臺世界》2008年第13期。
(40) 王麗珍、李建棟《論北魏初創(chuàng)階段代北士人的境遇及其文學發(fā)展狀況》,《棗莊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