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中國歷代文說（上）

在第一講里，我們略指出中國文士論文的錯誤，是橫著擺列數(shù)條，沒管它們在歷史上的先后?，F(xiàn)在我們再豎著看一看，把古今的重要文說略微討論一下。

先秦1文論：文學，不論中外，發(fā)達最早的是詩歌。象《詩序》里的“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那樣心有所感，發(fā)為歌詠，是在有文字之先，已有的事實。那么，我們先拿《詩經(jīng)》來研究一下，似乎是當然的手續(xù)。《詩經(jīng)》，據(jù)說是孔子刪定的；這個傳說的可靠與否，我們且不去管；孔子對于《詩經(jīng)》很喜歡引用與談論是個事實。

《詩》中的《風》本是“出于里巷歌謠之作，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也?！保ㄖ祆洌┧鼈兊奈膶W價值也就在這里。可是孔子——一位注重禮樂、好談政治的實利哲學家——對于《詩》的文學價值是不大注意的；他始終是說怎樣利用它。他用“《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篇》）定了讀《詩》的方法；于是惹起后世注《詩》的人們對于《詩》的誤解：“刺美風化”是他們替“思無邪”作辨證的工夫；對于《詩》本身的文學價值幾乎完全忘卻。這是在思想方面，他已把文學與道德攙合起來立論。再看他怎從其他方面利用《詩》：

“不學《詩》，無以言?！保ā墩撜Z?季氏》篇）《詩》的用處是幫助修辭的。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保ā抖Y記?經(jīng)解》篇）這是以詩為政治的工具。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篇）《詩》不但可以教給人們以事父事君之道，且可以當動植物辭典用！

這樣，孔子既以《詩》為政治教育的工具，為一本有趣的教科書，所以他引用詩句時，也不大管詩句的真意，而是曲為比附，以達己意，正如古希臘詭辯家的利用荷馬。鈴木虎雄說得好：

孔子當解釋詩，對于詩的原意特別注重把來安上一種政教上的特別的意義來應用?！缡龅揭菰姡骸疤崎χA，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北卦u論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子罕》篇）原篇雖是說男女相思，因居室遠而相背的。對于這下一轉語，可說是相思底程度不夠，倘若真相思便沒有所謂遠這一回事的，恰如利用所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保ā墩撜Z?述而》篇）的意義一樣。政教下的談話成了干燥無味[之談，而]2，由此得救了。又在《大學》里引《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保ā渡添?玄鳥》）《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保ā缎⊙?魚藻之什緡蠻》）也說：“于止，知其所知，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保ā洞髮W》）掇拾“止”字以利用《大學》的“止于至善”?！酉膯柕健对姟防锼f：“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笔窃鯓咏忉專鬃哟鹨裕骸袄L事后素?！弊酉乃煺f道：“禮后乎？”（《論語?八佾篇》）孔子又說子夏是“可與言詩”的。甚至稱贊為“起予者商也”。但這種問答詩底原意已被遺卻，只是借詩以作為自己講學上的說話而已。（《中國古代文藝論史》第一編第四章）

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何等的美！可惜孔子不是個創(chuàng)作家，不是個文學批評家，所以沒有美的欣賞。有孔子這樣引領在前，后世文人自然是忽略了文學本身的欣賞，而去看古文古詩中字字有深意，處處有訓誡，于是文以載道明理便成了他們的信條。

周代諸子差不多都是自成一家之言。他們的文字雖然很好，象老子的簡練，莊子的馳暢，可是他們很少談到文學，而且有些藐視孔門的好古飾辭的，象“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莊子?列御寇》篇）之類。正是“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文選序》）。只有孔子和他的幾個門徒是以由考古傳經(jīng)而得致太平之術的，于是討論詩文也成了他們的附帶作業(yè)。他們是整理古著從而證明他們的哲學，對于文學的創(chuàng)作與認識是不大注意的。他們的功勞是保存了古禮古樂古詩，且加以研究；他們的壞處是把禮樂與文學全作了政治思想的犧牲品?！肮收檬?，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保ā蛾P雎序》）詩的用處越來越擴大了！他們能作得出：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離騷》）

那用“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來解釋《離騷》的，也是深受孔門說詩的毒——這點毒氣至今也沒掃除凈盡！

漢魏六朝文論：漢代崇儒，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六藝都是文學，失去獨立的領域。這時候的傳詩的人們，分頭去宣傳自家?guī)熣f；《關雎》到底是說某夫人的事，《宛丘》到底是譏刺誰，是他們研究與爭論的要點；《詩》已成了“經(jīng)”，它的文學價值如何，沒有什么人過問了。

這時代的文學作品要算賦最出風頭。對于賦的批評有揚雄的：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揚子《法言?吾子》篇）

有司馬相如的：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jīng)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西京雜記》）

前者由作家把賦分為兩等——詩人的與辭人的；后者把賦的形體和作者的資格提道一下；二者全沒說到賦在文學上的價值如何。

班固便簡直不承認賦的價值，他說：

……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漢書?藝文志》）

賦本來是一種極笨重的東西，“競為侈麗閎衍之詞”的判斷是不錯的；但是以失古詩諷諭之義來打倒它，仍是以實效立論，沒有什么重要的意義。所以鈴木虎雄說：

自孔子以來至漢末，都是不能離開道德以觀文學的，而且一般的文學者單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作為手段而承認其價值的。但到魏以后卻不然，文學底自身是有價值的底思想已經(jīng)在這時期發(fā)生了。所以我以為魏底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自覺時代。（《中國古代文藝論史》第二編第一章）

那么，我們就看一看魏晉六朝的文說：曹家父子有很高的文學天才，論文也有獨到之處。在曹丕的《典論?論文》里，有三點可以叫我們注意的：

（一）他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p>

這是清清楚楚指出文的內容不同，作法也就有別。說理的文自然以條理清楚為主，而詩賦便當寫得美麗。他雖然沒有說出為什么要如此，可是他真有了文學的欣賞，承認美是為文的要素之一。以前的人們是以體道而摹古，他現(xiàn)在是主張愛美的了。

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兢馳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矜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行；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隋書?李諤傳》李諤上書正文體）

這是后世守道明理者對“詩賦欲麗”的反攻，仍要把文學附屬在道德之下，但適足以說明曹家父子對文學界的影響如何偉大了。

（二）《典論?論文》里又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曹丕《與王朗書》里也說：“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lián)P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p>

這些話雖然沒有說出文學是認識生命、解釋生命的，可是承認了為文學而生活是值得的。自然這里的名利計較還很深，但因求不朽之名以致力文章，實足以鼓舞起創(chuàng)作的興趣與勇氣。

（三）曹丕又說：“文以氣為主?！睔馐鞘裁矗亢茈y斷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此語看出：為文的要件是由內心表現(xiàn)自己，不是為什么道什么理作宣傳。這里至少是說文當以什么為主，不是文當說明什么；氣必是在文內的，道理等是外來的。

以上三點雖仍未說明文學是什么，但是對于文學的認識，確已離開實效而專以文論文了。

以下討論陸機的《文賦》：

陸機的《文賦》比近人的一開口便引“文，錯畫也”真夠高明的多了。他開口便是：

佇中區(qū)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

這是說文是感物激情而發(fā)的，不是什么“文者務為有補于世”。有深刻的觀察，有敏銳的情感，有觸于內心，那創(chuàng)作欲便起了火焰，便欲罷不能的非寫不可；那寫出來的便是物我的聯(lián)合。所以，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x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

心有所感，便若癡若狂。想象與思維的聯(lián)合，使心靈蕩漾在夢境里。那方寸之地，忽然與宇宙同樣的廣大，上帝似的在創(chuàng)造一切；忽然縮斂，象一絲花蕊般細嫩，在春風里吻著陽光。于是，

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始躑躅于燥吻，終流離于濡翰。理扶質以立干，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虿脔月薁?，或含毫而邈然。

我們再看他對技術方面怎樣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這是體格不同，當配以相當?shù)奈淖帧?/p>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边@是文辭音聲應求妍美。

“或寄辭于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這是一些文病。

但是為文到底有一定的規(guī)則沒有呢？他不肯武斷的說。他只說：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古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

這似乎是說：文無定法，技有巧拙，要在審事達情，必求其適了。

統(tǒng)觀全文，可以看出兩個要點來：一，文學是心靈的產(chǎn)物，沒有心情的激動便沒有創(chuàng)造的可能。這個說法又比曹丕的以求不朽之名為創(chuàng)作的動機確切多了。二，作文的手段，如文字的配置，音聲的調和等，是必要的，不如是，文章便不會美好。

發(fā)于心靈，終于技術，這是《文賦》的要義。陸機雖沒能逐條詳加說明（假如他不用賦體作這篇文章，他一定會解說的更透徹一些；自然，也許因為不用賦體，它便不會傳流到現(xiàn)在），可是這些指示，對文學已有了相當?shù)捏w認了解。我們可以替他下一條文學定義：文學是以美好的文字為心靈的表現(xiàn)。

《后漢書》的著者范曄，主張“以意為主，以文傳意”（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同時他拿“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去講究音調。

以意為主是重在講說什么，便是要分別什么是該說的與什么是不該說的；這比以情為主的文學欣賞又低落了許多，因為文學的成功以怎樣寫出為主，說什么是次要的。況且傳達“意”的自有哲學與科學，不必一定靠著文學。但是不論是文以情為主，是以意為主，他們——陸機、范曄——都由作家的立場來說文的主干是什么，不是替別人宣傳什么文學以外的東西了；他們也全以為音調的講究為必要的。

音調的講究漸漸成了文學的重要問題。在《南齊書?陸厥傳》里說：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眺，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