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晉樂府詩文獻學研究
文獻學研究是音樂學、文學研究展開的重要基礎。魏晉樂府詩的輯錄以郭茂倩的《樂府詩集》與逯欽立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最為全面詳贍。歌辭選釋以余冠英、曹道衡的《樂府詩選》，王運熙的《漢魏六朝樂府詩評注》較為突出。黃節(jié)的《漢魏樂府風箋》、陸侃如的《中古文學系年》所作箋釋、考訂，對本論題研究可資借鑒最多。在此基礎上，本章首先對魏晉樂府詩的創(chuàng)作情況、歌辭類別進行統(tǒng)計、補錄，繼而考察其著錄情況及特點，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節(jié) 魏晉樂府詩補錄及分析
《樂府詩集》集漢唐樂府歌辭之大成，但它收錄的是歷代相沿、見諸文獻的樂府詩，實際上魏晉樂府詩失傳、缺佚現(xiàn)象十分嚴重。從西晉荀勖的《荀氏錄》、崔豹的《古今注》、無名氏《歌錄》、劉宋張永的《元嘉正聲伎錄》、蕭齊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樂技錄》、梁沈約的《宋書·樂志》、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唐吳兢的《樂府古題要解》等相關文獻中，我們?nèi)钥裳a輯部分缺佚的魏晉樂府詩題或曲名?，F(xiàn)據(jù)以補錄如下。
一 郊廟歌辭
（1）王粲《安世詩》（亦曰《享神哥》）。
明帝太和初，繆襲奏曰：“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無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1]《安世詩》現(xiàn)已不傳，由繆襲奏議可知，此曲曾作郊廟享神之用，相當于郊廟歌辭。
（2）傅玄《先農(nóng)先蠶夕牲》《迎送神》《社稷》《先農(nóng)》《先圣》《先蠶》（按：疑“先圣”衍）。
《南齊書·樂志》曰：“晉傅玄作祀《先農(nóng)先蠶夕牲》歌詩一篇八句，《迎送神》一篇，饗《社稷》《先農(nóng)》《先蠶》歌詩三篇，前一篇十二句，中一篇十六句，后一篇十二句，辭皆敘田農(nóng)事?！?sup>[2]可補傅玄祭社稷農(nóng)神的五篇曲辭。
以上補錄四首，魏一首，晉五首。
二 燕射歌辭
①魏武帝、文帝時《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②魏明帝時《鹿鳴》“於赫”、《騶虞》“巍巍”、《文王》“洋洋”三篇。
《宋書·樂志》云：“魏雅樂四曲：一曰《鹿鳴》，后改曰《於赫》，詠武帝。二曰《騶虞》，后改曰《巍巍》，詠文帝。三曰《伐檀》，后省除。四曰《文王》，后改曰《洋洋》，詠明帝?！厄|虞》《伐檀》《文王》并左延年改其聲。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后行禮，東箱雅樂郎作者是也。今謂之行禮曲，姑洗箱所奏。”[3]曹操令杜夔創(chuàng)制雅樂，有《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杜夔主要負責造制樂器、為樂器定調(diào)等，并非歌詩專業(yè)作者，王粲等人也無作歌詩的記錄，故此推測，武帝時的雅樂四曲可能仍用《詩經(jīng)》舊辭。到魏明帝時期，據(jù)此四曲重制新辭，分別歌頌武帝、文帝與明帝三人功德。
以上共補錄四曲三首。魏武帝時四曲，明帝時三首。
三 相和歌辭
（1）相和曲：魏武帝《陽春篇》《往古篇》。
《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曰：“《覲歌》，張錄云無辭，而武帝有《往古篇》?！稏|門》，張錄云無辭，而武帝有《陽春篇》?！?sup>[4]魏武帝《往古篇》《陽春篇》乃分別據(jù)漢舊曲《覲歌》《東門》所制新辭，均已失傳。
（2）清調(diào)曲：武帝《董逃行》“白日”。
《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清調(diào)有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狹路間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荀氏錄所載九曲，傳者五曲。晉、宋、齊所歌，今不歌。武帝‘北上’《苦寒行》，‘上謁’《董逃行》，‘蒲生’《塘上行》、‘晨上’‘愿登’并《秋胡行》是也。其四曲今不傳。明帝‘悠悠’《苦寒行》，古辭‘白楊’《豫章行》，武帝‘白日’《董逃行》，古辭《相逢狹路間行》是也?！?sup>[5]魏武帝曾作有《董逃行》“白日”，見于《荀錄》、王僧虔《技錄》，后失傳。
（3）平調(diào)曲：文帝《長歌行》“功名”、明帝《長歌行》“青青”、武帝《猛虎行》“吾年”、明帝《猛虎行》“雙桐”、無名氏《君子行》“燕趙”、左延年《從軍行》“苦哉”、無名氏《短歌行》“雉朝飛”。
《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曰：“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技錄》，平調(diào)有七曲：一曰《長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從軍行》，七曰《鞠歌行》。荀氏錄所載十二曲，傳者五曲：武帝‘周西’‘對酒’，文帝‘仰瞻’，并《短歌行》，文帝‘秋風’‘別日’，并《燕歌行》是也。其七曲今不傳：文帝‘功名’，明帝‘青青’，并《長歌行》，武帝‘吾年’，明帝‘雙桐’，并《猛虎行》，‘燕趙’《君子行》，左延年‘苦哉’《從軍行》，‘雉朝飛’《短歌行》是也?！?sup>[6]武帝《猛虎行》“吾年”、文帝《長歌行》“功名”、明帝《長歌行》“青青”、明帝《猛虎行》“雙桐”、左延年《從軍行》“苦哉”既見載于《荀氏錄》，理應入晉樂所奏，歌辭后來失傳?！抖谈栊小吩跐h代已有古辭，故“雉朝飛”應為曹魏歌辭。另據(jù)《廣題》曰：左延年辭云：“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敦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斗去，五婦皆懷身。”[7]據(jù)《樂府詩集》，魏明帝辭曰：“雙桐生空枝，枝葉自相加。通泉溉其根，玄雨潤其柯。”《古今樂錄》曰：“《猛虎行》，王僧虔《技錄》曰：‘荀錄所載，明帝《雙桐》一篇，今不傳?！?sup>[8]
以上共補錄魏相和歌辭9首。
四 舞曲歌辭
（1）魏明帝鼙舞辭：《明明魏皇帝》《大和有圣帝》《魏歷長》《天生烝民》《為君既不易》。
《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曰：“魏曲五篇：一《明明魏皇帝》，二《大和有圣帝》，三《魏歷長》，四《天生烝民》，五《為君既不易》，并明帝造，以代漢曲。其辭并亡?！?sup>[9]可知魏明帝曾造鼙舞曲辭五篇，惜辭失傳。
（2）明帝時無名氏鐸舞曲《太和時》。
《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古《鐸舞曲》有《圣人制禮樂》一篇，聲辭雜寫，不復可辨，相傳如此。魏曲有《太和時》，晉曲有《云門篇》，傅玄造，以當魏曲，齊因之。”[10]可知魏明帝時曾有鐸舞曲《太和時》，辭失傳。
（3）明帝時無名氏巴渝舞曲《武始》《咸熙》《章斌》。
《晉書·樂志》云：“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據(jù)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zhí)羽籥?！?sup>[11]景初元年為魏明帝年號，羽籥舞即巴渝舞，新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統(tǒng)稱為《昭武舞》，而不用《巴渝舞》舊名。辭已不傳。
（4）晉《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
《宋書·樂志》云：“晉《鞞舞哥》亦五篇，又《鐸舞哥》一篇，《幡舞哥》一篇，《鼓舞伎》六曲，并陳于元會。今《幡》《鼓》哥詞猶存，舞并闕?！?sup>[12]《樂府詩集》載錄傅玄《鼙舞歌》五篇、《鐸舞歌》“云門篇”，這兩篇則無記載，應予補錄。據(jù)西晉舞曲歌辭皆出傅玄一人的情況，推測這幾曲歌辭出自傅玄之手的可能性較大。
以上共補錄舞曲歌辭16首。魏9首，晉7首。
五 雜曲歌辭
（1）魏明帝《悲哉行》。
《樂府詩集》引《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13]但并未載錄魏明帝歌詞，理應補錄。
（2）曹植《上仙箓》《神游》《苦熱行》。
《樂府解題》曰：“《升天行》，曹植云：‘日月何時留?！U照云：‘家世宅關輔。’曹植又有《上仙箓》與《神游》《五游》《龍欲升天》等篇，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與《飛龍》《仙人》《遠游篇》《前緩聲歌》同意?！?sup>[14]其中《五游》《龍欲升天》（即《當墻欲高行》）已見著錄，故此補錄《上仙箓》《神游》兩首。另外，《樂府詩集》在鮑照《苦熱行》解題中曰：“魏曹植《苦熱行》曰：‘行游到日南，經(jīng)歷交趾鄉(xiāng)?？酂岬芈叮揭乃胁亍?，[15]也應補錄。
以上共補錄雜曲歌辭4首，魏明帝1首、曹植3首。
補錄以后的魏晉樂府詩實際創(chuàng)作情況詳見表1-1。
表1-1 魏晉樂府詩歌辭類別總量統(tǒng)計表
從數(shù)量看，魏晉樂府詩（不計雜歌謠辭）總計386首，分別為：曹魏154首，西晉219首，蜀1首，吳12首，以魏、西晉朝為主，西晉數(shù)量最豐。從歌辭類別看，曹魏相和歌辭居多，其次為雜曲歌辭，再次為鼓吹曲辭，舞曲歌辭18首。創(chuàng)作較少的是郊廟、燕射、琴曲三類。橫吹無辭。西晉燕射歌辭最多，其次為相和，舞曲、雜曲、鼓吹、郊廟四類的歌辭數(shù)量也很可觀，琴曲歌辭較少，橫吹無辭。蜀、吳的歌辭類別較單一。
與漢樂府相比，曹魏時期相和歌辭為樂府詩創(chuàng)作的主流，舞曲歌辭也有明顯增加，而郊廟、燕射等儀式樂辭只維持在最低限度內(nèi)。這說明，曹魏創(chuàng)作的重心在于娛樂歌辭。到西晉時期，各類歌辭的創(chuàng)作極大豐富，特別是郊廟、燕射歌辭數(shù)量顯著增加，說明西晉在禮儀歌辭方面加強了建設力度。另外，舞曲歌辭也得到充分重視，較漢曲增長了十倍之多，即便與魏相比，也多出近一倍。
從《樂府詩集》著引文獻來看，主要依據(jù)梁沈約《宋書·樂志》及陳釋智匠《古今樂錄》，《古今樂錄》對《宋書·樂志》《元嘉正聲伎錄》《大明三年宴樂技錄》多所擇取，而劉宋時期的張錄、王錄以及《宋書·樂志》又對荀勖《荀氏錄》多所引用?？纱笾抡J定，《樂府詩集》著錄“魏晉”樂府詩，合理汲取了唐前官方音樂文獻。依次《荀氏錄》、張永《元嘉正聲伎錄》、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技錄》、陳釋智匠《古今樂錄》等。歌辭“題解”還直接、間接地參考了其他典籍。所涉音樂典籍有西漢劉向《琴頌》、舊題蔡邕所作《琴操》、西晉崔豹《古今注》、無名氏《歌錄》、劉宋謝希逸《琴論》，唐李勉《琴說》、房玄齡《晉書·樂志》、杜佑《通典》、吳兢《樂府古題要解》、無名氏《樂府廣題》；史傳類典籍有左丘明《春秋左氏傳》、班固《漢書》、范曄《后漢書》、劉向《列女傳》、舊題劉向《列仙傳》、應劭《風俗通義》、舊題班固《漢武帝故事》、無名氏《陳武別傳》、唐馬溫《鄴都故事》等；地理類典籍包括《禹貢》、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等；文學類典籍包括《楚辭》《文選》及曹植、鮑照、謝惠連、李賀等人相關作品。
《樂府詩集》主要收錄歷代歌辭集中的樂府詩，并非魏晉樂府詩全貌。從補錄情況來看，這些歌辭皆曾在郭茂倩所引文獻中提到，但并未收錄，個中原因令人深思。細加分析，郭氏不予收錄的原因，一是歌辭已失傳，如魏武帝《董逃行》“白日”等，雖然其曲名、曲調(diào)還可從文獻轉引中知道，但辭已失傳，無法再行收錄。二是歌辭缺佚現(xiàn)象嚴重或者后世不再傳唱，此種情況也不予收錄。比如曹植《苦熱行》《秋胡行》，左延年《苦哉》等，這些樂府詩的面貌多已殘缺不全，且在后世歌辭集中不見記載?？梢姟稑犯娂匪浀奈簳x樂府詩，基本上都與朝廷樂府有關。反之，則不予收錄。
從補錄樂府詩的作者來看，曹操、曹叡皆系帝王，左延年系魏文帝至明帝時期的宮廷樂師，傅玄是西晉的首席樂府作家，他們的樂府詩在當時都應是入樂的；從歌辭類別看，包括郊廟、舞曲、相和三種類型。導致它們在后世失傳的具體原因何在呢？以下逐一分析，以明個中緣由。
曹操《陽春篇》《往古篇》在荀錄、王錄、《宋書》中均不載，張錄云無辭，《古今樂錄》據(jù)張錄記載還能略知其曲調(diào)。說明《往古篇》《陽春篇》可能在晉至劉宋時期已不入樂，空余曲調(diào)、曲題，終致歌辭失傳。王粲《安世詩》，《宋書·樂志》記載：
侍中繆襲又奏：“《安世哥》本漢時哥名。今詩哥非往時之文，則宜變改?！袼嘉┩咧^《房中》為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詠燕享，無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弊嗫伞?sup>[16]
侍中繆襲既對其議奏改名，想必當時歌辭還在，且仍入樂演唱。后來傅玄創(chuàng)作了新辭，完全代替了《安世詩》的禮樂功能，異代之文未必相襲，繆襲《安世詩》可能廢而不用，后此文獻均不見《安世詩》本辭，可以推斷，王粲《安世詩》可能至西晉以后已失傳。曹植《鼙舞歌》，據(jù)其《鼙舞歌自序》，曹操曾喜獲漢西園鼓吹藝人李堅，但其技藝已中廢，兼之古曲多謬誤，需重創(chuàng)新辭，恢復舊樂。曹植和魏明帝皆依漢曲創(chuàng)作了《鼙舞歌》五首，明帝辭入魏樂當無可懷疑，曹植辭入樂則應存在身份及政治資格的限制，其辭原本只能在其藩國演奏，但他可能通過向皇帝獻樂，得到在魏宮廷樂府演唱的機會。[17]至西晉，傅玄新創(chuàng)鼙舞辭，以代魏曲，曹魏之辭不再入樂。明帝辭失傳當與不入樂相關，但同樣皆不入樂，何以曹植《鼙舞歌》能夠傳世？筆者以為，明帝之辭主要在魏樂府演唱，而曹植之辭除了在樂府演唱，還可在其藩國演唱，如此一來曹植之辭的流傳范圍、接受人群反而更為廣泛。另外，曹植集的編纂自其死后不久就著手進行，其鼙舞歌辭通過文集的編纂得以流傳，也是原因之一。燕射歌辭、舞曲歌辭皆曹魏朝廷使用的儀式樂歌，西晉時期則不再入樂，隨之漸漸失傳。以上所補歌辭還包括魏明帝及曹植的部分雜曲。關于“雜曲”歌辭，郭茂倩曰：
雜曲者，歷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歡樂之所發(fā)，或憂愁憤怨之所興，或敘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戰(zhàn)行役之苦，或緣于佛老，或出自夷虜。兼收備載，故總謂之雜曲。自秦、漢已來，數(shù)千百歲，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干戈之后，喪亂之馀，亡失既多，聲辭不具，故有名存義亡，不見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則若《傷歌行》《生別離》《長相思》《棗下何纂纂》之類是也。復有不見古辭，而后人繼有擬述，可以概見其義者，則若《出自薊北門》《結客少年場》《秦王卷衣》《半渡溪》《空城雀》《齊謳》《吳趨》《會吟》《悲哉》之類是也。又如漢阮瑀之《駕出北郭門》，曹植之《惟漢》《苦思》《欲游南山》《事君》《車已駕》《桂之樹》等行，《磐石》《驅(qū)車》《浮萍》《種葛》《吁嗟》《
》等篇，傅玄之《云中白子高》《前有一樽酒》《鴻雁生塞北行》《昔君》《飛塵》《車遙遙篇》，陸機之《置酒》，謝惠連之《晨風》，鮑照之《鴻雁》，如此之類，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題，或?qū)W古敘事，其辭具在，故不復備論。[18]
由于編纂、設類的“兼收備載”，題曰“雜曲”。這些歌辭“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歡樂之所發(fā)，或憂愁憤怨之所興，或敘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戰(zhàn)行役之苦”，可見其內(nèi)容之“雜”；“或緣于佛老，或出自夷虜”，可見其來源之“雜”；“自秦、漢已來，數(shù)千百歲，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嘆其作者情況之“雜”；既包括“干戈之后，喪亂之馀，亡失既多，聲辭不具，故有名存義亡，不見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又包括“復有不見古辭，而后人繼有擬述，可以概見其義者”，如此等等，又見其流傳、創(chuàng)作之“雜”。不過以上補錄的四首“雜曲歌辭”，其曲調(diào)情況仍有文獻可征，惜歌辭不存。
從補錄歌辭的創(chuàng)作時代看，以曹魏為主，共補錄26首，又以相和歌辭失錄最多；而西晉歌辭只補錄郊廟歌辭5首，皆傅玄所作祭祀農(nóng)神的儀式樂歌，雜舞7首，可能也出于傅玄之手。相比較而言，西晉的歌辭缺佚較少。而據(jù)《宋書》《南齊書》記載，這幾首歌辭其時猶能見到，其失傳時間應為南朝梁陳以后。那么曹魏歌辭失錄較多的原因何在？也許可從文獻方面追尋其原因。《樂府詩集》中已不見曹魏時期的音樂文獻，西晉時期則還有荀勖《荀氏錄》及崔豹《古今注》。曹魏時期既然已無音樂文獻，那么其樂府樂歌的表演情況就難以考知。荀勖《荀氏錄》選錄漢魏舊辭配入晉樂演奏，這就是“清商三調(diào)歌詩”，經(jīng)由荀勖的整理和加工，“清商三調(diào)”歌詩得到了完好保存，但問題的另一面則是，那些未被選入晉樂的舊辭則被汰擇，所以荀勖對漢魏歌辭保存的消極影響也不可忽略。
綜上所述，魏晉樂府詩失傳的原因不外兩個方面：第一，由于音樂或曲辭某一因素的殘缺，影響了音樂藝術的完整性，最終導致歌辭失傳。音樂與曲辭作為音樂藝術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兩者之間既有本質(zhì)區(qū)別，又互相聯(lián)系互有影響。音樂的失傳可能導致曲辭的缺佚，同樣曲辭的失傳，可能也會影響到音樂的流傳。上述歌辭或不再入樂，或被其他新辭代替。隨著時代變遷，音樂失傳，導致歌辭失傳。第二是音樂文獻記錄或保存的缺陷。音樂畢竟是時間藝術，隨時間流逝，曾經(jīng)的流行音樂不再流行，或被其他歌辭代替，但音樂仍可以用文獻記錄的方式留存下來，或以歌辭形式，或以曲譜形式。如果失去了文獻著錄這一保障，那些樂歌就只能永遠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當中，再難覓其影跡。
第二節(jié) 《樂府詩集》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的比對分析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以時代為經(jīng)，作者為緯，編織了魏晉樂府詩的全貌。其可貴之處，在于收錄之全，標注之詳，考訂之精審，能補《樂府詩集》之不足。將《樂府詩集》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兩書進行對比研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魏晉樂府詩的全貌及特點。以下不妨按照《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的體例特點，以作者為單元，結合《樂府詩集》的類別、特點，對魏晉樂府詩的創(chuàng)作特點再作考察。筆者根據(jù)《樂府詩集》和《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兩書樂府詩的著錄情況，擇其收錄有差異者，分析列表如表1-2。
表1-2 《樂府詩集》與逯詩著錄差異比對分析表
續(xù)表
續(xù)表
續(xù)表
可以看出，逯詩能對《樂府詩集》進行有效補錄的是相和與雜曲兩類歌辭。據(jù)上表補錄統(tǒng)計情況，可將魏晉各類歌辭的創(chuàng)作總量分別在二書中的著錄情況列成表1-3。
表1-3 《樂府詩集》與逯詩收錄情況對比表
補錄后魏樂府詩185首，西晉246首。相和、雜曲兩類歌辭的數(shù)量遠超《樂府詩集》。它們多借非音樂文獻留存，與樂府的關系較為疏遠。可以想象，歌辭疏離了音樂便如折翼的飛鳥，在歷史的天空無法飛得更遠。雖然《逯詩》據(jù)《文選》《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北堂書鈔》等，補錄了不少相和、雜曲歌辭，但它們已經(jīng)很不完整，少的只有一句，多的不過四句，只剩殘句的面貌，只淪為注引的價值，不免令人感嘆！筆者以為，即便它們被補錄出來，也已無法為魏晉樂府詩的音樂、文學研究提供多少有價值的東西。在歷史的選擇過程中，它們必將淡出我們的研究視野，這種不可逆轉的命運，多多少少與音樂的疏離相關。
接下以魏晉重要樂府詩人的創(chuàng)作情況為核心，簡要分析魏晉樂府詩的創(chuàng)作特點。魏晉樂府詩重要作家創(chuàng)作情況詳見表1-4。
表1-4 魏晉樂府詩重要作家創(chuàng)作情況一覽表
曹魏時期的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如下特點：第一，相和歌辭創(chuàng)作主要集中于魏氏三祖和曹植；第二，儀式樂歌創(chuàng)作主要由王粲、繆襲完成；第三，曹植雜曲歌辭數(shù)量尤多；第四，從時間上看，樂府詩類型的完善，應在魏文帝后期至魏明帝時期?？娨u的鼓吹、曹植的雜曲、明帝的舞曲等，皆在這段時間里創(chuàng)作完成。
西晉樂府詩的創(chuàng)作也有其特點：第一，西晉儀式樂歌主要由傅玄、荀勖、張華、成公綏等人創(chuàng)作完成，以傅玄的創(chuàng)作最為突出；第二，荀勖曾編纂《荀氏錄》，選漢魏舊辭入清商三調(diào)，但他自己卻未創(chuàng)作過相和歌辭；第三，與荀勖相反，陸機的創(chuàng)作主要體現(xiàn)在相和歌辭，是西晉創(chuàng)作相和歌辭最多的作家；第四，張華主要是雜曲創(chuàng)作，又以游俠題材為主；第五，石崇的歌辭數(shù)量不多，以吟嘆曲、琴曲為主，由于吟嘆曲與琴曲在音樂上頗有相通之處，說明石崇的歌辭創(chuàng)作受到音樂的顯著影響。
第三節(jié) “西山一何高”曲調(diào)辨疑
郭茂倩《樂府詩集》將魏文帝“西山一何高”隸于《折楊柳行》曲調(diào)之下，解題引《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折楊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今不歌?！?sup>[19]這段話應重新標點為：“王僧虔《技錄》云：《折楊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今不歌。”王僧虔生活于公元426～485年，《技錄》所記為劉宋大明三年（公元459年）的宴樂曲目?！墩蹢盍小非{(diào)唱魏文帝“西山一何高”辭應指南朝宋、齊時期，但郭茂倩對“西山一何高”的入樂標注卻為“魏晉樂所奏”，很容易理解為魏晉樂所奏“西山一何高”是用《折楊柳行》曲調(diào)。魏晉相和歌進入南朝以后音樂上有些變化，“西山一何高”是否一直用《折楊柳行》曲調(diào)演唱呢？
郭茂倩曾引《樂府解題》曰：“古辭云‘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言芳華不久，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魏改奏文帝所賦曲‘西山一何高’，言仙道茫茫不可識，如王喬、赤松，皆空言虛詞，迂怪難言，當觀圣道而已。”[20]這段話明確指出，魏文帝“西山一何高”在曹魏時期是用《長歌行》曲調(diào)演唱。此外，《樂府詩集》卷四十三云：
《宋書·樂志》曰：大曲十五曲：一曰《東門》，二曰《西山》，三曰《羅敷》，四曰《西門》，五曰《默默》，六曰《園桃》，七曰《白鵠》，八曰《碣石》，九曰《何嘗》，十曰《置酒》，十一曰《為樂》，十二曰《夏門》，十三曰《王者布大化》，十四曰《洛陽令》，十五曰《白頭吟》?！稏|門》《東門行》；《羅敷》《艷歌羅敷行》；《西門》《西門行》；《默默》《折楊柳行》；《白鵠》《何嘗》并《艷歌何嘗行》；《為樂》《滿歌行》；《洛陽令》《雁門太守行》；《白頭吟》并古辭。《碣石》，《步出夏門行》，武帝辭?！段魃健贰墩蹢盍小罚弧秷@桃》《煌煌京洛行》并文帝辭?！断拈T》《步出夏門行》；《王者布大化》《櫂歌行》并明帝辭?！吨镁啤贰兑疤稂S爵行》，東阿王辭。《白頭吟》，與《櫂歌》同調(diào)。其《羅敷》《何嘗》《夏門》三曲，前有艷，后有趨?！俄偈芬黄衅G?！栋座]》《為樂》《王者布大化》三曲有趨?！栋最^吟》一曲有亂。[21]
大曲第二曲即文帝“西山一何高”，它與第五曲《默默》皆用《折楊柳行》曲調(diào)演唱?！端螘纷髡呱蚣s生活在宋、齊、梁三代，《宋書·樂志》的完成時間在梁，比王僧虔《技錄》要晚，《宋書》所載“西山一何高”的演唱曲調(diào)與王僧虔《技錄》一致，應是沿襲《技錄》說法。那么除了《樂府解題》外，《校錄》之前又作何記載呢？不妨仔細研究下面這段話：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瑟調(diào)曲有《善哉行》《隴西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東西門行》《卻東西門行》《順東西門行》《飲馬行》《上留田行》《新成安樂宮行》《婦病行》《孤子生行》《放歌行》《大墻上蒿行》《野田黃爵行》《釣竿行》《臨高臺行》《長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門太守行》《艷歌何嘗行》《艷歌福鐘行》《艷歌雙鴻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門有車馬客行》《墻上難用趨行》《日重光行》《蜀道難行》《櫂歌行》《有所思行》《蒲坂行》《采梨橘行》《白楊行》《胡無人行》《青龍行》《公無渡河行》?！盾魇箱洝匪d十五曲，傳者九曲：武帝‘朝日’‘自惜’‘古公’，文帝‘朝游’‘上山’，明帝‘赫赫’‘我徂’，古辭‘來日’，并《善哉》，古辭《羅敷艷歌行》是也。其六曲今不傳：‘五岳’《善哉行》，武帝‘鴻雁’《卻東西門行》，‘長安’《長安城西行》，‘雙鴻’‘福鐘’并《艷歌行》，‘墻上’《墻上難用趨行》是也?！?sup>[22]
《古今樂錄》認為，王僧虔《技錄》載有瑟調(diào)38曲，而《荀氏錄》所載瑟調(diào)卻只有15曲。這15曲分屬于《善哉行》《羅敷艷歌行》《卻東西門行》《長安城西行》《艷歌行》《墻上難用趨行》6種曲調(diào)，其中并無《折楊柳行》，亦無文帝“西山一何高”之辭。說明“西山一何高”在西晉時期并未選入晉樂，當時也無《折楊柳行》曲調(diào)的演唱記錄，因此“西山”唱入《折楊柳行》應始于劉宋時期王僧虔《技錄》。
《宋書·五行志》載：“太康末，京、洛始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詞，終以禽獲斬截之事?！?sup>[23]既云太康末京洛流行《折楊柳》，其曲辭始轉而歌詠戰(zhàn)爭，言下之意《折楊柳》此前便有，內(nèi)容與戰(zhàn)爭無關?！稑犯娂芬嘣疲骸肮艠犯钟小缎≌蹢盍罚嗪痛笄小墩蹢盍小?，清商四曲有《月節(jié)折楊柳歌》?！狈置饕舱f大曲《折楊柳行》之前已有古樂府《小折楊柳》，可推知《折楊柳》至遲于漢魏時期即已產(chǎn)生。從《詩經(jīng)》“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不難想象楊柳與送別之關系，從孔融《臨終詩》（《書鈔》作《折楊柳行》）[24]，曹丕《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樂府詩集》作《折楊柳行》）來看，《折楊柳》曲多詠寫離別情狀。而曹丕“西山”《藝文》作“游仙詩”，《古樂府》作《長歌行》[25]，內(nèi)容與離別無關，辭云：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
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輕舉乘浮云，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
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
達人識真?zhèn)?，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觀。
歌辭分四解：第一解寫高高的西山之上有個神仙世界，仙僮給“我”一丸仙藥；第二解便寫“我”服了仙藥以后飛升成仙，到處游歷。第三、四兩解寫曹丕對種種傳聞的看法，認為服藥升仙是不可信的迂怪之言。從游仙寫起，“西山”與漢古辭《長歌行》有一脈相承之處。《樂府詩集》載有《長歌行》古辭三首：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智锕?jié)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仙人騎白鹿，發(fā)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強。發(fā)白復更黑，延年壽命長。
岧岧山上亭，皎皎云間星。遠望使心思，游子戀所生。驅(qū)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佇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
第一首寫時不我待，應趁少壯努力，以免落得老大徒傷悲的下場；第二首是游仙詩，寫凡界之人游歷至仙界，獲仙人所贈仙藥，服藥后壽命延長；第三首寫游子離開洛陽時的悲傷之感。曹丕之辭顯與第二首一脈相承，先繼承后批判，鮮明表達出自己的獨特認識。崔豹《古今注》曰：“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長歌行》詠寫長生以及對生命的感嘆，已在西晉形成共識。因此，曹丕“西山一何高”應是據(jù)漢舊曲《長歌行》所作新辭，而與《折楊柳》并不相符。
總之，“西山一何高”乃魏文帝據(jù)漢樂府《長歌行》舊曲所作新辭，如《樂府解題》所云，在曹魏時代亦用《長歌行》曲調(diào)演唱?！盾魇箱洝愤x錄《長歌行》時未收此辭，卻收錄了魏文帝“功名”、魏明帝“青青”兩首。這并不奇怪，因為《荀氏錄》是采選舊詞，并非一概收錄。西晉太康末年，京洛一帶開始流行新的折楊柳歌，歌以兵革苦辛、擒獲斬截之事。至劉宋大明三年的宴樂大曲當中，曲辭內(nèi)容又有變化，選用“西山一何高”來配入《折楊柳行》歌唱。后此的《宋書·樂志》《古今樂錄》均采用王僧虔之說，郭茂倩《樂府詩集》也以此為依據(jù)，遂將“西山一何高”隸于《折楊柳行》曲調(diào)之下。一首歌辭配入不同的曲調(diào)演唱，原是樂府詩多次入樂所造成的事實。除了搞清“西山一何高”在魏晉時期的演唱情況，更重要的是需從中反思，《樂府詩集》在引用文獻或者利用文獻進行歌辭曲調(diào)的歸類等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問題。
第四節(jié) 魏晉樂府詩著錄形態(tài)考論
從《樂府詩集》文獻著錄特點及魏文帝“西山一何高”的辨析，可以發(fā)現(xiàn)《樂府詩集》在歌辭著錄方面至少存在以下問題：第一，對于“西山一何高”等經(jīng)歷過多次入樂，入樂曲調(diào)又有變化的歌辭來講，僅憑郭茂倩現(xiàn)有著錄情況，并不能反映這樣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尤為重要的是，郭茂倩所依文獻皆南朝以后的，這些文獻在引用魏晉文獻時，又主要依據(jù)荀勖的《荀氏錄》，而《荀氏錄》著錄的只是荀勖整理“清商三調(diào)”歌詩過程中所選用的漢魏舊辭，因此，《樂府詩集》所能得知的只是這些漢魏舊辭在西晉時的表演情況，至于它們在曹魏時期的表演情況則無從知曉；第二，由于《荀氏錄》的局限，郭茂倩對曹魏樂府詩的形態(tài)、表演及入樂情況只能作綜合判斷。判斷的依據(jù)則又只能是南朝的一些文獻，這就會發(fā)生錯位現(xiàn)象，即歌辭的著錄形態(tài)可能是據(jù)南朝以后的文獻而來，但郭氏所要告訴我們的，卻是其在魏晉時期的入樂情況，容易造成歌辭形態(tài)與入樂時間的不一致。仍以《折楊柳行》為例，《樂府詩集》著錄的《折楊柳行》是據(jù)《古今樂錄》轉引的，《折楊柳行》的歌辭形態(tài)及入樂時間都應是在西晉及南朝仍在傳唱的，但郭茂倩在著錄時卻是作為“魏晉”時段的，這樣就產(chǎn)生了錯位。由于上述問題的存在，我們亟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歌辭的著錄形態(tài)問題，一是歌辭的入樂時間問題。入樂問題容后探討，本節(jié)先來探討魏晉樂府詩的著錄形態(tài)問題。
魏晉樂府詩在《樂府詩集》中著錄為三種形態(tài)：一種不分解，一種分解，還有既分解，又附錄“本辭”的形態(tài)，而本辭不分解。分解是入樂標志，學界已成共識，魏晉樂府詩以不分解形態(tài)最多見，這些樂府詩是否意味入樂？“本辭”源于何處？郭氏著錄“本辭”的動機及用意何在？以下分作考論。
一 不分解形態(tài)的歌辭
魏晉樂府詩中的郊廟、燕射、鼓吹、舞曲、雜曲歌辭均不分解。除“雜曲歌辭”的入樂情況不能確定外，其余歌辭均入樂。且就現(xiàn)有音樂文獻來看，它們最早見載于《宋書·樂志》，沈約編寫《宋書》之時應能看到這些歌辭，將其收錄。作為禮樂歌辭，其用途及表演基本固定，后世樂書只是轉錄，所以不分解的形態(tài)當是它們在魏晉時期的歷史原貌。
不分解的歌辭當中亦包括相和歌辭。相和歌辭在《樂府詩集》當中的著錄形態(tài)最為復雜，涵蓋上文所說三種著錄形態(tài)。其中不分解歌辭以相和曲為最多?！稑犯娂穼ο嗪颓闹浭且罁?jù)如下題解：
《古今樂錄》曰：“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有十五曲：一曰《氣出唱》，二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關山》，五曰《東光》，六曰《十五》，七曰《薤露》，八曰《蒿里》，九曰《覲歌》，十曰《對酒》，十一曰《雞鳴》，十二曰《烏生》，十三曰《平陵東》，十四曰《東門》，十五曰《陌上?！贰Ｊ修o，《氣出唱》《精列》《度關山》《薤露》《蒿里》《對酒》并魏武帝辭，《十五》文帝辭，《江南》《東光》《雞鳴》《烏生》《平陵東》《陌上?！凡⒐呸o是也。二曲無辭，《覲歌》《東門》是也。其辭《陌上?！犯枭{(diào)，古辭《艷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篇。《覲歌》，張錄云無辭，而武帝有《往古篇》。《東門》，張錄云無辭，而武帝有《陽春篇》。或云歌瑟調(diào)古辭《東門行》‘入門悵欲悲’也。古有十七曲，其《武陵》《鹍雞》二曲亡。按《宋書·樂志》，《陌上桑》又有文帝《棄故鄉(xiāng)》一曲，亦在瑟調(diào)?！稏|西門行》及《楚辭鈔》‘今有人’、武帝‘駕虹蜺’二曲，皆張錄所不載也?！?sup>[26]
根據(jù)這段題解，再參以《宋書·樂志》，筆者將不分解相和歌辭的文獻著錄及入樂情況制成表1-5，以便于研究。
表1-5 不分解相和歌辭的著錄、入樂情況表
續(xù)表
表1-5皆為確定入樂的歌辭，或入魏樂，或入晉樂，或于整個魏晉時期一直入樂。可以看出，分解不是判定歌辭入樂的唯一標志。
這些相和曲的收錄是據(jù)《古今樂錄》所轉引的張永《元嘉正聲伎錄》、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技錄》，又參考了《宋書·樂志》而來?！豆沤駱蜂洝芳皬堜浤壳爸挥泻笕溯嫳?，文獻價值遜于《宋書》，所以不妨來看《宋書》的記載情況?！端螘分尽废嗪透柁o的著錄明顯分作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上表中的部分曲辭；第二部分則標明“清商三調(diào)歌詩”（荀勖撰舊詞施用者）。其中記錄的相和曲較少，著錄形態(tài)為：歌辭前標注有題名、曲名、作者?？芍媳碇械南嗪颓苑恰叭{(diào)歌詩”，自然也不可能被荀勖《荀氏錄》收錄。所以這些相和曲的曲目、曲辭的最早著錄文獻應是張永的《元嘉正聲伎錄》、王僧虔的《技錄》，后來的《宋書》也作了收錄，又見于《古今樂錄》，通過這樣的流傳過程，才最終得見《樂府詩集》所著錄的這種面貌。
另外要說明的是入樂時間及其標注問題。這些歌辭多為入樂歌辭，郭茂倩分別標為“魏樂所奏”“晉樂所奏”“魏晉樂所奏”。這個標注并不見于《宋書》，應是郭茂倩根據(jù)相關文獻加上去的。逯欽立先生提出，《樂府詩集》于宋書所列相和曲，皆目為魏樂所奏，于《宋書》所列“三調(diào)”曲，皆目為晉樂所奏，這個論斷基本符合上表所列曲目。唯魏文帝的《短歌行》“仰瞻”一曲雖是“三調(diào)”詩，但只標為“魏樂所奏”，似乎是個特例。
另有一些未標入樂時間及方式的歌辭，包括四首漢代古辭、曹丕《上留田行》《大墻上蒿行》，曹植《高樹多悲風》及陸機的平調(diào)曲《鞠歌行》。從文獻來源看，它們乃是王僧虔《技錄》最早收錄，經(jīng)《古今樂錄》轉引而存留下來。至于其是否入樂，不妨以陸機的《鞠歌行》為例，《樂府詩集》解題曰：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技錄》平調(diào)有七曲：一曰《長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從軍行》，七曰《鞠歌行》。荀氏錄所載十二曲，傳者五曲：武帝‘周西’‘對酒’，文帝‘仰瞻’，并《短歌行》，文帝‘秋風’‘別日’，并《燕歌行》是也，其七曲今不傳：文帝‘功名’，明帝‘青青’，并《長歌行》，武帝‘吾年’，明帝‘雙桐’，并《猛虎行》，‘燕趙’《君子行》，左延年‘苦哉’《從軍行》，‘雉朝飛’《短歌行》是也?！?sup>[27]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平調(diào)又有《鞠歌行》，今無歌者?！标憴C《序》曰：“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后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于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蹙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愿逢知己，以托意焉。”[28]
綜合兩段話來看，陸機此辭最早見于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樂技錄》。《古今樂錄》轉引了王錄，并對這首歌辭在南朝的傳唱情況作了補充。《古今樂錄》所云“今無歌者”應是就陳或梁、陳而言，因此這首歌辭在劉宋時期應該還入樂，其入樂時間應在晉、宋、齊這段時間。
總之，郭茂倩所著錄的不分解歌辭，均有文獻依據(jù)，應參照轉引《張錄》《王錄》《宋書》《古今樂錄》而來。歌辭雖不分解，但均為入樂歌辭。
二 分解形態(tài)的歌辭
《宋書·樂志》收錄的“三調(diào)”歌詩全都分解。為便于研究，筆者也將其著錄及入樂情況制成表1-6。
表1-6 “三調(diào)”歌詩著錄及入樂情況表
表1-6內(nèi)的歌辭皆為“清商三調(diào)”歌詩，《宋書》記載荀勖“撰舊辭以施用”，因此最早的文獻來源應是《荀氏錄》，后經(jīng)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樂技錄》、沈約的《宋書·樂志》，再從陳釋智匠《古今樂錄》轉錄而來。據(jù)《宋書》記載這些“清商三調(diào)”歌詩都已分解，說明分解應是西晉時期荀勖撰舊詞施用于清商三調(diào)時留下的，分解可看作這些舊辭被荀勖再次施入晉樂的標志。
三 附錄“本辭”的分解歌辭
《樂府詩集》中尚有于分解樂辭后附錄本辭的形態(tài)。這些歌辭包括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等十首，均見于《宋書》。但《宋書》中唯見分解樂辭，并無“本辭”，“本辭”顯系郭茂倩整理附列。由于這種著錄體例是在承襲前代樂書基礎上的創(chuàng)新，故研究者對樂辭、本辭的來源及二者之關系亦頗多關注。逯欽立先生《〈古詩紀〉補正凡例》認為，郭氏所錄樂辭本之《宋書·樂志》，本辭則本之《文選》《玉臺》等。[29]法國漢學家桀溺則認為樂辭乃原創(chuàng)之辭，“本辭”為文人改作。[30]崔煉農(nóng)《〈樂府詩集〉“本辭”考》對逯氏觀點加以修正，認為郭茂倩所錄“本辭”有更可靠而廣泛的文獻基礎，并提出“本辭”為最初（或前次）入樂之辭。[31]但其說仍有費解之處。第一，崔文分析《塘上行》“本辭”時指出，“本辭不遵套語轉而適應全篇文意，則顯示出強烈的主文意味，當在樂奏辭的基礎上改造而成，是經(jīng)過轉錄整理的歌辭文本”[32]。據(jù)此，則《塘上行》樂奏辭產(chǎn)生在前，本辭為后人整理改作。這與桀溺的觀點倒有幾分相似，但與作者最后的結論卻自相矛盾；第二，根據(jù)《樂府詩集》，漢魏時期的相和舊辭后又配入晉樂者多達三十九曲六十首，本辭也當有六十首，而郭茂倩僅列十曲“本辭”，數(shù)目懸殊，仍令人存疑。筆者以為，郭茂倩唯獨列出十曲“本辭”的用意何在，有何標準，十曲本辭的獨特性為何，這才應該是理解“本辭”的關鍵問題。
荀勖堅持作新律造晉歌，對后世影響深遠，意義重大。郭茂倩眼光獨到，特別重視荀勖“撰舊辭施用”的這部分歌詩，逐一詳細注明其入樂情況，解題則詳盡說明其依據(jù)的文獻資料，并為其中十首晉樂所奏之辭列出“本辭”。要弄明白“本辭”的涵義，理清他選錄本辭的用意和標準，我們只能依據(jù)現(xiàn)有的文獻資料深入細致地爬梳解析。以下我們從音樂、文本、文獻?？苯嵌葘Α氨巨o”再作考察。
“本辭”所從樂曲的音樂特點表現(xiàn)為，此十曲皆屬于相和歌辭，它們在《宋書》及《樂府詩集》中的著錄順序及樂類情況，詳見表1-7。
表1-7 《樂府詩集》與《宋書》著錄分類情況表
由于體例不同，此十曲在《宋書》及《樂府詩集》中的著錄順序及標注方式稍有不同。《宋書·樂志》先列“清商三調(diào)（平、清、瑟調(diào)）歌詩”，后列大曲?！稑犯娂贩诸惛?，其“大曲”解題云“今依張永《元嘉正聲伎錄》分于諸調(diào)，又別敘大曲于其后。唯《滿歌行》一首，諸調(diào)不載，故附見于大曲之下。其曲調(diào)先后，亦準《伎錄》為次云”[33]。故“大曲”諸調(diào)分別標注為“瑟調(diào)”“楚調(diào)”“大曲”。《樂府詩集》又引王僧虔《技錄》說：“《櫂歌行》在瑟調(diào)，《白頭吟》在楚調(diào)?！?sup>[34]可見，《樂府詩集》分別依據(jù)劉宋張永《伎錄》、王僧虔《技錄》等文獻將大曲分于諸調(diào)?！稑犯娂穼⒋耸鷺藶椤皶x樂所奏”，即“荀勖撰舊詞施用”。
綜上所述，“本辭”所從樂曲皆為荀勖撰舊詞施用者，郭茂倩關于十曲的音樂類別、調(diào)類、入樂時間的標注皆有詳細的文獻依據(jù)，比《宋書》的著錄更為細致、準確。從入樂特征來看，樂辭分解，本辭不分解。這說明樂辭是經(jīng)荀勖“撰舊辭施用”入晉樂之辭，本辭并非荀氏的入樂之辭，而是郭氏特意列出以與荀氏入晉樂之辭作對比者。
為進一步探究其附列“本辭”的標準和依據(jù)，我們從文獻的角度對十曲樂辭和“本辭”及相關文獻資料逐一加以比勘，分析樂辭與本辭之關系，探明附列本辭的來源依據(jù)，詳見表1-8。
根據(jù)比勘分析，十曲樂辭較本辭皆有明顯改動。兩相對比，可見荀勖撰制時所作的加工痕跡，及魏晉時期樂辭入樂的發(fā)展脈絡。這正可見出郭氏列出“本辭”的標準及用意。
表1-8 樂辭、本辭相關文獻對勘表
續(xù)表
續(xù)表
續(xù)表
續(xù)表
郭氏所列“本辭”雖未必是直接采自《文選》《玉臺新詠》等現(xiàn)存文獻資料，而應該別有所據(jù)，但是肯定曾以這類現(xiàn)存資料或其同一版本系統(tǒng)的其他資料作參考，對所選錄的本辭及樂奏辭做過周密細致的?？闭砉ぷ?。
不過，在《文選》《玉臺新詠》等文獻中明明還有同源詩章的樂奏辭，郭氏為何不據(jù)以列出“本辭”呢？下面，我們將未列“本辭”者與《文選》等加以比較，從另一角度探明郭氏附列本辭的標準和依據(jù)。
魏文帝《善哉行》“上山”在《樂府詩集》中標為“魏晉樂所奏”，且未列本辭，以之與《文選》卷二十七同題之作相較，僅有個別字詞的差異，如：“猿猴”“歲月其馳”“轉薄”，李善注《文選》作“猴猿”“歲月如馳”（六臣注本作“日月如馳”）、“回轉”（同六臣注本）。樂辭與此相較，改動不大，故應不必另錄本辭。
古辭《艷歌何嘗行》，《樂府詩集》卷三十九載“晉樂所奏”，且與《玉臺新詠》卷一古樂府詩《雙白鵠》出自同源而異文甚多，似乎應該或者可以列出本辭，如古辭《白頭吟》似取《玉臺新詠》等所載《皚如山上雪》為本辭那樣做。但是郭氏為何不取《雙白鵠》作本辭呢？分析這個現(xiàn)象，恰恰可以幫助我們從另一角度了解郭氏選錄本辭的用意與標準，進一步揭示本辭的內(nèi)涵。
《白頭吟》和《皚如山上雪》同為五言之作。但是作為樂奏辭的《艷歌何嘗行》大多數(shù)辭句雖為五言，卻夾雜三句四言，帶有明顯的源自雜言古辭的痕跡?！端囄念惥邸肪砭攀浌旁娫唬骸帮w來白鶴，從西北來。十五十五，邏迾成行。妻卒被病，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日摧頹?！彪m系斷簡殘編，卻不難窺見其舊貌。而《玉臺新詠》所載《雙白鵠》為成熟五言之作，自然不可能是《艷歌何嘗行》之本辭。而《藝文類聚》所載殘斷，又是類書所錄，郭氏豈能選作本辭！
另外，《宋書》載武帝《秋胡行》“晨上”所附完整“又本”一篇，通篇復奏一遍。復奏形式在《宋志》和《樂府詩集》中集中見于“相和歌辭”的《塘上行》《秋胡行》《苦寒行》《西門行》《上留田行》《飲馬長城窟行》等少數(shù)詩章，但絕大部分只是字或句的復奏迭唱。像這樣通篇復奏的歌辭可以說僅見于此，這顯然是后人模擬并發(fā)展前人復奏迭唱形式的結果，當然不可能是本辭。據(jù)《宋書·樂志一》，荀勖之后屢有增益修訂雅樂之舉。惠帝時庾亮與謝尚曾“共為朝廷修雅樂”，東晉時，“食舉之樂，猶有未備。明帝太寧末，詔阮孚等增益之”。郭氏《短歌行》解題引《古今樂錄》：“王僧虔《技錄》云：‘《短歌行》“仰瞻”一曲……此曲聲制最美，辭不可入宴樂?！笨芍抖谈栊小繁臼强扇胙鐦分赡芤驗樨ё髦o過于傷感，故不宜采用罷了?！端螘分尽芬酝跎媳碚摗叭{(diào)哥”也反復強調(diào)“夫鐘懸之器，以雅為用”，“四懸所奏，謹依雅則，斯則舊樂前典，不墜于地”云云，可知清商三調(diào)皆關乎宴飲雅樂，此“又本”或即庾亮、阮孚們的手筆。
由此可見，未經(jīng)明顯改動便入晉樂的歌辭，不必列出本辭。本辭雖存只言片語、斷簡殘編，也為郭氏所不取。
四 結論
郭茂倩編著《樂府詩集》，采取十分科學審慎的態(tài)度，對當時所見文獻作過周密細致的?？闭砉ぷ?，所錄文獻均有可靠的文獻來源。他將魏晉樂府詩以不分解、分解及附列本辭三種不同的形態(tài)加以著錄，客觀而清晰地展現(xiàn)出魏晉樂府詩在不同時期與音樂的關系及構建痕跡，為我們考察魏晉樂府詩的入樂歷史提供了可貴的文獻依據(jù)。
魏晉樂府詩中不分解的歌辭形態(tài)包括郊廟、燕射、鼓吹、舞曲、雜曲以及部分相和曲，除雜曲歌辭的入樂情況無法確定，其余歌辭均為入樂歌辭，不分解形態(tài)當為這些歌辭的原始面貌。
分解歌辭皆為“清商三調(diào)”歌詩，最早的文獻來源應是《荀氏錄》，后經(jīng)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樂技錄》、沈約的《宋書·樂志》及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轉錄而來。分解應是西晉時期荀勖撰舊詞施用于清商三調(diào)時留下的，分解可看作再次入樂的標志。
附列“本辭”的歌辭只有十首，“本辭”即荀勖“撰舊辭”施用于清商三調(diào)時用作底本的舊歌詩，是不被用來入晉樂的?！稑犯娂分浀姆纸鈽忿o與本辭之間存在著字詞、語序、章法等方面的較大差異，此應是荀勖根據(jù)當時入樂的實際需要，對舊辭作了詞語和句序的大幅度調(diào)整改撰的結果。為了揭示荀勖“撰舊辭”之歷史真實面貌，力圖還原樂府歌辭演化發(fā)展的歷史脈絡，郭茂倩專意列出“本辭”。由于許多古辭久已“不傳”或“不歌”，受客觀條件的制約，郭茂倩也許只能列出十首本辭。而另外兩種情況郭氏同樣不列本辭：一是漢樂府古辭或曹魏樂奏辭未作大改動就入晉樂者，自然不必列出本辭；二是斷簡殘編也不予列出。
只是關于《滿歌行》，其本辭除《樂府解題》所引只言片語，余無可比勘者，這種文獻缺失的缺憾，我們也無從彌補。
小結
圍繞文獻學研究的目的，本章設置了四節(jié)內(nèi)容。
第一節(jié)主要以郭茂倩的《樂府詩集》為依據(jù)，對魏晉樂府詩進行了補錄，共補錄出38首樂府詩（郊廟6首、燕射3首、相和9首、舞曲16首、雜曲4首），并對這些樂府詩失傳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與音樂的疏離，乃是導致其失傳的主要原因。另外在大量的非音樂文獻中，還有不少魏晉樂府詩的遺存。
第二節(jié)據(jù)逯欽立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再作補錄，共補錄出樂府詩55首（相和歌辭34首，雜曲歌辭21首），兩次補錄以后的統(tǒng)計結果為：魏樂府詩185首，晉樂府詩246首。相和、雜曲兩類歌辭的創(chuàng)作尤多，反映出一時之盛。由此可大致獲知魏晉樂府詩創(chuàng)作及其歌辭類型、作者等方面的情況。
第三、四兩節(jié)轉入對魏晉樂府詩著錄文獻的探討。第三節(jié)主要對魏文帝“西山一何高”的曲調(diào)進行了辨疑，從中發(fā)現(xiàn)郭茂倩《樂府詩集》在文獻著錄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主要體現(xiàn)在入樂時間及多次入樂的樂府詩曲調(diào)方面。
第四節(jié)則對學界關注較多，但仍未能解決的魏晉樂府詩的著錄形態(tài)問題，特別是“本辭”的來源、內(nèi)涵等問題作了深入地分析。
總之，通過本章各節(jié)的探討，基本上勾勒了魏晉樂府詩的創(chuàng)作原貌，突出了魏晉樂府詩的創(chuàng)作特點，指出了《樂府詩集》著錄文獻當中的不足和亟待解決的問題，為進一步對魏晉樂府詩展開音樂、文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1] 沈約：《宋書》第19卷，中華書局，1974，第536～537頁。
[2] 蕭子顯：《南齊書》第11卷，中華書局，1972，第184頁。
[3] 《宋書》第19卷，第539頁。
[4] 《樂府詩集》第26卷，中華書局，1979，第382頁。
[5] 《樂府詩集》第33卷，第495頁。
[6] 《樂府詩集》第30卷，第441頁。
[7] 《樂府詩集》第32卷，第475頁。
[8] 《樂府詩集》第31卷，第462頁。
[9] 《樂府詩集》第53卷，第772頁。
[10] 《樂府詩集》第54卷，第784頁。
[11] 《晉書》第23卷，中華書局，1974，第694頁。
[12] 《宋書》第19卷，第551頁。
[13] 《樂府詩集》第62卷，第899頁。
[14] 《樂府詩集》第63卷，第919頁。
[15] 《樂府詩集》第65卷，第937頁。
[16] 《宋書》第19卷，第536～537頁。
[17] 曹植《鼙舞歌》序中寫道：“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鼙舞，遭亂西隨段颎。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保ㄒ娳w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第323頁）從這句話可知，曹植改作新歌應當在曹丕登帝之后，魏明帝之前。從序的口吻來看，曹植是將已成下國之陋樂的這五首鼙舞歌向朝廷進獻時，才寫這篇序以陳述進獻理由。
[18] 《樂府詩集》第61卷，第885頁。
[19] 《樂府詩集》第37卷，第547頁。
[20] 《樂府詩集》第30卷，第442頁。
[21] 按，此段話并不見于《宋書》，應為郭茂倩據(jù)《宋書》載錄情況所作的演述之詞。見《樂府詩集》第43卷，第635頁。
[22] 《樂府詩集》第36卷，第534～535頁。
[23] 《宋書》第31卷，第914頁。
[24]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83，第197頁。
[25]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393頁。
[26] 《樂府詩集》第26卷，第382頁。
[27] 《樂府詩集》第30卷，第441頁。
[28] 《樂府詩集》第33卷，第494頁。
[29] 逯欽立：《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151頁。
[30] 〔法〕桀溺：《駁郭茂倩》，《法國漢學》2003年第4期。
[31] 崔煉農(nóng)：《〈樂府詩集〉“本辭”考》，《文學遺產(chǎn)》2005年第1期，第85頁。
[32] 崔煉農(nóng)：《〈樂府詩集〉“本辭”考》，《文學遺產(chǎn)》2005年第1期，第79頁。
[33] 《樂府詩集》第26卷，第377頁。
[34] 《樂府詩集》第43卷，第6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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