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的本科生學術(shù)討論題目由學生定為“我的魯迅觀”，同學們從小學讀《朝花夕拾》說到中學時代對魯迅的種種印象，其中也言及中學生中的俏皮話——“一怕文言文、二怕做作文、三怕周樹人”，最后自然說到當下讀到本科二年級時對魯迅之深邃與復雜的新認知。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對魯迅的認識尚且有一個演進的過程，何況已逾花甲之年的我。

究竟何時何處何因知道魯迅，現(xiàn)在竟然記不起來了。最初給我深刻印象的，還要說是“文革”時期。那時整天價喊的是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作家橫掃一片，唯一留下的只有魯迅。對魯迅當然也有選擇，報紙上流行的是“痛打落水狗”“橫眉冷對千夫指”等鋒芒畢現(xiàn)的警句，教材里選進的是《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等火藥味十足的雜文。那時我心目中的魯迅形象，就是領(lǐng)袖稱許的骨頭“最硬的”三個“偉大”，寫文章少不了去魯迅那里尋章摘句，以增強戰(zhàn)斗性。

但魯迅也給我以溫馨的慰藉?！秴群啊ぷ孕颉防镎f“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覺得魯迅仿佛先知，說的不止于他自己，分明道出了天下所有命運跌宕者的心聲。1969年1月一個酷寒的日子里，因那個年月的莫須有罪名，我家從城鎮(zhèn)被趕回鄉(xiāng)下老家，我變成一個不齒于人間的“狗崽子”。寄居在親戚屋檐下，在感受到溫情的同時，也難免體驗輕蔑、歧視的寒意。在學校，有同學遇到難題找我，我毫無保留地伸出援手，可是得到的回饋卻是夾雜著嫉妒的敵意。1971年九一三“副統(tǒng)帥”在溫都爾汗折戟沉沙之后，有了“批林批孔”運動，但凡運動就要上掛下聯(lián)，可是，十幾歲的中學生能有什么可以與“批林批孔”掛上鉤的呢？終于發(fā)現(xiàn)我有幾個同村的沾親帶故的小伙伴，放學一起走，課間也有時在一起交流——這不就是“小集團”嗎？“小集團”與林氏“小艦隊”豈不是一丘之貉！于是，我便加倍咂味到孤獨的苦澀。

1973年，中學畢業(yè)后務農(nóng)的第一年，我買了自己的第一本魯迅作品單行本：《野草》，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至今記得這本集子的封面，左上方是魯迅側(cè)面頭像，冷峻的面容上，嵌著目光深邃的眼睛。一位知青朋友問：“你能看懂嗎？”我不敢說全能看懂，但我的確與這本書產(chǎn)生了深深的共鳴?！额}辭》的第一句就讓我感到親切：“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碑斘业娜烁褡饑朗艿桔`踏時，我覺得胸中沖撞著巖漿一般的話語，可如果真讓我說，我不知道從何說起，又能夠說些什么。“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蔽以谏钪芯陀谐林氐脑锔?，無論怎樣努力，都感覺不到解脫的輕松。我那時對基督教不甚了然，對耶穌更談不上信仰，但看到《復仇(其二)》里的耶穌在四面的敵意、辱罵、戲弄、譏誚中被他所獻身的人們釘在十字架上，我有一種感同身受的痛楚與悲哀?！敖^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魯迅當年與其喚起共鳴的裴多菲話語，此時于我心有戚戚焉。無論怎樣為高壓、欺侮而戰(zhàn)栗，無論前路還有多少荒涼破敗的叢葬，我都要像魯迅筆下的過客那樣執(zhí)著前行。

1978年初春，我走進了位于長春市解放大道的吉林大學。我的中學理科老師，不止一位對我不選理工科表示惋惜，而我之所以選擇中文系，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念魯迅在酷寒之際給我以溫暖。吉林大學中文系七七級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任課老師是劉中樹先生，后來我還上了劉中樹先生的選修課“魯迅的思想與文學”，先生循循善誘的教誨引導我從中國現(xiàn)代社會文化背景與現(xiàn)代文學史上認識魯迅，我永遠感念這位引我走上現(xiàn)代文學研究之路的啟蒙老師！在吉林大學，我還上過劉柏青先生的選修課“魯迅與日本文學”，這門課開拓了我的眼界，為我后來赴日留學做中日文學比較研究打下了基礎(chǔ)。我本科三年級的學年論文題為《論阿Q的革命》，得到劉柏青先生的鼓勵；學士論文仿照錢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談》，寫的是《〈阿Q正傳〉人物談》，遺憾的是自己基礎(chǔ)薄弱，用功不夠，我從劉柏青先生那里看到了失望的眼神。

本科畢業(yè)后，1982年2月，我從冰雪尚未消融的東北來到春雨霏霏的武漢，入讀坐落于珞珈山的武漢大學，在畢奐午先生與陸耀東先生的指導下攻讀碩士研究生。畢先生1930年代以詩歌登上文壇，曾在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過《掘金記》和《雨夕》，后來，政治的波詭云譎給他帶來了重重磨難，在為數(shù)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就有《野草》之《題辭》《秋夜》的解讀。畢先生解讀《野草》的詩性筆觸，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畢先生說，魯迅研究要想做得好，必須下苦功去讀魯迅讀過的書，此言誠然有理，但我輩要想達到這樣的目標，卻是不啻古時蜀道之難。陸耀東先生的魯迅研究，一是關(guān)注魯迅的思想演進，二是探究魯迅小說的獨創(chuàng)性，這些都給我以方法論的教益。

1985年2月，我到西北大學工作，被分配到魯迅研究室。時任中文系主任的張華先生，1957年被打入“右派”另冊之后，長期在資料室工作，直到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才重新回到講臺。新時期再度高漲的雜文熱潮，喚醒了張華先生自1957年便冬眠了的雜文熱情，他一邊在報刊發(fā)表出手不凡的雜文，一邊策劃組織中文系老師編撰學術(shù)史上第一部《中國現(xiàn)代雜文史》。我受命撰寫“新文學第二個十年雜文概觀”“魯迅后期雜文”等四章，這給我系統(tǒng)地探尋魯迅的雜文世界帶來了契機。魯迅研究室的工作之一是編輯與發(fā)行《魯迅研究年刊》，我在蔣樹銘主任和閆愈新主編的帶領(lǐng)下參與這項工作，擴大了對魯迅的認知視野。

1988年9月，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林非先生攻讀博士學位。林非先生在魯迅研究、散文史、散文理論與散文創(chuàng)作等領(lǐng)域均有獨創(chuàng)性的貢獻，出版過的魯迅研究著作有《魯迅前期思想發(fā)展史略》、《魯迅小說論稿》、《魯迅傳》(合著)、《論〈故事新編〉的思想藝術(shù)及歷史意義》、《魯迅和中國文化》、《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上的魯迅》等。這些著作自然成為我研究魯迅的入門書。林非先生主編《魯迅著作全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吸收我參加，安排我撰寫魯迅的小說集、散文集、散文詩集與兩部文學史著作的導讀。林非先生的著述、授課，以及帶領(lǐng)我們編?！遏斞钢魅帯?、撰寫導讀的過程，引導我全面走進魯迅世界。

我在博士論文通過答辯之后，于1991年4月赴日本東京大學留學，在丸尾常喜教授指導下從事中日文學比較研究。丸尾先生靈性的詩人感悟，把民俗學、宗教學、人類學等方法引入魯迅研究的方法論創(chuàng)新，使我眼界大開，在后來翻譯丸尾先生兩部魯迅專著的過程中，我對其新穎與深邃體味更深。在日本短短一年，我還有幸聆聽丸山昇先生的魯迅研究課及伊藤虎丸教授、北岡正子教授、田仲一成教授等日本一流中國學學者的學術(shù)報告，后來，又通過與中井政喜教授的合作，與藤井省三、尾崎文昭等先生的交流，對日本學者的求是精神、實證功夫、思想史方法等有了深刻的感受。

正是在前輩學者的引導、同仁交流的促動與學術(shù)界成果的啟迪之下，我在魯迅研究方面一步一步探索前行?；仡櫰饋恚约簩︳斞傅恼J識，經(jīng)歷了一個從感性到理性、從單純到復雜的過程。最初是火藥味十足的時代共鳴，接著是苦悶中的朦朧慰藉，由此形成了衷心崇拜；在如此認知與感情的基礎(chǔ)上，無論是寫作，還是講授，都曾經(jīng)是清一色的正面闡釋，面對質(zhì)疑與批評魯迅的觀點時，都持一種堅決捍衛(wèi)魯迅的立場。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思想解放種子的萌芽生根以及閱讀面的擴大，尤其是近代史視野的打開，我對魯迅的認識變得復雜起來。重要的轉(zhuǎn)折發(fā)生在2006年4月前后，中國魯迅研究會與華南師范大學等單位在廣州舉辦“魯迅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術(shù)研討會，我最初擬提交的論文題目為《魯迅對于1930年代文學思潮的評價》，想把魯迅對1930年代各種文藝思潮的評價做一次系統(tǒng)的梳理?？墒牵跍蕚溥^程中察覺到這個題目過大，因為魯迅對左翼文學、自由主義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等都有不少論述，很難用一篇論文說清楚。尤其是把魯迅關(guān)于民族主義文學的評價放回到1930年代的社會文化思潮中去考察，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矛盾。在魯迅看來，民族主義文學不過是當局的“寵犬”，它的興起是為了“壓迫無產(chǎn)階級”，但因其屬于逆時代潮流而動的“沉滓”，所以出籠不久即顯出了“沉下去”的“運命”。然而，實際上，即使民族主義文學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也無法否認其歸根結(jié)底是民族危機加劇的必然反映，因而并未在左翼文學的激烈抨擊下頃刻瓦解，反倒是逐漸壯大起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左翼文學一方面對其批判力度未減，另一方面奉獻出表現(xiàn)抗日救亡主題的民族主義文學作品，1935年問世的田漢作詞、聶耳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就是典型例證。這一問題發(fā)現(xiàn)之初，我不禁感到震驚，但歷史如此，史料俱在，學術(shù)研究只能實事求是。那么，以前的問題出在哪里呢？從方法論來看，是用魯迅與其左翼戰(zhàn)友當時鋒芒畢現(xiàn)的雜文來證明魯迅與左翼的正確性，就是“自證清白”；從歷史觀來看，以前的研究與敘述都是遵循新民主主義歷史觀，以此為標準，材料合則用，不合則舍。而1930年代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恐怕用更為寬廣的民國史視角來觀察更為有效，于是，我把論文題目改為《從民國史的視角看魯迅》，而后又發(fā)表了從民國史視角研究魯迅的系列論文。換一種視角看魯迅，把單一政治視角下的魯迅置于寬廣的歷史視角下重新審視，不僅使魯迅從各種主觀色彩強烈的政治闡釋中走出來回到魯迅自身，而且使之返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現(xiàn)場，回到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與近現(xiàn)代外國文化交匯的文化場域，這樣必然會看到與以往的認知不盡一樣的魯迅。

魯迅作為20世紀中國文化轉(zhuǎn)型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不僅是新文學、新文化的偉大創(chuàng)造者，而且是傳統(tǒng)文學的杰出整理者與承傳者、外國文學的出色譯介者。魯迅雖然少有西方思想家那樣系統(tǒng)的理論著作，但他對中國歷史的深邃透析，對國民性的洞幽燭微，對社會文化弊端的犀利批判，對中國現(xiàn)代精神建構(gòu)的積極探索，足以當?shù)闷饌ゴ笏枷爰业墓鈽s。對這樣的偉大人物，我們自然應該愛戴、尊重，否則，正如郁達夫1936年10月24日在《懷魯迅》中所說，“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但是，對魯迅僅有熱愛、尊重顯然不夠，還必須努力把握其整體，認識其內(nèi)部矛盾，理清其與社會文化背景、與中國傳統(tǒng)的復雜關(guān)聯(lián)，只有這樣，才算得上真正認識魯迅及其歷史價值，才能有效地承傳魯迅精神遺產(chǎn)，充分發(fā)揮其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巨大作用，才不至于辜負魯迅的偉大貢獻。這才是真正的愛戴與尊重。

作為一個對魯迅作品有半個世紀閱讀史的讀者，一個以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為職業(yè)的學者，我通過本書表達我對魯迅的理解，呈現(xiàn)一個由崇拜到對話的認識過程。希望能對讀者諸君認識魯迅有所裨益，若有偏謬，自然歡迎批評與討論。

1.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zhàn)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shù)，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薄睹珴蓶|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98頁。
2. 魯迅：《“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初刊于上?！段膶W導報》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沉滓的泛起》，初刊于上?！妒纸诸^》第1期，1931年12月11日。均收《二心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319～333頁。
3. 郁達夫：《懷魯迅》，《文學》第7卷第5號，1936年11月1日。收《郁達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三聯(lián)書店香港分店，1982，第162～1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