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選題緣由及意義

后現(xiàn)代主義是一種誕生于現(xiàn)代資本主義內部的文化思潮，它以席卷一切的氣勢改變著人們傳統(tǒng)的思維定式，其聲勢之浩大，分析之犀利，觸角之多元，讓人嘆為觀止。后現(xiàn)代主義致力于取消現(xiàn)代性確立的永恒與短暫、中心與邊緣、深刻與表象、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立和差距，拋棄各種權威、中心、基礎和本質，使世界進入一個具有多元性、暫時性和不確定性的時空維度。它否定一切亙古不變、普遍適用的規(guī)律原則，擯棄一體化的構思模式，是對現(xiàn)代主義的批判性繼承和超越。它提倡不斷更新、不止于形式和不追求固定結果的自我突破精神，旨在重建人類現(xiàn)代文明，探索多元化的創(chuàng)新之路。

作為一種“原始”的新文化，后現(xiàn)代主義精神資源幾乎涵蓋了人類有史以來的全部文化精髓，擁有強烈的反叛精神與創(chuàng)新氣息。它以懷疑一切的目光和消解價值的姿態(tài)，吸引了眾多國際著名學者的參與及論證。其中，美國著名文論家威廉·斯潘諾斯就是繼伊哈布·哈桑之后的后現(xiàn)代主義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970年創(chuàng)辦了頗具影響力的國際理論期刊《邊界2：后現(xiàn)代文學雜志》（Boundary 2：A Journal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并長期擔任主編，這本雜志為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提供了一個高層次的展示平臺。斯潘諾斯堅持認為，形而上學思想和冷酷無情的霸權主義之間存在著某種共謀關系，而他創(chuàng)辦該刊物的宗旨就是要在美國霸權主義全面崩潰之時，讓文學回歸本真的世界。以此為研究平臺，斯潘諾斯分別從時間和空間上實現(xiàn)對后現(xiàn)代疆界的雙向拓展，融解藝術與現(xiàn)實之間的森嚴界限，消除高雅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隔膜，為推進后現(xiàn)代主義發(fā)展做出了卓越貢獻?！哆吔?》后來逐漸發(fā)展成后現(xiàn)代陣營的標志性刊物，德里達、薩義德、斯皮瓦克、?？?、哈桑、德勒茲等學術大師紛紛在該刊物上闡發(fā)過自己精妙的理論見解。他們多次發(fā)表文章探討當代文學理論發(fā)展的特點和趨勢，并使“后現(xiàn)代”這一全新的學術概念逐漸從文學批評走向文化、政治和其他社會領域。

斯潘諾斯沒有從純粹的時間意義上對“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進行劃分，而是極力主張一種除舊布新，崇尚多元化與開放性的“后現(xiàn)代精神”。他認為“后現(xiàn)代主義”是對“現(xiàn)代主義”的繼承、反思、揚棄與發(fā)展，后者為前者提供了肥沃的孕育土壤。從某種意義上講，后現(xiàn)代主義就是處于新生狀態(tài)的現(xiàn)代主義，它保持并發(fā)展了現(xiàn)代主義興盛時期的批判精神與先鋒姿態(tài)；而現(xiàn)代主義在運動初期，曾以反叛權威的堅定姿態(tài)宣告舊世界和舊規(guī)范的土崩瓦解，以昂揚的斗志、滿懷激情地迎接新生活的到來，這與我們當前大力倡導的“后現(xiàn)代精神”也是一脈相承的。

作為西方學術界最早對后現(xiàn)代主義詩學理論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學者之一，斯潘諾斯針對現(xiàn)代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中普遍存在的時間被空間化的狀況，提出了恢復“存在”的世俗性與歷史性，在時間的散播中還原事物之本真狀態(tài)的觀點?；谶@一思想，斯潘諾斯通過探索美國“投射派”詩歌的創(chuàng)作原理，解析薩特“后現(xiàn)代”思想的萌芽，以及解構盧伯克“監(jiān)控藝術”等批評活動，猛烈抨擊了形而上學思想對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嚴重桎梏，極力倡導一種超越空間主義，回歸自由詩意的創(chuàng)作模式。他還詳細描繪了后現(xiàn)代語境下，諸如藝術尺度、形式內容、語言本質、闡釋精神等文學基本理論的流變方向，結束了此前業(yè)界眾說紛紜的混亂局面，為后來的學者理清了研究思路，指明了前進方向，贏得學術界的一致認同。

斯潘諾斯認為僅僅局限于文學范圍內的理論變革無法使人們徹底擺脫同質性思維的枷鎖，只有當其他精神領域都獲得解構意識時，這一理想才能真正實現(xiàn)。因此他主張后現(xiàn)代精神應當上升為一種泛文化精神，遍及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為此，其研究視點逐漸從“文本研究”轉向“西方政治與社會批評”，在對“西進運動”、“越南戰(zhàn)爭”、“9·11恐怖襲擊”等美國重大歷史事件的深入考察中，認真反思所謂“民主化政治”、“美國例外論”以及“全球化進程”的精神實質，繼而針對現(xiàn)存的種種社會弊病實施文化干預。他逐漸進入對人類一切精神文化現(xiàn)象的考察領域，涉及后殖民研究、女性問題研究、第三世界及少數(shù)民族話語的研究，主張打破以西方為中心的獨白話語，使世界進入一個真正多元共生，而非對立僵持的時代。

受海德格爾思想的影響，斯潘諾斯認為現(xiàn)代社會的技術專制（technocracy）直接導致了人與世界的截然分離，世界變成了像圖畫一樣供人類掌握的對象和客體。在他眼中，這一轉變具有兩層意義。一方面，人變成了宇宙的絕對主宰。大自然作為被操縱的客觀對象，淪為社會發(fā)展的資源提供者和能量加油站。主客之間的和諧關系被緊張對立所取代，最后發(fā)展到人對自我生存空間的瘋狂肆虐，使整個生態(tài)平衡遭到嚴重破壞。另一方面，人自身又是這一肆虐行徑的受害者，諸如大氣污染、全球變暖、沙塵暴等環(huán)境污染已使人類賴以生存了幾百萬年的地球變得面目全非。于是，人在現(xiàn)代社會中失去了倚之如親的家園，在主體化自身的同時又陷入了如浮萍一般缺失根基的飄零狀態(tài)。面對同質性思維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領域的不斷蔓延，以及主體文化對邊緣文化的瘋狂碾壓，斯潘諾斯提倡后現(xiàn)代主義應當致力于對自由的捍衛(wèi)，努力將人類從一味追求“理性”的困境中解放出來，使其重返感性、本真的生存狀態(tài)。

抵抗即蘊涵著希望。展望未來，雖然后現(xiàn)代對現(xiàn)代性的抵抗能否成功尚是一個未知數(shù)，但它為捍衛(wèi)自由權利而付出的努力，對浪漫情懷的信守，以及對生命豐盈的向往都永遠令人欽佩。當前，我國正處于經(jīng)濟高速增長、社會急劇轉型的特殊時期，各種文化觀念相互激蕩，各類潛在矛盾與沖突不斷凸顯，迫切需要先進的文化理念來促進中國社會的健康發(fā)展。我們吸收和借鑒斯潘諾斯的文化理論，能在一定程度上裨補我國文化發(fā)展之缺漏，使我們在追求主體間性和多元共生的過程中，學會尊重他人選擇，傾聽弱者心聲，不斷推進和諧社會的構建?；诖?，我們對斯潘諾斯詩學理論的系統(tǒng)研究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

二、國內外研究現(xiàn)狀

近年來，斯潘諾斯作為美國后現(xiàn)代思潮中推波助瀾的重要人物，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目光。國外學術界對他的評論大致分為三大類，第一類主要圍繞他提出的“突破邏各斯中心，超越空間主義”理論展開討論研究，相關的學術論文不勝枚舉，對斯潘諾斯的理論觀點基本持肯定態(tài)度。眾所周知，對廣義時間的迷戀貫穿于現(xiàn)代主義發(fā)展的整個歷程，現(xiàn)代主義堅守“將時間擠壓成空間”的原則，把史詩時間和當代時間混為一談，原本流動不息的時間被人為定格成一個個凝固的瞬間。這種“空間化”的時間觀與現(xiàn)代主義美學自治的要求并行不悖，現(xiàn)代主義堅持認為，對時間的否定是保證藝術永恒性的唯一途徑，歷史發(fā)展與人類生命由此被視作沒有止境的永恒循環(huán)，“存在”的暫時性被刻意忘卻乃至抹殺。針對該現(xiàn)象，斯潘諾斯提出通過恢復“存在”的世俗性與歷史性，在時間散播中還原事物的本真狀態(tài)，這無疑擁有打破形而上學堅冰的重大意義。這類評論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

史蒂文·康納（Connor，Steven）《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Postmodernist Culture），嚴忠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馬丁·梅瑟爾（Meisel，Martin）《近期戲劇評論》（“Recent Drama Criticism”），載《當代文學》（Contemporary Literature），麥迪遜：威斯康星大學出版社，1969年，第10卷第3期，第12—28頁；安德魯·博斯科（Boelesdkevy，Andrew）《空間形式和“倫理的模糊性”》（“Spatial Form and Moral Ambiguity”），載《德語季刊》（The German Quarterly），厄巴納：美國德語教師理事會，1974年，第47卷第1期，第55—59頁；威廉·約翰（A．Johnsen，William）《重新定義現(xiàn)代主義》（“Toward a Redefinition of Modernism”），載《邊界2》（Boundary 2），達勒姆：杜克大學出版社，1974年，第2卷第3期，第539—556頁；羅伯特·德威勒（Detweiler，Robert）《現(xiàn)代小說的死亡時刻》（“The Moment of Death in Modern Fiction”），載《當代文學》（Contemporary Literature），麥迪遜：威斯康星大學出版社，1972年，第13卷第3期，第29—39頁；諾瑪·格瑞科（Greco，Norma A）《重塑文學：實踐與理論》（“Recreating the Literary Text：Practice and Theory”），載《英語期刊》（The English Journal），厄巴納：全國英語教師理事會，1990年，第79卷第7期，第21—27頁；琳達·哈琴（Hutcheon，Linda）《對后現(xiàn)代之諷喻》（“Ironizing the Postmodern”），載《特征》（Diacritics），巴爾德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2卷第1期，第2—16頁。

第二類評論緊緊圍繞斯潘諾斯關于海德格爾思想的深入理解展開。斯潘諾斯對現(xiàn)代主義美學形而上學基礎的批判主要源于海德格爾的研究工作，他認為現(xiàn)實世界中的存在不是抽象性存在，而是植根于歷史條件的特殊性之中。動態(tài)的運動高于任何純粹的理念，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謂的超脫性或客觀性闡釋行為，任何闡釋都是出于某一具體的理解角度。因而評論者對斯潘諾斯關于廢除傳統(tǒng)僵化的超脫性闡釋方式，使文本及其讀者直面歷史性和片面性的作用的觀點普遍持贊賞態(tài)度。代表作有：布潤達·莫菲（Murphy，Brenda），《文本性問題：對斯潘諾斯、鮑威以及哈瑞美國批評的閱讀策略》（“The Question of Textuality：Strategies of 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riticism by William Spanos，Paul Bove，Daniel Hara”），載《現(xiàn)代語言研究》（Modern Language Studies），麥迪遜：現(xiàn)代語言教師理事會，1983年，第13卷第2期，第113—115頁；丹尼爾·哈瑞（O'Hara，Daniel），《評析〈海德格爾和文學問題〉》（“Review on Heidegger and the Question of Literature”），載《藝術和美學批評雜志》（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密爾沃基：馬凱特大學出版社，1980年，第39卷第2期，第214—216頁；蒂莫斯·莫瑞（Murray，Timothy），《沒有邊界的批評》（“Criticism without Boundaries”），載《宗教期刊》（The Journal of Relig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69卷第3期，第54—67頁；肯尼斯·加侖（Calhoon，Kenneth），《偵探和女巫》（“The Detective and the Witch”），載《比較文學》（ Comparative Literature），尤金：俄勒岡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7卷第4期，第27—43頁；克斯托弗·茲阿科（Ziarek，Kizysztof）《海德格爾思想在美國文學批評中的接受》（“The Reception of Heidegger's Thought in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載《特征》（Diacritics），巴爾德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9卷第3期，第55—67頁。

第三類集中探討斯潘諾斯的社會政治觀念。評論者認為，斯潘諾斯對國際政治的風云變化擁有敏銳的洞察力，能透過現(xiàn)象把握住事物的本質，尤其對美國民主政治及其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的角色有極為透徹的理解；他們肯定他對美國例外論、全球化等敏感問題的看法觀點。相關評論有：赫比·巴特費爾德（Butterfield，Herbie），《評析〈白鯨〉偏離的藝術》（“Review on The Errant Art of Moby-Dick”），載《當代語言評論》（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利茲：曼尼出版公司，1997年，第92卷第3期，第707—709頁；德黎斯·多勒克（Donoqhue，Denis），《9·11之后的莫比·狄克》（“Moby-Dick after September 11th”），載《法律與文學》（Law and Literature），紐約：耶什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5卷第2期，第24—39頁；斯坦·戈德曼（Goldman，Stan）《對同一問題的精彩重述：近期麥爾維爾研究作品》（“The Excellently Illustrated Restatement of a Problem：Recent Work in Melville Studies”），載《洛基山語言和文學評論》（Rocky Mountain Review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鹽湖城：洛基山現(xiàn)代英語協(xié)會，1997年，第51卷第1期，第34—41頁；約翰·拜揚（Bryant，John），《民主，存在與“成為美國人”的藝術》（“Democracy，Being，and the Art of Becoming American”），載《大學英語》（College English），厄巴納：全國英語教師理事會，1997年，第59卷第6期，第78—94頁。

迄今為止，國內學術界對斯潘諾斯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作品譯介方面，已經(jīng)面世的有：《教育的終結》（王成兵、元校盛譯）；王逢振教授選編的《疆界2》（B輯）收錄了斯潘諾斯的三篇研究文章：《皮埃爾遭遇的危機：麥爾維爾與“沉默之聲”》（Ⅰ、Ⅱ）和《愛德華·薩義德與我：回憶赫爾蒙山》；王岳川、尚水主編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與美學》一書中選編了斯潘諾斯頗具影響力的論文片段《后現(xiàn)代文學與機遇》（蔡新樂譯）。

文學評論方面，王岳川先生在《后現(xiàn)代文學與寫作》（《外國文學評論》，1992年04期）中，首次把斯潘諾斯的詩學理論引入中國學術界，論述了他在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將其列為美國當代最著名的理論學者之一。作者概略性地介紹了斯潘諾斯在本體論、闡釋學、作者之維等方面的獨到見解，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以此向國內學者敞開了通往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的另一扇窗戶。綦亮在《薩義德與后結構主義：反撥還是延續(xù)》（《外國文學動態(tài)》，2010年08期）中，對斯潘諾斯的新作《愛德華·薩義德的遺產(chǎn)》作了全方位的解讀。作者針對學術界在“薩義德與后結構主義關系”問題上的激烈爭論，結合該著作中提到的事實材料，從理論溯源、思想構建以及文化批評等方面，多角度、分層次地進行分析與論證，認為：薩義德的理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后結構主義的延續(xù)發(fā)展，而非傳統(tǒng)認識中的抵制反撥。此外，舒志定在《學校人文教育的質疑與重建》（《江蘇高教》，2011年04期）一文中，援引了斯潘諾斯獨具特色的后人文主義學說，指出人文主義思想是造成當下高等教育模式缺乏生機活力，陷入僵化狀態(tài)的根本原因。而要徹底改變這一落后局面，只有訴諸于后人文主義精神。

隨著研究工作的逐漸展開，筆者在南大核心期刊上發(fā)表了兩篇與斯潘諾斯研究相關的論文：《“溢出性重復”與文學他國化的歷史進程及地位》從德勒茲關于“同一存在于差異之中”的著名論斷入手，詳細闡述了在后現(xiàn)代語境下，重復不再是對過去一成不變的回復，它必然會在重訪歷史的過程中不斷地疏離自身，產(chǎn)生意料之外的溢出性效果，成為面向未來、改變現(xiàn)狀的創(chuàng)造性力量。以此為出發(fā)點，筆者進而論證了“溢出性重復”與文學他國化的內在聯(lián)系；《論后現(xiàn)代主義語言哲學及其對意義的消解》是對斯潘諾斯語言觀的探討，指出“命名法”在西方認識論中長期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它的實質就是把一種理想化的因果律強加給“存在”，全然不考慮“存在”的偶然性、時間性與歷史性。這種圍繞邏各斯中心建立的命名法，理應在“世俗存在”的種種不確定性中被不斷解構，直至消亡。

在學位論文方面，2008年，河南大學碩士研究生侯健以“摧毀：一種后現(xiàn)代文學闡釋”為題完成了自己的畢業(yè)論文。該論文從主客關系的視角出發(fā)，對斯潘諾斯提倡的闡釋學精神展開論述，揭示了在西方認識論中占據(jù)支配性地位的主客二分思想是導致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呈現(xiàn)枯竭現(xiàn)象的根源。

綜上所述，國內學術界對斯潘諾斯的相關研究還停留在對其理論的泛泛介紹和片斷性評論上。這種缺乏系統(tǒng)的研究阻礙了我們對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動態(tài)的準確把握。為了填補這一空白，筆者在閱研大量英文資料的基礎上，對斯潘諾斯的理論立場與研究方法進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概括，旨在將其文論思想引入國內，為當下我國的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開辟新領域，注入新活力。本書是國內第一部系統(tǒng)闡述斯潘諾斯文藝理論的作品，筆者對斯潘諾斯詩學理論進行了分層次、多角度的探討，這不僅有利于我國文藝批評理論的發(fā)展，還能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平等對話。

三、論文的研究方法與基本結構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斯潘諾斯文論思想，主要的研究材料由三部分組成：斯潘諾斯本人的著作，國內外學者撰寫的相關書評，討論與引用過斯潘諾斯文藝理論的相關文章及書籍。筆者通過對國內圖書館和國外期刊數(shù)據(jù)庫的廣泛查詢，已掌握了大量的研究資料，包括斯潘諾斯自己撰寫和編輯的學術專著（共11部），《邊界2》自創(chuàng)刊以來的所有已出版期刊，以及相關學術研究論文300余篇。筆者采用描述性的方法對斯潘諾斯后現(xiàn)代理論體系進行梳理與概括，力求歸納出一條貫穿斯潘諾斯整個文藝思想的理論綱領，從而突顯出斯潘諾斯文藝理論對“建設性后現(xiàn)代主義”的積極意義。

斯潘諾斯的著述豐富，絕大部分為英語原始文獻，只有《教育的終結》有中文譯本，而且研究斯潘諾斯的成果也以英文為主，這就給論文寫作帶來了很大的語言障礙。研究者必須仔細閱讀、理解大量的英文材料，才能真正把握斯潘諾斯理論的思想內涵和精神實質。此外，斯潘諾斯深悉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西方政治、文化、社會發(fā)展的真實狀況，他的研究范圍涉及哲學、語言學、人類學、修辭學、政治學乃至神學，學科跨度大，這需要研究者必須具備豐富的人文知識，并且盡量參照斯潘諾斯本人的角度來理解與欣賞其詩學精神。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和研究對象產(chǎn)生思想上的共鳴，從而準確把握斯潘諾斯詩學理論的價值意義。本書由七個部分構成，具體結構安排如下。

緒論。包括選題緣由，國內外研究狀況，資料準備情況，以及研究方法等。筆者在對斯潘諾斯理論做簡要介紹的同時，勾勒出論文的基本輪廓與結構框架。在學術價值方面，著重指出斯潘諾斯的詩學理論具有跨學科、多領域的特點，不僅能促進當前文藝理論批評的健康發(fā)展，而且對從事語言學、翻譯學、哲學、心理學、教育學等方面的研究學者亦有可貴的啟示意義。

第一章：學術生涯與主要著作。本章由兩節(jié)組成，第一節(jié)主要介紹斯潘諾斯學術思想的發(fā)展、變化過程。筆者首先從研究對象在二戰(zhàn)期間的親身經(jīng)歷入手，表明充滿死亡威脅的參戰(zhàn)經(jīng)歷不僅磨礪了斯潘諾斯的體魄和精神，還為他后來從事學術研究做好了良好的鋪墊。隨后，又對斯潘諾斯在赫爾蒙山的兩年執(zhí)教生活進行了概略性介紹，旨在表現(xiàn)以克爾凱郭爾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義對斯潘諾斯思想的深刻影響，使其發(fā)生潛移默化的變化，逐漸掙脫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嚴重束縛，轉而進入一個全新的精神境界。最后，指出創(chuàng)辦《邊界2：后現(xiàn)代文學雜志》是斯潘諾斯學術生涯的亮點，并提供與之相關的基本情況，如創(chuàng)刊宗旨、社會背景、刊物風格，以及重大事變等。第二節(jié)則是對其主要著作的概略性簡介。筆者力圖通過這部分簡介，使人們對斯潘諾斯曲折的生活經(jīng)歷與豐富的學術思想形成一個初步印象。

第二章：斯潘諾斯的理論溯源。斯潘諾斯在建構后現(xiàn)代主義詩學理論時，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海德格爾和薩特的哲學思想與批判精神。本章分別從海德格爾的“存在之思”和薩特的“自由學說”入手，闡述它們對斯潘諾斯構建后現(xiàn)代主義詩學理論的重大影響。海德格爾對現(xiàn)代性的批判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徹底性，即通過構建“此在”學說和抨擊人類中心論，徹底超越了現(xiàn)代性；二是建設性，超越現(xiàn)代性的結果不是要一味地追求解構與破壞，而是要積極重建充滿活力的生存空間，使人類解除現(xiàn)代性的咒語，走出思想的沼澤地，走向本真詩意的人生。如果海德格爾的“存在之思”為斯潘諾斯的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提供了必要的哲學基礎，那么薩特的自由學說則是其后現(xiàn)代精神的核心所在。薩特創(chuàng)造了兩個重要的哲學概念：“自在”和“自為”，他認為物的存在是“自在”的?！白栽谥铩睆漠a(chǎn)生之時起，其本質即已被確定；但人的存在不同于物，處于“自為”狀態(tài)，人必須通過自己的行動，不斷超越過去，創(chuàng)造未來。以此為出發(fā)點，筆者結合斯潘諾斯對《惡心》之后現(xiàn)代性的解讀，對薩特的自由學說進行了扼要闡釋。

第三章：重復：斯潘諾斯的思想精髓。建立在“差異”和“創(chuàng)造”基礎上的“重復觀”貫穿于斯潘諾斯的整個詩學理論體系，集中體現(xiàn)了他的全部思想精髓。在斯潘諾斯的心目中，“重復”不再是對已有“存在”原封不動的復制，而被提升為一種高層次的創(chuàng)造性行為，是一切新生命和新價值得以產(chǎn)生的前提條件。斯潘諾斯賦予重復“變化”的特征，使“重復”長期遭受壓制的活力被徹底激活，在勃興中誕生出新的生命和價值。筆者擬從克爾凱郭爾提出的“回溯中的前行”入手，繼而探討尼采的“永恒輪回說”和本雅明的“非意愿記憶”，指出“重復”實際上表現(xiàn)為一種鮮活的差異之力，是差異的一種特殊狀態(tài)，它意味著重新回到事物的生成過程之中，實現(xiàn)對自身的超越。本章還通過展示斯潘諾斯對艾略特代表作《荒原》的現(xiàn)象學解構，讓讀者對后現(xiàn)代主義“重復觀”的理解在廣度與深度上都得到擴展。

第四章：斯潘諾斯的詩學品格。斯潘諾斯是西方學術界最早對后現(xiàn)代主義詩學理論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學者之一。他通過對“空間化現(xiàn)象”、“靜態(tài)平衡原則”、“盧伯克監(jiān)控技巧”的深入剖析，指出在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控制下，是否擁有“完美”的整一性結構成為衡量一部作品好壞的根本標準，這無疑嚴重遏制了當代文藝的創(chuàng)新精神，使文學創(chuàng)作陷入凝固呆滯、生機匱乏的泥潭。為此，他積極主張超越空間主義，回歸自由、詩意的創(chuàng)作模式，并提出了“機遇美學尺度”、“脫離監(jiān)控視野”、“突破闡釋重圍”和“投射藝術之能”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詩學理念，詳細描繪了后現(xiàn)代語境下，諸如藝術尺度、形式內容、闡釋精神等文學基本理論的流變方向，結束了此前眾說紛紜的混亂局面，為后學研究指明了方向，贏得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

第五章：詩學研究中的文化反思。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斯潘諾斯的研究視點逐漸轉向超越文本研究的文化批評。他指出，西方文化對“他者”的肆意歪曲與隨意建構在本質上是一種具有強烈自我優(yōu)越意識的霸權話語。實證主義意識結構習慣將紛繁復雜的世俗現(xiàn)象視作亟待解決的問題，自欺欺人地為人類的恐懼心理尋求目標，企圖為人們置身于其中、具有極度無根性的“虛空”平添一絲“在場”之感。但這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僵化的形而上學，它通過人格化途徑來逃避社會現(xiàn)實，以強制性方式使變動不居的存在得以穩(wěn)定，使之始終處于理性因果的掌控之下。“虛無之畏”的對象化讓實證主義意識結構得以操縱非理性世界，成功地擴大了“人道主義帝國”的范圍。同樣，例外論不僅是美國自視“高人一等”的思想根源，還為后者肆無忌憚地對外擴張?zhí)峁┝斯诿崽没实睦碛?，使其在履行上帝“神圣使命”的過程中，將民族特殊性轉化為全球普遍性，在“民主政治”的面紗下實施殖民侵略。筆者將從“存在連續(xù)體”、“帝國之陰影”、“越戰(zhàn)之反思”三個方面展示斯潘諾斯對美國歷史的深刻思考，倡揚其消融美國霸權話語，建立以“去中心”和“游離性”為主要特征的新例外主義者的積極主張。

第六章：“重復”教育學。受海德格爾哲學思想的啟發(fā)，斯潘諾斯提出一種具有解構功能的“去中心化”教學，并稱之為“重復教育學”。這是一種建立在對話基礎上的教育模式，能夠有效地激活話語雙方的批判性意識，將年輕人追求的年輕特性及其擁有的差異力量徹底激發(fā)出來，通過對現(xiàn)實真相的不斷揭示，使長期籠罩在邏各斯霸權主義陰影下的文化秩序逐漸回歸常態(tài)，讓那些非主流、被邊緣化的社會、政治、文化力量得到充分釋放，向世人展現(xiàn)其無法替代的魅力。

結語。這部分主要從“翻譯文學的他國化”和“西方文論的中國化”著手，闡述斯潘諾斯建立在差異性和創(chuàng)造性基礎上的“重復觀”對繁榮當今中國學術思想的重要意義。指出其在中外文化融合共生的過程中創(chuàng)造出全新的生命價值與意義，生動詮釋了創(chuàng)造性重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