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序

按語：《宣南秉燭譚》就要出版了，還缺少一篇序。怎么辦？本來早在十五六年前，我就想在北京一家報紙上開以此為題的一個專欄，當時暑假期間，我住在右安門里仁街家中，的的確確是個宣南人，便先寫了一篇兩三千字前言，不想后來專欄未開成，這篇“前言”也被沒收了。后來此書編成，一心想寫篇長序，綜述宣南在幾百年來與中國全國歷史文化之關系，但浮想雖多，卻未能抽時間寫成文字。前見報載菜市口往南拆成大街的報道，忽然感到，下世紀也無所謂“宣南”了，何必多余再寫序呢？手頭恰巧有這篇為友人所編《學林春秋》寫的長文，題為《我與北京歷史民俗》，其中說到北京的歷史文化、民俗繁華，是全國的，也可以說是“宣南”的。因之，把它編在前面，就作為代序吧。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記于

浦西延吉水流云在之室晴窗下

友人來函約稿，讓我寫一篇談我關于北京歷史民俗學術研究的文章，感到十分慚愧。因為一談到學術研究，便感到太高級了。因為我對于北京歷史民俗只是欣賞愛好而已，因為欣賞愛好，所以幾十年來，注意這方面的觀察、思考、想象，過去到過一些地方，接觸過一些耆舊，眼看過一些變化，搜求過一些舊聞，閱讀過一些書籍，討教過一些老師……這樣使我在這方面有了一些膚淺的知識，更因為感情所系，對其愛好，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我一直是以寫小文章作為最大樂趣的，而思念所系，又都在北都舊事，這樣寫的有關北京歷史風俗的書就十分多了，也似乎變成為這方面專門的歷史民俗學術研究了。其實，哪里談的上呢？

我不是北京人，也不是北京出生的外省人，雖然老輩曾祖、祖父、父、母等位先人他們都在北京生活過，可是我童年一直在鄉(xiāng)間山鎮(zhèn)。我時常想，也許我如果出生在北京，從小北京長大，或許對北京沒有那種較新鮮深刻的認識與愛好，也不會對北京歷史風俗那樣感興趣，去注意觀察、欣賞、理解它……我又想，如果我不在解放初就調離北京，久住江南上海，也許對北京的歷史民俗沒有那么殷切的思念，沒有那樣深情……我再想，當年我到了江南上海，我父親、弟、妹還留在北京，我又是教書匠，每年暑假（除特殊年份外），總有個把月假期，這樣我有條件每年回京探親，重游故地、尋訪故人，互訴衷曲……正因為我對北京有那樣先前的條件，有后來這樣的方便，所以我比從小生在北京的人，一生一世未離開過北京的人，或遠客異地他鄉(xiāng)、漂洋過海到過外國，多少年沒有回過北京的人……觀察、理解、注意的焦點更清楚、更客觀、更細致、更真切……我基本上是讀熟了這本書的，也看清了這本書的……當然，熟和清都是程度上、感覺上的，距離所謂的學術研究那還是十分遙遠的。因為我根本不是什么學者、專門家。

何以見得，不妨舉例說明。我小時候在鄉(xiāng)下常聽嫡母賀老太太講說北京故事，她老人家是庚子前在北京度過童年的。民國初年，又和父親在北京居住過的，那時住家在河伯廠，后來又搬到羊肉胡同。講她小時洋人進北京的事、逃難的事，也講城南游藝園看放“盆子”時的熱鬧；她拿大幅照片給我看，我看民國初年她年輕時穿著高元寶領緊身長襖、下面長裙子的照片，她告訴我一起照像的那些女性，這是哪位姨媽，這又是哪位姑媽……我在未到北京之前，對什么這個官、那個“老”、什么“東四西單鼓樓前，六國飯店游藝園”已經(jīng)十分神往了，及至到北京之后，因為是早聞名已久，急于想知道的，自然所到之處、所見之人，比生在北京、早已司空見慣的人看的更為仔細。但又因為我是從鄉(xiāng)下來的，常常與鄉(xiāng)下比較，覺得北京并不是樣樣都好，不少地方很不如家鄉(xiāng)山鎮(zhèn)。比如廁所，北京蹲坑很淺，蹲人的地方很臟，大小便狼藉不堪，有的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而吾鄉(xiāng)山鎮(zhèn)，廁所都是丈數(shù)深的大坑，上蓋木檔，邊上一堆黃土，廁所主人為多積肥，每天人們新拉屎尿，就隨時用鐵鍬鏟兩鍬黃土蓋上，因而一點也不臭。而北京則不然，尤其公共廁所，要掩鼻而進，迄今北京還有不少這種廁所，真是無法說起。從小生長在北京的人就不覺得，久住北京的人也不覺得，所謂“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但當時也有特別好的地方，如我到北京時，正是袁良做市長的后期。袁字文欽，杭州人，從小在杭州拱宸橋給日本商人做學徒，后去日本，在日本生活，日俄戰(zhàn)爭時，他還替日本老板服兵役，當過日本兵……是真正的日本通，日本人愛干凈，他做市長受此影響，放出謠言，說市府號召滅蠅，打多少蒼蠅，到市政府就可賣一元錢，開始大概真有人賣到錢了，于是許多大人小孩齊動手打蒼蠅，想去市府換錢，后來才知是謠言……但這樣一打，當時的北平，真的蒼蠅極少了。尤其夏天廚房里，看不到蒼蠅，這就比山鎮(zhèn)好多了……但可惜的是好景不長，只短短兩三年時間，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zhàn)爭來了，“七七事變”不久，北京淪陷了。古城文化消失了，災難開始了?；蛘哒f從此文化的古城墜入災難的深淵中了……昔時的歲月永遠不復返了。而在我記憶中留下的只是十分短暫的兩三年美好的回憶，這是我對北京歷史民俗眷戀的感情基礎……經(jīng)歷了八年抗戰(zhàn)，亦即淪陷后北京的恥辱苦難生活，經(jīng)歷了抗戰(zhàn)勝利（即所謂“慘勝”）后三年內戰(zhàn)所造成的極為窮困的饑餓生活……直到北京解放、全國解放，這漫長的歲月中……對于往昔，就只剩下華胥之夢了。

北京是上千年的首都，凝聚了全國的人力、財力的精華，而且是歷史的積累。十九世紀后期，西方文明隨西方侵略勢力進入中華，在北京表現(xiàn)了最大的沖撞，開始了本世紀，這樣北京就不但是中華人文精華歷史的總匯，也是西方文化較為集中融入的中心。庚子、辛亥之后，三十多年中，表現(xiàn)極為明顯。二十年代末北伐成功，而當時統(tǒng)治者，無器度、無眼光，放棄北京為首都，把政治中心遷到南京，一開始就成為偏安局面，或許是注定它日后必然失敗的重要原因。《吳宓日記》一九二八年七月末《南游日記》中組詩有兩首道：

朱戶樹陰夾廣路，綺窗花影映階除。
卜居終愛北都好，何似南中隘且淤。

燕云列代帝王都，卻寇威夷詡霸圖。
豈意功成革命日，偏安江左計何愚？

此詩記在七月二十八日《日記》中，第二天吳即由前門東車站上車去天津，到南方去游歷，臨行時發(fā)此感慨，而當時不少有識之士，均同此慨嘆。但感慨又有什么用？從此政治中心移到南京去了。辛亥之后北洋政府短暫的議會政治，在政客勾心斗角、爭權奪利、勾結軍閥的混戰(zhàn)中結束了，南京的黨國政權開始。北京剩下一座空城，一城市民，幾十所學校，大群眷戀于舊都文化學術的學人，包括清朝的遺老遺少，及大批遠涉重洋到歐美吸收了西方文明、西方學術的洋博士，聚守在這失去政治中心，只剩歷史文化沉淀的古城中，服務于最好的學校、博物院、圖書館、醫(yī)院、各種研究機構……休閑于最好的廠肆、書攤、公園、飯館、浴室、戲園、街巷胡同、四合院房舍……充足的經(jīng)費、豐厚的收入、低廉的物價、便宜的人工……這一切，形成了北京的往昔的文化精華，是來自歷史，凝聚歷史的；是來自全國，凝聚全國的；是來自世界，凝聚世界的……回顧北京歷史民俗的著眼點，首先應該放在這種氣氛上，因為它是來自全國的、世界的，也是影響全國的、世界的。不信，近半個世紀中，美籍華人得諾貝爾獎金及其他有世界名望的學人中，就有許多位昔時是受過北京古城文化熏陶的。如不注意到這點，從這樣的高度去觀察北京歷史民俗文化，那就不能真正認識到北京的歷史民俗的本質。如把著眼點只停留在駱駝祥子、天橋、豆汁、焦圈、城根喊嗓子、河沿遛鳥、請磕安、西皮流水、滿胡同拉屎、滿口臟話……只剩下這些，那還怎么能成為上千年的，遼、金、元的，及自明、清直到北洋政府垮臺的全中國人民的京都呢？

現(xiàn)在說到北京和上海的歷史民俗，有兩個十分重要、必須在思維中首先明確、時時要注意到的問題——它們常常被人們忽略掉，年輕朋友沒有經(jīng)過，忽略掉還情有可原，而一些年紀較大，甚至高齡的學人，也常常忽略掉，給年輕讀者造成錯覺。一是上海三十年代租界地的政治特殊性，中國政府管不了，不少新文學作家的作品，都是在這種特殊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的，或在這種環(huán)境中出版的書刊上刊載的……近見不少老輩學人回憶三十年代上海各出版刊物的文章，似乎很少說到此點。——不過這與本文關系不大，可不去管他。那么北京是什么問題呢？首先現(xiàn)在人們常說的“北京人”，幾十年的戶口凍結，似乎忘記了人是活動的，是應該有居住自由的，似乎“北京人”是固定的動物，大似千年松、萬年柏了。其實北京在“七七事變”前，又有幾個是“北京人”呢？我上初一時，同座位小孩叫鄭風胡，住屯絹胡同，是鄭孝胥弟弟鄭孝檉的孫子；前面小同學是蘇州大儒巷潘家的兒子，住口袋胡同；另一小同學是吳興周家小孩，住興隆街……班上四十多個小學生，廣東的、山西的、山東的、冀東的，幾乎沒有一個是北京人。當時管北京人叫“本京人”，另外還有的叫“旗人”。同學中有一個姓“沈”的，是“外館沈家”子弟，這才是真正北京人。在歷史上似乎是沒有“北京人”這一概念的。天子腳下，五方雜處，哪一省人都有，哪里有“北京人”呢？“南方人”、“老西”、“本京人”……這都是常叫的，還有“旗人”，這在清朝是特殊的，三十年代還常叫，但常常前頭加個“窮”字，沒有威風了。再有“直隸人”，即河北省人，現(xiàn)在沒有人叫了。這包括北京周圍郊縣的人。這里有一點，現(xiàn)在人也很少注意到，即北京城里人和郊區(qū)人，用現(xiàn)在話說，即反差非常大?；蛘咭部梢哉f是差距非常大。這一點，明、清兩代直至北洋政府、政府南遷后，一直沒有什么改變。如說江南文化經(jīng)濟是面上的繁華，那北京城的歷史民俗、繁華文化只是城圈里，甚至可以說是“宣南”的?！耙贿M彰儀門，銀子碰倒人”，就是滿眼繁華；一出城，就是“吟鞭東指即天涯”、“雞聲茅店月”了……城墻內外差別就這么大，談北京歷史風俗，這點必須注意到。細說甚繁，只舉一例，北京城內那么多學校，而郊區(qū)來讀書的并不多，大中小學，來讀書的，更多的是城里人、南方人、外省人。郊區(qū)最多的是勞動人民。當時的女傭，俗名“老媽子”，最多是三河縣人、順義人、京郊人，而且在宅門幫工多少年，手頭也攢了不少錢，而打扮永遠是鄉(xiāng)下裝束，大腳小腳，一年四季，都綁腿帶，連散腳褲都很少穿；一律梳頭，沒有剪發(fā)的……和太太小姐一看就能分出來，和現(xiàn)在安徽、四川的穿牛仔褲、T恤衫的打工妹迥不相同。再有明、清兩朝大量的太監(jiān)，大都是北京附近定興、寶坻等縣的人。清代吃衙門飯的，即書吏，大多是江、浙籍幾代住在北京的后裔北京人，但自稱仍說是“南方人”。而做衙役、跟官等除南方人的后代外，多保定人、天津人，都經(jīng)多見廣，能說會道，所謂“京油子、衛(wèi)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北京人尖酸溜滑，欺軟怕硬，都是這些人流傳下來的。北京又是政治中心，政權、軍權集中的所在，這種勢力與權勢結合起來，是最容易形成欺壓善良百姓的惡勢力。直到今天，并未斷種。三是北京歷史民俗中的社會層次，分得十分清楚。這是客觀上文化、經(jīng)濟、地位等方面自覺形成的，自動遵守的，并沒有誰人為地限制他。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胡適之先生的汽車司機開車送他到中山公園來今雨軒，這司機絕不會在沒有胡先生的吩咐下，他也鎖上車門到茶座上坐坐。司機賺錢與小學教師差不多，甚至闊人司機要多得多，權也大得很，但他不會帶孩子老婆到來今雨軒坐茶座、吃西餐，請他去他也不去，他自覺是傭人，另有他去的地方……現(xiàn)在人很少談舊時代妓女，而當時妓女等級區(qū)別也十分嚴格。班子里的姑娘（紅花）、娘姨（綠葉）可以成名，成為名花名葉，結交名人權貴，一旦從良嫁人，馬上變成某太太……而三等妓院，則是接待勞動人民的，真是人間地獄。曹禺《日出》所描寫的翠喜、小東西等等，正是二三等的下等妓女。文化層次、結交對象、生活作風其間差距甚大，現(xiàn)在一般人是很難想象的。要理解，可以，要閱讀大量書籍，如《吳虞日記》，便是很好的資料。當年他在北大做教授，月薪二百六十元，逛胡同捧花憶情、嬌玉等姑娘，要接嬌玉從良，用兩千元身價。木刻印五十本《贈嬌玉詩》送人，連刻字帶印刷用四十余元。當時這些老先生都以這些事風流自賞，并不回避。連胡適之先生也免不了?！逗m日記手稿》民國廿年四月五日記云：

前昨兩夜，與王叔魯、周作民、羅鈞任、陳博生諸人吃飯。他們鬧酒、勸我喝酒，因席上有幾位婦人幫他們勸，我勉強喝了幾杯花雕，前夜喝七杯，昨夜喝五杯……兩次喝酒，便復發(fā)病，此次破戒，竟得酒害確證，可以使我堅守酒戒了。

王叔魯即王克敏，周作民是金城銀行總經(jīng)理，又是北大經(jīng)濟系教授……“婦人”是誰，班子里叫的條子，即妓女，即所謂吃花酒，王克敏某房姨太太娶的是名妓“小么鳳”，是王揖唐姨太太養(yǎng)女，二王是“丈人”、“女婿”的關系，在舊時官場中是十分著名的。這些人言談風度，現(xiàn)在人亦很難想象，但決不像現(xiàn)在電視劇那些演員憑想象演的那樣粗俗，不然怎么能勸得戒了酒的胡先生又破戒喝酒呢？——我倒不是故意暴露胡校長的小節(jié)，實在是想見胡先生隨和的神態(tài)，正好作為談北京歷史民俗的實例，說明社會的等級差異，與現(xiàn)在時代隔閡甚大，要理解是很不容易的。但不能憑主觀去想當然，因為那太離譜了。

北京歷史民俗的書籍資料太多了。方志之外雜志，正史之外野史，野史之外集部，元、明、清以來文人的日記、書信，以及大量的小說、通俗文學戲詞、鼓書詞之類，還有大量卷宗、案例、公私文書，真是汗牛充棟，閱不勝閱，找不勝找……當然是越古老的越少，越后來的越多。十年前，在新加坡國大開漢學會，認識了普林斯頓大學陳學霖博士，他是專攻宋金元明史的專家，是華盛頓大學歷史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專攻宋、金、元、明史，自然對北京歷史風俗有深入的研究，對北京建城傳說極感興趣，對“劉伯溫與哪吒城”的民間傳說，正在深入研究（現(xiàn)其專著已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就問我一些傳聞，而匆匆之際，我所知寡陋，什么也回答不出來，真感十分慚愧。北京城元大都是劉秉忠主持造的，后來明永樂又在大都舊址南移造北京城，先造內城，許多年后又造外城，直到六十年代中后期拆城，這座“凸”字城的確輝煌了明、清兩代五百多年。但正史上永樂建北京城時，劉伯溫早死了，姚廣孝亦未參加，因而“劉伯溫建造八臂哪吒城”只是民間神話傳說，而我從小就一人常到故鄉(xiāng)山鎮(zhèn)南梁上閻王殿玩，看慣墻上畫的牛頭馬面、刀山油鍋，從來不怕神、也不信神，只怕強盜、土匪……不信迷信鬼神，而最熱愛和平生活，因而對元代哪吒城也好，明代哪吒城也好，這些神話傳說，雖然“姑妄言之姑聽之”，不去注意，卻對元代北京市民生活風俗怡然神往，這是因讀歐陽玄十二首《漁家傲·南詞》引起的。這十二首詞是每月一首，寫元大都百姓生活，形象極美，其中夏景最令人神往。如五月“月傍西山青一掐”、“血色金羅輕汗褟”、“涼糕時候秋生榻”……六月“轆轤聲動浮瓜井”、“碧蓮花肺槐芽瀋”等句，都同本世紀前期生活仿佛，真是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歐陽玄元延祐元年（一三一四）以《天馬賦》第一名進士及第，中了狀元。其后為國子博士、奉議大夫、國史院編修官、翰林直學士等官。在大都為官八九年后，仿其祖上先人歐陽修《漁家傲·鼓子詞》寫此。序中說：“以道京師兩城人物之盛，四時節(jié)令之華……”，留下了元大都的文字風俗畫面，使后人讀了不但怡然神往，而且如在目前，與后來北京生活不少完全一樣。八十年代初，我曾在報上寫小文介紹過，收到不少北京讀者來函，如說北京話中直到今天管汗衫還叫“汗褟”，夏天西瓜直接扔到井中，用井水鎮(zhèn)著，吃時搖轆轤用柳罐再取上來。想象舊時生活，去元代雖遠，但風俗傳統(tǒng)，猶可尋覓，極有情趣。我一直想把十二首風俗詞逐一作一解說，但一直不敢，一直拖著，直到前年年底，才發(fā)奮去寫。一寫，才知“不敢”、“拖著”的確是實情，因為不懂的地方，無法解決也。如“二月”中“引龍灰向銀床畫。士女城西爭買架?？瘩Y馬，官家迎佛喧蘭若……”，這“引龍”句是寫二月二引錢龍，用草灰沿墻根由大門外直引到內室床腳下，明、清以來講歲時風俗書，記載甚多。連我家故鄉(xiāng)山鎮(zhèn)也有此風俗，不用草灰，用谷糠，年年來引。而“爭買架”，“架”是什么呢？為什么要向“城西”買呢？“架”一是買鷹的數(shù)詞，一只鷹叫一架鷹。為什么向“城西”買呢？“城西”是城內西城呢，還是城外西郊、西山呢？“架”二可以說是“抬架”的架，“架窠子”的架，這又是交通工具。同下面“看馳馬，官家迎佛喧蘭若”又有什么關系呢？我在解說中雖然征引文獻，強作解人，但總感牽強附會，說不準確，感到十分遺憾。因此有些歷史風俗的，從文獻記載中，可以通過文字或圖畫理解，有些則非要經(jīng)過見過的人點悟，一說就明白了。如說到清代的市內交通工具騾拉轎車，常說“大鞍車”、“小鞍車”，我一直懷疑，如何區(qū)別“大”、“小”呢？六十年代初，我父親還健在，他是“庚子”后在北京生活過的，有次閑談說起“大鞍”、“小鞍”，我說什么叫“大鞍”、“小鞍”呢？他老人家說：“那還不好區(qū)別，大鞍就是騎鞍……”一個“騎鞍”，我一下子明白了。但如這樣告訴年輕朋友，肯定仍然不理解，因為什么是“騎鞍”，他也不明白。《漁家傲》詞“六月”有“綠鬢親王初守省，乘輿去后嚴巡警”，“九月”有“龍虎臺前鼉鼓響……千官瓜果迎鑾仗”句，這是元代皇帝年年六月幸熱河開平上都，九月自上都回鑾。當時自大都有三條路通向上都，當時兩都均極繁華，元代風俗詩詞亦多詠唱者。其后上都元亡后荒涼，迄今幾乎舊跡難尋。實際歷史、風俗可研究者甚多，只是文獻資料少，實際尋訪調查亦無此力量，只是想象嗟嘆耳。

明以后北京歷史風俗，以迄解放前，均有地域可尋訪考證，有文獻可征，有實物可見，較為系統(tǒng)容易。但文獻資料，最好是第一手資料。第二手、第三手輾轉抄襲者太多，殊不可靠。清代末葉及本世紀前期，有大量日記、書信、新聞紙以及民間俗曲鼓子詞等等，均是最可貴的材料。如“百本張”唱本中，對于晚清生活、衣食住行、廟會等都有詳細記載。我對一百多年前護國寺廟會、妙峰山走會就是從“百本張”唱本中了解詳細情況的。顧頡剛先生當年調查妙峰山時，好像還沒有引用到這個唱本。有不少歷史民俗掌故，就是從前輩學人書信中得知的。如有名的“譚家菜”，就是看了陳援庵先生寫給胡適之先生的信，才知道當時的“魚翅會”，那時譚篆青先生還住在豐盛胡同老宅子中，還沒有窮到賣房子的時候呢！“魚翅會”成員每人一餐四元大洋，都是傅增湘、陳援庵這些既做過總長、議員，又十分有學問、有財力的人才參加的。大字識不了一斗的土包子，縱然腰纏萬貫，怎么能上得了這樣的臺盤呢？

我做學生的時候，是一個十分不用功的學生，認識海內名師的確很多，但沒有好好跟他們學習，實在談不到具體的師承，只是多少從各位老師們的言行中受到一點熏陶而已。從中學生時代，就好東拉西扯寫點東西，又因環(huán)境關系，時寫時輟，始終也不成氣候，也不敢成氣候，但在混亂的世事當中，在苦難的人生當中，總也希望有點歡樂、有點寄托、有點生之趣味，這樣就看點喜歡看的書，注意點喜歡注意的事，寫點喜歡寫的東西，說的都是些大實話，哪里談得到北京歷史民俗研究呢？讓一些專家們聽到、看到，豈不笑掉大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