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個民族文化立場的持守者

陳彥

我跟孫見喜先生認識有三十多年了，第一次見他，是在家鄉(xiāng)鎮(zhèn)安，聽他講文學課，那時我十幾歲，拿著筆記本，記了不少“干貨”。他講課不枝不蔓，尤其善于歸納，長于做理性提純，說事有一種單刀直入的捷快。

后來我調到西安，幾乎每一星期都要到先生的府上走一遭，他家里也永遠是高朋滿座，作家、編輯、教授、記者、演員、演奏家、生意人，也時常會有老鄉(xiāng)、老翁、老嫗、家庭婦女等與文學完全不搭界的人，于客房、廚房、臥室里串走。大家談文學，談歷史，談社會，談政治，談經濟，談農村，談城市，談寫字，談朋友，談男女，談飲食，話題極其寬泛。到了飯口，洋芋糊湯、蒸饃、稀飯、干炒雞蛋、醋熘土豆絲，也管飽咥。常來吃的，還會提些意見，諸如稀飯燒得有點干，雞蛋炒得油太大，土豆絲激醋不在火候、軟得有點像面瓜等等。一般在一個家庭聚會，大家自然會以主東為中心，說話做事，都要顧及主家的感受。但在孫先生家里，這個中心常常是別人，有時為一個觀點爭吵起來，他還常常淪為被批判對象。但茶照管，飯照吃，氣氛實在不友好了，他也會取下滿墻掛的樂器，讓會者一人操一件，合奏一曲《彩云追月》什么的?？傊?，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先生好客，好朋友，挺民主，挺包容，有時甚至像個沒原則的和事佬。

但時間一長，我發(fā)現，孫先生的包容與和事，是有界線的。大概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先生就有了與我們不太相同的生活意趣與細節(jié)，比如，那時我們可能更喜歡給家里掛一幅油畫，而他卻偏從農村找來幾雙草鞋，掛在客廳最顯眼的地方。在滿世界學鋼琴、小提琴的時候，他卻把民族樂器的十幾個種類，都弄來擺得滿屋皆是，并且還要定期舉辦“業(yè)余范兒”很濃的家庭音樂會。當大家都在關注弗洛伊德、榮格、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卡維諾時，他卻在啃《周易》《老子》《尚書》《黃帝內經》。開始，大家還都不以為意，就覺得那是先生的生命風格，啥事總要弄得跟別人不一樣，可時間一長，當他在各種場合，開始用相對系統(tǒng)的論述，大談傳統(tǒng)文化時，大家才搞明白他著力已久的用心。

他有一些十分重要的觀點，會經常在一些會議、茶肆、飯桌上講起：這么大個國家，這么多人口，說啥都是西方那一套，有些在西方都并不是吃得很開的學術理論，在中國卻被視為圭臬，都是怪事。他說：“咱的學術，得有咱的衡量標準，都拿人家的套，那咱都是吃干飯的，關鍵是套不住，事實反復證明，很多理論在中國是水土不服的，我們得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文化立場，得建立起自己的審美標準，要不然，將來恐怕連《紅樓夢》也會被否定掉，拿人家的帽子，把咱娃的腦袋硬往里塞，能塞進去嗎？即使塞進去了，腦袋還不變形了？”有時，甚至見他很憤怒：“中國人幾千年探索的文明成果，好像一錢不值了，外國隨便流行一個新理論、新思潮，就把咱們的學術祖宗全掀翻在地了，腦殘到這種地步，真是可悲之極！”

先生的脾氣，慢慢變得沒有過去溫和起來，有時，為一個觀點，甚至能跟朋友“頂杠”，這在過去可是少有的事。在我印象中，無論何時何地，他都是一個傾聽者，即使說者年紀很輕，也不曾有些微忽視。有時看法相左，他也只是柔柔地插進一句半句話來，不傷害任何人地表達一下意見即可。但現在，先生似乎有點按捺不住，雖然不會明顯擦槍走火，可爭論得臉紅脖子脹的時候也是有的。先生已是七十歲的人了，為表達觀點，突然變得有點“火銃”起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我跟先生幾十年交往，兩件事收獲最大，一是讀書，二是請他看手稿。先生讀書量很大，古今中外，史稿民俗，廟堂秘要，鄉(xiāng)野文抄，無不讀得津津有味。就是弗洛伊德、波特萊爾、博爾赫斯，我也是在他的書房順走過一兩本的，那上邊還有他的批注。在“國學”尚未全民發(fā)熱以前，先生已是先熱起來，要我讀《黃帝內經》、讀《春秋左傳》。還推薦過不少“家訓”，要我看古人修、齊、治、平的“思想與精神高度”。除讀書外，就是不斷地請他看手稿，只要請，他還從來沒回絕過。即使是長篇小說《西京故事》《裝臺》，他也是逐字逐句看了的，并且還以編輯的眼光，要畫出一些錯別字來，鼓勵的話語，也給得毫不吝惜。短文章更是每看必在電話里回復，或肯定，或為某些觀點探討一二。戲劇作品甚至還要附上一兩頁意見，演出時，也是一遍、兩遍、三遍地看，只要有修改，一請他就會來?？傊业脑S多創(chuàng)作激勵，是來自先生閱讀與觀看的不厭其煩。

先生為人厚道，為朋友、老鄉(xiāng)、文學青年做過很多“打扮出嫁”的事，但從來不自己提起。據說家里至今仍保持著給來客管飯的習慣，這在都市許多家庭，都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他的洋芋糊湯、醋熘土豆絲，依然還保持著幾十年前的干稀程度與激醋的火候不佳。幾年前，據說還發(fā)生過這樣一件事，我過去的單位門口，總聚集著一些睡在屋檐下的人，一個大雪紛飛的冬夜，他跟其他朋友一起，買了幾床棉被，去給這些人送溫暖，誰知其中一個莽漢，竟然把被子扔出老遠，還脾氣暴躁地質問他：憑什么要給我被子？誰讓你們給我送被子來的？我不是要飯的，是進城打工的，我有雙手掙錢，不需要你們同情！這件事對先生刺激很深。事后他說，那一晚上的經歷，比讀很多本書都管用，我們只想到了人家留宿街頭可憐的一面，而忽視了人家做人尊嚴的一面，一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也是有文化尊嚴的。

先生始終在強調民族文化的尊嚴，強調文化立場。評論任何作品，進行任何學術交流，總是把文化立場、文化尊嚴挺在前邊。對待名家和初出道者一視同仁，優(yōu)點說充分，缺點說仔細。人前人后觀點不變，會上會下表述一樣，并且很多年初心不改。這樣，西京城里，就多了一個十分有個性的文化人，他會去大街小巷的國學“自樂班”里說《千字文》，說《孝經》，也會到大學的講堂上去梳理中華文化“元典”，在層出不窮的各種“國學”論壇上，也能見到他久久沉浸其中的身影，發(fā)言永遠不長，有時就三言兩語，《蕉皮論語》倒是他常態(tài)的講話方式。我每每見他在一些作品研討會上，認真傾聽完各方“高見”后，就拿起一個隨意抓來的紙片，寫出幾段文字，然后一字一句地念將起來，話不多，但字字有個性，句句有立場。有時就不免與他人的觀點發(fā)生沖撞，出了會場，各走各的，它日見面，該吃吃、該喝喝，再一日在其他會場相逢，仍可能是“看不見的戰(zhàn)線”，有時甚至是“炮火硝煙”?？梢砸黄鸪匝笥蠛郎?，但不可以放棄學術立場，這就是活得越來越簡單、執(zhí)著、“瘦硬”的孫見喜先生。

他要出一本《蕉皮論語》，里邊涉及文學、戲劇、音樂、繪畫、書法等內容，我讀了其中一些篇目，那些作品和人也是熟悉的，讀著讀著，就見先生走到面前來了，他柔情、誠樸、寬厚，但也犀利、堅挺、個性。在這樣一個一切都瞬息萬變的世界，先生對某些東西的生命持守，當是一個異數。

2016年端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