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民國三十七年戊子（1948年）　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云：“在一九四八年年初，寫了《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與胡之關系》。寅恪先生原作只引用了唐崔令欽《教坊記》和五代何光遠《鑒誡錄》，我則利用更早的《廣記》所引劉宋時劉義慶《幽明錄》和劉敬叔《異苑》等文字，并認為‘西胡之入中國，本為華人之所歧視，乃緣胡、狐讀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稱之，借寓鄙棄之意于其中’。文章發(fā)表后我剪寄寅恪先生，蒙先生不棄，由其夫人代筆作覆，還附贈剛在《清華學報》發(fā)表的《長恨歌箋證》抽印本。我又據(jù)以重讀《白氏長慶集》，寫了幾條先生《箋證》所未涉及的札記——《漢皇與明皇》、《驪宮》、《行幸驪山季節(jié)》發(fā)表，其時已當解放前夕?！?/p>

按：陳寅恪先生有兩篇構思十分精妙的文章。一篇是《桃花源記旁證》，一篇是《狐臭與胡臭》，堪稱以小見大的典型。但無獨有偶地受到兩位被譽為“教外別傳”的后學的修正，而且這兩位后學都曾受教于呂思勉先生、又都推進了陳寅恪先生的學說，比那些一味推崇的凡是派成就要大得多。這在學術史上不能不說是一件發(fā)人深思的事情。關于前者，唐長孺先生撰寫了《讀“桃花源記旁證”質(zhì)疑》一文；至于《狐臭與胡臭》一文雖然篇幅不長，陳先生生前卻十分看重。據(jù)卞僧慧先生撰文回憶，“陳寅恪晚年搜集舊著時，力有不及，或托諸友生。如《狐臭與胡臭》一文，曾刊在清華中文系一刊物上。1964年秋，周一良因事來穗，陳以搜尋此文相托。當時清華圖書館畢樹棠先生，從二十年代即專司本館中外雜志之管理，竟遍覓不得。此文刊出值盧溝變起前夕，曾否入藏，畢先生已難追憶。周先生轉(zhuǎn)而他求，最后從出版時在系中任教之余冠英先生處得之。今收入《寒柳堂集》中”。而先生在復旦大學讀書期間就在上海《東南日報》（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日副刊）上發(fā)表過《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與胡之關系》一文，對陳先生“腋氣本由西胡種人得名”的見解提出了修正，認為“頗疑西胡之入中國，本為華人所歧視，乃緣‘胡’、‘狐’讀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相稱，藉寓鄙棄于其中”。其后先生將剪報寄陳先生，陳先生讓夫人代筆答復，并寄贈《長恨歌箋證》抽印本。

《顧頡剛?cè)沼洝啡仑σ惶栃瞧谌ǘ仑ヒ唬骸暗讲┪镳^，晤丕繩、永年、大沂等?！?/p>

四月廿五號星期日（三月十七）：“丕繩、永年來。”

四月廿七號星期二（三月十九）：“黃永年來。”

十二月十九號星期日（十一月十九）：“丕繩、詩銘、永年來?！?/p>

八月，先生為研究古代明器制度，在上海修文堂購得羅振玉《古明器圖錄》，但這部中國第一部明器著作并不能令他滿意。十八日先生特別撰寫《評〈古明器圖錄〉》一文，略曰：

通常對古器物圖錄的批評，第一要審查所著錄器物的真?zhèn)?，其次再批評圖版印刷的優(yōu)劣。關于第一點，這部《圖錄》倒不生問題的，因為當羅氏收購明器時，明器本身尚未成為值錢的東西，自然也不會有偽器的產(chǎn)生；所以《圖錄》中所著錄的一百六十一品，可信其件件為真，決無問題。至于圖版，這《古明器圖錄》四卷，全據(jù)原物以照相珂羅版印刷，初印本印得極精美。

所以我們對它的批評，只需著眼于著錄器物的命名與分類方面；換句話說，也就只集中于全書開頭區(qū)區(qū)二頁的“目錄”上面。

任何古器物命名的通例，不外乎二種：一種是盡可能依據(jù)文獻上舊有的名稱而命名，我國舊時著錄古器物便常用這種方法；這種方法的好處，在于簡便而不易發(fā)生重大的錯誤。還有一種是利用科學方法將古器物加以分類然后逐一賦予新定的名稱；這種方法較前一種自然來得進步，不過非對考古學有相當修養(yǎng)的人不易下手。羅氏這《圖錄》編印于民國五年，時代相當早，當然不能苛求他采用科學的命名方法。不過依據(jù)文獻上舊有的名稱而命名，所謂“名從主人”的原則，羅氏至少應該知道的。何況他自己在《圖錄序》中也說：“估乃亟請明器之目，適案頭有《唐會要》，檢示之?！薄短茣肥且娪忻髌髅Q最多的文獻，可見依據(jù)文獻上舊有名稱而命名，羅氏也不是不能的。然而請看一看卷首的“目錄”，那就全不是這回事了。（一）“目錄”中對于人形明器通常給予“俑”的名稱。其實以“俑”稱人形明器，似乎僅通行于古代。而后世文獻中通行的名稱，卻當叫做“偶人”。（二）“目錄”中有“樂伎”的名稱，其實在文獻上當叫做“音聲隊”。（三）“目錄”中有“十二月神”的名稱，其實在文獻上當叫做“十二時”?，F(xiàn)在羅氏放棄文獻中固有的名稱而不用，卻要杜撰一個相類似而且并不高明的新名詞，如“樂伎”、“十二月神”之類，我真不明了羅氏究竟有什么用意，難道羅氏編印《圖錄》時，連《唐會要》、《宋史》之類的普通書還不完備嗎？

然而這些名詞雖出杜撰，究竟與原意還相去不遠，在這《圖錄》中，竟還有誤用了文獻中的舊名詞，而發(fā)生張冠李戴的笑話，這便是“魌頭”的問題?！棒t頭”本是與“方相”同類而相似的東西，在出喪時作先驅(qū)之用的，與之相類的“魌頭”，自然不能例外。它們根本便不是明器，和《圖錄》中所著錄的瓦質(zhì)明器，可說風馬牛不相及。不知羅氏憑了什么理由，竟會把這三件東西，一并加上“魌頭”的名稱？這不能不說是羅氏讀書的粗心，治學的武斷！

至于文獻上本來不見固定名稱的東西，在編印《圖錄》時，自然只能臨時給它擬一個名稱。不過擬名稱時也得有個一定的標準；必需遵照著一定的標準，所擬的名稱方能合乎科學的條理，而不致淆亂讀者的心目。請看這“目錄”吧！其中有些標明著時代，是用時代為命名的標準了；可是又有些沒有把時代標出。其中有些人形明器標明著性別，是又用性別為命名的標準了；可是又有些沒有把性別標出。其中有些人形明器標明著身份，是又用身份為命名的標準了；可是又有些沒有把身份標出。其實這幾種標準何妨同時合用；只是不應該應用這個標準時便忘了那個標準，以致造成了命名不統(tǒng)一的現(xiàn)象。

批評完了，最后還有幾句話：羅氏這部《古明器圖錄》，平心而論，究竟還不失為研究明器的先驅(qū)。所謂粗心草率，不學武斷，也正是一般玩古董者的通病。無如后起的學者，震于羅氏的大名；羅氏一言一語，都成為他們的金科玉律。于是《古明器圖錄》成為明器學的經(jīng)典。而三十年來的明器學遂無寸進（例如羅氏隨便誤擬的一個“魌頭”的名稱，竟會承用了三十年而不變）?？梢娢覈徊糠值膶W術界是如何迷戀著權威！可見權威在我國是如何容易地支配了一部分的學術界！⁽²⁴⁾

八月三十日，先生撰寫《葉昌熾所藏宋拓云麾將軍李思訓碑辨?zhèn)巍肥褂昧饲迦宓男１x碑之法，鐵證如山，挑戰(zhàn)清末民初的金石大家、《語石》著者葉昌熾的權威。其文略曰：

葉氏藏的這本拓本我沒有見過，不過在葉氏的《緣督廬日記鈔》中，提及《李思訓碑》的地方很多；關于他自己收藏的這本拓本的來歷和內(nèi)容，記述得尤其詳細。……原物雖沒有見，與原物同樣的拓本，卻被我親眼看到了。在抗戰(zhàn)勝利后不久，三十四年十一月里，我在某舊書店里見到一冊舊拓的李思訓碑（剪裱本，半葉四行，每行七字。原共十九葉半，現(xiàn)已缺失“之雖然以楚兵致討……急于長雄緩于□□”一葉共二十八字。全冊已破敝，無題跋藏印。面葉題“云麾將軍碑”、“拓手甚古的系舊刻”數(shù)字，書法不工，當是妄人所題），借歸細讀之下，便決定它是與葉氏所藏宋拓出于同一石刻的拓本，因為：（一）碑末同樣有“刺史李邕文并書，楚厚追刻”幾個字（所不同的，只是在“刺史”上比葉藏少去了“魏州”二字，這是別有緣故，后面另有討論）。（二）“并序”、“竇氏夫人”六字同樣完好（參看《日記鈔》戊申二月廿二日）。（三）每行同樣溢出二字至六七字不等（參看己酉正月十二日）。（四）“刑器為典”之“器”字，同樣缺去。（五）“以望氣之法諦視之”，同樣“精神，紙墨古矣，而不能甚古，視他宋元拓尚有一間之未達”。這本舊拓，當時因為價貴，未曾購下。不過我曾用它和新拓真本仔細對勘一遍（并且用一冊已殘的稍舊拓真本，和《歷代碑帖大觀》中的影印宋拓偽本，在旁參校。影印宋拓雖是偽本，但實根據(jù)舊拓真本而翻刻，所以增出的字非出偽造，仍可用以參校），寫成一篇校記，共計校出這本舊拓和新拓真本的異同六十條（按：先生限于篇幅，只征引了關鍵的幾條）。

從這幾條上面，我們便可得到一個最后的結論：我所見到的這本拓本和葉氏的所謂宋拓本是從同一種石刻上下來拓本，而都是翻刻的偽本。至于這種偽本在翻刻的時候，大概是以一種剪裱的舊拓為根據(jù)。在這舊拓每行所多出的字外，再偽造了許多字，來冒充比通常舊拓還要早的古拓。不過因為作偽，手段并不高明，所以在裱裝時需要剜去實在不成的或錯誤的若干字，來蒙蔽收藏家。至于這種偽本翻刻偽造的時代，大概不會早于清代中葉；因為葉本與我所見一本的拓本都不很古舊，同時在葉氏以前，也沒有人提到過它的緣故。

先生發(fā)表《論宋版書優(yōu)劣》，指出并非凡宋版書均為校勘精良的善本。這是先生關于版本學的早期文字之一。后來被先生概括為“宋代小學生書包里都是宋版書”⁽²⁵⁾。

先生又發(fā)表《陳婉俊〈唐詩三百首補注〉題識》一文，考證“程婉俊”及“蘅塘退士”事跡。其文曰：

本刊五十二期載劉永溍先生《元曲三百首》一文，有云：“《元曲三百首》，任中敏（訥）所編，十九年民智書局印行。三十二年盧冀野（前）重訂，三十四年由中華書局印行。盧氏有序述改訂原由，謂：“往在南都，中敏有《元曲三百首》之輯，蓋踵蘅塘退士之于唐詩（民智本酈衡三〔承銓〕序稱‘吾鄉(xiāng)女子程婉俊’，當必有據(jù)），彊村翁之于宋詞而為者。……”

案《元曲三百首》任本、盧本，余均未之見，安敢置論。茲所欲議者，乃《唐詩三百首》編者蘅塘退士究為何人之問題也。尋上所引之文，知酈衡三先生以程婉俊即蘅塘退士，盧冀野先生亦信之。復據(jù)盧序，當必有據(jù)之語，知酈序亦未明述其言之所本。然則此說之信否，本成問題。今以寒齋所藏寶物證之，其虛妄立見矣。

夫婉俊者，誠有其人，乃咸豐時一女子。然其姓為“陳”而非“程”；其于《唐詩三百首》，乃為之“補注”，而非其編選者也。陳婉俊《唐詩三百首補注》一書，寒齋寶藏有之，乃民國廿八年舊歷新歲，以洋三角得于武進舊書鋪者也。書凡八卷，毛邊紙原刻初印，分訂兩冊。板式窄小，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方體字，無直欄，單魚尾，魚尾上記書名，下題卷數(shù)及“五古”等字樣，更下題葉數(shù)。扉葉題“咸豐丙辰春鐫，上元伯英女史陳婉俊輯，唐詩三百首補注，燦花閣藏板”。首為“蘅塘退士原序”。次載“道光二十四年嘉平月石甫老人姚瑩”序，及“咸豐六年孟春月上浣桐城李世芬鏡綠氏”序。世芬即婉俊之夫，瑩則婉俊之外祖也。又次為目錄、凡例。卷首題“唐詩三百首補注卷幾，上元女史伯英婉俊輯，同懷妹仲奎星垣，夫妹令儀李永嫻同參”。書末附“同懷弟唐侯陳晉蕃謹跋”，及“女霞洲仙詠校字”七字。以此昭然之實物，證酈氏之空言。知酈氏所云，實屬傳之訛傳，而盧氏為過信矣。

至蘅塘退士之究為何人，今日殆已難知。惟據(jù)原選卷首所冠“唐詩三百首題辭”，作“乾隆癸未春日蘅塘退士題”（據(jù)光緒庚辰孟春錢道生堂重刊本，補注本“題辭”無此十一字）。癸未為乾隆二十八年。其人殆當時一知詩者；以為此俗選，故隱其名而但題“蘅塘退士”之別號耳。觀其旁批，多主假托忠愛之旨，與張惠言《詞選》之取徑相似（惟惠言乾隆二十六年始生，知與蘅塘非一人）。惜其書傳本雖多，而初刻難求；以余歷年留意請求，竟未一見聞；與《古文觀止》原刊之罕秘，如出一轍。不然，取初刻以摩挲推尋，其選者之主名，或較易求也。至世又有《唐詩初選》者，余昔曾買得原刻，旋贈友人。憶其書為道咸時人據(jù)蘅塘原選，改以詩人時代先后為次而成者；而其不知蘅塘之為誰，與陳氏補注同。又憶昔年見雜文一則于某報章，言蘅塘退士實為沈德潛云云（沈氏生康熙十二年，卒乾隆三十四年）。惜未存錄，已難考稽，想亦傳聞臆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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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永年采訪錄：“我是江陰人，從小在常州長大。常州比較大，原來是一個府。我家在農(nóng)村，屬于江陰。我老家也可以講兩句，這在我講課時也講過。中國過去是封建地主，不是領主，歐洲過去是封建領主，是世襲的，中國的封建地主是經(jīng)常變的。我出世的時候，祖父已經(jīng)歸天了。據(jù)說，他在太平天國時是沒有財富的，只有一頭牛，他牽著牛逃走，也不參加革命。太平天國平定以后，他變成3000畝的大地主。有種種傳說，有一種說法是，我祖父是‘鯊魚精’轉(zhuǎn)世，他是經(jīng)營江邊的沙田，這當然是胡說八道。還有一種說法是，他挖到了太平軍留下的金銀財寶，這個也有可能。”李懷宇《做學問不趕時髦，寫文章要補空白》，《南方都市報》2007年1月24日。

(2) 黃永年《也談家譜》，原刊《北京日報》“理論周刊”2001年9月10日。

(3) 先生熟知鄉(xiāng)里掌故。如他在常州青云中學讀書時就買到乾隆時經(jīng)學家金榜、嘉慶時陽湖派古文作家李兆洛以宋本校讀過的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再如建國初在蘇州買到丁祖蔭舊藏屈軼校字的《毗陵集》。黃先生《舊書瑣記》，《黃永年古籍序跋述論集》，中華書局2007年，第122-123頁。

(4) 承常州劉海粟美術館館長葉鵬飛先生2010年10月見告，常州茭浦巷中有盛宣懷故宅，至今仍然存留。

(5) 先生1980年自述：“中學、大學里學過英語，日語，當時能查字典看淺近文字，后因用不上，已荒棄多年，精通的只有古漢語?！?/p>

(6)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江蘇常州人。生于江蘇常州一個“世代仕宦”的書香之家，十二歲以后在父母師友的指導下讀史書。十六歲自學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蘇州東吳大學、江蘇省立第一師范專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華大學國文系、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箲?zhàn)期間，歸鄉(xiāng)執(zhí)教中學并閉戶著書。抗戰(zhàn)勝利后，重返光華大學。1949年后，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著作豐富，以《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最為著名，已結集為《呂思勉文集》行世。童書業(yè)《古史辨》第七冊自序：“呂思勉先生不僅是歷史學家，而且還是一位今文經(jīng)學大家，不相信《春秋左傳》及《古本竹書紀年》?！?/p>

(7) 2008年初，編者訪學西安，承童教寧師母告知，先生自小學直至大學的語文、數(shù)學等各科課本及作業(yè)本至今都保存完好，筆者后來寓目的美術作業(yè)即其中一部分。先生晚年注意保存自己的手稿，投稿都以復印件代之。2006年編者過訪先生，見到書架上放著高高一摞舊牛皮紙大信袋，問及先生，先生答曰，他本人極其吝嗇，總覺得人家寄來的信袋丟了可惜，留下來會有用，過幾天找人清理云云。其實，我估計其中有可能都裝著先生手稿。此外，1987年編者撰寫碩士論文時，曾向先生借閱《“涇師之變”發(fā)微》的手稿參考，用圓珠筆寫在橫格稿紙上，也是裝在牛皮紙文件袋中。

(8) 呂思勉講、黃永年記《呂思勉文史四講》，中華書局2008年3月。

(9) 先生《關于〈二郎搜山圖〉》，《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1995年。此前，先生在課堂上也談及此事。

(10) 此書至今仍完好無損地保存在先生的書架上。董運來學長訪談：黃先生的版本學由鑒定、考據(jù)、見聞等組成?！扼剪~編》給先生的益處在于廣見聞。

(11) 張壽平，號縵庵，1925年生，江蘇無錫人。少年從萬載龍沐勛、虞山錢仲聯(lián)二先生習詞章，1946年至臺灣，任政治大學文學院教授凡二十年。曾兩度受聘赴西德，先后任法蘭克福大學、維茨堡大學客座教授。1968年自歐洲返臺，任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退休后至香港，迭任樹仁學院、遠東學院文史研究所教授。張先生精于文史之學，能詩善畫，雅好收藏，與黃先生同美?？梢姶艘粫r期除投身政治、拋頭顱灑熱血者外，尚有一批以民族文化薪火傳繼者自居的年青人。

(12) 《書書書》初版原本至今仍完好保存在先生書架上。

(13) 郭則豫（1900-1952），福建福州人，畫與印俱似北京名家壽璽，偶作山水，楚楚有致，有《楓谷語印》行世。馬國權《近代印人傳》有傳，文末有云：“曩年，余有幸獲交楓谷先生摯友潘蘭成、陳兼與兩老，并得聞其舊事，且惠印拓。又荷郭先生印弟子黃永年教授致函，提供資料，因略加裁綴，命筆成此?！?/p>

(14) 龍榆生（1902-1968），名沐勛，晚年以字行，號忍寒公。早年師事陳衍，又為朱祖謀私淑弟子，畢生致力于詞學研究。1933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詞學季刊》，任主編。并編印《彊村遺書》。1940年出任汪精衛(wèi)偽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并在南京創(chuàng)辦詞學刊物《同聲月刊》。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其專著有《東坡樂府箋》、《唐宋名家詞論》、《唐宋名家詞選》，開明書店出版。后將其合編為《詞學論叢》（第一集）。另有《近三百年名家詞選》、《詞曲概論》、《唐宋詞格律》等。其自作詞，有《風雨龍吟室詞》、《忍寒廬詞》，詞風頗近蘇、辛。龍榆生的詞學成就與夏承燾、唐圭璋并稱，是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詞學大師之一。

(15) 黃先生藏有遐庵李后主去世一千年紀事詞墨跡。遐庵詞依墨跡移錄如下：“沉埋金劍成何事，花月供鼾睡。秋墳恨血漫呼天，愁譜《念家山破》已千年。銀河咫尺風兼雨，未抵人間苦。一般彈淚唱新詞（秦少游詞“彈淚唱新詞”），猶勝倉黃辭廟奏歌時。鶴亭丈見示李后主去世一千年紀事詞依韻奉和一首，遐庵?！卞阝质侨~恭綽的號，出身嶺南世家，祖父葉衍蘭，著名詞人，曾任袁世凱的交通總長，創(chuàng)辦交通銀行及交通大學，從政之余雅好收藏，有《遐庵清秘錄》行世。檢張暉君撰《龍榆生先生年譜》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丁丑七夕）條：“葉遐庵召集冒廣生、易大廠、夏承燾及先生（龍榆生）等為李后主做千年忌日，皆有詞。”當是此詞，遐庵據(jù)說與李后主同月同日生，頗富奇緣。葉詞手跡原當由龍榆生先生保存，后傳給黃永年先生收藏。先生視若拱璧，張之于壁有年。除了書法賞析的用意外，顯然還有別的寄托。

(16) 徐志剛，1930年出生，山東泰安人，抗戰(zhàn)時曾入中央大學南京部分讀書，加入中共地下黨，后返回山東，在泰山一帶活動。曾經(jīng)參加過濟南戰(zhàn)役，抓捕過慣匪山東禹城“燕子李三”；現(xiàn)為濟南大學教授，研究方向是古典文學，主要是四書五經(jīng)以及詩詞韻律學。除教學外，還進行了大量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及研究。徐志剛還著有《詩詞韻律》、《論語通譯》、《論語精選綜譯》（譯成日語、英語）。另外，徐志剛還肩負著濟南大學的外語教學任務。

(17) 陳子展（1898-1990），中國文學史家、雜文家。原名炳文、壇堃，以字行，湖南長沙人。曾在東南大學教育系進修，結業(yè)后回湖南從事教育工作，與毛澤東過從。1927年“馬日事變”后遭通緝，避居上海。1932年主編《讀書生活》。1933年起任復旦大學等校教授。30年代曾發(fā)表大量雜文、詩歌和文藝評論，后長期從事《詩經(jīng)》、《楚辭》研究。著有《孔子與戲劇》、《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詩經(jīng)直解》、《楚辭直解》等。

(18) 蔣天樞（1906-1988），字秉南，早字若才，江蘇豐縣人，中國古代文學專家，復旦大學教授。蔣天樞早年就讀于無錫國學專修館，師從唐文治；1927年考入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師從陳寅恪、梁啟超學習文史。1929年北京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研究生畢業(yè)，曾任東北大學教授。1943年起，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1985年后轉(zhuǎn)任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全謝山先生年譜》、《楚辭論文集》、《論學雜著》、《楚辭校釋》、《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惜夢室主人自訂年譜》。

(19) 黃先生當年所購買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至今仍完好無損地保存在先生的書架上，還包著牛皮紙書皮，這在先生的平裝書中是很少見的，表達了先生的愛惜之情。先生書架上還有中華書局1937年版的刊登有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的《語言與文學》以及燕京哈佛學社初印本《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此外先生書架上呂思勉先生、顧頡剛先生及童書業(yè)先生的著作也搜集得非常完備。

(20) 鄭德坤（1907-2001），祖籍廈門，燕京大學碩士（1931）、哈佛大學博士（1941），歷任廈門大學、華西大學、劍橋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吨袊髌鳌窞槠浯碜髦?。《中國明器》（鄭德坤與沈維鈞合著《燕京學報?？返谝粌?，1933年版），載《鄭德坤古史論集選》，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208-612頁。其中有云：“唐代明器中還有許多空想的動物，最顯著的是魌頭，就是歷史博物院標為鎮(zhèn)墓獸的?！短茣坊蚍Q之為方相?！薄多嵉吕す攀氛摷x》書第525頁。

(21) 黃先生《回憶先師顧頡剛先生》，《學林漫錄》第十五輯，第64-75頁，中華書局2000年11月。

(22) 此據(jù)童書業(yè)《知非年譜》。但據(jù)黃先生回憶，童先生是為去浙大上課的譚其驤先生代課。

(23) 王勇志《黃永年先生之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小札》公布了在南京大學圖書館發(fā)現(xiàn)的先生七封購書信札，《書品》2007年第3期。

(24) 2003年1月江蘇古籍出版社據(jù)1916年羅氏印本原大影印。有出版說明：“此次出版，為了方便讀者，我們將原書總目中的說明文字排于圖中，以便讀者?！绷_繼祖先生《墐戶錄》“少數(shù)民族俑”條對其祖父《古明器圖錄》的分類提出異議，認為其中“塞種俑”應更名為“少數(shù)民族俑”。且謂祖父將其時代列之六朝不當，認為當行之于漢唐間（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8頁）。可見黃先生當年的批評完全是基于學術立場的。

(25) 先生后來總結其畢生搜集版刻古籍的經(jīng)驗、見聞，寫成《古籍版本學》一書。先生曾詳舉版刻書的字體及地域特點來探討其中的規(guī)律。但又不得不承認版刻中紙張鑒別是自己的弱項，因為手工制紙時代，一批紙數(shù)量有限，很難有規(guī)律可尋。再如筆者2011年8月曾聞呂宗力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曾在上海書店隨嘉業(yè)堂周子美先生學習版刻鑒別）回憶，周先生首先讓他入庫房仔細觀摩宋版書紙張的質(zhì)地，又叫他反復嗅宋版書的墨香。原來講究的宋版書不僅紙質(zhì)堅韌，而且刷印時使用的墨參配了名貴的香料，故歷千百年而不壞。由此可見版刻鑒別之難，不接觸原物很難學習。宿白先生曾問學于向達及趙萬里先生，后來幫助編寫《中國版刻圖錄》，又在此基礎寫成《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黃先生自言，曾經(jīng)眼南京圖書館所藏宋版書，又云宋版書鑒別之難，如《杭州大學善本書目》卷首圖錄第一頁所謂宋本竟然是通志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