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智的學者　勇猛的斗士^[*]——憶黎澍同志

黎澍同志是我所熟悉的前輩歷史學家，他富有思想才華、理論勇氣和學術良知，是年輕一代歷史學工作者杰出的導師。

我認識黎澍同志在50年代中期，幾次會議上見到過他，聽過他的發(fā)言，但印象不深，也沒有和他交談過。直到1958年，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要寫紀念孫中山的文章，約請黎澍同志進行討論。我當時擔任吳老的學術秘書，在座聽了他們的談話，做了記錄。吳老非常敬重黎澍，親自送黎澍出門，還對我說，黎澍同志的理論水平高，他的意見非常好。時過40年，那次談話的內容我怎么也想不起來了。我當學術秘書時，有兩厚冊吳老的談話記錄，主要是吳老談個人的經歷，也有不少學術見解，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走，一直沒有歸還給我。我是通過在吳老處的談話和黎澍同志相識的。

《歷史研究》是我國史學界的權威刊物，在國內外影響甚大。1961年，《歷史研究》編輯部改組，黎澍同志從中央政治研究室調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副所長，并主編《歷史研究》雜志。當時，正值學術界“拔白旗”運動以后，歷史學界受“左”的思潮的侵襲，批判了許多教授，空氣沉悶，萬馬齊喑，大家不愿也不敢寫文章?！稓v史研究》鬧稿荒，從月刊變成兩個月出版薄薄的一冊，假大空的文章充斥于報刊上。黎澍同志受命于這樣的環(huán)境之中，力圖改變局面，活躍學術空氣，貫徹“雙百”方針，調動大家的積極性。

他為了辦好《歷史研究》，廣泛征求意見。有一天，他邀我去他家中談話。那是一個晴朗的下午，他住在沙灘中宣部的宿舍里，一間寬大敞亮的書房，周圍全是圖書，整整齊齊排列在書櫥里。他的大寫字桌放在書房的正中間，桌上堆放著各種書籍、報紙、雜志。他給我倒了一杯茶，相對坐在藤椅中，談了很久。他身體健康，神采奕奕，待人熱情，思路敏捷而清晰，熟諳馬列著作。他是長者、著名的理論家，又是黨的高級干部，而待人和藹，思想解放，無所拘束。他對問題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膽有識，目光如炬，我被他的談話深深吸引。他談到當時正在進行的關于農民戰(zhàn)爭的討論，山東歷史學家孫祚民正遭到批判。他認為：孫祚民的意見符合馬列主義，沒有什么錯誤，為什么要挨批判，這是“左”的思想作祟。他要我去找孫的文章和批判文章，仔細對照讀一讀。他反對把歷史上的農民戰(zhàn)爭現代化。他說：革命是生產關系的根本變革，是一個階級取代另一個階級的統治。歷史上的農民戰(zhàn)爭只能打亂某些封建關系，并不能創(chuàng)造新的生產關系，農民階級也不能成為一個時代的統治者。所以，農民戰(zhàn)爭很難說是嚴格意義上的革命。當年，“左”的思想盛行，說農民戰(zhàn)爭不是革命，這種主張實聞所未聞，可說是石破天驚之論。他還講了《歷史研究》的編輯設想。他說：《歷史研究》是高規(guī)格的學術刊物，應該組織高質量的文章，文章不在長短，而要求質量，哪怕5萬字、10萬字的文章也可以登載。要推動百家爭鳴，提倡創(chuàng)造性研究，樹立良好學風，文章要言之有物，反對動不動搞批判、打棍子。在黎澍同志主持下，《歷史研究》就是力圖貫徹這樣的方針。

以后幾年中，我和黎澍同志經常見面，每次都在那間大書房內。他經常邀我去聊天、談問題，談一些歷史理論問題，談史學界的思想傾向。他的意見中肯、新穎，有說服力，我深深服膺他的思想深度、創(chuàng)新精神和理論勇氣。他具有洞察事物本質的智慧。有一次，他談到浮夸風、共產風。他說：我們目前依然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因為生產力沒有充分發(fā)展。過早地改變生產關系是不能促進生產力的，只能是“揠苗助長”。什么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只能是好心的空想。今天回想起來，他的話多么重要，多么正確。他講“揠苗助長”四個字，一直印在我的頭腦中。這種話，當時可說是大逆不道，但黎澍同志無所畏懼地敢于講出來，實在難能可貴。

那幾年，理論界強調階級斗爭，而且強調到很不適當的高度，黎澍同志多次反對這種論調，他認為：必須把階級斗爭和歷史主義結合在一起，才是馬克思主義觀點。那時，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把歷史主義提出來和階級斗爭相提并論，不能不冒很大的風險。后來，寧可同志根據黎澍的意見，寫了論歷史主義的長篇文章，刊登在《歷史研究》上，引發(fā)了一場大討論，以后遭到批判，黎澍同志也受到牽連。

《歷史研究》刊載過戚本禹批判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文章，引起學術界的震動。此文刊登之前，黎澍同志給我看了稿件，征求我的意見。我認為：李秀成作為農民英雄，思想上有弱點，有失敗主義的情緒，但說他是叛徒，我思想上不能接受。不過作為學術討論，這篇文章可以發(fā)表。黎澍同志同意我的意見。文章發(fā)表以后，眾論嘩然。近代史研究所召開了一次討論會，由范文瀾主持，翦伯贊、侯外廬、劉大年、鄧拓、吳晗、黎澍都參加了，大家的發(fā)言都不同意戚本禹的觀點，但還屬于學術討論范圍。中宣部林澗青同志說：周揚同志的意見是，近幾年來歷史人物否定過多，人物評價要慎重，不要隨便地拔掉旗子。“文化大革命”中，這次討論會被稱為歷史學界的“黑會”。

黎澍同志寫過一篇《讓青春放出光輝》的文章，鼓勵青年們立志遠大，努力上進，勇于探索。文章幾經修改，寫得精練而有文采，作為《光明日報》評論員的文章發(fā)表，當時各級青年團組織曾把它作為思想教育的范文，組織學習座談。但這篇文章極為難產。據說：有關方面認為，現在青年們高中畢業(yè)以后，上大學相當困難，大批青年要下鄉(xiāng)插隊，在這樣的時候，鼓勵青年立志上進是不切合實際的，不利于穩(wěn)定青年的思想。這篇文章幾乎夭折，我們的思想教育工作往往有這樣似是而非的高論。

黎澍同志的文章凝練、暢達，富有理論深度，往往閃爍著思想的火花。他和我談論寫文章的經驗，主張一個“慢”字，要反復思考、推敲、修改，務求寫出新意，切忌信筆所至，海闊天空，陳話連篇。他寫文章有時一句話寫不下去，憋大半天在房間里來回溜達，冥心思索。他常說：寫文章是苦事。他的文章全是嘔心瀝血之作。

黎澍同志在學術上勇于開辟，不囿于成說。在培養(yǎng)青年方面，又熱心愛護，獎掖后進，不遺余力。他有一次詳細地談到在近代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的計劃，詢問我們在中國人民大學培養(yǎng)青年教師的情形，非常贊賞我們重視理論教育和鍛煉寫作能力的好經驗。當時，國家尚無學位制度，沒有培養(yǎng)碩士和博士的規(guī)章與先例。怎樣培養(yǎng)下一代學術工作者，確實是面臨的重大課題，而各單位的做法很不相同。近代史研究所人員眾多，力量雄厚，但年齡偏高，缺少青年同志，這引起黎澍同志極大的關心，開始認真考慮培養(yǎng)的方法和途徑。我建議他到全國高等學校物色杰出的本科畢業(yè)生，招收他們當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后來，近代史研究所果然派劉桂五等同志到全國各高校去選拔學生，招收研究生。這批研究生今天是近代史領域中的學術骨干，都已年近60歲?；叵?5年前和黎澍同志多次商談培養(yǎng)青年的計劃，他那種求才若渴、愛才如命的心情溢于言表，至今仍歷歷在目。

談到黎澍愛護青年，不能不想起當年的沈元事件。沈元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聰穎好學，很有才華。1957年被劃成右派，勒令退學。他在家中自學，寫了有關《急就篇》的文章，此文很多學者均甚贊賞。郭沫若見了此文，稱沈元為“神童”，黎澍將此文刊載于《歷史研究》，并將沈元調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希冀他日后成才。沈元到了近代史所，就得研究近代史，他寫了一篇《論洪秀全》，文章很長，擬在《歷史研究》刊登?！度嗣袢請蟆肪庉嫴靠吹酱宋纳鯙榉Q譽。要沈元縮寫該文，但仍長達萬余字，由《人民日報》整版刊載。沈元的事引起學術界的轟動，也招來了許多非議。沈元是摘帽右派，培養(yǎng)和重用沈元被認為是政治上的重大失誤，許多人寫信告狀，竊竊私語，黎澍同志因此遭到重大壓力。沈元本人的性格確有弱點，恃才傲物，盛氣凌人，但確有才學，且十分勤苦用功。有一次我去黎澍同志處，看到和聽到黎澍同志與沈元的一席談話，談及兩件事。一件是沈元和考古學家陳夢家發(fā)生爭執(zhí)，可能陳夢家寫文章引用了沈元的話而未注明出處，沈元大為不滿，指責陳夢家抄襲和剽竊，因而發(fā)生齟齬。黎澍對沈元說，陳夢家是考古界的前輩學者，是有貢獻、有聲望的專家，應該受到尊敬。如果他引用別人的話而未注出處，可能是一時疏忽，怎能武斷地指為抄襲和剽竊？這是極不負責的說法。另一件事是沈元在北京圖書館借閱書籍，因管理員取書延誤而發(fā)生口角。黎澍批評沈元說，管理員為我們服務，借還圖書，工作煩瑣辛勞，我們應該感謝和尊重他們，體諒他們工作中的困難。你憑什么向他們頤指氣使，橫加責難。他要求沈元向陳夢家和圖書管理員賠禮認錯。黎澍的話既嚴肅、坦直，嚴格要求沈元，又委婉說理，苦口婆心。沈元受到感動，他低頭沉吟良久，向黎澍同志懇切承認錯誤。我的親見親聞可以糾正外間所傳黎澍放任姑息沈元的說法。像沈元這樣一位既有才華又有缺點的青年，劃右派后被社會遺棄，失去了學習和工作的機會。黎澍同志錄用了他，幫助他加入史學研究的行列，不惜自己受人的誤解和指責。他的仁心慧眼、古道熱腸，實是令人敬佩。

后來在批判歷史學家劉節(jié)的歷史觀時，史學界拿不出什么像樣的文章?！稓v史研究》發(fā)表了署名張玉樓的文章，大家認為這篇文章寫得不錯，具有理論色彩，比較講道理。周揚同志還打電話詢問黎澍：“張玉樓是誰？”原來張玉樓就是沈元。他用本名發(fā)表了兩篇文章，引起眾多非議，此時只好改用筆名了。但此事仍引起了風波，此后，上級命令不許再刊載沈元的文章。黎澍同志為錄用沈元遭到沉重的壓力，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招降納叛”的罪狀?！拔幕蟾锩逼陂g，沈元遭受批斗，心懷不滿，竟化了裝想逃到外國大使館中避難，被我公安部門抓獲，開了公審大會。如何處理，交付北京市居民進行討論。第一次討論后，他獲寬大處理，未處死刑。可是不久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又第二次討論，結果被宣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沈元性情孤傲，思想上有缺點，但罪不至死，“文化大革命”后得到了平反。在當時，小小年紀的沈元到處受敵，四面楚歌，只有黎澍同志能頂住壓力，愛惜人才，希望引領沈元走上正道，成為有用之才?？蓢@的是一場浩劫，不僅黎澍同志愛才育人的苦心未能實現，就連沈元的性命也未能保住。“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同黎澍同志談到沈元時，他默默無言，目光中流露出痛心和惋惜之情。

1963年，上級從中國科學院和高等院校先后調集20多名歷史科學工作者，從事一項研究任務，我和許多朋友都在其內。我們這批人起先集中住在香山，黎澍同志是這個研究組的負責人，因此我有近半年的時間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他平易近人，對下級關心、熱情，經常到香山來看望我們，有時也住在香山，和我們一起生活，一起討論問題，一起散步聊天。他是一位極富愛心的長者。有一次，我搭他的汽車從城里開往香山，路上見到一位婦女，躺在地上呻吟，旁邊一個小孩在哭泣。我們的車子停下來，黎澍同志下車詢問。原來這位婦女帶著孩子往鄰村走親戚，在路上突然病倒。黎澍同志問明情況，急命司機將病人和孩子送往附近醫(yī)院，并設法通知病人的家屬。他將事情處理完畢，和我步行到汽車站，乘坐公共汽車前往香山參加會議。這是一件小事，卻也體現了他的急公好義和對病難者濟難扶危的精神。

熟悉黎澍同志的人無不稱道他崇高正直，有獨立見解而從不趨炎附勢?！拔幕蟾锩鼻?，在“左”的思想氛圍中，他自己承受著重大壓力，卻樂觀開朗，不改初衷?！拔幕蟾锩敝?，他遭受批判是必然的事，與他人被誣蔑為“東霸天，西霸天”，處境很困難，他仍不以為意，泰然處之。紅衛(wèi)兵要他寫揭發(fā)、檢舉材料，他總是實事求是地對待曾經共事的同志，甚至為他們申辯?！拔幕蟾锩遍_始以后，全國的學術刊物都停止出版了。后來，毛澤東主席提議復刊《歷史研究》，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第一個恢復出刊的學術性刊物。刊物本為中國科學院所辦，黎澍是主編，復刊后理所當然應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主辦（簡稱為“學部”）。但“四人幫”不肯放過這樣一個唯一公開出版的大型刊物。那時，實際主管教育部工作的遲群伸手爭奪《歷史研究》，當時，黎澍同志知道毛主席提議《歷史研究》復刊，也在草擬復刊計劃。他不畏懼“四人幫”的氣焰，敢于和他們爭奪這片學術陣地，結果還是被“四人幫”搶到手，由遲群負責《歷史研究》的復刊工作。遲群從高等院校調集了多名歷史系的教師，組織編輯部，搞評法批儒。開始是在西單教育部的招待所里，后來搬到前門飯店。我也被指名調去教育部。遲群在一次會議上宣布，要求編輯部人員保守工作秘密。一個學術性刊物，有什么工作秘密，真是奇談怪論！還要求大家不得和學部的人往來，特別是不得和黎澍、任繼愈接觸，遲群偷偷摸摸，簡直像搞特務工作那樣來辦學術刊物。不久，黎澍同志托人給我?guī)г?，希望我趕快離開那個“是非之地”。我自己也很不愿意在那里工作，就想辦法對工作拖拉磨蹭，又借口要完成前些日子外交部交給的一項重要研究任務，幾次要求脫離編輯部，回原單位工作。遲群等很不高興，認為我不識抬舉，同意我離開。我回校時心情愉快，如釋重負，立即打電話告訴黎澍同志，他在電話中為我祝賀，并打趣地說：“你終于逃脫了‘曹營’的磨難?！蔽胰ァ稓v史研究》編輯部臨時工作只有三個星期時間。

1975年，黎澍同志繼續(xù)擔任《歷史研究》主編?！八娜藥汀北环鬯橐院?，黎澍同志積極在學術界撥亂反正。有一次他跟我談話說：最近于光遠同志倡議民間組織研究會，以活躍學術空氣，消除“四人幫”的余毒。這一倡議很好。考慮到歷史學界的太平天國史研究較有基礎，人數較多，建議先成立一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以倡導風氣。民間組織學術研究會，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尚無先例，在黎澍、于光遠等同志的支持下，我和王慶成、郭毅生、馬汝珩、賈熟村等同志醞釀、準備，在1978年7月成立了北京太平天國史研究會，并請羅爾綱先生擔任顧問，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禮堂舉行成立大會，黎澍、于光遠參加了大會并講話。這是全國社會科學理論界最早成立的民間研究會，《光明日報》為此發(fā)表評論員文章。此后各種研究會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對開展百家爭鳴、促進學術研究起了積極作用。黎澍、于光遠等同志有首倡之功。

粉碎“四人幫”以后，黎澍同志為重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而發(fā)奮工作，他發(fā)表了許多理論文章，批判封建主義的殘余，討論歷史的創(chuàng)造問題，評論階級斗爭的理論，揭批“四人幫”，討論歷史的求真精神，等等。他在最后十年中，作品之豐碩、用力之勤奮、見解之深邃更勝于以前。一場重大的政治風暴過去之后，必有智者、勇者去反思、去探索，黎澍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自言：“文化大革命”使他“大徹大悟”，“使人感到有重新認識許多問題的重大必要性”。他探尋剛剛逝去的歷史的經驗教訓，而著眼的卻是國家的現代化。他能言人之不能言，敢言人之不敢言。他在開辟那混沌未知的領域，永遠前進而不肯止步。黎澍同志是一位睿智的學者、勇猛的斗士、不知疲倦的探索者。

注釋

[*]原載《黎澍十年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