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恩如父

王邦維（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

上午突然接到電話，羨林先生一個小時前在醫(yī)院逝世了。聽到這個消息，我一下驚呆了：這真是沒想到的事。再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是先生98歲的生日。大家都以為，不只是98歲，以先生的身體狀況，活到一百歲，估計也沒有什么問題，怎么會在這個時候就走了呢？最近一直沒能抽出時間去醫(yī)院看望先生，總還在想，7月底或8月初去，一并祝賀先生的生日，也來得及。我總以為還有時間，現(xiàn)在晚了。這是我的錯誤，一個現(xiàn)在看來不可原諒的錯誤。

第一次見到先生，是30年前，我那時從四川到北京大學念研究生，先生是我的導師。此前我沒有見過先生，實在地講，當時我的見識很有限，雖然報考時選了先生作導師，對先生的了解并不多。到北大后，跟隨先生學習，才知道先生是一位大學者，學問之大，遠遠超出我的想象。從1979到1982年，3年之間，我在先生的指導下，念了碩士研究生。然后留在研究所工作，跟先生在一個研究室。再后來，從1983到1987年，又繼續(xù)在先生的指導下，念了博士研究生，這中間一直跟先生在一個研究室，一個研究所，一個系。從學習、工作和生活上講，30年來，先生對我這樣一位駑鈍的學生的教導、關懷、扶助和獎掖，真是無法計量?，F(xiàn)在先生走了，我又到哪里去找這樣博識，這樣慈悲的老師呢？師恩如父，我無以回報。想到這里，真是悲從中來！

我的思緒有些亂。30年來先生給我的教誨，我跟先生的談話，還有過去讀過的先生的書，先生的文章，還有從80年代到90年代，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常常都在先生家里，幫先生處理一些事情后，先生讓我跟他一塊吃飯，那時先生家的老祖還在，那時還有師母，三位長者，都是一樣的和善，一樣的慈祥。這些往事，一時都想了起來，但不知道該從哪里講起。一般的話，大家都講過的話，似乎也不用我再多講。我只是想說，先生的很多地方，其實沒有被人完全理解。例如先生的學問，到底有多少人明白究竟呢？還有，在最近些年的一片輝煌之下，先生的心緒呢？

先生在學術上取得的成就，可以講的太多，很重要，但我覺得也許還不是最重要。我體會最深的，是先生愛這個國家，愛這個民族，愛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愛我們這些已經不年輕或者還年輕的學生。我想起先生曾經跟我講他留學的經歷，講他當年怎樣從德國回到中國，他在北大的經歷，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國的過去，中國的今天，中國過去幾十年的變化，他個人的經歷怎么跟國家的命運相聯(lián)系。他希望的總是，中國怎樣能夠強大，中國的學術和教育，怎樣能夠真正進入世界的前列。這些，大概是像先生這樣九十多年前一個貧苦人家出身的孩子，由于天分和個人的努力，以及一些機緣而最終成為一位大學的教授，一位學術上的大師，必然會想到的。我的印象，這些年一直住在醫(yī)院的先生，真正經常掛念的，其實還是這些。先生在最后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所關心的事情，也都還是這些。幾個月前，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向我打聽的主要還是外面世界學術新的動態(tài)，新的發(fā)展。本來計劃在這個月末去看他，正好告訴他一些新的消息，尤其是他多年來一直關心的西藏梵文貝葉經的研究，我們的幾位研究生最近在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績，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先生要是知道這些，一定會很高興，因為我了解先生，這與他自己幾十年來的學術研究工作密切相關?？墒乾F(xiàn)在一切都晚了，真讓我追悔莫及。

先生走了，先生不會再回來。我中心悲傷。只是突然又想起先生經常提到的陶淵明的一段詩句：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這一段詩，先生說，他一直很喜歡。先生自己，也常常吟詠。如果是這樣，先生也許走得是安心的。

（寫于2009年7月11日下午）

初見恩師

記憶中仍然清晰地留著17年前第一次見到先生時的印象。那是在秋天，到北大報到后不久，研究所的老師通知我們，季先生要召見我們四位研究生，段晴、任遠、老葛和我。在六院的一間辦公室里，先生坐在桌子的一端，我們四人分開坐在桌子的兩邊。先生穿一身藍色的中山裝，當時還并不太顯老。先生問了我們些一般的問題，大致是了解我們每人的情況，然后說：“你們先上梵文課，爭取把梵文學好。有時間，各方面的書，也可以找來看看?！毕壬穆曇艉芷胶汀?/p>

我的三位師兄妹當時想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可我當時的感覺是：怎么這么簡單？該讀什么書，先生為什么不給我們說具體一點呢？我記得，當談話結束，先生已經走出辦公室，我又趕緊跟上去，問先生：先生講到讀書，該讀什么書？可是先生仍然沒有給我一個明確的答復。我真有一點兒失望。

不過，我后來就漸漸明白了先生的話，簡單卻也并不簡單。

受業(yè)與解惑

先生為人，平易而可親。先生講話，話語簡單而樸實。17年來，聽先生講課，向先生請教問題，與先生一起作討論，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對我們提出的問題，先生有時作具體的回答，更多的時候則是啟發(fā)我們自己去思考。讀研究生，要做論文。選什么作論文題目，先生從來就是讓我們自己去考慮。一般的情形是，我們自己提出一個選題，先生并不先說行還是不行，只是問我們?yōu)槭裁匆x這樣的題目，如果真要做，打算怎么做。結果往往是我們的想法被否定。于是我們只得再動腦筋，再提出想法，當然也可能再被否定。在反復的被否定中間，我們終于變得比較地明白起來。最后，題目出來了，論文也出來了?！m然我們最后寫成的學位論文未必真正達到了先生的要求。

先生常給我們提到一位德國教授的話：“學外國語就像學游泳。只是站在游泳池邊講理論，一輩子也學不會游泳。我的方法，是只要有學生到我這里來，我立刻讓他下水去。只要他淹不死，游泳就學會了。”

這是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學外語如此，學習做研究工作其實也是一樣。

學習做研究工作，該怎么樣？先生講過一個故事。

一位德國很有名的醫(yī)學教授，他以嚴格著稱。一次考試，他進了教室，拿出一樣東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向學生發(fā)問：“這是什么？”學生看在眼里，覺得桌子上的東西是豬肝，但轉念又想：“教授的考試，怎么可能會這樣簡單呢？”學生不知所措，雖然覺得真像是豬肝，但始終不敢說是豬肝。到了最后，也沒能回答教授的問題。這時教授只好宣布：“這是豬肝?！睂W生此時似乎才明白了一點什么。教授問學生：“你大概已經認出這是豬肝，可是為什么不敢回答呢？看見是什么，就答是什么，這就是科學。事情不就是這樣簡單嗎？”先生說，這位教授要求學生的，其實是要樹立和堅持做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

我后來漸漸更明白多了一些，看見什么，就說什么，實在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但這條原則無論如何不能放棄。

關于做研究工作，先生還講過一個故事，也是德國教授考學生的事。

一次考試，也是這位教授，問學生一個問題：“你看我這衣服，是什么顏色？”學生有些猶豫。教授穿的是一件很舊，發(fā)黑的衣服。學生端詳了一陣，回答道：“教授先生，您的衣服，曾經是褐色，但現(xiàn)在已經變成了黑色?！苯淌诼犃?，大加贊賞，說這位學生回答得準確而全面。原來這位教授平時不注重穿著，他的衣服，已經穿了些年頭，舊而且臟，顏色已經變了，顯得發(fā)黑。

這也許只是故事。但從這個故事中，我得到的體會是，做研究工作，推理要細心，下結論要盡量準確，考慮問題則要全面。先生說，這點道理，說起來卑之無甚高論，但很實在。

十幾年來，我前前后后也寫過和發(fā)表了一些文章，甚至出版過幾種所謂的“專著”。如果說其中多少有點可取之處的話，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我做這些事時不大敢懈怠，盡量不粗心。先生講的故事和教導，我是受益者了。

1981年，我作碩士論文，其中一項任務，是對一些古代的刻本作?？薄９趴瘫局杏幸环N是藏在北京圖書館的《趙城金藏》。這是稀世的文物。研究所的耿老師為我跟北圖聯(lián)系，那邊答復，研究生不行，但如果像先生這樣的學者要看，那是可以的?？墒?，先生當時是研究所的所長，又是北大的副校長，還有其他許多兼職，工作極其繁忙，我怎么能勞動先生為我的事一起進城去北圖呢？但先生知道了這事，立即說：“那我們找個時間一起去吧。”

于是安排了一天，先生為此專門與我一起去了北圖。以下的一切都很順利。卷子從書庫調出來，我立刻開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邊，看著我作記錄。過了一陣，先生拿出早準備好的一摞《羅摩衍那》的清樣，讀自己的清樣。就這樣，整整半天的時間，先生一直陪著我，直到我校完錄完卷子。

離開北圖出來，在汽車里，我謝謝先生。先生只是說：“今天很好，這件事就算是功德圓滿了?！?/p>

在具體的事情上，先生給我的是最具體的幫助。

師道與尊師

1989年9月，我要去英國。去之前，我跟先生辭行。那也是一個秋天的下午，下著雨，先生家的房間顯得很暗，我的心情不好，先生的心情也很抑郁。我說我要走了，先生有什么要囑咐的嗎？先生說：“別的都沒什么，多保重。有機會到國外學習，是好事。國內的事情不知會怎么樣，如果好一些了，就回來。中國人，還是為中國做事好一些。”

在國外幾年的日子里，我沒有忘記先生的話。

1991年，我在德國的哥廷根。一天，我認識的一位從南京來的訪問學者告訴我，他的兒子從國內寄給他一分剪報，是先生寫的《重返哥廷根》。我趕緊要了來。出國以后，已經好久沒有讀到過先生新寫的文章，而且先生正好寫的是哥廷根。這分剪報，在哥廷根的一些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中傳閱。我們都被先生深情的文字感動了。

但我對先生在文章里講到的人和事更有一種特殊的感受。先生的文章里，最動人的，是寫他重返哥廷根時，與他分別了35年的恩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和太太相見的那一段。我每天去的研究所，當年就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在主持。研究所現(xiàn)在的房子，原本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私人的住宅，他們夫妻在生前捐獻給了研究所。遺憾的是，我到哥廷根時，已經沒有機會見到他們，他們已先后去世了。不過，在研究所底樓的走廊里，依照德國大學或研究所的規(guī)矩，掛著曾經在研究所工作過，又在學術上作出過重大貢獻的幾位教授的肖像。他們無一不是當時德國、歐洲乃至世界印度學領域內的第一流的學者。其中年代最近的一位，就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

當年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對先生的誘掖教導之恩，先生耄耋之年依然念念不忘。先生尊師，愛師，不是又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嗎？

此后，每當我在研究所，凝視這些學術前輩，包括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肖像時，我不禁更加肅然起敬。

傳道，受業(yè)，解惑。先生敬愛他的老師，我也敬愛先生。

（寫于1996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