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é de Flore —— 花神

如果說Le Procope是巴黎文藝咖啡館的鼻祖，如果說羅東德開了蒙巴納斯咖啡館的先河，那么，花神咖啡館則是圣日耳曼德培大街（Saint-Germain-des-Prés）上咖啡館的元老。它開張于1885年，一說1887年。因為那里有一座頗有名氣的小雕塑，芳名花神，老板遂以此命名了他的店鋪。

德·古爾蒙

于斯曼

開始的時候，生意日復一日，平靜無奇。自從法國小說家、文藝評論家、現(xiàn)代派的先鋒于斯曼（J．K．Huysmans，1848—1907）和詩人、象征主義的旗手德·古爾蒙（Remy de Gourmont，1858—1915）光顧，這一朵路邊的小花果然變成了花神。他二位原是卡隆咖啡館（Caron）的主顧，卡隆關張后，他們選擇了花神。漸漸地，花神發(fā)展為許多文藝界人士的聚會之地。于是，灰姑娘出挑成騷人墨客的公主。

于斯曼是著名的小說家，1903至1907年曾任龔古爾學院第一屆主席。

古爾蒙何許人？才高八斗、才氣橫溢之士也。他一生跨好幾個領域：記者、詩人、小說家、劇作家、雜文家和文藝評論家。現(xiàn)在，中國知道他的人不多了，但當年，特別是“五四”之后，他在中國還是頗有名氣的。那時，他的詩名最被國人看重，連周作人都翻譯過他的詩，譯的是《死葉》。不過，拿今天的眼光來看，或許他的雜文和評論更有味道。他曾寫道：“世上有個人，我們對他永遠做不到完全的真誠，他就是我們自己?！睋?jù)他的觀察，“利他主義者就是一個通情達理的利己主義者。”他特別看重語言的作用，說：“當一個國家的人民不敢再捍衛(wèi)自己的語言時，當奴隸的條件也就成熟了?！彼蛘f過錯話而被開除公職，所以他對于言論自由有如下的感觸：“可能，除了沉默之外，我們沒有其他更可靠的辦法來表達我們的想法了?！?/p>

《亞馬遜信札》

古爾蒙每天晚上6點鐘來到花神。天天的程序差不多都是一樣的：服務員給他送上當天的報紙，他便有板有眼地讀起來。他從來不喝苦艾酒，因為不喜歡那種怪味。他通常點一款苦味飲料，一邊喝，一邊就寫起文章來。雜文集《結束語》（épilogues）的大部分篇章和《亞馬遜信札》（Lettres à l’Amazone）的部分文字都是在這家咖啡館的小桌上寫成的。

在花神咖啡館的顧客中，最為當下的中國人熟知的當然是哲學家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和他的終生情人、女權主義者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了。

薩特這樣記述他在花神的日子：“我們每天上午9點來，一直工作到12點。然后出去吃飯，下午2點再回來，和一些朋友聊天，直到晚上8點。晚飯之后，就在這里接待約好的客人。這可能讓你覺得奇怪吧，但是，我們在花神的感覺就像在家里一樣。”

薩特和波伏娃

再聽聽波伏娃的描述吧：“特別是在冬天，我總是盡量一開門就到，以便占據(jù)最好的位子，即靠近爐子煙筒的地方，因為這個位子最暖和。我很喜歡廳內(nèi)還空空蕩蕩的時刻?！?/p>

他倆以花神為家，可是人家老板 Paul Boubal 并不那么待見他們。Boubal開始根本不知道薩特是何方神圣。Boubal 的回憶生動而有趣：“1942年的時候，一位先生來了。店一開門，人就到了，一口氣待到中午。下午再來，直到關門。他經(jīng)常和一個女的一塊兒來。在樓下，他們倆常常分桌而坐，但總是在同一個角落里。很長時間，我不知道他是誰。下午，他們則登上二樓的大廳。我們總是看到他們帶來一大摞文件，然后，就在紙上寫寫畫畫，一張接一張，沒完沒了…… 薩特是我最壞的顧客了！他只點一份飲料，就能磨蹭好幾個小時，在紙上涂涂寫寫……”

薩特是存在主義哲學（extentialisme）的創(chuàng)始人。簡單地說，它自稱是一種以人為中心、尊重人的個性和自由的哲學。本人年輕時候，學到了薩特說過的一句名言：l’homme est condamné à être libre。這句話深刻而俏皮。為什么說它俏皮呢？因為薩特使用了condamné 這個字。它的意思是“被判了刑”。被判了什么刑呢？被判了有自由權利的刑。所以這句話，翻譯成中文，應該是：人是注定要自由的。好啊，誰不想自由呢？真是說到人們的心坎里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除開社會主義陣營，存在主義在西方盛行一時。許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以談論存在主義為時髦。

薩特

花神咖啡館于是被認為是存在主義的搖籃。沒有人出來肯定，也沒有人出來否定。既然沒有人否定，這樣說也就不算離譜了。

于是，慕名或者真想向薩特討教的人，紛至沓來，其中有許多美國人，也有穿著花格襯衫的青年，還有到圣日耳曼來逛街的人?；ㄉ癯闪舜嬖谥髁x者的朝圣地。太喧囂了，于是，存在主義的祖師爺招架不住了，逃走了?；ㄉ癖緛硎撬谋茱L港，現(xiàn)在，這里風高浪急，干脆三十六計……

Boubal 老板不能算是一個很有見識的人。當年他暗暗抱怨薩特消費少而占據(jù)位子的時間長，現(xiàn)在知道了吧？人家薩特給你招徠了多少顧客??！

花神為顧客準備的留言卡片

作者采訪花神咖啡館時兩位經(jīng)理的簽字

客觀上，第一位把花神和文藝掛起鉤來的是詩人阿波利內(nèi)爾（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雖然他主觀上可能沒有想到這一點。本文開頭說過，花神原本是個平靜無奇的店鋪，可這正是阿波利內(nèi)爾看中它的地方。當時，阿氏和他的伙伴們創(chuàng)立了一本雜志，取名“巴黎晚會”，他們覺得在花神更少受干擾，所以就把此處當成了雜志的編輯部，阿氏在此也設立了他的辦公室。

阿波利內(nèi)爾才華橫溢，除了詩歌，他還寫小說和戲劇。其劇本《蒂雷西亞的乳房》被視為超現(xiàn)實主義的開山之作。他文品好，人品也好，為人處事，義字當頭。他曾是畢加索的好友。畢加索曾買過一個叫作皮耶雷的小偷從羅浮宮盜取的文物，阿波利內(nèi)爾也在場。后來，這個小偷帶著另一件從羅浮宮偷來的雕塑，來到一家報社，明說“這是我從羅浮宮偷來的”。他想以此嘲笑羅浮宮保安的低能。消息登出，阿波利內(nèi)爾大驚，跑到畢加索那里通報。二人商議對策后，決定將非法買來的文物棄入塞納河，以此方式消除證據(jù)。因人多，未成。阿氏便將贓物送給一家報館，請他們不要透露他的名字，然后把贓物歸還羅浮宮了事。誰知報館食言，報道了此事，阿波利內(nèi)爾被捕。在審訊室，阿波利內(nèi)爾本期望畢加索實話實說，可是，畢加索卻一口咬定不認識他。二人皆大哭不止，以致審訊無法繼續(xù)。十天以后，警方找到了更明確的線索，從而推翻了對阿波利內(nèi)爾的懷疑，將他釋放了。從此他和畢加索絕了交。阿波利內(nèi)爾于1918年得了流感，不治身亡，年僅38歲。1929年，即在他逝世11年之后，畢加索為他立了一方墓碑，顯然是表示懺悔和懷念。幾十年后，《巴黎新聞》記者采訪畢加索，提到當年羅浮宮一案，畢加索直言道，對自己那一次的表現(xiàn)感到羞恥。

阿波利內(nèi)爾

畢加索也是花神的?？停皇莵砉ぷ?，而是出來走走或者會友的。他都是晚上來，白天在自己的畫室工作。他一到，服務員就殷勤地給他脫大衣，老板 Boubal 趕來給他點煙，畢加索也不忘向收款臺上的老板娘打個招呼。坐下，點一小瓶埃維昂礦泉水（Evian，現(xiàn)在被莫名其妙地譯作“依云”），常常不喝，表示個意思而已。他和他的西班牙朋友聊天，海闊天空，甚至對廳內(nèi)不正面看他的客人評頭品足一番，然后盡興而歸。

阿波利內(nèi)爾的三部詩集

阿爾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是個怪才，可能和他的精神病有關。他是詩人和演員，研究戲劇理論，是法國反戲劇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1937年以后，他患了精神分裂癥，直至病故。當他從 Rodez 精神病院出來的時候，他喜歡到花神來。有時候，他會跳到桌子上，當眾朗誦一首黃色詩，令眾人尷尬。他寫了一首詩，題目是“夜”，開頭是這樣寫的：

飛機從陰溝里經(jīng)過，

雨飛上了月亮；

大街上有一扇開著的窗，

它向我們展露出一個女人，

全身脫光光。

花神咖啡館菜單

到了20世紀60年代，光顧花神的藝術群體出現(xiàn)了變化：電影界的人“入侵”了。先說導演吧。美國導演洛塞（Joseph Losey）1909年生于美國的威斯康星，1984年逝于倫敦。他是一個左派知識分子，因此，20世紀50年代他受到了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上了好萊塢的黑名單，不得不出走歐洲，以老大陸為家了。洛塞與英國劇作家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合作了三部影片：《仆人》（The Servant，1963）、《車禍》（Accident，1967）和《幽情密使》（The Go-Between，1971）。影片在歐美的藝術影院都獲得了好評?！镀腿恕帆@得了三項英國電影學院獎（BAFTA），《車禍》獲得了1967年戛納電影節(jié)評委會特別獎，《幽情密使》獲得了1971年戛納電影節(jié)金棕櫚大獎。每一部的電影基本都探究了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性、性別、階級等社會問題。那個時候，中國的電影愛好者聽到他的名字，可以說是如雷貫耳的。當時有一種說法，洛塞是西方四大導演之一，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xiàn)在，書寫此文提及此事時，我后悔沒有記住這一說法的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