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喧嘩的愛

一

“你是哪里人？”

每次我開口說話，就有陌生人好奇地問道。這個問題讓我難以啟齒。

我調(diào)慢自己講話的速度說：“我是來自日本的?！?/p>

他們恍然大悟，然后補充說：“漢語講得很好?。≈皇怯X得你口音不太像本地人而已。”類似這樣的對話不知重復了多少回，雖然我早已習慣，但心中總是有一絲無奈感。

事實上，我是在中國“留學”的中國人。

這天下午，我坐校車到達醫(yī)院，跟著同學來到耳鼻喉科室。診室里，男女老幼的患者進進出出，我穿上白大褂，站在醫(yī)生旁邊，看他們與患者們交流，基本以視觸診為主。

我開始心神恍惚—這場景讓我想起21年前，在媽媽懷里極配合醫(yī)生檢查的我。

醫(yī)生的頭上戴著圓形的反面鏡，他靠近我的臉，發(fā)現(xiàn)光線不好，把側(cè)面的黃色燈光靠近我，光線刺眼，我縮身瞇起眼睛。燈光聚焦到我耳朵上，醫(yī)生將他頭上的反面鏡調(diào)整到最佳角度，從我的耳輪到耳洞，一一檢查。

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大醫(yī)院都很少有聽力檢查的設備，如腦干誘發(fā)電位等，更何況縣城的小醫(yī)院，醫(yī)生只能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測試我的聽力。

檢查了一段時間后，醫(yī)生撓著頭喃喃自語，我看見爸爸媽媽一臉絕望。

同學們進入門診室，我回過神，意識到小組見習的交換時間到了。

我接著來到聽力室，發(fā)現(xiàn)聽力室對面，門口寫著“人工耳蝸調(diào)機室”，我又開始恍惚，這種環(huán)境實在是熟悉。

狹窄的聽力室里，擠滿了大學生和護士，還有一位小患者。我們一群醫(yī)學生隔著玻璃窗觀察護士如何操作。

被測的小孩戴上耳機，手里握著小按鈕，靦腆而緊張地接受聽力測試。

測試的步驟很簡單，聽到聲音按下按鈕即可。護士坐在電腦前操作，電腦屏幕上出現(xiàn)了一條折線。小患者折線的位置，比我小時候看過的自己的折線還要高。

我好奇地問護士，聽力多少分貝算是正常？護士說，正常聽力一般都是在25分貝及以下，這位孩子在20分貝前后，是比較正常的。

根據(jù)世界衛(wèi)生組織耳聾分級標準：正常聽力是在25分貝及以下；輕度耳聾是26～40分貝；中度耳聾是41～55分貝；中重度耳聾是56～70分貝；重度耳聾是71～90分貝，也就是說聽力測試時分貝數(shù)越大，折線的位置越低，聽力越差。

我突然意識到，生活這么多年，做了那么多次聽力測試，還不知道自己的聽力是多少分貝。

晚上問爸媽，我才知道，自己當時左右耳的聽力都是102分貝。

耳聾是什么樣的感覺呢？40分貝左右的傳導性耳聾相當于把無名指伸進外耳道，堵死，外界的聲音明顯聽不清了，如果仔細聽，還有那么一點兒“轟隆隆”的噪聲—這是人體內(nèi)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動時發(fā)出的聲音。

60分貝的聾人，相當于站在電話座機旁，卻聽不到鈴聲響。

100多分貝，則是你閉上眼睛后，會感到除了自己，仿佛世界上毫無生命存在，任何聲音都是多余的。

二

我的父母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奶奶是一名小學校長，父親作為家里的大兒子，奶奶對他要求很嚴格。父親從小成績優(yōu)異，跳了很多級，十九歲時，父親已從重點大學電子系畢業(yè)，此后去一所大學當了教授。

我母親是家中的二女兒。當年，外公和外婆認為讀書是多余的事情，更希望孩子們多分擔家務，去田里做農(nóng)活兒。母親一放學就要幫家里做農(nóng)活兒，直做到晚上，才有自己的時間去學習。

母親堅持認為讀書才是真正的出路。她偷偷看書被外婆發(fā)現(xiàn)，總挨打，但母親性格執(zhí)拗，最終考上了大學。

母親所上的正是父親任教的大學。母親向我簡單地介紹了當年的情況：年輕的父親教書之余，還擔任班主任，我母親則在另外一個班。母親回憶道，當時大家的印象中，父親的性格非常古怪—戴著笨拙的黑框眼鏡，總一個人抱著書吃飯，不愛和人交流，但精通各種知識。只是大家怎么都沒想到，少言寡語的父親竟然會給我母親寫了一封情書，還委托我母親的班主任遞給她。他們走到了一起。

母親畢業(yè)后在銀行工作，父親則離開大學去了國家電網(wǎng)，同時還和朋友合伙開了個電腦公司。工作幾年后，經(jīng)濟上安頓下來，他們打算生孩子。

那個孩子就是我。

在縣城的一家醫(yī)院里，母親正承受著她有生以來最難以承受的疼痛，因為我就要出生了。

也許是我太頑皮，預產(chǎn)期我還在她的肚子里大鬧天宮。聽母親說，每隔幾分鐘她就會感受到一次激烈的陣痛。來看望我母親的朋友們把兒童節(jié)的禮物送過來，以盼望我的到來。可兒童節(jié)過后，我依然頑固地待在她的肚子里不肯出來，母親已經(jīng)筋疲力盡了。

幾天后的凌晨時分，我終于來到了人間。

在產(chǎn)房門外等待多時的爸爸，激動得熱淚盈眶。我生下來后，和其他孩子不一樣，我總是笑，不愛哭。大家都喜歡逗我玩，開玩笑說你家女兒真好養(yǎng)。

有一次，表姐表哥帶我去公園玩兒，想拍張照。我總是天真爛漫地一臉笑意，母親突然想到個點子，拍張“哭”的照片吧。

拍照時，前方有一臺相機，周圍的大人們看著我。趁我不注意，媽媽狠狠地拍我屁股。也許是因為受到驚嚇，我表情漸漸僵硬，最后終于大哭起來，大人們都哈哈大笑。幾年后，親戚們還笑著說，那張記錄那一瞬間的照片非常難得。

媽媽說，那時候她過的正是理想中的生活，她非常幸福。

三

我一歲那年，媽媽的幸福生活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剛出生的我很少哭，是個安安靜靜的嬰兒。有一次，我突然發(fā)起高燒，燒到40多攝氏度，哭鬧很嚴重，爸媽都嚇壞了，趕緊把我抱到附近的門診部，打了慶大霉素。

幾天后，高燒總算是退了。接下來的日子，一切都顯得那么正常，我依然還是愛笑的乖女孩，看起來沒有什么不對勁的地方。

1997年，為了慶祝香港回歸，家里招待親戚一起歡騰。當時我被舅舅們抱得高高的，我哈哈大笑。

隨后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我走路不太穩(wěn)，慢慢走到鞭炮源頭旁邊，大人們正要點火，才發(fā)現(xiàn)我離他們太近了。有人趕緊跑過來嘗試捂住我的小耳朵，怕我被響亮的鞭炮聲驚嚇到；但響聲已起，還是沒來得及捂住我的耳朵。

大家都認為我會大哭，但我沒有，還是一副無動于衷的樣子，眼睛好奇地盯著未滅的火花。

我對鞭炮聲毫無反應，這讓爸媽開始覺得不對勁，決定帶我到醫(yī)院。在醫(yī)院里，為了確認我的聽力是否有問題，醫(yī)生在我的背后拼命地搖鈴鐺，在我耳邊使勁地拍巴掌，可我依舊是自顧自地盯著前方，毫不理會。

世界好像睡著了一樣寂靜。不管是誰喊我，聲音再大，都沒有作用，我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人們的嘴巴在空氣中動來動去。幼年的我還不知道，原來人們是通過聲音交流的。

醫(yī)生說我聽力很差，病情非常嚴重。媽媽聽了后，覺得整個世界要塌了。

長大后，父母說起小時候帶我求醫(yī)問藥的艱辛事。他們到處借錢、尋醫(yī)問藥，親戚們幫我打聽能治好耳朵的醫(yī)生。爸媽帶我去了福州、北京、上海、大連、哈爾濱，拜訪了一遍人們口中說的最好的醫(yī)生。然而，所有為我看診的醫(yī)生都說我的耳朵無藥可救。有的醫(yī)生無奈地看著我爸媽說，還是找其他更好的醫(yī)生吧，我們這邊解決不了，便把診斷單丟給他們；有的醫(yī)生會隨便開個藥，叫我們趕緊拿藥離開。

有一次，媽媽帶我去大連看病。當時正值寒冷的冬天，媽媽披著大衣，把厚毯子一層一層地圍在我身上。她緊緊抱著我，走在大雪飄落的路上。大雪擋住了視線，她不小心地在雪地上摔了一跤，被厚毯子裹著的我在雪路上滑了好幾米。

媽媽著急地站起來，跑過來看看我有沒有受傷?？粗乙廊凰煤芟?，抱頭大哭：“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

父母抱著最后一絲希望，來到北京的一家大醫(yī)院。

經(jīng)過精密檢查，醫(yī)生寫了個權(quán)威的診斷書—神經(jīng)傳導性耳聾，雙耳重度耳聾。爸媽依舊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實，半天才鼓起勇氣問：“孩子的耳朵還有治好的希望嗎？”

那位醫(yī)生耐心而誠懇地說：“目前來說，國內(nèi)最好的醫(yī)生也解決不了耳聾。近年來國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但那個是第一次成功的，總體來說成功率還是非常非常低。她以后只能上聾啞學校了，讓她學手語吧。我們真的救不了你們。”

醫(yī)生的話好像一把無情的劍刺中爸媽的心，他們來不及思考就痛徹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