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世界和女性文學
——致張抗抗信

吳黛英

抗抗同志：

你好！最近，我有幸看到了你在西柏林舉行的婦女文學討論會上的發(fā)言稿，很受啟發(fā)，也感到意外地高興。因為近年來我一直對婦女文學問題很感興趣，也寫過一兩篇有關這方面的十分幼稚膚淺的文章。而你的這個發(fā)言，盡管明確表示不甚贊同婦女文學這個提法，但字里行間卻表現(xiàn)出強烈的女性意識，可以說是近年來我國女作家就婦女文學問題發(fā)表自己比較全面而系統(tǒng)看法的第一個。這個發(fā)言，對我來說，無疑是一份極為寶貴的研究資料。

可能因為作家與批評者觀察生活和思考問題的出發(fā)點常常不盡相同，對于你發(fā)言中的某些看法，我不敢茍同，但也未必能提出正確的、有說服力的論點和論據(jù)。我只是想，憑借《文藝評論》提供的這塊爭鳴園地，就這些問題，大膽、坦率地與你這位已經(jīng)譽滿國內外的作家進行一番討論，意在通過這次討論，能把對婦女文學的認識引向深入。

你在發(fā)言一開始就對婦女文學的提法表示了疑義，這是有道理的。因為，至今為止，國內外流行的婦女文學這一概念，其外延和內涵一直比較模糊。不過，總的來說，大致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廣義的泛指一切描寫婦女生活的文學作品（也包括男作家的此類作品）。如我國近年來有一個新創(chuàng)辦的雜志《女子文學》，其宗旨就是“女子寫，寫女子”（也發(fā)表男作家作品），可以視作廣義的婦女文學。而狹義的一般指女作家的作品，有的定得更為嚴格，限定只有由女作家創(chuàng)作的，描寫婦女生活，并能體現(xiàn)出鮮明的女性風格的文學作品方能歸入婦女文學。這幾種分法是從不同角度和層次劃分的，各有道理。我個人贊同狹義的概念，并認為，與其用“婦女文學”這一提法，不如改用“女性文學”（這一概念如是從國外引進，翻譯時似應為“女性文學”更妥）。雖然僅是一字之差，但側重點不同，后者更突出了性別特征。我可能在這方面太狹隘了，過于執(zhí)著于兩性間的差別而忽視了它們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但我以為，既然稱之為“女性文學”，就應有較為嚴格的規(guī)定，它是相對于“男性文學”而言的（國內外也已有此提法，并已有所研究），應是能體現(xiàn)出鮮明女性特征的文學作品。當然，我不否認，作為人類的兩種不同性別的群體，確有許多可以相通甚至完全相同的地方，否則就不能共稱為“人”，但他們之間又確確實實存在著某種差異（包括生理、心理及由此派生的）。隨著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和人類對自身認識能力的日益提高，各國對兩性間差異的研究也更加深入。生理學、心理學等學科的分類已很細，其中也包括按性別分類的學科，如婦女心理學等。男女兩性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某些不同，必然導致他們在感知世界、認識世界以及改造世界能力諸方面的差異，并由此派生出諸如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別。這一點，目前已為公眾所接受，因為生活實踐和科學研究已提供了這方面的有力證據(jù)。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我曾翻閱了有關科研資料，并借助于自身作為女性的感受體驗，試圖從女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尋找和探究“女性文學”的若干特征。（見《文藝評論》1985年4期）盡管這種研究顯得粗淺狹隘，甚至被某些人視為毫無價值，但畢竟對兩性間的生理、心理差異如何投影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這個問題作了初步探討。令人欣喜的是，在評論界，已有人開始對此注意，也有了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知音。估計在不久的將來，對女性文學的討論和研究將會日漸深入。

另外，從文學作品的分類來看，自古以來，就有多種分法。除了按體裁、題材、藝術形式等對文學作品進行基本分類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分法，如按縱的時間年代和歷史時期劃分的（像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或按橫的空間地域分的（如歐洲文學、亞洲文學、中國文學……）。到了現(xiàn)代，伴隨著新的藝術形式的層出不窮和文學研究的深入，對文學作品的分類也越來越細。僅新時期文學，人們就可以從各個角度加以劃分如所謂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知青文學等，是從題材角度分的；鄉(xiāng)土文學和現(xiàn)代文學，是從表現(xiàn)手法角度劃分的；海洋文學、森林文學、草原文學等，則是從作品所著力表現(xiàn)出來的自然環(huán)境特色來界定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劃分都未必十分科學、合理，但經(jīng)過社會的約定俗成，也都已被接受。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越來越細的、多層次、多角度的交叉分類，我們對文學的研究也更加深廣，并趨于立體化，同時也更加有利于我們對新時期文學作總體的宏觀把握。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男性文學和女性文學也不失為一種按作者性別（更準確地說是按作品表現(xiàn)出來的性別意識和性別特征）來對文學作品加以區(qū)分的分類法。所以，從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一九二九年的一次演說中提出要創(chuàng)造一種女性的文風以來，盡管有不少人從這樣那樣的角度加以反對，但女性文學的提法卻已被普遍接受。這次西柏林召開的婦女文學討論會就是一個有力例證。

你在發(fā)言中還肯定地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森林中尚未長出婦女文學這棵大樹，并以諶容等作家及你自己的創(chuàng)作為例，加以證明。我不否認，在建國之后直至一九七六年，這二十多年間，確實未形成女性的文學盛況。但進入新時期以來，由于大批女作家的崛起，女性文學雖然尚未長成參天大樹，但也已枝葉豐茂，正在走向繁榮了。絕大多數(shù)女作家都從自身體驗出發(fā)，創(chuàng)作出了大量反映婦女生活、探索婦女命運的作品（這是廣大讀者有目共睹的，不必一一列舉了）。其中，也不乏“在千百萬婦女中引起轟然回響的作品”，如張潔的中篇《方舟》和航鷹的中篇《東方女性》，都曾在廣大女讀者中引起過強烈反響甚至心靈的震撼，盡管這兩位作家的婦女觀并不相同。

即使在你認為并非反映婦女問題的作品中，我也十分容易地感受到了滲透其間的女性意識和作家有意無意地表現(xiàn)出來的婦女切身問題。諶容《人到中年》的主題，并不像你所總結的那樣單純，僅僅是反映了中國中年知識分子的苦惱，這篇作品之所以引起社會的轟動，在于其蘊含的豐富的社會、歷史的信息以及成功的藝術典型。我們且不談它反映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和各種社會矛盾，寫出了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在陸文婷身上的積淀和投影，僅就陸文婷因過分勞累猝然倒下這種事本身，就可看到我國當代知識婦女普遍面臨的家庭和事業(yè)的尖銳矛盾。另外，全篇所刻意描寫的陸文婷在病重期間的心理感受和情緒變化，是那樣細膩、優(yōu)美、柔和、深摯，這些，都表現(xiàn)出鮮明的女性特點。

至于你的中篇《北極光》，盡管你以為它不屬于婦女文學之列，而寫的是我們這代人對生活的態(tài)度，并以許多男讀者的積極反響為例。實際上，古往今來，幾乎沒有過單為女讀者或男讀者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正如你在發(fā)言中所說的，婦女文學也決不單單是給女性看的。大凡優(yōu)秀作品，由于蘊含的信息量比較豐富，可以給人以多種感受和啟示。魯迅評《紅樓夢》的一段話想來你也一定很熟悉（恕不轉引），他的意思是說，不同的讀者以不同的角度去讀《紅樓夢》，會獲得不同的感受。你的《北極光》寫得內涵較深，且有一定的象征寓意，使作品超越了一般小說的情節(jié)模式，而獲得了對人生的探索這一更高層次的意義，這就使正在從各個方面探索人生的青年都能產(chǎn)生較為強烈的共鳴。但芩芩的追求又顯然帶有她自身鮮明而又強烈的女性特點。打個不恰當?shù)谋扔?，她的追求是安娜式的，而不是列文式的。（他們的追求代表了男女兩性在不同方向上的對人生的探索。托爾斯泰的原意可能也在此。）因此，你的《北極光》曾不止一次地被我作為新時期“女性文學”的代表作品之一加以分析和研究。

在發(fā)言中，你還探究了自己所以對婦女文學不甚注意的原因。你認為，這個世界上男人和女人面臨著共同的生存和精神危機，特別是十年內亂時對“人”的問題的思考，幾乎吸引了你的全部注意力，所以你一直無暇顧及婦女命運問題。你有一條條看起來似乎很有說服力的道理：“當人與人之間都沒有起碼的平等關系時，還有什么男人與女人的平等？”而我的看法正與你相反。我認為，婦女解放是人類解放事業(y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它往往成為社會解放的某種先導，如考察各國婦女運動史，這類例子比比皆是，恕不贅述。究其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女性較之于男性，受壓迫更深，而且在兩性之間，自夫權制以來，女性一直受到男性的奴役。這并非我的杜撰，而是許多社會學家包括馬克思主義者早已證實了的。從時間順序和因果、邏輯關系上看，婦女解放是人類解放的前提（同樣，男女平等也是實現(xiàn)人與人平等的前提），而不是它的后果。只有當婦女首先解放了，隨之，作為婦女統(tǒng)治者和壓迫者的男性也最后解除了來自異性的反抗威脅，獲得自身的解放（盡管兩性的“解放”含義不盡相同），因此，沒有婦女的解放，人類的解放只是一句空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傅立葉首先提出了“婦女權利的擴大是一切社會進步的基本原則”這一論斷，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和贊許。

我想，如果你想通了這個道理，就會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女性作家對我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責任，從而自覺地為婦女利益而斗爭。令我感到高興的是，你在發(fā)言最后部分突出地強調了作為婦女代言人的女作家的職責，并明確指出“婦女文學的真正責任在于提高婦女”。這就有力地證明，盡管你聲稱自己不怎么關心婦女命運，實際上，你始終沒有拋開你的女性意識，而且并非對婦女命運漠不關心。不過，你的關心，不像別的作家，更多地體現(xiàn)在同情和理解上，而主要表現(xiàn)為對相當多的同性自我輕視的焦慮甚至不滿，頗有點“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意思。

確實，現(xiàn)在是到了中國女性正確地認識自己，了解自身所具有的種種長處和弱點，以使自己進一步從形形色色的束縛中（包括外在的和內在的），解放出來的時候了。你的見解是深刻的，你的焦慮與不滿甚至要比同情、撫慰更有價值，這對我很有啟發(fā)。以前，我一直較多地從外部去探討婦女受歧視受壓迫的宏觀原因，而較少從內部挖掘其主觀因素，甚至由于自身的狹隘和偏愛對女性的某些弱點作了較多的美化，這對讀者實際是有害無益的。在實際生活中，也是如此，當遇到種種因性別造成的不利條件時，我就常常怨天尤人，一味譴責社會和他人，實際上這也是弱者意識的表現(xiàn)。這種積淀在心理深層的潛在的弱者意識，在大多數(shù)婦女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們這一代女性有責任在提高自己的同時，也去努力提高廣大婦女群眾。我作為你的一名忠實讀者（有時也是一個頗為挑剔的批評者），迫切地期待著你能早日寫出這一類作品來。

這封信本應到此打住，但看了你發(fā)言結尾的并非題外話，又忽發(fā)聯(lián)想，很希望與你共同探討，故又添了這條蛇足。你對中國七十年代社會上出現(xiàn)的女人“男性化”現(xiàn)象持激烈的反對意見，這我很贊同。但我以為這只不過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人為造成的，如果生活迫使我們不得不向“男性化”發(fā)展時，我們又該怎么辦？這是我近年來一直頗感苦惱的理論問題，同時又是一個實踐問題?，F(xiàn)代社會劇烈的競爭（包括知識、能力、體力等方面，并非指經(jīng)濟意義上的），往往使我們不知不覺地在某些方面日益男性化起來，譬如進取、好勝、強悍等原本屬于男性的一些性格特征已在越來越多的女子身上體現(xiàn)出來。張辛欣是女作家中比較早意識到這一點的，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過自己的矛盾心理，“作為一個女性分析自己，我深知自己的軟弱和渴望依靠的天性。但是，在社會生活中，你必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斷往前走”。她的中篇小說《在同一地平線上》比較鮮明地體現(xiàn)了這種思想，作品女主人公在家庭與事業(yè)發(fā)生尖銳矛盾時毅然選擇了后者而舍棄了前者，這種選擇完全可以視為是男子式的。

對于這種社會現(xiàn)象到底怎么看？評論界有不同見解。有人認為，這是歷史的進步，是婦女解放和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也有人把它看作是西方女權運動的末路，是一種違反天性的畸形的病態(tài)。我以為，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只是暫時的，它是一種對婦女壓迫的矯枉過正，是在恢復女性本來面目過程中的必經(jīng)階段。值得注意的是，東西方在當代都出現(xiàn)了這一類社會現(xiàn)象。在西方，受過教育的中產(chǎn)階級婦女也大多面臨這樣抉擇——要么成為家庭主婦、消費的奴仆，要么同時擔當起兩項工作的重擔。西方社會把后一種既操持家務又有職業(yè)的婦女叫作“超級婦女”，在這類“超級婦女”身上，也出現(xiàn)了某些類似男子的性格特點。這種相似現(xiàn)象表明，東西方的婦女解放運動出現(xiàn)了同步前進的某些跡象，它對于考察婦女解放運動的發(fā)展趨向和某些規(guī)律提供了依據(jù)。從這一現(xiàn)象，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通過這種英雄式的抗爭，女性才能爭得與男性真正平等的地位，而后，才有可能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恢復女性的本來面目（即所謂女子的天性）。我以前曾把這種男性化看作是現(xiàn)代社會對女性的異化，現(xiàn)在我仍持這種看法，不過更深了一層。我以為，這種異化比起尚束縛在家庭中，處于人身依附狀態(tài)的家庭奴仆式的異化，是不同形態(tài)，甚至是不同性質的異化。前者比起后者來，又高了一個層次，升了一個階段，即使仍是異化，畢竟距離人性的復歸更近了一步。因此，這種男性化很可能是婦女解放過程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這個結論真有點聳人聽聞，可能難以為人接受，但生活自有它鋼鐵般的邏輯。

從發(fā)言的結束語，我看到，我們倆的看法又達到了一致，你憑藝術家的直覺也已意識到了這一點，并毫不猶豫地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以我們的優(yōu)勢去戰(zhàn)勝和改變劣勢。這一選擇，充分顯示出一位強者對生活的自信。

拉拉雜雜寫了許多，文筆枯澀又多說教，大有裹腳布之味。只因對此問題十分關注，所以不憚淺陋，冒昧請教。抱歉。

祝

筆?。?/p>

吳黛英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原載《文藝評論》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