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汪曾祺和“冬青社”

汪曾祺在西南聯(lián)大一年級下學期開學不久，即1940年年初，參加了“冬青社”，是首批社員之一。

“冬青社”是西南聯(lián)大一個重要的文學社團。據(jù)“冬青社”早期會員杜運燮對于社名的解釋說：當時在討論成立一個新的文藝社團時，“窗外正有一排翠綠的冬青樹。這也為了表達社員們決心在當時惡劣的環(huán)境中，學習冬青斗霜傲雪、堅韌不拔的常青風格”（《憶冬青文藝社》）。這里所指的“惡劣環(huán)境”，我的理解，是指大環(huán)境：當時正是抗日戰(zhàn)爭最艱難時期，昆明經(jīng)常被日機轟炸，“跑警報”成為昆明人的日常狀態(tài)。對于汪曾祺來講，西南聯(lián)大所處的小環(huán)境是什么樣的呢？汪曾祺是這么說的：這“是一個污濁而混亂的時代，學生生活又窮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卻能自許清高，鄙視庸俗，并能保持綠意蔥蘢的幽默感，用來對付惡濁和窮困，并不頹喪灰心”（汪曾祺散文《泡茶館》）。就是這樣被汪曾祺形容為“污濁而混亂的時代”中，同學們仍能自由結社，自由寫作、泡茶館、聽戲劇、喝酒、拍曲，物資雖然短缺，精神生活還不錯，就算是缺課、逃課，校方也不太認真追究。另外還能和他心儀的老師沈從文經(jīng)常見面，甚至一起逛雜貨鋪子，這種艱苦、離亂中的閑適，正符合他的隨遇而安、散漫豁達的個性，并保持他“綠意蔥蘢的幽默感，用來對付惡濁和窮困”。所以，他加入文藝社團“冬青社”，完全出于他對文學的熱愛，對寫作的迷戀，是“自許清高，鄙視庸俗”。

“冬青社”初期會員不多，以中文系為骨干，而又以汪曾祺那一屆學生為活躍。除了汪曾祺，還有劉北汜、巫寧坤、王樹藏、施載宣（蕭荻）、林元（林掄元）、杜運燮、馬健武、穆旦、蕭珊（陳蘊珍）等十數(shù)人。

汪曾祺第一篇小說，可以說就是“冬青社”催生的——他的小說處女作《釣》正式發(fā)表于昆明《中央日報》1940年6月22日“平明”副刊上。關于這篇小說，還有一些后續(xù)故事值得一說：多年以后，歷經(jīng)種種運動的汪曾祺已經(jīng)忘了這篇小說了，在他生前從未在文章中提及，也沒有收入任何一本作品集中，以至于很多人對他的處女作莫衷一是。研究西南聯(lián)大校史和文學社團的西南民族大學教授李光榮先生經(jīng)過多年梳理，查到了這篇小說，并撰寫一篇文章，題目叫《〈釣〉：汪曾祺的文學開端》，發(fā)表于《新文學史料》2009年第一期。據(jù)李光榮在這篇文章中透露，他還一并查出了“汪曾祺的作品20多篇”，這可是重大發(fā)現(xiàn)，不僅解決了汪曾祺創(chuàng)作生涯中懸而未決的“處女作”問題，還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汪曾祺全集》提供了更為完備的材料。

當然，說《釣》是“冬青社”“催生”的作品，是我個人的猜測，因為年初剛剛成的“冬青社”并成為首批社員的汪曾祺，很可能是在入社后，才正式開始寫作的：既然有了組織總不能做“空頭文學”家啊，得拿出作品才有說服力。而《釣》又是一篇“意識流”的、很現(xiàn)代的小說，沒有大起大落的故事，寫一個少年垂釣過程中的思想情緒的波動，文筆優(yōu)美，辭藻華麗，描寫綿密，和汪曾祺后期的作品完全不同。完稿時間是在1940年4月12日，這一時期的汪曾祺，正對外國文學感興趣，閱讀了大量的阿索林、弗洛伊德、薩特、沃爾芙等現(xiàn)代派作家的作品。加入文學社了，又接觸了現(xiàn)代派，開筆寫“意識流”就不奇怪了。李光榮在《〈釣〉：汪曾祺的文學開端》里，也是這么認為的：汪曾祺入學不久就加入了“冬青社”，“冬青社”還“辦有《冬青》雜文壁報、《冬青小說抄》《冬青散文抄》《冬青文抄》《冬青詩抄》等刊物，社員積極創(chuàng)作和發(fā)表作品，舉辦文學講座，組織朗誦會和文學討論會，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蛟S正是在這種文學氛圍中，汪曾祺創(chuàng)作了《釣》”。另外，還可以加一點：既然身邊有這么多人熱愛寫作，而他早已心儀的大作家沈從文就是自己的老師，為何不嘗試寫篇作品求教于老師呢？

參加了“冬青社”的汪曾祺，作品又很順利地發(fā)表，這給汪曾祺極大的鼓舞，積極參加“冬青社”組織的各種講座，和社友來往密切，加上他很快就成為沈從文座上賓，能夠隨意地進出沈從文家閑聊、借書、還書，當然，更多的是從沈從文的講課中得到啟發(fā)，又寫作了《翠子》《悒郁》等文學作品，到了1941年，更是一發(fā)不可收，在多家報刊發(fā)表作品數(shù)十篇，僅小說就有《寒夜》《春天》《復仇——給一個孩子講的故事》《燈下》《獵獵——寄珠湖》《河上》《匹夫》《待車》等八篇之多，大多是由沈從文介紹到相熟的報刊發(fā)表的。多年后，汪曾祺在隨筆《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中寫道：

沈先生關于我的習作講過的話我只記得一點了，是關于人物對話的。我寫了一篇小說（內容早已忘記干凈），有許多對話。我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從此我知道對話就是人物所說的普普通通的話，要盡量寫得樸素。不要哲理，不要詩意。這樣才真實。

沈先生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焙芏嗤瑢W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jù)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huán)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么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xié)調。寫農(nóng)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nóng)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

我以為沈先生這些話是浸透了淳樸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yè)后面寫很長的讀后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后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chuàng)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么都寫得講究。這些讀后感也都沒有保存下來，否則是會比《廢郵存底》還有看頭的?？上?！

沈先生教創(chuàng)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后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記得我寫過一篇不成熟的小說《燈下》，記一個店鋪里上燈以后各色人的活動，無主要人物、主要情節(jié)，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紹我看了幾篇這樣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學生看看別人是怎樣寫的，自己是怎樣寫的，對比借鑒，是會有長進的。這些書都是沈先生找來，帶給學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里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

這就是沈從文對汪曾祺的影響。沈從文也是“冬青社”請的導師。有了導師手把手的指導和提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動手寫作，汪曾祺在《泡茶館》一文中寫到那一時期的讀寫情況：“大學二年級那一年，我和兩個外文系的同學經(jīng)常一早就坐在這家茶館靠窗的一張桌邊，各自看自己的書，有時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語。我這時才開始寫作，我的最初幾篇小說，即是在這家茶館里寫的。茶館離翠湖很近，從翠湖吹來的風里，時時帶有水浮蓮的氣味?！碑敃r的西南聯(lián)大，學生宿舍都是多人一間，又沒有桌凳，讀書寫作極其不便，怎么辦？汪曾祺只好帶著書和稿紙，去街上的茶館，把茶館當成他的書房。汪曾祺在《泡茶館》一文中提到的兩個同學，是“冬青社”社員的巫寧坤和趙全章。許多年以后，巫寧坤在讀了汪曾祺的文章后得到啟發(fā)，在《西南聯(lián)大的茶館文化——紀念西聯(lián)大建校七十周年》中證實了汪曾祺的描寫：汪曾祺在《泡茶館》里提到的“兩個無名氏就是我和趙全章……都愛好文藝，朝夕過從。每天課后，我們仨就各自帶上兩三本書、鋼筆、稿紙，一起去泡茶館。我們一邊喝茶，一邊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邊看書，多半是課外讀物，或寫點兒什么東西。茶館就是我們的‘書齋’。誰寫好了一篇東西，就拿出來互相切磋。曾祺第一篇小說的文采就讓我倆嘆服。全章中英文都好，經(jīng)常寫抒情小詩，后來一篇接一篇從英文翻譯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我也寫一些小東西。我們最初的習作都是在這家茶館里泡出來的”。泡茶館給汪曾祺帶來的收獲是：“可以接觸社會。我對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生活都發(fā)生興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館有一定關系。如果我現(xiàn)在還算一個寫小說的人，那么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里泡出來的?！保ā杜莶桊^》）

除了課余時把茶館當書齋，讀書，寫作，投稿，汪曾祺也積極參加冬青社的活動?！岸嗌纭钡幕顒佑泻芏啵瓕懕趫?，編輯手抄本的各種“冬青”雜志，還有討論會、演講會和名師講座。對于名師講座，汪曾祺最積極，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有趣的描寫：

文林街文林堂旁邊有一條小巷，大概叫作金雞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樓。樓上住著聯(lián)大的同學：王樹藏、陳蘊珍（蕭珊）、施載宣（蕭荻）、劉北汜。當中有個小客廳。這小客廳常有熟同學來喝茶聊天，成了一個小小的沙龍。沈先生常來坐坐。有時還把他的朋友也拉來和大家談談。老舍先生從重慶過昆明時，沈先生曾拉他來談過“小說和戲劇”。金岳霖先生也來過，談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金先生是搞哲學的，主要是搞邏輯的，但是讀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江湖奇?zhèn)b傳》?！靶≌f和哲學”這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他說《紅樓夢》里的哲學也不是哲學。他談到興濃處，忽然停下來，說：“對不起，我這里有個小動物！”說著把右手從后脖領伸進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為得意。有人問金先生為什么搞邏輯，金先生說：“我覺得它很好玩！”

文中雖然沒有明說這些教授來參加的活動是“冬青社”的活動，但事實上都和“冬青社”有關。朱自清、李廣田、卞之琳等老師也來金雞巷講過課。1942年年初，卞之琳有一次講的題目是《讀書和寫詩》，杜運燮做了記錄，并把記錄稿整理成文章，于當年的2月20日發(fā)表在香港的《大公報》上。

巴金先生和“冬青社”也有關系。1940年7月底，巴金乘滇越火車抵達昆明，探望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的未婚妻蕭珊（陳蘊珍），8月下旬，在青年作家盧福庠的陪同下，參加聯(lián)大以“冬青社”為骨干的文學青年座談會。到了1941年7月巴金第二次來昆明，此時蕭珊等“冬青社”成員在金雞巷已經(jīng)住了約半年，同學們在這里很開心，還互相起外號。巴金來后，也加入到這個大家庭中，還抽空做了幾樣地道的四川菜請劉北汜、王文燾、王育常等人品嘗。來看望巴金的人很多，有巴金的老朋友，也有聯(lián)大的老師，還有很多“冬青社”的同學，其中也包括汪曾祺。當時的“冬青社”，氣氛很好，不僅互相討論學問，出版各種壁報和手抄本雜志，各人的投稿積極性也很高。巴金當時已經(jīng)是很有影響的大作家了，“冬青社”的同學們很想聽到巴金的講座，就通過蕭珊邀請。杜運燮在《白發(fā)飄霜憶“冬青”》一文中回憶說，這個座談的范圍比較小，人不多，主要是尊重巴金的意見。

李光榮、宣淑君在其專著《季節(jié)燃起的花朵——西南聯(lián)大文學社團研究》一書中，對“冬青社”做了概括，主要分為三個時期，即早期、中期和晚期。汪曾祺在這三個時期都是“冬青社”的骨干，雖然不是組織和活動的活躍分子，創(chuàng)作實績卻最大，許多重要作品，都寫于這個時期，除了前邊提到的小說，還有多篇小說也發(fā)表于這一時期，比如《誰是錯的》《喚車》《結婚》《除歲》《葡萄上的輕粉》《序雨》《膝行的人》《小學校的鐘聲》《老魯》等，散文有《花·果子·旅行》《灌園日記》《干荔枝》《私生活》《小貝編》《花園》等，新詩有《昆明小街景》《有血的被單》《消息——童話的解說之一》《封泥——童話的解說之二》《落葉松》《文明街》《私章》等。其中小說《小學校的鐘聲》《老魯》和散文《花園》已經(jīng)成為汪曾祺的名篇代表作。特別是《花園》，不僅入選多種選本，也是汪曾祺散文形成個人風格的標志性作品。

在“冬青社”中后期，比汪曾祺高一屆的同學林元（林掄元）準備出版文學刊物《文聚》，同時，“文聚社”也宣告成立。成員有馬爾俄、李典、馬杏垣、穆旦、杜運燮、劉北汜、田堃、汪曾祺、辛代、羅寄一、陳時等，除李典和馬杏垣外，大都是“冬青社”的骨干。據(jù)李光榮考證，《文聚》的刊物名稱，是沈從文起的。汪曾祺的小說《待車》就發(fā)表在《文聚》雜志1942年第一、二期上，著名的散文《花園》就發(fā)表在《文聚》上。

這一時期的汪曾祺，作品風格已經(jīng)大致有了定型，在青年學生中有了不小的影響，沈從文對他也很看好，在給施蟄存的信中，提到國內新出現(xiàn)的作家，“聯(lián)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幾個好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確實，讀汪曾祺這一時期的作品，多以和平、淡雅的心性來看待社會和人世，描寫的是社會的和諧和人間的溫情，善于從大自然中發(fā)現(xiàn)美，發(fā)掘美，書寫美，其審美趣味達到了極高的境界，已經(jīng)基本上接過了沈從文的衣缽，有成為大名家的氣象了。

2016年12月5日寫于北京草房荷邊小筑，少見的沒有霧霾，天氣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