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王金涂塔與阿育王塔形制關系考辨

王敏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在佛教歷史上，帝王造塔分舍利的事件，著名的約有三次：第一次也是首創(chuàng)者，是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國王——阿育王分舍利造八萬四千塔之事；第二次是中國的隋文帝楊堅，他于仁壽年間分舍利于全國三十州建塔之事；第三次是中國五代時的吳越王錢俶造八萬四千金涂塔之事。吳越王錢俶仿效阿育王造八萬四千金涂塔，人們將這種塔稱為阿育王塔本也無可厚非，但是將吳越王所造之塔的形制與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形制進行對應則存在問題。將二者所造之塔的形制相對應的，最早見于明代史料，近人觀點則見于《敦煌文獻P·2977所見早期舍利塔考——兼論阿育王塔的原型》等文。該文根據(jù)P·2977號敦煌文獻，結合《集神州三寶感通錄》等其他文獻及現(xiàn)代考古發(fā)掘，詳細梳理了被認為是阿育王所造塔中，建于中土的19處古塔的地點及興廢情況，并在文末考察了阿育王塔的原型問題，認為五代時吳越國王錢俶仿阿育王事跡所造的八萬四千金涂塔，是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原型。其主要證據(jù)有二，最重要的一條是，2008年南京長干寺（大報恩寺）出土的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的舍利塔（圖1），此塔形制與金涂塔一致，與塔同出的《金陵長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記》的銘文上明確寫著“……內(nèi)用金棺，周以銀槨，并七寶造成阿育王塔”，^[1]如此便坐實了阿育王塔形制即為金涂塔形制的事實。另一條間接一些的證據(jù)是明州縣（浙江寧波）在西晉時被劉薩訶發(fā)現(xiàn)于地下的阿育王所造之塔，原塔于北宋初不知所蹤，該文認為現(xiàn)存于阿育王寺舍利殿中的金涂塔形制的木質(zhì)舍利塔，是宋代仿原塔形制而制作的（圖2），理由是“西晉時代的縣阿育王寺舍利殿中的阿育王塔即屬于小型寶篋印塔（即金涂塔，筆者注）。該小木塔（宋代仿制品）之形制與佛典所載之塔有些相似。塔身系印度風格，與錢俶所造八萬四千寶篋印塔極為相似。南京北宋長干寺地宮發(fā)現(xiàn)的鎏金七寶阿育王塔寶也屬于小型寶篋印塔”。^[2]

圖1 北宋長干寺地宮出土佛塔

（圖片引自黎毓馨《阿育王塔實物的發(fā)現(xiàn)與初步整理》，《東方文博》第三十一輯，第35頁。）

圖2 寧波阿育王寺舍利殿小木塔

（圖片引自黎毓馨《阿育王塔實物的發(fā)現(xiàn)與初步整理》，《東方文博》第三十一輯，第35頁。）

圖3 金華萬佛塔地宮金涂塔

（圖片引自黎毓馨《阿育王塔實物的發(fā)現(xiàn)與初步整理》，《東方文博》第三十一輯，第35頁。）

圖4 紹興大善塔附近出土金涂塔

（圖片引自黎毓馨《阿育王塔實物的發(fā)現(xiàn)與初步整理》，《東方文博》第三十一輯，第35頁。）

圖5 雷峰塔出土金涂塔

（圖片引自黎毓馨《阿育王塔實物的發(fā)現(xiàn)與初步整理》，《東方文博》第三十一輯，第35頁。）

金涂塔是一種塔身方形，頂部帶有四個高大受花的單層小塔，其比較重要的發(fā)現(xiàn)有三次：1957年金華萬佛塔地宮出土了錢俶所造之塔15座，其中銅塔11座、鐵塔4座，是歷年阿育王塔發(fā)現(xiàn)數(shù)量最多的一次。銅塔的塔身內(nèi)壁鑄“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4行題記；鐵塔的底板上鑄“吳越國王俶/敬造寶塔八萬/四千所永充供/養(yǎng)時乙丑歲記”4行題記（參見圖3）。1971年紹興市區(qū)物資公司工地（現(xiàn)大善塔附近）出土的鐵塔，底板上鑄“吳越國王俶/敬造寶塔八萬/四千所永充供/養(yǎng)時乙丑歲記”（參見圖4）。2000～2001年對杭州雷峰塔遺址進行考古發(fā)掘，從廢墟天宮及塔基地宮中各出土銀制此種小塔1座，這兩座銀塔是錢俶專為雷峰塔特制（參見圖5）。^[3]這三批出土的吳越王錢俶所造之塔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且均有銘文，材料可靠。通過圖片不難看出，寧波阿育王寺舍利殿內(nèi)的小木塔，以及北宋長干寺地宮出土的舍利塔，的確與錢俶所造之金涂塔形制相同，更加有長干寺地宮碑記銘文為證，認為阿育王寺舍利殿小木塔是對劉薩訶所發(fā)現(xiàn)之阿育王原塔的仿制便順理成章。盡管表面看來證據(jù)充分，但其中仍有不少疑問。首先，阿育王所造之塔究竟為何樣，何以僅憑塔名就認為吳越王金涂塔樣式就是阿育王所造之塔的樣式？其次，吳越王早在五代便開始造金涂塔，而不論是長干寺塔還是阿育王寺的小木塔制作的時間均晚于吳越王，焉知它們不是對金涂塔的模仿？再次，劉薩訶所發(fā)現(xiàn)的阿育王塔究竟是什么樣子？除了一些模糊的文字記載，并無其他證據(jù)，而認為小木塔是對劉薩訶發(fā)現(xiàn)之阿育王塔的模仿，其最終依據(jù)也是長干寺出土碑記上的“七寶阿育王塔”銘文，因而長干寺宋塔成為其最關鍵的證據(jù)。也就是說，人們認為這種塔身方形、塔頂四角有形似馬耳的高受花的佛塔是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原型，原因就在于長干寺塔的碑記銘文。再加上這種塔式，異域色彩鮮明，所以便認為當年阿育王所造之塔的樣式即是此塔的樣式。然而考古證據(jù)表明，阿育王所造之塔并非這種方塔，而且這種方形小塔即金涂塔的形制也不源于印度，它是在外來文化影響下形成于中土，有一個自身發(fā)展演變的過程。以下本文共分四部分，前三部分圍繞以上三點質(zhì)疑逐一討論，最后一部分則從金涂塔銘文入手，探討人們?yōu)楹螘⒔鹜克Q為阿育王塔，并將二者形制混淆。

一 關于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形制

阿育王所造之塔究竟為何種形制，本文以為不當在中國尋找答案而當在印度。阿育王（Ashoka，音譯阿輸迦，意譯無憂，故又稱無憂王，約前304～前232）是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任國王，最大功績是除邁索爾地區(qū)外基本統(tǒng)一了整個印度。由于目睹了戰(zhàn)爭的殘酷屠殺，心生悔意從而皈依佛教，并將佛教推向印度全境，成為其王朝的國教。由于阿育王強調(diào)寬容和非暴力，在他的文治武功下，孔雀王朝達到了鼎盛，在民眾的歡呼聲中阿育王統(tǒng)治了這個王朝達41年之久，成為人們心中理想君主的楷模，佛教中的轉(zhuǎn)輪圣王。

在佛教界，阿育王最著名的事跡當屬其分舍利造八萬四千寶塔之事。據(jù)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阿育王傳》記載，阿育王取出當年阿阇世王所埋之舍利，造八萬四千寶篋、寶甕一一盛之，一舍利付一夜叉使遍閻浮提造塔供養(yǎng)。^[4]在這八萬四千塔中，據(jù)佛教史料記載中國有19處，志磬《佛祖統(tǒng)紀》卷34載：“阿育王塔震旦有十九處。大士告劉薩訶。洛陽（圣冡）、建鄴（長干）、陰（玉幾）、臨淄、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今十九處不可備知。而考之五處，獨陰之塔顯示世間可獲瞻禮。信乎海瀕群生末代值佛之幸也。”^[5]不過在敦煌文獻以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法苑珠林》《廣弘明集》中也記載了這19處塔，詳見楊富學、王書慶在《敦煌文獻P·2977所見早期舍利塔考——兼論阿育王塔的原型》一文對該19處佛塔的整理表。^[6]根據(jù)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記載，這19處阿育王塔14座始建于北周和隋，其余5座分別建于西晉、東晉、姚秦、石趙和北齊。^[7]時間最早的西晉也與阿育王的時代相差幾百年，不難看出其中附會之處。^[8]

南北朝時期，阿育王信仰曾經(jīng)十分流行，所以在中國多建有阿育王寺，四川成都還出土了南朝梁的阿育王造像。不僅如此，南北朝時期一些著名的畫家還畫過阿育王像，如張僧繇的高足弟子鄭法士，就曾畫過一卷阿育王像。^[9]在《集神州三寶感通錄》的記載中，這些傳說中的阿育王塔絕大多數(shù)已經(jīng)傾頹，原貌無從得知。雖然在中國的阿育王所建之塔無法得見，但在古印度，在阿育王的治下，卻保存著大量的古代佛塔，這些塔才最應該是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原型。

印度桑奇（Sanchi）1號大塔，是與阿育王時代最為接近的佛塔。這種塔形似一個倒扣著的碗（覆缽），所以一般也被稱為覆缽塔（圖6）。不過這種塔在印度并非一成不變，后來其塔身主體即覆缽部分，逐漸向高聳方向發(fā)展，不再像桑奇塔那樣塔身低平。但不管怎樣變，覆缽特征始終沒有變過。例如印度東部9世紀的一尊佛像背面的線刻佛塔，高聳的覆缽圖7，時間與金涂塔相去不遠。不僅是在印度本土，包括深受印度文化影響的斯里蘭卡以及東南亞等佛教國家，其佛塔到后來雖有了不少變化，但覆缽式塔的基本特征均保留著（圖8、圖9）。至少它們的形制與金涂塔沒有關系。

圖6 桑奇大塔1號塔 印度公元前3～公元1世紀

（引自瑪欣德尊者著《圖說潔地》，西雙版納法住禪林，2015，第123頁、第154頁）

圖7 線刻佛塔 印度東部9世紀大英博物館藏

（引自瑪欣德尊者著《圖說潔地》，西雙版納法住禪林，2015，第123頁、第154頁）

圖8 斯里蘭卡佛塔傳公元前3世紀

（引自瑪欣德尊者著《圖說潔地》，西雙版納法住禪林，2015，第123頁、第154頁）

圖9 泰國佛塔15世紀

（引自瑪欣德尊者著《圖說潔地》，西雙版納法住禪林，2015，第123頁、第154頁）

在印度北面犍陀羅地區(qū)的佛塔也多是覆缽較高聳的這類，且在覆缽下部出現(xiàn)了分層（圖10）。從中亞進入我國新疆，主要有南北兩路，其中南線古稱“罽賓道”，盡管有的地域道路險阻，但由于其路途較近，一直為人們所沿用。若從我國出發(fā)，則其具體路線“是由現(xiàn)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皮山縣向西南，經(jīng)紅其拉普山口進入巴基斯坦境內(nèi)的洪扎河谷，接著是吉爾吉特河谷和印度河谷，最后到達白沙瓦、士（斯）瓦特以及阿富汗喀布爾河中下游地區(qū)”。^[10]在這條路線上發(fā)現(xiàn)了大量巖畫，其中有不少反映的是佛教題材，覆缽塔亦在其中。如約為公元1世紀的契拉斯2號巖禮拜佛塔的巖畫（圖11）和約為公元6～7世紀的塔爾潘覆缽塔摩崖刻畫（圖12），若將這兩處覆缽塔與犍陀羅佛塔相比，其一脈相承的關系一目了然，同時也可以看到由于時間和地域的不同而呈現(xiàn)的演化痕跡。6～7世紀的塔爾潘覆缽塔塔身下出現(xiàn)的雙層帶收分的塔基，大約在公元1世紀的呾叉始羅（又譯作塔克西拉Taxira）覆缽塔上出現(xiàn)^[11]，可見這種樣式延續(xù)了近5個世紀。

圖10 犍陀羅塔

（圖10引自田栗功がング～ラ美術I，圖538，第259頁；圖11、圖12引自晁華山《佛陀之光——印度與中亞佛教勝跡》，文物出版社，2001，圖2～28，第168頁和第204頁。）

圖11 契拉斯2號巖覆缽塔

（圖10引自田栗功がング～ラ美術I，圖538，第259頁；圖11、圖12引自晁華山《佛陀之光——印度與中亞佛教勝跡》，文物出版社，2001，圖2～28，第168頁和第204頁。）

圖12 塔爾潘覆缽塔摩崖刻畫克什米爾地區(qū)巖畫6～7世紀

（圖10引自田栗功がング～ラ美術I，圖538，第259頁；圖11、圖12引自晁華山《佛陀之光——印度與中亞佛教勝跡》，文物出版社，2001，圖2～28，第168頁和第204頁。）

佛教繼續(xù)向東傳播，經(jīng)新疆進入甘肅敦煌，由此算正式進入漢地。甘肅酒泉、敦煌等地出土的北涼小石塔，可以說是受犍陀羅佛塔影響且在中國出現(xiàn)時間也較早的覆缽塔。這種覆缽塔從印度本土到犍陀羅，再到中國，其大體發(fā)展演變過程如圖13所示，最后一圖為北涼小石塔。

圖13 印度——中國佛塔演變示意圖（筆者繪）

以上所列是覆缽式塔從印度到中國的一個演變過程，再結合斯里蘭卡以及東南亞佛塔的情況，可知覆缽佛塔始終是印度佛塔的主要形式（這里需要注意印度古代廟宇建筑與佛塔的區(qū)別），所以從印度本土的佛塔背景上看，阿育王所造之塔的樣式不會超出覆缽塔式之外，也不可能造出金涂塔那種方形小塔，因為那不是古印度人對于塔的概念。佛教典籍稱阿育王一日夜間役使鬼神造八萬四千塔，中國有19處。當然這里的神話色彩不言而喻，但作為佛教忠實信徒的阿育王遣人四處造塔是可能的。但根據(jù)考古發(fā)掘，阿育王所立石柱以及其他碑刻銘文主要分布在印度次大陸，著名的阿育王石柱，最北端不超過坎大哈（kandahar），而最北端的一處碑銘石刻遺跡則在拉格曼（laghman）地區(qū)。從已發(fā)現(xiàn)的阿育王銘文碑刻遺跡上看，阿育王的勢力從未越過興都庫什山脈。^[12]所以，在中國的19處阿育王塔，實為附會之說，多數(shù)是隨著阿育王信仰在中國的流行而出現(xiàn)，而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原型也應是類似桑奇塔的那種覆缽塔。

二 吳越王金涂塔形制源流

吳越王錢俶（929～988）本名錢弘俶，為避父諱改名錢俶，是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的第三代君主，太平興國三年（978）降宋，死后謚“忠懿王”。錢俶信奉佛教，五代十國戰(zhàn)爭頻仍，局勢動蕩，然吳越之地偏安江南，在錢氏祖孫三代的經(jīng)營下社會相對穩(wěn)定，佛教興盛。錢俶效法阿育王造八萬四千佛塔之事，亦造八萬四千金涂小塔（八萬四千為佛教成數(shù)，實際造塔未必如其數(shù)，但這說明錢俶造塔數(shù)量不少）安奉舍利、經(jīng)卷等。錢俶分兩次集中造八萬四千阿育王塔，相隔10年。第一次乙卯歲，即顯德二年（955），周世宗滅佛之當年，錢弘俶造八萬四千金涂塔。第二次乙丑歲，即宋太祖乾德三年（965）。^[13]之所以名為金涂塔是因為此種小塔表層涂金，而實際的材質(zhì)則有銅、鐵、銀等。此外，它還有兩個名字，一個是阿育王塔，一個是寶篋?。ń?jīng)）塔。1971年紹興市區(qū)物資公司工地（現(xiàn)大善塔附近）出土了乙丑年制作的這種金涂小塔，而塔內(nèi)藏有紙質(zhì)寫經(jīng)，全卷長182.8厘米、高8.5厘米，共220行，楷書。卷首題刊“吳越國王錢俶敬造寶/篋印經(jīng)八萬四千卷永/充供養(yǎng)時乙丑歲記”，制塔時間與制《寶篋印經(jīng)》^[14]的時間對應。因塔內(nèi)藏寶篋印經(jīng)，所以此類小塔也被稱為寶篋?。ń?jīng)）塔。^[15]

這種塔由基座、方形塔身、塔頂四角突出似馬耳的受花，及帶有相輪的塔剎組成，具有明顯的異域色彩。關于這種塔的形制淵源，楊富學和金申兩位先生都將其追溯到北魏云岡石窟的單層塔。

北魏的單層塔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純覆缽式，這種塔與印度和犍陀羅覆缽塔有著明顯的關聯(lián)。圖14-1中云岡第6窟上層塔柱，其四角的小佛塔都是這種單層純覆缽塔的形式。此外，南禪寺北魏石塔四角的小塔也屬此類。這種塔式在敦煌的發(fā)展更為清楚，圖14-2、3、4、5、6是從北魏一直到盛唐的這種單層純覆缽塔的情況，其中最早的兩例是北魏塔，這種覆缽小塔以塔剎的形式出現(xiàn)在中國式屋宇建筑上，兩種文化結合的痕跡清晰可見。直到盛唐，這種單層純覆缽小塔一直都存在。

圖14 云岡及敦煌莫高窟中的佛塔

1云岡第6窟上層塔柱；2莫高窟257窟北魏塔；3莫高窟257窟北魏塔；4莫高窟301窟北周塔；5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佛塔（初唐）；6莫高窟217窟佛塔（盛唐）

另一種是上有覆缽頂，但主體塔身則是正方體或縱長方體形式的佛塔，也就是說這種單層塔是由覆缽塔頂和方形塔身兩部分構成，或可將其暫命名為單層方形覆缽塔。這種塔在云岡和龍門比較多見，但在敦煌北魏石窟中則尚未發(fā)現(xiàn)。由于這種單層方形覆缽塔的塔頂也有一個半圓形覆缽頂，所以有的研究者也稱其為覆缽塔，當然這并無不可，只需注意其與純覆缽塔在形制上屬于不同類型。以下為云岡及龍門單層方形覆缽佛塔表。

云岡及龍門單層覆缽塔表

從單層方形覆缽塔時間的發(fā)展序列上可以看出，云岡覆缽塔覆缽較高，塔檐單層，而到了龍門，覆缽雖略顯底平但仍較為明顯，塔檐為三層或多層，疊澀層層向下收分。當然在南方，在南梁約中大通年間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這種方形小塔，^[16]南北方各具特色。到了北齊、北周這種單層方形覆缽小塔融南北之特征繼續(xù)發(fā)展，塔檐的變化更多，再加上四角高大的受花，形制越發(fā)接近吳越王的金涂塔（圖15）。

圖15 南梁、北周、北齊單層方形覆缽塔

（1.為南梁約中大通年間單層覆缽方塔，引自張肖馬、雷玉華《成都市商業(yè)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年第10期，圖19，第13頁。2、3.覆缽塔為陜西藥王山所藏北周石塔，圖為筆者所繪。4.為北魏晚期—東魏方形覆缽塔，引自青州博物館編《青州青龍寺佛教造像藝術》，山東美術出版社，2014，圖206，第210頁。5為南響堂第7窟門楣上佛塔，引自唐仲明《晉豫及其以東地區(qū)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以響堂山石窟為中心》，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4，第56頁，圖31。）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北朝末期政權中特別是北齊，它的單層方形覆缽塔除了沿襲原有發(fā)展脈絡外，還吸收了外來因素——粟特建筑因素（參見圖16）。關于此，孫機先生在《我國早期單層佛塔建筑中的粟特因素》一文中有詳細論述。^[17]

圖16 粟特式建筑與南響堂第一窟單層塔

1.安陽出土北齊石棺床雕刻中所見粟特式建筑；2.天水隋唐墓出土石棺床雕刻中之粟特建筑；3.南響堂山第一窟浮雕石塔[引自孫機《我國早期單層佛塔建筑中的粟特因素》，載《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下）》，文物出版社，2002，第429頁]。

唐代方形覆缽塔的實物，較集中的一處要數(shù)河南登封嵩山大法王寺的三座單層塔（圖17），三座塔雖然基本形態(tài)一致，但是細節(jié)處頗具變化，反映出唐代單層組合式塔的豐富性。

圖17 唐代組合式單層塔嵩山大法王寺唐代單層佛塔及塔頂局部

五代時這種單層方形覆缽塔即吳越王金涂塔的形制，同樣也受到外來因素影響。造型上最明顯的就是出現(xiàn)在塔頂四角的高大受花，而且塔頂?shù)母怖徸兊酶拥推剑灾劣谧詈笙?，成為平頂，樣子非常接近羅馬時代的一些青銅小容器（見圖18）。宋代周文璞《堯章金銅佛塔歌》云：“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涂塔。我疑此塔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來舍身相，饑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靈山受記時，龍?zhí)斓坩寫皭?。形模遠自流沙至，鑄出今回更精致。”^[18]“形模遠自流沙至”是說金涂塔的形式來自西域，與那個羅馬時代的青銅容器相類似或者完全相似的器物是可借鑒的一種形式。此外，出土于阿拉伯泰馬屬納巴泰文明的兩件石香爐的形制，也與金涂塔及羅馬容器有相類之處（見圖19、圖20圖像，筆者攝），筆者在考察佛塔受花來源時也曾追溯到納巴泰文明，^[19]可見這種源自西方的器物形象對中國產(chǎn)生影響并非不可能。另一個來自流沙的證據(jù)是金涂塔基座上的一排以柱子間隔的佛像，如雷峰塔出土銀塔基座上的圖像。此排佛像均是通肩袈裟，禪定印，兩佛之間隔以柱頭帶花葉的柱子，柱身飾有長方形短凹槽。這種形式與犍陀羅佛教石刻如出一轍，見圖21中的對比圖。柱頭上頂著花葉的形式其實是古希臘三大柱式之一的科林斯柱式，在犍陀羅佛教雕刻藝術中常常被用來分隔畫面。中國早期佛教受犍陀羅影響較多，類似基座的這種圖像，在云岡還能看到一些痕跡，但云岡之后鮮見。吳越國能從西域得到這些圖樣并不奇怪，五代至宋往來中原和西域的僧侶不斷，吳越國雖遠在東南，但它與中原王朝保持著良好關系，在外交上吳越國還結交契丹與之保持往來，因此嗜好佛教的吳越王，如果想從西域得到一些佛教藝術方面的圖像并非不可能。史料就曾記載天臺智顗所寫的《法華言句》二十卷因五代兵亂而亡失，錢俶聽說高麗有本，便以重金由商人從高麗購得，后一直盛行江浙之事。^[20]盡管金涂塔“形模遠自流沙”，但那并不意味著西域有現(xiàn)成的這種單層方形覆缽塔被吳越王直接引進，并且也不一定是吳越王的首創(chuàng)，而是吸收了外來因素，在中國已有這類單層方形覆缽塔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所以在吳越王造八萬四千塔之前在民間已有這種金涂塔的制造，詳見后文。試想，如果中國無此類單層小塔，當時的人們面對的只是一個類似羅馬銅容器的箱子，恐怕一時之間也不會想到要把它改造成一座佛塔。所以吳越王金涂塔的樣式雖吸收了外來因素，但形成于中國，而阿育王所造之塔的樣式，也不會與一千多年后在中國形成的佛塔樣式有什么關聯(lián)。

圖18 羅馬時代青銅容器^[21]

圖19 納巴泰石香爐公元前1～公元1世紀

圖20 納巴泰石香爐公元前1～公元1世紀

圖21 雷峰塔出土銀塔基座與犍陀羅石板雕刻對比圖^[22]

三 關于劉薩訶所見之阿育王塔

傳說中的19座阿育王塔中，排名第一的是明州縣阿育王寺塔，即今寧波阿育王寺中被西晉劉薩訶發(fā)現(xiàn)于地下的阿育王塔。唐高宗麟德元年（664）道宣所撰《集神州三寶感通錄》關于此塔記載如下：

……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利從地踴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窗子，四周天鈴。中懸銅磬，每有鐘聲，疑此磬也。繞塔身上，并是諸佛菩薩金剛圣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xiàn)。面目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功圣跡。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內(nèi)。^[23]

楊富學先生認為現(xiàn)藏于阿育王寺中舍利殿的那座宋代舍利木塔是仿這座似石非石的阿育王塔制作的。僅憑上面這段文字很難準確勾勒出這座佛塔的樣子，但是道宣給了我們一個提示，即這座塔“似西域于闐所造”，于闐即今我國新疆和田。新疆早期的佛教藝術主要受犍陀羅影響，其佛塔的形式也主要是覆缽式。圖22是出土于Tumshuk（圖木舒克）的木塔，時間已在公元5～6世紀，還有一件Kumtura（庫木吐拉）出土的木塔，時間在7～8世紀，形制與此塔基本一致。另外在新疆克孜爾石窟壁畫中也出現(xiàn)了與之類似的佛塔（圖23），時間多在6、7世紀之前?？俗螤?05窟壁畫中所呈現(xiàn)的佛塔顯然也是覆缽類型，雖然它的覆缽下似乎是個方形塔身，但參照庫木吐拉出土的小木塔看，那方形更可能是個佛像靠背，形制與金涂塔相去甚遠，尤其是沒有高大的受花，而塔頂四角的高受花，正是吳越王所造小佛塔的一個顯著特征。不但新疆早期的佛塔中都沒有受花，印度以及東南亞的古代佛塔上也都沒有受花。受花是佛教傳入中國內(nèi)地后，在中國佛塔上新出現(xiàn)的構件，它形成于中國，主要出現(xiàn)在漢傳佛教的佛塔藝術中。形成時間約在公元5世紀后半期，即北魏孝文帝時期，約相當于云岡二期。^[24]據(jù)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劉薩訶發(fā)現(xiàn)阿育王塔在西晉太康二年（281），時為3世紀末，那時不僅新疆一帶流行的是覆缽塔，而且佛塔受花也尚未出現(xiàn)，不可能有金涂塔上四角那種高大的受花。所以，從這一角度而言，現(xiàn)存舍利殿的小木塔也不可能是劉薩訶所發(fā)現(xiàn)之塔的仿制品。另外，道宣也說那座塔似為于闐制作，可見不是阿育王所造，而且塔上有佛像，作為常識，我們知道阿育王時代是沒有佛像的，此亦可證縣阿育王塔乃為附會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