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長沙
盧溝橋事變發(fā)生不久，傅斯年與胡適、梅貽琦、蔣廷黻、錢端升、周炳琳等學界名流，受國民政府蔣介石委員長邀請赴廬山牯嶺出席各黨各派團體領袖及社會各界人士談話會，共商御侮圖存大計。借助這一歷史契機，傅斯年成為國民政府參政員，踏上了參政議政之路。
1937年7月下旬，傅斯年離開廬山回南京，處理中央研究院特別是史語所各項事務。史語所自1928年于廣州成立后，隨著國內局勢紛紜變化，一路顛沛流離，先是遷到北平北海靜心齋，再遷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后至南京北極閣史語所大廈與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在一起，算是落地生根，安頓下來。1936年春，繼被刺身亡的楊杏佛之后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的丁文江因煤氣中毒不幸在長沙去世，院長蔡元培示意傅斯年與其他幾位所長協助自己共同邀請朱家驊接任總干事。朱礙于情面，半推半就于這年5月就職。是年冬，朱家驊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浙江省政府主席，對中研院總干事一職已無興趣，再三堅辭，仍無結果。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日軍即有進攻上海、迫近南京之勢，華東陷入全面危急，朱家驊顯然已無法繼續(xù)兼顧中研院事務，只好請傅斯年出面代理，傅顧及各方情面與國家危難，毅然挑起這副擔子。因而，從廬山回到南京的傅斯年，開始以事實上的總干事身份處理中央研究院各項事務，繁亂的工作剛剛理出一點頭緒，“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日本企圖讓中國滅國滅種，而中國軍民誓死保家衛(wèi)國的生死之戰(zhàn)就此開始。
8月17日，國防參議會最高會議在南京召開，胡適、傅斯年、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羅家倫等學界要人出席會議。會議決定派胡適以非正式外交人員身份出使美國，蔣百里出使德國，孫科出使蘇聯，以爭取國際援助。
8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發(fā)表《告抗戰(zhàn)全軍將士第二書》，表示：“為確保國家的生存，為爭取民族的自由，為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決心發(fā)動全國抗戰(zhàn)到底。
與此同時，南京國民政府開始設法動用一定運輸力量，把國家珍品、工業(yè)設施、戰(zhàn)略物資和科研設備，經長江、隴海鐵路和各條公路悄悄運往中國內地特別是西南地區(qū)，以保存實力，長期抗戰(zhàn)。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做出了中央研究院各所與平津兩地六所大學遷往長沙、西安成立臨時大學的決定。根據這一戰(zhàn)略決策，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資儀器，打點行裝，準備啟程。
早在淞滬戰(zhàn)事爆發(fā)之前，史語所考古組已根據戰(zhàn)爭形勢，在富有遠見和責任心的李濟指揮下，開始對歷次發(fā)掘器物和各種器材進行打包裝箱，準備內遷。據史語所《大事記》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條載：“本所隨本院西遷，先選裝最珍貴中西文圖書、雜志及善本書共六十箱，首批運往南昌農學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運長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獸骨及陶片等，限于運輸工具，暫留原址?！卑嗽聴l：“本院組織長沙工作站籌備委員會，本所遷入長沙圣經學院，所長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為籌備會常務委員?！?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10/20183255660078.png" />
此次行動，按照石璋如若干年后的說法，“因為南京離上海很近，戰(zhàn)事吃緊，所以先行裝箱”。首先選擇重要的文物裝箱，“像骨頭就選人骨，其它部分就留下，這也是一種決定”。根據不同情況，傅斯年與李濟、梁思永商定，已捆裝完畢的60箱最珍貴的中西文圖書及善本書等，由李濟親自負責押運到南昌農學院保存，其他1300多箱出土器物，陸續(xù)運到南京下關碼頭裝船，沿長江分批運往長沙，由梁思永總負其責，組織雇用船只、運輸和安置。
就在中研院史語所人員裝船之時，日本飛機開始飛往南京進行轟炸，作為國民政府的首都，瞬間被戰(zhàn)火硝煙籠罩。在此危急時刻，一批又一批滿載成箱國寶的輪船悄然離開下關碼頭，沿長江溯水而行，向西南大后方進發(fā)。史語所大部分人員連同家眷一同隨船啟程，也有個別人員如那廉君、石璋如等乘火車從陸路繞道趕赴長沙，落腳于圣經學院。坐落于長沙韭菜園的圣經學院是一座三層樓的建筑，空間較大，且有地下室可儲藏東西。但因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已陸續(xù)遷入，大部分房間已被占據利用，中央研究院只分配到三層樓的原學生宿舍及一小部分教室，史語所運來的所有箱子都放在地下室暫存。10月之前，史語所人員一直忙于裝船運輸與搬運、整理，差不多到了10月中旬才開始安頓下來。由于梁思永一直在南京組織裝船運輸，長沙的搬運工作由董作賓、石璋如等人具體實施。當梁思永隨最后一艘輪船抵達長沙時，已是10月下旬，這時梁思成一家已在長沙找到棲身之處，兄弟兩家始得以在異地他鄉(xiāng)見面。
此時，李濟正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的身份，奉命率部押運100多箱國寶級文物向重慶行進。這批文物原屬北平的故宮等處，九一八事變之后才搶運到南京暫時收藏。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統率的30萬關東軍一槍不放退入關內，日本軍隊迅速占領中國東北三省，并進一步向華北地區(qū)進犯，平津震動，華北危急，中華民族進入了危難之秋?！b于清末英法聯軍占領北京火燒圓明園，導致大量價值連城的文物遭到焚毀和劫掠的悲慘命運，面對日本關東軍步步進逼，北平故宮等處所藏文物有可能在戰(zhàn)火中被焚毀或遭日軍搶劫，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等有識之士，電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盡快把文物南遷以避刀兵之災。此舉得到國民政府批準，北平幾家相關機構于1932年年底商定派員精選文物，緊急裝箱南遷。除故宮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陳列所、太廟、頤和園、國子監(jiān)和奉天、熱河兩行宮等處文物6066箱，由國民政府委托故宮博物院派人一起押運南遷——這便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國寶南遷”大行動。此批文物在1948年年底大部分隨國民黨運輸艦船遷往臺灣，并以此為基礎充實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
南遷文物先是運到上海暫存，同時利用南京朝天宮舊址，修建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以便存放北平故宮博物院遷來的文物。因一同運往上海的其他機構如太廟、頤和園等原有的6066箱文物無處存放，經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倡議，于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暫時接管這批文物。中央博物院隸屬教育部，辦公地點設在雞鳴寺路1號，暫與中央研究院同樓辦公，另在中山門半山園征地12.9公頃，擬建人文、工藝、自然等三大館為收藏展覽場所。
◎南京博物院大殿（南京博物院提供）
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成立后，由蔡元培出任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傅斯年為籌備處主任，同時延請翁文灝、李濟、周仁分別為自然館、人文館和工藝館籌備主任。確立了“提倡科學研究，輔助公眾教育，以適當之陳列展覽，圖智識之增進”的宗旨。同年10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377次會議做出決議，將北平古物陳列所（1914年袁世凱北洋政府設立）遷到南京的文物撥付給中博籌備處。1936年，把原國子監(jiān)（位于北京市東城區(qū)國子監(jiān)街，始建于元朝大德十年即公元1306年，是中國元、明、清三代國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機關和國家設立的最高學府。1912年成立的北京歷史博物館暫設于此）、頤和園等處遷往南京的文物，全部撥付給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保存。這兩批文物入庫，不但成為籌建中的國立中央博物院藏品的基礎，也奠定了該院日后在文博界的扛鼎地位。
1934年7月，中博籌備處主任傅斯年因兼職過多，決定辭職，由李濟繼任，原安陽發(fā)掘隊隊員郭寶鈞任總干事。也就在這一年，開始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員會，特聘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為專門委員，進行初期籌備建設規(guī)劃，向全國建筑界人士征集建筑方案。建筑委員會的成立以及梁思成的介入，是李濟繼與梁啟超、梁思永共事之后，又一次與梁氏家族成員密切合作。1935年，著名建筑師徐敬直設計的方案入選，后徐氏會同梁思成將方案稍加修改，整個建筑群外部仿遼代宮殿式，內部結構則中西合璧，具有獨特風格和磅礴氣勢。修改后的建筑圖案獲委員會通過，1936年第一期工程開工。1937年7月，因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及日寇大舉入侵上海，南京告急，第一期工程建造的人文館剛剛完成四分之三（即后來的南京博物院大殿）被迫停工，倉皇撤離。所有人員連同收藏的國寶，開始了歷史上最為悲壯的又一次大遷徙。
盧溝橋事變爆發(fā)當天，中博籌備處在李濟領導指揮下，把一部分書畫等珍品運出，密存于上海的興業(yè)銀行。上海戰(zhàn)事爆發(fā)，李濟負責押運史語所60余箱中西文雜志及善本書安全抵達南昌農學院后，迅速返回南京，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負責人馬衡等人一起，商討由北平遷往南京的大批文物的轉移辦法。協商結果是，文物分三批運往川、陜、甘等地。根據各自的分工，這年10月中旬，李濟奉命押運中央博物院保存的100余箱國寶級文物，乘輪船沿長江赴重慶密藏。工作人員也從南京遷往重慶沙坪壩暫住。一切安排妥當后，李濟又急如星火地趕往長沙與史語所同人會合。此時已是11月下旬，中研院遷來的史語所、社會所等基本安排就緒。得知梁思成一家已從北平遷來長沙的消息后，在梁思永帶領下，李濟登門拜訪。
此時，主客雙方都沒有想到，隨著這一機緣重新聚合，梁思成一家與李濟將開始千里逃亡與長達九年的密切交往。
長沙臨時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幾個研究所暫且安身后，淪陷區(qū)大批機關單位、知識分子、工人、商人、難民、流氓無產者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樣紛紛向長沙涌來，整座城市人滿為患、混亂不堪。而每一股難民潮的涌入，都標志著前線戰(zhàn)場國軍不斷潰退以及大片國土的連連喪失。
1937年9月20日至10月10日，華北重鎮(zhèn)保定失守，石家莊淪陷！
同年10月中旬，日軍突破晉軍閻錫山部設在晉北的長城防線，進逼太原以北的忻州要塞，駐忻口晉軍與日軍展開血戰(zhàn)，陣地多次易手，爭奪持續(xù)20余日。日軍消耗兵力達兩萬余人，晉軍更是傷亡慘重，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等將領陣亡。日軍源源不斷增兵，猛烈炮火步步進逼，晉軍力不能支，敗退太原。自此，整個晉北淪入敵手，著名的風景名勝五臺山在硝煙炮火中呻吟。五臺山南臺外豆村佛光寺那位一臉苦難的老住持和啞巴弟子，自梁思成、林徽因等四人走后，整日吃齋念佛，苦盼著這一路大德施主進香還愿。但等來的不是燒香磕頭的眾生，也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以及那誘人的“政府資助”，而是端著滴血刺刀“嗚哩哇啦”叫喊的日本鬼子和照準光亮腦袋掄過來的響亮耳光。
10月29日，南京國防最高會議正式決定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并對外公告。此舉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政府與軍民堅持長期抗戰(zhàn)，決不屈服于倭寇的堅定信念。
11月5日，河南安陽淪陷。日軍的鐵蹄踏進這座歷史古城后，隨軍而至的日本“學者”竄到殷墟遺址，開始明火執(zhí)仗地大肆盜掘、劫掠地下文物。
11月8日，閻錫山棄守太原，三晉大部落入敵手。
◎淞滬戰(zhàn)役中，國民黨軍八十七師一輛裝甲車孤軍進入日軍陣地，給日軍以重大威脅，后因缺乏后援，被日軍摧毀
11月11日，淞滬戰(zhàn)場上的國民黨軍隊已苦苦支撐達三個月之久。中日雙方共投入兵力約103萬人，日本動用28萬陸海空精銳部隊，與約75萬中國軍隊進行了一場空前慘烈的大兵團會戰(zhàn)。以其規(guī)模與死傷人數論，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最大型的會戰(zhàn)之一，無論是后來聞名歐洲的諾曼底登陸，還是太平洋戰(zhàn)場的硫黃島大血戰(zhàn)，都無法與之匹敵。由于裝備與兵員素質等諸方面差距懸殊，中國軍隊損失慘重，最終力不能敵，被迫從蘇州河南岸撤出。
11月12日，遠東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失陷，日軍轉而圍攻國民政府首都南京，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緊要關頭。
民族危急，國難當頭，流亡到長沙的知識分子從內心深處生發(fā)出一種悲憤交織的情愫，這種情愫又迅速鑄成哀兵必勝、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堅強信念。一種與國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難的英雄主義氣概，在這個群體中蔓延升騰開來。許多年后，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兒梁再冰回憶這段生活時說道：“那時，父親的許多老朋友們也來到了長沙，他們大多是清華和北大的教授，準備到昆明去籌辦西南聯大。我的三叔梁思永一家也來了。大家常到我們家來討論戰(zhàn)局和國內外形勢，晚間就在一起同聲高唱許多救亡歌曲?！柙侁牎心信仙俣加?，父親總是‘樂隊指揮’。我們總是從‘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別退后，生死已到最后關頭！’那高昂的歌聲和那位指揮的嚴格要求的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會熄滅的火焰，燃燒在我心中?！?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10/20183255660078.png" />
戰(zhàn)火已在大江南北燃起，國軍喪師失地，節(jié)節(jié)敗退，長沙自然不是世外桃源。上海淪陷后，日軍一面圍攻南京，一面派飛機沿長江一線對西部城市展開遠程轟炸，長沙即在被攻擊范圍之內。不久，梁思成一家即遭到日機炸彈猛烈襲擊，災難來臨。
那是11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大批日機突襲長沙。由于事先沒有警報，梁思成以為是中國的飛機為保護人民大眾和流亡的知識分子突然到來，聽到聲響后，懷著一份感動跑到陽臺，手搭涼棚對空觀看。剎那間，只見幾個“亮晶晶的家伙”從飛機肚子里噴射而出，“嗖嗖”向自己住處飛來，梁思成的頭“嗡——”地一震，“炸彈！”兩字尚未喊出，一枚“家伙”就在眼前落地爆炸。隨著一團火球騰空而起，梁思成本能地折回房中抱起了8歲的女兒梁再冰。屋中的林徽因驚愣片刻，順勢抱起5歲的兒子梁從誡，并攙扶著一直跟隨自己生活的母親隨梁思成向樓下奔去。就在這一瞬間，炸彈爆炸產生的巨大沖擊波將門窗“轟”的一聲震垮，木棍與玻璃碎片四處紛飛。當一家人連拉加拽，跌跌撞撞奔到樓梯拐角時，又有幾枚炸彈落到了梁家院內。在“隆隆”的爆炸聲中，院墻上的磚頭、石塊隨著騰起的火焰向外迸飛，林徽因抱著兒子被震下幾級階梯，滾落到院中。緊接著，整座樓房開始“軋軋”亂響，門窗、隔扇、屋頂以及天花板等木制物件瞬間坍塌，劈頭蓋臉地砸向梁思成和他懷中的女兒……等梁氏一家沖出房門，來到火焰升騰、黑煙滾滾的大街上時，日機再次俯沖，炸彈第三次呼嘯而來，極度驚恐疲憊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同時感到“一家人可能在劫難逃”了，遂把眼一閉，等著死神的召喚。出乎意外，落在眼前的那個“亮晶晶家伙”竟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兒，再也沒有吭聲——原來是個啞彈。梁思成一家死里逃生。
當晚，梁家老少五口無家可歸，梁思成那“合唱隊指揮”的職位自然隨之化為烏有。面對如此凄慘景況，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把自己租來的兩間屋子讓出一間給梁家居住，張家五口則擠在另一個小房間度日。第二天，梁思成找了幾個人，把家中沒有砸爛的物品慢慢從泥土瓦礫中挖出來。
這次轟炸之后，梁思成、林徽因感到長沙如此動蕩不安，擁擠不堪，每天面臨不是家破就是人亡的威脅，很難做成什么事情，遂萌生了離開長沙前往昆明的念頭。按他們設想，處在中國大西南的昆明，離戰(zhàn)爭硝煙應當更遠一些，既可以暫時避難，又可以靜下來做點學問，是個一舉兩得的地方，遂下定決心奔赴昆明。
12月8日，在一個陰風陣陣、星光黯淡的黎明，梁氏一家五口搭乘一輛超載的大巴車向云南方向奔去。
此時，戰(zhàn)場的局勢進一步惡化，前線傳來的消息已到了令中國人頓足捶胸、撕心裂肺的程度。
12月5日，日軍開始圍攻南京，中國10萬守軍在司令官唐生智總指揮下拼死抵抗，傷亡慘重但未能阻止日軍凌厲攻勢。10日，強悍的日軍以精銳部隊和配備優(yōu)良的武器同時進攻雨花臺、光華門、通濟門、紫金山等戰(zhàn)略要地，并切斷中國軍隊的后路，南京守軍10萬將士血戰(zhàn)后不支。危急時刻，蔣介石命令顧祝同向唐生智傳達棄城突圍、全軍沿津浦路北撤的命令。
由于日軍早已切斷了后路，只有六十六軍、八十三軍少數部隊突圍成功，多數將士被困于城郊未能及時渡江而遭日軍槍殺。
12月13日，日軍攻占了中國首都南京，這座散發(fā)著脂粉與墨香氣味的六朝古都，頓時淹沒在鮮血、呻吟與絕望的哀號聲中。全世界每一個關注中國命運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來自遠東地區(qū)強烈的震撼與滴血的呼喊。
◎日本隨軍記者拍攝的1937年南京淪陷后日軍入城儀式
緊接著，杭州、濟南等重量級省會城市于12月下旬陷落。
由于平漢鐵路沿線的保定、石家莊、新鄉(xiāng)等軍事重鎮(zhèn)相繼失守，長江沿岸的上海、南京、蕪湖等地區(qū)陷落，驕狂的日軍開始集結精銳，沿長江一線向西南方向大規(guī)模推進，地處兩條干線交會處的軍事要道武漢三鎮(zhèn)，立即成為中日雙方矚目的焦點和即將進行生死一搏的主戰(zhàn)場。
大戰(zhàn)在即，而長沙與武漢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漢失守，長沙勢難支撐。面對危局，無論是剛組建不久的臨時大學，還是中央研究院在長沙的幾個研究所，又一次面臨遷徙流亡的歷史性抉擇。
何處才是安身之地？長沙臨時大學委員會在遷往重慶還是昆明之間搖擺不定，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已離開上海赴香港，傅斯年已隨中研院總辦事處遷往重慶。在群龍無首的境況下，中研院長沙工作站委員會幾名常務委員經過幾輪討論協商，仍未能達成共識，誰也不知流落何處更為有利。在進退維谷的艱難處境中，梁思永以中研院長沙工作站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份，與史語所代所長李濟共同召集史語所主要人員開會商量對策。經過一番激烈爭論，總算拿出了一個大概的應對策略，這就是“為了此地同人的安全，不能夠留在長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點目前雖然還未確定，只有一個先決原則：同人的家庭沒有淪陷的話，就先回家；家庭淪陷的話，可以跟著所走，只是地點未定；若不想跟著所走，也可以自便。決定此一原則之后，就讓各組自行商量”。
史語所考古組（三組）經過協商，決定先把個人手頭的工作盡快結束，全部交付李濟主任處，而后再談個人去留問題。經過幾天的緊張忙碌，所有的資料全部收集起來，按順序打包裝箱，倘日后有其他人接手，可以按照原來的順序繼續(xù)工作，不致茫無端緒。待這項工作結束后，李濟召集考古組全體人員集會，議決各人的去留問題。商量的結果是：李濟是組主任，不能走；董作賓專門研究甲骨，安陽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負責保管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遺址西北岡出土的器物，同時又是中央研究院長沙工作站管理委員會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務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暫時不動。同時，李、董、梁三人屬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級委員，各自都帶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謂拖家?guī)Э?，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不到萬不得已，前行的腳步是不易邁出的。
◎1936年2月，考古組同人在南京北極閣史語所大樓前合影。后排右起：胡厚宣，李光宇，高去尋，李濟，梁思永，徐中舒；前排右起：祁延霈，李景聃，劉燿，郭寶鈞，石璋如，董作賓，王湘（李光謨提供）
除李、董、梁“三巨頭”外，史語所考古組的“十大金剛”（又稱“十兄弟”）要各奔東西。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鄉(xiāng)尚未淪陷，表示樂意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偃師人，當時洛陽一帶還在中國政府控制之下，偃師屬于尚未淪陷的洛陽一部分，因此石璋如也要回家鄉(xiāng)暫住。老三李光宇是湖北人，家鄉(xiāng)那個偏僻村落雖沒進駐日本鬼子，但他一直負責管理三組的出土器物，因而不能走。老四劉燿是河南滑縣人，家鄉(xiāng)已經淪陷，他自己表示要投筆從戎，奔赴延安投奔共產黨抗日。對于這一抉擇，眾人覺得中央政府領導的國軍就在眼前，與整個中華民族生死攸關的武漢大會戰(zhàn)即將打響，而劉氏棄而不投，偏要遠離血與火交織的正面戰(zhàn)場，越長江跨黃河，跋山涉水，不遠千里到陜北的山溝里去參加“敵進我退，敵跑我追”的游擊式抗日，頗有些不可理喻，并擔心這種“游擊”會不會變成“游而不擊”。想到人各有志，也就沒人再去理會。“十大金剛”中的老五尹煥章在安陽發(fā)掘之后，被河南古跡研究會留下來幫忙，壓根沒到長沙，也就不存在走與留的問題。老六祁延霈是山東人，家鄉(xiāng)已淪陷，不過家人已流亡到重慶，他決定到重慶尋找親人。老七胡福林（厚宣）是河北人，家鄉(xiāng)屬于最早淪陷的一批，兩眼茫茫已無退路，若到前線戰(zhàn)場跟鬼子真刀真槍地拼幾個回合，來個刺刀見紅，胡氏既沒有膽量，又不情愿到沙場送死，只好表示跟著史語所走。老八王湘是河南南陽人，家鄉(xiāng)尚未淪陷，但他年輕氣盛，好勇斗狠，平時經常與流落到長沙的大學生在茶館酒肆吃吃喝喝，發(fā)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眾人皆醉我獨醒”之類驚世駭俗的豪言壯語。當時長沙臨時大學曾布告學生，凡愿服務于國防機關者，得申請保留學籍，并得由學校介紹，張伯苓還擔任了臨時大學軍訓隊隊長兼學生戰(zhàn)時后方服務隊隊長。有了這一規(guī)定，臨時大學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投筆從戎，這是后來西南聯大學生大批參軍的先聲。王湘受這股風潮影響，決定跟著臨時大學的學生到前線參加抗戰(zhàn)，與鬼子真刀真槍地干上幾個回合。既然王湘本人有這份熱血與激情，其他所內成員只能表示贊許，并未挽留。老九高去尋，河北保定人，家鄉(xiāng)已在日本軍人的鐵蹄之下，萬般無奈中，決定與史語所共存亡。老十潘愨，被內定為古物押運人員，自然不能離去。如此一來，在“十大金剛”中，有“六大金剛”要走，只有四個留下，整個史語所考古組的骨干人員，基本上走掉了一半。這個數字與結果一旦成為定局，每個人的心中都蒙上了一層難以言表的悲愴與蒼涼。
去留問題得以拍板，天即將黑下來，李濟決定史語所三組全體人員到長沙一個酒肆——清溪閣舉行告別宴會。參加的人員除李、董、梁“三巨頭”和“九大金剛”外，還有幾位技工。由于人員較多，一室分成兩桌圍坐。此時，眾人情緒都有些激動、悲涼和憂傷，據石璋如回憶說：菜還沒有上桌，幾個年輕人就開始叫酒，并很快喝將起來。“三巨頭”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強應付。而年輕又經常下田野的幾個河南、山東漢子如王湘、劉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幾分中原好漢與山東響馬那種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氣。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jié)M，幾條漢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開席。眾人端著酒杯站起來，“九大金剛”面色嚴峻地相互望著，在“三巨頭”帶領下，嘴里喊道“中華民國萬歲！”各自舉杯，一飲而盡；第二杯酒端起來，大喊“中央研究院萬歲！”再一飲而盡；第三杯酒端起，齊聲喊道“史語所萬歲！”又是一飲而盡；第四杯喊“考古組萬歲！”第五杯是“殷墟發(fā)掘團萬歲！”第六杯喊“山東古跡研究會萬歲?。ㄔ摃钤绯闪?，傅斯年、李濟等都是常務委員）”；第七杯是“河南古跡會萬歲！”第八杯是“李（濟）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賓）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剛健康！”如此這般痛快淋漓地喝將下去，有幾位“金剛”從歷代酒場上規(guī)律性的“和風細雨——竊竊私語——豪言壯語——胡言亂語——默默無語”五大階段，猛地一下晉升到“胡言亂語”的臺階上來。在一派群情激昂、張牙舞爪的觥籌交錯中，王湘、祁延霈、劉燿、石璋如等表現最勇猛的“四大金剛”，端著酒杯各自搖晃了幾下，眼前發(fā)黑，腿打哆嗦，一個個“撲通、撲通”倒了下去，算是進入了酒場中“默默無語”、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
據石璋如回憶說：“我們本來是住在長沙圣經學校宿舍，可是醉到一塌糊涂，又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去。沒喝什么酒的胡占奎、李連春吃了菜之后，就將我們帶回宿舍，打開房門放到床上。我次日清早醒來，只記得在清溪閣喝醉，之后怎么回來完全不記得，真是醉得一塌糊涂??！”
從沉醉中醒來的“五大金剛”，于當天上午各自收拾行李，含淚作別史語所同人，離開長沙，星散而去。
今天到了昆明
1937年12月，根據國民政府指令，設在長沙的臨時大學撤往昆明，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央研究院在長沙各研究所，即刻向重慶、桂林、昆明等不同地區(qū)撤退轉移。
1937年年底至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長沙各所陸續(xù)遷往昆明等地，史語所人員押送300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經越南海防轉道抵達昆明，暫住云南大學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一處樓房。據《史語所大事記》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條：“議遷昆明，圖書標本遷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運重慶者三百箱，運桂林者三十四箱，待運漢口者兩箱，待運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長沙?！币钅暌辉聴l：“西遷昆明，經過桂林之工作人員暫駐桂林、陽朔調查研究?！?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10/20183255660078.png" />
幾乎與此同時，長沙臨時大學分成三路人馬趕赴昆明。第一批從廣州、香港坐海船由安南（越南）海防到昆明；第二批“湘黔滇旅行團”沿長沙經貴陽至昆明公路徒步行軍；第三路從長沙出發(fā)后，經桂林、柳州、南寧，取道鎮(zhèn)南關（今友誼關）進入越南，由河內轉乘滇越鐵路火車，奔赴昆明。
在中研院史語所同人抵達昆明半個月后，湘黔滇旅行團的聞一多、曾昭掄、袁復禮等教授率領200余名師生，徒步跋涉3500多里，日夜兼程68天，帶著滿身風塵和疲憊，從貴陽趕到了昆明。進城之后，大隊人馬正好經過史語所臨時租賃的拓東路宿舍門前。語言組主任趙元任率領同人在路邊設棚迎接，隊伍前鋒一到，眾人立即端茶送水遞毛巾。歡迎人群還為這支歷盡風霜磨難的隊伍獻歌一曲，這是趙元任特地為師生趕寫的，詞曰：
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
遙遙長路，徒步。
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
不怕危險和辛苦。
再見岳麓山下，再會貴陽城，
遙遙長路走罷三千余里，
今天到了昆明。
歌聲響起，聯大師生和現場觀者均大為感動，許多學生想到了國難當頭與一路艱辛，禁不住涕泗縱橫。
此時，梁思成一家已先期抵達昆明，并在翠湖邊一個大宅院里落腳，中研院史語所、中博籌備處同人與張奚若、金岳霖、錢端升等聯大教授，與梁家在這個陌生的南疆省城再度相會，自是又一番興奮與感慨。
因長沙撤退諸事繁雜，梁思永勞累過度，身體患病不能再負責任，根據傅斯年提議，史語所撤退事務由李濟負責，在自己到達昆明之前，李濟為中研院史語所代理所長，處置在滇一切事務。
自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陸續(xù)按學科分科增設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前，已設立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心理、社會科學及動植物等十個研究所。理、化、工等三研究所設在上海，其余各所與總辦事處均設于南京。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抗戰(zhàn)軍興，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當時正居住在上海。此時，中研院理、化、工等三個研究所仍留在上海租界內開展工作。淞滬戰(zhàn)事起，蔡元培強撐病體，號召全院各研究所集中物資設備，準備向內地撤退。上海城陷之際，在南京北極閣的中研院總辦事處已由朱家驊和傅斯年共同組織撤往長沙，而后轉往重慶。蔡元培滿懷悲憤與憂傷，乘一艘外國郵輪獨自一人從上海趕往香港，準備轉赴重慶與總辦事處人員會合。一路顛簸漂蕩，年高體衰的蔡元培抵達香港后病體不支，被迫滯留港島療養(yǎng)休整，暫居跑馬地崇正會館。次年2月，一家老小逃出淪陷的上海乘船抵港。蔡元培攜家遷往尖沙咀柯士甸道（Austin Road），化名“周子余”隱居下來，平時謝絕一切應酬，但仍遙領中央研究院事務，通過各種渠道密切關注著中研院的命運，并為本院各所遷徙與未來的生存、發(fā)展思謀籌劃。
就在國軍于淞滬戰(zhàn)場死打硬拼，最終力不能敵，即將全線撤退的前夜，中研院在南京的七個研究所奉令撤退，史語所是行動最快、執(zhí)行命令最堅決的大所之一。與史語所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天文研究所對代理總干事傅斯年的命令與組織調動卻陽奉陰違，采取推諉、敷衍戰(zhàn)術，負責人甚至假公濟私，于危難中不顧大局，使氣任性，成為抗戰(zhàn)流亡學術機構中一個令人扼腕嘆息的典型。1938年1月12日，激憤難平的傅斯年致函已至香港的蔡元培，對天文研究所負責人所作所為予以呈報，并闡明相關責任，函曰：
院長鈞鑒：
自京遷往內地各所，在遷動中，最不使人滿意者為天文所，此事本不想上瀆清聽，然責任所在，欲罷不能，思之兩月，謹以奉聞。
一、天文所自北平遷來之古儀器，其中有明成化仿郭守敬之二儀，乃世界科學史上之實器，亦是中國科學史上之第一瑰寶也。此二儀前自北平運京（亦由斯年鼓動），由京移至紫金山上。戰(zhàn)事一起，即由院務會議議決請其遷下，并由斯年催促無數次。乃余所長一味推諉，率領全所研究員來總處與斯年辯論。（余、李、陳等）。斯年謂此物如不遷出，雖院長亦負大責任，若謂無法遷下，何以當年有法運上？最后斯年又謂可將上層拆下，以便運。（此器去德國時已拆散也。）[行首自注：“此二件即以凡爾賽條約返之中國者”。]余又謂路上新修門，不便。斯年謂可即去與警備部接洽。如此爭論數次，余所長謂當去接洽，以后催問，迄無下文，如是者兩個多月，不得結果，又推諉無法借車。（斯年亦代為想法，用木條滾下，余又謂無工人。然他處皆可覓到工人。）及上海撤兵，一時局面大變，乃無法可想矣。[行首自注：“此事責任甚大，所謂‘不盡人事’也。如政府后來追問，本院無詞以對。余對毅侯兄等云，古董不如新儀器要緊，蓋全不知此件之價值也?！盷
二、八月初，決定近北極閣各所在他處覓房，天文所遷一部下山。適陳遵媯君房子出來，即以轉租于研究所，然其地正在北極閣下。八月廿六日夜，日機大轟炸，三工人喪命。此一地點，總處事前全不知其即在北極閣附近。且總辦事處早囑各所自北極閣遷遠者，何以返遷近？豈是但圖轉租之便耶？
三、在京時，天文所只有一人來湘，余所長等仍留京，即以其自己之住宅租給研究所，月領百元，又用廚房勤務，皆開公賬。其實此時住內職員，余外僅有二、三人，以報時諸人在外也。（余先生自謂在京管報時，然李銘忠又謂此事與余無關。）毅侯兄對此開支深不謂然，曾對天文所庶務有所指摘，余先生次日來辯，謂天文所每月九百元之雜費不為多。斯年不便指明，只好模糊了事。
四、上海撤兵后，京局頓緊張。余所長遂用所中二汽車載物而行（公私皆有，且開至湘潭，其岳家所在地也），而將報時等要件由李銘忠賃民船西行。李自謂一套儀器分成三批，無法工作，又謂去京時，余不理之，只顧自走。
五、總處遷至長沙后，開一院會，會后余謂要回家。斯年問，天文所尚有多物，如何安置？余謂可問李銘忠。次日問李，李云，余無交代；再次日，李亦不見矣。船運之物到漢，茫然無人過問，于是電陳，自南岳到此，然后稍作安置。余先生對公物似全無顧惜之念。[行首自注：“斯年曾以此信中各節(jié)面質李君，李謂頗有同感?！盷一所四人，余先生回家，陳與他所往桂，李則不知去向矣。[行首自注：再，斯年請陳君來此，曾將此中各節(jié)面告之，陳君不能答。斯年當時曾大發(fā)脾氣，旋即謝過。然事實如此，終應有以明之。]
在此情形中，固不能保證物件之不失，然必須盡人事，然后可以心安。今果盡人事乎？其責任誰負之乎？乞先生將此函交余先生，請其向先生直接作答。至于何以善其后，非斯年所能知也。專此，敬叩
鈞安
傅斯年 謹上
一月十二日
傅斯年信中所說的余所長，乃余青松，福建廈門人，時年40歲，屬于中研院較年輕的所長之一。當初天文研究所成立時，以高魯為所長。1929年，高魯被國民政府委任駐法國公使，高氏向蔡元培推薦當時在廈門大學任天文系主任的余青松接替其職，蔡允。余氏于一個學期結束后到天文所就職，未久創(chuàng)建了南京紫金山天文臺?？箲?zhàn)爆發(fā)，余氏奉令組織內遷，但推進極不順利，同人亦不團結，惹得傅斯年大怒而又無可奈何，半年后在各方督促下，總算攜部分儀器入滇并在昆明東郊建成了昆明鳳凰山天文臺。之后，余氏多次致函蔡元培提出辭職，蔡予以挽留，雙方你來我往拉鋸到1940年年底，余終于辭去天文所所長職務，1947年赴北美于天文臺和大學等機構工作、教書，直至終老海外。此為余氏一生之大致信息。
傅信所言余青松率全所研究員跑到總處與之辯論的“李、陳”二人，應是天文所負責子午儀室的李銘忠與變星儀室的陳遵媯兩位主任，后二人隨余氏流亡到昆明繼續(xù)工作。1938年9月28日，日軍飛機首次轟炸昆明，昆明天文臺被炸，李陳二人與嫡親皆受重大傷亡，至堪痛心。此為后話。
且說在南京組織內遷的代理總干事傅斯年，面對天文所一班人的散漫與阻力大為惱火，而對于上海三家研究所負責人的明顯對抗，更是憤憤不平。當上海危急、蔡元培欲赴香港之際，傅斯年已與翁文灝統領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協商好，由該委員會資助錢款與交通工具協助三所搬遷。為促成此事，傅斯年專門赴上海督促撤離。不知是故意對傅斯年本人予以反抗，還是不愿離開上海而采取拖延、消耗戰(zhàn)術，時駐上海的物理、化學、工程等三所所長丁燮林（即丁西林，字巽甫）、莊長恭（丕可）、周仁（子競）面對傅氏的督促竟置之不理。眼看局勢越來越緊，國軍全線撤退在即，傅斯年捶胸頓足仍無濟于事，對方一直采取哼哼哈哈或不理不睬的態(tài)度虛與委蛇。傅見事不可為，只好棄之不管，一跺腳離開上?；亓四暇?。同年12月，中研院總辦事處及下屬史語所等機構遷往長沙并開一緊急院務會議，再度提出中研院各所以緊縮為主旨，必須立即遷往內地，傅斯年拍電報至上海再度督促三個所果斷行動，但工程所所長周仁竟指傅氏電報謂“令其解散”，對傅大為不滿，多虧丁燮林日記中有所記載，證明其非如此，才免于繼續(xù)爭執(zhí)。按傅斯年致蔡元培信中的說法，“此將一年中可謂三所各行其是也。大約巽甫兄只是畏難（此亦實可畏者），莊丕可乃以上海為天堂，故彼之去職，可以其一語括之：‘離上海不能研究’（實不能生活耳）。子競此時在精神失常態(tài)中，不敢有任何勸告也”。三所所長如此一番打著不動、踹著團團的軟體模樣，且還有一個精神病夾在其間，霸氣如傅斯年者亦無能為力，只好聽憑三所負責人自作主張，各自率部于日軍刺刀底下死地求生了。
對于以上諸事，在香港的蔡元培了解后，于1938年1月14日致信傅斯年，對傅所做的努力表示敬意，同時表達了自己的歉疚之情，信曰：
孟真我兄大鑒：
接本月十日快函，敬悉一切。本院在京各所由京而湘，由湘而桂，頭緒紛繁，環(huán)境又時出變態(tài)，焦急、失望、興奮、疲倦，為人之所不能免之苦痛。而兄適當其沖，艱辛可想。幸同人知識均在水平線以上，與共患難，尚能互相諒解。而在京各所之重要書器，輾轉遷移，已達于較為安全之地點，茍中國不亡，國民經濟不破產，他日當能繼續(xù)工作，在文化上盡相當之力，則感謝吾兄者，豈特本院同人己耶？弟衰病侵身，又因有特殊關系，不能來京，為兄分勞。對于上海三所又太偏放任，不曾預定計劃，強制執(zhí)行，即令陷于僵局。負疚寔深，何以補過？騮公自去浙后，兩表辭意，經弟懇勸而罷，今既離浙，當然回院，弟于十日致毅侯兄函中曾附一紙，托加封寄去，即以院務諗記之。今來書特去電相邀，甚善。弟已于昨日發(fā)一電，旃“中研院全仗鼎力維持，務請即回院視事”云云。當此艱難時期，想渠亦不肯坐視也?！?/p>
弟 元培
一月十四日
傅斯年得信，稍感安慰的同時，繼續(xù)以代理總干事身份處理中研院紛繁事宜，與蔡元培保持書信、電報聯系，遇到大事、難事及時匯報請示，按蔡的旨意處置辦理。1938年2月，當傅得知中研院各所已陸續(xù)向桂林、昆明一帶搬遷（原在南京的地質所、心理所等兩個研究所抵達桂林不再前行，并在離桂林市40里外的良豐鎮(zhèn)郊外山中安營扎寨，準備長駐于此，其他所繼續(xù)前行趕往昆明。原在上海的物理、工程、化學等三所，于1938年暑期開始從日本占領區(qū)秘密搬遷，至年底，物理所遷往桂林，另二所遷到昆明。未久，化學所所長莊丕可辭職，吳學周代理），致函蔡元培予以報告并提醒注意事項，函曰：
院長先生鈞鑒：
此信乞閱后，交丁、莊、周諸先生一看，并由此間抄下一份，寄遷滇、桂在途中各所。（但看完后乞即焚之。）院中同事時時以“將來經費如何”見問，院外之人又時時以“研究院遷何處，上海部分現在哪里”見問。對此斯年有回答之義務，同時亦皆系極難答之問題。其實此兩事關系甚大，今自經費說到遷移及工作。
………
四、遷后安頓。此時逃難中人心難定，本人情之常，勢不能免，然須早為安頓，以資祛除。故遷桂者應在桂安居，不作再遷之計。如其不能，便即行遷滇，勿稍留戀。不可先展開再搬家，既住下又思走。總之，此次一搬便搬到底，如不以桂為妥，即行赴滇。在滇、在桂，一經住下，便扔去再搬之思想，積極恢復工作。
五、本院公物應竭力保全，勿以“所值不過幾千幾萬”而棄之。此事關系院長之責任甚大，同人諒必看清。其非人力所能挽救者，固非罪過，然必須先盡人事，時間上之關系尤大也。
六、各所遷后總要積極做幾件切要的事。按，各所安頓后，似當即行恢復工作，擇與時勢有關者為之。（此不指一切所言。）故氣象所之工作必不可斷。地質所似可寫下近、未來調查南方礦產之草結果送給政府。社會所似亦有同類題目可作。如此則便于宣傳，便于向政府要錢。以后要錢，非宣傳本院如何如何重要不可。如謂此話難聽，則良心上亦當如是也。
傅斯年確知他最為掛念的史語所已抵達昆明且安頓就緒后，于1938年3月30日致函代理所長李濟，就有關未來計劃與注意事項直率相告，函曰：
本所同人既幾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以院所情形論之，本所可以維持至明年暑假，故不必過分憂慮，以后亦不再疏散。此兩點請告同人。至于法幣問題若有毛病，自然不了，然此乃四萬萬人之問題也。
我們在云南，總是“羈旅之人也”，理當“入門而閉禁”，在此風聞云南情形，亦不齊一，教廳長似與建廳長不甚要好。云南大學是建廳一派的。臨大到彼，又是云大招待，故教廳不甚幫忙云云，此亦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耳。然本所在滇之人類調查，本系龔廳長勾引去的，且旅費是云南出的，中間教廳又甚幫忙，而建廳廳長竟謂要向中央提議取銷此等研究！（此該廳長親對丁、莊二位說的）看來似乎彼此吃醋。我們的原則，應該是①不得罪任何人，②不沾任何人的光，③與一切人皆客客氣氣，④切勿批評地方任何事件。使得他們知道我們是有禮的客人，便好了。昆明情形，不特不能比南京，且不能比長沙、桂林，此意請諸兄務必格外注意。
同人遷移中安適，至慰。聞諸兄皆有定居，羨甚羨甚。即此可以開始大工作矣。印刷出版，弟負全責。只愁無稿，不愁無法印也。昆明天氣既佳，大可為長居之計，縱使驅寇出境，吾輩亦不易返京，蓋經濟與房子皆成問題也。弟意在昆明可以作長久想，倭賊也到不了那里。
所址租到此一處（靛花巷三號者），至妙，恐以全租為宜。有此廿間，本所似可全夠用。乞與交涉全租下，如此豈不方便之至乎？拓東路房子，自然仍當留下也。
臨大如建筑，我們似可以入一股（自蓋房子于其中），萬元之內，可以生法（基金）。
時人與后人談到傅斯年，多著筆于他的才氣、豪氣與霸氣之“三氣”，很少注意他在為人處世方面能屈能伸、屈伸自如的機智與超強本領。從此信可看出，他人雖在重慶，但對云南地盤上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及復雜糾葛，可謂觀察得細致入微，秋毫皆知。而其謹小慎微的態(tài)度及竭力尊重當地人事與風俗之境界，又遠非一般人特別是在內地城市驕橫慣了的高官大員、大腕名流或一幫土豪能望其項背者。所謂細微處見真功夫，甚也。除對天時、地利、人和等諸方面的參悟與自覺，從此信還可看出，此時的傅斯年把往昔組織各所搬遷的煩惱與憤懣盡拋腦后，對史語所在昆明的前景持樂觀態(tài)度，且認為得此有利條件，正是徐圖奮發(fā)，挽起袖子于國難中大干一場的時候。
只是，這種樂觀未能持續(xù)多久。無論是中研院史語所還是其他研究機構人員，或是遷往昆明的高校師生，很快就開始面臨沉重的生活壓力。
地處西南邊陲，多崇山峻嶺，在國人眼中地位并不突出的云南，由于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國軍節(jié)節(jié)敗退，其戰(zhàn)略地位顯得越來越重要。省會昆明不僅成為支撐國民政府持續(xù)抗戰(zhàn)的大后方，同時也成了淪陷區(qū)各色人等的避難所。原在上海的幾百家工廠企業(yè)、國立同濟大學等機構紛至沓來，北平一些文化教育機構如北平研究院等也相繼到來。同當初的長沙一樣，向以安然靜謐聞名于世的昆明，因蜂擁而至的滾滾人潮而顯得擁擠、嘈雜和混亂起來。城中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拖家?guī)Э凇L塵仆仆的外地來客在匆匆穿行。
大批流亡者突然涌進，導致原本交通條件相對落后的昆明貨物短缺、物價飛漲。中研院各研究所人員和西南聯大師生，在生活壓力下入不敷出，開始典當衣物，出賣由內地攜來的各種物件。而毫無經濟來源的梁思成、林徽因為了生存，只好拿出他們作為建筑師的特殊技能，開始外出“打工”，為那些“卑鄙的富人奸商”和發(fā)了國難財的暴發(fā)戶設計房子。盡管“雇主是一批可憎的家伙，而且報酬很不穩(wěn)定”，為了解決一家五口的“吃飯”問題，梁氏夫婦也只好默默忍受。生活的重壓導致梁思成急火攻心，患了嚴重的脊椎關節(jié)炎和肌肉痙攣，疼得晝夜不能入睡，經醫(yī)生診斷是由扁桃體膿毒引起，決定切除扁桃體。想不到這一切又引起牙周炎，索性再把滿口牙齒拔掉。當兩大“障礙物”被鏟除之后，梁氏的病情卻未見好轉，關節(jié)與肌肉的疼痛使其不能在床上平臥，只能日夜躺在一張帆布椅上苦度時日。大約半年之后，經過無數大小不等、土洋不同的醫(yī)生診治，才開始漸漸好轉。當梁思成病體痊愈，離開帆布椅重新站立起來時，中國營造學社也隨他一道在西南邊陲這片散發(fā)著溫情的紅土地上，奇跡般搖搖晃晃地重新站起。
就在梁家抵達昆明不久，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等幾位老同事得到消息，從不同的地方先后趕了過來。盡管前線依然炮聲隆隆，戰(zhàn)火不絕，但此時的梁思成感到有必要把已解體的中國營造學社重新組織起來，對西南地區(qū)的古建筑進行一次大規(guī)模調查，唯如此，方無愧于自己與同事的青春年華以及老社長朱啟鈐的臨別囑托。他開始給營造學社的原資助機構——中美庚款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發(fā)函，說明大致情況并詢問如果在昆明恢復學社的工作，對方是否樂意繼續(xù)給予資助。原清華學校校長、時任該基金會總干事的周詒春很快給予答復：只要梁思成與劉敦楨在一起工作，就承認是中國營造學社并給予資助。梁思成迅速寫信與在湖南新寧老家的劉敦楨取得聯系，得到了對方樂意來昆明共事的答復。于是，中國營造學社的牌子又在煙雨迷蒙的西南邊陲掛了起來。
◎1938年，梁思成一家在昆明西山華亭寺與清華好友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吳有訓，梁從誡
眼看梁思成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牌子重新掛起，且人員得到了相當補充，代理史語所事務的李濟認為自長沙遷徙而來的同人已在昆明站穩(wěn)腳跟，各項工作即將展開，遂與同人商量后致信傅斯年，欲把于長沙流散的石璋如、王湘等舊部重新召回，擴大史語所陣營，繼續(xù)完成未竟的事業(yè)。傅斯年得信甚表贊同，于4月30日回信道：“約璋如、子湘回來一事，甚妥甚妥。當時一批走去數人，皆是好手，如此‘淘汰’，決非辦法，如能全招之歸（以那一批同走諸人為限）尤佳。如此辦法，自然有反本院一般之辦法，然反之者不自本所始，上海三所皆大恢復（然所恢復者究何在，弟亦不知也）。此一批中諸位回來時，其薪水恐須在‘中基會’補助中支。第一組弟近來把姚家積恢復了（其薪由中英庚款會補助項下支），其他皆拒絕。此等恢復辦法，弟意可有下列標準：（一）以助理為限，（二）須大家同意，（三）須薪有著落，如此似可無流弊矣?！庇终f：“一組事，在寅恪未到前，請即托岑仲勉先生料理?！?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10/20183255660078.png" />
1938年5月6日，傅斯年再度于重慶中研院總辦事處致函昆明的李濟，謂：“昨見張政烺，知貴組北去各助理之蹤跡。祁赴新疆（其父在南渝教書，云如此），劉、王赴陜北（必失望也），石在西安，李回家，楊所在不知?？磥砥钍菬o法回來，其他當可招之返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10/20183255660078.png" />
信中所說的祁，乃山東人祁延霈，此公離開長沙后奔赴延安并加入共產黨，1939年1月被調往新疆哈密地區(qū)任教育局局長，同年11月因患傷寒病去世；劉、王，指的是劉燿、王湘二人，劉時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后任陜北公學教員、中共中央出版局出版科長等職；王湘時任延安振華造紙廠廠長。只是傅斯年所言劉王二人“必失望也”，沒有說中，此時二人蹲在陜北延安的窯洞里干得正歡，一點沒有重返史語所的打算；石，指的是石璋如；李，指的是當年考古組“十大金剛”中的老大、安徽人李景聃，時在家鄉(xiāng)閑居；楊，指的是楊廷賓，時在延安中央出版局工作，主要從事美術（人物木刻）創(chuàng)作，后有毛澤東、朱德、斯大林等木刻作品傳世。上述諸人，除楊廷賓是于南京淪陷前出走延安外，其他人皆為長沙流散的考古組人員。李濟根據得到的線索分別致函與諸位聯系，但最終召回昆明的只有石璋如與李景聃二人，且這時石璋如本已受召喚到了昆明重新進入史語所工作了。據石璋如回憶，他自長沙回到家鄉(xiāng)后，閑居無聊，過了春節(jié)便獨自一人到陜西寶雞做田野調查。之所以到寶雞，是因為石璋如1937年7月到過北平研究院，看到了考古人員于寶雞斗雞臺先秦遺址、墓葬發(fā)掘的東西，經手發(fā)掘的是北平研究院的重要人物徐炳昶、蘇秉琦與心靈手巧的職員白萬玉等人。當時考古人員在遺址內發(fā)現了一輛車，因天氣太熱，便把車上一小部分部件挖出來帶回北平，車的整體又重新埋好，準備下次開工時再挖。石璋如在北平研究院只看到一個小銅泡，便想著有一天自己能到寶雞去實地調查，看看寶雞出土的車與安陽出土的車有何區(qū)別，同時在學術上予以考證。于是他便懷揣盤費乘火車去了寶雞，在斗雞臺等遺址處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查。返回西安后，石璋如將調查情況寫一報告寄給了李濟。石回憶說：“我是在二十七年三月初寫信給李濟先生，寄到長沙圣經學?？傄脦滋?，會寄往長沙……一方面是三組的東西多，可能一時運不完，還有人留守。或許圣經學校的留守人員知道李濟先生已經到達昆明，就把信轉過去……可能就這樣收到的。李濟先生回電報的時間是三月底，電報傳遞就比信件快得多。我接到電報之后，除了走鐵路線可到長沙，也必須先到圣經學院問明情況，不過總算是歸隊了?！庇终f：“我大概是四月到昆明的，雇馬車找到青云街靛花巷。所謂靛花巷只是一個樓房，是三層樓，外面有門，還有號房，并不清楚房子的原先用途。……到了昆明之后算是安定了，我獲分配去整理過去發(fā)掘的資料。東排是梁思永、董作賓二位先生工作的地方，其他人在西排工作，從五月起，我正式開始工作。”
史語所流散的人員陸續(xù)被召回，并補充了幾個新的青年職員，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也欲招人充實隊伍，并有到野外實地考察發(fā)掘的打算，而中國營造學社因重新召回了劉敦楨、莫宗江、陳明達等舊部，煥發(fā)出新的活力。于是，幾個研究機構開始在昆明這個新的聚集地大干起來，戰(zhàn)前的氣象在春城昆明再度得到短暫呈現，然而更大的危機卻悄然逼來。
1938年7月中旬，25萬日軍沿長江兩岸和大別山麓向西南疾速推進，國民政府調集100萬大軍，以武漢為中心，在大別山、鄱陽湖和長江沿岸組織武漢保衛(wèi)戰(zhàn)。10月下旬，驕悍的日軍逼近武漢三鎮(zhèn)，中國軍隊與日軍在揚子江一線高山峻嶺、密林險灘中展開了空前的大血戰(zhàn)，這是抗日戰(zhàn)爭初期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戰(zhàn)役。交戰(zhàn)雙方傷亡異常慘重，日軍傷亡人數達10萬以上，中國軍隊傷亡40萬之眾。武漢會戰(zhàn)不僅有效地阻止了日軍進攻西南大后方的腳步，更重要的是為由上海、南京等地遷往武漢的大約3000家兵工企業(yè)、民用制造業(yè)和大批戰(zhàn)略物資轉移到四川、廣西、云南等后方基地，贏得了時間與空間。
10月25日，國軍百萬部隊激戰(zhàn)后不支，為保存實力，不與敵人爭一日之勝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全線撤退，武漢淪陷。
武漢會戰(zhàn)尚未結束之時，日本軍部已將注意力轉移到切斷、封鎖中國國際通道的戰(zhàn)略行動中。日軍大本營首先派遣海軍航空隊轟炸昆明至越南、緬甸的滇越鐵路和滇緬公路，同時出兵侵占廣東和海南島，切斷了香港和內地的聯系，繼而進攻廣西，切斷了鎮(zhèn)南關和法屬印度支那越南的聯系。
1938年9月28日，日軍以堵截、破壞滇越鐵路和滇緬公路為終極戰(zhàn)略意義的昆明大轟炸開始了。九架日軍航空隊飛機從南海一線突然飛臨昆明上空，首次展開對昆明的轟炸。當地居民和無數難民見敵機一字排開向昆明城壓來，不知所措，許多人停住腳步抬頭觀望。炸彈從天空傾瀉而下，觀看的民眾立時血肉橫飛，人頭在巨大沖擊波中如斷線的風箏翻騰亂滾。時在昆明西門外潘家灣昆華師范學校附近聚集了大批外鄉(xiāng)難民和好奇的市民，幾十枚炸彈落下，當場炸死190人，重傷173人，輕傷60余人。
◎日本飛機轟炸昆明——市中心區(qū)華山南路，當地報紙此類報道甚多
許多年后，石璋如對這次轟炸的悲慘場景仍記憶猶新：“當天九點響起空襲警報，我跟高去尋先生兩人一起跑，藏到一個挖好的戰(zhàn)壕……我們從戰(zhàn)壕出來，回去昆明城內，大概是下午兩點左右。往小西門方向走，那一帶有昆華師范學校，被炸得很厲害，聽說死了不少人。我們研究院的天文所也有損失，我不知道天文所在哪里，只聽人說天文所的研究員（可能還是所長，很有名氣）李鳴鐘[銘忠]的妻女都被炸死了。董（作賓）先生作《殷歷譜》時經常一起討論的天文所的研究員陳遵媯，他的母親跟弟弟都被炸死，太太跟兒子被炸傷。這可能與天文所在高處，目標顯著有關系，不然怎么會死傷這么多人？我不認識李鳴鐘，認識陳遵媯，都被炸得很悲慘。”
慘劇發(fā)生后，昆明市民政局一位參與賑濟救災的科員孔慶榮目睹了當時的場面：“炸彈落地爆炸，硝煙彌漫，破片橫飛，死者尸橫遍野，幸存者呼天嚎地，慘叫之聲不息……最慘者為一年輕婦女領一歲多的小孩，娘的頭被炸掉，尸體向下，血流不止，而孩子被震死于娘的身旁。除此，其它破頭斷足、血肉狼藉……”其凄慘之狀不忍追憶。
這次慘劇發(fā)生之后，日軍展開對昆明的持續(xù)轟炸，許多人目睹了這樣的恐怖場面：日本飛機在空中從容變換隊形，一架接著一架俯沖投彈，整個城市濃煙四起，烈焰升騰，而后才是炸彈的呼嘯和爆炸聲，有時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枚枚炸彈如何從飛機肚子里鉆出來，帶著“嗖嗖”的風聲向城市飛去。西南聯大師生和中央研究院等學術機構的眾位人員，因在長沙時已有了跑警報的經驗，一看敵機飛臨，立即向防空洞或野外躲避。中研院史語所駐地靛花巷，離昆明城北門極近，一出北門即是野外鄉(xiāng)下一片亂墳崗，學者們聽到警報響起，就扔下手中工作向北門外的荒山野地兼亂墳崗狂奔。
敵機前來轟炸的次數不斷增加，間隔相繼縮短，幾乎每天都要跑警報，有時一天要跑幾次，搞得人心惶惶，雞犬不寧，省政府即通知駐昆各學校及科研院所疏散到城郊鄉(xiāng)下以利安全和工作。史語所為保存明清檔案及書籍不受損毀，決定搬到一個既安靜又不用跑警報的地方去。此前，石璋如曾到城外十幾里外的黑龍?zhí)杜砸粋€叫龍泉鎮(zhèn)的龍頭村做過民間工藝調查，認識龍泉鎮(zhèn)棕皮營村村長趙崇義（棕皮營村緊挨著龍頭村和麥地村，而以龍頭村為最大，外界多把這三個村子統稱龍頭村），知道棕皮營有個響應寺，此處條件不錯。于是他引領李濟、梁思永等人前去察看，并通過趙崇義與鎮(zhèn)長商量，決定遷于此地。正在這時，傅斯年來到了昆明。
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傅斯年托史語所一位陳姓職員護送自己的老母前往安徽，暫住陳家，繼而讓妻子俞大綵攜幼子傅仁軌投奔江西廬山牯嶺岳父家避難，自己只身一人留在危機四伏的南京城，以中研院代理總干事的身份，具體組織、指揮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和各所內遷重慶、長沙等地事務。南京淪陷前，傅斯年奉命撤離，同年冬到達江西牯嶺見到愛妻幼子，隨即攜婦將雛乘船經漢口抵達重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
1938年初夏，蔡元培終于同意朱家驊辭去總干事職，本想請傅斯年繼任，但傅堅辭，說對昆明的弟兄放心不下，急于到昆明主持史語所工作，蔡元培一面勸慰，一面邀請原中國科學社創(chuàng)辦人、中基會（即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干事長、著名科學家任鴻雋（字叔永）繼任。
傅斯年對重慶方面的事務稍做安頓，攜妻帶子來到昆明，與史語所同人相會于昆明靛花巷三號一樓，繼之遷往龍泉鎮(zhèn)龍頭村。1939年1月20日，在昆明的傅斯年為愛子仁軌畫了一張旅程圖，并題記曰：“小寶第二個生日，是在牯嶺外公外婆家過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襲。生下三年，走了一萬多里路了！”言辭中透著悲愴與凄涼。
就在史語所遷往龍頭村不久，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大批人員與物資也從重慶遷往昆明，并在離史語所不遠的龍泉鎮(zhèn)起鳳庵暫住下來。盡管生存環(huán)境不盡如人意，但畢竟在敵人炸彈紛飛中又安下了一張書桌，學者們的心漸趨平靜后，又在各自的專業(yè)領域忙碌起來。
只是，以研究為主業(yè)的學者，要開展工作就需要有輔助這一工作可供查閱的圖書資料，否則所謂工作無從談起。時西南聯大的圖書極端匱乏，唯清華在盧溝橋事變前后搶運出部分圖書及設備儀器，北大和南開幾近于零。自長沙撤退后，清華通過本校畢業(yè)生、時任教育部次長的顧毓琇聯系，將圖書大部分運往重慶，存放于顧教授之弟顧毓瑔為負責人的經濟部下屬某所。想不到1938年6月26日，顧毓瑔從重慶急電昆明主持聯大工作的梅貽琦，告之曰：
昨日敵機狂炸北碚，燒炸之慘前所未有，敝所全部被焚毀，搶救無效。貴校存書全成灰燼，函詳。
此前南開大學圖書館在津門幾乎被日機炸為灰燼，北大圖書也沒有搶出，如今，搶運出來的清華圖書又被炸成灰燼，整個西南聯大幾乎無圖書可資參考。只有中研院史語所來昆明后，為方便研究工作，傅斯年設法將先期疏散到重慶的13萬冊中外善本圖書寄運昆明靛花巷三號駐地，隨即又將靛花巷對面竹安巷內的一座四合院租下作為圖書館，算是為西南聯大和其他學術機構研究人員借讀緩解了燃眉之急。孤立無援的梁思成與史語所協商，借用其從長沙和重慶運來的圖書資料及部分技術工具，以便開展業(yè)務工作?！源酥?，史語所與中國營造學社這兩個本不搭界的學術團體，就形成了老大與老二、國有與民營、依附與被依附的“捆綁式”格局。當史語所遷入昆明郊區(qū)龍頭村時，營造學社也跟著搬過來，在史語所旁邊的麥地村落腳，尋租一處尼姑庵做工作室，在龍頭村建造房子作為居住生活之處。
無論如何，在抗戰(zhàn)軍興、祖國危難之際，流亡的知識分子在西南邊陲昆明城郊的鄉(xiāng)村寺廟，終于贏得了一個喘息和工作的機會。
搬到麥地村的梁思成除率領隊員在昆明城內外搞古建筑調查，還帶隊赴四川西康一帶做野外古跡考察，同時與史語所的李濟、石璋如等人組織成立了一個“天工學社”，專門調查昆明的手工制造業(yè)。傅斯年則在龍頭村觀音殿內用新發(fā)現的內閣大庫檔案研究成果校勘《明實錄》。董作賓在自己的斗室埋頭研究甲骨文，撰寫后來轟動于世的皇皇大著《殷歷譜》。梁思永則獨自研究殷墟西北岡出土的銅器，每當需要畫精確銅器圖飾時，便請營造學社的陳明達、莫宗江協助。陳莫二人受過繪圖訓練，繪圖功力深厚，既仔細又準確，往往白天跟隨梁思成出外調查，晚上回來再加班畫圖，一時忙得不亦樂乎。
由于西南聯大特別是清華大學流亡時帶出的圖書多被敵機炸成灰燼，校內師生已無書可以參考，不得不依靠中研院史語所的圖書作為學習、研究資本。當敵機空襲昆明后，史語所建的臨時圖書館撤銷，書籍再度打包運往龍泉鎮(zhèn)龍頭村暫存。1939年11月20日，傅氏向西南聯大領導人梅貽琦、蔣夢麟、黃鈺生、楊振聲等發(fā)函，謂：“查敝所各部分書，均已整理就緒。其中普通漢籍一部分約十萬冊，已與貴校訂立合同，規(guī)定閱讀、借出各項辦法。茲為便于貴校教員起見，謹擬下列擴充辦法……”同一天，傅斯年為圖書借閱事再致函梅貽琦、蔣夢麟、黃鈺生，函曰：
月涵、孟鄰、子堅先生左右：
查清華、北大兩校在龍泉鎮(zhèn)建房十二間，專為聯大教員來此閱書者住宿之用，早經動工，中經大雨，墻倒其什八，茲已督工趕修，當可于下月中旬完工，圍墻尚須稍待。在此房未能使用之時，貴校教員如有來此看書因而留宿者，如同時人數不過四人，可在本所辦公室中臨時安置鋪板，差足舒適；其飯食一事，除有友人在此可以設法者外，亦可在敝所同人公廚搭用伙食（每餐約五角左右），并無不便，僅鋪蓋、盆器須自備，為此奉達左右。貴校教授如有需要，可由先生分別介紹，便即招待，不必俟清華、北大所建屋落成之后也。專此，敬頌
道安
傅斯年 謹啟
28∕11∕20
如此情景，難免令人想到轍中之魚相濡以沫的悲壯情誼。身處戰(zhàn)時，盡管如此落魄不堪，對于救亡圖存的流亡知識分子而言，能避開敵機轟炸躲在鄉(xiāng)村安靜地讀幾天書，哪怕夜間躺在木板上于清風寒月中獨眠，也算是一種“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只是這種生活過于短暫，僅過半年，昆明局勢進一步惡化起來。
自1940年7月起，為徹底切斷中國僅存的一條國際通道，日本軍隊利用歐洲戰(zhàn)場上德國人勝利的有利時機，直接出兵強行占領了法屬印度支那的越南，不僅切斷了滇越鐵路，而且由于距離縮短，日軍飛機對滇緬公路和終點站昆明的轟炸更加頻繁。這年的8月底9月初，日機對昆明轟炸力度明顯加大，來勢洶洶，火力猛烈，轟炸范圍已擴大到昆明郊區(qū)。與此同時，日軍作戰(zhàn)大本營開始組織陸海軍精銳部隊向云南進犯，形勢日趨危急。住在昆明郊外龍頭鎮(zhèn)的史語所與中國營造學社同人，每天都在警報鳴響中惶恐度日，其悲苦之狀從林徽因致費慰梅的信中可以看到：
日本鬼子的轟炸或殲擊機的掃射都像是一陣暴雨，你只能咬緊牙關挺過去，在頭頂還是在遠處都一個樣，有一種讓人嘔吐的感覺。
可憐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課，常常要在早上五點半從這個村子出發(fā)，而還沒來得及上課，空襲就開始了，然后就得跟著一群人奔向另一個方向的另一座城門、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點半，再繞許多路走回這個村子，一整天沒吃、沒喝、沒工作、沒休息，什么都沒有！這就是生活。
而在梁氏夫婦的兒子梁從誡的童年記憶里，曾留下這樣的畫面：“有一次，日本飛機飛到了龍頭村上空，低到幾乎能擦到樹梢，聲音震耳欲聾。父親把我們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讓動。我清楚地看見了敞式座艙里戴著風鏡的鬼子飛行員，我很怕他會看見我，并對我們開槍，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脅?！?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10/20183255660078.png" />
◎梁思成、林徽因與費正清夫人費慰梅（右）在一起。從20世紀30年代起，中美兩對夫婦成為至交
這樣的生活顯然難以支撐下去，于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同濟大學、國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駐昆學校和科研機構，根據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的指令，開始考慮再度搬遷。
◎朱家驊
此前的1940年3月5日，蔡元培于香港與世長辭，消息傳到昆明，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與西南聯大受過蔡氏直接、間接恩澤的教職員同聲悲泣。傅斯年在龍頭村響應寺彌陀殿大殿外組織召開追悼會，除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人員外，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及營造學社同人也前往參加。傅斯年作為主持人，在講述蔡元培生平特別是上海淪陷前后的一段經歷時，淚如雨下……
蔡院長去世后，根據中央研究院章程，流亡各地的中研院評議會評議員云集重慶，選舉新一屆院長。參與競選者有王世杰、朱家驊、翁文灝、任鴻雋等亦官亦學的兩棲人物，經過多輪明爭暗斗以及評議人員多次投票選舉，最后選出朱家驊與翁文灝兩位人選，由蔣介石在二人之間圈定朱家驊為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并于蔡元培去世半年后的1940年9月正式公布。朱家驊作為新上任的中研院代理院長，力邀傅斯年出任總干事，協助其處理總辦事處和散落西南各地的研究所事宜。此時傅斯年與朱家驊已經結成堅固的政治同盟，受此邀請，答應就任并再度為院務由昆明而重慶地來回奔波起來。
因為敵機轟炸昆明日漸猛烈，在蔣委員長下達駐昆教育、學術機構再度遷往內地以避戰(zhàn)火的命令后，國民政府教育部、中研院等機構聯合召開研討會，商討撤退地點與辦法。入會者根據局勢分析認為，最合適搬遷的地方當是三峽以西的四川轄境，因蜀地既有千山萬壑的阻隔，又有長江或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國民政府戰(zhàn)時陪都重慶相通，沃野千里，是一個可進可守的天然避難場所，也是積蓄力量伺機反攻的大后方。三國時的蜀國，民少將寡，兵員不足，卻能與強大的魏國、富甲一方的東吳孫氏政權鼎足而立，且一度處于攻勢地位，主要原因就是掌控了四川這一“天府之國”。著名的《隆中對》已說得明白：“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yè)?！煜掠凶?，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yè)可成，漢室可興矣。”“益州”，就是古代的九州之一，治所在蜀郡的成都，其范圍包括現在的四川?。ùㄎ鞑糠郑⒅貞c市全境和陜西省南部、云南省西北部一帶。而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在大難臨頭之際，皇帝妃嬪都選擇逃亡蜀地避難，如唐朝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在長安城陷之際，唐玄宗攜部分文臣武將出逃四川劍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搖晃震蕩中最終又站了起來，由此可見蜀地對天下大勢之決定性的分量。
當然，四川之所以被譽為“天府之國”，是因為一個不可忽視、極為重要的條件，這便是人體不可或缺的元素——食鹽的充足。川南的自貢地區(qū)自古盛產井鹽，而富世、大公二井享譽九州，為歷代朝廷所重。遠的不必述及，僅清咸豐年間，洪楊之太平軍建都南京，淮鹽不能上運，清廷飭令川鹽濟楚，借此契機，富世、大公二井的鹽業(yè)生產進入鼎盛時期，年產量占全川的一半以上，成為“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華之地”與名副其實的“千年鹽都”。假如蜀地沒有發(fā)現鹽井，沒有提取生產食鹽的產業(yè)，“天府之國”的名號就要大打折扣或根本不存在了。
鹽業(yè)為歷代朝廷與統治者所重視，且不說古代炎、黃二帝之爭，實際上就是為爭奪鹽井產地而戰(zhàn)，即便對于近現代的軍閥或國共兩黨之爭，鹽業(yè)的存亡有無，亦有著重大影響。據胡適分析，共產黨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之所以離開江西蘇區(qū)進行萬里長征，固與當地農村經濟衰敗以及蔣介石采取“鐵桶合圍”戰(zhàn)略戰(zhàn)術有關，但另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蘇區(qū)食鹽的極度匱乏。因國民黨軍隊圍困，外部食鹽運不進蘇區(qū)，缺少食鹽導致紅軍將士出現身體浮腫及其他病癥，最終到了人馬皆不可戰(zhàn)的崩潰邊緣，紅軍高層不得不放棄蘇區(qū)而另覓存身之地?？箲?zhàn)爆發(fā)后，隨著沿海城市不斷淪陷，川鹽再次濟楚，并向四周未失的城市鄉(xiāng)村輸送補給。為便于戰(zhàn)時軍需、民食及支持前線抗戰(zhàn)將士，國民政府于1939年8月，決定在川南產鹽地區(qū)設置獨立市，以采鹽、制鹽、輸鹽等鹽務為經濟供給中心。經四川省政府批準，劃出富順縣第五區(qū)和榮縣第二區(qū)產鹽區(qū)，取“自流井”和“貢井”第一字合稱“自貢市”。這年9月1日，自貢市政府成立，隸屬四川省政府，這一地區(qū)的人民開始以特別的方式投入救國圖存的生產生活中，為抗戰(zhàn)勝利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鑒于這樣一個天然條件，駐昆的機關、工廠及各教育單位與學術機構，紛紛派人入川考察，欲盡快撤離昆明這座戰(zhàn)火熊熊的城市。
1940年10月，赴四川考察的西南聯大人員已在長江上游、川南地區(qū)瀘州南部的敘永找到了安身之地；史語所派出的副研究員芮逸夫，也在宜賓沿江下游22公里外找到了可供安置書桌的地點?；氐嚼ッ骱?，芮逸夫將赴川考察、洽談情況向傅斯年做了詳細匯報，傅聽后與李濟、梁思永、董作賓、李方桂等人交換意見，認為在沒有更好地方可去的情況下，只能選擇此地暫時落腳。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幾個研究所，連同相關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等學術機構，與同濟大學等一道，又開始了一次大規(guī)模遷徙，目標是傅斯年所言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縣李莊鎮(zhèn)。
“同大遷川，李莊歡迎”
中研院史語所連同相關的科研機構之所以選擇李莊，得益于同濟大學的導引。
國立同濟大學是由一位早年于上海行醫(yī)的德國醫(yī)生埃里?！毬。―r．Paulun）創(chuàng)辦，大致經過是：1900年（庚子）爆發(fā)義和團運動，導致英、法等八國聯軍攜槍弄炮來華興師問罪，掌控朝廷大權的慈禧老佛爺于悲憤交加中，以皇帝的名義發(fā)布對八國聯軍的宣戰(zhàn)詔書。于是，清廷官兵聯合號稱“金鐘罩、鐵布衫”“刀槍不入”的義和拳民，與八國聯軍在天津、北京一帶展開激戰(zhàn)。其結果是清軍與義和拳民很快潰不成軍，大敗而散。慈禧老佛爺見勢不妙，挾持光緒皇帝等數人潛出紫禁城逃往西安避難，逃亡路上詔令朝廷重臣李鴻章等與八國聯軍議和，請求對方息戰(zhàn)撤兵，最終以斬殺肇事的臣僚與拳民首領，并賠償白銀4億5000萬兩的代價，求得交戰(zhàn)國政府下令罷兵息戰(zhàn)。
◎同濟大學舊門（同濟大學宣傳部提供）
經這一場混戰(zhàn)，八國聯軍方面在贏得勝利的同時也有不小傷亡。態(tài)度最為強勢的德國為應付戰(zhàn)時急需，從歐洲本土運來大批醫(yī)療設備，并聘請當時在滬極負盛名的埃里?！毬♂t(yī)生在上海協助成立傷兵醫(yī)院。戰(zhàn)亂結束，清廷屈膝投降，聯軍陸續(xù)歸國，德國方面鑒于運輸困難，把傷兵醫(yī)院的全套設備無償贈送給寶隆醫(yī)生，以示感謝。面對從天而降的這筆橫財，頗具遠大理想與抱負的寶隆沒有沾沾自喜或躺在銀子堆上享受，而是利用這批設備，另外捐了一筆款子，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創(chuàng)辦了同濟德文醫(yī)學堂。正是這個醫(yī)學堂的創(chuàng)立，孕育了一個全新的同濟大學。這所大學在未來的抗戰(zhàn)歲月里，成為溝通中國與德國文化的唯一橋梁。1917年，借歐戰(zhàn)德國戰(zhàn)敗之機，同濟醫(yī)學堂被中國政府接收，遷入上海吳淞新址，1927年易名為國立同濟大學?？箲?zhàn)爆發(fā)前，同濟大學已是一所具有醫(yī)、工、理三個學院，在國內外頗負盛名的綜合性大學了。
◎同濟大學校園內老式房子
吳淞江灣的校舍遭到日軍首輪炮擊，頃刻夷為平地。同濟師生于驚恐慌亂中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倉皇逃離。先是流亡到浙江金華；旋因杭州局勢趨緊，退至江西贛縣；隨著戰(zhàn)火步步緊逼，再度遷往廣西八步；到達后，尚未安頓下來，又因廣東戰(zhàn)事吃緊，桂境時受敵機侵擾，不得不于1938年12月再次議決遷往昆明。翌年2月，全校師生經過艱難跋涉抵達昆明城，開始在臨江里、武成路、富春街等十幾個狹窄混亂的街區(qū)租賃房屋開課。1940年7月，由于日軍對昆明的轟炸日漸加劇，同濟大學高職機械科學生項瑞榮在一次日軍空襲中當場被炸死，噩耗傳出，全校師生悲愴不已又無可奈何。眼看局勢持續(xù)惡化，根據全校師生的意愿，同濟大學高層決定離昆遷川。經國民政府教育部和最高當局同意，同濟方面派出人員在川東長壽一帶尋找地方，后認為該地離戰(zhàn)火較近，安全堪憂，遂改向川南敘府（今宜賓）中元造紙廠廠長、同濟大學校友錢子寧拍發(fā)電報求援，請他在宜賓與瀘州一帶為同濟大學找尋落腳之地。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同濟大學在上海
錢子寧者，浙江紹興人也，早年畢業(yè)于同濟大學，后留學德國柏林大學，當時正是中國留學生在柏林就讀的鼎盛時期，俞大維、趙懋華、周自新、李祖冰、鄧名方、鄧演達、黃祺翔、巴玉藻等數十位后來的軍政界名人皆為其同學兼好友。德國學成，錢氏轉赴法國學習先進的造紙技術，歸國后集資辦廠造紙，隨后在杭州創(chuàng)辦中元造紙廠并出任廠長。后戰(zhàn)事興起，中元造紙廠沿長江內遷至敘府落腳，繼續(xù)從事生產。
錢氏接電，得知母校師生正處于敵人炸彈帶來的死亡威脅與精神煎熬中，不敢大意，立即奔波忙碌起來。當時的敘府已是人滿為患，從上海、武漢、長沙一帶內遷的機構人員特別多，幾乎到了難以插足的地步，同濟大學人多，根本不可能再安插進來。后通過朋友探知，下游的瀘州比敘府情況更為糟糕，幾乎無立錐之地，根本不能考慮。于是，同濟大學的命運就只能維系在敘府與瀘州之間狹小的沿江一線。所幸，錢子寧偶然聽說在這一線之間的南溪縣和江安縣尚有可利用空間，于是火速派得力干將前去打探聯系。事出意外，江安縣已有國立劇專師生捷足先登，無力他顧，只有南溪縣還有條件和能力安置?？上?，當地官僚和士紳不肯援手相助，其公開的理由是“小廟供不起大菩薩”，“這么多‘下江人’擁到這個江邊小城，會給當地社會造成動蕩，治安無法保證，傳統的社會風俗將變質、變壞”云云。其實不肯相助的真正原因是，當地上層官僚不樂意多事，只想多撈錢、少費勁，清靜安然地享受悠閑日子；而與下層勞動者聯系較緊密的當地士紳和社會賢達，則怕“下江人”到來后，哄抬物價，大米小菜都跟著抬成了天價，使當地人的生活陷入困頓，因而表示拒絕。
正當錢子寧派去的人灰頭土臉從各衙門走出，身心疲憊，正在南溪縣城一家飯館借酒消愁時，一個新的機緣來臨了。
只見酒館走進兩個50多歲的中年漢子，雙方一照面，當即打起了招呼。來者是南溪縣李莊鎮(zhèn)有名的士紳羅伯希與王云伯，大家在十幾年前就有交情，如今在此偶遇，自然感到格外親切。稍事寒暄，幾人便圍坐一桌，推杯換盞地喝將起來。席間少不了談到同濟大學欲遷川避難，而南溪縣官僚、士紳拒不接納的情形。羅伯希聽罷，頗懷義憤，借著幾分酒勁說道：“這國難當頭，怎有能接而不接的道理，這幫官老爺和那幫閑雜碎也太不識大體、顧大局了?！毖援叄^突然轉把向身旁的王云伯：“我說云伯，他們不要，咱來接待咋樣？別看咱這個李莊鎮(zhèn)不大，可是有九宮十八廟和大片莊園啊，我估摸著安置這伙‘下江人’沒得多大問題?！痹撇犃?，會意地點點頭，附和道：“應該沒得問題，不過要回去商量一下才好?！?/p>
“那是，是要回去商量，我們倆力爭把這件事促成，也好給南溪縣城那些官老爺和閑雜碎一點顏色瞧瞧，讓他們沒得臉面！”
聽者心里明白，這羅伯?？刹皇且驗闉o州老窖喝高了胡言亂語，也不是吹牛擺龍門陣。此人見過大世面且辦事嚴謹，早年出身行伍，曾做過川軍將領劉云輝的副官，并在成都川軍二十六集團軍辦事處當過少將參謀，后因不滿軍閥之間相互殘殺與爭斗，解甲歸田，回李莊老家棲居，欲謀再起的機會。因其特有的政治背景，在李莊甚至南溪這塊地盤上，他算是個叫得呱呱響的人物。錢子寧手下干將于走投無路、垂頭喪氣之際，眼前突然出現了一個柳暗花明的李莊，大感意外，內心生出感激之情，趕緊給羅伯希二人添酒加菜，好言相捧，直弄得羅王二人滿臉熱汗，心中舒坦已極。待酒足飯飽，羅伯希意猶未盡，乃邀請對方同去李莊做一番實地考察，并與當地官員、士紳打個招呼，待正式商量后，再做決定。如此這般，歷史在不經意間注定了同濟大學與李莊古鎮(zhèn)結緣的命運。
幾個人到達李莊，羅伯希找了個上歲數的當地人，帶領錢子寧手下鎮(zhèn)內鎮(zhèn)外地轉了起來。他與王云伯則很快找到了一位重量級人物——時任國民黨李莊區(qū)黨部書記羅南陔說明一切。羅南陔本是讀書人出身，對知識分子比較尊重，當即表示可以考慮，并派人把李莊的張官周、張訪琴、楊君慧、宛玉亭、范伯楷、楊明武、李清泉、鄧云陔等權勢人物及士紳名流、巨賈富豪，請到自己在李莊鎮(zhèn)羊街8號的家中廳堂，共同商議。
此前，為躲避敵機轟炸，省立宜賓師范學校與宜賓中學兩所學校已遷往李莊鎮(zhèn)，分別住在張家老宅大房子和李莊下壩。因有了接待來客的經驗，再接待一個同濟大學就不覺太過棘手。經過幾個時辰的反復權衡、議論，與會者最終達成共識：如果同濟大學有意遷居李莊，大家將竭盡全力為其安置?！娢秽l(xiāng)紳之所以如此痛快地達成共識，據羅南陔的兒子羅萼芬后來回憶，除因羅南陔等人對知識分子同情和尊重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歷史原因，那就是：南溪縣城居長江以北，李莊居長江以南偏西位置，一江隔了南北，而南北兩地的官僚與民眾長期互不服氣，抗戰(zhàn)后隔閡日深，一度視同仇寇。此時的李莊官僚與士紳富賈，大有“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意氣用事之感，也就是說，既然南溪縣城不予接納，李莊就要攬過來，這同羅伯希在南溪酒館里的表現是一樣的。正是這許多的復雜因素使得奔流的歷史長河不斷地拐彎，想不到這一拐，同濟大學竟拐到了李莊。
◎長江邊上的李莊古鎮(zhèn)
既然李莊方面已有意接納，與羅伯希一道來考察的幾人也已圍著鎮(zhèn)子轉了一圈，見此處房屋大院既多且古，頗感滿意，于是乘船趕往宜賓向錢子寧匯報。錢氏一聽，既驚喜又躊躇，盡管李莊有情，但畢竟只是個鄉(xiāng)鎮(zhèn)，不知同濟方面是否有意，于是決定親自乘船前來看個究竟。當他來到李莊鎮(zhèn)，對當地的山川形勢、風物民俗，特別是九宮十八廟及周邊幾個大山莊做了一番考察后，心中懸著的石頭砰然落地。在沒有更好地方可接納的情況下，此處未嘗不是一個避難讀書、生活工作的安居之所。
◎由李莊羅南陔擬稿發(fā)出的16字電文（逯弘捷提供）
錢子寧與當地官僚、士紳就相關情況進一步洽談，李莊方面為表誠意，由羅南陔當場起草了一份“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的16字電文，請錢子寧帶到宜賓發(fā)往昆明的同濟大學。隨后，又寫了幾份函件，對李莊的歷史、地理、交通、物產、民俗等各方面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由錢氏分別轉達同濟大學與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等相關機構。同濟大學當局得到報告，頗為歡喜。時同濟校長趙士卿（字吉云）因校內經費不足、債臺高筑，又得不到師生與教育部的諒解和同情，于進退兩難中選擇辭職走人，教育部改派留德出身的周均時代理校務。
受命于危難之間的周均時一上任，立即派出理學院院長王葆仁、事務主任周召南赴李莊考察并籌備遷移事宜。正在重慶的傅斯年通過教育部得知消息，即刻發(fā)電通知在昆明的史語所民族學組的芮逸夫，隨王周二人一同前往李莊考察，以備中央研究院在昆明幾個所的遷徙。于是，一個注定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新的文化中心，即將在山河破碎的西南一隅悄然形成。
同濟大學派王葆仁、周召南赴李莊，主要是出于安置師生校舍這個層面的考慮；而傅斯年派芮逸夫而不派考古組或歷史組其他人前往李莊，則有更深一層的緣由。盡管傅斯年游走過大半個世界，屬于見多識廣之人杰，但對敘府一帶的川南卻未曾涉足，尤其是長江上游的李莊，他不但此前沒有聽說過，也無法從地圖上找到。他想起此前國民政府及其附屬機構遷往重慶時，曾遇到不少阻力和麻煩，對于這個小小的李莊是個什么狀況，心中自是沒底。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傅斯年當然知道四川有“天府之國”的美譽，但也沒忘記“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未定”的警世箴言。在這個人口眾多、物產豐饒的省份，自古以來經常發(fā)生動亂和暴亂，造反舉事的次數和陣勢，不亞于自己的山東老家水泊梁山一帶巨野澤。尤其是川南一帶，那可是當年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地方，神機妙算的諸葛孔明當時沒少吃苦頭，著名的“治蜀宜嚴”遺訓就是由此產生的。因了這些警世箴言與遺訓，傅斯年心中忐忑不安?？箲?zhàn)軍興，正是天下大亂、匪盜蜂起的時候，確應派一得力干將前往李莊，對那里的歷史、地理、民風、民俗、商業(yè)、教育以及盜風匪患，來一個全面考察了解，待大局已定，自己再親率中研院幾個所的同人出滇入川，方保無虞。于是，傅斯年便委派芮逸夫前往川南以探虛實。
芮逸夫是江蘇溧陽人，1899年生，東南大學外文系畢業(yè)，后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社會所民族學組助理研究員。1933年春夏間，受中央研究院派遣，與留法歸國的凌純聲博士一同深入湘西苗族地區(qū)，歷時三個月，在當地駐軍、政府以及苗族人的協助下，對湘西苗族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面的調查，寫出了著名的學術研究論著《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自1934年起，隨社會所民族學組歸并于史語所民族學組，仍任副研究員。1935年，芮氏參與外交部考察滇緬未定界務，并考察西南少數民族文化，對當地婚喪、巫術宗教、神話傳說、歌謠、語言、地理、歷史等諸方面，都做了詳盡的考察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此次芮逸夫李莊之行，可見傅斯年用人得當。芮到達李莊后，以其獨特的眼光、學識和經驗，用訓練有素的方法對這塊土地上的民風、民俗展開了全面考察。
這個“在地圖上找不到的李莊”，具體位置在宜賓市下游22公里處的長江南岸，下距南溪縣城24公里，上扼金沙江、岷江等江河口，下可直達瀘州、重慶、武漢、南京、上海直至入海。鎮(zhèn)區(qū)為一平壩，全壩東西長約5公里，南北寬1公里余。北臨大江，隔江與雄奇壯美的桂輪山對峙，南倚天頂、銅錢諸山，自古為川南地區(qū)通往滇、黔的重要驛道。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李莊鎮(zhèn)曾是川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歷代朝廷曾在此屯兵防邊，屏障戎州東南。
按照李莊鄉(xiāng)民口傳的歷史，這個地方原是一片荒草野灘，根本無人居住。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家姓李的來到此處披荊斬棘，開荒種田。待有了一定積蓄后，李姓主人深感長江中捕魚船工極其辛苦，心生憐憫，拿出部分錢財在江邊修了個茶亭，每天備一些簡單的茶點，為在江中來回穿行的捕撈者提供一個歇息、交流、躲避風雨、補充體力的駐點。幾十年后，李姓主人去世了，因感念這位老人的恩德，捕魚者自發(fā)組織捐了些錢財，在茶亭邊修建了一座小廟，名曰李王廟。再后來，就有外鄉(xiāng)人遷來居住，時間一長，便聚集起一個村莊，因有李王廟在先，這個村莊便叫作李家莊，后又簡稱李莊。
◎長江岸邊的李莊古鎮(zhèn)，對面即為桂輪山
這個故事只存活于當地人的口傳中，并未形成文字，因而關于李莊的起源，后人已難考證。據有關史籍和當地府、縣志記載，此地至遲在戰(zhàn)國時已為僰人聚居之地，秦以前屬僰侯國，秦孝文王時（前301—前250年）屬于秦國蜀郡，并劃歸僰道縣，自西漢至南齊均屬僰道縣轄境。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年）在李莊置南廣縣，并置六同郡。從大同十一年（545年）起，南廣縣屬戎州所轄之六同郡，郡之所在地直至北周之末（580年）都在李莊。隋王朝統一中國后，于開皇初（約581—590年）廢六同郡，南廣縣直屬戎州。至仁壽元年（601年）為避太子楊廣之諱，南廣縣改名，因當時縣城主要在今李莊鎮(zhèn)北岸僰溪（今黃沙河河口段）之南，故易名為南溪縣。此地作為戎州治所和南溪縣治所所在，經唐末和五代時前蜀、后蜀至宋末，一直未再變動，歷400余年。
1937年，鎮(zhèn)人羅伯希等曾在僰溪西岸大紅山麓榛莽叢中發(fā)現一古石碑，石刻全文為：“維天授三年太歲壬辰一月丁卯朔其日甲申戎州界”，共二十一字，分三行刻，其中“月”寫作“口”，“日”寫作“⊙”，經考證是武則天獨創(chuàng)的異體字。戎州州治早于貞觀六年（632年）由李莊遷回僰道，天授時的石碑為戎州定界碑。這一發(fā)現，證明了史書記載的可靠性。
到了北宋初的乾德年間（963—968年），不知因何變故，南溪縣治所由此地遷奮戎城（今南溪縣城）。此后李莊不再作為縣治所在，但經濟交往一直保持強勁勢頭，未曾衰落。從明代起，李莊設鎮(zhèn)，咸豐時成為川南第一大場鎮(zhèn)。
自清光緒三年（1877年）起，李莊始設食鹽官運局分局（總局在瀘州），滇、黔兩省部分地區(qū)及南六縣（慶符、高縣、筠連、珙縣、長寧、興文）的食鹽均由此地運發(fā)，貨商也引來上述地區(qū)的土特產品在此銷售。直到抗戰(zhàn)初期，李莊鎮(zhèn)仍駐有“鹽務緝私隊”，專門打擊不法鹽商。
長江作為黃金水道在古代西南地區(qū)的交通中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這決定了李莊在歷史上是不可替代的兵家必爭之地和貨物集散地。除鹽務外，李莊地區(qū)自然條件優(yōu)越，周邊物產豐富，糧食、花生、蔬菜、水果等產量均為川南之首，號稱“四川的米倉”。自漢代起，此處就成為川南著名糧食集散地之一，直到抗戰(zhàn)爆發(fā)前，米市成交額都遠遠大于南溪縣城甚至瀘州，從這里運出的大米供應宜賓、五通橋、瀘州，并成為重慶最主要的糧食供應基地之一；豆類則遠銷自貢、樂山、武漢、南京、上海等地。整個李莊鎮(zhèn)碼頭船來車往，絡繹不絕，每天都有大批的運糧船隊離港遠航。李莊鎮(zhèn)內常年設有大小兩個糧市，經營此業(yè)者一直保持在100家以上，糧市管理者在街頭設公斗20張，仍應接不暇，其繁盛景象，在川南罕有其匹。
正應了“天下未亂蜀先亂”那句老話，李莊自從設郡立縣以來，大大小小的動亂此起彼伏，從未消停過，尤其到了改朝換代的年月，更是戰(zhàn)亂頻仍，動蕩不安。
關于李莊戰(zhàn)亂兵患的史事，唐以前只憑口頭流傳，未發(fā)現確切的材料，有文字記載的是北宋淳化五年（994年），拉桿子造反的王小波農民軍張余、馬保太部，受官軍圍捕分割后退踞川南，并在敘府與瀘州一線的長江兩岸，與官軍、民團展開激戰(zhàn)，一度攻陷李莊，殺掠焚燒后，搶走了大批糧食與其他物資南遁。當張馬兩部被官軍圍剿鎮(zhèn)壓后，由于動亂激起的余波未得及時平息，川南一帶土匪盜賊蜂起，李莊深受其害達百年之久。
元末之時，揭竿而起的紅巾軍明玉珍部，在官軍打壓進逼下敗退川南，其部在休養(yǎng)生息、招兵買馬的同時，又與當地官軍、民團為爭奪地盤與生存權展開廝殺，李莊成為雙方在長江一線的戰(zhàn)略要地和糧食物資補給地。經過幾年生死相搏，官軍敗績，民團星散，明玉珍部奪取了整個川南地區(qū)，并一度在敘府設置安撫使司，李莊在其治下，并派駐軍守防。改朝換代引起的戰(zhàn)亂與社會動蕩，使四川人口大幅下降，土地荒蕪。在當過叫花子及和尚的朱元璋打下天下后，為使恢復元氣，從兩湖和廣東大量移民入川，史稱“湖廣填四川”。但戰(zhàn)亂與社會動蕩并未立即停止，直到朱明王朝在南京建立幾十年后，李莊及其四周仍余波未平，大小暴亂時有發(fā)生，此等狀況直到明朝中葉才稍有好轉。
明末，陜西北部李自成、張獻忠公開扯旗造反，其聲勢之大，天下震動，朝野驚慌。崇禎十七年（1644年）初，自封為大西王的張獻忠部攻入四川。四月，張部在忠州擊敗明軍。六月，攻下涪州，占領重慶。當月，攻破瀘州，溯江而上攻陷南溪和敘府，李莊為其所占據。八月，攻占成都。至此，整個四川全境均為張獻忠的大西軍所占領。
◎張獻忠鑄錢“西王賞功”
由于張獻忠軍隊每到一處，除攻城略地、屠城放火，還四處捕殺百姓，搞得全川官宦、民眾猶如驚弓之鳥，紛紛攜帶糧食物資逃離家園，四處流竄，全川陷入了長久的大動蕩與大混亂之中。此等情形使南明幾支脆弱的軍隊乘虛而入，樊一蘅、楊展、馬乾等殘明部將，趁機從滇、黔邊境向蜀地殺奔而來，并很快收復了已被張獻忠部占領的川南地區(qū)的敘府、內江、瀘州、合江等地。但此時川南、川東南一帶已是人煙稀少，耕地荒廢，糧食奇缺。樊一蘅、楊展等部在中南部立穩(wěn)腳跟后，面對隨時會卷土重來的張獻忠部，不得不在當地募兵擴軍，以對強敵。擴軍必須增餉，餉無可籌，則饑軍難于約束，因而樊、楊等部每到一城一邑一鎮(zhèn)，便下令搶奪劫掠。待無糧可搶、無果可掠時，開始抓人而食。川南一帶百姓自遭張獻忠屠殺之后，又遭遇了一場南明軍隊殘殺后食人的浩劫。處于川南中心地帶的李莊，自是在劫難逃，被南明軍隊抓走而食者不計其數。也正因如此，南明軍隊在收復敘、內、瀘、合等城邑之后，遭到了各山寨鄉(xiāng)勇民眾的頑強阻擊抵抗。面對南明軍隊的圍攻和步步進逼，各山寨川人在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絕境中，寧肯自己相互而食，也不讓明軍抓獲屠宰烹煮成為盤中大餐。南明軍隊至此便步步荊棘，再難前進，只好在嘉定一帶與張獻忠大軍成對峙狀態(tài)。歷史上謂張獻忠屠蜀吃人，但據考證，“吃人”一事，實由南明的所謂“義軍”始，而后才是獻忠也。
◎張獻忠鑄錢“大順通寶”
張獻忠定居成都并自稱南帝后，派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等四路大軍分道出剿南明殘軍與當地頑固分子，同時搶些糧食以備后方之需。不料愈剿叛民愈眾，守寨愈堅，反為樊一蘅、楊展等南明將領得了空隙，占了便宜，不但趁機破了城寨搶了糧食，還把當地百姓差不多全捉住吃光了。張獻忠的四路大軍剛出征時，尚能搶到一些糧食供應成都，幾個月后，各城邑已無糧可搶，各路大軍皆鬧起饑荒，大有朝不保夕之勢。這一危急情形報于成都內宮，張獻忠既驚且憂，見軍糧已無處可掠，又聽說各寨鄉(xiāng)勇與南明軍隊都以人為食，吃飽之后再與自己對壘交鋒，心想這大西軍也不能只看著活人滿地亂跑而不抓來吃掉，自己干瞪著眼活活餓斃，成為各寨寨主與南明軍隊的盤中美食。于是迅速下達命令，各路大軍以人肉代替軍糧，號為“人糧”。孫、劉、李、艾四路大軍首領，依張獻忠命令各率本部人馬，到了應剿州縣，分別鄉(xiāng)區(qū)界至，扎下圍場，采取鐵桶合圍戰(zhàn)略戰(zhàn)術，不管是地上跑的還是天上飛的，通通擒獲宰殺，除分而食之，還要留出一些裝入車中，用鹽腌漬，拉入成都供后宮妃嬪及朝廷官宦享用。此種方法在歷史上被稱作“草殺”，其意就是如農民在野地里割草一般宰殺。待一地的人畜被斬盡殺絕后，大西軍再移居另一鄉(xiāng)區(qū)，如法炮制，一縣斬盡再移他縣，一州殺絕再移他州。四路大軍所到之處，地上的人畜與天上的雕鷲皆為之絕跡，只有一堆堆白骨昭示著蠻荒時代的重現。當人畜被趕盡殺絕，再無可殺可吃之物，饑餓難耐的四路大軍不得不先后退回成都。
此時云集成都的張獻忠所部尚有十余萬之眾，糧草皆盡，只靠捕殺城內和周邊百姓為生。四路大軍返回成都后，更是難以為繼，眼看百姓越來越少，不足以支撐全軍的“人糧”，已到了山窮水盡的絕境。恰在這時，與張獻忠?guī)缀跬瑫r造反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兵敗南逃，清軍已經入關并占領北京，向南圍追而來，張獻忠聞訊更是焦慮不安。有幾位忠誠精明者如隨軍和尚志賢等，曾冒死向獻忠苦諫，謂：“西蜀沃野千里，號為天府，一年多來竟已是人盡糧空，天荒地老。倘不改弦易轍，何地不可變成沙漠。宇宙雖大，我軍終當饑困坐斃，徒累一方生靈而已……堅定志趣，招墾勸耕，以為亡羊補牢之計。”孫可望等將領也苦勸張獻忠。但流寇畢竟是流寇，他的最大本領是“流”而不是“坐”，否則如魯迅所言將成稍受百姓歡迎的“坐寇”，天下百姓所懼怕者，也全在一個“流”字。
此時剛愎自用、嗜殺成性的張獻忠已聽不進任何錦囊妙計，仍一意孤行，命人在他的大殿前立“七殺碑”一座，公開標榜自己殺人是最好、最有效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并親自撰寫碑文命人刻于其上，文曰：“天生萬物以養(yǎng)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
殺氣沖天的“七殺碑”高高立起，但整個成都幾乎已無可殺之百姓，張獻忠傳下密令，把城內青羊宮近百名道士、成都周邊寺廟的幾百位和尚，連同特意騙來貢院趕考的千余名四方八鄉(xiāng)的儒林士子，全部派兵抓來殺了充當食物。當道士、和尚與讀書的儒生被斬盡殺絕后，張獻忠再下令，把軍中平日專門靠耍筆桿與饒舌混飯吃的宣傳部門的官員，以及老弱病殘的武官及兵差全部殺掉分食。實在無人可吃時，張獻忠便走出骷髏成堆、陰氣森森、四處飄蕩著血腥氣味的內宮，命手下兵士一把大火把成都這座千年古城燒了個片瓦不存，自己統率大軍在火光熊熊中向川北逃亡而去，一個號稱全盛之局的大西國，至此消亡了。
張獻忠逃亡后，四川分別為南明軍與清軍所占。不久，已渡過江淮、進入川境的清軍，以保寧（今閬中市）為大本營，與南明軍展開爭奪川境的戰(zhàn)斗。南明軍以嘉定為大本營，抵抗清軍勁旅。保寧與嘉定之間相隔七八百里，其間只有飄蕩的藁草而不見人煙。清軍攜糧來打嘉定，總是糧盡敗歸，而南明軍又攜糧去打保寧，亦是糧盡敗回。明清兩軍往復征戰(zhàn)，廝殺經年，直到永歷皇帝入緬之后，南明軍潰退，四川全境才為清軍所占。那時已是永歷十二年（1658年）戊戌，即清朝順治十五年。此后四川境內并未安寧，尚有郝承裔與李赤心及其他許多不服清朝的當地士紳與民眾，先后糾集武裝，起兵據地，與清朝軍隊為敵，雙方直殺到康熙三年（1664年）甲辰，四川人戰(zhàn)死或被殺者無數。世人皆說張獻忠屠蜀，其實張獻忠僅據蜀三年，最多亦不過殺掉川人百分之幾，其余大部分乃是因為戰(zhàn)爭、饑餓、瘟疫，以及張獻忠死后明清兩軍為爭奪蜀地相互砍殺、捕食了十七年而盡的。
清康熙二年（1663年），四川巡撫張德地受朝廷之命，由廣元入蜀赴任。當他率領一班人馬來到天府之國首府成都時，昔日輝煌的宮殿樓閣已被張獻忠燒了個精光，抬眼四望，全城盡為瓦礫，芳草萋萋，滿目瘡痍，除了啃吃人骨而紅了眼的野耗子在殘垣斷壁間來回竄動，以及在天空中盤旋打轉、哀鳴不已的野鷺黑雕，一個人影都未見到。整個成都成為“萬戶蕭疏鬼唱歌”的無人之國。面對眼前的凄慘之狀，張德地觸景生情，想到戰(zhàn)爭之殘酷，民生之多艱，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眼看成都已無法落腳，更不能成為官府衙門所在，張德地只好由成都去嘉定，察看了當年南明軍隊的老巢，但見殘敗不堪，仍無法久駐。接著乘船順岷江而下到敘府，再至李莊、南溪、瀘州、重慶，沿嘉陵江上溯至合川，舟行千余里，一路寂無人語，僅是空山遠麓，江上鳥影，令同船者不勝唏噓。最后，張德地一行來到當年清軍與南明軍對峙的大本營——保寧，方見有人聲犬吠，房屋茅舍，西蜀的巡撫衙門就在此地安置下來。
張德地上任后，首先派出文官集團對各地人口進行統計，武官集團分責平息社會動蕩。同時在各地設置官吏，以恢復原有的生產、生活秩序。由于民眾少得可憐，不得不將幾個縣并為一縣，但仍是人口稀疏，不足成形。當時的安岳縣已到了“戶不盈十，丁不滿百，難以設官”的地步，不得不歸并到遂寧縣。既然此地已無鄉(xiāng)民，作為統治者的官員，自然就成了空架子，既沒有威風可擺，也沒有油水可撈，做官好像沒有了實際意義。張德地為了讓自己這個巡撫有個官樣兒，也有點油水可撈，就上奏朝廷，謂“四川自張獻忠亂后，地曠人稀，請招民承墾”，請求朝廷頒詔，號令川省出走的流寇、流民與流氓無產者“三流”之人，速回原籍生產、生活；同時以優(yōu)惠政策和條件，招民填川，讓“無業(yè)者入蜀墾荒”，使沃野千里的川省再現當年“天府之國”的輝煌。極具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見到奏折，覺得此不失為一個好的策略，于是恩準，并批轉吏部、戶部及江南各省督撫，著行照辦，不得有誤。
為了鼓勵外省人丁來川開荒種糧，向官府納稅，張德地再度向康熙皇帝請求：“無論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縣者，量與記錄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與記錄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論俸滿，即準升轉?！?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10/20183255660078.png" />康熙見奏，再度恩準。于是，兩湖、廣東、廣西、江西、陜西、福建及滇、黔等諸省的流民，從饑寒交迫的苦難與重壓下逃脫出來，呼兒喚女，背簍挑擔，螞蟻搬家一樣向蜀地擁來。南方之流民，多是順長江水道，穿三峽，進重慶，分流至川南、川西各山川平壩之中，安營扎寨，開荒拓土。張德地因為“四川人口大幅度增長”的輝煌業(yè)績而獲得“加工部尚書銜”的升遷。
繼張德地之后前來四川任職的大小官員，見招民開墾不但可收到租稅，還可得到朝廷賞封加冕，賜奉加爵，為利益驅動，更是不遺余力地四處招民。當各地的無業(yè)游民與流民大都安居樂業(yè)，再無人可招時，為了冒功領賞，當地官員開始趁大亂之后的混亂局勢渾水摸魚，將當地土著紛紛改籍，搖身一變成了外地遷來的“移民”。更有甚者，開始“捏造姓名，指稱依傍”，予以冒籍。在這場以獲取利益為最終目的的鼓噪與蒙騙中，出現了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湖廣填四川”移民浪潮。盡管在康熙駕崩之后，接替其父執(zhí)掌朝柄的雍正皇帝對這股經久不衰、聲勢浩大的“移民入川潮”有些警覺并產生過懷疑，發(fā)出“去年湖廣、廣東并非甚歉之歲，江西、廣西并未題成災，何遠赴四川者如此之眾”的疑問，但由于其間暗伏層層官吏的共同利益，仍未能阻止這股大潮洶涌流動。到了乾隆元年，編查戶籍，全川百余州縣，合緣邊土司計，共653430戶。這時張獻忠死去已有90年矣！
就在這股歷康、雍、乾三世，持續(xù)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移民填川”大潮中，長江上游第一古鎮(zhèn)、川南重要的“米倉”和交通驛站——李莊，自然成為各路流民矚目的焦點和爭相遷居的風水寶地。
由于人口增多，當地經濟逐漸恢復。隨著“康雍乾盛世”來臨，李莊進入歷史上最為鼎盛的繁榮時期。一些會館、佛寺、道觀開始復修興建，僅乾隆年間就先后修建了文武宮、桓侯宮、南華宮、文昌宮等四座宮殿，以及佛光寺、萬壽寺、玄壇廟、永壽寺、關圣殿、伏虎寺、常君閣、天宮廟等八座規(guī)模龐大的廟宇樓閣。至咸豐一朝，在李莊地面上形成了九座宮殿十八座廟宇——號稱“九宮十八廟”，外加兩座教堂的輝煌格局，其勢力之大，氣派之盛，威震川南，名播巴蜀，為一時所重。
- 《蔣介石年譜》，李勇、張仲田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訪問：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記錄：任育德，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訪問：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記錄：任育德，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林洙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年出版。
- 《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訪問：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記錄：任育德，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訪問：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記錄：任育德，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訪問：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記錄：任育德，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傅斯年致蔡元培》，載《傅斯年遺札》第三卷，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10月出版。編者注：此函件取自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驊檔案》，頁末收發(fā)注記：“元月廿二到”。
- 《傅斯年致蔡元培》，載《傅斯年遺札》第三卷，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10月出版。編者注：此函件取自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驊檔案》，頁末收發(fā)注記：“元月廿二到”。
- 《蔡元培致傅斯年》，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
- 《傅斯年致蔡元培》，載《傅斯年遺札》第三卷，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10月出版。編者注：此函件取自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驊檔案》，頁末收發(fā)注記：“元月廿二到”。
- 《傅斯年致李濟》，載《傅斯年遺札》第三卷，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10月出版。
- 《中國建筑之魂——一個外國學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美]費慰梅著，成寒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 《傅斯年致李濟》，載《傅斯年遺札》第三卷，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10月出版。
- 《傅斯年致李濟》，載《傅斯年遺札》第三卷，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10月出版。
- 《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訪問：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記錄：任育德，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訪問：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記錄：任育德，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孔慶榮、段昆生《憶日機首次轟炸昆明》，載《昆明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
- 俞大綵《憶孟真》，載《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梅貽琦1937—1940來往函電選》，黃延復整理，載《近代史資料》，第19頁，李學通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 《傅斯年致梅貽琦、蔣夢麟、黃鈺生、楊振聲》，載《傅斯年遺札》第二卷，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出版。
- 《傅斯年致梅貽琦、蔣夢麟、黃鈺生、楊振聲》，載《傅斯年遺札》第二卷，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出版。
- 《中國建筑之魂——一個外國學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美]費慰梅著，成寒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 《北總布胡同三號——童年瑣憶》，載《不重合的圈——梁從誡文化隨筆》，梁從誡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 《四川省歷史文化名鎮(zhèn)——李莊》，熊明宣主編，宜賓市李莊人民政府1993年出版（內部發(fā)行）。
- 《蜀亂》，轉引自《西王張獻忠》，任乃強著，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 著名的“七殺碑”現存立于四川廣漢房湖公園。一種說法是張獻忠親題，一種說法是清朝將領所改，這種說法的考證較詳細，謂“七殺碑”原是號稱大西皇帝的“圣諭碑”，碑上共二十字：“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睆埆I忠戰(zhàn)敗后，明將楊展在此碑背刻《萬人墳碑記》。清軍入關后，將“圣諭碑”題刻改為：“天生萬物以養(yǎng)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此后被稱為“七殺碑”，現碑、文依然如故也。
- 《清史稿》。
- 《清史稿》。
- 《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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