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學生眼里的中國——耶魯風景線拾零

蘇煒

“心熱”

讀耶魯學生用中文言述的中國話題，時時讀得我心熱，又時時讀得我心驚、心痛。

“……去過中國以后，跟更多從中國來的人交朋友，我就發(fā)現(xiàn)我的教育經(jīng)驗有很大的缺點。我到現(xiàn)在為止只是從一個美國人的角度來看中國。我是有點太驕傲了，我把所有耶魯教的東西都看成是真理。實際上我只是在一個美國的鏡子里看對中國的反映，用這個方法看不出很重要的部分。我需要了解中國人自己覺得他們的國家怎么樣，自己有什么看法。如果我把這兩個部分——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和中國對中國的看法，放在一起比較，就可以自己決定哪個是比較正確的。這樣，就不應(yīng)該繼續(xù)依靠有偏見的教育來學習中國。”

這是我指導的美國學生何矛（Matt Huttner）剛剛完成的大學本科畢業(yè)論文的開場白。我相信，這大概會是耶魯三百余年歷史中——很可能也是全美國以至整個西方國家的大學本科生中，第一篇用中文寫作完成的畢業(yè)論文（Senior Thesis）。今年耶魯東亞專業(yè)破天荒地批準了四年級本科生何矛提出的特別要求：不用英文，而用中文完成他的畢業(yè)論文。為了了解中國人自己怎樣看待中國，他決定做一個選題角度獨特的研究：把中國不同時期的歷史教科書作互相比較，再和美國歷史教科書對相關(guān)歷史事件的言述作比較。他選擇了三本教科書：中國“普高版”

（普通高中）中國歷史課本；引起爭議的去年上海新版教科書的中國歷史課本；以及耶魯教授、著名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編寫的中國歷史課本——“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現(xiàn)代中國的追尋”），擇取這三個課本里對四個歷史事件——鴉片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國共內(nèi)戰(zhàn)和“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描述作比較分析，從而找出他所認識到的歷史敘述中的“真知”和“偏見”。

那天，何矛的導師——歷史系女教授懷麗爾·韓森（Valerie Hansen）把他領(lǐng)到我的辦公室，詢問我指導他用中文完成畢業(yè)論文的可能性。何矛（Matt），這位在校園內(nèi)廣有人緣、擔任了很多個耶魯義工團體負責人的帥氣洋人小伙子，已經(jīng)跟我修讀了兩年現(xiàn)、當代高級中文課程。我記得，兩門課中，我給過他一個“A-”。在耶魯這樣競爭激烈的校園里，很多學生也許得了一個“A-”，就要打退堂鼓了。論實際中文程度，何矛也許不算我教過的學生里最拔尖的，但卻是學得最為鍥而不舍、也最有思想見地的一位。我當然樂觀其成也樂助其成。我問他：何矛，用中文寫十五頁的論文，所包含的信息量和付出的心血，可是比你用英文寫二十五頁的論文（本科生畢業(yè)論文的要求），工作量要大得多也難得多哪！你為什么要——自討苦吃呢？我特意用了一個中國成語。何矛笑笑說：蘇老師，這個“自討苦吃”對我太重要了。我說我要了解中國人看待中國的觀點，我學了這么多年中文，用中文來表達我讀中國書的看法，我認為是一種更合理、更有力量的論文方式。當然……他粲然一笑：我是你教出來的學生，你不覺得，這樣很酷——你也很“酷”嗎？

我心頭一熱，大笑。

——酷。這個包含“新奇”“特別”“有趣”和“怪異”的字眼，在美國年輕人的生活里幾乎無所不在。哈，如今也落到“老模咔嚓眼”的“蘇老師”身上啰！——“何矛要用中文寫Senior Thesis！”“何矛實在太酷啦！”這個消息，馬上風一樣傳遍了耶魯學中文的學生圈子。男女學生們紛紛向我探問究竟，“蘇老師”搖頭晃腦的，果真是“酷”得不行哩！

承蒙上海老友Z君的越洋鼎力相助，我為何矛找齊了他論文急需的全套上海新版歷史教科書。何矛捧著中、英文的大厚摞書本日夜苦讀，頻繁地在我的辦公室進出，終于在截止日的最后一刻，完成了他洋洋灑灑的中文論文，上交導師。他付出的心血完全是雙倍的——在十幾頁的中文論述前面，還加上了幾乎同樣長度的英文論述。我這里不便一一細列他對三本教科書所作的非常有趣的比較研究。比方，他舉出文字實例，質(zhì)疑了鼎鼎大名的史景遷教授對“鴉片戰(zhàn)爭”的描述后面，其實包含了一種“中國不如英國”的偏見；又指出了三本教科書對“文化大革命”的描述都有一個共同點：“大而化之”。史景遷教授的美國版是因為梳理不清楚“文革”的成因而顯得語焉不詳，中國教科書的兩個版本卻因為回避各種忌諱而對“文革”成因含糊其辭，使得這個“最敏感的話題”，反而在表面看來，是三本美、中教科書的描述中“最相似，最一致”的方面。我和韓森教授都給了這篇論文“A”的評分。近日獲知，在韓森教授推薦下，何矛這篇耶魯“史無前例”用中文寫作的畢業(yè)論文，已經(jīng)獲得了耶魯本科生畢業(yè)論文寫作的最高榮譽——“威廉斯獎”的提名（結(jié)果將在畢業(yè)典禮上揭曉）。

我祝福他——我知道，這同時也是對自己、對我的中文母語的祝福。

“心驚”

“在我的記憶里，那一天的之前與之后，很早就消失了。最近四年以來，我亂糟糟的腦子久而久之忘記了很多東西，可是無心保存了那一天我看到的一個云南少數(shù)民族的小村子的印象?！?/p>

我稱贊我的學生麥特（他的英文名字同樣叫Matt），他這篇題為《我想象中的中國農(nóng)民》的中文作文開頭的第一個句子，簡直漂亮得可以跟南美作家馬爾克斯那篇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百年孤獨》的開頭相媲美——確實，美國學生們在雙語轉(zhuǎn)換中常常無意得之的簡潔而奇峭的中文表達句式，時時讓舞文弄墨半輩子的“蘇老師”嫉妒不已呢！但是，更打動我的，是透過麥特的文字，我觸摸到的一個年輕美國孩子那顆關(guān)懷廣大的悲憫的心。

還在高中時代，十六歲的麥特就到中國留學——在一個名叫“海外學年”的中外合辦的項目里學習中文。在北京，他常常聽他的中國朋友說：（以下是他的作文原文）“你們外國人都一樣，去過北京，去過上海，馬上就覺得，哎呀，我很理解中國現(xiàn)代的情況！如果你們沒有看到中國的農(nóng)村，沒跟那些完糧納稅的農(nóng)民打過交道，你們就仍然是不識時務(wù)的老外！”

在他的要求下，中國老師把他們帶到了一個云南的鄉(xiāng)村。

“我記得那一天，我站在村外的田野上，糊里糊涂地看著二十幾個既年輕又標致的傣族人，向我們表演一種傳統(tǒng)舞蹈。那些傣族女人穿著特別漂亮的黃色的長裙，笑盈盈地把腳向前踢出來。她們的幸福表情讓我很懷疑——她們果真享受著這種可以天天向我們這些‘資產(chǎn)階級的人’表演古代文化的生活嗎？她們很機械地跳著舞時，我竟然看到了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也同樣穿著漂亮的傣族衣服，不過那衣服上已經(jīng)變得有點污濁，他跳了一兩步，就醉醺醺地摔了下來。我們都笑了他。……”

麥特問道：

“……我們到底看到了什么？一個假的跳舞表演。我們還是一點都不了解他們傣族人的普通生活條件，并不知道他們怎么耕地、交稅，或者賣他們所收獲的大米。這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都沒問。我想說，這是因為我們不想表現(xiàn)得太好奇，也不想冒犯他們。但是，我害怕的最終不是這個原因，而是——我們其實真的不在乎。”

文章的結(jié)尾，麥特用反諷的語氣寫道：

“我們不但去過北京和上海，而且去過云南最窮的一些農(nóng)村，好像我們可以放心了。根據(jù)那些北京城里人的說法，我們現(xiàn)在對中國已經(jīng)什么都了解了，是吧？”

——麥特的整篇文字，差不多都被我詳引出來了（除了錯別字的更易，大體上是原貌）。那天，讀、改完麥特的作文，內(nèi)心忐忑了許久。我一時說不清楚，浮在自己心頭的是一種什么情緒，只是似乎有點隱隱作痛。作為在西方大學任教的中文教師，我當然不愿意自己的學生只是在一個“包裝過的中國”里學習中文、了解中國。這樣在矯飾中了解的“中國”，往往反而是對真實中國和本真中國文化的深度傷害——我在以往的文字里，已經(jīng)述及這一點。但是，這遠遠不是問題的全部。我想，對于我等華族士人，麥特描述的一切，或許早已司空見慣了。這些年來，神州大地可謂處處花團錦簇、流光溢彩，哪哪都有“穿著特別漂亮衣服”“笑盈盈把腳向前踢出來”的諸般表演。偌大中國，實在都已經(jīng)“人工景點化”，也“面子工程化”了。很多時候，我們其實活在一個“拙劣包裝過的中國”里而不自知；我們自己的人生，也同樣被種種樣樣地“包裝”起來而不自知；甚至，我們自身也成了那些“人工景點”的一部分，不但不自知，甚至還有點自得——假作真時真亦假，因為“包裝”本身，已經(jīng)成為“真實”的一部分了！

細細琢磨，我發(fā)覺麥特文中讓我感到“驚心動魄”的句子，其實是他的那個“害怕”——他對自己那個“真的不在乎”的“害怕”。

這個二十出頭的美國大男孩子也許壓根兒想不到，他向“蘇老師”

扔出的，是一塊搗心戳肺的石頭——面對眼前“盛世繁華”中一片片囂肆的虛矯，多少年來早被逃避主義、犬儒主義喂養(yǎng)得腦滿腸肥的我們，真正“害怕”過什么嗎？“在乎”過什么嗎？

“心痛”

近年來美國大學校園內(nèi)越來越多的華裔學生，開始用中文來閱讀和思考中國，同時面對自己的母國——父母的祖國各種社會政經(jīng)發(fā)展的問題。隨著美國“嬰兒潮”（也即中國內(nèi)地“老三屆”）的一代人步入中、老年，也恰值“文革”后第一代中國內(nèi)地留美學生的子女們進入大學的年齡。近幾年來，美國校園內(nèi)華裔學生修讀中文的人數(shù)在持續(xù)上升，各大學中文項目都不得不針對教學需要，同時在各年級增開“華裔班”。華裔學生中，以往是港、臺背景的學生占多數(shù)，近年來則逐漸以大陸背景的學生為主導。他們的父母一輩，大多經(jīng)歷過“文革”，下過鄉(xiāng)，吃過苦，又親歷過改革開放的世態(tài)激變。所以，他們在美國出生、成長的子女們，也許在少兒時代，會設(shè)法忘卻或淡化自己的華裔身份（為著能跟周圍孩子“一個樣兒”），但成年后馬上就找回了自己的文化認同，并且一般都對中國的話題敏感熱衷，有歸屬感也有使命感，每每能夠道出一種血濃于水的切膚之痛。

小萱，就是這么一個對中國發(fā)展有理想抱負、又有參與熱情的華裔女孩子。她在我的課上交出的每一篇關(guān)于中國話題的讀書報告，每每都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而有的放矢，讓我讀之撫卷再三。她曾一再認真地向我描述過她的人生理想：從現(xiàn)在開始，一直到畢業(yè)之后，她想效仿在耶魯畢業(yè)的中國先賢——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的榜樣，投身到中國的鄉(xiāng)村教育和鄉(xiāng)村改造事業(yè)里去。

“小萱，我不是給你潑冷水——你想象過你將會遇到的困難和障礙么？”那天，我聽完面容清秀、眼神清澈的小萱緩緩地向我說著晏陽初，道出她從今年夏天就準備回中國，到北方某省農(nóng)村開始著手推動的鄉(xiāng)村教育計劃，心頭鏜然一震。我知道，晏陽初先生創(chuàng)立于1934年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雖然當年在河北定縣的鄉(xiāng)村試點曾一度干得轟轟烈烈，同時凝聚了一大批留學歐美的有識之士（約四百人）投身其中，“可是，最終，老先生卻在中國社會殘酷的政經(jīng)現(xiàn)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啊！”我嘆著氣說。

“蘇老師，我知道的，我讀過關(guān)于晏陽初先生的所有故事。”她淡淡笑著，卻神情堅定，“我相信今天的時代不同了，晏陽初先生沒有完成的理想，總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因為鄉(xiāng)村教育問題一天不解決，它就要成為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最大障礙?！?/p>

小姑娘話說得平實，卻是語重千鈞。

那天，送走小萱，我特意上網(wǎng)去查閱了有關(guān)晏陽初先生和他創(chuàng)立的“平教會”的有關(guān)史料——

“平教會”將鄉(xiāng)村建設(shè)提到擔負“民族再造使命”的高度，甚至把定縣實驗看成是彌補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戊戌維新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伐戰(zhàn)爭缺陷的革命性工作，還將此比作蘇聯(lián)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以為我們的工作的價值，決不在蘇俄‘五年計劃’之下”。晏陽初強調(diào)，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使命不是救濟農(nóng)村或辦模范村，而是“民族再造”，“中國今日的生死問題，不是別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墮落，民族渙散，根本是‘人’的問題”。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動就是為解決這一問題而興起的。它之所以擔負起民族再造的使命，是由鄉(xiāng)村的重要地位決定的……

平教會沒有停留在愛國的口號上，……據(jù)統(tǒng)計，在定縣實驗區(qū)工作過的人員，總計約四百人，每年在一百二十人以上，其中留學國外者約二十人，國內(nèi)大學畢業(yè)者約四十人?？偢墒麻L晏陽初，是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學士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碩士。各部門負責人，也多是留學歐美及日本的博士、碩士?！渲?，有的是著名作家、劇作家，有的任過大學教授，有的還做過大學校長。不夸張地說，憑借他們的資歷，留在大城市過舒適的生活，乃至躋身仕途，謀取高官厚祿，絕非甚么難事。然而，他們毅然到生活條件較差的鄉(xiāng)村去搞平民教育實驗，這無疑需要超凡的眼光，超人的勇氣，更需要付出超人的犧牲。

由城市來到環(huán)境惡劣的鄉(xiāng)村，意味著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苦。……尤為困難的是，日常工作經(jīng)費經(jīng)常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為此，晏陽初經(jīng)常強調(diào)節(jié)縮開支，1935年晏陽初說：“數(shù)年來敝會經(jīng)費支絀，屢有核減，本年度職員薪給更屬有減無增?！庇捎诮?jīng)費少，工作人員只能粗茶淡飯，外出辦事連飯費津貼都沒有，以致身體經(jīng)常到了堅持不住的地步。1929年，晏陽初在致美國社會學家甘博（Sidney D. Gamble）的信說：“李景漢的身體已徹底垮掉。這是由于他去年緊張的工作和一直待在農(nóng)村并與其他同事一道吃粗糧的結(jié)果?！标剃柍醣救撕螄L不是如此，他為了平教事業(yè)的發(fā)展，簡直是“把死的精神做生的工作，和困難奮斗，至死方休”。

（引自李金錚《晏陽初與定縣平民教育實驗》，《二十一世紀》網(wǎng)絡(luò)版2007年4月號）

——原諒我一口氣詳引了這么多“平教會”的史料。

我才忽然明白，原來耶魯校方近年來在所在的紐海文市所推動的社區(qū)改造，走的就是當年晏陽初的“平教會”的道路（或許，晏陽初的“平教會”實踐，就得自他當年在耶魯獲得的靈感）。近十數(shù)年來，耶魯大學敞開大門雇用當?shù)氐暮谌藛T工，同時又連年派出組織有序的大批學生，參與當?shù)刎毟F社區(qū)的改造和貧民子弟的義務(wù)教育，讓我們這些“老耶魯”們親眼目擊：紐海文這座全國著名的“犯罪之城”，在這樣的社區(qū)參與和社區(qū)改造中如何脫胎換骨。眼前，我的這位耶魯學生——這位靈秀嬌嫩的華裔女孩子，果真，將會再一次從耶魯走向中國鄉(xiāng)村，成為新世紀、新一代的“晏陽初”么？

震撼我的，正是這么一點歷史的相似性：原來，大半個世紀之前在中國土地上曾經(jīng)轟轟烈烈最后又無疾而終的那場“鄉(xiāng)村平民教育運動”，竟是由晏陽初等一大批留洋學生在回歸鄉(xiāng)土之后推動的；今天，小萱這樣的華裔年輕人，即將要步上的，正是她們的耶魯先賢曾經(jīng)走過而未走完的——同樣必定關(guān)山疊疊、困難重重的道路啊。

一整個學期，小萱一邊認真修我的課，一邊興致勃勃地告訴我她的工作進展——她們已經(jīng)聯(lián)絡(luò)到一個可以著手開始試點的中國北方鄉(xiāng)村，組織起了海內(nèi)外一些志同道合的力量，她的準備考耶魯法學院的男友（也是我的學生），也會在這個夏天跟她一起到中國鄉(xiāng)下去……“事情總是一點點開始的，有了開頭，就好辦了?！毙≥嬲Z氣沉著地說，“我希望我在耶魯還有兩年，可以為這個計劃打下一個可以后續(xù)運作的基礎(chǔ)，讓更多的耶魯學生能夠參加進來；我自己畢業(yè)后，就可以接著往前做。——蘇老師，你祝我們好運吧！”

那天，期末請學生到我家里包餃子，告別的時候，小萱又一次跟我提起這個話題。我擁抱了她和她的男友，有一點送他們上路的意思，也有一種悲壯的感覺。以自己在各種中國泥沼、水火里打滾過來的歷練，我當然知道，小萱?zhèn)兦奥肪S艱，甚至從一開始，就需要做好失敗的打算。一想到未來隨時可能發(fā)生的夭折，將會怎樣挫傷他們稚嫩生命的元氣，我就感到隱隱的心痛。但是，我說不出任何一句泄氣的話，消極的話；甚至連“注意身體”“小心生病”之類的叮嚀，都覺得有點太婆婆媽媽。也許因為，小萱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日日面對耶魯這些代表著新世紀新希望的莘莘學子——他們身上所傳達的這種繁茂蓬勃、不可屈折的生命力，他們對自己、對中國充滿的理想、希冀和期待，沒有理由讓我泄氣頹唐，讓我因循那條代表當今時尚的玩世遁世之道吧！

末了，寫了這么一路不無針砭也不無灰暗的話題故事，讓我再引一位耶魯學生的作文，以作為這一組專欄文字結(jié)篇的一個“光明的尾巴”

吧——一個叫汪思遠的女學生在她的題為《華裔年輕人的任務(wù)》的作文中，這樣寫道：

“對于中國的現(xiàn)代化和發(fā)展，我認為華裔的年輕人站在一個很特別的位置上?！⑽睦镉幸痪湓挘骸甌o those that much has been given，much is expected.’就是說：對于曾經(jīng)得到很多的人，期待也很多。因為我講的這兩組華裔年輕人有過這么特殊的經(jīng)驗，我們不能不接受自己在中國未來發(fā)展中需要扮演重要角色的任務(wù)?！?/p>

2007年5月4日，又是一個值得紀念的特殊日子，于耶魯澄齋

原載《上海文學》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