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詩研究】

“白話能不能入詩”爭論再評價

周海波

（青島大學 文學院，青島 266071）

內容摘要：有關白話能不能入詩的論爭，關系到“五四”文學革命的歷史評價，也關系到現(xiàn)代文學文體的認識與理解。胡適所自得的白話入詩并取得成功，給我們提出的問題是，白話成了“詩”的語言還是“詩歌”的語言？當人們有意無意地偷換“詩”、“新詩”、“白話詩”的概念時，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說明白話是不是能夠入“詩”。胡適等人是站在啟蒙主義的立場上提倡白話文，梅光迪等人則是從詩的文體出發(fā)，看重詩的美學特征，講究詩的格律與語言的法度，保守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其詩詞的本性。胡適與梅光迪的話語及其爭論，雖然說的是一件事，卻不可能說成一件事。梅光迪等人反對白話入詩，正是擔憂白話會改變中國文學的美學精神，改變中國文學的文體特征，進而破壞民族的美學精神。

關鍵詞：白話文；新詩；文學革命；文體理論

白話能不能入詩，是“五四”時期“文學革命”論爭的主要內容之一，贊成與反對的聲音一直沒有中斷過，即使在白話文學已經被文學史認同的前提下，有關“白話不能入詩”的觀點仍不時出現(xiàn)。將“白話不能入詩”的話題再次提出來，不僅僅是為了還原文學史上一樁公案的歷史場景，更是反思現(xiàn)代文學理論體系構建過程中所提出來的重要理論問題，尤其是現(xiàn)代文體學在理論與實踐層面上所面臨的問題。

一、歷史如何回到現(xiàn)場

胡適在“文學革命”多年后，白話文學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成為現(xiàn)代漢語文學正宗的時候，曾經不無自得又不無憂慮地說過：“我的以白話文為活文學這一理論，便是已經在小說、故事、元曲、民歌等［文學］領域里，得到實際證明的假設。剩下的只是我的詩界朋友們所設想的韻文了。這剩下的一部分，也正是我那時建議要用一段實際試驗來加以證明或反證的?！?sup>的確如此，白話文能不能成為現(xiàn)代文學的語言，能不能取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只有白話入詩，在新詩創(chuàng)作中取得了成功，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從漢語及其漢語文學的發(fā)展歷程來看，胡適提倡白話文之前就已經出現(xiàn)了白話文和白話文學，甚至也出現(xiàn)了胡適所認可的白話詩，胡適本人也一再以中國文學史上出現(xiàn)過的白話文學為例，論證白話文是活的文學。不過，無論古代文學還是晚清以來白話報刊的出現(xiàn)，都無法建立起白話文的正宗地位。除文言在古典文學中占有絕對統(tǒng)治地位，白話無法撼動文言的地位之外，白話很少進入詩詞創(chuàng)作，不能被文人們所接受，才是最重要的原因。胡適正是看到了這個關鍵性的問題，意識到白話入詩對于確立白話文地位的意義，所以，后來胡適回憶起當年的這場“文學革命”，仍然對白話入詩的問題耿耿于懷。

對于文學史來說，如何使文學史敘述中的歷史事件回到歷史的現(xiàn)場中，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胡適提倡的“文學革命”，提出的白話文主張，已經無法真正復原，白話作詩的情景也已經不復存在?；蛘哒f，當中國現(xiàn)代文學已經走過百年歷程，再去評說處于論爭中的“白話入詩”的問題，已經很難回到應有的情景之中。在今天，白話能不能入詩不再需要討論，白話詩、口語詩被人們廣泛接受。在“白話能不能入詩”已不再成為問題的時候，再次討論這個話題，當然會產生一種歷史的錯位感。當多年之后的胡適仍然耿耿于懷白話入詩以及他一直致力于嘗試創(chuàng)作的白話新詩的時候，實際上說明回到歷史現(xiàn)場的不易，也說明回到現(xiàn)場的重要性。1919年，胡適在他的《嘗試集》即將印行時曾寫下這樣的話，現(xiàn)在讀來，仍然感到其中豐富的味道：“現(xiàn)在且說我為什么趕緊印行這本白話詩集。我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這一年以來白話散文雖然傳播得很快很遠，但是大多數(shù)的人對于白話詩仍舊很懷疑；還有許多人不但懷疑，簡直持反對的態(tài)度。因此，我覺得這個時候有一兩種韻文的集子出來，也許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許可以供贊成和反對的人作一種參考的材料。第二，我實地試驗白話詩已經三年了，我很想把這三年試驗的結果供獻給國內的文人，作為我的試驗報告。我很盼望有人把我試驗的結果，仔細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靜氣的批評，使我也可以知道這種試驗究竟有沒有成績，用的試驗方法，究竟有沒有錯誤。第三，無論試驗的成績如何，我覺得我的《嘗試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獻給大家的。這一件可以供獻的事就是這本詩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這番話中既有胡適的自信，也有他的不自信；既有他對“實驗的精神”的自得，也有他對白話入詩的思考。歸納起來，其主要意思就是，胡適那么急于出版詩集，是想用自己創(chuàng)作的“成績”來證明白話入詩的合理性、合法性。但是，如果將胡適的這種“實驗”放到現(xiàn)代詩歌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來看，也許會重新思考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胡適提倡并致力于實驗的“白話入詩”以及他的朋友反對白話入詩，勝敗并不一定那么分明。而當年留下的這一樁文壇公案，不同的歷史敘述，不同的美學評價，也許會重新打開我們的思路。

可以試想一下，當白話文學已經獲得文學史的承認之后，胡適還是這樣看重白話與詩的關系問題，說明白話能不能入詩是白話文學能否成立、“文學革命”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胡適的好朋友、語言學家趙元任，在1934年的大眾語討論中曾不無調侃地說過：“早年提倡白話文的人常常說我們一方面要把文章寫成白話，一方面也要把白話提高，教它詞類變豐富。這種話固然可以用來敷衍敷衍舊派的人，可是看看一般的‘提高’的白話文，實在是也不很高也不很妙?！?sup>多年之后，趙元任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白話不能入詩，或者用白話寫的詩缺乏必要的韻味。從這些觀點來看，很難說白話文學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后就一定取得了成功，至少并沒有證實當年反對白話入詩的觀點就一定不能成立。

之所以說胡適嘗試白話寫詩并出版了《嘗試集》之后，仍然不能說白話文一定就取得成功，其原因主要在于如何把握白話文與詩的關系問題，如何回答白話詩與中國文學的關系問題。理解這一問題，不僅僅要從白話是否被作家廣泛使用，也不在于白話是否被教育部公布為中小學教科書的語言，而在于白話是怎樣成為“國語”，成為文學語言和什么樣的文學語言的，在于白話成為文學語言甚至成為詩的語言后，文學美學精神發(fā)生了怎樣的變異。比如，當我們說經過胡適等人的努力及嘗試，白話詩獲得了成功，白話真正成了詩的語言。但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白話是成了“詩”的語言還是“詩歌”的語言？作為一種文體的“詩”與“詩歌”是否相同，他們與白話的關系應如何去認識，如何把握白話與詩的關系，等等，都需要進一步明確。1935年，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說：“文學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語言來創(chuàng)作新中國的新文學——來創(chuàng)作活的文學，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有了一分成功，即是文學革命有了一分的成功。”由良友圖書出版公司策劃出版、多位新文化運動的元老級人物參與編撰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是一部對“新文學”進行合理性、合法性確認的文選，具有非常權威的意義。應當說胡適在具有領頭意義的《建設理論集》“導言”中對新文學進行的歷史性總結，其論斷是正確的，他清醒地認識到“活的語言”在新文學中的意義，同時也意識到新文學即他所說的“活的文學”對于白話文的意義。也就是說，只有承認了白話文學即“活的文學”的歷史地位，只有承認一部中國文學史是白話文學的歷史，承認了白話作的詩歌是文學的文體，白話文才可能算是“成功”的。這種倒置認可的策略反映出胡適等人提倡“文學革命”的一貫方式方法。

中國新文學運動已經走過了十多年的路程，白話文學已經不再是討論和論爭的對象，這時胡適還如此看重白話文與白話文學的關系，可見編纂一套《中國新文學大系》與文學史重寫的重要關系。也許站在1930年代中期的文學場域，回頭再看“五四”新文學運動，那場語言上的“文學革命”提出的諸多問題都可能需要重新寫過。如果說僅僅是白話能不能寫詩，其實無所謂新詩的成功與否；如果說詩這一文體僅僅是語言的問題，那么也無所謂語言的成功與否。由此看來，白話可以入詩，涉及的核心問題，仍然是人們對“詩”這一文體的認識問題。鄭敏《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新詩創(chuàng)作》在對新詩語言問題進行反思的過程中，提出了對“民族母語、文學寫作和文化的繼承與發(fā)展三方面的互相關系”的深入思考，從漢語語言的角度對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反思。鄭敏更多從語言與文化的關系上思考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化出現(xiàn)的問題，在“語言的發(fā)展與繼承的關系”層面上提出文化繼承與發(fā)展的問題。鄭敏提出的問題是尖銳的，也是新文化運動以及新文學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但她僅僅從語言出發(fā)批評了胡適、陳獨秀白話文運動，簡單地否定了白話文學的存在，而落入當年反對胡適的任鴻雋、梅光迪等人的窠臼之中。“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語言上的革命，并不能簡單視為對傳統(tǒng)的斷裂，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語言上的革命雖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僅有語言上的革命并不能完成對文化傳統(tǒng)的斷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那里，白話文不僅僅是作為文學語言而主要被納入啟蒙運動的語言序列之中，更是其社會革命方法之一。正如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說，創(chuàng)造“國語的文學”的目的，是為了創(chuàng)造“文學的國語”，使國民擁有一套美的語言，改變漢語的官話、官腔的功能。因此，胡適以及后來加入“文學革命”隊伍中的新文化運動者，更多是站在啟蒙主義的立場提倡白話文；而梅光迪等人則是站在學術的、文學的立場上反對白話入詩，試圖以美的文學，有節(jié)制的、有紀律的文學來改變國民精神。論爭的雙方論爭雖然激烈，言辭雖然尖銳，但相互之間自說自話，從其開始就沒有形成針鋒相對的論爭局面。

二、白話入詩的戰(zhàn)略策略

1916年6月，胡適曾提出過這樣的觀點：“（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二）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三）白話不但不鄙俗，俗儒乃謂之俗耳。（四）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yōu)美適用?！蓖瑫r他還指出：“凡文言之所長，白話皆有之。而白話之所長，則文言未必能及之?！自挷⒎俏难灾嘶?，乃是文言之進化?！?sup>這里有幾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胡適所謂的“已死的或半死的文言”與“活的白話”，都是指的“今日”的語言現(xiàn)象，是相對于新文學白話語言而言的傳統(tǒng)文學中的語言，而不是流傳已久的古代文章中的語言。二是要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的白話文學作品，必須要去除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切弊病”，即駢偶、用典、對仗、濫調套語、摹仿古人等種種毛病。在胡適看來，白話語言與這一切古典文學的“弊病”是對立的，矛盾的，互不相容的。白話與文言是兩個不同的語言系統(tǒng)，白話不是從古典的文言中生成的，而是從古代的白話中發(fā)展而來。白話要成立，就不能在這種古典文學的語言環(huán)境中使用，就不能與用典、對仗、仿古等古典藝術手法聯(lián)系在一起。承認白話文為文學正宗，就必須要“正式否定駢文古文律詩古詩是‘正宗’”，“這是推翻向來的正統(tǒng)，重新建立中國文學史上的正統(tǒng)”。三是白話入詩需要做到“作詩如作文”。在這里，胡適偷換了“詩”“文”的概念，將“作詩”與“作文”對等起來，再將白話運用于詩文之中。從提倡“文學革命”的角度來說，胡適這樣做是無奈之舉，也可以說是一種策略，從極端性的否定中求得當下的肯定，促成白話文學在文學中站立腳跟。對此，梅光迪曾給予反駁：“足下謂詩國革命始于‘作詩如作文’，迪頗不以為然?！泵饭獾蠟槭裁磳m的“作詩如作文”頗不以為然？主要在于詩與文是兩種不同文體，不同文體之間語言文字當然也有本質的差異：“詩文截然兩道。詩之文字（Poetic diction）與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焙m提倡“作詩如作文”其實是將詩文混為一談，“移‘文之文字’于詩”，以一種評議文字入另一種不同文體之中，在梅光迪看來，這種拉郎配的做法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文學革命”的問題。

如果進一步研究胡適在《逼上梁山》中對提倡“文學革命”的敘述，也可以比較明晰地看到“文學革命”的戰(zhàn)略及其戰(zhàn)術。

這里首先需要再次明確胡適提倡“文學革命”的背景或者目的。第一，胡適在《逼上梁山》中敘述了一個姓鐘的基督教徒的故事，這個故事講的是鐘姓基督徒在華盛頓清華學生監(jiān)督處做書記，他每個月寄送庚款留學生的支票時，會夾帶一份自己印制的宣傳材料，進行簡單明了的宣傳。這種熱心的宣傳讓胡適感到“真可厭”。胡適并沒有說明他是否受到這種宣傳的啟發(fā)或影響，但胡適恰好就在那一年開始關注中國文字的問題，并作了一篇論文：《如何可使我國文言易于教授》。胡適由此開始走向文學革命，“承認白話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第二，胡適的觀點受到同在美國留學的朋友反對，被逼上梁山。胡適與朋友的筆墨官司開始于1915年夏季之后，到1916年達到最激烈的程度。而其論爭的焦點就是胡適在1915年9月20日離開綺色佳之際寄給各位朋友的一首詩：“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边@個觀點先是受到梅光迪“頗不以為然”的評價，同時也受到任叔永等人的反對。倍感孤立的胡適頗不服氣，仍然寫信與朋友進行辯論，并覺悟到“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字’隨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歷史”。第三，胡適在后來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說過：“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chuàng)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sup>這也就是胡適提倡“文學革命”的方案。胡適這些論述，大體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要點：一是他提倡的“文學革命”并非源于文學，而是文學之外的其他事件；二是提倡“文學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創(chuàng)造一種“活的語言”，解決語言工具的問題。把握了胡適文體理論的這兩個要點，也就可以明白他極力嘗試白話入詩，一定要在新詩寫作中引入白話的良苦用心了。

從新文學發(fā)展的戰(zhàn)略上來看，要承認白話文為正宗，就必須否定文言文，宣稱文言文為“死的語言”。胡適在《逼上梁山》中記述了他于1915年所作的《如何可使我國文言易于教授》一文中的有關觀點：“漢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睘榇怂e例說：“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文字，狗字是活字；乘馬是死語，騎馬是活語。故曰半死之文字也?！?sup>胡適主要從文言如何教授來論述“文言是半死的文字”，并沒有完全意識到語言與文學的內在關系。直到與任叔永、梅光迪等人在綺色佳討論文學問題，他才“從中國文字問題轉到中國文學問題”，并引發(fā)了“文學革命”的論爭?！拔膶W革命”的討論仍然落腳于語言文字，主要解決的還是文學創(chuàng)作中已死的文言與活的白話的問題。顯然，胡適宣稱的文言是已死或半死的語言，僅僅是一種論爭的方法和文化策略。只有宣布文言是半死的或已死的語言，才能證實白話是活的語言。在宣稱文言死刑的同時，胡適也極力從古代文學中尋找白話文學的材料。1916年2月3日的《胡適日記》中記述了他所看到的“白話詩”，如《道州民》、《自京赴奉先詠懷》、《題蓮華寺》等，這些發(fā)現(xiàn)讓胡適非常興奮。正是這些新發(fā)現(xiàn)，讓胡適于后來寫作白話文學史時提出了“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白話史”的驚世觀點。胡適的這種努力非常值得敬佩，為了能為白話文學的成立尋找到足夠的證據(jù)，幾乎窮盡古代文學，從大量的古典詩詞中尋找到幾首白話作的詩，也算是煞費苦心。但我們也發(fā)現(xiàn)，在這其中存在著邏輯混亂、概念不清的問題，胡適宣布了文言文是半死的或已死的語言文字，尋找到了古代白話詩的存在，但他沒有說明那些文言詩詞，那些千古流傳、廣受文學史和讀者關注的詩詞的死活問題。另一方面，胡適承認了古代白話詩的存在，卻同樣沒有說明白話詩與文言詩孰優(yōu)孰劣的問題。這種模棱兩可的觀點認同，從開始就注定了文言與白話不是在同一評價尺度、同一文化層面上的價值判斷，從而也就導致了后來的白話能否入詩爭論中的是非不清。當然，學問高深的胡適不是不知道古典詩詞的藝術境界，他如此做，更是一種文化策略。

從“文學革命”的效果來看，要承認白話語言已經成為正宗，就必須承認白話詩作為一種文體在創(chuàng)作上的成功及其文學史的合理性與合法地位。胡適說：“我們認定‘死文字定不能產生活文學’，故我們主張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字；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后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我們認定白話實在有文學的可能，實在是新文學的唯一利器。”所以，胡適極力論證白話可以入詩并積極嘗試白話詩的寫作，其目的就是“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壁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作白話詩”。胡適宣稱的白話可以作詩，并非不能成立，但胡適所謂的“詩”已經在概念上發(fā)生了本質的變化，它僅僅是指白話詩或者后來被文學史敘述為“詩歌”的文體。也就是說，胡適所謂的“詩”和梅覲莊、任鴻雋等人所謂的“詩”并不是同一個概念，胡適的“詩”是白話詩、詩歌，是平民化、大眾化、世俗化的文體概念，而梅、任所謂的“詩”則是古典詩詞的詩，是傳統(tǒng)的、貴族的詩。因此，胡適說的有道理，梅、任等人說的同樣有道理?！鞍自捒梢宰髟姟迸c“白話不能入詩”，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含義，因其不同的概念而具有了不同的文體意義。

到此，我們可以明白這樣一點，經過胡適的提倡和嘗試，白話詩獲得了成功，胡適、俞平伯、康白情、沈尹默、朱自清等一批白話詩人出現(xiàn)在文壇上。但是，白話詩并非“詩”，當人們完全混淆了兩個不同概念的時候，或者胡適等人有意無意地偷換“詩”與“白話詩”的概念時，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說明白話是不是能夠入“詩”。胡適嘗試的白話詩是否成功的問題，在《嘗試集》出版之后曾引起過爭論。胡適的同時代人也是他的好朋友錢玄同就曾表示過“小小不滿意”，主要在于《嘗試集》中的一些詩作未能擺脫舊詩詞以及文言的“窠臼”，有些“是文非話”，“有些全是文言”。1923年3月，由胡懷琛編選的《嘗試集批評與討論》一書由泰東圖書局出版，收錄的是胡懷琛本人“批評《嘗試集》，及和他人討論嘗試集的通信”。胡懷琛明確表示，“我的批評，是明確標明旗幟，反對胡適之一派的詩”。1926年，年輕的穆木天也曾對胡適提出批評：“中國的新詩的運動，我以為胡適是最大的罪人。胡適說：作詩須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錯，所以他的影響給中國造成了一種Prose in Verse一派的東西?！?sup>比胡懷琛與穆木天的批判更系統(tǒng)、更徹底、更具專業(yè)特點的是胡先骕。他在《評〈嘗試集〉》長篇評論文章中，分別從統(tǒng)計學、詩的性質、聲調格律音韻與詩的關系、文言白話用典與詩之關系、詩的模仿與創(chuàng)造、《嘗試集》的價值與效用等方面，全面否定了《嘗試集》及其胡適提倡的白話詩?，F(xiàn)在看來，胡先骕的批評自有其偏狹之處，也有意氣用事的地方，但總的來說，胡先骕還是站在學術的立場上，比較客觀地分析評論了《嘗試集》作為白話詩文體的失敗。如果不是從“五四”文學革命發(fā)展的角度，而僅僅就胡適的創(chuàng)作而言，《嘗試集》作為一種文體的白話詩，在藝術上并無多少可取之處，它說明白話詩的嘗試之路還很長，創(chuàng)作不易，成功更為不易。

但是，胡適宣稱白話詩獲得了成功，認為“新詩的討論時期，漸漸的過去了……新詩的作者也漸漸的加多了。有幾位少年詩人的創(chuàng)作，大膽的解放，充滿著新鮮的意味”，也就是說，新詩在渡過了嘗試期之后，已經獲得了最終的成功。1920年8月，胡適在《嘗試集》再版時，曾說過這樣的話：“我作白話詩，比較的可算是最早，但是我的詩變化最遲緩?！瓘哪切┖芙咏f詩的詩變到很自由的新詩，——這一個過渡時期在我的詩里最容易看得出?！昵锾斓狡吣甑住€只是一個自由變化的詞調時期。自此以后，我的詩方才漸漸做到‘新詩’的地位?！?sup>胡適把自己寫詩的過程稱為從作“白話詩”開始，到獲得“新詩”的地位，區(qū)別了“白話詩”和“新詩”兩個概念，認為“新詩”比之于“白話詩”是一個進步，是更高的發(fā)展。同樣的觀點，陸志韋也曾表達過：“我的詩不敢說是新詩，只是白話詩。”可見在現(xiàn)代詩人的觀念中，“新詩”要高于“白話詩”，“新詩”是更接近于詩的一種文體?！鞍自捲姟笔呛m嘗試白話入詩初期的文體，僅僅是以白話作詩，主要是語言上的變化。胡適說《嘗試集》第一編中除了《蝴蝶》和《他》兩首之外，“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一直到《關不住了》“是我的‘新詩’成立的紀元”，再到“《威權》、《樂觀》、《上山》、《周歲》、《一顆遭劫的星》，都極自由，極自然，可算是我自己的‘新詩’進化的最高一步”。胡適之所以如此自信地宣布他的創(chuàng)作從“白話詩”進步到“新詩”，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從《關不住了》這首譯詩開始，基本擺脫了舊體詩詞的局限，而完全實現(xiàn)了自由使用白話語言的新詩文體；二是白話詩作為一種文體獲得了“新詩”文體的認同，如果說白話詩僅僅是部分地使用白話語言，在胡適眼中的“新詩”則是全部使用了白話，并通過新文化運動與新媒體的廣泛傳播，通過《國語文學史》等文學史書寫，使這一在古典文學中不受重視、不被承認的白話文體獲得了一定的認可。于此，我們看到了白話可以入詩的制作和傳播過程。

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這一問題，白話能夠入詩并不是以白話寫詩獲得了怎樣的成功，從而使新詩能夠站立于中華詩詞之林，而是為了證實白話可以入詩，在經過了一定的白話詩的實驗之后，從文學史的角度確認白話詩、新詩文體的合法性存在，以白話詩、新詩文體的成立確認白話入詩的成功。這也就是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說的：“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chuàng)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的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fā)達?！边@也就是胡適所說的“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對于白話所寫的“新詩”，后來俞平伯曾有過比較明確的概括，“我底大意，平民性是詩底主要素質”。也就是說，當代表平民和平民精神的白話文通過新詩文體表現(xiàn)出來時，作為一種文體的詩已經發(fā)生了本質性轉化，白話與新詩在文體創(chuàng)造上達成了一致，呈現(xiàn)出新詩在精神上趨向平民，在藝術上滑向世俗的現(xiàn)象。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胡適等人提倡白話入詩和梅光迪等人反對白話入詩，并不是在一個文學范疇內的對話，胡適等人是站在啟蒙主義的立場上，從啟發(fā)民智，改良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的角度提倡白話文，所以，他們講究的不是語言自身是不是優(yōu)美，白話入詩是不是合乎文體的要求，而是讓更多的國民讀得懂文字，看得懂書報，從而達到啟蒙的目的。而梅光迪等人則是從詩的文體出發(fā)，看重詩的美學特征，講究詩的格律與語言的法度，保守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其詩詞的本性?？梢哉f，兩股道上跑的車永遠不可能走到一起，胡適與梅光迪的話語及其爭論，雖然說的是一件事，卻不可能說成一件事，此語言文字非彼語言文字，此“詩”也非彼詩。

三、白話為什么不能入詩

胡適在《逼上梁山》中比較詳細地記錄了遠在美國的“文學革命”論爭的一些細節(jié)，其中“文之文字”與“詩之文字”是論爭的焦點之一。有關兩種不同文字的論述，出現(xiàn)在他所抄錄的自己于1916年2月3日的日記：“吾所詩論，固不徒以‘文之文字’入詩而已。然不避‘文之文字’，自是吾論詩之一法。……古詩如白香山之《道州民》，如老杜之《自京赴奉先詠懷》，如黃山谷之《題蓮華寺》，何一非用‘文之文字’，又何一非用‘詩之文字’耶？”他認為，反對他提出“白話入詩”主張的梅覲莊、任叔永等人固執(zhí)在“詩之文字”和“文之文字”的區(qū)別，而不能理解他所提出的“文字形式是文學的工具”的真正意思。在胡適看來，文字有“死”、“活”之分，而無“文”、“詩”之別，死文字作不出“活文學”。所以，“活文字”的白話可以創(chuàng)造出活的文學。胡適的言論是適應時代發(fā)展而提出的，尤其當報紙期刊等現(xiàn)代傳播媒體出現(xiàn)之后，他將語言變革以及文學變革提到議事日程。但就文學而言，也許梅覲莊、任叔永等人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

胡適也承認梅覲莊、任叔永等人并不反對白話文，而且胡適總能夠從梅覲莊或任叔永的來信中尋找到支持他的“文學革命”的意思。梅覲莊在給胡適的信中，承認文學因“文章體裁不同”而可以使用不同的語言：“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比问逵涝诮o胡適的信中也說道：“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于詩。”這說明梅覲莊或任叔永并不反對白話文，同時也可以說“五四”新文學運動也不一定如文學史所描繪的那樣，是白話與文言的斗爭。某種程度上講，“五四”新文學運動主要是兩種文體所引發(fā)的兩種不同文學觀念和美學原則的論爭，梅覲莊或任叔永反對的是白話入詩，而不是反對白話。俞平伯是深受胡適影響而主張新詩平民化的，但他明確表示白話是不能作詩的：“中國現(xiàn)行白話，不是作詩的絕對適宜的工具。我這句話，很容易引起誤會，好像我對于白話作詩，自己也不很能相信的，其實不然，我覺得在現(xiàn)今這樣情形之下，白話實在是比較最適宜的工具，再尋不到比它更好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我總時時感到用現(xiàn)今白話作詩的痛苦?！?sup>這說明白話與詩這種文體之間有較大的距離，或者說白話作為詩的文體語言并不能很好地傳達出詩所能呈現(xiàn)的美學價值，甚至會破壞詩的美學精神。俞平伯雖然在理論上反對白話作詩，但他主張平民化的詩，也就是用白話作的新詩。這說明白話、詩、新詩三者之間存在著關系結構上的矛盾，白話不能入詩，但白話可以作新詩，也就是說詩與新詩作為兩種不同的文體存在于文學史，承認了新詩也就可以承認白話文學的勝利。反對白話入詩則是在堅守著古典文學應有的文學夢想，堅守中國文學未被現(xiàn)代傳媒侵蝕的最后一片領地。

對“白話為什么不能入詩”這一問題思考比較深入的并不是梅光迪，而是梅光迪和胡適共同的朋友胡先骕。胡先骕發(fā)表于《學衡》創(chuàng)刊號上的《評〈嘗試集〉》，超越了梅光迪、吳宓、曹慕管等人的論爭思路，主要是從學理上對《嘗試集》進行分析批評。文章除了“第平心論之，無論以古今中外何種眼光觀之，其形式精神，皆無可取”，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感情色彩之外，基本理論方法和批評態(tài)度都是學術的，是他所主張的“以中正之態(tài)度，為平情之議論”的實踐。如對胡適提出的作詩不避俗字俗語，胡先骕認為“實則不然”，作詩固然可以不避俗字俗語，但他同時提出，“不必避文言又如何”。當然，胡先骕不是從辯論的角度來解決問題，而是從詩的文體創(chuàng)作的角度，即站在“詩之功用”的立場分析白話文言與詩的關系：“詩之功用，在能表現(xiàn)美感與情韻，初不在文言白話之別。白話之能表現(xiàn)美感與情韻，固可用之作詩。茍文言亦有此功能，則亦萬無屏棄之理?！钡?，在胡先骕的眼中，白話是直白的、粗俗的，缺少詩的功用，因而是不能入詩的。

十幾年后，易峻在《評文學革命與文學專制》一文中對文言白話論爭有更理性的反思。這篇文章是針對胡適發(fā)表于《新月》雜志上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而發(fā)的，同時又是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思。易峻的文章發(fā)表于1933年7月，這時，不僅文學革命早已偃旗息鼓，而且有關“文白之爭”也已失去了論爭的意義，論爭的雙方都可以靜心思考問題。易峻是明確站在反對白話的立場上說話的，所以他認為白話文對中國現(xiàn)代文化帶來的惡果是“文風日趨靡壞”，正如他說的：“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也，是所賴于以白話行世者，反而窒礙文化之流傳與溝通，愈失學術垂久遠之道。”至此也就可明白，以梅光迪、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反對白話入詩，并不在于白話本身，白話作為一種語言不僅可以進入口語交流，而且也可以運用于小說等文體的創(chuàng)作。在梅光迪等人看來，白話不能入詩主要在于白話對語言文字所承載意義的消解，是語言文字的轉化對傳統(tǒng)文學文體的強行改變。胡適對提倡白話文、白話入詩最為自得的，是白話對新詩文體的精神解放?！皣Z的文學”就是胡適所要的“活的文學”，是“詩體大解放”，是新內容、新精神的表現(xiàn)。胡適最為沾沾自喜的卻恰恰是梅光迪等人最為擔心的，擔憂白話會改變中國文學的美學精神，改變中國文學的文體特征，進而破壞國民精神。概括起來說，梅光迪等學衡派諸公所謂的白話不能詩，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語言文字是穩(wěn)定的，不易變化的。正如易峻在《評文學革命與文學專制》中說的：“夫文字者，世間最傳統(tǒng)，最守舊之物也，時愈久而愈固，可因革損益，而不可革命推翻者也。”易峻的這個觀點也許是保守的，卻道出了語言文字的特點。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文言文的文學正宗地位，代之以白話，這本身就存在著簡單粗暴之嫌，而以白話入詩，不僅改變了詩的文體性質，使作為一種文體的詩轉向了新詩，再轉向詩歌，而且因文體的改變而改變了中國文學的美學精神。

二是白話文缺少法度聲律，缺少藝術精神。易峻認為：“文學之有法度格律聲調，乃文章神韻氣味之所以寓托，乃文學藝術進步之結果，皆所以陶鑄文學美感之要素，自有其文學的藝術需要之根據(jù)，并非古人為文，故作繭自縛，而乃‘憑空加上’也?！逼鋵?，胡適也承認文學是有韻律的：“現(xiàn)在攻擊新詩的人，多說新詩沒有音節(jié)。不幸有一些做新詩的人也以為新詩可以不注意音節(jié)。這都是錯的?！?sup>這說明胡適也把音節(jié)韻律視為新詩最重要的因素。只不過胡適所說的韻律與學衡派所說的法度聲律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胡適所論主要在于音節(jié)，而學衡派所論則主要在法度韻律，即要以一定的法度格律規(guī)范人的精神，以一定的音韻格律提升人的道德品行。對此，梁實秋也曾指出：“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有‘建筑性的’，最注重的是干部的堅固，骨骼的均衡?！?sup>在這方面，白話是難以達到的。魯迅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說：“可惜中國的新詩……沒有節(jié)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唱出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里將舊詩擠出，占了它的地位。”同時他又指出：“新詩先要有節(jié)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但白話要押韻而又自然，是頗不容易的。”可見白話作詩，實屬不易。

三是白話文是大眾的、平民的，在某些方面“迎合普通一般人之低級趣味”，缺少向上的貴族的精神氣息。詩的文字應該是干凈的、純潔的，是能夠凈化人的心靈的。易峻在他的文章中特別提到白話文與平民文化的關系：“白話文學尚有一最大理論，謂白話文為平民文學，便于普及教育，統(tǒng)一國語，說明科學思想，及傳播新文化，而文言文無能為役焉?！睂Υ耍拙J為“文章大業(yè)，本存乎文人相與之間，非可以期于人人者”，文學也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為之，“平民識字之未能，遑談文學”。在這方面，新月派詩人、批評家有大致相同的觀點。詩并非人人能作的，也并非什么樣的語言文字都可以為詩。胡先骕引用阿諾德的話說：“一國詩之優(yōu)劣多系于其通行作高格詩之體裁之合宜與否，……考之吾國，則五言古詩實為吾國高格詩最佳之體裁。”五言古詩之所以能夠在胡先骕的眼中是高格詩中的最佳，就在于它整齊講究的格律所規(guī)范的人生形式，詩的體式所內含著的生命與精神世界的存在。

事實上，“五四”前后有關“白話能不能入詩”的爭論，反映了20世紀初期面對急遽變化的中國社會，反映出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文化交織一體，民族精神在文化轉型的大動蕩中面臨衰竭的危機，面對復雜的社會矛盾和文化轉型不同聲音雜陳出現(xiàn)，反映出現(xiàn)代知識分子所選擇的不同文化道路以及不同的社會價值、文化價值的評判體系，也反映著現(xiàn)代文化建設過程中不同方式、不同道路的表現(xiàn)。新文化運動及其白話文運動走過一百年歷程的今天，有關白話文言的問題已經不需要也沒有必要再去討論。白話文留下的問題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漢語如何回到優(yōu)美的時光，尤其當人們不斷憂慮中國文化的敗落以及民族文化的自信時，歷史留給我們的可能更有味道。

1. 作者簡介：周海波，文學博士，青島大學文學院教授?；痦椖浚簢疑缈苹鹬卮箜椖俊爸袊F(xiàn)代文學文體理論整理匯編與研究（1902—1949）”（17ZDA275）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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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適：《逼上梁山》，《胡適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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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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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胡適：《逼上梁山》，《胡適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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