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讀趙樹理

（代自序）

一

我的出生地是山西省晉城縣（現(xiàn)為澤州縣），這個縣與趙樹理的故鄉(xiāng)沁水縣接壤。我出生后的第三年，趙樹理離京返鄉(xiāng)，擔任晉城縣委副書記。一年之后，“文革”爆發(fā)，他被晉城的紅衛(wèi)兵揪斗出來，從此開始了最后幾年被批判、受折磨的歲月。我家鄉(xiāng)那帶流傳著不少與趙樹理有關的故事，但我小時候卻從未聽說過，或許那時的他因其敏感，已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了吧。

大概是1974年前后，我家的西小屋里多了一個大紙箱。箱子是長方形的，寬約半米，長約一米五，樣子不新不舊，顏色不灰不白。那個年代，這種紙箱子并不多見，但它究竟來自何處，我卻說不清楚。箱子里堆放著一些舊書舊報舊雜志，亂糟糟的，卻也頗為可觀。雜志我記得有《紅旗》，還有《無線電》。那時我父親在公社做電話維護工作，《無線電》這本雜志我記得他訂了多年。

那個時候我已經(jīng)能夠讀書了，而且常常處在無書可讀的饑渴狀態(tài)。于是過一陣子，我就去那個箱子里倒騰一遍，看是否能有些收獲。無功而返的時候，我也會瞅一瞅報紙上的“最高指示”或“毛主席語錄”，但那些文字對于一個小毛孩子并無多大吸引力。倒是有一次看到毛主席寫的一封信，那幾句話文縐縐的，頗讓我感到新奇。來來回回讀幾遍之后，居然一下子就記住了：“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tǒng)籌解決。毛澤東”。那是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寫給下鄉(xiāng)知青李慶霖的回信。如今我說起那個紙箱，首先想到的竟然是那封信。

不知是第幾遍倒騰的時候，忽然發(fā)現(xiàn)了一本破破爛爛的書。書的封面、封底已不知去向，一前一后的書頁也殘缺不全，封脊禿嚕了之后裂成了幾道縫，上面自然已找不到文字。但讀了幾頁，我還是很快被它吸引過去了。那是發(fā)生在一個山洞里的故事，洞外面是兵，兵荒馬亂，一片喧囂；洞里面卻仿佛成了桃花源。男女主人公被堵在洞里出不去，只好在里面過家家。黑燈瞎火，日夜不分，餓了做飯，困了睡覺。后來，他們終于還是被敵人發(fā)現(xiàn)了。敵人拎著槍進了洞，他們拎起手電筒往洞里的深處走，往高處爬。忽遇一條水桶粗的蟒蛇，白花花的，動靜還挺大，兩人嚇得夠嗆，緩過神來才意識到是一股泉水。就這樣，他們摸索著、幫襯著也鼓勵著，一直朝著那個可能的出口走去，一路是山重水復的緊張與刺激，柳暗花明的激動和欣喜。終于，他們走出了那個山洞，但長時間在黑暗中蝸行牛步，一見太陽，晃得他們的眼睛都睜不開了……

這個故事有意思，我?guī)缀跏且豢跉獍阉x完的。那里面有我還讀不懂的朦朧愛情，更有我看得懂的探險之旅。它們交織在一起，真真切切又奇奇幻幻，仿佛后來的少年兒童讀《哈利·波特》。這本沒頭沒尾沒封脊的書不知被我翻了多少遍，它成了我的啟蒙讀物之一。

但是，許多年里，我卻不知道它的作者和書名。直到后來有一天我讀小說，忽然驚叫起來：天哪，《靈泉洞》！趙樹理！這不是我小時候讀過的那本書嗎？那一刻，我像遇到失散多年的老友一樣興奮。但它究竟是發(fā)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還是九十年代，如今我已記憶模糊。

這就是我閱讀趙樹理的開端。薩義德說，一件事情的“開端”很重要，而且，“開端”又總是產(chǎn)生于回溯之中。[1]如今，當我回顧對趙樹理的閱讀時，如此隆重地確認下這個“開端”，或許也不無意義吧。現(xiàn)在想來，是不是因為這樣一個“開端”，才讓我有了所謂的“趙樹理情結(jié)”？———情結(jié)？當我閃出這個念頭時，忽然才意識到不對。用“情結(jié)”拽大蛋做甚？分明是“趙樹理疙瘩”嘛！說成心里長了顆“疙瘩”，才符合趙樹理式的表達，才算是接上了晉城、沁水的山藥蛋地氣。記得塵元（陳原）先生說過，把“complex”譯成“疙瘩”，簡直妙不可言！[2]

然而，整個七十年代，我也就讀過那本缺胳膊少腿的《靈泉洞》。我上小學的時候，趙樹理已被“批倒斗臭”，含冤而死，課本里自然是不可能選他的作品的。我父親說他年輕時讀過《三里灣》，但我懷疑那是一本過路書。否則，在我翻箱倒柜找書看的年代里，為什么它卻不見蹤影？有一位叫范巨通的晉城老鄉(xiāng)回憶說，“文革”之初他回鄉(xiāng)務農(nóng)，苦悶之余讀閑書，居然找到了《小二黑結(jié)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和《三里灣》。[3]他很幸運，或者是那個時候趙樹理的書還沒被掃蕩。而在“文革”后期，這些“大毒草”卻很難在農(nóng)村找到蹤影了。例證之一是1975年那個春天我燒傷了腿，養(yǎng)傷期間我曾讓我父親四處找書，但他找回來的卻只有《虹南作戰(zhàn)史》之類的作品。

1978年10月，趙樹理的冤案平反了，他又可以被公開談論了，他的《田寡婦看瓜》《小二黑結(jié)婚》也將再度進入中小學教材。而那時我也即將高中畢業(yè)，準備告別七十年代了。

八十年代我是否讀過趙樹理的作品？如今已記不清了?？赡艿那闆r是，上大學期間我也浮皮潦草地讀過一點他的代表作，卻并未留下太深印象。那個時候，現(xiàn)代文學史的課程由王德祿老師主講，他的研究興趣主要在魯迅那里，整個文學史似乎就成了魯迅專題。他講過趙樹理嗎？我現(xiàn)在已印象全無。講授當代文學史的是邢小群老師，她是北京“老插”，趙樹理似乎也不入她的法眼。我記得她在課堂上拿上黨梆子舉例，說，上黨梆子太高亢，嗷嗷嗷吼著，直眉愣眼就竄上去了。她連說帶比劃，笑瞇瞇地搖搖頭，那是聽不慣的表情，也仿佛是頗有點不屑的調(diào)侃。這番評點我不但不反感，反而是正中下懷。上黨梆子是我家鄉(xiāng)的地方戲，趙樹理愛它愛到了骨頭縫里，但我卻對它沒什么感覺。我是聽著有線廣播中的革命現(xiàn)代京劇長大成人的，這很可能意味著，在我幼小的心田里，不僅播下了革命的種子，而且播下了京劇這一劇種。而我現(xiàn)在卻越來越意識到，不熟悉上黨梆子，理解趙樹理就缺了一塊重要內(nèi)容；或者至少，我們會與他作品里那些被上黨梆子滋養(yǎng)過的成分失之交臂。

關于趙樹理，整個八十年代讓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現(xiàn)在搜索記憶，似乎只剩下鄭波光先生的那篇文章了。鄭文名為《接受美學與“趙樹理方向”———趙樹理藝術遷就的悲劇》，刊發(fā)于《批評家》1989年第3期。承蒙《批評家》正、副主編董大中和蔡潤田二先生厚愛，從創(chuàng)刊至?？揖湍芷谄谑盏竭@本雜志，似已享受著專家待遇。[4]而這期雜志中的這篇文章，我是在第一時間讀完的。如今打開這期雜志，見此文勾勾畫畫的部分不少，那應該是閱讀時的現(xiàn)場記錄，可見當時讀得多么仔細。

鄭波光這篇文章中說了些什么？只要把我勾畫過的部分略加呈現(xiàn)，就大體清楚了。他說：“中國農(nóng)民的文化水準是很低的，是一個低文化層，趙樹理對這個低文化層是一味遷就的。”他還說：“在趙樹理的作品中大多是扁平型的人物，像三仙姑、二諸葛，多少被夸張和漫畫化了，在趙樹理的全部作品中，沒有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典型人物。”他更刺激的話是：“被動地適應，消極地遷就，嚴重地限制了趙樹理的藝術視野，限制了趙樹理藝術才能更大的發(fā)揮?！瓘奈膶W的觀念和藝術的水準上衡量，趙樹理創(chuàng)作較之他的前輩們，是個倒退，是從魯迅、郭沫若、茅盾等的現(xiàn)代文化的高層次，向農(nóng)民文化的低層次的倒退。這是不容置辯的事實。趙樹理的藝術成就不但不能與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從文、老舍等人相比，而且比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也有所遜色?！薄獏柡α宋业母?！多么讓人血脈僨張的文字！盡管今天看來，此文已把問題大大簡化，但我當時卻讀得心潮澎湃。我覺得鄭波光說出了我的心里話，也給了趙樹理一個合適的定位。

現(xiàn)在想想，這種觀點其實是與八十年代的時代精神捆在一起的。一方面，在新啟蒙運動的浪潮之中，知識界接通的是中斷多年的“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自然，魯迅等人的寫作無疑便被視為標高與正統(tǒng)，而相比之下，趙樹理的作品也就成為等而下之的東西了。戴光中那時撰文，甚至認為趙樹理的小說是一股“逆流”[5]，顯然也是以“五四”新文學為參照系的。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文學觀念是“向內(nèi)轉(zhuǎn)”———回到文學自身，倡導藝術自主。趙樹理在“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年代曾經(jīng)被標舉為“方向”，這大概是“向內(nèi)轉(zhuǎn)”時學界無論如何都沒辦法接受的。于是把趙樹理拉下神壇，一切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加上八十年代后期有了“重寫文學史”的討論，趙樹理既反“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又與政治糾纏在一起，他就更成了“經(jīng)典重構(gòu)”活動中的倒霉蛋。那時候一些比較激進的學者，很可能大有把趙樹理請出文學史的沖動，或者，起碼是想把他打發(fā)到文學史中的一個低位，以免他太扎眼而讓大家都跟著他丟人現(xiàn)眼。

就是在這樣一種時代氛圍中，我經(jīng)受了一場身心世界的全面洗禮。那時候我雖然還沒有拉開閱讀趙樹理的架勢，卻仿佛已有了對其作品的初步判斷。而這種“預判”或“前見”，無疑關聯(lián)著八十年代的精神遺產(chǎn)，也將伴隨在我對趙樹理的正式閱讀之中。

注釋

[1]薩義德．開端：意圖與方法．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4：55．

[2]塵元．在語詞的密林里．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149．

[3]范巨通．難忘老鄉(xiāng)趙樹理∥楊占平，趙魁元．新世紀趙樹理研究：鉤沉考證．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6：81．

[4]我與董大中、蔡潤田二先生及《批評家》的交往已寫成散文———《我與〈批評家〉的故事》，可參考。參見趙勇．書里書外的流年碎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42 169．

[5]戴光中．關于“趙樹理方向”的再認識．上海文論，19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