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趙樹理研究

在文學場域內外——趙樹理三重身份的認同、撕裂與縫合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趙樹理一直都是一個獨特的存在。這種獨特性并不在于他寫出了多么偉大的作品，而在于他并不像丁玲、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那樣清晰明朗，容易歸類。或者也可以說，他一直就是以難以歸類或另類的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的。而這種另類性，僅僅從其文學創(chuàng)作本身出發(fā)又很難說得清楚。于是，許多時候，我們都需要把趙樹理的活動置于文學場域之外那個更大的社會空間里，而不能僅僅局限于文學場域之內。唯其如此，趙樹理的所作所為才能在內外呼應中有一個更穩(wěn)妥的著落。

正是在這一視域中，趙樹理的身份認定、身份認同和身份困境才成為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本文將聚焦于此，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面對這一問題，以期能有新的思考。

研究概述：趙樹理身份的幾種說法

其實，趙樹理在成名之初就有了其身份的最初定位——農民作家，不僅是他被《人民日報》如此稱呼著[1]，而且也是他留給許多人的第一印象。孫犁回憶他1950年初見趙樹理的情景時說：“他恂恂如農村老夫子，我認為他是一個典型的農民作家?！?span >[2]顯然，所謂農民作家，既是對趙樹理寫作行為的一種指認——他既出身農民，又寫農民、為農民而寫；甚至也是對其身體形象的一種確認。至少，在孫犁的描述中，是包含著這一層意思的。于是，長期以來，“農民作家趙樹理”就幾乎成為一個固定稱謂，也成為人們面對趙樹理其人其作時的一個“刻板印象”。

在“向趙樹理方向邁進”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歷史語境中，農民作家的稱謂對于趙樹理來說或許首先是一種殊榮。它固然也指認了一部分事實，但依然顯得大而化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沿用這種稱謂，既不能涵蓋他在1949年之后更為豐富的角色扮演，也是對他本人身份豐富性和復雜性的一種簡化。大概正是基于這一原因，研究界開始了對趙樹理身份問題的探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戴光中先生1982年的一個說法：

我覺得趙樹理專注于社會目的是同他的精神氣質和創(chuàng)作意圖吻合的。在他以前，沒有任何一個作家曾經像他那樣同農民保持最親密的關系，對農村懷有最深厚的感情。就其本質而言，他不是一個小說家，而是一個老楊式的好干部、潘永福式的實干家。參加革命后，過去種種顛沛流離、求告無門的辛酸遭遇夢魘般地壓在他的心頭。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與人民血肉相連的革命干部，強烈的責任感使他比農民自身還要迫切地改變農村落后、貧窮、愚昧的狀況。[3]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判斷。表面上看，戴光中依然在強調趙樹理作為農民作家的特點，但實際上，他已對趙樹理的身份完成了一次拆分。不僅如此，他甚至還以“不是……而是”的句型，淡化乃至取消了趙樹理的“作家”身份，強化或凸顯了他的“干部”角色。而經過這次拆分和偏離其作家身份的定位，戴光中起碼讓我們意識到一個問題：在文學場域之內，趙樹理固然不可能不是作家，但在文學場域之外，他還有一種并非不重要的身份——共產黨員和革命干部。也就是說，戴光中此處雖然并非專論趙樹理的身份問題，但他那種不經意的表達卻把趙樹理的身份帶向了文學場域之外。回頭來看，我以為這正是他論述的功績所在。

但許多研究者并未注意到戴光中的這處表述，而是依然在文學場域之內開掘趙樹理的身份屬性，這就不得不提到已故趙樹理研究專家席揚先生的一篇文章：《角色自塑與意識重構——試論趙樹理的“知識分子”意義》（《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也是不滿于“現代的農民作家”這一不尷不尬的命名，席揚開始挖掘趙樹理身上的“知識分子性”。在他看來，趙樹理的“知識分子性”是一個逐漸養(yǎng)成的過程，尤其是1949年之后，趙樹理更加執(zhí)著地把自己定位于“農民利益代言人”，在家與國的沖突中捍衛(wèi)良知，其種種做派則進入社會良知、公正、真實的境界里。因此，“趙樹理所恪守的身份并不是‘農民性’和‘干部性’，而恰恰是‘知識分子性’”[4]。

在趙樹理研究史上，席揚很可能是明確提出并充分論證趙樹理“知識分子性”的第一人，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從此往后，趙樹理的身份就既增加了一個維度，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但或許是席揚對趙樹理偏愛有加，如此定位也存在著幾個問題：其一，沒有區(qū)分趙樹理在文學場域內外的角色扮演，趙樹理的身份因此顯得單一；其二，把“農民性”和“干部性”等等全部看成是“知識分子性”的轉換形式，固然強化了趙樹理的知識分子特征，卻也因此遮蔽了他的其他氣質；其三，在論述趙樹理的“知識分子性”時，盡管席揚也動用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資源，但可以看出，他主要依據的依然是西方學者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基本界定，于是啟蒙、捍衛(wèi)良知等等就成為“知識分子性”的重要內容。這種思路不能說不對，但對于趙樹理來說應該還存在著某種錯位。或許正是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八年之后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修正、充實和完善了自己的觀點。此文認為，趙樹理具有“讀書人”和“鄉(xiāng)野俗民”的雙重身份，而他扮演的則是“廟堂”與“江湖”之間的“中間人”角色：“趙樹理既不是‘民’，也不是‘官’，而是深受傳統(tǒng)儒家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薄罢怯捎趯θ寮沂咳巳后w‘憂世’精神和‘中間人’角色的認同，趙樹理自覺承擔起‘新政權’與底層民眾（尤以鄉(xiāng)村農民為最）之間的利益協(xié)調者角色?！?span >[5]與先前的觀點相比，這一思考似更嚴密，“中間人”的定位也非常精彩。但遺憾的是，所謂的“讀書人”和“鄉(xiāng)野俗民”卻依然無法涵蓋趙樹理的全部身份。

基于這一研究背景，錢理群先生的一篇文章便尤其值得關注。在《趙樹理身份的三重性與曖昧性》中，作者說他此前只是注意到了趙樹理的“雙重身份”——中共黨員與農民之子（這里的“雙重”與席揚所謂的“雙重”并不相同），“但在研究過程中，也在其他研究者的啟發(fā)下，我又注意到了趙樹理的第三重身份，即‘知識分子的身份與立場’。這樣，‘黨—農民—自我主體（知識分子）’就構成了趙樹理精神與心理結構的三個層面，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糾纏、矛盾、張力，又造成了趙樹理身份與立場的曖昧、模糊”[6]。這一研究令人興奮的地方在于：首先，盡管錢理群早在1998年就把黨員看作趙樹理的一重身份[7]，但因為他當時并非專論趙樹理，這種片斷性的論述就很容易淹沒在“天地玄黃”的宏大敘事之中而不大容易被人發(fā)現。這一次進一步明確趙樹理的中共黨員身份，一方面對趙樹理研究界是一次提醒；另一方面，無論他是否注意過戴光中的論述，他都接通了1982年的那個戴氏說法。其次，據錢理群言，趙樹理的知識分子身份主要是受到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李國華的博士論文（《農民說理的世界——趙樹理小說的文學政治》[8]）的啟發(fā)，但由于李文談及這一問題時引用了席揚《角色自塑與意識重構——試論趙樹理的“知識分子”意義》的研究成果，這樣，錢理群也就間接接通了席揚的相關思考。這兩重身份再加上早已被人認定的農民身份，趙樹理便有了三重身份。

但是，錢理群先生的論述也并非無懈可擊，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把趙樹理看作一個“自成體系的現代知識分子”，這一定位與席揚在如前所述的第一篇文章中的定位區(qū)別不大。于是，當席揚錯位時，錢理群也跟著錯位了；當席揚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后，錢理群卻并沒有跟著修正。這樣一來，對趙樹理在這一層面的定位就無法精準。（2）無論是席揚還是錢理群，都有意無意地不提趙樹理的“作家”身份，這多少顯得有些奇怪。因為如果借用西方學者的界定，作家并不等于知識分子；即便在席、錢論述的語境中考量，知識分子恐怕也難以與作家畫上等號。因此，把“作家”排除在趙樹理的身份之外，顯然無法讓人理解。（3）或許是身份問題并非錢理群論述的重心[9]，所以他并沒有談論趙樹理身份三重性的復雜關系以及在其作品中的投影，也沒有在文學場域內外對其身份的交往、互動、矛盾或抵牾予以辨析。凡此種種既讓人覺得意猶未盡，也給人留下了繼續(xù)思考的空間。

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在戴光中、席揚和錢理群先生論述的基礎上“接著說”。因為深入辨析趙樹理的身份問題，很可能是我們進入趙樹理心理世界和文學世界的一個入口，也是我們確認趙樹理文學價值乃至它在“十七年文學”中價值屬性的一個重要參照。在他們的啟發(fā)下，我也把趙樹理的身份一分為三。其一是政治身份：黨員／干部；其二是文化身份：作家／書生；其三大體上可看作民間身份：農民／農業(yè)問題專家。

進退失據：老革命遇到新問題

可以先從政治身份說起。

趙樹理是黨員，也是干部，前者是實打實的，后者則介于虛實之間。如果從1926年第一次秘密入黨算起[10]，趙樹理顯然可以算作一位老黨員。而作為黨員，他一方面需要接受黨組織的規(guī)訓；另一方面，當他后來成為作家之后，他也就必須自覺地把黨性原則置于文學原則之上。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風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的譯名）中指出：“無黨性的寫作者滾開！超人的寫作者滾開！寫作事業(yè)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yè)的一部分，成為由全體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span >[1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部分引用了列寧的這一說法，強調了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為“齒輪和螺絲釘”在革命機器中的作用。[12]趙樹理作為《講話》的熟讀者和《講話》精神的踐行者，應該是熟知文藝的這一功能的。他的那句廣為人知的為文原則——“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后半句便是這種文藝功能的體現，也可以說是他黨性原則的體現。換句話說，假如趙樹理不是黨員，他的思想境界或許就無法達到這一高度。想一想同一時期活躍在法國文壇的薩特，他雖號稱自己是“共產黨的同路人”[13]，其“介入”姿態(tài)與趙樹理的寫作實踐異曲同工，但他在1947年卻思考過如下問題：“作家加入共產黨是否好事？如果作家出于公民的信念和對文學的惡心而加入共產黨，這樣很好，他作出了選擇。但是他能否在變成共產黨人的同時仍是作家？”[14]但這樣的問題是不大可能被趙樹理思考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是黨員。

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面是，黨員身份也讓趙樹理獲得了一種與眾不同的視角，這樣他才能夠從內部時時用黨性眼光打量農村里的干部，從而發(fā)現那些被人忽略的問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無論是《邪不壓正》還是《三里灣》，開會（比如整黨會、支委會等等）往往構成了小說中人物短兵相接的重要情節(jié)，于是，我們才會聽到如下話語從人物之口中呼嘯而出——小寶說：“我這個黨員該開除，他這個黨員就還該當支委？”元孩說：“有你這種黨員，咱這黨還怎么見人啦？”[15]組長說：“共產黨的規(guī)定，是不是小黨員走社會主義道路，大黨員走資本主義道路？”[16]這種話語來自最基層，反映了基層黨員對黨、黨性、黨員標準的樸素理解，其中自然也融入了趙樹理對黨員隊伍是否純潔的深刻關切。正是因為他意識到并呈現了這一問題，《邪不壓正》才遭到了批評，趙樹理也不得不解釋這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初衷：“我在寫那篇東西的時候把重點放在不正確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時又想說明受了冤枉的中農作何觀感，故對小昌、小旦和聚財寫得比較突出一點。據我的經驗，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鉆空子。因為流氓是窮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貧農相混。”[17]雖然早在1947年12月毛澤東就已指出：“這即是有許多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機混進了我們的黨。他們在農村中把持許多黨的、政府的和民眾團體的組織，作威作福，欺壓人民，歪曲黨的政策，使這些組織脫離群眾，使土地改革不能徹底?！?span >[18]而將近一年之后（《邪不壓正》完成于1948年10月）趙樹理才在小說中呈現了這一局面，但我更傾向于把這一發(fā)現看作是趙樹理親自參加“土改”的經驗教訓所得。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這一發(fā)現固然談不上驚心動魄，但我以為，假如沒有黨員身份的“內視角”，趙樹理或許很難洞悉這一秘密。

如果說黨員身份讓趙樹理在文學場域之內有了如上作為，那么，在文學場域之外，這一身份也在塑造著他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趙樹理的兒子趙二湖回憶：“我爸那時已經紅極一時，是八大的黨代表，是人大代表，還是政協(xié)委員，他的組織觀念特別強，下鄉(xiāng)回來，只要一放下挎包，就到作協(xié)，給黨組去報到。他不是巴結領導，而是出自本能的一種組織紀律觀念。作家們像他這樣的非常少?！?span >[19]這里回憶的是趙樹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情景，而趙樹理本人的做法也驗證了此說不虛。尤其是公社化和“大躍進”開始之后，他不得不以“寫信”的方式向地委書記、省委書記等上級領導匯報工作，呈現他在農村發(fā)現的問題?，F存的四封最重要的信件分別是寫給趙軍（長治地委書記）[20]、邵荃麟（中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和陳伯達（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旗》雜志總編輯）的，它們既是檢討自己作為作家的失職（如為何寫不成小說），更是他通過“組織渠道”給黨的部門領導提交的“意見書”。在寫給邵荃麟一信的末尾，趙樹理特意附上一筆：“如有機會見到中央管農村工作的同志，請把我的意見轉報他們一下。”[21]在給陳伯達的第二封信中，趙樹理又這樣寫道：“在這種情況下，我不但寫不成小說，也找不到點對國計民生有補的事，因此我才把寫小說的主意打消，來把我在農業(yè)方面（現階段的）一些體會寫成了意見書式的文章寄給你?！?span >[22]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著名的“萬言書”，8月20日趙樹理則給陳伯達寫了《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yè)生產之我見》的“意見書”。這種驚人的相似只能說明農村、農業(yè)和農民遇到了嚴重的問題，它們被彭、趙二人在不同的地域同時看到并不得不秉筆直書。而他們的下場自然也是相似的：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中被打成“反黨分子”，趙樹理則成為“右傾”的典型，在作協(xié)黨組的整風會上遭批判，被“幫教”，最終不得不屈服“認罪”。在11月23日寫給“荃麟同志并轉黨組”的信中，趙樹理這樣寫道：

我于18日在黨組整風會議會場上的發(fā)言中，對中央決議、糧產、食堂三事說了無原則的話，經你和好多同志們提出批評，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全黨服從中央是每個黨員起碼的常識，把中央明了的事隨便加以猜測，且引為辯解的理由，是黨所不能允許的。別人是那樣說了我也會起來反對，但為了維護自己的右傾立場（固執(zhí)己見的農民立場）竟會說出那樣的話來，實在不像多年黨齡的黨員。為了嚴肅黨紀，我愿接受黨的嚴厲處分。[23]

這場整風會雖然是由作協(xié)黨組召開的，但所涉及的問題與趙樹理的作家身份已幾無關系。而從這封信的內容和遣詞造句的形式上看，也是趙樹理在向黨認錯，話里話外突出和強調的都是他的黨員身份。于是，問題也就變得明朗起來：當他不寫小說而向領導寫信時，他其實已徹底移身至文學場域之外，完全以另一套話語表達了他作為一個黨員的擔心和憂慮。而當他的言行越過了當時的政治底線時，遭到批判也便成為順理成章之事。所有的這一切，大體上都可看作政治舉動而并非文學行為。

為什么趙樹理會如此行事呢？首先還是因為他是黨員。在“文革”開始后的第三份檢查中，趙樹理曾如此檢討過自己：“我之所以好向有關領導方面提建議，原因也正在這里。一個共產黨員在工作中看出問題不說，是自由主義，到處亂說更是自由主義，所以只好找領導?！?span >[24]這就意味著他這樣做自認為是在盡黨員之責。但更深層的原因或許在于，作為黨員的趙樹理，其潛意識中覺得自己擁有一種與黨商榷的權利。因為早在他第一次準備入黨時，就曾找介紹人之一王春討價還價：“入黨可以，但不能絕對服從黨的命令，只有我認為合理的命令我才接受?！?span >[25]王春雖然及時制止了趙樹理的這種想法，但這樣一種“病毒”或許已潛伏于他的身體之中，一旦遇到合適的時機便會“發(fā)作”起來。

其次，我們就必須提到趙樹理的干部身份了。關于干部，趙樹理曾有如此解讀：“干部者，群眾之骨干也。干部一定要比群眾強，要有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鍛煉?！?span >[26]這應該只是他對干部的樸素理解。而在他小說所塑造和描摹出來的干部形象中，其內涵則要豐富許多。例如，在《李有才板話》中，上面下來的有兩類干部，一類是章工作員，另一類是老楊同志。前者走馬觀花，有點官僚主義；后者既能與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馬上融入群眾之中，同時又雷厲風行，敢作敢當，三下五除二就解決了村里久拖不決的問題。所以趙樹理才說，干部中“章工作員式的人多，老楊式的人少，應該提倡老楊式的作法”[27]。而他在1960年前后實際上已陷入一種創(chuàng)作困境時，依然寫出了《實干家潘永?！愤@樣的紀實文學作品。這其實依然是他通過呈現一個好干部的形象而進行的一次寫作突圍。從老楊到潘永福，他們在趙樹理筆下都具有如下共性特征：（1）官位不高（老楊同志是縣農會主席，潘永福從村長當到了縣委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卻能親近基層，能為老百姓辦實事。（2）干群關系融洽，他們在群眾中仿佛鹽溶于水而不是油浮于水。（3）他們本身就是農民出身，有做一手好農活的本事，同時又非常樸實，完全沒有干部的架勢。比如，“老楊同志到場子里什么都通，拿起什么家具來都會用，特別是好揚家……大家都說‘真是一張好木锨’（就是說他用木锨用得好）?！?span >[28]潘永福同志的“衣服比他打短工時代好一點，但也還不超過翻身農民，和民工在一起，光憑衣服你還不會發(fā)現他是干部。按他應得的干部待遇，下廠礦或工地可以騎騾子（因為山里行車不便，所以有此規(guī)定），但是他在百里之內，要不帶笨重的東西，他仍是要步行的”[29]?？梢钥闯?，這樣的干部與趙樹理本人的習性、氣質息息相通，甚至其中都有他本人的影子。顯然，趙樹理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希望，他們也成為趙樹理心中理想干部的化身。而從趙樹理最后主動請纓，到山西陽城、晉城兩地擔任縣委干部的情況看，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他向其作品中的老楊和潘永福行的一種致敬禮。他塑造了他們，他們又成了他追摹的榜樣。

但實際上，作為干部的趙樹理，其所作所為的重要程度都要遠遠高于老楊同志和潘永福，同時，他也遇到了老楊與潘永福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據趙樹理自述，1949年之前，他雖短暫地擔任過區(qū)特派員、縣公道團團長等職，但更多的時候是在報紙或雜志做編輯。1949年進京后，他曾擔任過工人出版社社長（1949）、文化部戲劇改進劇曲藝處處長（1949）、《說說唱唱》主編（1950）等職務，但時間都不長。1953年他到中宣部文藝處，“無名義和職務，仍寫作”，同年冬天進中國作家協(xié)會，“駐會寫作，不任其他職務”。[30]1958年12月，他“匆匆跑到太原，請求省委安排工作”，省委任命他為陽城縣委書記處書記，任職時間一年左右。1965年3月，趙樹理舉家離京不久，就被山西省委任命為晉城縣委副書記，分管文化工作。[31]但一年多之后，“文革”爆發(fā)，他也開始了反復被批斗的歲月。

從以上簡要梳理中可以看出，趙樹理除1958年和1965年在基層有實際的職務外，其他更多的時候只可算作徒有虛名的“京官”，或者也可泛泛稱作文化干部。作為這樣一種形式的干部，他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方面頻繁“下鄉(xiāng)”，不斷重新回到他生活過的晉東南地區(qū)，以便能在農村中發(fā)現問題，從而更好地打造他的“問題小說”；另一方面，這種“干部下鄉(xiāng)”也是他了解民生、民情和農業(yè)問題的重要渠道。但實際上，寫進小說中的“問題”是非常有限的，且因文學化處理后常常會變形走樣；更多的“問題”則無法進入小說，只能以“短平快”的方式向上反映，以求被迅速關注乃至解決。這時候，他的這種干部身份就發(fā)揮作用了。趙樹理曾經認真思考過他的這種角色扮演：

老實說，在那二年，我估計我這個黨員的具體作用就在于能向各級領導反映一些情況，提出幾個問題，在比較熟悉的問題上也盡可能提一點解決問題的具體建議。我覺得只要能及時反映真實情況，協(xié)助領導及時解決必須解決的問題，也算是對黨的一點貢獻。我為什么這樣估計自己的作用呢？第一，我覺得當時接近基層的干部缺乏調查研究的精神和向黨說老實話的精神，好多重要問題很不容易上達。第二，我常把自己戲稱之謂“通天徹地”的干部——其實這種說法還不全面，應該說是“通天徹地而又無固定崗位”的干部。這種干部在那時候宜于充當向上反映情況的角色——易于了解下情，又可以毫無保留地向上反映。[32]

這里雖是檢討者言，但可以看出趙樹理既說得實在，對自己的分析也非常到位。所謂“通天”，應該是指他能夠直接與邵荃麟、周揚、陳伯達以及級別更高的中央領導通上話；所謂“徹地”，自然是他比一般“下去”的干部更了解農村情況。這樣，在底層與高層之間（或者借用官方話語，是在黨和人民之間），趙樹理就把自己想象成了一個中介、一條紐帶。然而，這種角色又是很不好當的，許多時候他都不得不夾在中間，乃至瞻前顧后，左思右想。比如，關于糧食問題，他曾經如此表述過自己的這種兩難處境：“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縣地兩級因任務緊張而發(fā)愁的時候我站在國家方面，可是一見到增了產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糧食，我又站到農民方面。但是在發(fā)言時候，恰好與此相反——在地縣委討論收購問題時候我常是為農民爭口糧的，而當農民對收購過多表示不滿時，我卻又是說服農民應當如何關心國家的?！?span >[33]正是在這樣的兩難處境中，趙樹理變得進退失據了。

這種進退失據感自然不是單靠政治身份就可以解釋清楚的，這樣我們也就不得不面對趙樹理那種與農民相關的民間身份了。

內外有別：站在農民一邊的雙重考慮

之所以把農民看作趙樹理的民間身份，是因為從世俗的層面看，“進城”之后趙樹理已不再是農民而是國家干部。這樣，他才會有“專業(yè)化以后，我在農村沒有戶口了”“有些事情人家就沒有向你說的必要了”之類的感慨。[34]然而，這種身份的轉換不但沒有影響到趙樹理，反而讓他對農民有了更多的關懷與體貼。而要想說清楚這一問題，依然需要從文學場域內外入手。

趙樹理“進城”不久，就有了“脫離群眾”的惶恐與焦慮，也有了“決心到群眾中去”的表態(tài)。[35]而在趙樹理的個人詞典中，群眾實際上是可以等同于農民的。也就是說，趙樹理所謂的“到群眾中去”，實際上就是通過“下鄉(xiāng)”，到農村去，到民間去。而事實上，從五十年代初直至“文革”爆發(fā)，趙樹理先是不斷地頻繁“下鄉(xiāng)”，后來干脆舉家遷出京城，回到省城太原，接著又到故鄉(xiāng)晉城任職，越來越走向更接地氣的農村大地。即便如此，他還覺得不夠徹底，因為“我覺得最理想的辦法是在一定的地方立個戶口，和農民過一樣的生活，與農民的關系才更密切，不然，至少也要到一個核算單位去，不一定要有什么名義，但必須有做主人的思想，不能做客人”[36]。這種說法顯然不是作秀，而就應該是趙樹理最真實的想法，是他想讓自己（也包括寫農村的作家）完全融入農民之中的真情表白。

當趙樹理如此行事時，他的民間身份便得以凸顯，他與農民、農村的天然聯(lián)系也開始走向前臺。趙樹理說：“我是在農村中長大的，而且在參加革命以前，家庭是個下降的中農，因此摸得著農民的底。

這是我自以為幸的先天條件?！?span >[37]類似的說法也出現在他五十年代之后的各類場合中。而由于他對農民如此熟悉，以至于“當他們一個人剛要開口說話，我大體上能推測出他要說什么——有時候和他開玩笑，能預先替他說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話”[38]。這種自信自然來自他對農民生活與習性的了如指掌，也更在于他一到農民中間，立刻就成了其中的一分子，絲毫沒有生疏隔膜之感。對此情景，作家康濯便深有體會，并因此比較了兩人的異同：

老趙和我下農村，不約而同都不用“下去體驗生活”一類說法，而干脆是去參加工作，辦社，整社等等；同時我們下去后也都能較快熟悉并插手到工作中去。然而這一切在我們之間卻有個最根本的區(qū)別，即我去農村總還是“下鄉(xiāng)”，是從“上面”去“下面”；趙樹理卻毫無什么上下之分而只是“回鄉(xiāng)”“回家”，并且這又不僅是指他家鄉(xiāng)一帶，就是去戰(zhàn)爭中我早已熟悉的河北那個村莊也是如此。在那個村子里，我們住戶的鄰居家一個老木匠，我認識多年了，見面無話不說；老趙才認識，還沒記住人家的名字，但他在木匠房里隨便擺弄了兩下人家的斧鋸錛鑿，那位老木匠馬上就撇開了我，而同老趙沒完沒了地說開了各種工具在河北、山西的不同特點，做犁、耙、桌、椅的把式在河北、山西的不同講究，以及舊社會學藝、當伙計的種種艱難?！傊褪钦f，在同工農的結合上，我還有明顯的差距。趙樹理則幾乎都不必提起結合不結合問題。而我這方面的根本原因自又主要并非由于自己是湖南人，乃在于我是個生長于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雖在河北解放區(qū)農村鍛煉十多年，卻還扎根不深，那兒還并沒完全成為自己家鄉(xiāng)一樣深厚無比的生活基地和根據地。[39]

康濯的這番說法自然可以從多種角度予以解讀，但其中顯然隱含著一個身份問題。按其描述，他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生長于城市之中。在與工農相結合的問題上，他顯然是響應《講話》號召的被動之舉。這樣，無論他如何“下鄉(xiāng)”親近農民，他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都還與農民隔著一層。也就是說，在與農民的關系上，康濯無論怎樣努力，都是一種后天行為，無法做到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相比之下，趙樹理則顯出他的先天優(yōu)勢。他出身于農民之家，“年輕時候種過地，干過泥木瓦活兒，跟牲口趕過腳；還登臺演出過上黨梆子，甚至也具備著農村土發(fā)明家的才能；兩只手能變出許多魔術來，唱民歌都能一口氣唱上曲調不同的七八個”[40]。即便是“進城”之后，他依然吸旱煙袋，說家鄉(xiāng)話，像華北大車把式那樣喝酒[41]，像潘永福那樣習慣于走路而不是坐車[42]。這種習性和做派往往被城里人視為異類，然而一旦它們被帶進農村，卻能很快派上用場，它們的主人也能很快被村民們引為同類，并獲得他們的極大認同。凡此種種，都意味著趙樹理的農民身份（或者也可以說是胡絜青所謂的“由始至終都沒有變”的“一身農民氣質”[43]）的重要性：對于自己，這種身份增加了親和力；對于農民，這種身份又抹掉了距離感。于是，無論趙樹理還有著怎樣的其他身份，一旦走向民間，他的農民身份便顯山露水，呼之欲出了；而農民所認同的也主要是他的這種身份。唯其如此，趙樹理才能像康濯所說的那樣，把“下鄉(xiāng)”當作“回家”，農民也才能把趙樹理當成家人而不是外人。

在這里，我之所以如此強調趙樹理的農民身份，是想說明如下兩個問題：其一，借助于這一身份的親和性，趙樹理便可以像老楊同志那樣深入群眾之中，有效地開展工作。這種如魚得水的局面一方面讓他對農業(yè)社的情況了然于心，另一方面也增強了他的自信心，以至于他干脆把自己看作了農業(yè)問題專家。趙二湖回憶說：“同樣是寫農村，他和馬烽、浩然、柳青都不一樣。首先趙樹理認為他是個農業(yè)專家，不是科學上的，是農業(yè)生產組織形式方面的專家。他一直在想，以什么形式來搞農業(yè)生產，為什么他對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有那么多看法想法，他一直在想，中國的農業(yè)以怎樣一種方式組織起來最合理最能發(fā)揮效率。并且貧富之間，不要拉開太大的距離。”[44]可以想見，當趙樹理如此思考農業(yè)問題時，他也就有了對農業(yè)、農民問題發(fā)言的底氣。而他對“農業(yè)專家”的自許或自我體認，實際上又衍生出另一種民間身份。這種身份不是來自官方或科研機構的認定，而是來自他在農村摸爬滾打積累起來的活生生經驗。這種經驗或許還談不上有多么科學，但畢竟比那些來自書本和空想的東西要踏實可靠。

其二，也正是因為趙樹理的這種身份，老百姓才會把他當成自家人，向他打開天窗說亮話。于是農村問題對于趙樹理不再是隔霧看花，朦朦朧朧，而是有了清晰的顯影。趙樹理說：“去到農村，農村就是我的家，這個家我從小一直就沒有斷過聯(lián)系”；“我們的村子是一個大隊，三個小隊，不及一百戶人家。我到生產隊，群眾把我當作他們一個圈子里的人，我既不是支書，又不是隊長，但我又像什么都是，那里的干部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我商量，要我出些點子；群眾也愿意我在。比如我隔了一個時期回去一次，大家總會想辦法召集大會要我講些什么。”[45]農民能夠向趙樹理敞開心扉，談天說地，意味著趙樹理擁有了一條深入細致地了解民生、民情的重要渠道，也意味著當他給長治地委寫信，上書邵荃麟和陳伯達時，表面上看談的都是宏觀的見事不見人的問題，但支撐這些問題的很可能是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向趙樹理的傾訴。而由于這些問題事先已被民情和民意浸泡過，所以當它們被趙樹理整理和表述出來時也就有了特別的分量。

可以說，正是這種民間身份的作用和驅使，才讓趙樹理的情感天平倒向了農民一邊。而無論是為農民爭口糧還是認為農民負擔重，都可看作趙樹理民間身份的覺醒。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當年的山西省委書記王謙對趙樹理與馬烽的一個比較性評價才值得重視：“馬烽和趙樹理不一樣。馬烽是為黨而寫農民；趙樹理是為農民而寫農民。所以當黨和農民利益一致的時候，他們倆似乎沒有什么差別。而當黨和農民利益不一致時，馬烽是站在黨的一邊，而趙樹理是站在農民的一邊?！?span >[46]而據趙二湖言，王謙如此比較馬與趙其實是在夸前者而貶后者，其隱含的意思是關鍵時刻趙樹理不能與黨保持一致。[47]但或許這種批評之言才更能見出趙樹理最真實的農民身份和農民立場。而閱讀趙樹理最后的檢討之言，我們也會發(fā)現其落腳處恰恰也是他在反思自己的小農意識，這與王謙的批評構成了有趣的對照：“檢查我自己這幾年的世界觀，就是小天小地鉆在農村找一些問題嘰嘰喳喳以為是什么塌天大事。……這是從前的個體農民小手工業(yè)者眼光短淺、不識大體的思想意識的表現。”[48]今天看來，這種“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檢討無論是出于真心還是違心，都正好佐證了趙樹理農民身份和農民意識的根深蒂固。

但是，話說回來，所謂“站在農民一邊”，所謂“農民利益的代言人”，我以為只有在文學場域之外才是可以成立的。而一旦移身文學場域之內并形成所謂的“問題小說”，趙樹理是否還能完全站在農民一邊，便要打上一個問號了。試舉兩例。

據杜潤生回憶，中共中央于1951年9月召開第一次農業(yè)互助合作會議時，曾邀熟悉農村的趙樹理參會。會議上，趙樹理“反映農民不愿意參加合作社，連互助組也不愿意參加”。而陳伯達則批評說：“這純粹是資本主義思想嘛！”爭論匯報給毛澤東后，“毛重視趙樹理的意見”，于是對決議的初稿作了修訂：把注重農民個體經濟的積極性提前，把勞動互助的積極性置后，并特別強調：“要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則，發(fā)展農民勞動互助的積極性，但也不能忽視和粗暴地挫折農民個體經濟的積極性?！?span >[49]而在其他人記述的文字中，這次會議則有了更多的細節(jié)：“會議討論期間，各方代表基本上唱的是一個調子，都說農業(yè)合作化好，唯獨趙樹理唱了反調。他不管上頭的精神，也不管會場的氣氛，更不管其他發(fā)言人的基本傾向，而是如實地、有根有據地、有一般有典型地反映了各類農民的心理和愿望：‘石（實）打石（實）地說，老百姓有了土地翻了身，真心感謝救星共產黨。但并不愿意急著交出土地走合作化道路，都愿意一家一戶，自自在在地干幾年，然后再走集體化道路?！惒_聽了趙樹理的發(fā)言，驚而復怒，批評趙樹理的觀點不僅是右傾保守，簡直是對合作化運動的攻擊?！?span >[50]

可以看出，在這次會議上，趙樹理不畏權勢，據理力爭，無疑扮演著農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但來年四月，他到山西平順縣川底村深入生活，1953年年初，他則制定了本年度的創(chuàng)作計劃：“上半年寫一篇關于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小說，主題是反映辦社過程中集體主義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想的斗爭，大約二十萬字?！?953年3月至1954年10月，經過斷斷續(xù)續(xù)的寫作，他終于完成了中國第一部反映農業(yè)合作化問題的長篇小說《三里灣》。在這部小說中，趙樹理并沒有堅持他在1951年會議發(fā)言時的基本立場，而是順著當時的政治或政策東風，極力標舉“入社”之好，同時批評范登高等人的個體經濟本位的思想。趙樹理后來說，他之所以要寫《三里灣》，“是感到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就是農業(yè)合作社應不應該擴大，對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和對擴大農業(yè)社有抵觸的人，應該怎樣批評。因為當時有些地方正在收縮農業(yè)社，但我覺得社還是應該擴大，于是又寫這篇小說”[51]。為什么在會議上趙樹理代表農民反對盡快搞合作社，而兩三年之后他在小說中呈現的卻是另一種樣子？當他把“翻得高”“糊涂涂”“常有理”“鐵算盤”“惹不起”全部歸入被批評、被幫教的系列中后，他的小說還能代表農民利益嗎？

第二個事例則更耐人尋味。大概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趙樹理就意識到農村存在著嚴重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農民缺糧。于是他在1956年8月給長治地委書記趙軍寫信，并把缺糧問題放在所有問題的首位：

一、供應糧食不足：每人每月供應三十八斤粗糧，扣購細糧，不足維持一個人的生活——有兒童之戶尚可，只有大人的戶不敢吃飽或只敢吃稀的，到地里工作無氣力。在產糧區(qū)可以享到三定之利，而產棉區(qū)則否，這問題在過去提過，但得不到解決。不論說多少理由，真正餓了肚子是容易使人惱火的事。在轉入高級社的時候，說了好多優(yōu)越性，但事實上餓了肚子，思想是不易打通的。[52]

當趙樹理羅列出七個問題之后，他又進一步追問：“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熱愛社會主義呢？”[53]最后他又直指一些干部工作不力：“又要靠群眾完成任務，又不給群眾解決必須解決的問題，是沒有把群眾當成‘人’來看待的?！?span >[54]這封信可謂疾言厲色，其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吃不飽或餓肚子已被趙樹理發(fā)現，并被他作為一個重中之重的問題提了出來。此后，這個問題便成為趙樹理的一塊心病，既延續(xù)在他給邵荃麟和陳伯達的信中，也成為他在各種會議（尤以1962年的“大連會議”為最）上發(fā)言的主要內容之一。[55]

有趣的是，就在趙樹理頻繁向上反映農民吃不飽時，他也寫出了一篇叫《“鍛煉鍛煉”》（1958）的小說，而其中塑造的兩個落后人物之一便有外號為“吃不飽”的李寶珠。在趙樹理的描摹中，李寶珠三十來歲，比“小腿疼”年輕，長相也不錯，但她既好吃懶做，也全面控制了家里的經濟大權，且支使得丈夫張信團團轉。這樣，當她制定的家庭“政策”全面執(zhí)行后，張信就成了她的長工?！白詮膶嵭屑Z食統(tǒng)購以來，她是時常喊叫吃不飽的。她的吃法是張信上了地她先把面條煮得吃了，再把湯里下幾顆米熬兩碗糊糊粥讓張信回來吃。另外做些火燒干餅鎖在箱里，張信不在的時候幾時想吃幾時吃。隊里動員她參加勞動時候，她卻說：‘糧食不夠吃，每頓只能等張信吃完了刮個空鍋，實在勞動不了?！睍r間一長，張信碗里的風景（有時粥里會有一兩根沒撈盡的面條）就被人發(fā)現了。于是隊長張?zhí)陀幸淮胃鷱埿耪f：“我看‘吃不飽’這個外號給你加上還比較正確，因為你只能吃一根面條?！?span >[56]

時代的大環(huán)境是農民們普遍吃不飽，這在趙樹理那里早已是心知肚明，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也成了趙樹理奔走呼號的主要動力。然而，小說中李寶珠的“吃不飽”卻是裝出來的，她本人實際上并不存在吃不飽問題。我總覺得，“吃不飽”作為人物外號并非空穴來風，而就是外部現實世界真實情況投在趙樹理心靈世界的一道暗影，但為什么進入小說之后，“吃不飽”卻脫離了客觀事象，變成一種調侃落后人物的標簽了呢？在“吃不飽”從現實世界到文學世界的轉轍改道中，究竟隱含著怎樣的征候或秘密？

其實，這是一個很不容易說清楚的問題，但我依然想借助于趙樹理的文化身份，試析一二。

相反相成：書生本色與作家初心

如前所述，在談到趙樹理的文化身份時，包括席揚、錢理群在內的一些學者都曾把這種身份定位成知識分子，而趙樹理本人恰恰也說過：“我雖出身農村，但究竟還不是農業(yè)生產者而是知識分子?！?span >[57]寬泛而言，如此定位似說得過去，但問題是，當這些研究者自覺不自覺地把西方知識分子的價值理念代入其中，便會與趙樹理的身份形成某種錯位。因此，這一問題還需要稍加辨析。

自左拉的《我控訴》以來，西方已形成了一種知識分子傳統(tǒng)。在這種傳統(tǒng)中，懷疑意識、介入意識和批判意識已是知識分子的基本義項，而追求正義、守護理念、批判社會和譴責權勢則是他們的日常工作。薩義德曾把知識分子概括為“對權勢說真話”的人，可以說是準確地抓住了西方知識分子的共性特征?！拔逅摹币詠?，受西方思想的影響，同時也通過魯迅、胡適等人的身體力行，中國實際上也形成了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新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既有“道尊于勢”“從道不從君”等傳統(tǒng)文化精神元素的支撐，也有西方知識分子價值理念的灌注，其剛健之氣、挺拔之姿同樣令人尊敬。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傳統(tǒng)并沒有很順暢地落實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實際行動中，許多時候，它只是知識分子心中的一個美好意象。

與此同時，在二十世紀的歷史文化語境中，知識分子也形成了一種頗具中國特色的定義與表達，這就是《現代漢語詞典》中的那種解釋：知識分子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而由于自《講話》以來，毛澤東既強調知識分子要與工農大眾相結合，也在不斷批評或批判知識分子自身存在的問題，于是知識分子的動搖性、軟弱性、小資調乃至無知識等等便不斷被顯影、放大，以致知識分子成了“成問題”的人，成了被團結、教育的對象。而經過“思想改造”“反右”和“文革”等運動之后，西方知識分子那種價值理念和操守已蕩然無存，存在的只是《現代漢語詞典》中釋義的那種知識分子了。

把趙樹理的文化身份代入這兩種語境之中，我們可能會發(fā)現他兩邊不靠。一方面，他雖然也是“五四”精神的繼承者，但他與魯迅那代人的知識分子性相比，已處在一種弱化的狀態(tài)。雖然他那種為民請命的舉動頗有“對權勢說真話”之風，但就其知識和價值譜系而言，他所接通的主要還不是西方知識分子的那個傳統(tǒng)。另一方面，又因其農民出身，他似乎也不在毛澤東所反復批判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范疇之內。也就是說，雖然他自許為知識分子，但他作為知識分子只是在詞典的意義上才是可以成立的。正是因為上述原因，我以為任何借助于西方知識分子話語來為趙樹理定位的言論，或許都有拔高之嫌。

那么，又該如何確認趙樹理的這一文化身份呢？我覺得書生（也就是后來席揚“降調”而言的“讀書人”）可能是一個較好的選擇。而作為一介書生，趙樹理更多接通的應該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與士人傳統(tǒng)。據趙樹理自述，他從六歲起，便“由祖父教念三字經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格言”，九周歲開始，又被其父親送入私塾讀書一年。高小畢業(yè)那年，趙樹理買到一本江神童的《四書白話解說》，此書實為一位接受過王陽明學說的老古董先生所作，其思想為儒佛相混之物?！斑@恰好合乎我從祖父那里接受的那一套，于是視為神圣之言，每日早起，向著書面上的小孩子照片稽首為禮，然后正襟危坐來讀，并且照在《大學》一書中的指示，結合著那些道理來反省自己?！比曛?，“對這部書的禮讀沒有間斷過”。[58]雖然在革命年代這些思想全被趙樹理看作封建思想和糊涂思想，是被馬列主義“打垮”的對象，但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包括趙樹理所檢討的“‘人格至上’（在這以前，我以為革命的力量是要完全憑‘人格’來團結的）”[59]在內的儒家思想和士人傳統(tǒng)無疑已深深植入他的記憶之中，成為他后來建構人格結構模式和為人處世的重要參照。

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間文化對趙樹理的長期熏陶和打造。趙樹理對民間文化的偏愛是眾所周知的，他甚至“熱愛到了近于偏執(zhí)的程度”，以至于有了與“五四”之后的各種新文藝“比一比看的想法”。[60]但以往研究者在面對這一問題時，其重點往往聚焦于趙樹理的文學作品，以此論證民間文化如何成就了趙樹理小說的獨特樣式，卻忽略了民間文化對趙樹理本人的人格結構的打造。而在我看來，后者的影響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幾近于無形，但也唯其如此，就更值得引起學界的關注。

于是，有必要引入芮德菲爾德所謂的大、小傳統(tǒng)之分進一步分析。在芮氏看來：“大傳統(tǒng)是在學堂或廟堂之內培育出來的，而小傳統(tǒng)是自發(fā)地萌發(fā)出來的，然后它就在它誕生的那些鄉(xiāng)村社區(qū)的無知的群眾生活里摸爬滾打掙扎著持續(xù)下去。”[61]而在后來者的解讀中，大傳統(tǒng)相當于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小傳統(tǒng)則相當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前者屬于上層知識階層，較易集中于城市；后者則屬于沒有受過教育的一般民眾，主要“以農民為主體，基本上是在農村傳衍的”[62]。而在我看來，小傳統(tǒng)之所以能夠延續(xù)，關鍵在于它通過民間文化或說唱文學把大傳統(tǒng)中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傳播了開去，從而讓底層民眾擁有了一系列與全社會通行的行為準則不相上下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因此，盡管底層民眾沒有受過正規(guī)教育，但他們依然能夠明事理，通人情，擇善而從，疾惡如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明白趙樹理如下說法的深刻之處：“一個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的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藝’盲。一個人長到幾十歲，很少是白吃飯的。……而文學藝術在他們的生活中，往往或多或少已經成為構成部分，有的甚至精通了某種民間藝術?！?span >[63]

除去“文盲”與趙樹理不符外，我們甚至可以說，趙樹理為農民的這番辯護之詞也完全可以看作一種自況之語。也就是說，趙樹理本人其實也是通過民間文化的耳濡目染使其在“理”“事”和“藝”方面撥云見日的。而他本人對評書、鼓詞等曲藝形式的偏愛，對看戲、聽戲、唱戲的癡迷乃至后來主編《說說唱唱》并親自寫戲的種種舉動，一方面可以佐證民間說唱文學對他的影響之深，另一方面亦可說明其所作所為依然是對那種小傳統(tǒng)的進一步拓展與延伸。而就在與這種小傳統(tǒng)的親密接觸中，趙樹理的人格、修養(yǎng)、旨趣與關懷，也就更多與民間文化的滋養(yǎng)焊接在一起。

因此，在對趙樹理書生身份的塑造上，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大、小傳統(tǒng)一并發(fā)力的結果。而作為書生，他的價值觀中既有“士志于道”“民貴君輕”的儒家思想，甚至也有“慈悲為本”“普度眾生”的佛家思想（趙樹理談及青少年時期曾從其祖父那里學來了吃素、拜佛、敬惜字紙、慈心于物等[64]）。同時，又因為他自幼便有一種“不通世故的呆氣”[65]，及至長大成人后又是很容易發(fā)展成一種書生氣或書呆子氣的。有學者指出：“書生氣，是一種不識時務、不會做人、不善處世、不懂分寸、缺乏現實感的表現。”[66]還有學者認為：“書呆子的真定義不是‘只會抱書本’‘紙上談兵’，不是這個意思，是他事事‘看不開’‘想不通’，人家早已明白奧妙、一笑置之的事情，他卻十分認真地爭執(zhí)、計較——還帶著不平和‘義憤’！旁人竊笑，他還自以為是立德立功立言?！?span >[67]驗之于趙樹理1949年之后在文學場外的所作所為，這種評價移植到他身上也大體不差。這樣，儒性、佛性、書生氣，就可以讓我們在解釋趙樹理為什么會不停地“上書”，把農民利益看得重于一切時增加一個維度。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三綱五?！薄笆繛橹赫咚馈钡鹊纫彩侨寮宜枷胫械闹匾獌热?。于是，在趙樹理的書生意氣中，便有了相反相成的指向：一方面是為民而呼，不顧一切；另一方面是為黨分憂，精忠報國。趙二湖說：“深受儒家教育的趙樹理對黨的‘愚忠’，‘武死戰(zhàn)，文死諫’的精神多少影響了他的態(tài)度?！?span >[68]知子莫若父，知父亦莫若子。這種判斷我以為是很有一些道理的。

那么，又該如何看待趙樹理作為作家的這一文化身份呢？細究起來，這一問題或許更耐人尋味。趙樹理之所以能夠存在，就是因為他寫出了那些獨一無二的小說，這樣，作家身份就在其所有身份中占據著一個最重要的位置。但對于這一身份，趙樹理恰恰并不看重。他曾經說過：“我下鄉(xiāng)以后就把寫作暫且擱過，一心參加工作。我這樣想：雖然暫時不能寫出東西來，但在另一方面還是做了些工作，這對建設社會主義也有幫助。假如我們下到哪個公社，因為我們和群眾一道做了工作，找著了增產關鍵，糧食多打了幾萬斤，我覺得這不是件小事；雖然這時沒有寫出精神食糧，生產出來物質食糧也不錯?！?span >[69]這里的說法還比較委婉，而在康濯的記憶和轉述中，趙樹理表達得就更直接了。當一位下鄉(xiāng)的作家感嘆有個把月沒寫一個字時，“老趙連忙接過話道：‘你是說沒寫創(chuàng)作？可是這個把月，你在農村做了多少具體工作??！’他不管人家的話是出自無心，而仍然十分嚴肅地說：‘寫一篇小說，還不定受不受農民歡迎；做一天農村工作，就準有一天的效果，這不是更有意義么！可惜我這個人沒有組織才能，不會做行政工作，組織上又非叫我搞創(chuàng)作；要不然，我還真想搞一輩子農村工作呢！只怕那樣我能起的作用，至少也不會比搞寫作?。　?span >[70]。

很顯然，在趙樹理的價值觀念中，文藝工作是低于農村工作的，自然，作家身份也就無法高過他所自封的農業(yè)專家身份了。而他幾次要求從作協(xié)調到農業(yè)部去工作的愿望[71]，他在多次講演中念叨作家“專業(yè)”不如“業(yè)余”具有優(yōu)勢的思考（例如：“我總覺得搞創(chuàng)作，專業(yè)不如業(yè)余。專業(yè)以后，不容易接觸生活?！?span >[72]），他不僅勸說女兒趙廣建回鄉(xiāng)參加生產勞動，而且在小說內外為賈鴻年（《賣煙葉》中的主人公）和夏可為指出的那條出路（只有扎根農村踏實務農才是正路，小小年紀光想著成名成家跳出農門則是歪門邪道），無不旁證出趙樹理對體力勞動的看重，對腦力勞動以及舞文弄墨的輕視。而在我看來，趙樹理之所以會形成這種想法，其原因或許非常復雜。其中既有他對農村工作的偏愛，也有他對勞動至上以及由此關聯(lián)的農民美德（如勤勞）的崇敬，更有他對那種希望事事立竿見影式的革命功利主義的期待。除此之外，當他的小說不能見容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而屢遭批評時，是不是也隱含著他對寫作的某種失望？無論是哪種原因主宰著他，我們所見到的都是一個不得不正視的事實：這位在1949年被定為“方向”的作家卻在1949年之后逐漸找不到“方向”，甚至差不多迷失了“方向”，以致他沒辦法不遭遇寫作困境以至于越寫越少。當“文革”之初晉城給趙樹理貼出許多大字報后，他曾經說過：“這時候戲也停改了，鄉(xiāng)也不便再下。每天除了聽一聽學《毛選》的青年們的報告，便讀了一本《歐陽海之歌》，這些新人新書給我的啟發(fā)是我已經了解不了新人，再沒有從事寫作的資格了?！?span >[73]這自然是痛心之言，而趙樹理也就是帶著這樣一種困惑和遺憾永遠告別了他的作家身份。

當然，在他無法寫作之前，他也斷斷續(xù)續(xù)勉為其難地寫作著。而一旦他意識到自己是在寫小說或寫戲劇時，作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就回到了他的身上，這時候，“不忘初心”或許就成為他的本能反應。趙樹理說過：“我在抗日戰(zhàn)爭初期是做農村宣傳員工作的，后來做了職業(yè)的寫作者只能說是‘轉業(yè)’。從做這種工作中來的作者，往往都要求配合當前政治宣傳任務，而且要求速效?！?span >[74]由此看來，趙樹理的“初心”就是他的“宣傳員”情結，以及由此生成的“配合政治”的意識和希望立竿見影的“速效”效果。而這種寫作思路和方案又集中體現在他所謂的“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上。在這個至為凝練的表達中，“老百姓喜歡看”主要涉及怎樣寫，而通過趙樹理對通俗化、大眾化、口語化等方面的執(zhí)著追求，這一問題已得到妥善解決?！罢紊掀鹱饔谩弊匀簧婕皩懯裁矗瑫r也需要作者把自己的是非觀、愛憎感滲透到他筆下的人物那里，從而產生一種“勸人”之效。只有如此這般之后，政治上才可能起到一些作用。趙樹理曾經說過：

俗話常說：“說書唱戲是勸人哩！”這是對的。我們寫小說和說書唱戲一樣（說評書就是講小說），都是勸人的?！彩菍懶≌f的，都想把他自己認為好的人寫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認為壞的人寫得叫人反對。你說這還不是勸人是干什么？說老實話：要不是為了勸人，我們的小說就可以不寫。[75]

在我看來，所謂的“勸人說”似可看作“政治上起作用”的降調處理和藝術化表達。也就是說，“政治上起作用”，其落腳點實際上是人，是勸人向善，甚至是通過勸說，使人的思想觀念吻合或趨近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于是，盡管趙樹理的小說也揭示了農村所存在的問題，但他的寫作重心依然“是要借著評東家長、論西家短來勸人的”[76]。而當他習慣了這種寫作路徑之后，“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也就成為一種“程式”或“配方”。在商業(yè)性的大眾文化生產中存在著“標準化”和“配方”問題，實際上，在趙樹理的政治意圖比較明確的大眾化寫作中，也存在著這樣一種“程式化”的套路?？梢哉f，無論是他在1949年之前寫出來的那些成名之作，還是1949年之后完成的代表性作品，其實都在這樣一種套路之中。

由此看來，即便在趙樹理的文化身份內部，也無法不形成一種矛盾沖突：當他面對文學之外的現實景象時，他會奮筆疾書，發(fā)出“把人不當人”的痛斥，這時候書生本色便躍然紙上；當他回到文學之中準備營造他的小說時，“勸人”的理念又會主導他的思想，這時候作家兼宣傳員的角色扮演就會被一次次喚醒。而這種矛盾，也恰恰構成了趙樹理及其小說的迷人之處和失敗之處。

和事不表理：身份的撕裂與縫合

九十年代以來，身份、身份政治、身份認同、自我認同等等已成為西方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的顯學。在身份理論的觀照下，許多問題獲得了新認識和新理解。但當我們面對趙樹理的身份問題時，依然有“剪不斷，理還亂”之感。這意味著趙樹理的身份既有彼時彼地的復雜性，又有無法被西方理論框定的中國特色。盡管如此，我依然想依據上文梳理，試圖對趙樹理的三重身份及其交往互動予以總體性的評說。

在毛澤東時代，政治無疑是人們生活中的頭等大事，而政治也通過中共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體現在更加具體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路線斗爭中。1953年，毛澤東在談及農村互助合作時特別指出：“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77]正是在這一思路指引下，中共出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而“這條總路線，應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78]。隨后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yè)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等等，既是這條總路線的延伸（盡管后來不再提“過渡”），又在很大程度上面向農村，于是廣大農村成為被“改造”的重點區(qū)域，落后的農民也成了被“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的重點人群。因為對于農民，毛澤東早已形成如下判斷：“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lián)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yè)社會化。沒有農業(yè)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span >[79]這意味著在教育、改造農民與建設社會主義之間存在著絕對的邏輯關系。

概而言之，這就是趙樹理所處的歷史語境和政治環(huán)境。在這樣一種語境和環(huán)境中，作為黨員的趙樹理在政治上不可謂不過硬。他曾經說過：“有的人在參加革命前，對黨只有幾分感情，參加革命后，必須積極補課，發(fā)展成熱戀，要不，就有可能發(fā)生‘離婚’的悲劇。這就好比是舊式結婚，結婚時談不上愛情，結婚后才發(fā)生了感情，這就叫做先結婚，后戀愛?！?span >[80]這種運用民間智慧的通俗化解讀，一方面既有“勸人”的特殊效果，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趙樹理對個人與黨之關系的樸素理解：一個人入黨不僅僅意味著“結婚”，而且要發(fā)展成忠貞的愛情，唯其如此，二者的關系才牢不可破。而從趙樹理對政治形勢的緊跟慢趕中，從他老是檢討更熟悉舊人舊事卻寫不好新人新事的焦慮中，也可看出他對黨的赤膽忠心。于是當他在“文革”中被紅衛(wèi)兵看作“反黨分子”時，他才會義正詞嚴地為自己辯解：“我自己是共產黨員，怎么還能自己反對自己的黨呢？”“我不反黨，我趙樹理永遠不會反黨！黨培養(yǎng)教育我?guī)资?，我熱愛黨，信任黨?！?span >[81]這應該就是趙樹理的肺腑之言。因此，在政治身份認同上，趙樹理是不存在什么問題的。

那么，關于民間身份，趙樹理又是如何對待的呢？在這一層面，情況似乎要復雜一些。趙樹理雖然檢討過自己身上的小農意識，也想真心擺脫這種意識和觀念，與黨保持一致，但他過去在農村的經歷，他每每遭遇到的農村現實問題，又不時提醒著他的民間身份。格羅塞曾引伏爾泰的話說：“‘只有記憶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個人的相同性。’我今天的身份很明顯是來自我昨天的經歷，以及它在我身體和意識中留下的痕跡。大大小小的‘我想起’都是‘我’的建構部分?！?span >[82]趙樹理曾無數次地“想起”自己的農民出身，也不斷以“下鄉(xiāng)”或“回家看看”的方式充實和溫習著他與農村的情感關聯(lián)——“隔一段不來家鄉(xiāng)看看，心里頭怪想念得慌?！薄半x的時間過久了，就有些牽腸掛肚，坐臥不寧，眼不明，手不靈，老怕說的寫的離開了農民的心氣兒。每次回來走走，神經的感應很靈敏：一聽音樂，很入耳；一看石頭，也開花！”[83]——可以說，無論趙樹理是否意識到他自己的民間身份，他這種與農民、農村濃得化不開的感情都讓他的這一重身份有了實實在在的著落。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李潔非才把農民看作是趙樹理的“宗教”。[84]既然是宗教，也就意味著趙樹理與農民的關系并非一個邏輯或理性層面就可以解釋清楚的問題。農民之于趙樹理，自然首先是父老鄉(xiāng)親，但更是他情感的寄托之所、靈魂的皈依之地。因此，在民間身份認同上，趙樹理同樣不存在任何問題。

可以說，在趙樹理譜寫的身份樂章中，正是這兩者奏出了認同的最強音。然而，當這兩種身份在趙樹理那里安營扎寨時，它們并不能總是相安無事。其原因在于，當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出現問題甚至形成重大的決策錯誤時，黨依然需要全體黨員與它保持一致。所謂“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既是對黨員的要求，也是一條無法突破的政治紀律。但政策問題和決策錯誤無疑又會殃及底層，使農民成為直接的受害者。而在此情況下，趙樹理就必須做出究竟是站在黨這邊還是農民那邊的二難選擇。選擇前者是安全的，不會面臨受批之苦和牢獄之災，但他的良心卻會感到不安；選擇后者是冒險之舉，需要膽量和勇氣，其結果是捍衛(wèi)了心中的道德律令卻無法與黨同心同德。這是講政治和重民意的矛盾，是黨性與人性之間的沖突，甚至是趙樹理心中“自我”與“本我”的交戰(zhàn)。在文學場域之外，他解決這種矛盾的辦法是寫信、上書、大會說小會講，以期引起上級領導的重視。如此做法，他既是在替農民說話，又覺得是在盡黨員之責。但這樣一來，其話語一方面具有很強的僭越性和冒犯性，另一方面又明顯違背了政治紀律。這就難怪趙樹理在“文革”之初的第二份檢查中會專門談及“身份與紀律”問題了：

在工作中看到問題不說固然是自由主義，但應該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通過一定的組織系統(tǒng)正式提出。我的錯誤在于不知自己懂得多少，又不知天高地厚，在各級領導同志面前妄自尊大，有時像個檢查員，大言不慚亂議論一通，有時像個瘋子亂開一頓玩笑，連自己也摸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85]

很可能這是趙樹理第一次直面自己的身份問題。他把自己比作“檢查員”甚至“瘋子”，倒也十分貼切。因為當那么多黨的干部或裝聾作啞或人云亦云時，正是他還大睜著“檢查員”的眼睛，以便看清事情的真相；而他的越級上報也確實幾近于“瘋狂”，非常人所能企及。然而，也正如鮑曼所言，當“一個人不能確信如何將自己安置于明顯的行為風格和模式中”時，或者是，“當一個人不能確信自身的歸屬時就會想到身份”[86]。此前趙樹理似乎從未在意過自己的身份，當他終于“想到”自己的身份時，恰恰面臨著受批判的重壓，他自身的歸屬成了問題，他也遇到了嚴重的身份危機。而那句“連自己也摸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既是檢討之詞，最終也成了無法驗明正身的悲涼之語。

如果說趙樹理的政治身份與民間身份存在著矛盾和沖突，那么文化身份又在其身份認同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如前所述，此身份中書生與作家的實際行為指向，本身就是矛盾的統(tǒng)一體。當趙樹理在文學場域之外活動時，書生意氣協(xié)助其民間身份仗義執(zhí)言，民間身份自然也注入了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底蘊。然而具體到作為作家的趙樹理，則又完全是另一種情況。因此，當我們談及作家這一文化身份時，我傾向于把它看作趙樹理政治身份與民間身份的調解者。為了說清楚這一問題，這里需要提及“問題小說”。

“問題小說”是趙樹理本人對自己小說作法的一種概括，但仔細推敲，所謂的“問題”又是大有講究的。趙樹理說過：“我在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要寫的主題。”[87]這一說法既是對他1949年之前所寫小說的一種解釋，也預示了他今后的寫作路徑。于是他寫《三里灣》，是為了解決“農業(yè)合作社應不應該擴大”的問題；寫《“鍛煉鍛煉”》，是“想批評中農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問題”。[88]這些問題一方面是大的政治政策方面問題的回響，另一方面又與農村工作需要緊密相連。這樣，問題固然確實是問題，但生成問題的來源卻是“事”而不是“人”?；蛘吒鼫蚀_地說，貼近政治主旋律的“事”更容易生成訴諸小說的問題，而游走于民間的“人”雖然也問題多多，但這種問題可以進入趙樹理的現實視野，卻很難走進他的文學框架。趙樹理認為他的小說缺點是“重事輕人”[89]，沈從文指出《三里灣》“描寫人物不深入”，“有三分之一是鄉(xiāng)村合作諸名詞，累人得很”[90]，這主要涉及寫法問題。但在我看來，“重事輕人”不僅僅是技術問題，也是取材角度和主題提煉的限度問題。因為它既圈定了趙樹理問題意識的重心所在，也規(guī)定了形成問題的方向和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問題小說”不可能觸及現實中更嚴重的問題。因此，盡管缺糧餓肚吃不飽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農村問題的重中之重，但趙樹理只是讓它進入了文學之外的書信中，卻并沒有把它提煉成“問題小說”的主題。與其說這是當時的政治形勢或趙樹理的黨性原則阻止了他的“揭露”之念，毋寧說是“問題小說”本身阻擋了他把此問題推進到文學領域的步伐。實在說來，“問題小說”雖從“問題”出發(fā)，但其“問題框架”的設計或構造是不具備接納如此重大問題的能力的。這就好比土高爐無論建得如何精致，它也無法煉出成噸的鋼鐵。

這樣，盡管趙樹理的小說依然不能見容于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但小說中的小說家言與現實中的趙樹理言相比，已溫和了許多。而且，即便是批評，其角度已經轉移，其鋒芒已經弱化，其力度也已大大降低。而由此打造出來的作家身份，自然也就與他的黨員、農民身份有了重要區(qū)別：如果說政治身份與民間身份不時處在矛盾的兩極，那么作為作家的文化身份則處在一個居間調停的位置——往上看，顯然要顧及政治政策；往下瞧，自然又不得不顧及民間實情。這兩種趨力糾纏在一起，各行其道又各有其理。而一旦它們被帶入小說之中，趙樹理又總能通過對外界信息的重新編碼，對故事情節(jié)的重新設計，化解矛盾，平息糾紛，就像他最初把現實中岳冬至被打死的悲劇故事講述成“小二黑結婚”的大團圓喜劇一樣。這其實也是他對自己政治身份與民間身份引發(fā)爭端的象征性解決。在《“鍛煉鍛煉”》中，社主任王聚海以及他的“和事不表理”原本是趙樹理的批評對象，但已有研究者發(fā)現，“真正有人性的干部卻是這個人”[91]。實際上，越到后來，趙樹理也越是成了王聚海式的人物。當他的政治身份與民間身份劍拔弩張時，作為作家的文化身份就開始充當“和事佬”的角色了。

然而，如此解決問題，趙樹理只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尷尬、困惑和痛苦。趙二湖說：“在他身上，有兩個原則是不可突破的：一是和黨保持一致；二是不胡編亂寫，實事求是。那個時代，這二者本身就是個自相矛盾的東西，趙樹理也始終在這種矛盾中糾結、苦惱著。越到后期，這種糾結就越多地反映在其作品中，不批評他認為該批評的東西，但要歌頌他要歌頌的東西（套不住的手、實干家潘永福等等）?！?span >[92]席揚則如此描述他的痛苦：“趙樹理并非不想‘兩面討好’，然而趙樹理所要兼顧的‘政治’與‘農民’二者之間的潛在沖突，不但無助于他在身份堅守時獲得價值理性的神圣感，而且主體在衛(wèi)護已有的‘中間人’知識者身份所需要的內心平衡也終將失去?！?span >[93]而在我看來，這種尷尬與痛苦表面上是身份的撕裂與縫合問題，實際上是價值立場和寫作立場的堅守與搖擺問題，最終則演變成了趙樹理小說文本中的種種癥候：故事的走向不再清晰，主題的呈現比較含混，政治話語既跟不上節(jié)奏，民間話語也踩不到步點……這樣，趙樹理的“問題小說”也就成了那個時代“成問題”的典型文本，他本人則成為作家隊伍中除不盡的余數，成為“同一性”美學與文學中“非同一性”（non-identity）的頑固堡壘。時至今日，他的所作所為依然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2016年10月4日至11月17日初稿，12月14日改定

為紀念趙樹理誕辰110周年而作，亦以此文懷念英年早逝的席揚先生

（原載《文藝爭鳴》2017年第4期，《新華文摘》2017年第19期轉載）

注釋

[1]有資料指出：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盀樨瀼剡@個劃時代的文獻，晉冀魯豫中央局召開了一次漫長的土地會議。在會上，趙樹理破天荒第一次登上主席臺，《人民日報》也贈以‘農民作家’的尊稱，又刊登了一幅他的木刻像。這幅畫像頗為別致：他頭戴瓜皮氈帽，身穿被襟黑棉襖，雙唇緊閉，雙眉微皺，一對悲天憫人的眼睛憂戚地注視著前方，好像正在考慮怎樣才能使貧苦農民徹夜翻身?！保ù鞴庵?趙樹理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231-232.）

[2]孫犁.談趙樹理.天津日報，1979-01-04.

[3]戴光中.黎明時期的歌手——論趙樹理在四十年代的崛起∥陳荒煤，等.趙樹理研究文集:上卷.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8：71.差不多相同的論述亦出現在作者的《趙樹理傳》中:戴光中.趙樹理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247.

[4]席揚.多維整合與雅俗同構——趙樹理和“山藥蛋派”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24-42.

[5]席揚，魯普文.“中間人意識”與趙樹理自我身份認同.文學評論，2009（4）.

[6]錢理群.趙樹理身份的三重性與曖昧性——趙樹理建國后的處境、心境與命運（上）.黃河，2015（1）.

[7]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236.

[8]這篇博士論文完成于2012年，現已出版，題名略有變動。其引用部分參見李國華.農民說理的世界：趙樹理小說的形式與政治.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274.

[9]錢理群先生的這篇長文分為上下篇，上篇以近兩萬字的篇幅聚焦于主標題“趙樹理身份的三重性與曖昧性”，下篇則以近六萬字的篇幅談論副標題“趙樹理建國后的處境、心境與命運”所示的內容。因其論述重心已經轉移，下篇也更換了新的主標題：錢理群.建國后的趙樹理——趙樹理建國后的處境、心境與命運（下）.黃河，2015（2）.

[10]趙樹理有兩次入黨的經歷。第一次是1926年，后因逃亡、漂泊和入獄，脫離組織關系達十年之久，直到1937年才被動員重新入黨。

[11]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183.

[12]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822，835.

[13]薩特.今天的希望：與薩特的談話∥薩特哲學論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174.

[14]薩特.什么是文學？∥薩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278.

[15]趙樹理.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315，317.

[16]趙樹理.三里灣∥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284.

[17]趙樹理.關于《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370.

[18]毛澤東.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2-1253.

[19]陳為人.插錯“搭子”的一張牌：重新解讀趙樹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189.

[20]在幾種《趙樹理全集》的版本中，此信的收信人均以××代替。筆者請教趙樹理研究專家及《趙樹理全集》（大眾文藝出版社）編纂者董大中先生“××”是誰，他告訴我是趙軍（時任長治地委書記）。趙樹理.給長治地委××的信∥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79-481.

[21]趙樹理.致邵荃麟∥趙樹理全集:第五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298.

[22]趙樹理.致陳伯達∥趙樹理全集:第五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344.

[23]趙樹理.致邵荃麟并中國作協(xié)黨組∥趙樹理全集：第五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374.

[24]趙樹理.回憶歷史　認識自己∥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71.

[25]董大中.趙樹理評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30.

[26]趙樹理.愿你決心做一個勞動者∥趙樹理全集：第五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7.

[27]趙樹理.當前創(chuàng)作中的幾個問題∥趙樹理全集：第五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303.

[28]趙樹理.李有才板話∥趙樹理全集：第二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286.

[29]趙樹理.實干家潘永?！乌w樹理全集：第五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45.

[30]趙樹理.一份簡歷表∥趙樹理全集：第五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247；董大中.趙樹理年譜.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332，348.

[31]趙樹理.回憶歷史　認識自己∥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70；董大中.趙樹理年譜.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506，606.

[32]趙樹理.回憶歷史　認識自己∥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71472.

[33]趙樹理.回憶歷史　認識自己∥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69.

[34]趙樹理.生活·主題·人物·語言∥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130.

[35]趙樹理.決心到群眾中去∥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119.

[36]趙樹理.做生活的主人∥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139.

[37]趙樹理.決心到群眾中去∥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119.

[38]趙樹理.決心到群眾中去∥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120.

[39]康濯.憶趙樹理同志.新文學史料，1979（3）.

[40]康濯.憶趙樹理同志.新文學史料，1979（3）.

[41]胡絜青回憶：“趙樹理的喝酒方式是華北大車把式的喝酒方式，一路走，一路喝，一個酒鋪一杯，一仰脖，一飲而盡，不要任何佐酒的菜，把手往柜臺上一拍，一句話不說，出了門，還趕上往前走了的馬車。”胡絜青.老舍與趙樹理.晉陽學刊，1980（2）.

[42]有人回憶，1961年2月趙樹理陪妻子去東四人民市場購物，所購棉花被套，親自扛上回家。路遇本單位職工汪東林。汪問：“為什么不叫車？”趙回說：“從市場到家也就一長壟地的距離，還用得上叫車嗎？”董大中.趙樹理年譜.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541-542.

[43]胡絜青.老舍與趙樹理.晉陽學刊，1980（2）.

[44]陳為人.插錯“搭子”的一張牌：重新解讀趙樹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164.

[45]趙樹理.作家要在生活中作主人∥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151.

[46]陳為人.插錯“搭子”的一張牌：重新解讀趙樹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97.

[47]陳為人.插錯“搭子”的一張牌：重新解讀趙樹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98.

[48]趙樹理.回憶歷史　認識自己∥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74.

[49]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9-30.

[50]潘小浦.趙樹理活動拾遺∥董大中.趙樹理年譜.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382-383.

[51]趙樹理.當前創(chuàng)作中的幾個問題∥趙樹理全集：第五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303.

[52]趙樹理.給長治地委××的信∥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79.

[53]趙樹理.給長治地委××的信∥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80.

[54]趙樹理.給長治地委××的信∥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81.

[55]趙樹理全集：第五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297，350-351；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77-78，82.

[56]趙樹理.“鍛煉鍛煉”∥趙樹理全集：第五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222-223.

[57]趙樹理.《三里灣》寫作前后∥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378.

[58]趙樹理.自傳∥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04-405.

[59]趙樹理.自傳∥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07.

[60]孫犁.談趙樹理.天津日報，1979-01-04.

[61]芮德菲爾德.農民社會與文化：人類學對文明的一種詮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95.

[62]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29-130.

[63]趙樹理.供應群眾更多、更好的文藝作品——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發(fā)言∥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83-484.

[64]趙樹理.自傳∥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04.

[65]趙樹理.自傳∥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04-405.

[66]王彬彬.過于聰明的中國作家.文藝爭鳴，1994（6）.

[67]周汝昌.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3.

[68]趙二湖.我對趙樹理研究的一點認識和期望.太行日報，2016-09-11.

[69]趙樹理.當前創(chuàng)作中的幾個問題∥趙樹理全集：第五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301.

[70]康濯.寫在《趙樹理文集續(xù)編》前面∥陳荒煤，等.趙樹理研究文集：上卷.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6：146-147.

[71]陳為人.插錯“搭子”的一張牌：重新解讀趙樹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167.

[72]趙樹理.生活·主題·人物·語言∥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129.

[73]趙樹理.回憶歷史　認識自己∥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82-483.

[74]趙樹理.《三里灣》寫作前后∥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383.

[75]趙樹理.隨《下鄉(xiāng)集》寄給農村讀者∥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164.

[76]趙樹理.隨《下鄉(xiāng)集》寄給農村讀者∥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165.

[77]毛澤東.關于農業(yè)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1957-10,1957-11.

[78]毛澤東.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953-08.

[79]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366.

[80]丁寧.大樹必將成林——回憶趙樹理同志∥董大中.趙樹理年譜.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419.

[81]董大中.趙樹理年譜.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635，656.

[82]格羅塞.身份認同的困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33.

[83]趙樹理.在晉東南“四清”會演期間的三次講話∥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07.

[84]李潔非在羅列了一系列趙樹理對農民、農村和勞動的癡迷之后指出：“沒有任何人、任何外因非逼著他這么做不可。唯有一個解釋：農民，已經是趙樹理的‘宗教’。人人都有自己的‘宗教’。商人的‘宗教’是利潤，藝術家的‘宗教’是美，政客的‘宗教’是權力；趙樹理的‘宗教’，就是農民。一個人為了他自己的宗教情緒，做任何事都是快樂與陶醉的，雖然在別人看來也許不值得；另外，也將忘乎所以、不惜一切、鍥而不舍，以至于偉大如圣徒或者偏執(zhí)如魔怔?！崩顫嵎?“老趙”的進城與離城.鐘山，2008（1）.

[85]趙樹理.我的第二次檢查∥趙樹理全集：第六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461.

[86]鮑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論后現代的道德.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87.

[87]趙樹理.也算經驗∥趙樹理全集：第三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350.

[88]趙樹理.當前創(chuàng)作中的幾個問題∥趙樹理全集：第五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303，304.

[89]趙樹理.《三里灣》寫作前后∥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383.

[90]沈從文全集：第20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97，111.

[91]董大中.為了人的自由、幸福和尊嚴∥趙樹理研究文集：中卷：趙樹理論考.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6：163.

[92]趙二湖.我對趙樹理研究的一點認識和期望.太行日報，2016-09-11.

[93]席揚，魯普文.“中間人意識”與趙樹理自我身份認同.文學評論，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