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高級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級又有趣的人卻少之又少。高級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歡喜，又高級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親而不狎，交結愈久，芬芳愈醇。

我是余光中的秘書

“請問這是余光中教授的辦公室嗎？”

“是的。”

“請問余教授在嗎？”

“對不起，他不在?！?/p>

“請問您是——”

“我是他的秘書。”

“那，請您告訴他，我們還沒有收到他的同意書。我們是某某公司，同意書一個月前就寄給他了——”

接電話的人是我自己。其實我哪有什么秘書？這一番對答并非在充場面，因為我真的覺得，尤其是在近來，自己已經(jīng)不是余光中，而是余光中的秘書了。

詩、散文、評論、翻譯，一向是我心靈的四度空間。寫詩和散文，我必須發(fā)揮創(chuàng)造力。寫評論，要用判斷力。做翻譯，要用適應力。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才自覺生命沒有虛度。但是，記得把許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意書及時寄回，或是放下電話立刻把演講或評審的承諾記上日歷，這些紛繁的雜務，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只是超現(xiàn)實，“超級的現(xiàn)實”而已，不過是秘書的責任罷了?？墒俏也]有秘書，只好自己來兼任了，不料雜務愈來愈煩，兼任之重早已超過專任。

退休三年以來，我在西子灣的校園仍然教課，每學期六個學分。上學期研究所的“翻譯”，每周都要批改練習，而難纏的“十七世紀英詩”仍然需要備課。退休之后不再開會了，真是一大解脫。大頭會讓后生去開吧?；仡^看同事們臉色沉重，從容就義一般沒入會議室，我有點幸免又有點愧疚之感。

演講和評審卻無法退休。今年我去蘇州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甚至母鄉(xiāng)常州的前黃高中，已經(jīng)演講了八場，又去香港講了兩場。如果加上在臺灣各地的演講，一共應該在二十場以上。但是我婉拒掉的邀約也有多起。其實演講本身并不麻煩，三分學問靠七分口才，在講之外更要會演。真是錦心繡口的話，聽眾愈多就愈加成功。至于講后的問答與簽名，只是余波而已。麻煩的倒是事先主辦者會來追討講題與資料，事后又寄來一疊零亂的記錄要求修正。所謂“事后”，有時竟長達一年之后，簡直陰魂不散，真令健忘的講者“憂出望外”，只好認命修稿，將出口之言用駟馬來追。

近年去各校演講，高中多于大學。倒不是大學來邀的較少，而是因為中山大學的歷任校長高估了我，以為我多去高中會吸引畢業(yè)生來投考中山。所以我去高中演講，有點“出差”的意味。其實高中生聽講更認真，也更純真。大學生呢，我在各大學已經(jīng)教了四十年，可謂長期的演講了。

評審是一件十分重要但未必有趣的事情。文學獎的評審不但要為本屆的來稿定位，還會影響下屆來稿的趨勢，當然必須用心。如果來稿平平，或者故弄玄虛，或者耽于流行的招數(shù)，評審委員就會感到失望甚至憂心。但若來稿不無佳作甚至珍品，甚至不遜于當代的名作，則評審委員當有發(fā)掘新秀的驚喜，并期待能親手把獎頒給這新人。被主辦單位指定為得獎作品寫評語，也不一定是賞心樂事，因為高潮已退，你還得從頭到尾把那些詩文詳閱一遍，然后才能權衡輕重，指陳得失。萬一你的首選只得了佳作，而獨領冠軍的那篇你并不激賞甚至不以為然，你這篇評語又怎能寫得“顧全大局”呢？

另一種評審要看的是學術論文，有的是為學位，有的是為升等，總之都要保密。看學位論文是為了要做口試委員，事先需要保密，事后就公開了。但是看升等論文，則不分事先事后，都得三緘金口，事態(tài)非常嚴重。這種任務純?nèi)缓谙渥鳂I(yè)，可稱“幕后學術”，其為秘密，不能像緋聞那樣找好友分享。諷刺的是，金口雖緘，其金卻極少，比起文學獎的評審費來，不過像零頭，加以又須守密，所以也可稱“黑金學術”。這也罷了，只是學術機構寄來的洋洋論文，外加各種資料，盡管有好幾磅重，有時并不附回郵信封。我既無秘書，又無“行政資源”，哪里去找夠大夠牢的封袋來回寄呢？

“你為什么不叫助教代勞呢？還這么親力親為！”朋友怪我。

倒好像我還是當年的系主任或院長，眾多得力的助教，由得我招之即來，遣之即去。其實，系里的助教與工讀生都能干而又勤快，每天忙得像陀螺打轉(zhuǎn)，還不時要為我轉(zhuǎn)電話，或者把各方對我的邀約與催迫寫成字條貼在我的信箱上。這些已經(jīng)是她們額外的負擔，我怎能加重要求？

我當然也分配到一位“助理”。禮文是外文系的博士生，性格開朗，做事明快，更難得的是體格之好非其他準博女、準碩女能及。她很高興也實際為我多方分勞，從打字到理書，服務項目繁多。不過她畢竟學業(yè)繁重，不能像秘書一樣周到，只能做“鐘點零工”。

所以無盡無止無始無終的疑難雜事，將無助的我困于重圍，永不得出。令人絕望的是，這些牛毛瑣細，舊積的沒有減少，新起的卻不斷增多，而且都不甘排隊，總是橫插進來。

以前出書，總在臺灣，偶在香港。后來兩岸交流日頻，十年來我在大陸出書已經(jīng)快二十種，有的是單本，有的是成套，幾乎每一省都出了。而每次出書，從通信到簽合同，從編選到寫序到提供照片，有時還包括校對在內(nèi)，牽涉的雜務可就多了。像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的一套三本，末校寄給我過目。一看之下，問題仍多，令我無法袖手，只好出手自校。一千二百頁的簡體字本，加上兩岸在西方專有名詞上的譯音各有一套，早已“一國兩制”了，何況還有許多細節(jié)涉及敏感問題，因此校對之繁，足足花了我半個月的時間。

同時在臺灣，新書仍然在出。最新的一本《含英吐華》是我為十二屆梁實秋翻譯獎所寫評語的全集，三百多頁詩文相繆，中英間雜，也校了我一個禮拜。幸好我的書我存都熟悉，一部《梵·高傳》三十多萬字，四十年前她曾為我謄清初稿，去年大地出版社出最新版，又幫我細校了一遍，分勞不少。

“天下文化”出版了《茱萸的孩子》，意猶未盡，又約傅孟麗再撰一本小巧可口的《水仙情操——詩話余光中》。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把對我的專訪又當作口述歷史，出版了一本《讓春天從高雄出發(fā)》。不久廣州的花城出版社又推出徐學所著《火中龍吟——余光中評傳》。九月間爾雅出版社即將印行陳幸蕙在《幼獅文藝》與《明道文藝》上連刊了三年的《悅讀余光中：詩卷》。四本書的校稿，加起來不止千頁，最后都堆上我的紅木大書桌，要“傳主”或“始作俑者”親自過目，甚至寫序。結果是買一送一：我難改啄木鳥的天性，當然順便校對了一遍。

校對似乎是可以交給秘書或研究生去代勞的瑣事，其實不然。校對不但需要眼明心細，耐得住煩，還需要真有學問，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書的高下，與其校對密切相關，如果校對粗率，怎能贏得讀者的信心？我在臺灣出書，一向親自末校，務求謬誤減至最少。大陸出書，近年校對的水準降低，有些出版社倉促成書，錯字之多，不但刺眼，而且傷心。評家如果根據(jù)這樣的“謬本”來寫評，真會“謬以千里”。

另一件麻煩事就是照片。在視覺主宰媒體的時代，讀者漸漸變成了觀眾，讀物要是少了插圖，就會顯得單調(diào)，于是照片的需要大為增加。報刊索取照片，總是強調(diào)要所謂“生活照片”，而且出版在即，催討很緊。家中的照相簿與零散的照片，雖已滿坑滿谷，永遠收拾不清，但要合乎某一特殊需要，卻是只在此柜中，云深無覓處。我存耐下心來，苦搜了半夜，不是這張?zhí)贻p，那張?zhí)n老，就是太暗，太淡，或者相中的人頭太雜，甚至主角不幸眨眼，總之辛苦而不美滿。難得找到一張真合用的，又擔心會掉了或者受損。

而如果是出書，尤其是傳記之類，要提供的“生活照片”就不是三兩張可以充數(shù)的了。自己的照片從少到老，不免略古而詳今，當然“古照”本來就少，只好如此。與家人的合照倒不難找，我存素來喜歡攝影，也勤于裝簿。與朋友的合照要求其分配均衡，免得顧此失彼，卻是一大藝術。但是出版社在編排上另有考慮，挑選之余，均衡自然難保。大批照片能夠全數(shù)完璧歸來，已經(jīng)值得慶幸了。為了確定究竟寄了哪些照片出去，每次按年代先后編好號碼、逐張寫好說明，還得把近百張照片影印留底。有時一張照片年代不明，夫妻兩人還得翻閱信史，再三求證。目前我的又一本傳記正由河南某出版社在編排，為此而提供給他們的一大袋照片，許多都是一生難再的孤本，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浪子回家？

這許多分心而又勞神的雜務，此起彼落，永無寧時。他人代勞，畢竟有限，所以自己不能不來兼差，因而正業(yè)經(jīng)常受阻，甚至必須擱在一邊。這么一再敗興，詩意文心便難以為繼了。我時常覺得，藝術是閑出來的，科技是忙出來的?！伴e”當然不是指“懶”，而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從容不迫的出神狀態(tài)，正是靈感降臨的先機與前戲。

現(xiàn)代人的資訊太發(fā)達，也太方便了，但是要吸收、消化、運用，卻因此變得更忙。上網(wǎng)就是落網(wǎng)，終于都被那只狡詭的大蜘蛛吞沒。啊不，我不要做什么三頭六臂、八腳章魚、千手觀音。我只要從從容容做我的余光中。而做余光中，比做余光中的秘書要有趣多了。

我的四個假想敵

二女幼珊在港參加僑生聯(lián)考，以第一志愿分發(fā)臺大外文系。聽到這消息，我松了一口氣，從此不必擔心四個女兒通通嫁給廣東男孩了。

我對廣東男孩當然并無偏見，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愛的廣東少年，頗討老師的歡心，但是要我把四個女兒全部讓那些“靚仔”“叻仔”擄掠了去，卻舍不得。不過，女兒要嫁誰，說得灑脫些，是她們的自由意志，說得玄妙些呢，是姻緣，做父親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況在這件事上，做母親的往往位居要沖，自然而然成了女兒的親密顧問，甚至親密戰(zhàn)友，作戰(zhàn)的對象不是男友，卻是父親。等到做父親的驚醒過來，早已腹背受敵，難挽大勢了。

在父親的眼里，女兒最可愛的時候是在十歲以前，因為那時她完全屬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愛的時候卻在十七歲以后，因為這時她正像畢業(yè)班的學生，已經(jīng)一心向外了。父親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對父親來說，世界上沒有東西比稚齡的女兒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點就是會長大，除非你用急凍術把她久藏，不過這恐怕是違法的，而且她的男友遲早會騎了駿馬或摩托車來，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艙的凍眠術，一任時光催迫，日月輪轉(zhuǎn)，再揉眼時，怎么四個女兒都已依次長大，昔日的童話之門砰地一關，再也回不去了：四個女兒，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簡直可以排成一條珊瑚礁。珊珊十二歲的那年，有一次，未滿九歲的佩珊忽然對來訪的客人說：“喂，告訴你，我姐姐是一個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來。

曾幾何時，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時光的魔杖下，點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個“少男”正偷偷襲來，雖然躡手躡腳，屏聲止息，我卻感到背后有四雙眼睛，像所有的壞男孩那樣，目光灼灼，心存不軌，只等時機一到，便會站到亮處，裝出偽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當然不會應他。哪有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樹，天長地久在這里立了多年，風霜雨露，樣樣有份，換來果實累累，不勝負荷。而你，偶爾過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來摘果子，活該蟠地的樹根絆你一跤！

而最可惱的，卻是樹上的果子，竟有自動落入行人手中的樣子。樹怪行人不該擅自來摘果子，行人卻說是果子剛好掉下來，給他接著罷了。這種事，總是里應外合才成功的。當初我自己結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開門揖盜嗎？“堡壘最容易從內(nèi)部攻破”，說得真是不錯。不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同一個人，過街時討厭汽車，開車時卻討厭行人。現(xiàn)在是輪到我來開車。

好多年來，我已經(jīng)習于和五個女人為伍，浴室里彌漫著香皂和香水氣味，沙發(fā)上散置皮包和發(fā)卷，餐桌上沒有人和我爭酒，都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戲稱吾廬為“女生宿舍”，也已經(jīng)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監(jiān)，自然不歡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別有用心的一類。但是自己轄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穩(wěn)”的現(xiàn)象，卻令我想起葉慈的一句詩：

一切已崩潰，失去重心。

我的四個假想敵，不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學醫(yī)還是學文，遲早會從我疑懼的迷霧里顯出原形，一一走上前來，或迂回曲折，囁嚅其詞，或開門見山，大言不慚，總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兒，對不起，從此領去。無形的敵人最可怕。何況我在亮處，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內(nèi)奸”接應，真是防不勝防。只怪當初沒有把四個女兒及時冷藏，使時間不能拐騙，社會也無由污染?，F(xiàn)在她們都已大了，回不了頭；我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豐滿，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們了。先下手為強，這件事，該乘那四個假想敵還在襁褓的時候，就予以解決的。至少美國詩人納許（Ogden Nash，1902-1971）勸我們?nèi)绱?。他在一首妙詩《由女嬰之父來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說他生了女兒吉兒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個男嬰也在長大，現(xiàn)在雖然還渾渾噩噩，口吐白沫，卻注定將來會搶走他的吉兒。于是做父親的每次在公園里看見嬰兒車中的男嬰，都不由神色一變，暗暗想道：“會不會是這家伙？”想著想著，他“殺機陡萌”（My dreams，I fear，are infanticide），便要解開那男嬰身上的別針，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鹽撒進他的奶瓶，把沙撒進他的菠菜汁，再扔頭優(yōu)游的鱷魚到他的嬰兒車里陪他游戲。逼他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而去，去娶別人的女兒。足見詩人以未來的女婿為假想敵，早已有了前例。

不過一切都太遲了。當初沒有當機立斷，采取非常措施，像納許詩中所說的那樣，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書上常見的話，已經(jīng)是“寇入深矣！”女兒的墻上和書桌的玻璃墊下，以前的海報和剪報之類，還是披頭士、拜絲、大衛(wèi)·凱西弟的形象，現(xiàn)在紛紛都換上男友了。至少，灘頭陣地已經(jīng)被入侵的軍隊占領了去，這一仗是必敗的了。記得我們小時，這一類的照片仍被列為機密要件，不是藏在枕頭套里，貼著夢境，便是夾在書堆深處，偶爾翻出來神往一番，哪有這么二十四小時眼前供奉的？

這一批形跡可疑的假想敵，究竟是哪年哪月開始入侵廈門街余宅的，已經(jīng)不可考了。只記得六年前遷港之后，攻城的將士便換了一批口操粵語的少年來接手。至于交戰(zhàn)的細節(jié)，就得問名義上是守城的那幾個女將，我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敵方的炮火，起先是瞄準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筆跡，久了也能猜個七分；繼而是集中在我家的電話，“落彈點”就在我書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們的沙場，一夜之間，總有十幾次腦震蕩。那些粵音平上去入，有九聲之多，也令我難以研判敵情?，F(xiàn)在我?guī)в咨夯亓藦B門街，那頭的廣東部隊輪到我太太去抵擋，我在這頭。只要留意臺灣健兒，任務就輕松多了。

信箱被襲，只如戰(zhàn)爭的默片，還不打緊。其實我寧可多情的少年勤寫情書，那樣至少可以練習作文，不致在視聽教育的時代荒廢了中文。可怕的還是電話中彈，那一串串警告的鈴聲，把戰(zhàn)場從門外的信箱擴至書房的腹地，默片變成了身歷聲，假想敵在實彈射擊了。更可怕的，卻是假想敵真的闖進了城來，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敵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軍事演習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來了一樣。真敵人是看得出來的。在某一女兒的接應之下，他占領了沙發(fā)的一角，從此兩人呢喃細語，囁嚅密談，即使脈脈相對的時候，那氣氛也濃得化不開，窒得全家人都透不過氣來。這時幾個姐妹早已回避得遠遠的了。任誰都看得出情況有異。萬一敵人留下來吃飯，那空氣就更為緊張，好像擺好姿勢，面對照相機一般。平時鴨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這時像在演啞劇，連筷子和調(diào)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來。明知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誰曉得寶貝女兒現(xiàn)在是十八變中的第幾變呢？）心里卻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敵意。也明知女兒正如將熟之瓜，終有一天會蒂落而去，卻希望不是隨眼前這自負的小子。

當然，四個女兒也自有不乖的時候，在惱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個假想敵趕快出現(xiàn)，把她們統(tǒng)統(tǒng)帶走。但是那一天真要來到時，我一定又會懊悔不已。我能夠想象，人生的兩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終于也結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對我說：“真羨慕你的女兒全在身邊！”真的嗎？至少目前我并不覺得，自己有什么可羨之處。也許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著假想敵度蜜月去了，才會和我存并坐在空空的長沙發(fā)上，翻閱她們小時的相簿，追憶從前，六人一車長途壯游的盛況，或是晚餐桌上，熱氣蒸騰，大家共享的燦爛燈光。人生有許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紋，總要過后才覺得美的。這樣一想，又希望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生手笨腳的小伙子，還是多吃幾口閉門羹，慢一點出現(xiàn)吧。

袁枚寫詩，把生女兒說成“情疑中副車”；這書袋掉得很有意思，卻也流露了重男輕女的封建意識。照袁枚的說法，我是連中了四次副車，命中率夠高的了。余宅的四個小女孩現(xiàn)在變成了四個小婦人，在假想敵環(huán)伺之下，若問我擇婿有何條件，一時倒恐怕答不上來。沉吟半晌，我也許會說：“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譜，誰也不能篡改，包括韋固，下有兩個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我憑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間？何況終身大事，神秘莫測，事先無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給二十一世紀的電腦，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來。倒不如故示慷慨，偽作輕松，博一個開明父親的美名，到時候帶顆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p>

問的人笑了起來，指著我說：“什么叫作‘偽作輕松’？可見你心里并不輕松?！?/p>

我當然不很輕松，否則就不是她們的父親了。例如人種的問題，就很令人煩惱。萬一女兒發(fā)癡，愛上一個聳肩攤手口香糖嚼個不停的小怪人，該怎么辦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無類”，做一個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還沒有大方到讓一個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兒抱過門檻?，F(xiàn)在當然不再是“嚴夷夏之防”的時代，但是一任單純的家庭擴充成一個小型的聯(lián)合國，也大可不必。

問的人又笑了，問我可曾聽說混血兒的聰明超乎常人。我說：“聽過，但是我不稀罕抱一個天才的‘混血孫’。我不要一個天才兒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眴柕娜瞬豢狭T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無所謂，”我說，“我就是蘇閩聯(lián)姻的結果，還不壞吧？當初我母親從福建寫信回武進，說當?shù)赜腥讼蛩蠡?。娘家大驚小怪，說：‘那么遠！怎么就嫁給南蠻！’后來娘家發(fā)現(xiàn)，除了言語不通之外，這位閩南姑爺并無可疑之處。這幾年，廣東男孩鍥而不舍，對我家的壓力很大，有一天閩粵結成了秦晉，我也不會感到意外。如果有個臺灣少年特別巴結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談文論詩，我也不會怎么為難他的。至于其他各省，從黑龍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種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兒不嫌他，我自然也歡迎?！?/p>

“那么學識呢？”

“學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學者，學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點：中文必須精通。中文不通，將禍延吾孫！”

客又笑了?！跋嗝仓夭恢匾俊彼賳?。

“你真是迂闊之至！”這次輪到我發(fā)笑了，“這種事，我女兒自己會注意。怎么會要我來操心？”

笨客還想問下去，忽然門鈴響起。我起身去開大門，發(fā)現(xiàn)長發(fā)亂處，又一個假想敵來掠余宅。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臺北

開你的大頭會

世界上最無趣的事情莫過于開會了。大好的日子，一大堆人被迫放下手頭的急事、要事、趣事，濟濟一堂，只為聽三五個人逞其舌鋒，爭辯一件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通的事情，真是集體浪費時間的最佳方式。僅僅消磨光陰倒也罷了，更可惜的是平白掃興，糟蹋了美好的心情。會場雖非戰(zhàn)場，卻有肅靜之氣，進得場來，無論是上智或下愚，君子或小人，都會一改常態(tài)，人人臉上戴著面具，肚里懷著鬼胎，對著冗贅的草案、苛細的條文，莫不咬文嚼字，反復推敲，務求措辭嚴密而周詳，滴水不漏，一勞永逸，把一切可鉆之隙、可乘之機統(tǒng)統(tǒng)堵絕。

開會的心情所以好不了，正因為會場的氣氛只能夠印證性惡的哲學。濟濟多士埋首研討三小時，只為了防范冥冥中一個假想敵，免得他日后利用漏洞，占了大家的，包括你的，便宜。開會，正是民主時代的必要之惡。名義上它標榜尊重他人，其實是在懷疑他人，并且強調(diào)服從多數(shù)，其實往往受少數(shù)左右，至少是攪局。

除非是終于付諸表決，否則爭議之聲總不絕于耳。你要閉目養(yǎng)神，或游心物外，或思索比較有趣的問題，并不可能。因為萬籟之中人聲最令人分心，如果那人聲竟是在辯論，甚或指摘，那就更令人不安了。在王爾德的名劇《不可兒戲》里，脾氣古怪的巴夫人就說：“什么樣的辯論我都不喜歡。辯來辯去，總令我覺得很俗氣，又往往覺得有道理?！?/p>

意志薄弱的你，聽誰的說辭都覺得不無道理，尤其是正在侃侃的這位總似乎勝過了上面的一位。于是像一只小甲蟲落入了雄辯的蛛網(wǎng)，你放棄了掙扎，一路聽了下去。若是舌鋒相當，場面火爆而高潮迭起，效果必然提神。可惜討論往往陷于膠著，或失之瑣碎，為了“三分之二以上”或“講師以上”要不要加一個“含”字，或是垃圾的問題要不要另組一個委員會來討論，而新的委員該如何產(chǎn)生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等等，節(jié)外生枝，又可以爭議半小時。

如此反復斟酌，分發(fā)（hair-splitting）細究，一個草案終于通過，簡直等于在集體修改作文?？上С删偷闹皇且黄鏌o表情更無文采的平庸之作，絕無漏洞，也絕無看頭。所以沒有人會欣然去看第二遍。也所以這樣的會開完之后，你若是幽默家，必然笑不出來；若是英雄，必然氣短；若是詩人，必然興盡。

開會的前幾天，一片陰影就已壓上我的心頭，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煩。開會的當天，我赴會的步伐總帶一點從容就義?？傊昂竽菐滋煳医^對激不起詩的靈感。其實我的詩興頗旺，并不是那樣經(jīng)不起驚嚇。我曾經(jīng)在監(jiān)考的講臺上得句；也曾在越洋的747經(jīng)濟客艙里成詩，周圍的人群擠得更緊密，靠得也更逼近。不過在陌生的人群里“心遠地自偏”，盡多美感的距離，而排排坐在會議席上，摩肩接肘，咳唾相聞，盡是多年的同事、同人，論關系則錯綜復雜，論語音則閉目可辨，一舉一動都令人分心，怎么容得你悠然覓句？葉慈說得好：“與他人爭辯，乃有修辭；與自我爭辯，乃有詩。”修辭是客套的對話，而詩，是靈魂的獨白。會場上流行的既然是修辭，當然就容不得詩。

所以我最佩服的，便是那些喜歡開會、擅于開會的人。他們在會場上總是意氣風發(fā)，雄辯滔滔，甚至獨攬話題，一再舉手發(fā)言，有時更單挑主席纏斗不休，陷議事于瓶頸，置眾人于不顧，像唱針在溝紋里不斷反復，轉(zhuǎn)不過去。

而我，出于潛意識的抗拒，常會忘記開會的日期，惹來電話鈴一迭連聲催逼，有時去了，卻忘記帶厚重幾近電話簿的議案資料。但是開會的煩惱還不止這些。

其一便是抽煙了。不是我自己抽，而是鄰座的同事在抽，我只是就近受其熏陶，所以準確一點，該說聞煙，甚至嗆煙。一個人對于鄰居，往往既感覺親切又苦于糾纏，十分矛盾。同事也是一種鄰居，也由不得你挑選，偏偏開會時就貼在你隔壁，卻無壁可隔，而有煙共吞。你一面嗆咳，一面痛感“遠親不如近鄰”之謬，應該倒過來說“近鄰不如遠親”。萬一幾個近鄰同時抽吸起來，你就深陷硝煙火網(wǎng)，嗆咳成一個傷兵了。好在近幾年來，社會雖然日益沉淪，交通、治安每下愈況，公共場所禁煙卻大有進步，總算除了開會一害。

另一件事是喝茶。當然是各喝各的，不受鄰居波及。不過會場奉茶，照例不是上品，同時在冷氣房中迅趨溫吞，更談不上什么品茗，只成灌茶而已。經(jīng)不起工友一遍遍來壺添，就更淪為牛飲了。其后果當然是去“造水”，樂得走動一下。這才發(fā)現(xiàn)，原來會場外面也很熱鬧，討論的正是場內(nèi)的事情。

其實場內(nèi)的枯坐久撐，也不是全然不可排遣的。萬物靜觀，皆成妙趣，觀人若能入妙，更饒奇趣。我終于發(fā)現(xiàn)，那位主席對自己的袖子有一種，應該是不自覺的，緊張心結，總覺得那袖口妨礙了他，所以每隔十分鐘左右，會忍不住突兀地把雙臂朝前猛一伸直，使手腕暫解長袖之束。那動作突發(fā)突收，敢說同事們都視而不見。我把這獨得之秘傳授給一位近鄰，兩人便興奮地等待，看究竟幾分鐘之后會再發(fā)作一次。那近鄰觀出了癮來，精神陡增，以后竟然迫不及待，只等下一次開會快來。

不久我又發(fā)現(xiàn)，坐在主席左邊的第三位主管也有個怪招。他一定是對自己的領子有什么不滿，想必是妨礙了他的自由，所以每隔一陣子，最短時似乎不到十分鐘，總情不自禁要突抽頸筋，迅轉(zhuǎn)下巴，來一個“推畸”（twitch）或“推死它”（twist），把衣領調(diào)整一下。這獨家奇觀我就舍不得再與人分享了，也因為那近鄰對主席的“推手式”已經(jīng)興奮莫名，只怕再加上這“推畸”之扭他負擔不了，萬一神經(jīng)質(zhì)地爆笑起來，就不堪設想了。

當然，遣煩解悶的秘方，不止這兩樣。例如耳朵跟鼻子人人都有，天天可見，習以為常竟然視而不見了。但在眾人危坐開會之際，你若留神一張臉接一張臉巡視過去，就會見其千奇百怪，愈比愈可觀，正如對著同一個字凝神注視，竟會有不識的幻覺一樣。

會議開到末項的“臨時動議”了。這時最為危險，只怕有妄人意猶未盡，會無中生有，活部轉(zhuǎn)敗，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什么新案來。

幸好沒有。于是會議到了最好的部分：散會。于是又可以偏安半個月了，直到下一次開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于西子灣

饒了我的耳朵吧，音樂

聲樂家席慕德女士有一次搭計程車，車上正大放流行曲。她請司機調(diào)低一點，司機說：“你不喜歡音樂嗎？”席慕德說：“是啊，我不喜歡音樂?！?/p>

一位音樂家面對這樣的問題，真可謂啼笑皆非了。首先，音樂的種類很多，在臺灣的社會最具惡勢力的一種，雖然也叫作音樂，卻非顧曲周郎所愿聆聽。其次，音樂之美并不取決于音量之高低。有些人聽“音響”，其實是在玩機器，而非聽音樂。計程車內(nèi)的空間，閉塞而小，哪用如此鑼鼓喧天？再次，音樂并非空氣，不像呼吸那樣分秒必需。難道每坐一次計程車，都要給強迫聽一次音樂嗎？其實，終日弦樂不輟的人，未必真正愛好音樂。

在臺灣的社會，到處都是“音樂”，到處都是“愛好音樂”的人；我最同情的，便是音樂界的朋友了。像波德萊爾一樣，我不懂樂理，卻愛音樂，并且自信有兩只敏感的耳朵，對于不夠格的音樂，說得上“疾惡如仇”。在臺灣，每出一次門——有時甚至不必出門——耳朵都要受一次罪。久而久之，幾乎對一切音樂都心存恐怖。噪音在臺灣，宛如天羅地網(wǎng)，其中不少更以音樂為名。上帝造人，在自衛(wèi)系統(tǒng)上頗不平衡：遇到不想看的東西，只要閉上眼睛，但是遇到不想聽的東西呢，卻無法有效地塞耳。像我這種徒慕音樂的外行，都已覺得五音亂耳，無所逃遁，音樂家自己怎么還活得下去，真是奇跡。

凡我去過的地區(qū)，要數(shù)臺灣的計程車最熱鬧了，兩只音響喇叭，偏偏對準后座的乘客，真正是近在咫尺。以前我還強自忍住，心想又不在車上一輩子，算了。最近，受了拒吸二手煙運動的鼓勵，我也推行起拒聽二手曲運動，干脆請司機關掉音樂。二手曲令人煩躁，分心，不能休息，而且妨礙乘客之間的對話與乘客對司機的吩咐，也有拒聽的必要。

在歐美與日本，計程車上例皆不放音樂。火車上也是如此，只有西班牙是例外。我乘火車旅行過的國家，包括瑞典、丹麥、西德、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火車上的擴音器只用來播報站名，卻與音樂無關。不知道什么緣故，臺灣的火車上總愛供應音樂。論品質(zhì)，則時而國樂，時而西方的輕音樂，時而臺灣特產(chǎn)的流行曲，像是一杯劣質(zhì)的雞尾酒。論音量，雖然不算喧吵，卻也不讓人耳根清凈，無法安心睡覺或思考。

聽說有一次夏志清和無名氏在自強號上交談，夏志清嫌音樂擾人，請車掌小姐調(diào)低，她正忙于他事，未加理會。夏志清受不了，就地朝她一跪，再次申請。音樂終于調(diào)低，兩位作家欣然重拾論題。但是不久音樂嘈嘈再起，夏志清對無名氏說：“這次輪到你去跪了。”

夏氏素來奇行妙論，但是有沒有奇到為音樂下跪，卻值得懷疑。前述也許只是夸大之辭，也許當時他只對車掌小姐威脅說“你再不關音樂，我就要向你下跪了”。不過音樂逼人之急，可以想見。其事未必可信，其情未必無稽。臺灣的火車上，一方面播請乘客約束自己的孩子，勿任喧嘩，另一方面卻又不斷自播音樂，實在矛盾。我在火車上總是盡量容忍，用軟紙塞起耳朵，但是也只能使音量稍低，不能杜絕。最近忍無可忍，也在拒吸二手煙的精神下，向列車長送上請求的字條。字條是這樣寫的：

列車長先生：從高雄到嘉義，車上一直在播音樂，令我無法入夢或思考。不知能否將音量調(diào)低，讓乘客的耳朵有機會休息？

三分鐘后，音樂整個關掉了，我得以享受安靜的幸福，直到臺北。我那字條是署了名的，也不知道那一班自強號關掉音樂，究竟是由于我的名字，還是由于列車長有納言的精神。感激之余，我仍希望鐵路局能考慮廢掉車上的播樂，免得每次把這件事個別處理。要是有人以為火車的乘客少不了音樂，那么為什么長途飛行的乘客，關在機艙內(nèi)十幾個小時，并不要求播放音樂呢？

要是有人以為我討厭音樂，就大大誤會了。相反地，我是音樂的信徒，對音樂不但具有熱情，更具有信仰與虔敬。國樂的清雅，西方古典的宏富，民謠的純真，搖滾樂的奔放，爵士的即興自如，南歐的熱烈，中東和印度的迷幻，都能夠令我感發(fā)興起或輾轉(zhuǎn)低回。唯其如此，我才主張要么不聽音樂，要聽，必須有一點誠意、敬意。要是在不當?shù)膱龊蠟E用音樂，那不但對音樂是不敬，對不想聽的人也是一種無禮。我覺得，如果是好音樂，無論是器樂或是聲樂，都值得放下別的事情來，聚精會神地聆聽。音樂有它本身的價值，對我們的心境、性情、品格能起正面的作用。但是今日社會的風氣，卻把音樂當作排遣無聊的玩物，其作用不會超過口香糖，不然便是把它當作烘托氣氛點綴熱鬧的裝飾，其作用只像是霓虹燈。

音樂的反義詞不是寂靜，是噪音。敏銳的心靈欣賞音樂，更欣賞寂靜。其實一個人要是不能享受寂靜，恐怕也就享受不了音樂。我相信，凡是偉大的音樂，莫不令人感到無上的寧靜，所以在《2001太空漫游》里，太空人在星際所聽的音樂，正是巴赫。

寂靜，是一切智慧的來源。達摩面壁，面對的正是寂靜的空無。一個人在寂靜之際，其實面對的是自己，他不得不跟自己對話。那種絕境太可怕了，非普通的心靈所能承擔，因此他需要一點聲響來解除困絕。但是另一方面，聆聽高妙或宏大的音樂，其實是面對一個偉大的靈魂，這境地同樣不是普通人所能承擔。因此他被迫在寂靜與音樂之外另謀出路：那出路也叫作“音樂”，其實是一種介于音樂與噪音之間的東西，一種散漫而軟弱的“時間”。

托馬斯·曼在《魔山》里曾說：“音樂不但鼓動了時間，更鼓動我們以最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時間?！边@當然是指精妙的音樂，因為精妙的音樂才能把時間安排得恰到好處，讓我們恰如其分地去欣賞時間，時間形成的旋律與節(jié)奏。相反地，軟弱的音樂——就算它是音樂吧——不但懈怠了時間，也令我們懈怠了對時間的敏感。我是指臺灣特產(chǎn)的一種流行歌曲，其為“音樂”，例皆主題淺薄，詞句幼稚，曲調(diào)平庸而輕率，形式上既無發(fā)展，也無所謂高潮，只有得來現(xiàn)成的結論。這種歌曲好比用成語串成的文學作品，作者的想象力全省掉了，而更糟的是，那些成語往往還用得不對。

這樣的歌曲竟然主宰了臺灣社會的通俗文化生活，從三臺電視的綜藝節(jié)目到歌廳酒館的卡拉OK，提供了大眾所謂的音樂，實在令人沮喪。俄國作曲家格林卡（Mikhail Glinka）說得好：“創(chuàng)造音樂的是整個民族，作曲家不過譜出來而已?！笔裁礃拥拿褡鍎?chuàng)造什么樣的音樂，果真如此，我們這民族早該痛切反省了。

將近兩千四百年前，柏拉圖早就在擔心了。他說：“音樂與節(jié)拍使心靈與軀體優(yōu)美而健康；不過呢，太多的音樂正如太多的運動，也有其危害。只做一位運動員，可能淪為蠻人；只做一位樂師呢，也會‘軟化得一無好處’?！彼@番話未必全對，但是太多的音樂會造成危害，這一點卻值得我們警惕。

在臺灣，音樂之被濫用，正如空氣之受污染，其害已經(jīng)太深，太久了。這些年來，我在這社會被迫入耳的音樂，已經(jīng)夠我聽幾十輩子了，但是明天我還得再聽。

明天我如果去餐館赴宴，無論是與大眾濟濟一堂，或是與知己另辟一室，大半都逃不了播放的音樂。嚴重的時候，眾弦嘈雜，金鼓齊鳴，賓主也只好提高自己的嗓子慷慨叫陣，一頓飯下來，沒有誰不聲嘶力竭。有些餐廳或咖啡館，還有電子琴現(xiàn)場演奏，其聲嗚嗚然，起伏無定，回旋反復，沒有棱角的一串串顫音，維持著一種廉價的塑膠音樂。若是不巧碰上喜宴，更有歌星之類在油嘴滑舌的司儀介紹之下，登臺獻唱。

走到街上呢，往往半條街都被私宅的婚宴或喪事所侵占，人聲擾攘之上，免不了又是響徹鄰里的音樂。有時在夜里，那音樂忽然破空而裂，方圓半里內(nèi)的街坊市井便淹沒于海嘯一般的聲浪，鬼哭神號之中，各路音樂扭斗在一起，一會兒是流行曲，一會兒是布袋戲，一會兒又是西洋的輕音樂，似乎這都市已經(jīng)到了世界末日，忽然墮入了噪音的地獄。如果你天真得竟然向警察去投訴，一定是沒有結果。所謂禮樂之邦，果真墮落到這地步了嗎？

當你知道這一切不過是幾盒廉價的錄音帶在作怪，外加一架擴音器助紂為虐，那恐怖的暴音地獄，只需神棍或樂匠的手指輕輕一扭就招來，你怎么不憤怒呢？最原始的迷信有了最進步的科技來推廣，惡勢力當然加倍擴張。如果我跟朋友們覓得一個處女島，創(chuàng)立一個理想國，憲法的第一條必定把擴音器列為頭號違禁品，不許入境。違者交付化學處理，把他縮成一只老鼠，終身囚在喇叭箱中。

第二條便是：錄音機之類不許帶進風景區(qū)。從前的雅士曾把花間喝道、月下掌燈的行徑斥為惡習。在愛迪生以前的世界，至少沒有人會背著錄音機去郊游吧。這些“愛好音樂”的青年似乎一刻也離不開那盒子了，深恐一入了大自然，便會“絕糧”。其實，如果你拋不下機器的文明，又不能在寂靜里欣賞“山水有清音”的天籟，那又何苦離開都市呢？在那么僻遠的地方，還要強迫無辜的耳朵聽你的二手曲嗎？

回到家里，打開電視，無論是正式節(jié)目或廣告，幾乎也都無休無止地配上音樂。至于有獎比賽的場合，上起古稀的翁嫗，下至學齡的孩童，更是人手一管麥克風，以夜總會的動作，學歌星的濫調(diào)，扭唱其詞句不通的流行歌曲。夜夜如此，舉國效顰，正是柏拉圖所擔心的音樂泛濫，民風靡軟，孔子所擔心的鄭衛(wèi)之音。

連續(xù)劇的配樂既響且密，往往失之多余，或是點題太過淺露，反令觀眾耳煩心亂。古裝的武俠片往往大配其西方的浪漫弦樂，卻很少使用簫笛與琴箏。目前正演著的一臺武俠連續(xù)劇，看來雖然有趣，主題歌卻軟弱萎靡，毫無俠骨，跟旁邊兩臺的時裝言情片并無兩樣。天啊，我們的音樂真的墮落到這種地步了嗎？許多電影也是如此，導演在想象力不足的時候，就依賴既強又頻的配樂來說明劇情，突出主題，不知讓寂靜的含蓄或懸宕來接手，也不肯讓自然的天籟來營造氣氛。從頭到尾，配樂喋喋不休，令人緊張而疲勞。寂靜之于音樂，正如留白之于繪畫。配樂冗長而蕪亂的電影，正如畫面涂滿色彩的繪畫，同為笨手的拙作。

我們的生活里真需要這么多“音樂”嗎？終日在這一片泛濫無際的音波里載浮載沉，就能夠證明我們是音樂普及的社會了嗎？在一切藝術形式之中，音樂是最能主宰“此刻”最富侵略性的一種。不喜歡文學的人可以躲開書本，討厭繪畫的人可以背對畫框，戲劇也不會攔住你的門口，逼你觀看。唯獨音樂什么也擋不住，像跨欄高手一樣，能越過一切障礙來襲擊、狙擊你的耳朵，攪亂你的心神。現(xiàn)代都市的人煙已經(jīng)這么密集，如果大家不約束自己手里的發(fā)音機器，減低弦歌不輟的音量和頻率，將無異縱虎于市。

這樣下去，至少有兩個后果。其一是多少噪音、半噪音、準噪音會把我們的耳朵磨鈍，害我們既聽不見寂靜，也聽不見真正的音樂。其二就更嚴重了。寂靜使我們思考，真正的音樂使我們對時間的感覺加倍敏銳，但是整天在輕率而散漫的音波里浮沉，呼吸與脈搏受制于蕪亂的節(jié)奏，人就不能好好地思想。不能思想，不肯思想，不敢思想，正是我們文化生活的病根。

饒了我無辜的耳朵吧，音樂。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

失帽記

二〇〇八年的世界有不少重大的變化，其間有得有失。這一年我自己年屆八十，其間也得失互見：得者不少，難以細表，失者不多，卻有一件難過至今。我失去了一頂帽子。

去年十二月中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為我八秩慶生，舉辦了書刊手稿展覽，并邀我重回沙田去簽書、演講?，F(xiàn)場相當熱鬧，用媒體流行的說法，就是所謂人氣頗旺。聯(lián)合書院更編印了一冊精美的場刊，圖文并茂地呈現(xiàn)我香港時期的十一年，在學府與文壇的各種活動，題名《香港相思——余光中的文學生命》，在現(xiàn)場送給觀眾。典禮由黃國彬教授代表文學院致辭，除了聯(lián)合書院馮國培院長、圖書館潘明珠副館長、中文系陳雄根主任等主辦人之外，與會者更包括了昔日的同事盧瑋鑾、張雙慶、楊鍾基等，令我深感溫馨。放眼臺下，昔日的高足如黃坤堯、黃秀蓮、樊善標、何杏楓等，如今也已做了老師，各有成就，令人欣慰。

演講的聽眾多為學生，由中學老師帶領而來。講畢照例要簽書，為了促使長龍蠕動得較快，簽名也必須加速。不過今日的“粉絲”不比往年，索簽的要求高得多了：不但要你簽書、簽筆記本、簽便條、簽書包、簽學生證，還要題上他的名字、他女友的名字，或者一句贈言，當然，日期也不能少。那些名字往往由索簽人即興口述，偏偏中文同音字最多?！笆裁椿?？恩惠的惠嗎？”“不是的，是智慧的慧?！薄耙膊皇?，是恩惠的惠加草字頭?！眮y軍之中，常常被這么亂喊口令。不僅如此，一粉絲在桌前索簽，另一粉絲卻在你椅后催你抬頭、停筆，對準眾多相機里的某一鏡頭，與他合影。笑容尚未收起，而夾縫之中又有第三只手伸來，要你放下一切，跟他“交手”。

這時你必須全神貫注，以免出錯。你的手上，忽然是握著自己的筆，忽然是他人遞過來的，所以常會掉筆。你想喝茶，卻鞭長莫及。你想脫衣，卻勻不出手。你內(nèi)急已久，早應泄洪，卻不容你抽身疾退。這時，你真難身外分身，來護筆、護表、護稿、扶杯。主辦人焦待于漩渦之外，不知該縱容或呵止炒熱了的“粉絲”。

去年底在中文大學演講的那一次，聽眾的盛況不能算怎么擁擠，但也足以令我窮于應付，心神難專。等到曲終人散，又急于趕赴晚宴，不遑檢視手提包及背袋，代提的主人又川流不息，始終無法定神查看。餐后走到戶外，準備上車，天寒風起，需要戴帽，連忙逐袋尋找。這才發(fā)現(xiàn)，我的帽子不見了。

事后幾位主人回去現(xiàn)場，又向接送的車中尋找，都不見帽子蹤影。我存和我，夫妻倆像偵探，合力苦思，最后確見那帽子是在何時、何地，所以應該排除在某地、某時失去的可能，諸如此類過程。機場話別時，我仍不死心，還諄諄囑咐潘明珠、樊善標，如果尋獲，務必寄回高雄給我。半個月后，他們把我因“積重難返”而留下的獎牌、贈書、禮品等等寄到臺灣。包裹層層解開，真相揭曉，那頂可憐的帽子，終于是丟定了。

僅僅為了一頂帽子，無論有多貴或是多罕見，本來也不會令我如此大驚小怪。但是那頂帽子不是我買來的，也不是他人送的，而是我身為人子繼承得來的。那是我父親生前戴過的，后來成了他身后的遺物。我存整理時所發(fā)現(xiàn)，不忍徑棄，就說動我且戴起來。果然正合我頭，而且款式瀟灑，毛色可親，就一直戴下去了。

那頂帽子呈扁楔形，前低后高，戴在頭上，由后腦斜壓在前額，有優(yōu)雅的緩緩坡度，大致上可稱貝瑞軟帽（beret），常覆在法國人頭頂。至于毛色，則圓頂部分呈淺陶土色，看來溫暖體貼。四周部分則前窄后寬，織成細密的十字花紋，為淡米黃色。戴在我的頭上，倜儻，有歐洲名士的超逸，不止一次贏得研究所女弟子的青睞。

但帽內(nèi)的乾坤，只有我自知冷暖，天氣越寒，尤其風大，帽內(nèi)就越加溫暖，仿佛父親的手掌正護在我頭上，掌心對著腦門。畢竟，同樣的這一頂溫暖曾經(jīng)覆蓋著父親，如今移愛到我的頭上，恩佑兩代，不愧是父子相傳的忠厚家臣。

回顧自己的前半生，有幸集雙親之愛，才有今日之我。當年父親愛我，應該不遜于母親。但小時我不常在他身邊，始終呵護著我庇佑著我的，甚至在抗戰(zhàn)淪陷區(qū)逃難，生死同命的，是母親。肌膚之親，操作之勞，用心之苦，凡她力之所及，哪一件沒有為我做過？反之，記憶中父親從來沒打過我，甚至也從未對我疾言厲色，所以絕非什么嚴父。

不過父子之間始終也不親熱。小時他倒是常對我講論圣賢之道，勉勵我要立志立功。

長夏的蟬聲里，倒是有好幾次父子倆坐在一起看書：他靠在躺椅上看《綱鑒易知錄》，我坐在小竹凳上看《三國演義》。冬夜的桐油燈下，他更多次為我啟蒙，苦口婆心引領我進入古文的世界，點醒了我的漢魄唐魂。張良啦，魏徵啦，太史公啦，韓愈啦，都是他介紹我初識的。

后來做父親的漸漸老了，做兒子的長大了，各忙各的。他宦游在外，或是長期出差數(shù)下南洋，或擔任同鄉(xiāng)會理事長，投入鄉(xiāng)情僑務；我則學府文壇，燭燒兩頭，不但三度旅美，而且十年居港，父子交集不多。

自中年起他就因關節(jié)病苦于腳痛，時發(fā)時歇，晚年更因青光眼近于失明。廿三年前，我接中山大學之聘，由香港來高雄定居。

我存即毅然賣掉臺北的故居，把我的父親、她的母親一起接來高雄安頓。

許多年來，父親的病情與日常起居，幸有我存悉心照顧，并得我岳母操勞陪伴。身為他親生的獨子，我卻未能經(jīng)常省視侍疾，想到五十年前在臺大醫(yī)院的加護病房，母親臨終時的淚眼，諄諄叮囑：“爸爸你要好好照顧”，實在愧疚無已。父親和母親鶼鰈情深，是我前半生的幸福所賴。

只記得他們大吵過一次，卻幾乎不曾小吵。母親逝于五十三歲，長他十歲的父親，盡管親友屢來勸婚，卻終不再娶，鰥夫的寂寞守了三十四年，享年，還是忍年，九十七歲。

可憐的老人，以風燭之年獨承失明與痛風之苦，又不能看報看電視以遣憂，只有一架古董收音機喋喋為伴。暗淡的孤寂中，他能想些什么呢？除了亡妻和歷歷的或是渺渺的往事。除了獨子為什么不常在身邊。

而即使在身邊時，也從未陪他久聊一會兒，更從未握他的手或緊緊擁抱他的病軀。更別提四個可愛的孫女，都長大了吧，但除了幼珊之外，又能聽得見誰的聲音？長壽的代價，是滄桑。

所以在遺物之中竟還保有他長戴的帽子，無異于繼承了最重要的遺產(chǎn)。父親在世，我對他愛得不夠，而孺慕耿耿也始終未能充分表達。想必他深心一定感到遺憾，而自他去后，我遺憾更多。幸而還留下這么一頂帽子，未隨碑石俱冷，尚有余溫，讓我戴上，幻覺未盡的父子之情，并未告終。

幻覺依靠這靈媒之介，猶可貫通陰陽，串聯(lián)兩代，一時還不至徑將上一個戴帽人完全淡忘。這一份與父共戴帽的心情，說得高些，是感恩，說得重些，是贖罪。不幸，連最后的一點憑借竟也都失去，令人悔恨。

寒流來時，風勢助威，我站在歲末的風中，倍加畏冷。對不起，父親。對不起，母親。

另有離愁

學者作家之流，在今日所謂的學府文壇，已經(jīng)不可能像古人那樣“目不窺園、足不出戶”了。先是長途電話越洋跨洲，繼而傳真信函即發(fā)即至，鞭長無所不及，令人難逃于天地之間。在截止日期的陰影下，惶惶然、惴惴然，你果然寢食難安，寫起論文來了，一面寫著或是按著，一面期待喜獲知音的快意，其實在虛榮的深處，盡是被人挑剔，甚至慘遭圍剿的隱憂，恐怖之狀常在夢里停格。

截止日期終于到了，甚至過了。你的論文奇跡一般，竟然也寄了出去，跟許多不相干的信件一起，在空中飛著。不久你也在空中飛著，跟許多不相干的旅客擠在一起。

機場、巴士、旅館、鑰匙、餐券、請?zhí)憬K于到了。接著你發(fā)現(xiàn)自己握著一杯雞尾酒或果汁，游牧民族一般在歡迎酒會的大廳上“逐水草而——立”。其實，人潮如水，你只是一片浮萍，跟其他的“貴賓”萍水相逢而已。你飄搖在推擠之間，擔心撞潑了人或被人撞潑。一只手得緊握酒杯，另一只手得在餐盤與“友誼之手”之間不斷應變。還要掏名片，就需要第三只手了。人影交錯、時差恍惚之際，你瞥見有一片美麗的萍在遠處浮現(xiàn)，正待撥開亂藻追過去，說時遲、那時快，一只“友誼之手”無端伸來，把你截下，劫下。于是互道久仰，交換名片，保證聯(lián)絡，甚至把身邊湊巧或不湊巧的諸友都逐一隆而重之地介紹遍了。再回頭時，那人早已不在燈火闌珊處。這種盛況，王勃早已有言：“十旬休假，勝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滿座?！痹谥鼐奂嫘陆坏臍g樂氣氛中，論文的辛苦，長途的折磨，甚至行李下落不明，都似乎變得不太重要，連學界的二三宿敵也顯得有點親切了。

真正開起會來，不少學者雖然大名鼎鼎，卻是開口不如聞名。學術界常有的現(xiàn)象，是想得妙的未必寫得妙，寫得妙的未必講得妙。古人有“錦心繡口”之說，其實應該三段而論，就是“錦心”未必“采筆”，“采筆”未必“繡口”。所以論文而要宣讀，如果那學者咬字不準，句讀不明，鄉(xiāng)音不改，四聲不分；或者是說得太慢，拖泥帶水，欲吐還吞；或者是說得太急，一口滔滔，眾耳難隨，那錦心不免就大打折扣，而采筆也就減色了。

大型的研討會之類，其實也是一種群眾場合，再深刻的論文，再隆重的宣讀，也不妨多舉實例，偶用比方，或故作驚人之語，或穿插一二笑話，來點“喜劇的發(fā)散”。如果一味宣讀下去，則除了沉悶之外，還會有這么幾個惡果。反應慢的聽眾會把尊論翻來掀去，苦苦追尋你究竟讀到了哪里。反應快的，早已一目十行超過了你，不久已經(jīng)讀完，不必再聽你曉曉了。剩下的一些只覺心煩意亂，索性把論文推開，在時差或失眠的恍惚之中，尋夢去了。有一位朋友就說過：研討會上，正是補覺的好去處。而且，他補充一句，臺上一人自言自語，正好為了臺下眾人催眠。這缺德話令人想起王爾德消遣同行皮內(nèi)羅的某劇，說是教他“從頭睡到尾的最佳劇本”（the best play I've ever slept through）。

除此之外，會場上還有兩樣東西令人不安：一樣是催魂的計時鈴，另一樣是摧耳的麥克風。計時鈴是由一位少女的纖指輕輕點按，其聲叮嚀悅耳，但是傳到當事人的耳里，卻驚天動地，變成時間老人的警鐘，警告他大限到了。這是截止日期的化身，截止的不是悠悠的日期，而是匆匆的分秒，可以稱為dead-minute。叮嚀一響，時間好像猛一抽筋。機警的當事人當機立斷，懸崖勒馬。差一點大勢已去，無心戀戰(zhàn)，沒幾個回合，也就落荒而逃了。碰到麻木的或是霸道的，對一迭連聲的警鈴根本充耳不聞，對時光的催租討債完全無動于衷，簡直要不朽了。這時，主席早已扭頸歪頭，對他虎視眈眈。臺下的眾人更是坐立不安，只差大吼叫他下臺?！笆澜缟嫌羞@么不識相的人！”下一位講者在心里咒著，也轉(zhuǎn)頭向獨夫怒目。過了一個世紀，獨夫終于停了。從永恒的煎熬中解脫，大眾已經(jīng)無力憤怒，只有感激。

麥克風更是全場成敗的關鍵。一架好麥克風，遇弱則弱，遇強則強，其實是無辜的?？上鷿嗍?，竟有一大半不知道如何待它，不是把它冷落在一旁，只顧自言自語，害得所有的耳朵都豎直如警犬，便是過分重用，放在嘴邊，像在舔甜筒，更像在吹警世的號角，害得所有的耳朵迅雷難避。美國人把麥克風前的怯場叫作mike fright。重用麥克風的講者卻相反，只顧對著它殺伐嘶喊，喊得全場的聽眾刺耳摧魂，六神無主。麥克風變成了麥克瘋，摧人欲瘋。好不容易那麥克狂風終于停了，宇宙頓然恢復了安寧。聽眾也才恢復了自己呼吸的節(jié)奏。

計時鈴叮叮，麥克風隆隆，不覺研討會已經(jīng)“圓滿閉幕”。滿座高朋就將風流云散，離愁頓生。大型國際會議的“離愁”別有所指，不是指沉重的別情，而是指沉重的書。原來行裝初整，論文稿件之外，總不免帶些書來，無非是自己的新著，好與學友文朋交換一番。每次都天真地自我安慰：“等送完了，回程就輕松了?！辈涣蠠崆榈呐笥阉蜁?，加上二三十份論文，不知有多少公斤。眼看著又要提得肩酸手痛，想起家里書齋的書災，還得把這一批書帶回去，變本加厲，心情只有更沉，哪有什么“滿載而歸”的喜悅？

這一大堆沉甸甸的巨著，帶回家去是不智，不帶回去是不仁。就這么丟在旅館里揚長而去嗎？太絕情了吧？丟人書者，人亦丟之。想想看，你自己送給別人的嘔心之作，忍令流落在異國的垃圾箱底嗎，別提什么心靈的結晶了，即以形而下觀之，當初造紙犧牲了多少美麗的樹啊。既然提得起，就不該放下。于是滿載而歸。

——一九九四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