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雜史雜傳

中國古代小說的誕生，與史書關系十分密切。《漢書·藝文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隋書·經籍志》稱小說“蓋亦史官之末事”，《新唐書·藝文志》謂小說“皆出于史官之流”，都道出了史書與小說的淵源關系。

雜史、雜傳皆屬于史部，有“體制不經”“真虛莫測”的特點。（《隋書·經籍志》）然兩者亦有區(qū)別。馬端臨《文獻通考》有言：“蓋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所紀者一代或一時之事。雜傳者，列傳之屬也，所紀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為一人之事，而實關系一代一時之事者，又有參錯互見者?！彪s史重在敘事，而雜傳偏于寫人。

雜史體兼史書與說部，按史實成分的多寡可分為兩類：一類史實成分大于虛構，一類小說成分大于史實。前者如陸賈《楚漢春秋》、王粲《漢末英雄記》，近于史；后者如趙曄《吳越春秋》，及袁康、吳平合著之《越絕書》，近乎小說?！秴窃酱呵铩芬谰幠牦w敘述吳越兩國爭霸之史，雖從《左傳》《國語》《史記》取材，但其中包含不少傳說與想象的內容?！端鍟そ浖尽贩Q其“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稍傷曼衍，而詞頗豐蔚……至于處女試劍、老人化猿、公孫圣三呼三應之類，尤近小說家言，然自是漢、晉間稗官雜記之體”?！对浇^書》以越、吳兩國的興衰為主要內容，敘及兩國的主要人物、地理、城市、冢墓、寶劍、建置等門類，有一定的史實依據(jù)，然亦多夸飾虛構，如《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寫越王勾踐得“龍淵”“泰阿”“工布”三把寶劍，晉王、鄭王求之不得，遂興師圍楚，“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于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這里的描寫顯然有些夸張，泰阿之劍具有如此神力，明顯帶有小說色彩。故明代陳塏稱其“文或夸以損真”（《刻越絕書序》），清代盧文弨評其“文奇而不典，華而少實”（《題越絕書》），這些批評的話某種程度上反映《越絕書》具有想象虛構的特點。

雜傳是指真假相參、龐雜不典、有別于正史的傳記。漢代劉向仿太史公“列傳”，作《列士傳》《列女傳》《列仙傳》，始創(chuàng)雜傳之體。后繼者，有梁鴻《逸民傳頌》、侯瑾《皇德傳》、吳人《曹瞞傳》。至魏晉南北朝時，雜傳之作蔚為大觀，《隋書·經籍志》錄雜傳二百一十七部，占史部總類三分之一，可見其規(guī)模龐大?，F(xiàn)今可見漢魏六朝雜傳約四百多篇。《隋書·經籍志》把雜傳大致分為耆舊傳、先賢傳、郡國傳、高士傳等幾類?！缎绿茣に囄闹尽孵嗍略鋈A，分為先賢傳、耆舊傳、孝子傳、孝友傳、高士傳、逸士傳、家傳、列女傳、女訓等。而從雜傳的文本形態(tài)來看，其實可歸為兩類：一為散傳，一為類傳。散傳指單篇個人傳記，如《東方朔傳》。類傳指以類相從的傳記集，如《列士傳》。從雜傳虛實程度的角度，又可將其分為二類：一是實多于虛的，近乎史書；一是虛多于實的，近于小說。雜傳小說不受史書“實錄”原則的束縛，它可以“雜以虛誕怪妄之說”（《隋書·經籍志》），也可以采入“鬼神怪妄之說”（焦竑《國史經籍志》），如劉向《列士傳》寫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遭王糜子諷刺“雖不食我周粟，而食我周木”后，遂絕食七日，這時上天派了一只白鹿以乳喂之，而當叔齊心里想殺鹿而食時，這只白鹿竟然能夠知曉其心思，不復來下，結果伯夷兄弟俱餓死。這跟《史記·伯夷列傳》迥然有別，具有相當?shù)奶摶蒙省Ｍ獙懗醴蛉吮цF柱乘涼而懷孕產鐵，以及雌劍在匣中常悲鳴，明顯荒誕不經，帶有民間傳說的特點，亦為小說之濫觴。雜史也好，雜傳也罷，在史學方面，可以存掌故，資考證，補正史之闕；在文學方面，直接催生了有意作小說的唐傳奇，為唐傳奇乃至明清小說戲曲提供了素材，在人物塑造、情節(jié)結構、敘事技巧等方面，也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