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光明

無論是中國最早的詩學《詩大序》把詩定義為“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還是近代英國偉大的詩人葉芝認為詩人也是“一個向人們說話的人”，實際上都把詩歌當作一種話語，把寫詩作為一種言說方式。但是從詩經到楚辭，到唐詩、宋詞、元曲和“新詩”，中國詩歌真有點像馮至《十四行集》里的《我們天天走著一條小路》，永遠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熟悉的事物中有許多你沒有發(fā)現的深邃和生疏，而一時覺得陌生的路徑說不準曲徑通幽正是我們記憶中的家園。因此，即使《詩大序》那樣的經典論述我們也無法照單全收，因為所謂詩之“六義”，雖然詩法“賦、比、興”與世長存，詩體“風、雅、頌”卻被時間的風沙所覆蓋。而那些突破平仄、對仗、押韻等傳統指標，沒有建行分節(jié)規(guī)律的寫作，也堂而皇之地戴上了詩的桂冠。

20世紀中國詩歌語言與形式的變革，作為社會與文化現代轉型的有機部分，已經成功改變了許多人的詩歌觀念、寫作方式和欣賞趣味。不過，人們逐漸接受、習慣了一種新的詩歌類型與藝術趣味，卻未必真正理解這次革命的性質。這是“新詩”一百多年來始終爭議不斷的根源，也是它的寫作者大多僅憑“天性”和模仿，而不是自覺摸索新的規(guī)律的原因。認識上不去，行動便跟不上，轉型中的中國詩歌要有更廣闊的前程，不僅有待詩人們的自覺實踐，也有待人們認識和梳理百年行程積累的經驗與問題。

彧煌師從郜積意教授攻讀碩士學位時，做的是傳統學問：最后一位大師和現代學術第一位大師王國維的詩學研究，博士論文選擇晚清至“五四”詩歌的變革話題，是有學術準備和學術底氣的。記得開題前我似乎曾經建議他做新詩“自我”問題研究，因為它是新詩之所以為新的一個重要指標?，F在看來，彧煌以“言說方式”來聚集和梳理早期新詩的問題，學術效果更加明顯。因為“自我”固然是新詩的標識，或者說是新詩的“話語據點”，但它究竟是一種話語立場和話語姿態(tài)，有不少心理層面而在學理上說不清楚的東西。而“言說方式”的打破與重建，盡管論題較大，頭緒紛繁，卻是新詩變革的顯現形態(tài)，有相對確定的范疇和路徑可以追尋：畢竟，始起晚清的“新詩”運動，無論作為名詞還是動詞，起點是“言說方式”即語言形式的革新，目的也是找到一種凝聚現代經驗的“言說體制”和“言說規(guī)律”。

將晚清開始的詩歌變革定性“言說方式”的重建，體現了彧煌對文學形式自律與他律辯證互動關系的深入認識。他十分清楚作為想象方式的詩歌體式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接納與聚合不斷變化的新鮮經驗，也可能扭曲和排斥陌生的經驗與感覺。因此，他努力“從美學自律與經驗沖擊的雙重挑戰(zhàn)予以考量”，通過語言介質觀察“經驗與體式之間不斷角力、相斥和包容的運動”，并得出了與一般文學史、詩歌史不同的結論：在一般文學史、詩歌史著作中，“新詩”早已功成名就，而在彧煌看來則是未竟的事業(yè)，“與其說完成了體式與經驗互為抹擦中詩的變奏，不如說它仍在變奏之中”。而在具體的論述中，無論對古典詩歌延續(xù)到晚清后封閉與分裂狀態(tài)的分析，“五四”新詩人對白話詩這一新的“言說方式”的發(fā)現，還是從代際差別中發(fā)現新詩在獲得合法性后在詩藝上、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包括通過對散文詩“以局部的散文結構反總體的散文結構”特點的獨到理解，都體現出一種獨特的處理材料的分析論述能力。一般的文學史、詩歌史都是用材料證明觀點，而彧煌卻努力向人們提供自己對材料的認識與理解，這是難能可貴的。

也許還不能說彧煌已經完全實現了理論梳解與歷史描述的有效對接，找到了一種更貼近中國新詩特點的研究方法，但他在這方面作出的努力相信會得到讀者們的認可。目前的中國新詩研究，大多數人的興趣都在史的歸類描述一邊，然而不重視對材料、史實的辨析與分析，其問題與意義就難以得到彰顯。更何況我們面對的還是嘗試著自我建構“新詩”，簡單承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遠遠不夠。即使是歷史研究，也不是復原歷史，而是要求提供對歷史的深入理解。

2015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