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功-謝福苓：老北大人的“黃金心態(tài)”

采訪時間：2007年11月25日下午

采訪地點：北京大學王禹功-謝福苓夫婦家中

記者：肖龍鳳，郭雅婧

采訪對象簡介：

王禹功，1926年11月生于山東諸城，1949年8月經中組部保送到北大東語系。1953年北京大學畢業(yè)后留校任教。1954年8月～1969年10月在總參謀部二部任參謀。1969年10月復員，在北京汽車靠墊廠以工代干。1973年8月以后調回北大任教，改為轉業(yè)，曾任北大亞非研究所副所長、《亞非問題研究》副主編、北大出版社高級編輯。1987年5月離休?，F(xiàn)為北大藝術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北大老教授書畫協(xié)會理事，北大書畫協(xié)會印社社長，北大學生書畫協(xié)會顧問，中國書畫藝術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文聯(lián)書畫藝術交流中心會員，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創(chuàng)作研究員，中國新世紀書畫研究院名譽院長，國際美術家聯(lián)合會理事，國際美聯(lián)中韓文化藝術專家委員會委員等。

謝福苓，1925年8月生于沈陽，成長于北京。1949年8月在天津河北女子師范學院教育系讀完三年級以后，由團中央、經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調入北京大學東語系。1954年印地語專業(yè)畢業(yè)，調入總參二部任參謀。1969年復員，在北京汽車靠墊廠當工人。1973年調回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亞非研究所，1987年9月離休。離休后潛心繪畫，現(xiàn)為北京大學書畫協(xié)會理事，北大老教授書畫協(xié)會會員，北大學生書畫協(xié)會顧問，中國文聯(lián)書畫藝術交流中心會員，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創(chuàng)作研究員，北京九州書畫院高級書畫師，中國文化藝術域高級書畫師兼藝術委員會理事，中國翰墨書畫院副院長，中國書畫藝術研究會顧問，國際美術家聯(lián)合會理事，世界書畫協(xié)會東京分會理事等。

記者采訪手記：

王禹功老師從1947年來北京讀高中，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北京。60年過去了，王老師還是操一口原味的山東話。聊著聊著，筆者也不由自主說起了山東話。謝福苓老師就在一旁偷笑。她說的可是地道的北京普通話。想想兩人在家“南腔北調”地聊起來，這就有趣了。

王老師經歷過很多事情，也有過很多榮譽。但言談中筆者看出，他最為得意的地方似乎是在北大出版社工作期間為作者出過一些很有價值的書，書的作者因此而得到各種獎項和榮譽，王老師顯得比他們還要興奮。每次上門拜訪，他都要搬出一些經他編輯出版的好書，介紹起來如數家珍。

在王老師的簡介中，筆者原先列了長長的一串頭銜。王老師劃去了一半，又添上一個“北大學生書畫協(xié)會顧問”。他對各種頭銜看得很淡，但與學生有關的他很看重，愿意與學生打成一片。兩位老師現(xiàn)在都是北大學生書畫協(xié)會的顧問，有時應邀為學生做講座。

謝老師也是樂天派，她特別提到“黃金心態(tài)”的作用。她66歲時因患白內障，雙目幾近失明。經手術治療痊愈后，69歲的她開始學習繪畫，技藝提高很快。每天作畫之余，也很注意鍛煉身體，關注時事。謝老師還把作品用相機照下來，再親自動手刻成光盤送給客人。年過八旬的他們積極地學習電腦使用的各種技巧。對生活時時保持好奇心并投入極大的熱情，這大概就是“黃金心態(tài)”的要義所在吧。

記者：王老師好！1949年，您和謝老師同時經中組部保送到北大東語系就讀。這個調干過程是怎樣的？

王禹功：1947年我從青島禮賢中學考入北平育英中學插班讀高一下學期。當時，北平的學生愛國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反美扶日、反國民黨的統(tǒng)治、沈崇事件等，發(fā)源地多在北大，進而影響到全國。育英中學雖然是私立教會學校，也有地下黨的支部和黨領導下的進步社團。高三時，因為我思想進步，又在全年級4個班中考第二名，育英中學民主青年聯(lián)合會的同學讓我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競選校務改革委員會主席，領導課改。北平解放后我正式加入民聯(lián)，并于1949年5月轉為共青團員。

高三畢業(yè)，我參加了北大和其他幾所大學聯(lián)合招生的考試，名列第一。當時我一心想學建筑，報了建筑系。但是解放初期，國家急需一批既了解周邊國家情況，又懂他們的語言的人才。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決定從北京、天津抽調二十幾名具有上大學資格的黨員、團員，到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學習。我被選中了。經過一番思想斗爭，我決定以國家需要為重，放棄已考取的建筑系，進了北大東語系。謝老師也是這么來北大的。

謝福苓：我在天津讀大學時，正值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即將垮臺時期，天津的學生進步運動此起彼伏。當時我是教育系的學生會主席，除了組織同學看進步書籍，還參加了抗暴大游行、反對解散華北學聯(lián)大會、革命歌曲合唱團等。天津解放前夕，國民黨垂死掙扎，瘋狂迫害進步學生，曾在夜里闖入我們學校抓人。所幸得到組織的提前通知，我出去避難，才躲過這一劫。我和通知我的那位同學結為生死之交，至今未中斷聯(lián)系。天津一解放，我們就到街上宣傳共產黨的工商業(yè)政策，以期盡早恢復戰(zhàn)后秩序。

1949年4月，我加入民主青年聯(lián)盟，出席天津市學生代表大會，并當選為校務改革委員會主席，參與教學改革工作。同年7月，在天津八大學院聯(lián)合舉辦的大學暑期學園中，我正式轉為共青團員，8月進入北大學習。1950年1月23日，我被批準成為共產黨員，曾作為學生黨員擔任北大黨委秘書、團委委員、黨支部組織委員、學生會安全部干事等。

王禹功：當時處在建國前后，百廢待興，北大的社會工作也非常繁忙，只能一邊學習，一邊做社會工作。我1950年2月入黨，先后做過北大黨委秘書和東語系黨支部委員、支部書記等。

記者：在北大東語系這幾年，您和謝老師的學習工作都在一起，真是志趣相投。

王禹功：當時，印地語專業(yè)這個班級里，只有我們兩名學員。畢業(yè)時你們謝老師就是我的未婚妻了。1954年，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二部來北大要借調我們倆到他們那里搞外國問題研究。他們讓我們先結婚后報到，這一干就是15年。總參二部是保密機關，在國防部大樓辦公，對外聯(lián)系很少，只與中央級別的單位有業(yè)務來往，編的材料都有機密等級，有的要報送中央領導，只有幾份。這期間，我還擔任過黨支部委員、團支部書記、黨代表等社會工作，先后兩次榮立三等功，被評為部級先進工作者等。還多次隨首長出差，向總參和中央領導介紹情況。

謝福苓：我們那時候是上尉軍銜。我們倆的經歷和榮譽都差不多，我也曾立過兩次三等功，受到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69年人事制度變動，我們有兩個去向，要么是到地方部隊任職，軍銜、級別、工資都可以提高；也可以復員留在北京。我們不圖高工資，也不想當大官，決定先留在北京，有機會再回“老家”北大。因為那時候北大教師多數還在外地下放勞動，教學工作還沒恢復。

謝福苓：我們就留在北京市汽車靠墊廠當了3年多工人，在那里結識了工人群眾，還參加了一些社會工作。1973年鄧小平同志恢復工作后提出知識分子要歸隊，北大教工也已回校辦學，但還缺少一些師資，需要補充新的力量。我們就一起申請調回北大任教，北大很快同意了，經過市勞動局把我們調回北大亞非問題研究所。

王禹功：調回北大是我們的自主選擇，現(xiàn)在我們都已在北大辦了離休手續(xù)，這輩子就是北大人了。

謝福苓：我們在亞非所擔任外國問題研究工作。1987年我離休后先后被北大亞非所和社會科學院亞太所返聘至1990年。我參與編寫的《當代世界農業(yè)》，1992年獲全國首屆“興農杯”優(yōu)秀農村科技圖書一等獎；與他人合寫的《南亞政治經濟發(fā)展研究》，1995年獲陸文星韓素音中印友誼獎。

王禹功：我先在亞非所搞圖書資料和科研，后來主要搞編輯、黨政。先后擔任工會主席、黨支部委員，最后當了常務副所長。這些都是組織選定我做的。在亞非所工作了12年，1985年我主動辭去領導職務，請求調到北大出版社當編輯。我喜歡編輯、出版圖書，在出版社當在職編輯不到3年，但實際上離休后又干了十幾年，擔任責任編輯，出版了幾十冊書。我很滿意的幾本書，也是獲獎的幾本書，都是離休后完成的。其中多數社會效益都比較好，如向在北京召開的世界第七屆印刷大會獻禮的兩本書：《中國圖書出版史編》和《中國木板水印概說》。還有一部分圖書經濟效益、社會效益都好，如英文版的《語言學教程》多次重印，到現(xiàn)在已達100萬冊。

記者：離休后您二位在篆刻、書法和繪畫等方面成績斐然。

王禹功：我從小就喜歡書畫、金石。離休后我的書畫篆刻活動，多是為社會服務，為學校服務。如百壽圖、百福圖、福壽圖等，多次被用來給七八十歲以上的老人祝壽。篆刻作品大都成套，三至六方組成一盒，多數是為中外學者創(chuàng)作的成套印章。如北京大學為祝賀雷潔瓊、周培源、吳大猷、陳岱孫、聞家駟、江澤涵等人的九十大壽，李政道、楊振寧獲諾貝爾獎和七十大壽等贈送的套章。還有為海內外知名學者和名流，如季羨林、費孝通、啟功、張青蓮、丁石孫、黃昆、陳省身、陸平、韓天石、王路賓、王學珍、張龍翔、陳佳洱、李遠哲；以及外國領導人和友好人士，如金正日、金泳三、韓素音、遲田大作、宇都宮德馬等刻的圖章，也多是作為北大贈送給他們的成套印章禮品。

其實離休之后最得意的地方，是我們倆雙雙被評為北京市健康老人和海淀區(qū)學習型家庭、五好家庭。

謝福苓：離休后如何發(fā)揮余熱，我覺得要具備3個條件：一是要身心健康，二是要堅持學習、與時俱進，三是要選擇最喜歡的事情做。

美國作家愛默生說：“健康是人生第一財富。”2005年，我被評為北京市健康老人。其實我生理上也有不少慢性病，只是心理上很健康，沒有思想包袱。時髦的說法叫“黃金心態(tài)”，不追名逐利，知足常樂，快樂每一天。有這樣的心態(tài)就會大病化小，小病變好。而且一個人只要心態(tài)好，就能適應任何工作崗位。我們倆人在學校、部隊和工廠都工作過，干一行愛一行，都得過模范黨員的稱號。

為了使自己遇事能夠想得通，活得明白，我也比較注意學習。每年都訂十幾種報刊，像《報刊文摘》、《作家文摘》、《老年文摘》、《讀者》、《健康指南》、《中老年保健》、《美術報》等。還經常看電視，每天必看的除了中央一臺、四臺的國內國際新聞、焦點訪談、今日說法，還有鳳凰衛(wèi)視中文臺的新聞、時事評論，中央四臺的國寶檔案，中央五臺的大型體育賽事。此外，還有中央各臺在黃金時段播出的電視劇，這些水平較高、催人奮進的文藝作品都是我晚飯后必看的節(jié)目。這些精神食糧，使我能夠了解黨的大政方針，保持與時俱進。

因為從小就喜歡畫畫，離休后，我又開始畫寫意花鳥畫。幸運的是，我老伴的舅父王君華和表妹夫翟品善都是國畫家，他們就當了我的“家庭教師”。翟品善還有教學經驗，經常不辭辛苦上門教畫，親自示范，改作業(yè)、提建議、指門路，使我比較快地入了門。從1994年到現(xiàn)在我已經畫了十幾年，從臨摹開始，觀察寫生，閱讀畫論，繪畫水平逐步提高，還參加了一些繪畫團體，投稿參展。

2006年7月我和老伴80歲生日時，還舉辦了我們兩個人的書畫篆刻展覽會，展出作品200多件以及篆刻作品拓片和全部印譜，得到了北大人事部離退休辦公室和北大幾個書畫協(xié)會畫友的大力支持。還收到很多師友的賀畫、賀禮，包括很多鼓勵和寶貴的批評建議，使我們受益很深。

記者：作為老北大人，謝老師您心目中的北大精神是怎樣的？

謝福苓：我從調入北大學習，以后回到北大任教，至今已經50多年了。北大“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tǒng)，和“勤奮，嚴謹，求實，創(chuàng)新”的學風，一直教育、鼓舞和鞭策著我。這些精神已經深深融入我的靈魂深處，影響著我的行動。畢業(yè)后，我一直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直接或間接地為祖國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教育事業(yè)服務。

具體講，我從事的是南亞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情況的研究工作。工作中我始終本著“勤奮，嚴謹，求實，創(chuàng)新”的精神，認真積累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精神，進行分析研究，寫成約70萬字的科研成果和30萬字的譯文材料，對國家建設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當時在總參二部當參謀，上級要求我們既要是“活字典”、“情況通”，又得有自己的想法，有數據、有說明，研究透了才能向上級匯報，這就需要工作“勤奮，嚴謹”。當時只要上面一個電話過來，就食宿在辦公室里，埋頭搞資料。大學學的是印地語，而資料多是英語的，還得擠時間學英語。同時情況要“新”，不能拿歷史情況給人家看，這就得“求實，創(chuàng)新”?；氐奖贝蠊ぷ饕院?，有一回國內要搞出口加工區(qū)，派代表團去孟加拉國考察，找到我詢問孟加拉國用小麥皮煉油的情況。于是我連夜查找資料，查孟加拉國有多少煉油廠，每個煉油廠都用什么材料。一晚上沒睡覺，由于過度疲勞，一時間暈倒在地。

王禹功：不負責任不行，我們就是這樣對待工作的。在思想上、作風上都嚴格要求自己，自己對自己得要求嚴。如果一心想著追名逐利，不可能做出什么事情。

我在出版社做責任編輯約稿的時候，更看重書的社會效益，有些書可能短期看經濟效益不大，但是很有價值，我就做。像《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受到港澳臺讀者的歡迎，香港還專門印刷出版了繁體字版本。還有為慶祝北大百年校慶，作為總體設計和責任編輯組稿、編輯的《北大人書畫作品集》，受到廣大師生和校友的歡迎。

我們兩人的書畫篆刻作品，經常參加國內外的書畫展。作為扶貧救困和單位禮品，感覺很高雅；但作為書畫交流，我們自己定位一般。如目前在北大三角地辦的“北大名師畫廊”有我們的作品展銷，最貴的也就幾百元，只要人家喜歡就行，以書畫會友嘛。我們的朋友是沒有等級的。社區(qū)給我們訂報紙的姑娘結婚時，我們特意送了一幅畫表示祝賀。一般有朋友為給父母賀壽來求書畫，我們都不要任何潤筆費用。如果是單位找上門來，也就收點裝裱畫盒費，都算以書畫會友。

記者：作為老北大人，王老師您對北大精神是怎么理解的？

王禹功：北京大學是一所具有悠久歷史的大學。一百多年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學術傳統(tǒng)，“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精神，“勤奮，嚴謹，求實，創(chuàng)新”的學風，在北大代代相傳，生生不息。不同時期的北大人為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振興做出了重大貢獻。

謝福苓：考入北大的學生多是品學兼優(yōu)的青年，畢業(yè)后到社會上應該成為棟梁之材、骨干力量。這首先要求政治思想好，要樹立革命人生觀，所以要教育學生做服務型干部；要擁護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身體力行；愛祖國，愛人民，敬老扶幼，孝敬父母；培養(yǎng)艱苦奮斗的作風，抵制一切向錢看的不良風氣；要學有專長，干一行愛一行，努力鉆研，將來才會有所成就；要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畢業(yè)后不應當再處處依靠父母和親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