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早熟，管理系統(tǒng)復(fù)雜。中央集權(quán)體制下的治國理政，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方法。而現(xiàn)有的“教科書”，鮮有能得其門徑者，故而歷史的經(jīng)驗最值得重視。

嘉祐八年（1063）四月，宋英宗趙曙即位，不久，司馬光給皇帝呈上自己編纂的《通志》八卷。這位年僅三十一歲的新皇帝很贊賞司馬光的著作，要他繼續(xù)撰寫，而且國家撥給經(jīng)費，配備修撰人員。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皇帝病逝，神宗趙頊即位。當年十月，初開經(jīng)筵?！敖?jīng)筵”是給皇帝講課的典雅說法?！敖?jīng)”者，經(jīng)典；“筵”者，宴也?！敖?jīng)筵”就是我們今日所謂精神大餐之意。程頤、朱熹都給皇帝開過經(jīng)筵。

這是神宗初登大寶后的第一堂課。司馬光在這堂課中講的都是歷史，就是他奉英宗之命而撰寫的歷史。神宗聽了龍心大悅，但他覺得《通志》這一書名太樸素了，特賜了一個響亮的書名——《資治通鑒》。幾天后，神宗交給司馬光一篇序文，說書成之后，就可以加進去。

一般來說，序要在書寫好后再請人作，要請皇帝作序更是非同小可。唐玄奘（即唐三藏）翻譯了許多佛典，輯在一起，三番五次請皇帝李世民寫序，李世民總有些猶豫，因為他曾經(jīng)批評梁武帝之徒癡迷佛教，說自己唯獨遵奉儒家思想。最后，他還是看在玄奘是兒子李治老師的份兒上（太子的師傅都是儒學(xué)大師，但是玄奘為李治授菩薩戒，也算師傅之列了），在臨終前幾個月寫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文章大約是御用文人代筆的，字則是從王羲之書法作品里采集的（取法王羲之書法的褚遂良也書寫過）。李世民只是掛了一個名，而且把寫序變成了書法游戲。

宋神宗可不是這樣。司馬光的書還沒有寫好，他就作好了序言，而且在序言中大發(fā)感慨：“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詩》《書》《春秋》無不重視讀史，“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跡，存王道之正，垂鑒戒于后世者也”。神宗從司馬遷的《史記》談到當下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鑒》，尤其贊揚司馬光這部書切磋“治道”的努力：

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guī)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

在序文的最后，神宗提到書名的事：

《詩》云：“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惫寿n書名曰《資治通鑒》，以著朕之志焉耳。

宋神宗說得非常清楚，讀史書，知往事，見得失，銘“商鑒”，對于他的求索治道，非常有益。史書中所載的“治道”是什么呢？神宗用了十二個排比句：“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guī)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

這十二個排比句分六個層次：

“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即書中關(guān)于治國理政決策時的精彩議論及其行政操作方面，德與刑兩方面優(yōu)良的制度規(guī)章。

“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涉及天象和人事（自然與社會）的和諧、吉兇禍福諸般征兆的探究。

“威福盛衰之本，規(guī)模利害之效”，即懂得權(quán)威與福澤之所以盛衰，其本源何在；清楚規(guī)劃重大國事的利害攸關(guān)功效之所在。

“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即良將打仗的方略，循吏（公正執(zhí)法而愛民的官吏）的有效治理措施。

“斷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對是非曲直要有判斷，求治的根本是勤勉，不能怠惰。

“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即用詞淵博厚實的文體，規(guī)誡勸諫深刻的含義。

歸納起來就是，精到議論與施政、天象人事與吉兇、社稷禍福與利害、良將之策與循吏之治、處事之明斷與勤政、為文之體例與要義，所有這些有資于治國的方略，“良謂備焉”。在宋神宗看來，《資治通鑒》就是這樣一部治國理政的教科書。

中華書局1956年出版的《資治通鑒》共收了三篇序文，除了上面這篇宋神宗御制序文外，還有兩篇：一篇是最早給《資治通鑒》全面作注的宋元學(xué)者胡三省的序，另外一篇是元初興文署初刊《資治通鑒》時翰林學(xué)士王磐的序（按，王磐雖然寫了此序，但是興文署并沒有印刷《資治通鑒》，見王國維《元刊本資治通鑒音注跋》，詳盡考證見辛德勇《興文署本胡注〈通鑒〉的真相及其他》）。

胡三省的《新注資治通鑒序》寫得比較專業(yè)，談到中國的史學(xué)傳統(tǒng)，談到他注釋《資治通鑒》的衷曲和個人的遭遇，也有一段談到《資治通鑒》的價值和意義：

世之論者率曰：“經(jīng)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jīng)不可同日語也?！狈虻罒o不在，散于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shù)。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師，創(chuàng)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胡三省是寶祐四年（1256）的進士，與文天祥、謝枋得是同科進士（文天祥是第一名），宋人稱之為同年。胡三省秉承家學(xué)，酷愛讀史，入仕之初就已經(jīng)以《資治通鑒》專家知名。1275年，他曾被推薦到同為臺州老鄉(xiāng)的賈似道幕下任職，見其冥頑剛愎，不聽正言，乃棄官歸鄉(xiāng)里。宋亡，不仕于元朝，專心注釋《資治通鑒》，年逾古稀去世。胡三省《資治通鑒》注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家國情懷、卓識洞見，陳垣先生在《通鑒胡注表微》里有精到的分析。上引序文中那段評價的意義是說，無論什么人，不管是君是臣，還是普通百姓（人子），乃至帶兵之將，都應(yīng)該了解歷史，從閱讀《資治通鑒》這部大書中尋找知識和智慧，提升治理國家的能力、克敵制勝的本領(lǐng)，以及為人處世的技巧。

至于元初宰相王磐，是金朝的進士，入元累官至翰林學(xué)士，忽必烈時任宰相之職。為人剛正、廉潔，酷愛讀書。他在給興文署（元朝在大都專門建立的刊書機構(gòu)）新刊《資治通鑒》所作序文中說：

古今載籍之文，存于世者多矣。茍不知所決擇而欲遍觀之，則窮年不能究其辭，沒世不能通其義，是猶入海算沙，成功何年！善乎孟子之言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知，急先務(wù)也。”大抵士君子之學(xué)，期于適用而已；馳騖乎高遠，陷溺乎異端，放浪于詞華，皆不足謂之學(xué)矣?！兑住吩唬骸熬佣嘧R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薄墩f命》（《偽古文尚書·周官》）曰：“學(xué)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比舸苏呖芍^適用之學(xué)矣。

前修司馬文正公，遍閱歷代舊史，旁采諸家傳記，刪繁去冗，舉要提綱，纂成《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zhàn)國，下終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賢君、令主、忠臣、義士、志士、仁人，興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guī)，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jié)，叩函發(fā)帙，靡不具焉。其于前言往行，蓋兼畜而不遺矣；其于裁量庶事，蓋擬議而有準矣。士之生也，茍無意于斯世則已；如其抱負器業(yè)，未甘空老明時，將以奮發(fā)而有為也，其于是書，可不熟讀而深考之乎！

朝廷憫庠序之荒蕪，嘆人材之衰少，乃于京師創(chuàng)立興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員，咸給祿廩，召集良工，剡刻諸經(jīng)子史版本，頒布天下，以《資治通鑒》為起端之首，可謂知時事之緩急而審適用之先務(wù)者矣。

噫！遐鄉(xiāng)小邑，雖有長材秀民，向慕于學(xué)而無書可讀，憫默以空老者多矣。是書一出，其為天下福澤利益，可勝道哉！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書，而留侯為萬乘師；穆伯長以《昌黎文集》鏤板，而天下文風遂變。今是書一布，不及十年，而國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觀之矣。

王磐的序談了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說，世間的書很多，知識也學(xué)不完，堯、舜這樣聰明的圣人也只學(xué)最切用的知識。對于奮發(fā)有為、志在經(jīng)邦濟世的士子來說，學(xué)習(xí)歷史最切要，要學(xué)習(xí)前人的治理得失，提升自己入仕行政的水平。

第二層意思是說，就歷史書而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最應(yīng)該讀。為什么呢？因為“賢君、令主、忠臣、義士、志士、仁人，興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guī)，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jié)，叩函發(fā)帙，靡不具焉。其于前言往行，蓋兼畜而不遺矣；其于裁量庶事，蓋擬議而有準矣”。這段話相當于是對神宗十二個排比句的概括?！芭d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guī)，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jié)”，從治國之道到為官之道，說得更為簡明。接著的那句，“其于前言往行，蓋兼畜而不遺矣；其于裁量庶事，蓋擬議而有準矣”，是說該書對于前人的言行得失，兼收并蓄，記載精詳；對于諸事的裁量處置，能給出可資參考的見解。因此，他感慨說，現(xiàn)在國家建立專門的出版機構(gòu)興文署，擬刊刻各種傳世經(jīng)典，第一部就選《資治通鑒》，真是知道輕重緩急，選得非常好?。骸翱芍^知時事之緩急而審適用之先務(wù)者矣。”

王磐序的第三層意思是勉勵，希望這部《資治通鑒》的問世，能夠在十年之內(nèi)帶來治國理政人才輩出的局面：“今是書一布，不及十年，而國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觀之矣?！睘槭裁催@么樂觀呢？他舉了兩個例子，當初圯上老人出袖中一書，而張良研讀后就成了劉邦的國師，被封為留侯；北宋穆脩（字伯長）雕版印刷可供士人閱讀的《韓昌黎文集》，助推古文運動，天下文風為之一變。所以王磐說：“噫！遐鄉(xiāng)小邑，雖有長材秀民，向慕于學(xué)而無書可讀，憫默以空老者多矣。是書一出，其為天下福澤利益，可勝道哉！”

從王磐的序言中，我們完全可以體會出，這位官至宰輔、享年逾九十的政治人物，是如何重視《資治通鑒》對于官員們提升自己治理能力的意義的。

晚清名臣曾國藩是王磐的知音。咸豐時任浙江巡撫的安慶宿松人羅遵殿（1798—1860），道光十五年（1835）進士，1860年太平軍進攻杭州，羅氏闔家死難，唯有在外地求學(xué)年僅弱冠的兒子羅少村幸免。靈柩運回宿松（今屬安徽安慶市）隘口老家不久，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都趕到宿松隘口羅家祭奠。羅少村出來迎拜。羅遵殿屬于湘軍之黨，與曾國藩交情甚篤。當遺孤羅少村專門寫信給曾國藩叩問入仕讀書之道時，曾國藩回復(fù)了一封信，說“竊以先哲經(jīng)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鑒》”。要講前賢往哲談經(jīng)邦治國的書籍，沒有一部能超過《資治通鑒》。曾國藩的這句話說得很滿，盡管他是一個很持重的人。這一定有他的理由。理由是什么呢？“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論風俗，因蜀漢而論正閏，因樊英而論名實，皆能窮物之理，執(zhí)圣之權(quán)。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luò)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jīng)以外不刊之典也。”曾氏還叮囑說，足下若能熟讀此書，“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致失墜”。曾國藩特別重視《通鑒》評論史事能“窮物之理，執(zhí)圣之權(quán)”；敘說軍事得失緣由，脈絡(luò)分明；討論成功人士家族興旺與衰敗之緣故，詳盡細致，發(fā)人深思。所以，他斷言，就經(jīng)世之書而論，首推《資治通鑒》。

曾國藩的這個評價后來也為毛澤東所認可。五十年代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古籍整理的第一部為《資治通鑒》，這是毛澤東欽定的安排，而且是當面給吳晗下的任務(wù)：“《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汲取經(jīng)驗教訓(xùn)?！蓖砟甑拿珴蓶|說他一生讀《資治通鑒》有十七遍，贊揚《資治通鑒》講戰(zhàn)爭，充滿了辯證法。多次給人推薦說《通鑒》是值得再讀的好書。

我們一起閱讀了宋神宗、胡三省、王磐三位各自為《資治通鑒》寫的《序》，發(fā)現(xiàn)三篇序言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認為求索治道，需要讀史。這也正是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的初衷：“專取關(guān)國家興衰，系民生休戚”的歷史事件。

《資治通鑒》記事，涉及周秦漢晉唐及五代共1362年歷史。本書著眼于“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每講之前，略敘一代之興衰與治理之功過，以為通論；于通論之下，則撮取《通鑒》中具體人與事予以討論，俾使前之所論，有所證說。歷史的魅力在于具體的人物和故事，任何治國之道、經(jīng)世之術(shù)，都只有落在具體的情景人事當中，才有切近的感覺，才有方法論的意義。

是為序。

張國剛
庚子仲夏廿六日于清華大學(xué)荷清寓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