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仕進與精思著文

——論漢代官僚士大夫與文人文學之關系

趙敏俐

在中國文學史上，文人占有重要地位。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傳世的作品數(shù)量最多，藝術水平最高，而且還因為文人文學代表著中國古典文學的審美傳統(tǒng)與發(fā)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的文人文學雖然極為發(fā)達，但是基本上并不存在專以寫作為職業(yè)的文人作家群體。中國封建社會文人的基本身份是官僚士大夫或者是沒有進入官僚階層的儒家知識分子。讀書仕進、輔政安民是他們的人生追求，他們從來都不以文學創(chuàng)作為終極目的。從這一點來講，文學創(chuàng)作只是他們的余事或者說是副業(yè)。但是，他們又是那樣熱情地投入寫作，以致形成一個優(yōu)良的傳統(tǒng)，成為中國文學中最為亮麗的一道風景。那么，在中國古代的文學發(fā)展中這種現(xiàn)象是從什么時候出現(xiàn)的？我們?nèi)绾握J識中國古代的這些“文人”？他們的讀書仕進之路與精思著文之間到底是一個什么關系？我們又如何認識中國古代文人文學的本質(zhì)？這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內(nèi)容。

一、漢初儒生的不遇與選士制度的變遷

通過讀書—仕進而成為官僚士大夫，這是自漢代以來形成的重要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而作為讀書人主體的儒生群體的產(chǎn)生，其遠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社會的“士”?！笆俊痹谥艽鐣幕旧矸菔歉骷壻F族，他們從小就受到很好的貴族教育，文武兼修，長大后通過世襲的方式參與政治。39到了春秋后期，秉承上古詩書禮樂文化傳統(tǒng)的“文士”崛起，成為中國古代的知識階層，他們以“體道”為己任，以“三不朽”為自己的人生理想，以積極參與國家政治實踐為要務。戰(zhàn)國時代的大變革給他們提供了最好的實現(xiàn)人生理想的社會舞臺，百家爭鳴的學術環(huán)境張揚了他們的思想與個性。但是，接下來的中國歷史卻發(fā)生了重大轉折，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焚書坑儒，廢儒家之“王道”而尚法家之“霸道”，獎勵軍功，以吏為師，建立了一套新的選官制度。以讀書為主的儒生群體，在秦代社會的政治制度中受到了嚴重的排斥。

漢承秦制，漢初的儒生們步入仕途的這一道路也充滿了坎坷。《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薄稘h書·高帝紀下》：“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jiān)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guī)摹弘遠矣?！笨梢?，在漢高祖劉邦建國之初，當務之急是穩(wěn)定社會秩序。在政治制度的建設上延用秦制，“明簡易，隨時宜”。而漢高祖本身不好“文學”，瞧不起儒生，在用人政策上更強調(diào)實用。丞相蕭何本是秦代文吏出身，有很強的管理能力。選拔文吏從事各級政府的管理，也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稘h書·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漢惠帝以后到文、景之世，雖然社會已經(jīng)安定，但是幾任皇帝仍然不喜歡儒術?！妒酚?span >·儒林列傳》：“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笨梢姡兇獾娜迳跐h初是得不到重用的。

儒生在漢初得不到重用，與他們本身管理能力缺乏也有很大的關系?！胺蛉逭咭粤嚍榉?。六藝經(jīng)傳以千萬數(shù)，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40，儒者以學習六經(jīng)為主，以傳承文化知識為己任，因而，他們很難承擔起治理國家的重任。對于儒生的這一弱點，王充在《論衡·超奇篇》中有生動的描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于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钡湫屠邮菨h武帝時期的博士狄山，《史記·酷吏列傳》中曾記載了他的故事：

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鄙蠁柶浔?，山曰：“兵者兇器，未易數(shù)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shù)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庇谑巧献魃唬骸拔崾股右豢?，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痹唬骸熬右豢h？”對曰：“不能?！睆驮唬骸熬右徽祥g？”41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庇谑巧锨采匠僳怠Ｖ猎掠?，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后，群臣震慴。

博士狄山在漢武帝面前議論橫生，引述歷史，陳述和親之利，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他顯得過于迂腐，既不能揣摩人主之意，還要說漢武帝寵臣張湯的壞話。于是惹怒了漢武帝，發(fā)配他去守衛(wèi)一個城堡。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儒生，何以能做這樣的事情？不到一個月，狄山的腦袋就被匈奴砍掉了。此正所謂“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 。這個例子雖然有點極端，但是漢初儒生缺乏社會實踐能力卻是不爭的事實。

促進漢代社會重視儒生的客觀條件，首先是整個社會對儒家思想文化的要求。漢初統(tǒng)治者推行黃老之術，以吏為師，雖然有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和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但是也潛藏著巨大的矛盾。漢武帝即位之時，這些矛盾進一步增強，諸侯王的圖謀不軌、豪黨之徒的武斷鄉(xiāng)曲、公卿大夫的奢侈豪華與廣大農(nóng)民的破產(chǎn)，構成了社會的極不穩(wěn)定因素。與此同時，漢王朝內(nèi)部卻缺少一種統(tǒng)一人心的治國理論，從上到下都面臨著深刻的思想危機。以無為而治為精髓的黃老思想在這方面顯得無能為力，唯功利是求的法家政治本身更是對人文道德的破壞。在漢帝國走向強盛的同時，必須要整治人心，以維護帝國事業(yè)的向前發(fā)展。漢武帝對此有深刻認識，就在他即位當年，首先就聽從丞相衛(wèi)綰的建議，在朝廷舉薦人才中摒棄了法家與縱橫家?！敖ㄔ甓拢t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嗫伞！蔽迥旰蟾]太后崩，第六年（元光元年）漢武帝就下《策賢良制》，征詢“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yè)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的大計。向封建帝國社會重新提供思想庫的這一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儒家學者的身上，于是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出。董仲舒認為，這就要“承天意而從事”，“任德教而不任刑”。為政不行，就必須更化，才能治理。那么，如何才能更化呢？董仲舒根據(jù)儒家的理論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張，其中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要“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二是要對百姓進行教化，讓他們“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yǎng)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三是舉賢授能，“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要做到以上幾點，當務之急就是要統(tǒng)一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42。他希望在現(xiàn)有的封建制度基礎上加強社會道德秩序的建設，包括興學教民，改變官吏選拔的辦法。這從理論上解決了大漢治國必須要用儒學來整治人心，必須要用儒家賢人來管理社會的問題。它適應了漢帝國政治發(fā)展的需要，因而得到了漢武帝的賞識。

如果說，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漢武帝實行一系列改革的理論指導，那么，漢武帝從即位以來就重用儒生的策略則推動了這一新的官僚選拔制度的實現(xiàn)?！稘h書·儒林傳》：“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shù)，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xiāng)風矣?！边@其中，尤以公孫弘的作用為重要。

公孫弘是自漢興以來第一位以儒家學者的身份登上丞相高位的人，他少年時曾為獄吏，年過四十余才開始學習《春秋》，六十歲以賢良征為博士。當時對策者百余人，漢武帝對他最為賞識，“擢弘對為第一”。以后為內(nèi)史多年，再遷為御史大夫，“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在公孫弘為博士期間，曾上書漢武帝，提出興辦儒學，培養(yǎng)人才，并建議多用儒生中的高第者承擔國家中的重要職位，由此在漢代選拔人才的方向上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稘h書·儒林傳》對此有詳細記載，其要點如下： 第一，建議漢武帝在京師立太學，招收博士弟子，郡國縣官也有推薦之責。第二，一年之后經(jīng)過考核，成績優(yōu)秀，能通一藝者可以重用，成績差者淘汰。第三，在低層官吏向上升遷的過程中，將是否通達儒學看成一個重要的條件。公孫弘的建議得到了漢武帝的同意。自漢武帝開始，漢代官吏的選拔政策有了重大改革，儒生們從此有了一條名正言順的可以通過讀書而仕進的道路。漢武帝以后，博士弟子逐漸增多，“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jīng)者皆復。數(shù)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jīng)》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yǎng)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余，復如故” ?！白晕涞哿ⅰ段褰?jīng)》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yè)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jīng)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盡管這一讀書仕進之路與后世的科舉考試還有很大區(qū)別，但是它的確改變了以往多從郎中、中郎、和吏二千石子弟中選官的辦法，從此以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漢書·儒林傳》）。從這個意義上講，延續(xù)了近二千年的中國古代社會的“讀書仕進”之路，也是從漢武帝時代才真正開始的。

二、儒生的自我改造及其與文吏的融合

漢代儒生讀書仕進之路的形成，與漢代儒生的自我改造也是密不可分的?？陀^上講，由于先秦的儒生以學習六經(jīng)、傳授知識為主，在秦漢官僚政治社會里是缺少從政的技能與本領的。為了實現(xiàn)他們的政治理想，走向仕途，他們就必須進行自我改造，以適應這個社會的需要。這個改造過程，實際上從漢初就已經(jīng)開始。當時的幾位著名儒生，如陸賈，雖然以儒者自居，但他不是純粹的儒者，他的思想中帶有明顯的法家意識和道家傾向。叔孫通本為秦博士，楚漢戰(zhàn)爭時投奔項羽，以后又投靠劉邦，為劉邦制定禮儀制度，因而得到劉邦的重用。但是他的這些所作所為，已經(jīng)超出了一個儒者的范疇。司馬遷對他評價頗高，認為他“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43。漢文帝時儒家出身的賈誼，關心國政、議論縱橫，其很多政治主張，也早就超出了儒家學派的界域。晁錯也算一位曾修習過儒家經(jīng)典的人，但是他更喜好的還是申商刑名之學。公孫弘的經(jīng)歷也很能說明這一點。他少時習吏，四十歲以后才學習儒學。史稱其“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余，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悅）之，一歲中至左內(nèi)史”。漢武帝為儒生們開啟了一條通向仕途之路，這在中國政治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這為儒生們實現(xiàn)自己的治世理想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時也對他們提出了新的要求。儒生們往往從書本出發(fā)，把現(xiàn)實社會理想化，其處世或議論常不免宏闊迂腐；而統(tǒng)治者則需要的是務實的治國人才。因此，一個儒生如何才能把自己通過經(jīng)書學習而得到的文化知識變成政治智慧，是對他們的一個嚴峻考驗。《漢書·循吏傳》說：“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nèi)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nèi)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jīng)術潤飾吏治，天子器之?！笨梢?，漢武帝在當時雖號稱重儒，所重視的也不是那些腐儒，而是像董仲舒、公孫弘、倪寬那樣“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jīng)術潤飾吏治”的儒家。

儒生和文吏在漢初屬于兩個不同的社會群體，二者之間有著嚴格的區(qū)別。儒生有時候可以被稱為“文學”，而文吏之俗稱則為“刀筆吏”。如《史記·張丞相列傳》載高祖時，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辟Z誼在《陳政事疏》中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王先謙《補注》引周壽昌語：“刀筆以治文書，筐篋以貯財幣，言俗吏所務在科條征斂也?！蔽睦綦m然也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識，但是他們并不以宣傳文化為己任，也不把自己視為文化的承載者，他們所關心的，只是如何執(zhí)行自己的官僚職能而已。

文吏們接受的教育，也與儒生有別。他們從小所學的不是經(jīng)書，而是文字記錄法律條文以及做吏的職責等，“欲進入吏途，則都是必先有一個學吏的過程的，不論通過官學或私學，或向正式吏員去做學徒，總是先取得做吏的業(yè)務能力與資格，然后再結合長吏的辟置而進入吏途，故漢有‘文吏之學’產(chǎn)生”。44這些文吏在政治上的升遷，主要看他們的業(yè)務能力和任職年限。漢代的許多大臣，就是從地方官吏步步升遷上來的。如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尹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尹賞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龔勝為郡吏，病去官，征為諫大夫，王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丙吉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廷尉右監(jiān)，于定國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45

因為文吏是漢初官吏的主體，儒生步入仕途就會對他們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那時這兩個群體之間的矛盾是很大的。由于他們出身不同，教養(yǎng)不同，在政治上的看法也不同，互相間又有比較大的利益沖突，發(fā)生爭論是必然的。這種爭論一直持續(xù)到東漢還沒有結束。王充在《論衡·程材》中對此曾有較好的辨析。他說：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吏誤用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

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并好學仕宦，用吏為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非歸于儒生，付是于文吏也。

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jié)優(yōu)，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

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迳伪荆睦衾砟?，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

由王充所論我們可知，即便是在東漢，世俗仍有輕儒生而高文吏的習氣。王充為此而為儒生抱不平，他認為儒生所治為本，文吏所事為末。王充雖有偏袒儒生之意，但在客觀上也說明，儒生在事功方面確有不如文吏之處，他們在走入仕途的過程中必須要改造自己，在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同時，一定要具有優(yōu)秀的管理能力。真正由讀書出身而在政治上又居高位的優(yōu)秀官僚，必須是二者的結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漢代的政治制度從本質(zhì)上講并不是純粹的儒家制度，而是儒法的融合，內(nèi)儒外法，是“霸王道雜之”。據(jù)《宋書·百官下》：“漢武帝納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jié)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jīng)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边@四科當中，前兩項是對文化修養(yǎng)與道德操守的要求，后兩項是對管理才能的考量。事實也是如此，自漢以后的儒生在中國的政治領域之所以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為他們經(jīng)過了這樣的改造，符合以上四科的要求。可以看出，這一改造的過程也是與文吏融合的過程。拒絕接受這種改造和融合的儒生，不是迂腐之輩，就是狂放之人，他們在仕途上是不可能得意的。

在漢代政治舞臺的較量中，經(jīng)過自我改造的儒生最終打敗了文吏。之所以如此，除了漢代社會歷史發(fā)展的需要之外，文吏們?nèi)鄙俪绺叩娜宋年P懷是其最為致命的缺陷。文吏們以商鞅、韓非的法家理論治國，排斥禮義仁愛孝悌等人文道德關懷，嚴刑峻法，刻薄少恩。漢代以文吏出名者莫過于張湯，少兒時即顯出不凡的吏治才能，官至御史大夫。治法嚴明，為官清廉，斷獄無數(shù)，甚得漢武帝信任。但即便是張湯這樣的人，同樣缺少高尚的儒家人文關懷和堅持正義的精神，斷獄往往按主上意旨，“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jiān)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jiān)史輕平者。”至于像王溫舒那樣的酷吏，沒有任何道德操守可言。史稱：“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彼抉R遷有感于此而做《酷吏列傳》，他雖然肯定了張湯等人的可取之處，所謂“其廉者足以為儀表”，但是更重要的是對這些酷吏的嚴厲的批評，所謂“其污者足以為戒”。而對于那些極為殘暴者：“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仆鋸項，天水駱璧推咸，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樸擊賣請，何足數(shù)哉！何足數(shù)哉！”46由此而反觀儒生之從政，其意義不僅僅在于他們經(jīng)過自我改造后也具備了吏治之才干，而在于他們把儒家的人文關懷滲透到國家的政治管理當中。一個真正優(yōu)秀的儒家出身的官吏，不僅要使其民能夠“安居樂業(yè)”，而且還能夠做到“移風易俗”，其代表人物就是蜀守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余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yè)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赍計吏以遺博士。數(shù)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jīng)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h邑吏民見而榮之，數(shù)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

文翁終于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47

文翁的意義，不僅在于使蜀地人民安居樂業(yè)、移風易俗，為漢代樹立了一個儒生出身的官吏的正面形象，而且還在于他的事跡從深層次上說明了儒家士大夫政治所以優(yōu)于法家文吏政治之處。它使得這個社會的官僚體系不是僅僅停留在事功的層面上，而是把儒家的道德倫理觀念深深地融注其中，使這個士大夫官僚體系具有了高尚的道德價值取向，從而建立了一個新的道器相通的政治文化模式。按閻步克所說：“這種政治文化模式認定，每一個居身上位者相對于其下屬，都同時地擁有官長、兄長、師長這三重身份，都同時地具有施治、施愛、施教這三層義務。尊尊、親親、賢賢之相維相濟，吏道、父道、師道之互滲互補，君、親、師之三位一體關系，再一次地成為王朝賴以自我調(diào)節(jié)與整合社會基本維系，并由此造成了一種特殊類型的專制官僚政治——士大夫政治：‘君子治國’之政治理想，‘士、農(nóng)、工、商’之分層概念，也就一直維持到了中華帝國的末期。”48其意義之大，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漢代文人群體的產(chǎn)生與價值期許

明確了漢代儒生讀書仕進之路的形成和儒生與文吏之別，我們再來探討中國古代“文人”的產(chǎn)生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也就有了明晰的歷史認識基礎。

從歷史文獻來看，“文人”這一名稱，最早出現(xiàn)于《尚書》和《詩經(jīng)》?！渡袝?span >·文侯之命》里有“追孝于前文人”之語，孔安國傳將其解釋為“文德之人”?！对娊?jīng)·大雅·江漢》：“告于文人”?！睹珎鳌罚骸拔娜?，文德之人也?！编嵭M一步將之解釋為“有德美見記者” ?？梢姡惹貢r期所說的“文人”，指的乃是有德之人，與后世所稱的“文人”并不一樣。而且，“文人”這一名稱，在我們所查找的現(xiàn)存先秦文獻中僅此兩見49，可見其使用面很窄。即使是到了現(xiàn)存的西漢諸子與《史記》《漢書》中，也不見“文人”一詞的蹤影。事實上，較多地使用“文人”這一詞匯，并對其身份進行界定的是東漢早期的王充。他在《論衡·超奇篇》中說：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史蚰苷f一經(jīng)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50

王充在這段話里把“儒生”“通人”“文人”“鴻儒”按照其學問大小與寫作能力的水平進行排列，具有很深的意味。它說明，在王充的觀念或者說在漢人的觀念里，文人并不是一般的讀書人，也不是專指有知識的人，而是指那些能夠“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他們與“儒生”“通人”“鴻儒”同屬于一個讀書人系列，是這個系列中達到較高水平的一個階段。其最高境界則為鴻儒。那么，何謂鴻儒呢？就是能知“大道體要”、能為國家建功立業(yè)之人。他接著說：

商鞅相秦，致功于霸，作《耕戰(zhàn)》之書。虞卿為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陡麘?zhàn)》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茍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

可見，在王充的眼里，“文人”和“鴻儒”雖然同屬于一類，但是境界之高下卻大有不同。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文人”最多不過是能寫那些辭藻華麗而無實用之文章的“文學家”，真正的“鴻儒”則是通過自己的文章才學最終為國家建功立業(yè)的人，是商鞅、陸賈、桓譚、劉向、魯連、鄒陽之類的人，他們以文章成就了事功。至于在王充的家鄉(xiāng)，則“前世有嚴夫子，后有吳君商高，末有周長生”，他們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51?？梢姡傍櫲濉辈攀峭醭湫哪恐械娜松硐?。

王充的這段論述，既表達了他個人的理想，也代表了漢代儒生人生觀和價值觀的轉向。這既是漢代儒生自我改造的結果，也是儒家士大夫政治系統(tǒng)形成以后讀書人的必然選擇。讀書是為了從政，只有從政才能實現(xiàn)自己的社會抱負和人生理想。但是，在漢代還沒有形成一個讀書人通過科舉考試而直接進入官場的條件，援引、舉薦還是漢代儒生們進入官僚隊伍的主要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儒家讀書人要讓別人了解自己便只有“興論立說、結連篇章”了。這成為漢代儒家讀書人向外展示自己的最佳方式，也是他們自我形象的塑造。寄望以文章來表現(xiàn)自己的才學、表達自己的思想，有補于事功，從而被人推薦、援引，進而建立不朽的功名。于是“文人”之名生焉。

由此可見，在這種政治轉化的過程中，不管漢代“文人”之文章寫作的到底有多好，“為文”本身并不能成為一個社會職業(yè)，也不是“文人”的終極理想，而只是他們個體能力的一種表現(xiàn)而已。哪怕他一生真的靠“文”而成名（如司馬相如、司馬遷、楊雄、張衡等），他的社會職業(yè)也肯定不是“文人”，“文人”只不過是他們在自己的社會職業(yè)之外而獲得的另外一個特殊稱呼罷了。由此我們便回到王充的論述上來，發(fā)現(xiàn)他之所以把“鴻儒”當作人生的最高的追求，之所以瞧不起唐勒、宋玉之流的人物52，自然也就很好理解了。

王充對于“文人”的上述議論，表達了他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代表了東漢時代讀書人群體的人生理想。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漢代的讀書人當中卻并沒有幾個人達到了自己的人生最高目標，真正成為“鴻儒”，包括王充本人。這在客觀上也說明了像王充這樣的“文人”在漢代社會中的尷尬處境：他們雖然有著滿腹的才學，但是卻得不到施展的空間，沒有建功立業(yè)的機會。他們處于政治生活的下層，沒有條件參與官僚政治管理，大多疏闊于事情，所做之“文”自然也不會切合時用，因而給人的印象不過是一群只會舞文弄墨之徒而已。被人譏諷為“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也就不足為奇，其結果必然是“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薄Ｋ?，“文人”這個稱呼，從他們可以“興論立說、結連篇章”的角度看固然了不起，但是若把它放在漢代政治社會里當作對一個人的稱呼，多少是帶有一些貶義的。這一點，當我們把它與“士大夫”這一稱謂比較時會看得更為明顯。

但是“文人”這個稱謂，在儒家讀書人那里的確具有一定的神圣意義，這不僅僅是由于結體撰文可以展現(xiàn)他們的才能，而且還寄托了儒家讀書人一份崇高的社會責任。從這一點來說，他們與先秦時代有志于道的“士”有一定的繼承關系?？鬃诱f：“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在漢代社會官僚政治的變遷中，儒生最后之所以取代文吏，也正在于儒生把社會道德價值觀引入行政管理中來，從而使“尊尊、親親、賢賢之相維相濟，吏道、父道、師道之互滲互補，君、親、師之三位一體”，建立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官僚體制。正因為如此，在未入仕之前儒家讀書人通過“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來顯示自己的才能固然是應有之義，在入仕之后繼續(xù)“精思著文連結篇章”仍然是他們的重要責任。這就是漢代文人們對自己的期許，也是他們進行文章寫作的動力，更是他們的自覺意識。

以“讀書仕進”為目的的漢代儒生，“精思著文”既是他們展示才能的手段，也是他們?nèi)松鷥r值追求的重要方面。二者相較，讀書仕進顯然更為重要，通過讀書仕進實現(xiàn)崇高的政治理想，是漢代儒家讀書人的最高追求。但是，由于受時代、環(huán)境、際遇、個體條件等多種因素的制約，漢代這些儒家讀書人很難實現(xiàn)自己的這一理想。退而求其次，“精思著文”就成為很多儒家讀書人的人生選擇。早在先秦時期，貴族士大夫就有人生三不朽之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比弋斨?，“立德”本是圣人之事，對普通人而言遙不可及?！傲⒐Α睍艿礁鞣N條件的限制，也難以做到。只有“立言”才更為實際，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而達到的。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自漢代以來的儒家讀書人、“知識分子”，不管是終身不遇還是身在官位，會有那么多的人熱衷于“精思著文”。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對漢代出現(xiàn)的“文人”這一稱謂有一個立體化的認識。從其所表現(xiàn)出來的能力看，它在漢代社會首先指那些可以“興論立說、結連篇章”的儒家讀書人，并因為其文章寫作的不切實用而使這一稱呼帶有一定的貶義。從自我的期許的角度來看，它又代表了官僚士大夫及其預備隊成員對人生理想及立言不朽的偉大抱負的追求，從而使這一稱呼具有崇高的意義。“文人”不是漢代社會的一個階級或階層，而是對以儒家讀書人為主體的漢代官僚士大夫以及其預備隊的另一種特殊稱謂。因而，論及“文人”，我們切不可只重視他們“精思著文”的寫作能力，更要重視他們的精神世界和人生價值追求，重視在他們身上所承載的優(yōu)秀的士大夫文化傳統(tǒng)。

四、承載著文人社會關懷的大漢“文章”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講，“文人”的出現(xiàn)有著劃時代意義。它標志著從漢代開始，“文人”成為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體。他們是士大夫這一階層在文學領域里的代表，他們把先秦以來養(yǎng)成的士大夫傳統(tǒng)的文化精神灌注于文學當中，在其中寄托著他們的政治理想與人生理想，表現(xiàn)著他們高超的為文技巧。由于他們介入文學領域，逐漸成為后世文學的主要創(chuàng)造者，進而產(chǎn)生出一批著名文學家，成為后世文學的主流并主導了其發(fā)展的方向。

在漢代文人文學中，最值得注意的當屬以奏策書論等為代表的政論文章。之所以如此，顯然與漢代文人讀書仕進的人生目標及崇高的文化自我期許有關。因為讀書的目的是為了仕進，關心時政就成為漢代文人的重要品質(zhì)。因為有崇高的文化期許，坐而論道就成為其重要的生活內(nèi)容。而這兩者在文學上的表現(xiàn)，就是大量的奏策書論之類文章的產(chǎn)生。上引王充之言：“能說一經(jīng)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這四者層層遞進的關系，恰恰是以其書寫能力為重要判斷標準的。其書寫的主要形式，自然是那些奏策書論類的文章。這其中，賈誼的政論文章，尤其值得我們重視。

賈誼的論說文中，自以《過秦論》與《陳政事疏》（又名《治安策》）最為有名。其《過秦論》分為上中下三篇，總論秦所以得天下與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議論縱橫、氣勢磅礴、雄辯滔滔。行文波瀾起伏，文筆酣暢淋漓?！蛾愓率琛芬黄星槌渑?，說理綿密?！霸抛C今，左譬右喻，舉前代之已然，明當代之必然，斷斷乎欲措漢室上躋唐、虞之治，不翅燭照數(shù)計，蓍筮龜卜。直言激切，冀以感悟人主之聽?！?span >53將賈誼的文章與先秦諸子的文章相比，一個最大的不同在于，諸子之文重在純粹的理論闡述，為未來的社會或人生構建一個理想的政治模式或者思想模式。而賈誼之文則重在分析歷史與現(xiàn)實，為當下的國家政治出謀劃策。這說明，社會政治的變革最終改變了學術發(fā)展的方向，也影響了文體的發(fā)展和文學的風格。

漢代文章以政論類散文創(chuàng)作最多，與漢代文人積極參加社會制度和文化建設緊密相關。在上者廣開言路之門，下詔命制，在下者則結體撰文積極應對，奏疏對策，竭誠盡智以抒其忠。這其中，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可謂對策之文的代表。

與賈誼長于對秦漢社會歷史與現(xiàn)實的深刻分析不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為了解答漢武帝所提出的問題，是為其進行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設提供理論思想武器。第一篇對策專論教化在治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篇提出興教化、選官吏、舉賢人的具體主張，第三篇講天之祥瑞本是人事之應，國家治亂之基在于君王是否有正確的思想，最終提出用儒術統(tǒng)一人心的觀點：“《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tǒng)；法制數(shù)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span >54三篇文章，環(huán)環(huán)相扣，層層遞進，言語誠懇，態(tài)度雍容，體現(xiàn)了儒家大師的風范。劉熙載曰：“董仲舒學本《公羊》，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則其于禮也深矣。至觀其論大道，深奧宏博，又知于諸經(jīng)之義無所不貫?！边@的確是董仲舒文章的特點。

以奏策書論為代表的漢文，其內(nèi)容大多針對時政，內(nèi)容充實，切合實用。劉勰說：“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nóng)，晁錯之兵術，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勸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后漢群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于災異，陳蕃憤懣于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于史職，蔡邕銓列于朝儀，博雅明焉?！薄白詢蓾h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fā)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于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辯匈奴，賈捐之之陳于珠崖，劉歆之辯于祖宗。雖質(zhì)文不同，得事要矣?！?span >55

漢文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與漢代文人積極用世的態(tài)度息息相關。雖然漢初的文吏政治對儒家讀書人的仕進不利，他們本身也缺少管理的才能。但是經(jīng)過自身的改造，儒生們在傳承文明道統(tǒng)方面的巨大優(yōu)勢便顯現(xiàn)出來。他們以高昂的熱情投身到社會的政治文化建設，表現(xiàn)出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思考一些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問題，這是那些文吏和武夫們所不能做到的。秦人二世而亡，盡人皆知，但原因何在？唯有賈誼的分析最為透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睗h文主政，節(jié)儉躬行，民生安穩(wěn)，初現(xiàn)太平之氣象。但是“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僣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潛在的新的社會危機已經(jīng)顯露端倪，很少有人察覺，唯賈誼能看到其嚴重性。“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shù)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56因為思考國家大政之安危而痛哭、流涕、太息，這樣強烈的參政意識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在整個中國古代都是少有的。

漢代文人積極用世的態(tài)度，與漢代帝王的開明政治也有直接關系。漢高祖劉邦雖然不喜歡儒生，但是仍然對叔孫通信任有加，也能接受陸賈的批評建議。自漢文帝始，帝王們廣開言路之門，下詔求賢，求治國之良策，文人們因而敢暢所欲言。即使是文吏與儒生之間在治國理念發(fā)生沖突之時，也敢于當庭辯論，折沖是非。漢武帝末年，桑弘羊為御史大夫，鹽鐵官營，與民爭利?！罢训奂次涣?，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愿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jié)，然后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yè)，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span >57賢良文學的主張雖然沒有全被采納，但是通過他們這種敢于面對權勢據(jù)理力爭的態(tài)度，卻可以鮮明地看出那時儒生的精神風采。此次辯論的內(nèi)容其后被桓寬輯錄下來，據(jù)他所記：“當此之時，豪俊并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倫，六十馀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訚訚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span >58

漢代政治的穩(wěn)定，國家的繁榮和對文人的逐漸重視，帶來了整個漢代文人參政心態(tài)的高漲，著書立說的熱情。這不僅僅表現(xiàn)在奏策書論方面，還表現(xiàn)在漢人的其他各類著述方面。漢人著述甚豐，《漢書》《后漢書》中都有豐富的記載。班固《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nóng)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jīng)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shù)術，侍醫(y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yè)。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痹谶@些書中，除了先秦古籍占有一部分比例外，大部分都是西漢人的著作。

漢代文章著述之豐，與漢代的強盛國勢與漢代文人高昂的政治熱情緊密結合，對此，漢人自己也有清楚的認識。如王充在《論衡》中說：“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后，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xù)，桃李梅杏，奄丘蔽野。根莖眾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眾，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并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p>

如此豐富的漢代文章著述，與漢代文人自覺的創(chuàng)作意識更是密不可分。當然，在漢代文人的著述中，我們不能不提到《史記》。關于此書與司馬遷的研究，成果已足夠豐富。在這里我們只是強調(diào)一點，即司馬遷極為自覺和強烈的著作意識?！妒酚洝分袑Υ俗隽嗣鞔_的交代。首先是他的父親司馬談的史家意識。他認為自己適逢百年盛世，有責任將當今“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事跡記述下來，認為這既是作為太史家族最大的“孝”，也是像孔子作《春秋》一樣的偉大的圣人的事業(yè)。司馬遷接受父親的教誨，以更加自覺的態(tài)度開始了《史記》的寫作。不僅寫就了從五帝到炎漢三千年這樣一部內(nèi)容極為豐富的中國通史，構建了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紀家、七十列傳這樣一個互相發(fā)明和照應的嚴密的通史體例，而且還表達了自己深刻的歷史觀念和史家思想，“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樣宏大的氣魄和偉大的著述，后世史家無可比擬，后世“文學家”也難有其匹。

劉煕載《藝概·文概》云：“西漢文無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則司馬相如。人知數(shù)子之文，純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當于其原委窮之?！?span >59劉熙載這里所說的原委，既應該包括漢代盛世的浸潤，更源自于漢代文人們熱情的社會人文關懷和強烈自覺的創(chuàng)造意識。

五、先秦詩歌傳統(tǒng)與漢代文人的詩賦創(chuàng)作

從歷史的角度來講，廣義的“文人”其實很早就已經(jīng)介入了詩歌史的寫作。他們的遠源是先秦時代的“士”，他們早在《詩經(jīng)》中就已經(jīng)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首先，“士”是《詩經(jīng)》作品中所歌唱的重要人物，是抒情詩中的主人公之一，他們的形象不僅大量出現(xiàn)在《國風》中，也出現(xiàn)在《雅》《頌》里。這說明，“士”是《詩經(jīng)》時代抒情詩中最活躍的社會群體。其次是“士”作為《詩經(jīng)》的作者。由于歷史的原因，《詩經(jīng)》中的詩篇絕大多數(shù)都沒有留下作者的名字，這為我們考察其作者問題增加了巨大的困難，但即便如此，通過詩篇本身，我們還是能夠看出，《詩經(jīng)》中的很多詩篇，特別是《大雅》和《小雅》當中的相當大的一部分詩篇的作者，應該屬于周代社會的士，亦即各級貴族。這說明，在當時“士”階層已經(jīng)廣泛地參與了詩歌的創(chuàng)作，抒發(fā)自己的情感，而且將其作為表達自己政治見解的重要方式。這也正是后世從《詩經(jīng)》中闡發(fā)其詩教觀的文本依據(jù)。其三是先秦儒家之“士”對《詩經(jīng)》文化精神的闡釋?！笆俊彪A層在《詩經(jīng)》作品以及創(chuàng)作中不僅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也是《詩經(jīng)》文化精神的闡釋者。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詩論，不僅開啟了中國古代《詩經(jīng)》闡釋學的不二法門，而且奠定了中國古代的詩教傳統(tǒng)，對后世文人的詩學觀以及其詩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

漢代文人無論從創(chuàng)作主體還是創(chuàng)作精神兩個方面，都在繼承和發(fā)揚先秦貴族士大夫的詩學傳統(tǒng)的基礎之上，開啟了中國文學發(fā)展的一個全新的時代。這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文人”從漢代開始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走上歷史的舞臺，他們是以與先秦時代的“士大夫”不同的身份來參與漢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雖然早在先秦時代，士大夫不但積極地參與了《詩經(jīng)》的創(chuàng)作，并且奠定了中國儒家的詩學傳統(tǒng)，但是周代社會的士大夫與漢代的文人在社會身份上還是有著很大的不同，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周代的士大夫在從政以前，其身份基本上都是貴族，包括屈原也是這樣。他們生活于世卿世祿制的社會制度之中，從小所受的是貴族教育，長大后從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因而，在春秋以前，在“士大夫”這個名稱里，“士”的貴族身份與“大夫”社會官職這兩者基本上是統(tǒng)一的。可是自戰(zhàn)國以后，“士”的主體已經(jīng)基本上是下層平民，他們雖然是“大夫”這一階層的主要人選儲備，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將來一定就會走向仕途。而到了漢代，隨著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最終確立，“士大夫”這一名稱已經(jīng)變成了各級官僚的代名詞，而“文人”則指的是那些在“讀書仕進”的道路上善于結體撰文的人，這兩者之間雖然有著很大的關聯(lián)，卻不再是統(tǒng)一體。讀書的目的和出路在于仕進，但是能實現(xiàn)其目的和理想的人數(shù)并不多，大部分的學子皓首窮經(jīng)，其最終結果仍然是一介平民。因而，漢代的“文人”與先秦時代的“士”是以不同的社會身份來參與社會生活、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的。

其次，即便是從漢代社會那些由讀書而仕進的幸運者來說，他們在封建社會官僚政治體制下所承擔的“士大夫”官職，與先秦貴族社會里的“士大夫”官職也有相當大的不同。在周代社會里，從天子的卿士到諸侯的士大夫，他們不僅僅是一級官員，而且還是世襲地占有一方或者一邑的領主，保有一個固定的貴族身份，世代享有各種特權，甚至與天子和諸侯還有扯不斷的血緣關系。而漢代的官吏則完全不是這樣，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在入仕之前不過是一介平民，入仕之后成為朝廷的官吏，但是他們只能享受一份官吏的俸祿，他們既沒有一片世襲的土地，也沒有一個世襲的貴族地位60，官場上的沉浮不定預示著他們隨時都可以從“士大夫”的身份回歸為一介平民。因而，相對于他們隨時都會有變化的“士大夫”官職來講，這些人的“文人”的身份卻是比較固定的，這使他們不可能產(chǎn)生先秦社會“士大夫”的貴族情結。

最后，因為有上述兩點的不同，所以漢代的“文人”們對先秦《詩經(jīng)》傳統(tǒng)與儒家詩教的繼承，也與周代社會的貴族詩人，包括與楚臣屈原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們立足于自己所處的時代，結合自身的社會實踐，以及自己對于生活的認識，重新詮釋并理解《詩》《騷》精神，開啟著漢代詩歌發(fā)展的新方向。這主要表現(xiàn)為三個方面。

（一）他們繼承并發(fā)揚了《雅》《頌》中的頌美諷刺傳統(tǒng)，對漢代社會進行了熱情的謳歌。對國家政治的頌美與諷諫，本來是《詩經(jīng)》雅頌中的兩大主題，這其中，對周代社會盛世的歌頌在《詩經(jīng)》特別是在雅頌中又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司馬相如等人為首的漢代文人，對于漢帝國的熱情謳歌，正是出于這樣一種文化心態(tài)。在他們看來，漢代社會的繁榮強盛，足可以媲美于三代之盛世。由此而產(chǎn)生的一代之文學——漢代的散體大賦，正是漢代文人自覺地繼承《詩經(jīng)》傳統(tǒng)，試圖以詩歌為工具，來參與時政，表達自己對于社會政治的關心，抒寫自己社會理想的藝術實踐。

（二）他們繼承并發(fā)揚了《楚辭》的哀怨精神，抒寫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哀怨不平之情?！睹娦颉吩弧皝y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產(chǎn)生于西周社會末世的變風變雅本來就不乏哀怨之音，到楚臣屈原那里這一傳統(tǒng)得到了進一步的張揚。漢代的文人雖然大都生于承平盛世，沒有體會過亂世的苦難與亡國的哀痛，但是封建集權的官僚政治制度卻給他們的個體生命造成了沉重的壓抑，因而，哀嘆自己生不逢時、懷才不遇，就成了漢代文人最重要的抒情主題。他們或者代屈原立言，或者自抒其慨，或指刺時政，或情寄老莊，這一特點，在漢代騷體抒情賦中得到了最為充分的表現(xiàn)，也對漢代以后的文人抒情詩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他們繼承了《詩經(jīng)》的風詩傳統(tǒng)并受漢樂府影響，充分表現(xiàn)了自己的世俗之情?！对娊?jīng)·國風》本是世俗的歌唱，男女相戀之情的抒發(fā)與各種世俗生活的描寫是它的基本主題。漢代文人在繼承先秦詩學傳統(tǒng)的過程中，《詩經(jīng)·國風》也對他們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在關心政治、抒寫自己政治情懷的同時，并沒有忘記對于世俗生活的關注，他們除了積極參與漢樂府的創(chuàng)作之外，還創(chuàng)作了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文人五言詩。而且，無論是漢代文人樂府詩還是文人五言詩，男女相思、及時行樂、人生短促等都是其共同的抒情主題。它們從另一個方面體現(xiàn)了漢代文人對于生活和生命的態(tài)度，從內(nèi)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同時奠定了后世文人五言詩的基礎，成為后世文人五言詩的典范。

漢代文人在繼承先秦詩騷傳統(tǒng)上所進行的詩歌創(chuàng)作，不僅表達了新的文化內(nèi)容與抒情模式，還表現(xiàn)為新的文體形式。漢代文人詩從廣義上講包括以下幾大類型：第一是四言詩；第二是賦體詩；第三是五言詩；第四是七言詩；第五是樂府詩。以上五類中，除了樂府詩屬于歌詩之外，其他都屬于誦詩。這說明，在漢代詩歌在由歌到誦的發(fā)展轉換中，文人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們除了參與樂府歌詩的創(chuàng)作之外，更是誦詩的主要創(chuàng)作者。他們把從《詩經(jīng)》以來的四言歌詩演變?yōu)檎b詩；他們在屈宋的基礎上不僅把散體賦由“古詩之流”變而為漢代主要的代表性文學文體，而且把騷體賦變成了抒寫個人情志的最主要的文學體裁。他們不僅積極地參與了五言詩與七言詩的創(chuàng)作，而且奠定了這兩種文學的抒情范式，為魏晉以后這兩種詩體的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六、余論

以上從五個方面討論了漢代官僚士大夫階層的形成與文人文學的關系，之所以有如上討論，源自于本人對于中國文學本質(zhì)問題的一些思考。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基本上是以文人士大夫的寫作為主的，特別是在戲曲小說等文學形式?jīng)]有形成的宋代以前，文人士大夫的詩文更是其主要形態(tài)。當我們把這些作品納入當代的“文學”研究體系中來的時候，對它的闡釋不可避免地帶上了現(xiàn)代的色彩。但仔細研究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在中國古代本來就沒有一個與我們當代完全相對的“文學”觀念。如我們上引的漢代文獻：“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漢武帝元朔元年下詔：“選豪俊，講文學?！睗h昭帝始元五年下詔：“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绷晗略t：“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边@里所說的“文學”，都是指修習儒家經(jīng)典的讀書人。事實上，中國古代的詩文寫作正是與這些儒家讀書人，特別是與以這些儒家讀書人為基礎的官僚士大夫有著直接的關系。因而，要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就不能不研究它們與中國古代官僚士大夫之間的關系，舍此便無法理解中國古代文學的本質(zhì)。而漢代既是中國封建社會官僚士大夫政治形成的時期，也是中國古代“文人”這一群體真正產(chǎn)生的時期，二者基本重合。因此，研究漢代官僚士大夫階層的形成、儒家讀書人的文化心態(tài)、他們通過讀書走向仕途的過程、他們對于著書立說的理解及寫作目的等等，對于我們認識中國文學的本質(zhì)及其發(fā)展歷史也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魏晉南北朝以后，中國文學雖然有了較大的發(fā)展，但是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體——以官僚士大夫身份而參與創(chuàng)作的“文人”群體卻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他們對文學的基本態(tài)度也沒有太大的變化。因而從這一角度我們可以說，漢代文人群體的產(chǎn)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他們以積極、主動、自覺的親身創(chuàng)作實踐，對中國文學的文化本質(zhì)和藝術特征進行了很好的詮釋，并由此而開啟了魏晉六朝以后的中國文人文學之路。

（本文已刊發(fā)于《文學遺產(chǎn)》2013年第3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13年第8期全文復印，《新華文摘》2013年第19期轉載）（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