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早期新文學(xué)作家舊體詩的交游

早期新文學(xué)作家的舊體詩既是多不公開發(fā)表，則其私底下小范圍內(nèi)的交流與傳播就格外重要。方錫德說：“文學(xué)交游是作家人際交往關(guān)系的一種，通過文學(xué)交游，作家之間得以建立一定的人際網(wǎng)絡(luò)，構(gòu)建一定的文學(xué)空間，形成一定的文學(xué)話語，共同塑造著作家的文學(xué)形象，從而標(biāo)識出作家個體或群體獨有的文學(xué)身份。在這個意義上，文學(xué)交游也是作家的一種寫作方式和存在方式。因此，文學(xué)交游研究理應(yīng)成為作家研究和文學(xué)史研究的一種重要視角和方法?！?sup>[1]本章便從抄示寫贈、唱和、品評鑒賞、悼亡四個方面入手，分析早期新文學(xué)作家以舊體詩為媒介進行交游的情形。

第一節(jié) 抄示寫贈

魯迅在給友人的信中曾說：“我平常并不做詩，只在有人要我寫字時，胡謅幾句塞責(zé)，并不存稿。”^[2]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魯迅的舊體詩基本上都是寫來贈人的。部分是寫給親友同鄉(xiāng)的，如《自題小像》于1903年在東京題贈許壽裳；1930年“殺人有將”一首寫給許廣平的表妹馮蕙熹；1932年3月31日有《偶成》一首贈上海光華書局經(jīng)理沈松泉；同日又有“驀地飛仙降碧空”一首贈姚蓬子；1932年10月12日為柳亞子作七律《自嘲》；《教授雜詠四首》中的前兩首是1932年12月29日分別寫給鄒夢禪和白頻的，兩人當(dāng)時都是中華書局的職員；1932年12月12日與31日有“洞庭木落楚天高”書贈郁達夫；1933年1月26日寫七絕《二十二年元旦》給臺靜農(nóng)；1933年12月30日為《現(xiàn)代婦女雜志》編輯黃振球書“煙水尋常事”五絕一首；1933年12月30日為郁達夫妻子王映霞作七律《阻郁達夫移家杭州》；1934年3月16日《報載患腦炎戲作》寫給臺靜農(nóng)；1934年9月29日作《秋夜有感》七律一首贈《申報·自由談》編輯、紹興人張梓生；1934年12月9日作《題〈芥子園畫譜三集〉贈許廣平》；1935年12月5日為許壽裳作七律《亥年殘秋偶作》。

此外，魯迅還有相當(dāng)一部分舊體詩是寫給日本友人的，數(shù)量占了他全部詩作的近一半。比如1931年初春有“廿年居上?！币皇孜迓少涏w其山，即內(nèi)山完造；1931年《贈日本歌人》一詩是送日本劇評家“升屋治三郎兄東歸”^[3]的；1931年6月的《無題二首》之“大江日夜向東流”一首寫給日本律師宮崎龍介的，宮崎龍介的父親宮崎彌藏系支持中國民主革命的志士，其叔父宮崎寅藏曾協(xié)助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另一首“雨花臺邊埋斷戟”寫給白蓮女士，即宮崎龍介的夫人、日本女作家柳原燁子；1931年12月2日作《送增田涉君歸國》七絕一首；1932年1月23日寫七絕“血沃中原肥勁草”，贈彼時暫寓上海的日本東京女子大學(xué)教授高良富子；1932年7月11日，作《一二八戰(zhàn)后作》贈日本女詩人山本初枝；1932年12月31日，魯迅“為知人寫字五幅，皆自作詩”^[4]，這五首七絕中，有四首是寫給日本人的，其中內(nèi)山完造的夫人內(nèi)山真野一首、醫(yī)生坪井芳治二首、醫(yī)生濱之上信隆一首；1933年1月26日《贈畫師》是寫給日本畫師望月玉成的；1933年3月2日《題〈吶喊〉》《題〈彷徨〉》兩首是應(yīng)山縣初男之請而作的；1933年6月21日作“豈有豪情似舊時”一首，寫給坪井芳治的朋友樋口良平；同日又為西村真琴作《題三義塔》七律一首；1933年7月21日作《贈人二首》給日本住友生命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主任森本清八；1933年11月27日作“一枝清采妥湘靈”一首贈日本詩人土屋文明；1934年5月30日“萬家墨面沒蒿萊”一首寫給日本作家新居格。

魯迅把那么多舊體詩寫給日本人，大概出于兩個原因。一是日本人基本上與國內(nèi)的文學(xué)運動無甚關(guān)聯(lián)，舊體詩寫給他們，可以免于被罵為“反動”“不前進”或“誤盡蒼生”。二是日本文化未經(jīng)大的社會變革，還保留許多中國古代文化的印跡，有教養(yǎng)的日本人中倒是有不少是真心欣賞舊詩的，確是“知人”，魯迅很愿意引為同道與之切磋。

魯迅的這些舊體詩中，還有一些是不止寫給一個人看的，比如1932年12月31日寫給“知人”的《答客誚》等五首絕句，次年春，許壽裳“經(jīng)過上海去訪魯迅，不記得怎么一來，忽而談到舊詩。我問他還有工夫做舊詩么，他答道偶爾玩玩而已，就立刻取了手頭的劣紙，寫了許多首舊作給我看”^[5]，寫的就是這五首絕句。又魯迅1933年1月26日日記記載：“……又戲為鄔其山生書一箋云：‘云封高岫護將軍，霆擊寒村滅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聲里又新春?！讯鴼е?，別錄以寄靜農(nóng)。”^[6]鄔其山即內(nèi)山完造，靜農(nóng)自然是臺靜農(nóng)了，這一“書”、一“毀”、一“別錄”，很有意思，可見魯迅這首詩原不必一定寫給誰看，而只是受“要寫給人看”這樣一點意念的驅(qū)使，才完成的。這樣一種擬想中的能讀懂自己的舊體詩、可以與自己分享舊體詩樂趣的朋友的存在，或者換句話說，這種朋輩間的交游，實為魯迅創(chuàng)作舊體詩的一大動力。魯迅現(xiàn)存的61首舊體詩中，九成以上都是專門為友朋寫的，即是明證。從另一個角度看，正是因為魯迅的舊體詩多是寫給友人的，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自己的“隨寫隨棄”，使這些舊體詩在友人手中得以保存。

如果說魯迅對自己的舊體詩確實不曾刻意經(jīng)營、寫出來的也無意使其傳之久遠的話，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對自己的舊體詩就顯得格外珍視了。

先說周作人?！爸闷綍r口口聲聲說他不懂得詩，可是一生中偏偏與詩結(jié)下了深厚的感情。他除了出過兩本譯詩集《陀螺》與《石川啄木詩歌集》，還寫有一本新詩集《過去的生命》和一本古體詩集《知堂雜詩抄》（原名《老虎橋雜詩》），尤其是末一本，好像民間所說的‘老來子’，知堂是格外加以憐愛的，不僅多方設(shè)法想在香港或新加坡出版，而且還常常作為贈品抄送給國內(nèi)外的朋友，如沈尹默、章士釗、俞平伯、文懷沙、尤炳圻諸先生，我知道都曾經(jīng)得到過這種贈品，雖然不是全部而是《兒童雜事詩》或《往昔》詩的一部分?！?sup>[7]

周作人舊體詩抄示給諸人的具體情形，張鐵錚的說法是：“1962年夏日，知堂老人用10天的時間為我手抄了《往昔》詩30首相贈……這30首詩，周先生僅抄寫給過有數(shù)的幾個人，海外有新加坡的鄭子瑜教授，香港有朱省齋先生，國內(nèi)有俞平伯先生及章士釗先生，是周先生臨終前一年即1966年夏日‘文革’風(fēng)潮已起的時候急速寫給俞、章兩位的。這也可見周先生對《往昔》詩是何等重視了?！?sup>[8]

對抄示對象的這一番擇揀，著實意味深長。就地域而言，有我國香港，有新加坡；就身份階層而言，孫旭升和張鐵錚分別是杭州和北京的中學(xué)語文教員，鄭子瑜是海外知名華裔學(xué)者，朱省齋是避居香港的前汪偽政府的“宣傳部”次長，舊日至交沈尹默、俞平伯這時都是國內(nèi)的社會名流，尤炳圻是周作人的學(xué)生、日本文學(xué)研究者，章士釗彼時則是全國政協(xié)常委、頗受毛澤東青睞的民主人士。可以說涵蓋了各色各樣的社會各階層的人物，這些人的共同特征則是十分看重周作人的文字。當(dāng)日選擇把舊體詩抄示給這些人，周作人想必是經(jīng)過一番斟酌考量的，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無論社會出現(xiàn)怎樣的動蕩，這些人都不可能全軍覆沒，而只要有一兩個人幸存，自己的舊體詩就有重見天日的希望。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鄭子瑜和朱省齋早在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剛得到周作人詩稿之際，就聯(lián)系出版事宜，鄭聯(lián)系新加坡的星洲世界書局，朱聯(lián)系香港的新地出版社，卻都沒能成功。直到20世紀(jì)80年代，由鄭子瑜保存了20多年的這些詩稿才由鐘叔河主持的湖南岳麓書社以《知堂雜詩抄》的名目出版。而由止庵校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老虎橋雜詩》，所依據(jù)的底本則是谷林據(jù)周氏借給孫伏園的手稿抄錄的。周作人的一番苦心到底沒有白費。

再說俞平伯。他曾寫有五言長詩《遙夜閨思引》，“詩作于甲乙^[9]之際，索居古燕，遣愁筆也。以閨思名，故相思相望，會少離多。雖是陳言，卻為正意。而海山窅冥，光景流連，亦情悰所寄?！?sup>[10]此詩篇幅特長，“逶迤至三千七百馀言，于古無征”^[11]，竟可以說是古來第一長詩了。好友葉圣陶、學(xué)生吳小如、世交華粹深、兒子俞潤民、內(nèi)兄許昂若都分別抄錄此詩。俞平伯更是親自將此詩抄贈給妻妹許季珣、表妹胡靜娟、同事畢樹棠、好友朱自清和楊振聲，全部工筆小楷，書法清麗。又為每份自寫本和他寫本都作了一至三篇跋語，每跋數(shù)百到上千字不等。

如此勞心費力，俞氏自己的說法是“分貽親友為念，非別有意于傳流也”^[12]。然而葉圣陶說“一詩由多人傳錄，殆已是古代事，而于兄復(fù)見之”^[13]時，俞平伯被道中心事，不禁感慨萬千：“圣陶知之真，故其言至質(zhì)，意乃無盡也。可以不作而徑作，不欲流傳而又不欲聽其遽滅，此等心情，從何說明？”^[14]“可以不作而徑作”，本來是提倡新詩的，舊體詩完全可以不作，然而還是作了；“不欲流傳而又不欲聽其遽滅”，作了也不想讓人知道，所以不大發(fā)表，沒想要流傳，可是又不忍這些傾注了感情心力的詩章遽然殞滅，所以到底還是采用自寫“分貽親友”和“由多人傳錄”的古典方式，庶幾使其有些微存留的希望。

由此可以說，在早期新文學(xué)作家創(chuàng)作的舊體詩多未公開發(fā)表的情形下，友朋間互相抄示寫贈這一舊體詩交游的方式，既是其創(chuàng)作舊體詩的動力源泉，同時也是其舊體詩得以存世的重要原因和手段，對于研究早期新文學(xué)作家舊體詩寫作現(xiàn)象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當(dāng)然，在早期新文學(xué)作家那里，抄示寫贈這一舊體詩交游的手段，有時也出現(xiàn)在迎來送往、祝壽慶婚之類的應(yīng)酬場合，如朱自清《壽汪公嚴(yán)先生六十》《送吳雨僧先生赴歐洲》《紹谷哲嗣君恕世兄與廣東陸女士成婚，詩以賀之》《賀金拾珊、張弢英婚禮》，俞平伯《送朱佩弦兄游歐洲》《天津贈吳玉如先生》《壽章元善兄九十》，葉圣陶《伯祥五十初度》《送佩弦之昆明》等，僅從題目上就能看出。自然，用舊詩酬應(yīng)的習(xí)氣，是早期新文學(xué)作家十分反感且竭力避免的，但人情之常，有時不能完全避免。好在早期新文學(xué)作家們寫作舊體詩多是私下進行，不為常人所知，所以無謂的應(yīng)酬少了許多。正因為極少此類敷衍之作，他們的舊體詩詞抒寫的多是真情實感，質(zhì)量也大體均衡，不至于高下參差過度。

第二節(jié) 唱和

唱和這種交游方式在早期新文學(xué)作家的舊體詩寫作中也屢見不鮮。最為人熟知者當(dāng)屬周作人的《五秩自壽詩》事件，此事前已有述，僅刊載在《人間世》上的原唱與和詩加在一起就有20首之多，其余私下所作乃至刊發(fā)在其他報刊上的含諷帶嘲的和作更是不計其數(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