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59年，當(dāng)英國生物學(xué)家、進(jìn)化論的奠基人查理斯·羅伯特·達(dá)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代表作《物種起源》發(fā)表之際，同時代的英國文人愛德華·費氏結(jié)樓（Edward FitzGerald）出版了英文譯解的波斯天文學(xué)家、數(shù)學(xué)家、哲學(xué)家和詩人奧瑪珈音（Omar Khayyám）的詩集：《奧瑪珈音的魯拜集》（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一個半世紀(jì)的歷史進(jìn)程證明，這兩部偉大的著作同樣不朽：一部指導(dǎo)著人類進(jìn)化發(fā)展的研究；一部影響著人類生存意義的思考。

費氏結(jié)樓（1809—1883，下文簡稱“費氏”），作為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era）的英國詩人和翻譯家，他文學(xué)成就的名聲，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的這本《魯拜集》詩歌小冊子，而這本詩集產(chǎn)生的盛譽(yù)，則是費氏的身後獲得的。費氏身為豪紳，恬淡寡欲，生前不重名利。

據(jù)悉《魯拜集》受到過業(yè)界高度的評價——“信仰的歸宿，靈魂的良藥”。約九百年前的波斯思想家、科學(xué)家奧瑪珈音，他不經(jīng)意為詩人，卻在閑詠野唱間留下了雋永閃光的詩篇。據(jù)各方專家考察，在奧瑪名義之下的原創(chuàng)《魯拜集》詩稿，流傳於世的數(shù)量尚無定論，少則幾十首、幾百首，多則數(shù)千首，不少詩作疑為後人借托。因此不但稿本零散，要義也比較分散，而且有些詩章明顯存在主觀意識的依附。然而，經(jīng)過了英人費氏的整理、加工、提煉與改造後的英文作品，文學(xué)美感倍增，詩味韻感豐滿，它一方面仍然體現(xiàn)了原詩的主題思想和精神，感慨生命如寄、盛衰無常的哲學(xué)命題，另一方面又渲染了以及時行樂、縱酒放歌為寬解的人生態(tài)度。

費氏用了近兩年的時間，邊進(jìn)修波斯文邊譯介奧瑪那些不成系統(tǒng)的“詩稿”抄本，集零為整串成了前後比較連貫的短詩集。冊子完成後，費氏試著投稿於刊社，卻遭到了冷遇。他只好自費印書出版。書上沒有署名費氏是譯作者（費氏生前出版的四個版本均未署名），讓讀者看見的書名則是“奧瑪珈音的魯拜集”，意為此書是“一個波斯哲人的具有波斯風(fēng)格的四行詩集”。中文譯名《魯拜集》，是由郭沫若先生於1924年首版全譯單行本時的書名譯題。當(dāng)時郭氏可能只考慮音譯，未注意到“Ruba’i”與維吾爾、烏茲別克等涉及波斯地區(qū)古時流行的“柔巴依”詩體的淵源，致使近百年來“魯拜集”漢譯名的聲名遠(yuǎn)揚，先入為主，深入人心。而“柔巴依集”的譯名一直難以“撥亂反正”，儘管翻譯家黃杲炘先生在這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亦無法“力挽狂瀾”。因此本譯本仍沿用《魯拜集》為引題，而《波斯短歌行》的書名則是由譯者鍾錦先生用“歸化”手法表現(xiàn)出的詩味漢化譯名，很符合這個七絕體譯本的異趣。

費氏《魯拜集》英文版的書前附有“奧瑪珈音傳略”，這是費氏整理自他的好友、波斯文教學(xué)指導(dǎo)者愛德華·拜爾斯·考威爾（Edward Byles Cowell，1826—1903）提供的材料。奧瑪珈音生於波斯（今伊朗）的納霞堡（Naishápúr）。然而，他的生卒“1048年至1122年”只是個大概的年份。他的身世資料極少，多為不可靠的傳奇。但沒人懷疑奧瑪對天文、數(shù)學(xué)等方面的科學(xué)貢獻(xiàn)，以及他在哲學(xué)方面的認(rèn)知學(xué)識。

奧瑪?shù)挠绊懥?，特別是他的“魯拜體”四行詩，膾炙人口而流芳後世，主要是伴隨著費氏用英語“翻譯”的改良從而發(fā)揚光大的，否則也許人們不會忘記奧瑪?shù)目茖W(xué)成就而會忽略並埋沒他的精彩詩作。雖然，費氏的第一版《奧瑪珈音的魯拜集》出書後，曾遭遇無人問津的尷尬局面，乃至被扔在書店的垃圾書堆里。然而天佑佳作，後來還是被英國幾個名詩人偶然發(fā)現(xiàn)並極力推薦，遂使星星火焰，逐漸燃勢迅猛，直至燎原普世。

費氏採用了從“日出”到“月落”的時空輪回意象，將《魯拜集》組成了整體連貫、前後呼應(yīng)的篇章，它竭盡了詩情的舒展和文字的優(yōu)美，詠唱瀟灑，佳句疊出，以致一百五十多年來，始終廣泛地受到文壇的追捧與讀者的熱崇，幾乎風(fēng)靡全球，成了英語文學(xué)與世界文學(xué)的不朽經(jīng)典，成了詩歌愛好者們的寵愛讀物，也成了世界上眾多國家各種文字譯家學(xué)者們的爭譯作品。

對於費氏英譯本來說，費氏所謂的翻譯波斯“奧瑪?shù)聂敯菁?，實際上可以說是“有名無實”，無非是借奧瑪?shù)木褚吕徍驮婓w外形，借雞生蛋，融會貫通，去蕪存菁，推敲錘煉。他的譯作幾乎浸淹了原作，實際上彰顯的是費氏本人超群的文學(xué)才華和出眾的詩人風(fēng)采。我們可以明顯地注意到，費氏《魯拜集》的第一版，書名下尚寫著“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翻譯），從第二版以後費氏便糾正為“Rendered into English Verse”（意譯）了。研究者們認(rèn)為，正因如此“不忠實”的意譯，使原作和譯作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為滲透、合二為一，費氏則贏得了難以想像的效果和收獲，譜寫了神奇的傳說。阿根廷作家、翻譯家博爾赫斯是這樣描繪的：

“或許歐瑪爾（筆者注：即奧瑪）的靈魂於1857年在菲茨吉羅德的靈魂中落了戶。從《魯拜集》里可以看到，宇宙的歷史是神設(shè)想、演出、觀看的戲劇；這種猜測（它的術(shù)語是泛神論）使我們不由得想起英國人可能重新創(chuàng)造了波斯人，因為兩人本質(zhì)上是神或者神的暫時形象。”“一切合作都帶有神秘性。英國人和波斯人的合作更是如此，因為兩人截然不同，如生在同一時代也許會視同陌路，但是死亡、變遷和時間促使一個人瞭解另一個，使兩人合成一個詩人?！保ú柡账埂稅鄣氯A·菲茨吉羅德之謎》，王永年譯文。）

雖然，費氏的所謂“翻譯”，屬於大刀闊斧、天馬行空般的“意譯”或叫“衍譯”或叫“迻譯”等，意思就是費氏將原作重新排列組合，充實改編，自由發(fā)揮，碾碎重?fù)?，“?chuàng)作”的成分甚多，故亦可稱為“創(chuàng)意翻譯”。不過，費氏的“創(chuàng)譯”也許、也應(yīng)該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僅此費氏個例而已。我們必須看到，他對待每一首詩（包括詩體形式到每一個詞彙、字母、書體……甚至標(biāo)點符號的安排），其認(rèn)真程度，花費的時間與精力難以想像，那種極為難能可貴的徹底地追求完美的精神，就像工藝匠對待藝術(shù)品一樣地呵護(hù)有加、精雕細(xì)刻；一絲不茍、精益求精。所以費氏的“創(chuàng)譯”決不是胡編亂造的“濫譯”代名詞，可以說費氏《魯拜集》的首首詩作皆為粒粒珍珠。

儘管費氏的作品似乎離原作甚遠(yuǎn)，但他保持了原詩的詩意、韻味與格律，特別是費氏將“魯拜體”這一波斯四行詩的詩體格律，運用到英詩時，是做得非常嚴(yán)謹(jǐn)?shù)皿w、循規(guī)蹈矩的，因而給了英語世界的讀者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也正是這種具有濃烈東方色彩的詩意、韻味與格律的因素，織造出了一件東西方文化渾然一體的臻極之絕品，給了費氏空前的成功！

中國自從二十世紀(jì)二十年代伊始，費氏《魯拜集》由胡適、徐志摩、郭沫若、聞一多、成仿吾、林語堂、吳宓、朱湘、梁實秋、屠岸、李霽野、黃克孫、黃杲炘、孟祥森、陳次云、木心等詩人、文人、名人、譯家和學(xué)者的漢譯及介紹至今，其中包括海峽兩岸，已有百餘人延綿不斷的相繼全譯或部分的譯介過，現(xiàn)在我們?nèi)匀粫r不時地可以看到不少新譯本的明流暗湧：有出版的、未出版的、網(wǎng)上發(fā)表的以及私下傳閱的。

這次出版的這個本子，自有它的特色。其一，鍾錦先生的譯本將我國舊詩的典雅形式和波斯、英倫的異域文化進(jìn)行了成功的融會。

費氏依據(jù)的“魯拜體”，其詩體形式上極為類似中國的“絕句”，鍾錦先生“七絕體”譯本，就是繼黃克孫先生的“七絕體”衍譯本後又一次新的嘗試和提升，而且是實質(zhì)性的“歸化”譯法。顯然鍾譯本比黃譯本更嚴(yán)格遵守中國絕句詩體格律的規(guī)則與要求，來對應(yīng)“魯拜體”的譯作。從費氏的英文“魯拜體”，我們可以瞭解一些基本要素，即：1．四行分段；2．五音步；3．十抑揚音節(jié)；4．採用AABA及AAAA格式押韻。例如：

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

抑揚/抑揚/抑揚/抑揚/抑揚（韻）

A Jug of Wine, a Loaf of Bread — and Thou

抑揚/抑揚/抑揚/抑揚/抑揚（韻）

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 —

抑揚/抑揚/抑揚/抑揚/抑揚

Oh, 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

抑揚/抑揚/抑揚/抑揚/抑揚（韻）

上列例詩為費氏《魯拜集》中最著名的一首詩，在“第一版”中為第11首、其他版本中為第12首，俗稱“樹蔭下（underneath the Bough）”。例詩中筆者標(biāo)下劃線的為“母音”，在句中作“揚”，亦即格律重音。

鍾譯本不僅在形式上嚴(yán)格遵循中國“七絕體”的格律用韻，而且從遣詞造句到精神風(fēng)貌都是極為地道的中國舊詩風(fēng)格，卻又和《魯拜集》構(gòu)成了一種奇妙的對應(yīng)。這恐怕已經(jīng)不能簡單地看作是一種“歸化”的翻譯方法，而是具有一種文化背景上的融通。這一點，在鍾錦先生自己的序文中已有理論性地說明，並且親自為譯詩做了箋釋來揭示，這里就不贅述了。

其二，本書在“英漢對照”的英語原文上用了些精力。以費氏生前的最後定本——第四版為底本，匯校了費氏的其他四個重要版本，並把費氏的兩篇序言和各版注釋收入。這是自郭沫若譯本開始至今的各種“英漢對照”本未能做到的。

我們不得不佩服費氏追求完美無瑕的極致敬業(yè)精神，他前後歷經(jīng)三十年的五番增刪編撰，完成了五個原始版本，分別在1859年（第一版75首）、1868年（第二版110首）、1872年（第三版101首）、1879年（第四版101首）和1889年（第五版101首）出版。其中“第五版”是根據(jù)費氏本人的手稿筆跡編定，可惜出版時費氏已過世。中國的讀者包括譯者有時不太搞得清楚，這些版本之間究竟有什麼差異與變化，常常出現(xiàn)混淆的現(xiàn)象。特別是有些費氏《魯拜集》的漢譯者，往往拿到一本英文版的書就譯，而不知其中的“奧秘”——同樣是費氏《魯拜集》，但它們各版之間有著不少區(qū)別與不同。況且國外的《魯拜集》因出版得太多太雜，以訛傳訛，良莠不齊，好多英文版本身就錯誤百出。這使我們想起當(dāng)初的胡適先生，在他的第一本白話詩集《嘗試集》里，編入了一首題為《希望》的漢譯小詩。這首譯詩就是選自費氏《魯拜集》。詩的下面胡適注明譯自費氏《魯拜集》的第108首，顯然是譯自費氏《魯拜集》的第二版。但是，胡在書中附上的原文卻有著明顯的差異：

Ah!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Him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而第二版第108首的原文應(yīng)該是這樣的：

Ah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Fate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一首四行小詩竟有五處差異（見上引胡附原詩，筆者在差異處用下劃線做了標(biāo)注）。

後來胡將這首詩翻來覆去改譯了多個版本，而且用了費氏《魯拜集》的其他版本。（見鄒新明：《胡適翻譯莪默〈魯拜集〉一首四行詩的新發(fā)現(xiàn)》一文，《胡適研究通訊》2009年第3期[總第7期]。）徐志摩也曾用這首詩同胡適等多人征譯比唱。這就會給讀者造成一種被誤解的印象，認(rèn)為胡的反復(fù)改動，是不是用了費氏《魯拜集》的不同版本才使?jié)h譯的內(nèi)容需要變化？其實非也，不論胡譯自第幾版，這首詩的英文原詩內(nèi)容基本沒有實質(zhì)性的更動，僅有第一行的Fate在第三、四、五版中改成了Him這一處而已。當(dāng)然這首詩在不同版本中的排序是不一樣的：第一版為第 73首、第二版為第108首、第三、四、五版為第99首。

再拿最有名氣的具有漢譯《魯拜集》霸主地位的郭沫若譯本來看，郭在“導(dǎo)言”中明確說，他譯自費氏《魯拜集》第四版。然而我們看到的他1924年第一次出版的單行本泰東版“英漢對照”本，其中配用的英文原版卻並非費氏《魯拜集》的第四版，而是第五版。比如第1首第1行中的Sun後面被加了逗號（而且最明顯的差異是第1首第1行第1詞WAKE被印為Wake）。再者第五版對於第四版有多處“換詞”的更改，這樣在詞義上就會有可能產(chǎn)生歧義。

另有一個例子是黃杲炘先生在《從“魯拜”談到“柔巴依”》（《中國翻譯》1987年第2期）一文中談到的：曾有一位學(xué)者做論文，當(dāng)論述郭沫若和聞一多對費氏《魯拜集》第1首的兩者譯文優(yōu)劣時，竟然不知道郭是譯自費氏《魯拜集》的第四版，聞是譯自費氏《魯拜集》的第一版，而這位學(xué)者論文引用的英文原詩只是費氏《魯拜集》第一版的。殊不知這個“第1首”在第一版中和在第四版中簡直兩張面孔，此詩非彼詩也，沒有可比性，怎麼可以用一個“標(biāo)準(zhǔn)”鑒別與衡量郭、聞兩者漢譯之間翻譯的忠實性與準(zhǔn)確性？請看兩個“第1首”的原文：

第一版第1首——

AWAKE! for Morning in the Bowl of Night

Has flung the Stone that puts the Stars to Flight:

And Lo! the Hunter of the East has caught

The Sultán’s Turret in a Noose of Light.

第四版第1首——

WAKE! For the Sun who scatter’d into flight

The Stars before him from the Field of Night,

Drives Night along with them from Heav’n, and strikes

The Sultán' s Turret with a Shaft of Light.

這些例子充分說明，對費氏《魯拜集》的不同版本必須要有清晰認(rèn)識的重要性，這樣做也是對費氏的尊重、對其作品的尊重。因此，本書的費氏英譯原文，能夠匯校五個版本，應(yīng)該說，是個顯著的特點。

另外，本書還將費氏《魯拜集》的兩篇序言和各版注釋全部進(jìn)行了翻譯。雖然這些內(nèi)容已被吸收進(jìn)以前各個譯本的序言及注釋中，但尚未見全文翻譯者。尤其是其中費氏對奧瑪詩歌的評論，極有價值，不知為什麼都忽視了。這次的翻譯，也該算個小特色。

其三是它的插畫選用。本書選用了聞名於世的古波斯細(xì)密畫（Persian Miniature），這是我國《魯拜集》漢譯本的首次嘗試。波斯細(xì)密畫古時為手抄本書籍的插畫。雖然本書選用的并非原本配用奧瑪?shù)摹遏敯菁?，但是這些畫面展現(xiàn)的詩情畫意，完全符合《魯拜集》的詩意內(nèi)涵，也完全符合《魯拜集》反映的風(fēng)俗文化。譯者將這些波斯細(xì)密畫鑲嵌在譯詩中，感覺別有一番典雅情趣。波斯細(xì)密畫在13～17世紀(jì)時期甚為流行，14～16世紀(jì)為其全盛期。目前我們能夠看到的保存下來的波斯細(xì)密畫，都是波斯（現(xiàn)伊朗等國）的國寶，彌足珍貴，十分罕見。波斯細(xì)密畫藝術(shù)多採用濃墨重彩，人物造型稚拙藏巧，動植物圖案形象生動，畫山水的筆法蒼勁有力，作畫風(fēng)格反映出的個性強(qiáng)烈。同“魯拜詩”一樣，波斯細(xì)密畫也明顯受到了中國繪畫藝術(shù)的影響，如山川、河流、人物服裝等圖案的表現(xiàn)手法，均可窺視其感染於中國繪畫的特色。

本書是鍾錦先生邀我合作共同完成的。我提供了五個費氏版本的校訂本和波斯細(xì)密畫插圖，希望能夠為鍾錦先生的譯本增添光彩。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波斯細(xì)密畫插圖，取自Crown Publishers,Inc在1979年出版的，由Productions Liber SA設(shè)計製作的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AND PERSIAN MINIATURES一書。我們相信這些插圖一定會為中國讀者帶來美好的閱讀感受，謹(jǐn)向設(shè)計製作者和出版者致以誠摯的謝意。

老鴿（顧家華）

2015年11月

1. 有專家認(rèn)為，“魯拜體”與我國的“絕句體”似是同流合源。（參閱楊憲益：《魯拜集和唐代的絕句》，《文匯增刊》1980年第2期；楊憲益：《波斯詩人莪默凱延的魯拜體與我國唐代詩歌的可能聯(lián)繫》，《文藝研究》1983年第4期；穆宏燕：《唐絕句與波斯四行詩之比較及其可能聯(lián)繫》，臺灣《中國國學(xué)》年刊1994年。）這種“可能”與“聯(lián)繫”，我們感到讀者或許能夠從鍾譯本中領(lǐng)略一二。也有專家認(rèn)為，即上文提到的新疆維吾爾（乃至塔吉克、烏茲別克、哈薩克等廣域地區(qū)）的“柔巴依”（波斯為“Roba’i”，英文作“Ruba’i”或“Rubai”）這種詩歌形式，與“魯拜體”同宗同祖。（參閱黃杲炘：《“柔巴依”與“魯拜”》，《文匯讀書週報》2007年10月26日；黃杲炘：《從“魯拜”談到“柔巴依”》，《中國翻譯》1987年第2期；沈葦：《柔巴依論》，《西域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