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校理《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

近十年來，《三國演義》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其成就為海內(nèi)外學術(shù)界所關(guān)注。相對而言，《三國演義》版本的整理環(huán)節(jié)卻還比較薄弱。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對此應該給予充分的重視，力求取得較大的突破。

一、《三國演義》版本整理的現(xiàn)狀

現(xiàn)存的《三國演義》版本頗多，重要的有明嘉靖壬午（1522）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嘉靖壬午本”），明萬歷至崇禎年間刊刻的諸種《三國志傳》（簡稱“志傳本”），明萬歷、天啟年間刊刻的偽《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簡稱“偽李評本”），清初刊本《李笠翁批閱三國志》（簡稱“李漁評本”），清初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的《三國志演義》（簡稱“毛本”）等。就版本形態(tài)的演變而言，這些版本主要有三個系統(tǒng)：一是“嘉靖壬午本”系統(tǒng)，二是“志傳本”系統(tǒng)，三是“毛本”系統(tǒng)。

“嘉靖壬午本”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三國演義》版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一直為學術(shù)界所重視；但因其藝術(shù)質(zhì)量稍遜于“毛本”，長期以來流傳不廣。解放以后，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74年影印出版“嘉靖壬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標點排印本，為研究和教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為廣大讀者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讀本。不過，“嘉靖壬午本”中問題甚多，對它的整理工作實際上還未開始。

“志傳本”刊刻時間比“嘉靖壬午本”晚了七八十年乃至上百年，文字比“嘉靖壬午本”更為質(zhì)直，因而長期以來備受冷落，也不被學術(shù)界重視。近年來，有學者提出“志傳本”的祖本早于“嘉靖壬午本”，更接近于羅貫中原本的面貌；但對它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整理工作還談不上。

“毛本”自清代康熙年間問世以后，憑借其藝術(shù)質(zhì)量上的優(yōu)勢，很快戰(zhàn)勝了以往的各種版本，成為三百年來最為流行的版本。因此，建國以來對《三國演義》的歷次整理工作，均以“毛本”為底本。

1953年，作家出版社以“毛本”為底本，并參考《三國志》《資治通鑒》等書，第一次整理出版了《三國演義》。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以此為基礎，重加整理，參照“嘉靖壬午本”和有關(guān)史籍，訂正了其中若干錯誤，并附上“《三國演義》地圖”，于次年出版。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借改版（橫排，簡體字）之機，再一次對全書作了校訂，解決了過去正文中存疑的個別問題，訂正了一些人名、地名，修改了舊注，并新增大約一百五十條注釋。這三次整理，凝結(jié)了一批專家學者的辛勤勞動，使這個版本（簡稱“整理本”）的質(zhì)量逐步提高，成為三十多年來通行不衰的版本，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也常為教學和專業(yè)研究者所取資，其功實不可沒。

1986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吳小林同志校注，陳邇冬先生審訂的《新校注本三國演義》（簡稱“新校注本”）。它仍以“毛本”為底本，在“整理本”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校勘，改正了若干錯誤，新增大量注釋，更加便于一般讀者閱讀，對專業(yè)研究工作者也頗有可資參考之處。在《三國演義》的整理史上，它也是一個有價值的版本。

然而，由于古代小說的整理是一項極其復雜的工作，過去尚無成套的經(jīng)驗；由于學者們對整理的標準和尺度尚有不同理解；也由于以往的研究水平限制了人們對問題的思考，加上其他原因，盡管《三國演義》已經(jīng)幾度整理，其中仍然存在著很多“技術(shù)性錯誤”。

我所說的“技術(shù)性錯誤”，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并非作品藝術(shù)虛構(gòu)和藝術(shù)描寫的需要，而純粹由于作者知識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時筆誤或者傳抄、刊刻之誤而造成的，屬于技術(shù)范疇的錯誤。它們與那些由于作者的世界觀、歷史觀和藝術(shù)觀而產(chǎn)生的作品內(nèi)容上的缺陷和藝術(shù)上的不足，完全是兩碼事。綜觀《三國演義》全書，“技術(shù)性錯誤”可以分為以下五類。

（一）人物錯誤

主要包括四種情況。

（1）人名錯訛。如第5回寫陳留孝廉衛(wèi)弘資助曹操起兵討伐董卓，據(jù)《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郭頒《世語》，“衛(wèi)弘”應作“衛(wèi)茲”；第65回寫劉備任用劉璋舊部龐義、呂義，據(jù)《三國志·蜀書》有關(guān)傳記，“龐義”當作“龐羲”，“呂義”當作“呂乂”；第81回寫劉備伐吳，命傅彤為中軍護尉，據(jù)《三國志·蜀書·楊戲傳》附《季漢輔臣贊》，“傅彤”當作“傅肜”，等等。

（2）人物字號錯訛。如張飛本字“益德”，《演義》卻誤為“翼德”（第1回）；劉曄本字“子揚”，《演義》卻誤為“子陽”（第10回）；夏侯楙本字“子林”，《演義》卻誤為“子休”（第91回），等等。

（3）人物身份錯誤。如董卓進京前任并州牧，封斄鄉(xiāng)侯，《演義》卻誤為“鱉鄉(xiāng)侯、西涼刺史”（第3回）；丁原曾任并州刺史，后入京為執(zhí)金吾，《演義》卻誤為“荊州刺史”（第3回）；楊阜在魏明帝時任少府，《演義》卻誤為“少傅”（第105回），等等。

（4）人物關(guān)系錯訛。如曹德本系曹操之弟（《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郭頒《世語》），而《演義》誤為曹嵩之弟（第10回）；魏國燕王曹宇本系曹操之子（《三國志·魏書·武文世王公傳》），而《演義》誤為魏文帝曹丕之子（第106回）；董貴人（《演義》作“董貴妃”）本系董承之女（《后漢書·伏皇后紀》），而《演義》誤為董承之妹（第24回），等等。

上述種種現(xiàn)象，對塑造人物形象毫無作用，卻造成了不必要的錯誤，理應改正。

（二）地理錯誤

這是《三國演義》全部“技術(shù)性錯誤”中最突出的一個方面。對此，我已寫了《再談〈三國演義〉的地理錯誤》一文（載《海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作了比較系統(tǒng)的分析。這里不再詳細論述，只列出地理錯誤的八種類型，以見其大概。

（1）政區(qū)概念錯誤。如“沛國譙郡人”（第1回），應為“沛國譙人”（東漢時王國與郡地位相當，不相統(tǒng)轄）；“九郡四十二州”（第34回），應為“九郡四十二縣”（郡下轄縣），等等。

（2）大小地名混淆。如“兗州，濮陽已失”（第11回），應為“濮陽已失”（濮陽僅為兗州轄境之一縣，不能與兗州并列）；“操引軍趕至南陽城下”（第17回），應為“趕至穰城下”（南陽系郡名，而非具體城名），等等。

（3）誤用后代地名。如“河東解良人”（第1回），應為“河東解人”（“解良”即“解梁”，系金代地名）；“玄德、關(guān)、張三人往代州”（第2回），應為“往代郡”（“代州”系隋代地名），等等。

（4）古今地名混用。如“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縣尉”（第2回），應為“冀州中山國安喜縣”（“定州”為北魏地名，“中山府”為北宋地名，二者實為一地，“安喜”則系漢代縣名）；“路經(jīng)德州平原縣”（第5回），應為“路經(jīng)青州平原縣”（“德州”系隋代地名，“平原縣”則為漢代地名，屬青州平原郡），等等。

（5）方位錯亂。如耒陽本在江陵東南一千里，《演義》卻寫成“東北一百三十里”（第57回）；益州本在漢中之南，《演義》卻寫張魯以為“西可以吞益州”（第64回），等等。

（6）地名誤植。指作品本該用甲地名，卻誤用了乙地名。如第19回寫曹操往徐州攻呂布，“路近蕭關(guān)”，應為“路近蕭縣”；第26回寫袁紹“令退軍武陽”，應為“退軍陽武”，等等。

（7）地名混位。指甲、乙兩地本不相干，卻被硬拉在一起，弄得牛頭不對馬嘴。如“山陽巨鹿人”（第5回），山陽屬兗州，巨鹿則屬冀州，應為“山陽巨野人”；“泰山華陰人”（第11回），泰山與華陰兩地相距數(shù)千里，應為“泰山華人”（“華”指華縣，屬泰山郡），等等。

（8）純粹的地名錯訛。如“高堂”應為“高唐”，“西閬中巴”應為“巴西閬中”，“赤坡”應為“赤阪”，等等。

上述種種地理錯誤，對情節(jié)描寫毫無好處，卻常常令人困惑，也應改正。

（三）職官錯誤

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這里主要指以下三種情況。

（1）職官混稱。如第1回寫劉焉為“幽州太守”，應為“幽州刺史”（州長官應為刺史或牧，郡長官才是太守，歷史上的劉焉未任幽州刺史）；第6回寫劉岱為“兗州太守”，應為“兗州刺史”；第21回寫“封徐璆為高陵太守”，應為“高陵令”（高陵系縣，其長官為令），等等。

（2）隨意杜撰。如第10回寫曹操“以（荀攸）為行軍教授”，當時無此官職，據(jù)《三國志·魏書·荀攸傳》，應為“以為軍師”；第56回寫曹操“封華歆為大理少卿”，當時亦無此官職，據(jù)《三國志·魏書·華歆傳》，應為“拜華歆為議郎”，等等。

（3）官爵文字錯訛。如第5回寫袁紹為“祁鄉(xiāng)侯”，據(jù)《三國志·魏書·袁紹傳》，應為“邟鄉(xiāng)侯”；第14回寫曹操“封劉備為征東將軍”，據(jù)《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應為“拜劉備為鎮(zhèn)東將軍”；第16回有“奉軍都尉王則”，據(jù)《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注引《英雄記》，應為“奉車都尉”；第18回寫李通“乃鎮(zhèn)威中郎將”，據(jù)《三國志·魏書·李通傳》，應為“振威中郎將”；第59回寫張魯為“鎮(zhèn)南中郎將”，據(jù)《三國志·魏書·張魯傳》，應為“鎮(zhèn)民中郎將”，等等。

（四）歷法錯誤

（1）引用史實而亂寫日期。如第1回寫“建寧二年四月望日”，殿角狂風驟起，大蛇蟠于帝座，查《后漢書·靈帝紀》，應為“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即四月廿二）；同回寫“光和元年……六月朔，黑氣十余丈，飛入溫德殿中”，據(jù)《后漢書·靈帝紀》，應為“光和元年六月丁丑”（即六月廿九），等等。

（2）干支錯誤。如第45回寫諸葛亮與劉備相約“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后為期”，而據(jù)《二十史朔閏表》，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并非甲子日，而系壬申日；同樣，第49回寫十一月二十二日為丙寅日也錯了，應為甲戌日。類似錯誤，書中還有。

（3）杜撰歷史上沒有的日期。如第40回寫曹操決計南征，“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而據(jù)《二十史朔閏表》，建安十三年七月并無丙午日，只有丙辰、丙寅、丙子日；第81回寫劉備伐吳，“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而據(jù)《二十史朔閏表》，此月無丙寅日，只有丙子、丙戌、丙申日，等等。

（五）其他錯誤

除了上述四類錯誤，書中還有一些“技術(shù)性錯誤”，這里略舉兩種：

（1）人物年齡誤差。如第1回寫劉備“年已二十八歲矣”，而據(jù)《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推算，應為“年已二十四歲矣”；第59回寫韓遂自稱“四十歲矣”，而據(jù)《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典略》推算，韓遂此時已年近七十；第72回寫楊修被殺，“年三十四歲”，而據(jù)《后漢書·楊震傳》附《楊修傳》注引《續(xù)漢書》，應為“四十五歲”，等等。

（2）名物描寫前后矛盾。如第32回寫“徐晃一刀斬汪昭于馬下”，而在《演義》中，徐晃一直是用大斧的；第65回寫馬岱“挺槍躍馬，直取張飛”，而在書中其他地方，馬岱所用兵器卻是刀。像這類疏誤，都是完全應當避免的。

上述種種錯誤，皆取自人民文學出版社“整理本”，總數(shù)至少在700處以上。這個數(shù)字是相當驚人的。在吳小林同志整理的“新校注本”中，這些錯誤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校正。由此可見，對《三國演義》的整理遠未達到盡如人意的程度，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二、從弘揚民族文化的高度看重新校理

作為中國古代長篇小說中罕見的杰作，《三國演義》問世六百多年來，對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已經(jīng)成為公認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典籍之一，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華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中華文化越來越廣泛地向海外傳播，它也被公認為世界文學名著之一。今天，《三國演義》不僅在國內(nèi)家喻戶曉，而且在世界各地也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梢钥隙?，在未來的歲月里，無論是我們的子孫后代、海外華人，還是國外漢學家以及其他對中國感興趣的朋友，凡是想學習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的人，都將把《三國演義》當作必讀書。

然而，上面的分析告訴我們：現(xiàn)有的《三國演義》版本確實還存在著不可忽視的毛病，難以充分適應國內(nèi)外廣大讀者的需要。為了更好地繼承這一份珍貴的優(yōu)秀文學遺產(chǎn)，弘揚民族文化，必須對它重新校理。

所謂“重新校理”，是說在傳統(tǒng)的標點、分段、校勘異文等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礎上，著重在“理”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說，針對《三國演義》作為歷史演義小說的特殊性質(zhì)，充分吸收《三國演義》研究的成果，盡可能校正書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其目的，是要為國內(nèi)外廣大讀者提供一個較好的讀本，并為專業(yè)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參考。

在這里，有必要對幾種有代表性的看法進行一番討論。

（一）“文學就是文學，可以不受歷史的約束。你所說的‘技術(shù)性錯誤’，根本不是什么問題。”

首先應當強調(diào)的是，我和絕大多數(shù)文學研究者一樣，認為文學和歷史是兩個不同的范疇，文學家有權(quán)對歷史事件和人物作出自己的審美判斷，有權(quán)（而且必須）進行適當?shù)乃囆g(shù)虛構(gòu)；不應當時時處處用歷史來規(guī)范文學，使文學成為歷史的附庸。然而，這絕不是說，文學家在創(chuàng)作中完全可以隨心所欲，不受任何制約。在描寫歷史上實有的人物、地點、事件時，不管作者如何進行藝術(shù)虛構(gòu)，都不能不受基本史實的制約，不能任意顛倒事物的內(nèi)在邏輯和彼此聯(lián)系，更不能隨意改變歷史的總體輪廓和根本走向。這是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原則?！度龂萘x》的基本屬性是文學作品，但作為歷史演義小說，它又只能在史實的基礎上馳騁藝術(shù)想象。杰出的作家羅貫中正是這樣做的。

其次，作家的藝術(shù)虛構(gòu)與書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性質(zhì)完全不同，不能混為一談。為了組織情節(jié)，塑造人物，作者常常運用多種方法進行藝術(shù)虛構(gòu)；通觀全書，絕大部分情節(jié)都不同程度地帶有虛構(gòu)的成分，有些甚至全屬虛構(gòu)。這在藝術(shù)上是允許的，而且在多數(shù)情況下是成功的；即使個別地方失誤，也是作者藝術(shù)構(gòu)思所致，他人可以評說，卻不能更改。而那些“技術(shù)性錯誤”卻不是作者藝術(shù)構(gòu)思的產(chǎn)物，不是組織情節(jié)、塑造人物所必須；相反，從本質(zhì)上看，它們是違背作者本意的，甚至是被傳抄者、刊刻者、評點者加在作者頭上的，是不應有的差錯，不僅應該指出，而且應該糾正。

（二）“《三國演義》是小說，對其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不必那么認真?！?/p>

誠然，在封建社會里，通俗小說長期被視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統(tǒng)治者的輕視，小說作者地位的低下和條件的限制，以及民間文學創(chuàng)作隨意性的影響，使得作者因受對待一些知識性、技術(shù)性的問題往往不那么認真；同時，由于這種輕視態(tài)度的影響，古代小說的著作權(quán)特別不受尊重，在傳抄、刊刻的過程中，經(jīng)手人不但不能認真對待其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而且常常隨意增刪改動，又添加了更多的錯誤；過去通俗小說的接受者多數(shù)是下層平民，他們主要是“聽”故事，無暇辨別其中的種種“技術(shù)性錯誤”；不少文人也看小說，則是為了獵奇和消遣，他們也不會認真看待其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墒?，近代以來，小說早已取得與詩文平起平坐的地位，成為文學研究的對象。尤其是在小說受到空前重視的今天，人們閱讀《三國演義》，不僅是為了獲取審美的愉悅，而且是為了得到知識的增長和智慧的啟迪。這樣，書中隨處可見的“技術(shù)性錯誤”，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作品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同時，還要看到，對《三國演義》的改編正日益興旺，如果不糾正小說原著的“技術(shù)性錯誤”，也會給改編工作造成種種漏洞，使電影、電視、連環(huán)畫等藝術(shù)品種在表現(xiàn)上遇到不應有的困難。因此，從弘揚民族文化的高度看問題，對《演義》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就是要認真校正。

（三）“重新校理《三國演義》，恐有妄改古代作品之嫌?！?/p>

對于古代作品，我們歷來主張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對待，不能把今人的觀點強加給古人，不能隨便改動作品本身。不過，這與我們所說的“重新校理”并不矛盾。首先，“重新校理”主要是校正《演義》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根本不改變作者的藝術(shù)構(gòu)思，也不改變?nèi)魏吻楣?jié)和人物形象，自然說不上什么“妄改”。其次，對“技術(shù)性錯誤”的校正均應以史實或作品本身的描寫為依據(jù)，理由充足，絕非“妄改”。再次，在校理中，我們可以用適當?shù)姆椒?，把原文完整地保存下來，既便于覆按，又可與校正的文字加以對照比較，這與單憑一己之意的“妄改”也是完全不同的。

當年，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三國演義》時，整頓回目，修正文辭，削除論贊，增刪瑣事，改換詩文，其改動可謂大矣；但是，“毛本”經(jīng)受了三百多年漫長歲月的考驗，得到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的首肯，并未被加上“妄改“的惡謚。今天，我們的態(tài)度比毛氏謹慎得多，方法比毛氏嚴密得多，在學術(shù)上是完全可以站住腳的。

總之，重新校理《三國演義》是有功于羅貫中，有益于讀者的好事，也是弘揚民族文化的具體行動，學術(shù)界應該給予大力支持。

三、重新校理的原則和方法

重新校理《三國演義》是一項嘗試性的、十分復雜的工作。為了取得較好的效果，確立正確的原則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這里根據(jù)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幾點初步的想法，謹向?qū)W術(shù)界師友和國內(nèi)外同行請教。

（一）恰當考慮版本問題

重新校理的主要目的，是給國內(nèi)外廣大讀者提供一個較好的讀本，消除其中易滋淆亂之處；這樣做，對專業(yè)研究工作者當然也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但這畢竟還是第二位的。因此，對于現(xiàn)存的《三國演義》版本，應當根據(jù)其研究價值、閱讀價值的不同來決定不同的整理方法，在出版條件有限的情況下，更應該如此。

“志傳本”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對于考索《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原始面貌、版本嬗變尤不可少；但對一般讀者來說，它卻沒有多大的閱讀價值。因此，可以針對專業(yè)研究工作者的需要，予以影印或標點排印，文字一律不作更動，盡量保持其原貌，而不必作全面的整理。

“嘉靖壬午本”和“毛本”不僅有重要的研究價值，而且有較高的閱讀價值，應當進行系統(tǒng)的整理。鑒于二者在文字上已有明顯的區(qū)別，必須分別予以校理。作為第一步，可以首先重新校理藝術(shù)質(zhì)量最高，流傳最廣，已有一定整理基礎的“毛本”。

（二）充分尊重作者的藝術(shù)構(gòu)思

重新校理只是為了消除那些偶然的、不應發(fā)生的、與作者創(chuàng)作意圖無關(guān)的“技術(shù)性錯誤”，只是一種技術(shù)上的校正，而不是代替作者進行思想上的取舍和藝術(shù)上的修改。所以，必須嚴格保持作品原有的思想傾向和藝術(shù)風貌，循著作者原有的思路和作品自身的情節(jié)發(fā)展過程，進行謹慎、細致的處理。這就要求整理者反復熟讀《三國演義》，對其情節(jié)內(nèi)容爛熟于心，并仔細研讀有關(guān)史籍，準確地把握《演義》中藝術(shù)虛構(gòu)與史實的關(guān)系，找出那些“技術(shù)性錯誤”，從而做到胸有全局，處置得當。

（三）凡作者有意虛構(gòu)之處，一律不作改動

（1）人物。書中虛構(gòu)的人物，如貂蟬、吳國太等，各有其藝術(shù)作用，不存在改動的問題。對某些人物的身份，作者有意作了調(diào)整，如甘夫人原系劉備之妾，位在麋夫人之下，而書中徑稱其為“夫人”，且列于麋夫人之前。凡此，均仍其舊。

（2）情節(jié)。書中情節(jié)，多含虛構(gòu)成分，有的純系虛構(gòu)。不論其思想傾向和藝術(shù)得失如何，均尊重作者原意，不作改動。

（3）職官。書中某些職官，雖不準確甚至錯誤，但已深入人心。如曹操建安元年（196）迎漢獻帝都許后，以司空行車騎將軍，建安十三年（208）始為丞相，而書中一直稱之為“丞相”；諸葛亮出山后始為軍師中郎將，劉備定益州后升為軍師將軍，而書中一直稱為“軍師”。為便讀者，姑不改動。對于書中創(chuàng)置的一些官名，如“五虎大將”“水軍大都督”“平北大都督”等，因習稱已久，也只加注說明，不予改動。

（4）名物。書中所寫兵器、服飾等，多有與史不合者，亦仍其舊。

（四）校正“技術(shù)性錯誤”的方法

這是整個校理工作的重心，也是最為繁難之處。對于校出的“技術(shù)性錯誤”，可以采取以下三種處理方法。

（1）直接改動原文，并加腳注列出原文，說明其錯誤之處和改動的依據(jù)。這種方法，校正了原文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使讀者直接看到正確的正文，對讀者最為方便。同時，以腳注的形式保留了原文，在學術(shù)上也是十分嚴謹?shù)?。讀者若有興趣，可以逐條覆按，專家學者也完全可以放心。

（2）對原文錯訛之處不作改動，而加腳注指出其錯誤所在，提出校正的意見。這種方法，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面貌，同時又指出了其中的錯誤，學術(shù)上自然不存在問題，專家學者很容易接受。但對一般讀者來說，讀到的作品正文仍然包含著種種錯誤，必須一一對照腳注方可明白，比之第一種辦法，顯得稍微麻煩一點。

（3）對原文錯訛之處不作改動，而在書末列出正誤對照表，系統(tǒng)地校正書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這種方法絲毫不改變正文的面貌，同時又把書中的錯誤集中加以校正，使人一目了然，堪稱最謹慎的一種方法，專家學者大概也最容易接受。但對一般讀者來說，非得查看正誤對照表才能弄清那些“技術(shù)性錯誤”，比之第二種方法也許更不方便。

以上幾種方法，實質(zhì)上是相通的。我相信，經(jīng)過一番艱苦細致的努力，完全可以校理出一種較好的版本。這不僅在學術(shù)上是一個重要貢獻，而且會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最后，必須著重指出：古代小說數(shù)量既多，品種亦繁，情況千差萬別，不可一概而論。本文所論，都是針對《三國演義》這部具體作品而言的。對于比較嚴格的歷史演義小說的整理，這些意見可能有較多的參考價值；至于其他類型的小說，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原載《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6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1年第2期轉(zhuǎn)載；《社會科學報》《文摘報》《文匯報》《東方時報》《工人日報》等介紹本文觀點）